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一艘“黑石号”沉船，揭开了铜官窑“海上陶瓷之路”的辉煌历史，船上共有6.7万件瓷器，其中5.8万件来自铜官窑。
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距今已逾千年历史，其产品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唐代三大出口瓷，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出土已过万件。
铜官窑，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鼎盛时期，铜官窑瓷器遍布亚洲各地，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中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述的就是窑场繁忙的场景。
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种类繁多，造型别致，样式新颖。种类有70多种，分别为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这些瓷器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将铁和铜等掺入颜料，再覆盖上一层釉后入窑烧制，使瓷器呈现褐、绿、酱、铜红等色彩，形成独特的“釉下彩”技术。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其中，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白釉瓷胎上绘彩，而是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烧制，一次性完成。
彩绘的纹饰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这种纹饰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天地。
模印、贴花也是铜官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再施青釉，图案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
铜官窑还开创了以诗文书法装饰瓷器的先河，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目前，已发现瓷器上的诗词与题句，多是流传在民间的五言诗，通俗易懂，具有意境和神韵，如：“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可以斗量金。”这些诗句朗朗上口，是研究陶瓷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铜官窑还把绘画、剪纸、雕塑等工艺都运用于陶瓷的装饰中，有的反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内涵，出口到西亚等地，有的出现了金色卷发女郎、异国情侣等西方人物形象，有的是反映马球运动场景的纹饰，还有哲学格言、民间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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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铜官窑的古陶瓷之
位于湖南省望城县丁字镇古城村的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民间瓷窑，１９８３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铜官窑于１９５６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后，１９５７年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先生复查后正式确认，揭开了世界釉下彩瓷发源地之迷。１９６４年冬至１９６５年春，１９７８年１月至于１１月，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１１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进行四次科学发掘，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实物证明，长沙铜官窑开创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堪称陶瓷史上里程碑。
１、最早发明釉下多彩
釉下彩发明，突破了当时“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瓷器装饰艺术。我国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分。”
２、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早在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就出口２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长沙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
３、面积最大的古文化遗址
