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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及分期

龙泉青瓷的发展历史及分期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古代瓷器发展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2020-07-29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在英文中“CHINA”(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代名词,可想而知中国的陶瓷文化在世人眼中占据了何等独特而至尊的地位。古代陶瓷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工艺美术,从古至今产生了无数的绝世精品,而瓷中之母当数青瓷。我国青瓷烧制技术源远流长,浙江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自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东汉以来的成熟青瓷,晋代的“缥瓷”,唐越窑的“秘色瓷”,直到龙泉青瓷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质,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龙泉窑青瓷就是诸多青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龙泉青瓷是我国制瓷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窑址在今浙江西南部山区。龙泉青瓷肇始于三国,兴起于北宋,在南宋到元达到鼎盛,明代中晚期后开始衰落,其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按照叶英挺的理论,龙泉青瓷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五代到北宋早期、北宋后期到南宋、元明。龙泉青瓷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仑美奂传奇的开始。北宋后期到南宋

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WwW.TaOci52.COm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元明

或许元代统治者欣赏不了那种精致细腻的艺术,但瓷器仍然是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点缀。元代的龙泉窑依然为宫廷和贵族烧制瓷器,龙泉窑出现的八思巴文瓷器,便是一个力证。元代的龙泉窑瓷器在风格上更是焕然一新。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远销国外。

1975—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元后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此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皿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而明代龙泉窑青瓷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残片中仍可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比如其烧制工艺就延续了元后期底足包釉,用垫盘等支烧的方法。而且元代为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尤其是一些器型硕大者,对于烧制技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些大件瓷器的烧成可能与元代窑制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与宋代窑制无异,只在长度上略有缩短。据目前掌握的发掘资料,北宋龙窑有长达80米以上的,元代龙窑则缩短了长度。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此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但是,明代龙泉窑也有精品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如果将这些瓷器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有一类瓷器在形神上竟是如此的统一:直径达60多厘米的大盘,直径达40多厘米的墩碗……精美绝伦的刻花纹饰是一种华贵富丽的姿态,而刻花与釉色融为一体的效果更可谓“羚羊挂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这些都是普通的龙泉窑民窑器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对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不禁豁然开朗,两者在造型纹饰上的不谋而合正昭示着这类龙泉窑青瓷器的正统身份。

清朝 

龙泉窑窑场所剩无几,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灿烂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但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这个被历史遗忘湮没了很久的奇迹终究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被拨开尘土,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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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的历史分期


