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
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
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
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清乾隆时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这样的仿作只能称作“仿品”而非赝品，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民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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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汝窑瓷器的鉴别
汝窑作为一代名窑，高丽曾对其进行过仿制。自明代以来，汝窑瓷器一直受到人们的热捧。现在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仿制汝窑瓷器的鉴别”
明代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已开始仿烧汝釉瓷器。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也都有仿烧。但明清景德镇御窑厂所仿汝釉瓷器只是模仿汝窑瓷器的釉色，基本不模仿其造型。
真正对汝窑瓷器进行全方位仿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河南汝州、宝丰都在仿制。但迄今为止，据笔者观察，仿品很难乱真，在造型、釉质、制作工艺方面仍存在一些缺憾。
造型方面。仿品显得呆滞，缺乏神韵。尤其是采用注浆成型者，更缺乏神韵。所仿汝窑三足弦纹樽往往胎体过厚。笔者曾问仿制者为什么不将胎体做薄些，回答说是胎体做薄了极易变形。看来还是胎体配方存在问题。另外，臆造的器型也很多，尤应引起注意。
釉质方面。仿品的釉质很难达到与真品完全一致，往往带有乳浊感，普遍偏向“钧釉”，釉色也多偏蓝。釉面不是无开片就是开片无不及而过之。
制作工艺方面。支钉痕不是过大就是过小，钉痕的颜色往往过白。
还见有在仿品上錾刻乾隆御题诗者，只要看看真正的汝窑瓷器上所錾刻的乾隆御题诗就会发现，仿品上所錾刻御题诗的字体根本达不到乾隆时的刻诗水平。至于在仿品上包金镶银者，更是别出心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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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瓷器的仿制史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代价不菲，在珐琅彩瓷研制乐成之后，清代及民国至当代的景德镇有一个竞相仿制的过程。然而，清珐琅彩瓷到底是从何时仿制，又怎样发展的?现在，学术界对珐琅彩瓷自己的题目尚未完全厘清。专家以为在清康熙瓷胎画珐琅研制乐成之后，在景德镇汗青上有3个仿制珐琅彩瓷的过程实时期。
清中期以后珐琅彩瓷在康熙暮年研制乐成，经雍乾两朝到达顶峰，乾隆二十年前后，瓷胎珐琅彩及瓷胎洋彩生产根本上以景德镇为主，这种工艺和艺术情势得以在景德镇生根、着花、效果。清御窑技工、画匠多是民窑的高手及武艺出众之人，此中武艺拔尖者，多不肯从属御窑差役，其缘故原由在于御窑工价固定，不会随市场价上升下扬，机制不机动，且收入并不比本身谋划赢利更多。因此，在清中期至民国间，一些原在御窑的武艺出众的工匠多躲避御窑的缧役，更乐意本身谋划以求自由安闲。同时，他们在御窑工作的一些画本、样器、武艺，纵然不偷回家也烂熟于心，经他们手制的珐琅彩及洋彩不可胜数，尤其是在清雍正以后，珐琅彩的制作在清宫珐琅作渐沦为客串，而在景德镇生产成为主流，到乾隆朝之后，珐琅彩的制作根本上以景德镇为主，因此，珐琅彩的制作及武艺在景德镇高级民窑中已不是机密，在后朝仿前朝的一些稀世珍品也算不上犯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静静地把活干了。
珐琅彩的技能在乾隆时就有大概以“古月轩瓷”为名作为民间珐琅彩而传播，以迎合除天子之外的高官显贵和富商巨贾阶级对于珐琅彩瓷的需求。应该说，这个阶级对高级彩瓷的需求极大，其心情、数目、界面远宏大于天子的需求，而为他们生产的珐琅彩瓷又不能与宫廷珐琅彩瓷完全同等，因此，在这时出现一批雷同民国施德之所藏的一批“古月轩瓷”，这批瓷器被以为就是珐琅彩的民间“盗窟版”，其迎合的市场就是清代巨大的官僚、贵族显贵阶级。这批瓷器制作精致、器型徐徐复杂精良，有复杂的动物雕塑造型，也有镶器造型，由于是子女仿制，有的加“乾隆御制”、“乾隆通宝”之款。其艺术风格繁缛精良，穿金戴银，多用描金工艺，后期体型渐趋硕大、厚重，俨然大清帝国正典风尚。此类器型宫廷少有，多贵族豪富，特殊是大贩子喜好订制此类东西。
