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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秦汉时代的陶瓷发展

商周秦汉时代的陶瓷发展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古代瓷器发展 陶瓷艺术

2020-07-29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商周时代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称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 9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扩展阅读

秦汉时期的陶瓷发展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秦汉茧壶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50℃—1000℃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秦汉文化陶瓷发展史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0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发展史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陶瓷制造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瓷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在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品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陶器及陶塑艺术的发展过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扫灭了诸侯割据势力,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汉朝的建立则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更加巩固。

汉代,长期的安定局面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使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也有遍布全国城乡的小手工业、家庭手工业。陶瓷手工业在汉代是遍及全国的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因为陶瓷用具是任何家庭、建筑部门都不可缺少的,因此发展得很迅速。陶质用具和砖瓦质量之佳,气魄之宏伟、艺术性之高是其他朝代难于相比的。

秦砖汉瓦的美名享誉千年,低温颜色釉的发明为陶器的美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殉葬用的画像砖,再现了汉朝社会现实。青瓷、黑瓷烧制的进步,把瓷器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秦汉陶器生产仍然以日用器皿为最多。以泥质灰陶器皿为主,根据不同用途,有细泥陶、粗泥陶和夹砂陶之分。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陶器的颜色有青灰色、灰褐色、红色、黑色等,还有各种彩绘陶。其中以颜色纯正的青灰色陶器质量最好,火候高,还原气氛控制很好,颜色均匀悦目,质地坚实耐用。器物以表面光素为多,很少纹饰。

陕西关中地区的日用陶器有壶、小壶、扁壶、茧形壶、樽、豆、盆、杯、盘、钟、缸、勺、鼎、甑、釜、钵等。

河南等关东地区,主要生活用具有罐、壶、鼎、钵。楚文化集中的长沙地区,陶器具有地方特点,如矮足鼎、盒、壶、罐、碗、盆、釜、甑、长方炉、盉、博山炉、钫。

广东地区常见有瓮、罐、双耳罐、提筒、双联罐、四联罐和五联罐、瓿、小瓿、壶、匏壶、钫、敦、盒(包括小盒、三足盒)、四联盒以及碗、盆、甑、釜、鼎、熏炉、豆等。

长江以南地区除一般陶器之外,还有印纹硬陶。这些器物质地坚硬,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波状纹、锯齿形纹,器物种类以瓮、罐、壶、盒、碗等为多。

汉代陶器的装饰,一般陶器有弦纹、划纹、绳纹、印纹、模印浮雕、涂色和彩绘等若干种。有的弦纹比较宽,形似瓦沟状,故又称“瓦纹”,划纹有平行直线纹、连续点状纹,这种纹样像断线的珍珠,还有三角纹、连环纹、栉齿纹和阴刻动物纹,如虎、雀等。

印纹是由刻有图案的印模,单个地打印在坯体上。粘贴浮雕,模印的具有浮雕形象的泥片或捏塑形象,粘贴在器物表面,如陶灶、井栏、樽或仓的足部,铺首则贴在陶壶一类器物的肩部。

秦汉以来,用陶质器皿殉葬的风气很盛,专门为殉葬而生产的陶器即明器的制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器包括一部分日常使用的器物造型,只是质地不如日用陶器那么致密坚硬罢了,更多的是仓、囤、炉、井、灶、磨、住宅、水榭和其他建筑模型。还有彩绘陶,以鲜艳的彩色绘出气魄宏伟而流畅的图案,充满神秘的色彩。许多釉陶作品也是明器。

陕西关中地区的常见的明器有茧形壶、鼎、扁壶等,模型有方仓、圆形仓和陶囤等。

河南关东地区墓葬里经常出现四种组合:

1.罐、鼎、壶、敦等,这是战国以来流行的器皿;

2.炉、井、仓、灶、磨等,这是汉代以来流行的器物和模型;

3.杯、盘、盒、案为代表的一套祭器,西汉晚期开始流行;到东汉流行一套仿漆器的模型;

4.住宅、水榭、坞堡模型和家畜家禽如猪、羊、狗、鸡等。

彩绘陶一般是在质地相当好的陶器上面作画,有的很写实,有的很抽象,有的很夸张。画面布局很满。有朱绘和粉绘之分。彩色有红、赭、黄、绿、橙、白、黑等色。工匠们很会搭配,大多数纹样繁缛,主要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云气等纹,有狻猊追逐于流动性很强的云气之间,线条流畅婉转,生动活泼,色彩绚丽。有的像漆器彩画,富有很强的艺术性(详见《中国陶瓷史》秦汉部分)。

釉陶艺术,汉代釉陶艺术主要作明器。

大约从战国时代开始,陶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种表面施釉的陶器。在普通瓦胎器物表面,涂有浓厚的深绿、浅绿或棕黄色釉,由于釉料中羼入大量的铅,这种金属熔点很低,在釉里起助熔的作用。这就能使普通陶器在烧制中,呈现出光亮美丽的釉层。