北朝隋唐时期: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心窑场位于今河北省南部的磁县、峰峰境内。据考古调查,以观台窑为中心的漳河流域和以彭城窑为中心的雀阳河流域至今已发现有观台、冶子、艾口、申家庄、北贾璧、彭城、临水、富田等17处古窑址。唐《元和郡县志》载:“隋开皇十年……置磁州,以县西九十里有磁山,出磁石,因取为名。”可见这里制瓷历史久远,瓷土蕴藏丰富。磁州窑的烧造历史源于北朝。窑址调查表明,磁县的贾璧窑、峰峰的临水窑自北朝就开始生产瓷器,创立了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场,是磁州窑的开端。贾璧窑末见文献记载,近人著作申认为是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1959年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前往贾璧村调查,定为隋代。贾璧窑青瓷产品有碗、钵、壶、罐、砚、高足盘等。青瓷胎色青灰,釉色呈青褐或青绿色,器型硕大,胎体厚重,器内有明显支烧痕。瓷质分粗、细两种:粗瓷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釉呈青褐色,外壁施半釉,有流釉现象;细瓷胎色灰白,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釉色青绿透明,器外壁办施半釉,轮廓清晰,制作规矩。用木柴作燃料,烧成温度在1200C左右。临水窑青瓷产品有:钵、碗、高足杯、矮足盘和高足盘。胎质细腻,釉色青黄。最突出的特点是半数以上器物口郎施用化妆土,施化妆土部分釉色黄白。柴烧,烧成温度在1170~l200度之间。磁县北齐武平六年 (公元576年)的高润墓曾出土龙柄鸡首壶、覆莲罐、烛台和罐、碗等青瓷,其中两件口部施用化妆土的青瓷碗,其型制、胎质、釉色均与临水窑出土的碗相同,应为该窑产品,据此临水窑的烧造年代可定到北齐时期。磁县境内北朝墓葬中还出土有早期青瓷,如东魏尧赵氏墓出土的7件酱褐釉瓷器,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碗、双耳瓶、细颈瓶、四系罐等,这些青瓷很可能与早期磁州窑有关。日本学者上田恭辅曾提出磁州窑始于晋,探寻更早的磁州窑窑场则有待于迸一步的考古发现。唐代,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古陶瓷学家叶磷趾先生在他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指出:“磁州窑晋代已有出产,唐时曾有优良之品,至宋始著名。”1975年,临水窑出土了唐代白瓷钵和碗,碗为卷唇,有的为玉璧底,有的为圈足外撇,器内有三五个艾钉痕。这些磁州窑白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较粗的灰白瓷胎上施一层细白的化妆土,再罩透明釉烧成,被称为化妆白瓷”。白化妆土是一种高铝矾土,俗称“碱土”,含铁量很低,在0.14%呢一0.5%扰之间,白度高,耐高温,不易熔融,与胎釉结合紧密,形成稳定的中间层。“化妆白瓷”的产生为宋金元时期磁州窑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唐代磁州窑除烧白瓷外,还和当时北方其他民窑一样兼烧黑瓷、青瓷和低温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宋金元时期:在磁州窑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中,宋金元是其繁荣期,金代达到鼎盛。《中国陶瓷史》指出:“磁州窑中观台窑最具代表性,其产品的品系、种类可以说集本系诸窑的大成。“观台窑位于太行山东麓,漳河东岸,为磁州窑中心窑场之一。它兴起于五代宋初,历宋、金、元三代,元末明初逐渐衰落。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磁土、燃料,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水源充足,运输方便,有着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新申国成立后,观台窑遗址经过1958年、1960一1962年、1987年三次考古发掘。特别是 1987年3一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研所和邯郸市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历时4个月,共开探方、探沟12个,总面积480平方米,发现9座瓷窑、作坊及碾槽等重要遗迹,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2千多件,瓷片数十万片。卉挖探方分布在5个地点,基本覆盖了观台窑各个时期的地层。此次发掘地层清楚,出土丰富,根据地层关系、出土纪年物及带年号铜钱,并与其他考古材料广泛排比,将观台窑遗存分为四期七段,基本廓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为宋金元磁州窑器物断代及进一步综合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元末明初观台窑逐渐衰落,磁州窑制瓷中心开始转向隆阳河流域的彭城窑,经元、明、清直到现代。1999年7~9月,邯郸市文研所对彭城的盐店、大庙坡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20平方米,地层清楚,出土器物丰富。共发现3座窑炉、2座作坊、30万片瓷片。 出土有绘画生动的白地黑花龙凤大坛、鱼藻盆、带“仁和馆”等铭文的四系瓶、磁州天目器及大量黑白釉碗、盘、罐等生活日用品,为隆阳河流域彭城窑的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彭城窑发掘资料正在进一步整理之中。

观台窑、彭城窑遗址大量出土的资料表明,从北宋开始,磁州窑在唐代“化妆白瓷”的基础上,注重瓷器的装饰艺术,粗瓷细作,广泛运用珍珠地划花、划花、剔花、三彩、釉下彩等技法装饰瓷器,刨烧出珍珠地划花、划花、蓖划花、白剔花、黑剔花、白地黑花、白地绘划镶花、白釉绿斑、白釉酱斑和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此外磁州窑还注重学习模仿其他窑系的瓷器品种,如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逐渐形成了磁州窑最典型的风格和特色。特别是北宋末到金初,磁州窑工匠成功地将中国画技法直接应用于瓷器装饰绘画上,创烧了白地黑花釉下彩。白地黑花黑白对比强烈,具有超凡的艺术魁力,它的器物造型挺拔、豪放,绘画滞洒、流畅十大气,装饰,内容生动、形象、亲切,极富情趣。装饰题材多为花鸟鱼虫、珍禽异兽、山水村野、诗词曲赋、人物故事、神仙志怪,可谓独具勉力。金代,磁州窑在战乱中生存下来,还不断增加瓷器品种,突出艺术特色,丰富装饰技法,扩大生产规模,使磁州窑的瓷器生产达到鼎盛。此时流行黑釉、绿釉、红绿彩、黄绿釉、素胎器等。装饰技法仍以划花、蓖划花最多,白地黑花达到鼎盛,还有姿白剔花、黑剔花、黑剔花刻填、绿地黑花、绿釉剔花、黑釉凸线纹、仿定窑刻花、模印花等装饰品种,模制器物和镂空技法也颇具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代红绿彩瓷器为以后元、明、清五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元代,磁州窑瓷器装饰品种减少,以白地黑花为主流,此时白地黑花不但装饰内容丰富,而且工艺、技法极为纯熟,登峰造极。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朝鲜新安沉船、日本及元大都出土的大量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表明,元代磁州窑瓷器已经作为商品远销海外,并开始为皇家官府烧造贡品。我国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曾指出,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