据专家估计，此类东西就是清宫珐琅彩的民间“盗窟版”，从清乾隆以后就为得当贵族官僚显贵豪富对于高级彩瓷的需求而生产发展起来的，它和清宫“瓷胎画珐琅”及“瓷胎洋彩”在质料、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但为了与宫廷御用瓷拉开差异，在造型、画工及题材方面更为多样，此中有托清代名臣刘墉、戴震款的，也有书“郎世宁”款的，有的为寻求高额利润，也有效本金描金，重工雕塑的，总之，这批东西不能称之为“仿珐琅彩”，而是迎合巨大市场需求的“准珐琅彩”或珐琅彩的“盗窟版”，称之为“古月轩瓷”，宫中根本不消此类东西，故清档中也无此类用品的记载，此为景德镇高档民窑之产物，非官窑产物，但其格局常用“雍正、乾隆御制”之最高级别的珐琅彩款，表现出它与珐琅彩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这批东西多在清中期尤其是清末制作出来。
清末至民国时期据《景德镇市志略》和《景德镇陶瓷史稿》纪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廷上奏创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发起“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经批准备案。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建立，性子依然定为官商合办。除张季直、袁秋航、瑞华君等社会名士私家集资认股外，官方由河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协筹，总投资20余万元，并把清御窑划归瓷业公司，约请祁门贡生康特璋主持公司业务。作为代替原御窑厂的新式窑业，江西瓷业公司在清末是陶瓷业先辈生产力的代表，为古老的陶瓷界吹进了一股奇怪的氛围，带来了新的生气和活力，留下了很多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好比在体制、制胎釉技能、艺术颜料、格局、品种方面多有进步，是自清中期以后中国陶瓷艺术又一次稍有振兴的时期。
假如说在民国之前珐琅彩瓷多以“古月轩瓷”之名托制，民窑在很多方面无法完全仿制珐琅彩瓷，一是由于民窑之体制不可完全模拟官窑，否则有违制之嫌，搞欠好是要杀头的，而一样平常官员也不敢用完全仿官的东西，除非此器来自天子赏赐，或折价而来，要仿也只能鬼鬼祟祟，暗中牟利，从不敢公开模拟。而到清末以后，尤其是入于民国，政治体制改变，在景德镇的御窑已完全遣散，其工匠武艺或并之瓷业公司，或转向民间，故珐琅彩瓷的仿制已进入了公开而全面的期间。一方面，从宫内流出的器皿日益增多，社会上旧王公贵族由于失势求生也转卖一些旧藏，再加上1924年在故宫博物院开放之后，真正的“瓷胎画珐琅”展览，终于正式向社会暴露其“庐山真面貌”。别的景德镇另有大量的清代旧胎，于是，珐琅彩瓷仿制的真正“黄金期间”到来了。此时出现了一批仿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名手。有的用康雍乾的旧胎质加彩，有的系新胎加彩。民国时期，还仿制有珐琅彩结果的乾隆“九江瓷”，有些作品颇能乱真。
民国时，善于在原坯上后加彩的有：江西的詹元广、詹元彬兄弟、吴仲英、詹兴祥;北京的刘东风、洪泉华、洪华陈、詹福利、何莽子、沈崇光、刘永清、郑乃恒、岳虎臣等。而这批瓷器与清宫珐琅彩相比，颇能乱真，在型制、胎釉、画工、格局等方面都可追比前朝，但由于大多数无法比对真品，仍有一些漏洞可以讲求，好比格局和口沿、底部一些渺小特性，在画工上仍有一些相沿“古月轩瓷”的旧习，继承有“郎世宁”款的错误，但总体上，真正的珐琅彩仿制期间开始了。这个时期的仿品重要一是迎合新兴的显贵富商对于高级宫廷用瓷的享用需求，二是满意社会一样平常阶级尤其是富有贩子市民阶级、收藏家阶级对于珐琅彩瓷的窥视生理和占据生理，这照旧很有市场的。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新中国建立以后，珐琅彩瓷的仿制根本制止，中国的当代陶瓷工业底子根本上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创建的。不停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景德镇的高仿业渐渐成熟，同时，对于珐琅彩与粉彩的区别在业界就语焉不详，仿古界也在探索珐琅彩瓷的仿制之术，由于从上世纪40年代后战乱，珐琅彩的仿制根本上告停，至21世纪初已近60年，会此技能的人根本作古，应该说珐琅彩的制作工艺根本失传了。90年代末，国表里一些拍卖公司相继出现珐琅彩瓷拍品，高昂的代价渐渐引发了景德镇高仿业对珐琅彩的仿制热情。
对于珐琅彩的仿制，研制者多用景德镇的粉彩工艺为之，对于清三代珐琅彩的彩料、工艺、胎釉无法原品测试，故珐琅彩的仿制多是近似而已。而在画工程度、书法程度及工艺认真的程度上，也难以与清三代珐琅作的画匠程度相抗衡，细细咀嚼其精力气韵，难以到达其时的高度，固然当代拷贝技能一流，但心力之专注无法到达精微处，同对，在色料的配制上，尤其是在雍正七年之前的珐琅彩入口色料的配制，无法追摹前朝，故本日珐琅彩之仿制多雍正七年之后的白地彩绘及乾隆的洋彩风格，而少康熙、雍正的色地风格。因其色地风格，其色料难寻其时的入口色料，而雍正七年以后的珐琅彩色料多为本国土制，均为日后构成“粉彩”的色料，越到厥后，“粉彩”的特性越强，故本日雍正乾隆官窑粉彩仿制多用本日之粉彩颜料，珐琅彩也是云云。而有些仿家在比年还专门到国外去探求所谓的其时入口珐琅彩料，但买到的也仅仅是本日国外的釉上彩料，非其时的金属画珐琅颜料，因此，烧出的结果与其时的珐琅彩相差甚远，难以追及。这种状态连续至今。现在，也有仿家以金属画珐琅颜料在瓷胎上试验，此法思绪上对头，但在一些技能或艺术上仍有长路要走，因此，珐琅彩的研制本日虽比民国时期图片资料更多，但要求也高，要真正高仿清三代珐琅彩瓷，到达完善水平，至今罕见。