从望城县丁字镇石门矶到铜官镇誓港“十里陶城”一带，已发现窑炉９座，窑包１３处，遗址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是我国文化遗址面积最大的。
４、保存最为完整唐代古龙窑
位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中心的谭家坡古龙窑，是唐代以来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龙窑。窑址正南北方向，总长４１米，最宽处３．５米，最窄处２．８米。坡度陡处２３度，平缓处９度。
５、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
铜红釉烧制成功，成为世界彩瓷史上始作俑者，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铜红釉发明烧制时间，从宋代提早至唐代，推前３００多年。
６、最早的釉下彩绘
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纹饰潇洒飘逸，独步天下，对唐以后瓷绘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釉下彩绘。
７、最早开创模印贴花
独具特色的模印贴花是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模印技术十分精湛，人物可数清根根胡须，动植物栩栩如生，建筑物富有立体感，堪称世界陶瓷史上一绝。
８、最早的“股份制”合作
长沙铜官窑属民窑，“十里陶城”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已发现９座龙窑，很显然，一家一窑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座窑可烧上万件瓷器，所以，从地下挖洞获取瓷土到家庭作坊制作、装饰、烧制等过程，必须通过多个工匠或多个家庭合作才能完成。为了减少耗费，提高成功率，一座窑有可能是多户合伙集中烧制，这一分工合作、合作分工的过程，形成了技术和劳动力合伙，达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同分红的目的，只是唐时没有“股份制”这个提法。
９、最先涉足商业广告语
聪明的长沙铜官窑经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抢占市场，博得市场买者青睐，便在器物上用釉下彩文字标出“绝上”、“美酒”、“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恶意”等广告语。
１０、最先创釉下彩诗文题记
长沙铜官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瓷器大部分还保留着唐人的手迹——彩绘和墨笔题诗，目前整理出“七绝”和“五绝”６３首。这些瓷器上的诗，虽未落款和署名，也非名人名作，却是当时最流行最普遍的民间风格，其中有１０首出自《全唐诗》，其他５３首均不见史书记载，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书法的艺术美感，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还有大量题记，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悬钓之鱼、悔不忍饥”、“君子喻于义”、“牛怀舐犊之恩”等在瓷器上出现。这些诗或题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思，开创了陶瓷文化品味新领域。
１１、最先涉足货主订购题记
长沙铜官窑工匠们商品意识很强，经营面向市场、把握市场，根据市场上买者喜好制造产品。如“会昌六年三月，内造此瓶，约成三阡文齐良”铭文，是世界上目前涉足货主订购的最早铭文。
１２、最先涉足商品价值铭文
长沙铜官窑抢占市场，成功之要诀是做到了价廉物美。有时甚至把卖价直接制作在器物上，实行明码标价，真是用心良苦。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经商人的商品意识。如“有钱冰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壶。
１３、最先涉足姓氏铭文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制作过程，为家庭作坊制。从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张”、“何”、“刘”、“王”等姓氏铭文，这些姓氏铭文有可能标明是哪家哪家制造，反映一种潜在的竞争意识；也有可能标明是为某姓所用，投其所好。
１４、最早吸收外国文化
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主要销往西域大食诸国，所谓“大食”，原系波斯的一个部族名称，唐代以来，阿拉伯帝国则称“大食”。大食吸收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先进文化，形成了多民族的“阿拉伯文化”。长沙铜官窑为适应外销需要，引进阿拉伯文化，创造出了很多新产品。如人物釉下彩绘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模印贴花中人物有骑士、胡人吹笛者和舞蹈者；植物有“葡萄纹”、“棕榈树”、“铁树”、“椰枣”等，动物有“摩羯”和特殊装饰的狮子，“摩羯”是梵语译音，或作“摩伽罗”，人们将它视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还有抽象几何图形，给人以自由欢乐，奋发向上之感和潜在的美，阿拉伯人十分感兴趣。