明清时期:

磁州窑在经历了宋、金、元时朝最繁荣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漳河流域窑场的逐渐废弃,中心窑场便集中 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镇。雀阳河流域临水窑始烧青瓷于北朝时躬,彭城窑与临水窑隔撵水相望,兴起于宋、金、元时期,成为磁州窑的烧造中心。所产瓷器由陆路和撵阳河水运远销华北、东北、东亚地区,其影响十分深远。

明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午八月,彰德府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山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彭城镇制瓷业的繁荣景象:“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水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窑工、匠人幻日千人之多”,大小窑场,《日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大明会典》也记:“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人京,纳于光标寺。明弘治十五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干九百三十六筒。”可见明清时期彭城镇设有窑场千余所,瓷业生产十分兴旺,故享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还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说。在20世纪上半叶,彭城一带虽然屡遭战争的破坏,但瓷业生产从未断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彭城镇还保留有馒头窑440余座,其中有180余家窑场坚持日常生产,成为北方地区的一处重要瓷器产她。全国解放后,随着民族工业的振兴,磁州窑焕发了青春,己发展成为我国的十大瓷产区之一。

这一时期的磁州窑,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发展,它的装饰技艺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从明代到清光绪初年,一度十分辉煌,具有“官窑”的身份,但其产品仍然以满足民间生活品的需求为主流,大量生产缸、盆、碗、罐、 瓶、坛等器,较少生产艺术品。其装饰艺术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继承传统的白地黑花(褐彩)基础上,大量使用“落砂红”(柿红色)彩,绘画内容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带的民俗风情,应该说这是磁州窑艺术所取得的创新成就。从清光绪年间到20世纪20年代,彭城先后有60多人到景德镇学习生产技艺,磁州窑受到了江西景德镇瓷器青花装饰艺术的影响。除大批生产缸、盆、碗、罐等种类繁多的生活日用青花瓷外,还生产了大量的青花装饰艺术瓷品。

唐山陶瓷的历史及发展


陶瓷,是唐山的传统特色产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北方瓷都,也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生产陶壶、陶具。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唐山陶瓷已有一定规模。当时,多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初开滦煤矿的建成和外资的进入,至三十年代末期,机器和电力在陶瓷生产制造中得以较为普遍的应用,唐山陶瓷渐渐兴旺起来。解放后,随着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唐山陶瓷有了长足发展,企业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逐步纳入了国家计划。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近20%的职工在地震中遇难,90%以上的厂房建筑被震坏,70%以上的窑炉设备受损,使唐山陶瓷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全行业职工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迅速恢复了生产,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产品。在震后恢复建设中还适时地对工艺布局、技术装备重新进行了设计,提高了机械化程度,使生产能力迅速达到了震前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山陶瓷工业将企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争创名牌、节能降耗、增加效益上来。整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

截止到目前,全市共有陶瓷企业近百家,日用瓷以中、西餐具、咖啡具、茶具、酒店用瓷为主,年产量5亿件以上,卫生陶瓷以各种便器、面盆为主,年产量约1500万件。建筑陶瓷约40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10多万人。与煤炭、水泥、铁路、机车一道成为唐山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它秉承唐山陶瓷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工艺,集传统和现代、科工贸、产供销于一体,是我国陶瓷产品重点生产和出口企业。公司现有职工两万余名,资产总额11亿元人民币,有五个控股子公司、五个分公司和1个研究院,主导产品为日用瓷、卫生陶瓷、特种陶瓷、建筑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耐火材料。其中,日用瓷年产能力1.6亿件。“红玫瑰”牌高档无铅骨质瓷是目前全国同行业高档瓷种中唯一的中国名牌产品。卫生陶瓷生产能力200万件。特种陶瓷年产能力1000万件。耐火材料20万吨。年出口创汇6000万美元。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陶瓷生产出口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大型综合陶瓷企业之一。