既便云云，由于社会上对于高仿珐琅彩瓷的需求一是出于欣赏收藏，二是出于增值牟利，再加上社会并无真正的老手在此中引导，各人也就抱着“有甚于无”的态度去购买收藏，代价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这对促进陶瓷文化遍及，推动今世景德镇陶瓷仿古业的发展，动员瓷业就业率的进步照旧作出了紧张贡献。
中国红瓷发展历史
中国红瓷发展历史
一般人认为，中国瓷器以青蓝白诸色闻名，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红瓷历史源远流长。红瓷的发展历史可分为晚唐的始创期、元明的成熟期、明清的极盛期、当代的复兴期红玉红瓷部分产品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等几个特性明显的阶段。
红瓷始于晚唐，但从工艺角度分析，红瓷的技术成熟期是元朝。元朝景德镇发展并创新了前朝以来的釉里红技术，开始了批量生产釉里红的历史。
明清是红瓷发展的极盛期。明洪武是釉里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极盛期，此时釉里红大多色较淡，红色晕散，纹饰以花卉为主，有较多扁菊花纹是一大时代特征。明宣德是釉里红瓷发展的又一高峰，该时期红瓷创新分为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两大类。
到了清康熙年间，红瓷制造工艺相当突出，红瓷成品色调浓艳鲜亮，有不同的浓淡层次，品种也较为多样，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加彩、釉里三彩等。雍正年间所制红瓷在工艺上达到历史最高峰，其红瓷成品红艳，尤其是青花釉里红在色彩、设计上皆有前期未有的新意，青花色调浓淡不但很鲜亮，且时有晕散。但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瓷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近50年后，才在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研制出了真正的大红瓷器，因此这种瓷器被成为中国红瓷。
1998年，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陶瓷大红色釉不耐高温的世界性难题，烧出了色泽鲜艳、表面纯净的大红色瓷器，失传近百年的中国红瓷在20世纪末得以重生。这一技术实现了中外陶瓷艺人百年的大红梦，填补了世界陶瓷史上的空白。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卖仿制馆藏国宝
越来越热的收藏浪潮终于让“正规军”坐不住了。昨天，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燕莎附近开了国内第一家博物馆艺术品开发中心，展卖国博馆藏文物的精美仿制品。
馆藏经典仿制出“深闺”
四角矮桌上色彩艳丽的清乾隆斗彩花鸟纹提梁壶，钢丝悬吊的四方玻璃上99%纯金描边、白色瓷燕栩栩如生的河清尊，条案上着色大胆古朴的钧瓷三足炉……这些国博珍藏的一级家当，被原产地的能工巧匠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精心仿制出来，散发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一些常见的文物精品也被改造为现代人更喜闻乐见的艺术品：仿古桌椅旁皇家用来衔红烛的铜制仙鹤，嘴里叼着轻盈的流线型灯罩；供桌上古朴的青花瓷灯台上，和谐地配上了纯白色球形灯罩，喜爱收藏又不愿放弃时尚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艺术品收藏与实用兼得的好方法。
国博艺术品开发中心主任陈永德介绍，国博的馆藏文物多达70万件，很多珍贵文物“养在深闺人未识”。国博挑选出其中漂亮而有代表性、且又通俗易懂的一级文物，请艺术家做成仿制品和带有古典气息的现代艺术品，不仅可以创收弥补国博经费的不足，还可以用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承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收藏市场藏金几十亿元
工艺品收藏市场“含金量”大得让人吃惊。每年，京城的收藏品、艺术品市场交易额都高达几十亿元，礼品消费也有六七亿元之多。经过长达两年的缜密市场考察调研，国博终于迈出了走向市场的步伐———成立艺术品开发中心。
其实，国博此举也称不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早就已经吃到了螃蟹的“鲜味儿”，在发达国家，办展览收门票只是博物馆的“副业”。以大都会博物馆为例，每年的营业收入有四五亿美元，而其中由门票带来的收入屈指可数，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利用馆藏文物进行的相关经营活动。目前国内也有搞经营比较成功的地方博物馆，每年的收入有5000多万元。
国博艺术品开发中心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博走上经营之路，取得上亿元的销售业绩是可能的。目前，已经有消息灵通的收藏爱好者捷足先登，订下国博馆藏文物首批仿制品中的高精尖货色。
目标买家锁定塔尖消费群
“我们主要面向金字塔尖的高端人群，高档艺术品领地的重要席位国博志在必得。”陈永德告诉记者，之所以选定燕莎商圈作为落脚点，就是看中了这里是大使馆和跨国公司、国际集团的聚集区，高档买家众多。此次展出的一级文物仿制品中，圆明园四十景图的仿制品售价就达32万元，就连原大四分之一的缩小版，售价也为3.6万元。“除了仿制精美之外，仿制品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制’这个独一无二的品牌落款和国博出具的证书，也会证明高价的物有所值。”