引进外国文化这又是一大创举，给外销更增添活力，促进市场的繁荣，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版 余耀国）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铜官窑”：釉下彩走向成熟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体说来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发展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并逐步形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品种。唐代陶瓷工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工艺的成熟运用。虽然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釉下彩瓷为江苏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但由于同时期的釉下彩器仅发现一件，因此它很可能是偶然现象，所以唐代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瓷的成功制作在古陶瓷工艺发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又称“铜官窑”。早期的长沙窑继承岳州窑的特点，以烧青瓷为主。至盛唐以后，逐步烧制白釉、绿釉以及釉下彩绘瓷。其彩瓷装饰由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釉褐绿彩,以及白釉绿彩和白釉褐绿彩。
长沙窑的瓷器造型十分丰富，除碗、盘、壶、罐、洗、枕、盏托、盒等日常用具外，还有镇纸、滴砚、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具，以及鸟、狗、猪、羊、马等玩具。其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后期形态趋于秀丽。以长沙窑典型器的壶为例来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短流呈棱柱状，单曲柄，显得丰腴稳重。至晚唐五代时期，其腹部变为瓜棱腹，颈部细长，流呈圆管状，柄为双曲柄。而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罐一般为长圆形，鼓腹，腹的最大直径在中部，肩部与颈部间，往往对称有条形或半圆形系。
长沙窑前期器物的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的胎质细密，胎色多呈灰白或灰青色。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成分略重，胎釉结合不好，常有剥离现象。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胎釉结合紧密。长沙窑瓷器的胎质，由于原料含铁量较多，烧成后胎色略深，实际上不利于彩画，因此往往先施一层化装土，然后绘画，最后罩釉烧成，这种装饰方法，在南方青瓷中还不多见。
寿州瓷黄朴实粗犷
寿州窑是唐代名窑之一，窑址在今安徽省淮安市田家庵上窑镇，此地唐代隶属寿州。该窑一向以烧制黄釉瓷器而著称。其瓷器釉色以黄釉为主，但相互有别，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唐人陆羽著的《茶经》上有“寿州瓷黄、茶色紫”之句，《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一文中也有论述：“江南寿州，唐时烧造，其瓷色黄”，说明寿州窑烧制黄釉瓷最迟始于唐，它的特征是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助溶剂，以氧化铁作为主要着色剂，呈黄褐色，胎质坚硬，釉面晶莹、丰整光滑、光泽照人。寿州窑黄釉瓷之所以著名，一是它有别于其他窑口的釉色，有其独创性；二是因生产民间用瓷有着广阔的市场，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这些瓷器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还起着美化生活的作用。由于唐代饮茶已蔚然成风，文人墨客饮茶时，不仅研究茶的色、香、味，对茶具也是十分讲究，所以像碗、盏、杯等类的瓷器当时生产较多。陆羽《茶经》中曾对当时各地瓷窑所生产的茶碗所作的细致的比较和评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这时的碗、盏、杯等类器物，其器型的胎壁均较厚，线条有直有弧，器口多为敞口，圈足有实足也有壁形足，整个器型虽然不及后世同类器物精致秀巧，却也体现了另外一种朴实与粗犷的风格。
寿州窑在当时能区别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创烧起黄釉瓷，这不能不敬佩它不随波逐流的独创精神。当然它烧造黄釉瓷也并非偶然。从美学上讲，黄色有富贵的含意，充满着祥和而又热烈的气氛，加上当时唐代政治统一、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太平盛世的社会里，民间饮茶之风盛行也是很自然的。总之，寿州窑黄釉瓷器是当时陶瓷百花园中的奇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取得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对后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图中就是安徽省望江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寿州窑鸡首壶，于1984年在该县城北村窑厂出土。该壶高23．3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8．5厘米，上半截涂有一层青黄色釉，厚胎，肩部有四耳，腹上端有一鸡首，颈细短，鸡头作仰首状，曲脖作打鸣状，柄上端塑有龙首形，造型奇特，工艺精湛，鸡首龙头，生动逼真，特别是鸡冠竖起，好似雄鸡报晓，异常可爱。其造型栩栩如生，情趣盎然，令人拍案叫绝。