概括讲,唐山陶瓷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解放前的自由发展阶段。(1949年以前)

从明朝永乐年间至解放前夕,虽然中国的制瓷业极为发达,但唐山的陶瓷制造业只有田家窑、秦家窑、赵家窑等10余户手工作坊,农工二百余人,分布在现在的缸窑路两侧,产品均为粗陶、粗瓷。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技术的刺激下,特别是开滦煤矿出煤后,一些新的陶瓷作坊相继出现,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机器和电力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生产出了日用白瓷,电瓷器件,卫生陶瓷等。形成了唐山陶瓷工业的雏型。其中卫生陶瓷是国内首创,唐山是中国卫生洁具生产的摇篮。

二、解放后稳步发展时期(1949年——1976年)

解放后,党和政府带领广大陶瓷职工经过快速医治战争创伤,使唐山陶瓷生产步入正轨。经历了实施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等阶段。产品也由内销逐步实现了内外销并举,成为唐山的创汇大户,唐山陶瓷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的崛起,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1961年10月唐山市政府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唐山陶瓷展览会。展期29天。朱德委员长亲临展会并题词:“充分发挥你们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有利条件,生产更好更多的生活和工业用瓷,满足内销和出口的需要,成为第二个景德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快速发展时期(1977年以后)

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唐山陶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了新的考验。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使卫生瓷、建筑瓷供不应求,唐山陶瓷厂、唐山建筑陶瓷厂蒸蒸日上,生产以20%—30%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改革,使得多年来依赖外贸出口的日用瓷厂家被迫经受外贸停止收货,大量出口瓷厂家不得不转向内销,国内市场产销平衡受到冲击,大量产品积压。使日陶厂家在计划经济刚刚转轨时期第一次尝到了不能自主面向市场的苦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的情况下,唐山陶瓷工业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争得了外贸经营权,彻底改变了多年来依赖外贸公司的状况,直接的面向了国际市场。第一个在唐山市属企业中创办了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将外资引入了传统的产业中,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个在全市工业企业中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日用瓷产品结构中,形成了被誉为“四朵金花”的红玫瑰牌骨质瓷,白玉牌白玉瓷,木兰花牌玉兰瓷和白兰牌白兰瓷。同时,唐山陶瓷工业又适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装备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的环境下,唐山陶瓷工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在唐山陶瓷集团和唐山胜利陶瓷集团两大集团合并组建新的唐山陶瓷集团的基础上,以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对集团内部优势资产进行了重组,成立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8年8月上市。标志着唐山陶瓷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国际化经营迈出了实质的一步。为使陶瓷这一古老的产业进一步成为,承载文化、艺术、历史的载体,唐山市委、市政府决定自98年开始承办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至今,陶博会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成为了唐山人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陶瓷行业为数不多的一个上市公司,是国家乃至唐山陶瓷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具备亚洲第一的骨瓷产量规模,2000万件的生产能力,总资产10亿元,现在有职工20000余名,公司年销售收入达到6个亿。拥有“中国名牌”“红玫瑰”骨瓷,长城玉(硬质细白瓷),色釉瓷器三个瓷种资源的综合配套能力。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坚持以科技兴企为经营宗旨。不仅组建了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还斥资陆续引进世界级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经过“七五”至“十五”期间,全方位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全部淘汰了煤烧窑炉,装备了节能、环保、高效的现代化燃气窑炉,使传统的陶瓷产业告别了煤、烟、尘,迎来了气、电、洁。彻底改变了传统陶瓷产业的生产工艺,将传统的陶瓷工艺与现代高新技术加以完美结合。自1998年以来,自主研发了骨质瓷无铅技术、日用瓷低温快烧技术、高档釉下彩装饰技术、高档釉料生产技术等10余项新技术项目,通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鉴定;自主研发了蜂窝陶瓷、超节水卫生洁具、冶金用陶瓷过滤器、釉下精陶、铁红金圈釉艺术瓷等30多项新产品开发项目,获省、市级奖励。通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公司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显著提高,向可持续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美、澳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红玫瑰骨质瓷创造了六个历史之最: 1、创制投产最早,1964年开始立项研究,1973年研制成功。2、产品质量最好,从1975年通过省级鉴定获得国家级发明专利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并于200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国日用瓷行业最早也是骨质瓷行业唯一的中国名牌。3、器型品种最全,形成了西餐系列、日韩系列、酒店系列、航空系列、民用系列、办公系列、礼品系列、艺术系列等八大类,一千多个品种的均衡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大件、异型件生产工艺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4、占有市场最广,在国际市场,我们有欧盟市场、北美市场、日韩市场三大骨瓷国际主流高端市场。在国内市场,建立健全了遍布全国的经销商网络。“红玫瑰日用陶瓷已成为国内四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的首选瓷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将”红玫瑰“作为头等舱的专用瓷。5、品牌知名度最高。1997年“红玫瑰”骨质瓷以其优良的品牌被选定为香港回归特首府专用瓷。1999年被选定为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专用瓷。同年又被选定为澳门回归特首府专用瓷。2000年被选定为中南海专用瓷、人民大会堂专用瓷。2002年被选定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专用瓷。“红玫瑰”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正在向争当世界名牌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6、最早研制生产无铅骨瓷;2005年“红玫瑰”骨质瓷突破了长期困扰骨瓷行业的铅镉含量超标这一技术瓶颈率先研制出无铅骨瓷。唐山陶瓷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唐山陶瓷的各个发展阶段均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关怀。1996年7月,江泽民主席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1996年7月,李鹏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到唐山第一瓷厂骨质瓷生产线视察。2000年2月,朱镕基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0年5月,温家宝总理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铁映到唐山陶瓷股份公司视察。2005年,无铅骨质瓷项目通过省级鉴定,获唐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一五”期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唐陶股份公司提出了“创第一品牌,建一流企业”的奋斗目标,将通过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引进”、“产品结构调整”、“市场开发”、“加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要在“十一五”末将公司建成国内同行业一流企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十一五”末实现销售收入十个亿,利润一个亿。要实现这个目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实施品牌战略。以实施品牌战略产生的效益及影响力推动公司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公司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只有发展品牌战略,打造品牌产品才能是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创建百年企业这一理念。