不过，国博的终极目标是“大小通吃”。在不久的将来，大众消费者也能在参观新国博时，顺便买一些具有国博特点的工艺品回家。据了解，国博还打算把触角延伸到更为大众化的办公家具上。比如即将出炉的紫檀木插屏台历等仿古艺术品，会让喜爱仿古家具的实力消费群“持币抢购”。
元青花瓷器的仿制与鉴别
50多年前，人们对元代青花瓷器还知之甚少。自从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原北京智化寺旧藏）为依据，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本研究报告后，才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近30年来，随着国内外研究、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热潮的不断升温，其市场价位已今非昔比，动辄就要千万元之巨。而后，有国内古陶瓷界专家提出，要将青花瓷定为中国“国瓷”，以取代被世人普通接受的“青瓷”的“国瓷”地位。与此同时，当代景德镇瓷器制造业对仿制元青花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各种元青花的仿制品不断问世，并由当初的低档产品逐步向高档仿品发展。对于鉴别高仿品确有一定难度，必要时，还要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鉴定，但就一般仿品而言，只要熟练掌握古陶瓷工艺知识，就能作出明确判断。凡具有下述特征之一者，就必定是现代仿品。1、瓷胎过白，过细或过密者。景德镇产元代青花瓷器的胎质与宋代青白瓷的胎质相似，只是氧化铝含量比后者高出约1.5%，其中含有微量铁元素，看上去白中泛灰。元代青花瓷器原料加工过程中，除去在粗加工时使用水碓粉碎外，其余均是手工操作。它与使用球磨机和真空练沿线机加工出来的现代材料相比较，无论是细度和密度都有明显差异。一般中低档仿品为降低成本，都使用机械加工原料生产，其胎质不是过白，过细就是过密。2、底足露胎部位有人工涂抹或喷洒的氧化铁锈色者。社会上曾普遍认为元代青花瓷器的露胎部位均有“火石红”现象，并将此作为鉴定标准。其实不然，“火石红”现象仅存在于部分元代青花瓷器上，有相当数量古代真品上没有“火石红”现象。大量实验证明，“火石红”现象的出现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坯体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游离铁，二是坯体在入窑时含有足够数量的水份。只有这样，在窑炉起火升温的初始阶段，随着坯体之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将游离铁带到坯体表面形成“火石红”。一般来讲，第一个条件属于内因，是元代青花瓷器普遍具备的，而第二个条件是外因，不是元代青花瓷在烧制前的必备条件。有的器物在烧制前已经“干透”，甚至装窑时使用的“垫饼”也已不含水分。尚若如此，所烧器物的表面就很少出现“火石红”现象。由于低档仿品的坯体内不含游离铁，仿制者就用涂抹或喷洒氧化铁锈的方法来造假，实际上是欲盖弥彰，它与真正的“火石红”和“糊米底”存在明显差异，懂行者一看便知。3、内壁光滑无纹者。元代器物多采用手工拉坯或脱坯成型工艺，在瓶、罐等器物内壁往往会流下明显的指纹和旋纹。如果在器物的内壁没有发现指纹和旋纹就是采用现代注浆成型工艺生产的低档仿品。我们仔细观察这类器物内底靠圈足部位还会发现一圈凹下去的“注浆印”。如果是带双耳的器物，其双耳也往往是空心注浆而成，在其下方隐蔽处存在有排气孔。注浆成型工艺是在民国中期以后由欧洲传入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普遍用于工艺瓷器的生产。曾有读者误将《中国陶瓷史》中提到的唐代以后出现的“浆胎”器当作“注浆”器，这种理解是错误的。4、内壁有修坯刀痕者。凡是了解制作工艺的人都知道，修坯用的刀具有两类，一类叫“条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内壁的；一类叫“板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外壁和足圈的。“板刀”的出现至少已有二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了，而“条刀”仅仅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才有的。换句话说，就是康熙之前的瓷器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康熙中期以后的瓷器才开始修整内壁。有些仿制者不了解这点，只是根据图录进行制作，经常画蛇添足修整内壁。5、具有均匀细密线状刀痕者。明代以前的修坯刀是在铁匠煅打成型的基础上，再用磨刀石磨制而成。欧洲工业革命以后，钢锉传入我国。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很快发现用钢锉加工出来的刀具要优于磨制刀具。钢锉加工刀具的刀口呈锯齿状。使用它修坯省工、省力又耐用。于是，这种加工刀具的方法在清代康熙年间迅速普及，并流传至今。与此同时，景德镇的陶瓷工匠还发明了各种形状的条刀。使用这种刀具修整的瓷坯，留有均匀细密的线状刀痕。