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可修复瓷器1000多件
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今年3月，长沙铜官窑遗址启动考古，到8月初，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出土文物上万件。不仅如此，还挖出来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制瓷场面。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长沙铜官窑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通过立法保护这座千年瑰宝更显得迫在眉睫。据介绍，《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有望年底出台，这将是全国首部窑址保护条例。
出土可修复的瓷器1000多件
“此次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目前已发掘出土可修复的瓷器超过1000件！”昨日，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兴国顶着烈日，站在工地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年3月，张兴国带着来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位于望城县丁字镇彩陶源村的长沙铜官窑遗址，几个月来的发掘让他与同事们收获颇丰：“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烘烤炉、釉缸、装窑台面等都基本上被挖掘出来了！”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曾作诗《石潴》来描写唐代长沙铜官窑工匠们泥洞深掘，旋胚彩绘，龙窑长宽，柴火烧瓷，焰炽冲天，瓷业繁盛的场面。这次对遗址的深度挖掘帮助了今人追寻昨日的历史，窥视往日的辉煌。
高温铜红釉的源流
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在陶瓷工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产生了钧窑、宣德祭红、郎窑红、豇豆红等名瓷；为装饰釉，则产生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彩绘艺术品。然而哪里才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呢？《中国陶瓷史》的说法是“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以此为前提推出了其他的论点，如“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工重要发明之一”等等，对此大家都十分信服。忽然有一天，有人指着几件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说：“这高温铜红釉怎么在唐朝出现了呢？怎么还会有釉下铜红彩绘呢？”于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需要我们重新去追溯寻觅了。
《中国陶瓷》关于高温铜红釉的创烧朝代和窑口的说法有两种。书中写道：“是因为钧窑的制瓷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在釉料之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多变的釉色，氧化铜的使用烧制成紫红釉……”但在其他章节中却说：“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这里出现了两个结论：一是宋朝的钧窑破天荒地第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二是唐朝的长沙窑最早烧成高温铜红釉，两个结论相差了300年左右，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陶瓷》书上所提的两个窑口，其中宋朝的钧窑赫赫有名，凡瓷器爱好者无人不晓，本文就不赘述了。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因此也称“长沙铜官窑”。自上世纪5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门发现窑址后，冯先铭和李辉柄都到实地考察过，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与三上次男对长沙窑也有过评价。1983年，周世荣领队在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长沙窑的瓷器。从已发表的报告《长沙窑》中可以得知，长沙窑的烧造历史大约在唐朝中期至五代。那次就发掘了一批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大都认为高温铜红釉是偶尔烧出来的，并非长沙窑的窑工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高温铜红釉的技术，因而并不予以重视。