实施品牌战略是我们公司的突围之战,而对不断恶劣的外销形势,我们只有跳出加工出口的圈子,才能占领品牌销售的高地。我们的目标是在2007年底实现国内所有的二级以上城市都要有“红玫瑰”品牌的经销网络。

唐陶股份公司对外以每年投入3000万元用于红玫瑰的品牌宣传,对内已投资2000万元用于设备改造,聘请国外设计师进行器型与花面的的研发并成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有理由相信,唐陶人有着高远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一定能够肩负起振兴北方瓷都的重任,为民族产业的发展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龙泉青瓷装饰的演变及特点


瓷器装饰在其使用价值、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不同时代、时朝、地区的科学技术、美学艺术、人文伦理的集中体现。龙泉青瓷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在我国陶瓷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龙泉青瓷装饰的载体主要是胎与釉。龙泉青瓷装饰艺术的演变趋势是由釉装饰到胎装饰,再由胎装饰到釉装饰,最终由釉装饰回到胎装饰。胎装饰是指在瓷器胎体上刻划、模印、镂雕、堆塑各种纹饰、图案、文字和装饰物并施釉后表现一定装饰效果的装饰方法。胎装饰自瓷器发明以来广为采用,是比较直观、简便的装饰方法。只要条件允许,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瓷胎上进行艺术创作,不必过多地受釉质、釉色和烧制工艺的限制,创作空间很大。釉装饰则不同,它是通过美丽的釉质釉色或者釉上釉下的彩绘来展现艺术品味的装饰方法。釉装饰分为单一釉装饰和釉与彩绘相结合两种方式,单一釉装饰就是我们熟知的单色釉装饰。即只用美丽纯净的釉进行装饰,不加任何其他纹饰雕琢和绘画。釉与彩绘相结合装饰通常是施用釉下彩或者釉上彩进行装饰。龙泉青瓷主要以釉装饰为美,同时也采用胎装饰,所以现在习惯上还将龙泉青瓷纳入单色釉的范畴。龙泉青瓷釉装饰艺术的成就在我国古代青瓷中是最高的。龙泉青瓷发展的每个时朝,都展现出承先启后又各自独立的装饰艺术,走过了由初级到高级、由高级到衰落的演变历程。初创时期、成长时期的龙泉青瓷以胎装饰为主,成熟时期以釉装饰为主兼有胎装饰,衰落时期又以胎装饰为主。一、初创时期的装饰风格及其特点从龙泉窑创烧到北宋早期,龙泉地区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青瓷产量不大,以民用为主。当时施用石灰釉,釉质透明,易于显现胎骨上的纹饰,所以多用模印、堆塑等胎装饰方法,艺术风格原始、朴拙,但求形似不求逼真。如早期的青瓷罐上,就用事先制作的模范在胎体上拍印出绳纹、席纹、太阳纹,制作简单。北宋早期的碗、盘上增加刻划花卉、水波纹饰,都是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二、成长时期的装饰风格及其特点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龙泉青瓷开始进入商品生产阶段,受景德镇等窑的影响,对产品的胎装饰比较注重,装饰水平有所提高。当时的装饰工具进一步改进,随着竹制的刻划工具的推广,到划纹饰成为装饰的主流,纹饰形式更多,装饰风格也趋向复杂多样。这一时朝大量出现凹刻蓖划的莲花、鱼、鸭。水波纹饰,构图简约,刀法简练酣畅,线条动感很强,大量使用蓖纹填划细部线条,富有生活情趣。三、成熟时朔的装饰风格及其特点