6、釉色过白者。俗话说：“衣对骨必对”。这里的“衣”是指瓷器的釉，“骨”是指瓷器的胎。元代青花瓷器的釉质都白中泛青，特别是早期产品与宋代青白瓷的釉色基本一样。这种透明釉的颜色往往与胎质有关，在烧制过程中，胎中的铁元素会在高温的作用下向釉内扩散，加之窑炉内的还原气氛，致使成品的釉面呈现出亮丽地青白色。大部分仿品的胎都含铁量不足，其釉面看上去都青色不足。7、釉面光滑平整或釉质稀薄者。瓷器釉面的平整度与施釉方法有直接关系。由于元代青花瓷器是采用蘸釉、浇釉和刷釉工艺，所以看上去釉质丰满肥厚，但平整度欠缺。特别是采用浇釉和刷釉工艺的大件器物，釉面往往留有“泪痕”和“刷痕”现象。清代以后景德镇普遍采用吹釉法施釉，釉面的平整度较前朝大有提高，现代又采用电动空气压缩机代替人工吹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釉面过于光滑平整稀薄者，均是现代吹釉产品。8、青花中的铁元素浮于釉表者古代使用的“苏勃尼青”是一种天然矿物材料，其主要成份是氧化钴兼有少量氧化铁。铁与钴相互融合，均匀分布。在高温的作用下“苏勃尼青”中的氧化铁会在硅酸盐液态中互相聚集，形成深色斑点。它们一般不会浮到釉子表面上来，形成所谓的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不规则状酱褐色斑点沉于釉下。现代绝大多数仿品，都只是在国产青花产中简单地加入氧化铁粉，也不作高温煅烧处理，所以氧化铁不可能均匀地融合在氧化钴中，在高温的作用下，这些氧化铁会迅速浮到釉子表面形成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矿渣状斑点。9、青花色泽过于灰暗或鲜艳者。国产青料与“苏勃尼青”比较，除铁含量偏低外，锰含量又明显偏高，前者是后者的60——300倍。如果不能有效祛除国产青料中的锰，只是一谓加铁，青花的色泽就会显得灰暗。如果直接将化学工业中的氧化钴用作青料（俗称“洋蓝”），其色泽就会显得过于鲜艳。10、所绘纹饰有破绽者。观察纹饰是鉴别的基础。一般来讲，仿品的纹饰与真品都十分接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仿”了，往往需要仔细观察才有可能发现破绽。11、器物造型与时代或工艺特征不符者。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假者追求新奇，好让收藏者摸不着头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万一是最近出白的“绝品”，可就捡了大“漏儿”了。另一种是仿制者的功乎不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觉不自觉地就作走了样。12、器物的口沿和足圈线条生硬或过于规整者。使用现代机械加工出来的制瓷原料的可塑性，一般不如元代手工制备的原料。就陶瓷成型工艺而言，现代景德镇流行的说法是：三分拉坯，七分修坯。这就是说，器物的形状主要是靠修工用刀修出的。元代工艺恰恰相反，是七分拉坯，三分修坯，有人认为是技术问题，其实不然，主要是由于现代泥料的可塑性已大不如前。由于元代泥料可以拉得很薄，所以器物的上半部和内部根本不需要修整，只是需要对下半部和圈足做简单修整。因此元代器物的口沿和脖颈都线条流畅，外型圆润，不落刀痕。现代仿品的拉坯拉得很厚，不但要修上半部，甚至还要修内壁，因此，线条生硬，规整有余，刀痕累累。13、器物的体积与重量之比明显超常者。器物过轻或过重都说明有问题，过轻者往往是采用“注浆”成型工艺。采用手工拉坯成型工艺的器壁，是上薄下厚。而前者是上下一样厚，如果器物口沿部位厚薄合适的话，下半部就显得薄了，一般又不易察觉，只有通过重量来体会。过重者又往往是由于泥料的可塑性差所至。可塑性差的泥料会给拉坯成型带来难度，薄了，器型不准，厚了又重量超标。就是仿品的壁厚与真品类型，它也会显得比真品重，因为仿品胎质的致密度一般都高于真品。14、成型工艺与时代特征不符者。前面所说的“注浆”只是成型工艺中的一种。笔者曾见到一件青花条案，是用坯板拼粘而成，景德镇称作“镶活”。收藏者仅根据青花纹饰就说它是元代真品。事实果真如此，就是国宝级珍品。遗憾的是元代根本没有“镶活”这种成型工艺，只是到清代景德镇才采用“镶活”工艺。15、垫烧工艺特征不符者。目前景德镇普遍使用石油液化汽窑烧制瓷器。为了防止器物与碳化硅棚板粘连，要在两者之间撒上石英砂或氧化铝粉。仔细观察器物的足圈，如果上面粘有上述两种材料且十分牢固，必定是现代仿品。不仅是元青花，明清瓷器亦如此。古代根本不用石英砂和氧化铝粉作垫料。16、表面有明显人工作旧痕迹者。要想使仿品招摇过市，就离不开“作旧”工艺。人工作旧痕迹与古陶瓷的自然旧貌有着本质区别。笔者对此另有撰文，不再赘述。17、采用X荧光检测，指标元素超标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陶瓷釉面的光亮度会逐渐减弱，它是由于釉质本身“脱玻化”所至。为了降低仿品釉面光亮度，向釉内添加锌、锆、钛等氧化物作消光剂，是现代仿制者的常用手段之一。采用Ｘ荧光分析可以无损地检测出各种元素在胎和釉中的含量。如果上述某元素超标，既是现代仿品。18、采用波谱分析，釉质老化系数在0.10以下者。釉质本身随时间推移会产生“脱玻化”现象，又称其为老化。老化系数在0.10以下者必定是现代仿品。以上列举的18条，仅是现代仿品中的常见问题，很可能挂一漏十，难以全面。笔者仅想借此阐明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对陶瓷工艺发展的历史了如指掌的人，才有可能在鉴定实践中敏锐地发现现代仿品中存在的细微破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践证明，陶瓷鉴定，可意会，亦可言传。鉴别真假有时容易有时难，一般来说，看假容易看真难。看假，只要抓住一条就可以作出明确结论；看真却要谨小慎微，面面俱到，尽量抓住每一个细节，把所有可能出现疑点的地方都排除后，才能作出肯定结论。