沈从文在《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多次强调，文史研究不仅要以文献作研究对象，更要注重研究实物。经过笔者多年努力，再加上藏友提供的藏品，基本上聚集了能够体现长沙窑创烧高温铜红釉的一批实物。研究这批实物，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长沙窑的窑工们创烧高温铜红釉的过程。
这里有两个长沙窑的葫芦小瓶，一个完整无缺，一个上面半截是拼凑的，高度在9～10厘米之间。江苏镇江贾家湾也出土了一个一样的葫芦瓶，从里面装的辰石、金银合金、银铅合金等物品来看，显然是道家炼丹的用具。这种葫芦瓶在1983年的发掘中出土较多，各个地层里都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烧制该器型的年代很长，最早的葫芦瓶年代大体是中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这两个葫芦瓶的器型与最早的样品一样，也应是长沙窑初期的产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温铜绿彩绘的几笔草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很淡薄的红色。根据现代化学分析资料来看，釉中的铜离子含量如果超过了2%，在弱还原气氛中只能烧出绿色，然而这些绿彩边缘铜离子稀薄，应该低于2%，在弱还原气氛中就还原成了红色，我们勤劳聪明的先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高温铜红釉进行摸索、试烧。这里有两个试烧失败的样品，观其状可以感觉到试烧高温铜红釉的艰辛。其一是个水盏，它的器形与长沙窑早期地层所出水盂一样。水盂是古时文人磨墨盛水的器物，属于文房用品，装饰得美观市场效应就好，所以窑工在水盂上试烧高温铜红釉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水盂面上大部分显现灰黑色，这是铜釉料因温度过高而挥发后的现象，仔细看水盂的釉上还有一片深红色，尚未挥发完的铜釉料已发出了红色，显然，这是一个试烧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失败的实物。其二为一个粉盒盒盖，它的器形与唐元和年间地层的器形一样，属于闺房里不可或缺的器物。将粉盒装饰得华美无疑能讨得闺中人的欢心，长沙窑的窑工们希望自己的粉盒价高好卖，就用铜红釉装点盒盖，也把它列入试烧品，然而烧损了铜釉料而呈现的灰黑色与没有烧损的铜釉料显现的红色交结在一块，这种状况告诉我们这还是一个试烧失败的产品。
在1200多年前的技术环境下，试烧高温铜红釉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炉温、烧造气氛、釉料配制比例等等，所有的难关都只能靠经验，靠一次次失败积累的教训来攻克。
最能证明长沙窑已经完全掌握烧造高温铜红釉技术的实物是一把青釉下绿红彩绘壶。这把壶壶身矮胖，流下绘三朵君子兰状的花草，花草是用硬笔蘸铜绿釉勾勒轮廓和枝茎，用毛笔蘸铜红釉填色。这就要求烧制者必须考虑铜红的呈现条件，掌握在同一烧造条件下铜绿釉与铜红釉的区别，还要掌握烧成温度的高低及氧化还原气氛的强弱，从实物上可以看到，铜红釉发色鲜艳，不少元明清的釉里红都比不上，铜绿釉发色墨绿，作为衬托红花的绿枝是恰到好处的，罩在绿红彩上的青釉也正到火候。还有一件完整的釉下红绿彩葫芦小壶，它上面的红绿彩也是采用的同一技术，只是火候高了一点，将绿彩烧成了黑色。两件实物都显示出长沙窑的窑工不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而且还能够运用同一种金属在不同配方下发出不同颜色的原理烧制出色彩对比强烈的红绿彩。
长沙窑白釉红彩壶，唐朝时称为“茶瓶”，它不仅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烧青釉的湖南也烧白釉，而且还将高温铜红釉做大色块来装饰白釉瓷器，白地红彩，宛如一条红绸带在白雾中飘动。青釉红斑酒壶，仿大食、安息（在今伊朗高原）等地的金属 器皿而作，酒壶的流很独特，出水口在壶的底部，弯曲而上至壶肩处再有一条起固定作用的小箍，与流相对的壶肩上还有两个铰链，完全是模仿金属制品的特征。当然，本文重视的是器皿上装饰了7块铜红釉的色斑，这些红斑色彩艳丽，仿佛酒壶上镶嵌着一片片玫瑰花瓣，乍一看，还以为是元钧，而实际上却早了400余年。上述两件长沙窑实物的装饰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装饰釉料难道对宋代的钧窑没有一点影响吗？以前我们只晓得明朝的宣德才开始烧制全身通红的瓷器，现在发现了长沙窑全身高温铜红釉的壶以及带绿苔点的豇豆红，一下子将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的历史提前了600余年。
黑彩釉里红芦雁壶，铜红釉容易晕散，用以勾勒芦雁的外形，体现羽毛的质感。黑彩细描芦雁的头、眼、翅膀、山丘和地平线。让不同的金属颜料在同一烧造条件下各自呈色，为后来烧造青花釉里红打下了技术基础，这也是长沙窑的一大贡献。
总之，长沙窑就是我们心路历程的目的地，就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
粗犷豪放 天下未有－再论磁州窑
磁州窑是我国北方最负盛名的的民间瓷窑，它那淳厚质朴、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独特的制作工艺，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广义的磁州窑又称作磁州窑系，它包括具有同样装饰风格的我国北方一大批民窑瓷器，例如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东北、内蒙等地许多窑址均有出土。此外，南方江西的吉州窑、广州的西村窑，广西的全浦窑、四川的广元窑也都曾受其影响。东北地区的辽瓷很多技法则更是直接取法于它。由此可知磁州窑在宋代形成了一个贯穿大江南北的庞大窑系，甚至远至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缅甸的部分陶瓷器也直接或间接受益于磁州窑。狭义的磁州窑则专指河北古磁州境内的窑场，主要有两个烧造中心，一处是在滏汨河流域以彭城镇为中心;另一处是在漳河流域，即以今磁县观古镇为中心的几处窑场。