南宋中朝发明石灰碱釉以后,肥厚乳浊釉层的透明度降低,刻划纹饰很难显现,追求釉装饰成为当时的主流。入元以后釉层减薄,胎装饰再度兴起,发扬光大。一是追求釉质的玉质感。在釉层、釉色、质地上下功夫,以梅子青釉、粉青釉的青翠浑厚、温润华滋为美。二是始创浮雕工艺。虽然釉厚难以刻划,但是可以通过釉表面的层次变化进行装饰。南宋晚期到元代早期,龙泉窑在碗、盘、盏、瓶、罐的外壁上浮雕刻莲花瓣纹、菊花瓣纹,在鬲式炉外壁上雕刻筋线,在樽式炉上装饰弦纹,以此打破了釉,面的单调,通过线条增加了器物的立体感。三是采用镂雕捏塑装饰。如镂雕熏炉、鼓凳,捏塑龙虎狗乌等动物和人物造像等,形神毕肖,栩栩如生。四是堆贴并用。将鲤鱼、梅花、乌龟、人物等堆贴在器物表面,制作精细入微。元代发明的露胎贴花工艺,为堆贴工艺锦上添花。五是刻印兼施。成熟时期的刻划和模印工艺力求逼真写实,纹饰线条更加细腻,纹路复杂,图案多样。各种刻印的文字、吉语、八思巴文图案也各具特色。六是镶嵌盛行。在各种瓶、罐上镶嵌各种装饰物,如贯耳、凤耳、兽耳、环耳等。总之,成熟时期龙泉青瓷装饰的特点是突出釉装饰、兼用胎装饰,胎釉并用装饰等多种方法的完美结合,装饰工艺炉火纯青,装饰效果美伦美奂。

四、衰落时期的装饰风格及其特点

明灭元后,景德镇窑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了龙泉窑的地位。由于釉层变薄、质地变透、釉色变黄,釉质美不复存在,明清时期的龙泉青瓷器物基本不做贡品,不堪官用。在这种条件下,龙泉窑产品质量每况愈下,装饰工艺日渐粗糙,最终只能再回到胎装饰为主的老路上去。衰落时朋龙泉青瓷装饰虽有少量精美制作,但总体特点是粗糙流俗,艺术格调不高。一是装饰方法单调,主要采用刻划和模印。二是装饰题材以民间流行纹饰为主,“全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流行,反映民风民俗,媚俗倾向明显,缺少高雅制作。三是刻意写真,失去了宋元时期青瓷装饰深遂高雅的情趣和意境。

五、装饰方式与胎、釉的关系

根据何种胎质、釉质采用何种装饰技法,两者具有一定的关联。装饰方式必须与青瓷胎、釉的特点相适应,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如北宋以前龙泉青瓷的胎质比较疏松,石灰釉釉质薄透,这就适合在胎上刻划纹饰,能够透过釉层清晰地表现出来。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朝,乳浊失透的粉青厚釉就不适合表现刻划纹饰,所以龙泉窑就采用浮雕、镂雕、堆塑、露胎贴花等技法进行装饰,开创了装饰艺术的一代新风。元代中晚期至明清由于釉层变薄,釉质变透,适合在胎上进行刻划,继而胎装饰之风再起。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的发展历史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从单纯的点彩到条形绘彩,再到大块施绘,再到细细描绘,再到潇洒随意,直至衰落,体现出艺术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具有民间窑场独有的特色。