元代青花瓷器的仿制与鉴别
50多年前，人们对元代青花瓷器还知之甚少。自从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至正十一年款”青花龙纹象耳瓶(原北京智化寺旧藏)为依据，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本研究报告后，才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近30年来，随着国内外研究、收藏元代青花瓷器热潮的不断升温，其市场价位已今非昔比，动辄就要千万元之巨。而后，有国内古陶瓷界专家提出，要将青花瓷定为中国“国瓷”，以取代被世人普通接受的“青瓷”的“国瓷”地位。与此同时，当代景德镇瓷器制造业对仿制元青花的热情也与日俱增，各种元青花的仿制品不断问世，并由当初的低档产品逐步向高档仿品发展。
对于鉴别高仿品确有一定难度，必要时，还要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鉴定，但就一般仿品而言，只要熟练掌握古陶瓷工艺知识，就能作出明确判断。凡具有下述特征之一者，就必定是现代仿品。
1、瓷胎过白，过细或过密者。
景德镇产元代青花瓷器的胎质与宋代青白瓷的胎质相似，只是氧化铝含量比后者高出约1.5%，其中含有微量铁元素，看上去白中泛灰。元代青花瓷器原料加工过程中，除去在粗加工时使用水碓粉碎外，其余均是手工操作。它与使用球磨机和真空练沿线机加工出来的现代材料相比较，无论是细度和密度都有明显差异。一般中低档仿品为降低成本，都使用机械加工原料生产，其胎质不是过白，过细就是过密。
2、底足露胎部位有人工涂抹或喷洒的氧化铁锈色者。
社会上曾普遍认为元代青花瓷器的露胎部位均有“火石红”现象，并将此作为鉴定标准。其实不然，“火石红”现象仅存在于部分元代青花瓷器上，有相当数量古代真品上没有“火石红”现象。大量实验证明，“火石红”现象的出现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坯体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游离铁，二是坯体在入窑时含有足够数量的水份。只有这样，在窑炉起火升温的初始阶段，随着坯体之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将游离铁带到坯体表面形成“火石红”。一般来讲，第一个条件属于内因，是元代青花瓷器普遍具备的，而第二个条件是外因，不是元代青花瓷在烧制前的必备条件。有的器物在烧制前已经“干透”，甚至装窑时使用的“垫饼”也已不含水分。尚若如此，所烧器物的表面就很少出现“火石红”现象。由于低档仿品的坯体内不含游离铁，仿制者就用涂抹或喷洒氧化铁锈的方法来造假，实际上是欲盖弥彰，它与真正的“火石红”和“糊米底”存在明显差异，懂行者一看便知。
3、内壁光滑无纹者。
元代器物多采用手工拉坯或脱坯成型工艺，在瓶、罐等器物内壁往往会流下明显的指纹和旋纹。如果在器物的内壁没有发现指纹和旋纹就是采用现代注浆成型工艺生产的低档仿品。我们仔细观察这类器物内底靠圈足部位还会发现一圈凹下去的“注浆印”。如果是带双耳的器物，其双耳也往往是空心注浆而成，在其下方隐蔽处存在有排气孔。注浆成型工艺是在民国中期以后由欧洲传入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普遍用于工艺瓷器的生产。曾有读者误将《中国陶瓷史》中提到的唐代以后出现的“浆胎”器当作“注浆”器，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4、内壁有修坯刀痕者。
凡是了解制作工艺的人都知道，修坯用的刀具有两类，一类叫“条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内壁的；一类叫“板刀”，是用来修整器物外壁和足圈的。“板刀”的出现至少已有二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了，而“条刀”仅仅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才有的。换句话说，就是康熙之前的瓷器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康熙中期以后的瓷器才开始修整内壁。有些仿制者不了解这点，只是根据图录进行制作，经常画蛇添足修整内壁。
5、具有均匀细密线状刀痕者。
明代以前的修坯刀是在铁匠煅打成型的基础上，再用磨刀石磨制而成。欧洲工业革命以后，钢锉传入我国。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很快发现用钢锉加工出来的刀具要优于磨制刀具。钢锉加工刀具的刀口呈锯齿状。使用它修坯省工、省力又耐用。于是，这种加工刀具的方法在清代康熙年间迅速普及，并流传至今。与此同时，景德镇的陶瓷工匠还发明了各种形状的条刀。使用这种刀具修整的瓷坯，留有均匀细密的线状刀痕。
6、釉色过白者。
俗话说：“衣对骨必对”。这里的“衣”是指瓷器的釉，“骨”是指瓷器的胎。元代青花瓷器的釉质都白中泛青，特别是早期产品与宋代青白瓷的釉色基本一样。这种透明釉的颜色往往与胎质有关，在烧制过程中，胎中的铁元素会在高温的作用下向釉内扩散，加之窑炉内的还原气氛，致使成品的釉面呈现出亮丽地青白色。大部分仿品的胎都含铁量不足，其釉面看上去都青色不足。