一、 千年历史，天下奇闻
在我国历史上河北南部、河南大部，古代习惯称为中原地带，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历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磁州窑的主要产区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的原始先民们就在这里大量制作和使用陶器，从而创造了灿烂的磁山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中期，当地陶工即烧制出了白陶和印纹硬陶器。魏晋南北朝时，青瓷也在这块土地上问世，唐代时则开始烧制以白地黑花为主的瓷器，至宋代达到高峰，并以"磁州窑型"著称于世。明代曹明仲的《格古要论》说："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刻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可见磁州窑在当时影响之广泛。元、明、清时当全国各地许多著名瓷窑销声匿迹的时候，磁州窑仍然窑业兴盛并继续发展。据清代《磁州志》记载："明时曾在澎城滏源里设官坛厂四十座，岁造瓷坛，舟入京纳于光禄寺。"当时也曾?quot;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说，可见其盛烧的规模持久不断。时至今日，磁州窑仍是全国十大陶瓷产区之一，应该说古今中外，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窑场实属罕见。
由于磁州窑是一座民间瓷窑，尽管她取得过辉煌成就，为中国陶瓷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她那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装饰题材，粗犷洒脱的艺术风格，以及鲜明生动的造型品种，都因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民间艺术的偏见，而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评价。磁州窑产品除少数"贡瓷"供官府宫廷使用外，多数"供用于肆店庶农"，难登"大雅之堂"。各时代的陶瓷收藏家对些不屑一顾，所以磁州窑历代传艺精品佳作，大多流失在民间或流落海外。例如在世界许多国家名声显赫的博物馆内，大多藏有珍贵的磁州窑精品。英国大英博物馆陈列着一?quot;白地熊戏纹瓷枕"，画面上熊的神态逼真可爱，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性，是磁州窑众多瓷枕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维多利亚阿尔次特美术馆也陈列着一件相当精美的铁绣花大梅瓶，瓶身那典雅端庄的造型，宛若少女亭亭玉立顾盼生辉之貌。美国波斯顿美术馆内，磁州窑器物更是应有尽有。日本对磁州窑产品的搜集数量之大，品种之丰富也令人瞠目结舌，它几乎包括我国磁州窑历代珍品，一些稀世之物在我国也绝无仅有，例如最能代表磁州窑风格的世上唯一一?quot;白地墨龙大梅瓶"，就收藏在日本白鹤美术馆内。此瓶高40.5cm，造型高大伟岸，古拙质朴，然而最令人称道的还是瓶身上那一条飞腾的墨色巨龙。它龙须飞动，脊甲怒张，利爪刚劲，双目圆睁，尤其是那个近似于夸张的龙头更显得与众不同，它硕大无比似乎只有天地之间才能容纳得下，让人望而生畏。此外，瓶身大面积留白，既无常见的火焰云珠纹，也不见一丝水浪波纹，但巨龙那威风凛凛具有强大威摄力的神态，却使人强烈感到画面上波涛汹涌、浪花凌空飞溅的气势，这正是磁州窑艺术魅力之所在。
二、 粗犷豪放，天下未有
如果说白瓷的制作成功，在我国制瓷工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磁州窑则是白瓷装饰上为瓷器的发展又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它的丰功伟绩不仅仅是在青瓷、白瓷盛烧时期突破了历史局限，将单色釉瓷器发展到彩瓷装饰阶段，更重要的是它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画法和图案装饰法，生动地将花卉、人物、鸟兽、虫鱼、山水风景等自然景物描绘在瓷器上，并且结合运用诗词与书法手段，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瓷器的装饰技法。这一成就绝不在宋代当时享誉全国的"汝、官、哥、定钧"这五大名窑以下。此外，磁州窑那种黑白对比强烈的白釉黑花装饰手法，对元代青花瓷的出现也毫无疑问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磁州窑卓越的贡献之一。