褐彩装饰是瓯窑青瓷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它突破了单纯刻划纹和模印纹的局限,使单一的青釉瓷的色调发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平添一分活泼明快。瓯窑青瓷褐彩装饰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纹样丰富,自成系列。

褐彩装饰产生的早期,三国吴至西晋,仅在器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用大小不一的褐彩小点随意稀疏装饰;东晋装饰范围扩大,在陶瓷器物的口沿、肩部、腹部、盖、流甚至周身,或者动物造型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用褐彩小点装饰,部分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呈菱形、十字形、三角垂帘形等,部分讲究对称,典型器物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永和七年(351)褐彩鸡首壶、东晋牛形灯盏等。早期的装饰手法极其单纯自由、大气而又率直,符合点、线、面的原始美学原理,在青釉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出民间实用而朴实的审美情趣。

南朝,点彩继续流行,用毛笔绘饰的条纹褐彩出现在罐的外壁或莲瓣纹碟的内壁,典型器物如温州市区翠微山出土的南朝瓜形盖罐,反映出运用褐彩装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唐代,点彩基本不见,条纹褐彩继续流行,盛行大块褐斑装饰。在直口筒形罐、敛口水盂、瓶、壶碗等的腹部、口沿等醒目部位,饰以大块褐色或黄褐色斑块,一般不讲究对称,但讲究间距。这种大块褐斑装饰,与唐代浑圆饱满的造型时代特征相呼应,使器物显得雍容富贵。

五代至北宋,保持着唐代褐斑装饰的风格。从北宋早期褐彩蕨草纹执壶来看,北宋的褐色彩绘技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盖面的蕨草叶随意而流畅,具有写意画的风格特点,腹部的蕨草纹茎叶分明,婷婷玉立,飘举摇曳,曼妙多姿,布局构图符合美学原理,仿佛是一幅绝妙的写实自然风景画,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至元初,瓷器的题材仍以自然乡村常见的云霞和花草、兰花、荷花等植物图案为主,但风格为之一变,用毛笔风驰电掣般地绘饰,抽象写意,潇洒随意,酣畅淋漓,与宋元文人画追求笔墨情趣的时代风格相呼应。

六朝瓯窑青瓷

五彩瓷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特色


五彩又称“古彩”,是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彩绘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五彩瓷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之“五”泛指多彩,与素三彩之“三”有同工之意。五彩兼色丰富,一般以红、黄、绿、蓝、黑、紫五色为主调,它从古代彩绘艺术中脱衍而出,起源可上溯至金代,是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时处宋元更替之际,北方瓷窑遭到破坏,瓷工们纷纷逃往南方,这也成为日后明代景德镇彩瓷高速发展的一大助力。

金代 五彩水禽纹碗

金代五彩瓷器的确定,是学术界对近十几年在考古发掘以及海外陆续发现的金代釉上五彩瓷研究的结果。北方著名瓷窑磁州窑所烧造的白底黑彩、白釉红绿彩、白釉绿彩等品种,无疑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先声,为后期景德镇五彩瓷器的出现起到了启迪作用。

元代 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

元代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明成化 五彩莲池禽戏纹盘

明嘉靖 五彩八角形大罐

明嘉靖 五彩西游记图罐

明万历 五彩牡丹龙纹出戟花觚

明早期五彩瓷较少见,中期时官民窑均有生产,并且成为明代外销瓷的一大品种,尤其对日本影响巨大,现今日本是保存中国明代彩瓷最多的国家。明代五彩具代表性的是嘉靖、万历两朝,无论从质量、数量上还是从色料、彩绘工艺、烧成工艺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并开创了五彩瓷的全新局面!

清代顺治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战争阻碍,御窑厂也遭到破坏,许多陶瓷品种停烧甚至失传,五彩瓷的烧制数量也严重缩水。

直到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官窑烧造。康熙五彩在继承各种优秀工艺的基础上,又比以前各代都有明显进步。正如当时江西按察使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说:“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国外不少学者称康熙五彩为“中国美术”“康熙美术”,可见其声誉之高,康熙五彩不仅是清代五彩瓷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彩瓷发展过程中的顶峰!

清康熙 五彩云龙纹大盘

清康熙 青花五彩雉鸡牡丹盖碗

康熙五彩施彩较厚,深凝浓艳,红就是红,绿就是绿,没有深浅变化,所以也常被称为“硬彩”或“古彩”,这是相对于“粉彩”的粉润柔嫩而言,但是康熙五彩自有一番沧海韧涛般大气势的柔美,极耐咀嚼!