7、釉面光滑平整或釉质稀薄者。
瓷器釉面的平整度与施釉方法有直接关系。由于元代青花瓷器是采用蘸釉、浇釉和刷釉工艺，所以看上去釉质丰满肥厚，但平整度欠缺。特别是采用浇釉和刷釉工艺的大件器物，釉面往往留有“泪痕”和“刷痕”现象。清代以后景德镇普遍采用吹釉法施釉，釉面的平整度较前朝大有提高，现代又采用电动空气压缩机代替人工吹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釉面过于光滑平整稀薄者，均是现代吹釉产品。
8、青花中的铁元素浮于釉表者
古代使用的“苏勃尼青”是一种天然矿物材料，其主要成份是氧化钴兼有少量氧化铁。铁与钴相互融合，均匀分布。在高温的作用下“苏勃尼青”中的氧化铁会在硅酸盐液态中互相聚集，形成深色斑点。它们一般不会浮到釉子表面上来，形成所谓的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不规则状酱褐色斑点沉于釉下。现代绝大多数仿品，都只是在国产青花产中简单地加入氧化铁粉，也不作高温煅烧处理，所以氧化铁不可能均匀地融合在氧化钴中，在高温的作用下，这些氧化铁会迅速浮到釉子表面形成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矿渣状斑点。
9、青花色泽过于灰暗或鲜艳者。
国产青料与“苏勃尼青”比较，除铁含量偏低外，锰含量又明显偏高，前者是后者的60——300倍。如果不能有效祛除国产青料中的锰，只是一谓加铁，青花的色泽就会显得灰暗。如果直接将化学工业中的氧化钴用作青料(俗称“洋蓝”)，其色泽就会显得过于鲜艳。
10、所绘纹饰有破绽者。
观察纹饰是鉴别的基础。一般来讲，仿品的纹饰与真品都十分接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仿”了，往往需要仔细观察才有可能发现破绽。
11、器物造型与时代或工艺特征不符者。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假者追求新奇，好让收藏者摸不着头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万一是最近出白的“绝品”，可就捡了大“漏儿”了。另一种是仿制者的功乎不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觉不自觉地就作走了样。
12、器物的口沿和足圈线条生硬或过于规整者。
使用现代机械加工出来的制瓷原料的可塑性，一般不如元代手工制备的原料。就陶瓷成型工艺而言，现代景德镇流行的说法是：三分拉坯，七分修坯。这就是说，器物的形状主要是靠修工用刀修出的。元代工艺恰恰相反，是七分拉坯，三分修坯，有人认为是技术问题，其实不然，主要是由于现代泥料的可塑性已大不如前。由于元代泥料可以拉得很薄，所以器物的上半部和内部根本不需要修整，只是需要对下半部和圈足做简单修整。因此元代器物的口沿和脖颈都线条流畅，外型圆润，不落刀痕。现代仿品的拉坯拉得很厚，不但要修上半部，甚至还要修内壁，因此，线条生硬，规整有余，刀痕累累。
13、器物的体积与重量之比明显超常者。
器物过轻或过重都说明有问题，过轻者往往是采用“注浆”成型工艺。采用手工拉坯成型工艺的器壁，是上薄下厚。而前者是上下一样厚，如果器物口沿部位厚薄合适的话，下半部就显得薄了，一般又不易察觉，只有通过重量来体会。过重者又往往是由于泥料的可塑性差所至。可塑性差的泥料会给拉坯成型带来难度，薄了，器型不准，厚了又重量超标。就是仿品的壁厚与真品类型，它也会显得比真品重，因为仿品胎质的致密度一般都高于真品。
14、成型工艺与时代特征不符者。
前面所说的“注浆”只是成型工艺中的一种。笔者曾见到一件青花条案，是用坯板拼粘而成，景德镇称作“镶活”。收藏者仅根据青花纹饰就说它是元代真品。事实果真如此，就是国宝级珍品。遗憾的是元代根本没有“镶活”这种成型工艺，只是到清代景德镇才采用“镶活”工艺。
15、垫烧工艺特征不符者。
目前景德镇普遍使用石油液化汽窑烧制瓷器。为了防止器物与碳化硅棚板粘连，要在两者之间撒上石英砂或氧化铝粉。仔细观察器物的足圈，如果上面粘有上述两种材料且十分牢固，必定是现代仿品。不仅是元青花，明清瓷器亦如此。古代根本不用石英砂和氧化铝粉作垫料。
16、表面有明显人工作旧痕迹者。
要想使仿品招摇过市，就离不开“作旧”工艺。人工作旧痕迹与古陶瓷的自然旧貌有着本质区别。笔者对此另有撰文，不再赘述。
17、采用X荧光检测，指标元素超标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瓷釉面的光亮度会逐渐减弱，它是由于釉质本身“脱玻化”所至。为了降低仿品釉面光亮度，向釉内添加锌、锆、钛等氧化物作消光剂，是现代仿制者的常用手段之一。采用X荧光分析可以无损地检测出各种元素在胎和釉中的含量。如果上述某元素超标，既是现代仿品。
18、采用波谱分析，釉质老化系数在0.10以下者。
釉质本身随时间推移会产生“脱玻化”现象，又称其为老化。老化系数在0.10以下者必定是现代仿品。
以上列举的18条，仅是现代仿品中的常见问题，很可能挂一漏十，难以全面。笔者仅想借此阐明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对陶瓷工艺发展的历史了如指掌的人，才有可能在鉴定实践中敏锐地发现现代仿品中存在的细微破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践证明，陶瓷鉴定，可意会，亦可言传。鉴别真假有时容易有时难，一般来说，看假容易看真难。看假，只要抓住一条就可以作出明确结论；看真却要谨小慎微，面面俱到，尽量抓住每一个细节，把所有可能出现疑点的地方都排除后，才能作出肯定结论。
瓷器仿制品有投资的价值吗?