磁州窑古属燕赵之地，历来民风淳朴，气质豪爽，自古即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赞誉，这些都为磁州窑粗犷豪放，雄健浓厚的艺术风格提供了肥沃土壤。磁州窑中那种白地黑花装饰的瓷器，最能体现这种风格，中外古陶瓷专家因此习惯上将这种风格称作"磁州窑型"。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在白度不高并且比较粗糙的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以达到粗瓷细作的效果，然后在这层化妆土上，窑工们创造了一系列装饰手法。诸如白地绘黑花、白地划花、白地剔花、白地酱彩、白地珍珠地划花、白釉红绿彩、白釉绿斑、褐斑以及绿釉黑花、铁绣花等等多达十几种。它们都是在视觉上造成一种对比强烈的明快效果，因而形成了磁州窑特有的风格。以磁州窑器物上常见的牡丹花纹为例，它不仅色调鲜明，且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如刻花的牡丹，线条流畅严谨，生动表现出牡丹的秀丽雅洁;划花的牡丹，线条疏朗有致，线面对比明显，刻划出牡丹的高傲洒脱;而画花的牡丹，则以勾、拓、点、染一气呵成，充分表现出牡丹的宝贵华丽。虽然，在这里没有"魏紫"、"姚黄"、"赵粉"等名贵品种，但它的确是独具磁州窑艺术的佳作。
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兴起，正处于民间艺术繁荣的唐、宋时期，受当时绘画、雕塑、刺绣、剪纸以及金银器的影响非常明显。例地白地剔花工艺，是为了突出图案的艺术效果，使之具有浅浮效果的一种装饰手法。它是在图案画好后，将四周的化妆土剔掉，使之露出黄褐色的胎质，以达到烘托白色主题纹的目的，进而形成黑白、灰白、褐白等对比强烈的一种地方特色。这一技法又明显受我国漆器制作的影响，漆器在瓷器未能普及于人们日常生活之前，就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漆器还曾与丝绸一起最早远销中亚、西亚及朝鲜、日本等了，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而磁州窑中这种白地剔花、划花工艺正与漆器中的漆工艺如出一辙。此外，珍珠地划花技法也明显地继承了唐代金银器上錾花工艺的风格，它是在器物中心部位的主体图案刻划完成后，又在其周围划出细密的小圆圈纹，像珍珠一样把主体纹样烘托得熠熠生辉。至于铁绣花技法，更是将中国绘画中大写意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巧妙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也就是说将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绘入图案的格局中，可谓开一代未有之奇。这些充分说明，磁瓷器装饰上那种鲜明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是源泉于中华民族独特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正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其它工艺美术的特长，旁收博取，最终形成的有着其自身特点的，让人一目了然的磁州窑风格。
三、 诗词书画，天下一绝
融绘画、书法、诗词于一体是磁州窑装饰艺术上又一显著特征，也是它之所以宋代民窑代表的重要原因。在装饰题材上，它们大都取村于民间生活小景，不仅有精工细刻的花鸟鱼虫，也有千姿百态的飞禽走兽，更有绘画生动的山水人物以及结构严谨的几何纹样。此外，龙凤飞舞的"吉祥图案"，以及"唐僧取经"、"八仙庆寿"、"云鹤游天"、"牛郎织女"等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有诗词散曲、名言警句也是这个时期磁州窑画的详细史料，它不仅保存了宋代民间绘画的详细史料，它与唐宋时期通俗小说、戏剧文学、书法绘画等各种民间艺术的繁荣兴旺有着密切联系。例如，一件制于北宋明道元年的白地黑花虎纹枕，长方形的枕面上仅寥寥几笔，就将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之态的猛虎刻化得入木三分。在枕的两侧菱形开光内，一丛墨竹幽静淡雅，虽着墨不多但生机盎然之色跃然纸上。一行"明道元年青山道人醉笔"题字挥洒自如，为静止的画面平添了几分活力。老虎是百兽之王，在瓷枕上绘虎纹或整个枕形就为一个虎形，是取其辞邪之意，而号称"竹兰梅菊"四出君子中的竹，则君子高风亮节的美德，是磁州窑器物上绘画较多的题材，几乎随处可见。它们或整幅画面为墨竹，或配以鸟兽、孩童组成画面，其流畅自如的笔墨，将以竹郁郁葱葱、挺拔坚贞之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墨竹画不仅是民间常用的题材，也是北宋文人学士画中最早流行的题材。然而由于唐宋以来的绘画作品存世不多，所以目前传世最早的一幅"墨竹图"，相传为北宋时期著名画家文同所绘。文同(1018-1074)一生酷爱画竹，他画风严谨、笔墨潇洒自然，他的墨竹画还开创了"湖州竹派"之风，在当时北宋画坛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件绘于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瓷枕上的墨竹图，却在文同14岁时就已完成了。在宋代同样以善画墨竹著称的苏东坡，此时也还未出世，可见磁州窑艺术历史悠久及影响之深远。
人类从开始装饰器物起，文字就成为一种常用的装饰素材，这种作法从原始彩陶时期就开始了。如大汶口文化的墨陶，仰韶文化的彩陶，都有类似象形文字或记事符号出现。唐代长沙窑也出现了写诗句民谚的产品，磁州窑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使陶瓷的书法装饰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水平。在磁州窑的一些器物上，经常能发现一些按宋金两代流行词牌、曲牌填写的诗词、散曲，如《满庭芳》、《小桃红》、《朝天子》、《行香子》、《如梦令》、《山坡羊》等等，不仅弥补了文学史上的不足，而且充分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心态。这些字体多为风格豪放、游龙飞凤似的行书，气韵生动又俨然如米芾书法一般，可以说是民间书法家留下的珍贵墨宝。