清康熙 五彩描金鹭莲纹尊

清康熙 五彩八仙人物纹碗

清康熙 五彩双狮戏球纹胆式瓶

在用彩上,一、出现呈天蓝色的釉上蓝彩,可代替青花使用;二、重用黑彩,大量使用墨线勾勒轮廓,突出黑彩的艺术效果;三、金彩用来表现纹饰线条美,或局部、大面积的涂染,如金色的太阳、金色龙、金莲等,富丽华贵;四、红彩是五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色调,传世的康熙五彩瓷上,红彩色泽鲜艳光亮,画彩技术非常精细,康熙的红彩甚至还有多种叫法,像“盖血红”、“抹红”等。

清康熙 五彩描金花蝶纹攒盘

康熙五彩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大,器型大、气势大,具有浑厚的结实感。而且刻、绘、印、镂、雕、塑等诸般工艺无不具备。然而,康熙以后,粉彩大兴,占据了清代彩瓷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雍正之后,五彩就更加稀少了,虽然它的烧制一直有延续,但都无法与康熙五彩并论!

龙泉瓷器的历史


中国陶瓷考古界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早期的龙泉青瓷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最大。

瓯窑、越窑在东汉(25—220)时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向瓷器的过渡。而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四大窑系在公元3世纪以后才成系统。

那么,龙泉青瓷早期受瓯窑、越窑的影响,是不是这个时期?向前推到春秋时代成立吗?

这种推想似乎胆大以至狂妄,却又合理,而且可能源于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相争。一个名叫西施的绝色美女奉越王之命,卧底吴国,最终使卧薪尝胆的勾践一举打败吴王夫差,灭了吴国,演绎了一段千古传奇。

吴越相争的主战场不在龙泉,但这场战争却在龙泉城市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使封闭蛮荒的龙泉第一次走向了开放。

从来没有人把吴越战争与龙泉青瓷联系在一起。

据《龙泉县志》载,1988年,龙泉全县有姓氏二百九十三个。如此繁杂的姓氏,如果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移民,是不可想象的。

“中原汉族南迁后,汉人渐从江苏、江西、福建等省辗转迁居龙泉,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和金人南下,南宋朝廷偏安临安(杭州)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迁龙泉的人口大量增加。清初,避‘三藩之乱’,闽东北人口迁入龙泉西南乡不少。清雍、乾间,海禁初弛,商业复兴,江西广丰及浙江兰溪、永康、青田、温州等地商业手工业者纷至沓来,落籍特多,遂有‘江西老俵一个包袱一把伞,走到龙泉当老板’之说。”

这是1994年版的《龙泉县志》关于外来移民的记录。“1958—1960年,从丽水、青田、温州、文成、泰顺、平阳、瑞安、瓯海、永嘉、乐清、温岭、诸暨等县、市,迁来林业采伐工人达一万二千人(其中部队转业九百多人),携带家属五千多人。”“1964—1967年,迁入新安江水电站库区淳安县移民一千四百十二户,五千六百五十人。”“1965—1966年,从杭州、东北等地迁入‘小三线’工人职工及其家属九百人。”

“战争,催生了龙泉宝剑;战争,同时也催生了龙泉古城。”这是作家阙迪伟先生在《欧冶子将军庙前的遐想》一文中,对龙泉古城雏形形成的合理推想。文章中说,龙泉古城雏形可能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吴越争霸时期形成,而且可能是国家行为所致。这个时期,铁剑的出现正逐步取代青铜兵器,在战场上具有克敌制胜的绝对优势。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强国争夺霸主地位,从战略高度出发,选中了远离战场的越国大后方龙泉,利用当地丰富的铸剑资源和瓯江水运交通作为铸剑基地,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铸剑鼻祖欧冶子来到荒蛮的龙泉铸剑,肩负起统治者的霸主梦,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百越先贤志》记载有关欧冶子铸剑的资料看,欧冶子“凿茨山,泄其溪,取山中铁英,作铁剑三枚……”当时的铸剑,应该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国家行为的大工程,用现在的目光看,在当时还没有出现火药,劳动工具又非常原始简陋的情况下,欧冶子哪怕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铸剑,必须有大量人手参与配合,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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