是否真正的古瓷才具备投资价值？据了解，李先生本身也是瓷器集藏爱好者，无奈购买的瓷器多为仿制品。李先生认为他所购买的瓷器制造工艺也不错，美观大方，应该也有一定收藏价值。
昨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了藏市中部分已经认定过的古瓷之外，眼下福州市面上充斥不少仿制瓷器，比起真正的古瓷收藏品而言，这些仿制品价格不高，也颇受普通消费者欢迎。
对于仿制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福建省收藏家协会的有关专家认为，虽然仿制品通常被定为“假货”，但一件质地上乘的仿制品，同样需要烧制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所仿制的真品，再耗尽精力去完成。而且优秀的仿制品同样需要烧制人高超的技艺，因此对于仿制品本身来讲，同样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以及收藏价值。
但也有福州古瓷器藏家认为，古代与现代烧制工艺可以说已经完全不同，虽然现在可以按照古代的方法来烧制，但不论如何，现代工艺都不能代表古代的瓷器水平，也无法代表当时的历史文化，还不如直接制造具有现代感带着现代艺术的瓷器划算，因此瓷器仿制品除了让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了解当时的工艺水平之外，没有其他收藏意义。
生活瓷器叠印历史
省考古研究所和延安考古所最近联合对陕北安塞－靖边高速公路建设沿线遗址等进行发掘清理，其中城峁城址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这座地处历史争战交界的边塞古城出土的大量生活瓷器，映衬出当时征伐－和平－互贸的叠印历史画面。
城峁城址位于安塞县化子坪乡杨园村城峁自然村北的半山坡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四周夯筑城墙保存较好。考古者在此清理宋、金时期房基、灰坑和窑藏等遗迹，并出土大量的瓷器、陶器及石、铁、铜质文物。瓷器的年代为宋、金时期，数量大且器类较多，有小盏、大碗、小碗、盘、碟、罐、盆、瓶、壶、盖碗、尊、灯、瓷枕、小型瓷塑等，主要以耀州窑青瓷和定窑系白瓷为主，其次为磁州窑系的红绿彩瓷和青白瓷系的影青瓷，个别为钧窑系的天蓝色瓷器残片。以碗、盏为主的耀州窑青瓷，口呈喇叭形，图案以印花缠枝牡丹、菊花纹为主，其次为海水鱼游纹、波浪纹、内底中心的团菊纹等。有的瓷器内外都布满图案，是耀州窑瓷器图案复杂达到顶峰时的产品。
出土陶器与瓷器相比数量较少，但器类较多，有碗、钵、罐、盘、盆、水槽、陶轮、纺轮、陶球、建筑构件等。铁器以铁钱为主，约180枚，大的直径约33毫米，个别能看到“崇宁通宝”的字样。铜器以铜钱为主，约90枚，主要为宋代“崇宁通宝”、“熙宁重宝”、“太平通宝”、“天元通宝”、“嘉佑元宝”等。
考古者根据城峁城址所处位置和《宋史·地理篇》中的记载判断，现在的城峁城址应是《宋史》中提到的安塞堡。该城址以前文物普查时定为宋代，从此次出土的瓷器和铜钱、铁钱看，其时代为宋、金时期，金代的瓷器以大量带“涩圈”的黑瓷碗、青瓷碗及2件磁州窑系的红绿彩瓷碗为代表。宋代的安塞地处宋和西夏的边界，军事冲突争战频繁，建造防御性城堡较多，境内沿延河往下游依次修筑着塞门、龙安、招安、安塞、万安塞等。从地图上看，若把城峁城址添加上去，这些古城址几乎变成等距离分布。从考古迹象看，城峁城址大规模瓷器的出土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说明在战争年代间的相对和平时期，这里可能是瓷器的集贸市场，与西夏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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