陶瓷器物上的诗词、曲牌以及书法装饰之所以在磁州窑形成规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一，磁州窑地处中原地区，自古文化比较发达，到了宋代当我国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东部的中原一带时，对磁州窑艺术的发展自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唐宋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所取得卓越成就，在客观上也县长了社会上喜爱文学，研习书画之风。这些都为磁州窑书法装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它既有了可以欣赏并接受这种装饰的广大市场，同时一些擅长书法的中下层文人和民间艺人，也对磁州窑的书法艺术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宋代书法界杰出?quot;四大书家"苏、黄 、米、蔡，一洗唐人拘谨的书风而独创豪迈遒劲、洒脱飘逸的笔法，也深刻影响到磁州窑的书法风格。例如一件写"思齐"二字残片，字态端凝、笔笔中锋，一望便知是颜家书法的风格。而另一种双勾线式篦划成字的"忍事"、"家国永安"、"春花秋月"等更形同魏碑字体或如飞白书法，凝重严整、生动流畅，足见作者功力非同一般。北宋末年宋徽宗所创"瘦金书"，乃至元代昙花一现的"八思巴文字"，也在磁窑制品上出现过类似字体，可见磁州窑器物上的书法装饰真乃集当代大成之作。
磁州窑不愧是我国北方民窑的杰出代表，它所以得的艺术成就无论在我国陶瓷史、文学史以及美术史上都应占有光辉一页。
釉如漆华美粗犷的金代黑釉瓷器
黑釉是瓷器釉色之一，釉面呈黑色或黑褐色。黑釉主要呈色剂为氧化铁及少量或微量的锰、钴、铜、铬等氧化着色剂。黑釉釉料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大类。
通常所见的赤褐色或暗褐色瓷器，釉料中氧化铁比例为8%左右，如将釉层加厚到1.5毫米时，烧成的釉色即呈纯黑。以铁为呈色剂，涂层厚约1.5毫米，经氧化焰焙烧，呈纯黑色。
德清窑黑釉唾壶
早期烧制黑釉最成功的首推东晋时期浙江德清窑，所烧黑釉釉面滋润、光亮，色黑如漆，可与漆器媲美。唐代黑釉较为盛行，宋代则是黑釉的高峰时期。明、清时期御器厂所烧黑釉器做工精细，多在纯净的黑釉上施以各种低温色彩，黑釉则成为各种美丽颜色的衬托。
金 黑釉剔花缸高17cm，口径13.5cm，足径9.5cm
缸唇口，鼓腹，圈足。缸内口部施黑釉，外壁以黑釉剔花装饰，肩部为变形回纹，腹部为缠枝花草纹。外底无釉。
此缸造型浑厚饱满，黑釉光亮如漆，剔花技法娴熟，以黄白色的地子衬托黑色花纹，对比鲜明，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
从其胎釉特征看，应是金代山西窑产品。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金代陶瓷被划归于宋代，从而认为金代陶瓷无精美之作。
1949年以来，随着金代墓葬中大量陶瓷器的出土，人们对金代陶瓷的真实面目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墓葬出土实物和窑址出土标本证明当时北方的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淄博窑、大同窑、浑源窑、介休窑、长治窑等到了金代仍在继续烧造，产品各具特色，且不乏精美之作。
宋 黑釉油滴釉盘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满施黑釉，釉色乌黑锃亮，釉面布满银白色油滴状结晶，仿若大小不一的油花点点，故称“油滴釉”。“油滴”之状又如夜空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
此盘神奇之处在于注水后富于各种变化。如注入清水，则银白色结晶愈加明亮，如夜空中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如注满茶水，则结晶闪现出金黄色，十分耀眼，充满神奇魅力。
金 黑釉剔花小口瓶瓶小口外折，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通体施黑釉，釉面光亮似漆。通体运用剔刻装饰技法，肩部为一周变形菊瓣纹，腹部装饰四组钱形开光，开光内各剔刻出折枝花叶。
此瓶线条简练，纹饰粗犷豪放，黑亮的釉面与褐色的胎体形成对比，别具韵味。此瓶于1955年出土于山西天镇县夏家沟。底部墨书“郭舍住店”四字。
宋 黑釉凸线纹瓶瓶唇口外撇，短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圈足。瓶体半截施黑釉，腹下部露胎。肩、腹部装饰多道凸线纹，线纹4道为一组，组与组之间以单线纹相隔，反复中有变化。
此瓶仅以多道凸线纹装饰，别无他饰，简洁大方，令人耳目一新。
宋、金时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瓷窑中生产的黑釉瓶、罐等瓷器常以突起的白色线条作装饰，布局可分为单线和复线，使单调的釉面呈现变化。
金 黑釉褐彩花卉纹小口瓶瓶小口，口下出楞，短颈，溜肩，硕腹，腹下渐收，圈足。通体施黑釉，其上以毛笔蘸褐色釉料描绘折枝花卉纹。
此瓶的纹样虽只寥寥数笔，图案却生动自然。造型敦厚浑圆，淳朴可爱。此种瓶式多见于北方瓷窑，传世器品中还见有白釉褐花、白釉剔花等品种。
黑釉褐彩系使用含氧化铁的贫铁矿石作为绘画原料，先在施有黑釉的瓷坯上描绘图案纹饰，再入室经高温焙烧而成，花纹呈铁锈色，故又称“铁锈花”。此种装饰手法在宋、金时期多流行于北方瓷窑，以磁州窑最具代表性。器物造型有瓶、罐、缸、盘、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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