中国发明釉陶可能与战国秦汉时代道家炼丹所获得的化学知识有关。道家富有实验和创新精神,常把铅、汞、石英等物质放在一起烧炼。这些物质在一定温度下能熔融成玻璃状物质。在炼丹的陶容器里这些物质混入黏土,粘附在陶器表面,就会出现铅玻璃一样的表层,这就启发人们发明釉陶。如果加入铜、铁等金属矿物的粉末,釉层就会出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

铅釉陶器的发明比原始青瓷更复杂。它要求寻找到能降低釉层熔点的金属铅加入其中,并要求配出与陶胎膨胀系数一致的釉料。还要在适合在烧陶的温度中烧成,加入铜、铁氧化物作呈色剂也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要求得到美丽的绿色、棕褐色,在烧成气氛的控制上也要求很严格。所以釉陶在原始青瓷生产以后很长时期才发明出来。

在艺术效果上铅釉陶器比普通陶器高得多。首先是坯体制作上比一般陶器要严格,几乎一丝不苟,器形设计、线条的使用和装饰内容的安排庄重雄伟,有青铜重器的气魄。

釉陶在西汉武帝时期至中期主要是壶类产品。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得到很大的发展,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壶,还有钵、樽、仓、罐、洗、杯、勺、盒、魁、几等。东汉末年又增加了博山炉、瓶形器,各类动物、人物,即俑类形象。

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甘肃等地还有釉陶树、水榭、高楼、仓房、坞壁、楼橹等建筑模型。在河南、四川、广东等地还出土有水田、鱼塘模型等。釉陶丰富的内容把汉代现实社会的生产活动、农家的生活情景、家畜家禽的饲养、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统治阶级人物娱乐和腐化的生活、租赁借贷、人际关系、意识形态的信仰等方面都形象地表现出来,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釉陶作为殉葬明器,满足人们厚葬的要求,比一般陶器和瓷器更理想,表现社会形态方面的内容更广阔。

原始青瓷在春秋战国时期质量迅速提高,产量也增多了,只是吴国和楚国战争时期江南遭到较大的破坏,瓷器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质量明显下降。

秦统一中国后到汉朝,随着江南经济的巨大发展,瓷器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也发明了黑瓷。各地汉墓出土瓷器明显增加,但也有一个现象很清楚,就是质地较粗,釉层不够明亮,胎釉密合不好,釉层容易剥落。这是胎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含量增高所致。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改进窑炉结构,提高烧成温度。然而到西汉时窑炉结构改进不大,因此瓷器的烧结程度没有明显提高。

到东汉时,窑炉大有改进,同时配釉施釉工艺也有明显提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瓷器发展史上又来了一次飞跃。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的上虞、宁波、金华、德清、衢州等地发现东汉青瓷窑址比较多,说明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建立范围扩大。经理化测试证明,这些青瓷烧成温度已高达1300℃。瓷胎烧结良好,胎釉结合紧密。由于较好地控制了还原气氛,青瓷色泽纯正,透明而有光泽。在浙江省博物馆青瓷陈列中展出了海宁出土的青瓷双系罐,胎体浅灰色,致密,青釉比较厚,润泽碧绿,水平很高。

汉代青瓷器形有各种规格的罐、直颈瓶、双铺首壶、五管瓶、五联罐、虎子等。

东汉黑瓷得到发展。在德清、金华、宁波、上虞等东汉窑址中均发现有黑瓷器物。黑瓷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黑釉有很强的掩盖性,一般都不透明。黑釉深沉凝厚,釉光滋润,相当漂亮。它对胎料的要求不严,许多瓷窑都用下脚料烧黑瓷,成本低廉,为瓷器在一般民众中使用创造了条件。

秦汉的陶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今后2000多年雕塑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代陶塑艺术,以陕西临潼始皇陵东侧出土的陶兵马俑群为代表。

汉代陶塑艺术逐渐趋向于反映社会现实,是属于表现人和社会生活的古典写实艺术。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农夫、厨师、舂米的家奴、射猎的勇士,身怀绝技的杂技、歌舞、说唱和演奏的人等。动物有牛、羊、马、犬、猪、鸡、鸭等家畜家禽。随葬用的建筑模型,有各种式样的高层楼阁、水榭、住宅、家禽的栏圈、装粮食的仓房等。

汉代陶塑的手法有捏塑、圆雕、浅浮雕、模印等,注重神似,线条简练而夸张,对汉代社会各种现象有极强的概括能力。

汉代除个体雕塑以外,群塑也极成功,最优秀的群塑制品要算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初期的乐舞、杂技、宴饮俑。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塑出22个艺术形象(现缺一奏乐人)。表演者在陶盘中心,后面是乐队,两侧是观众。这些内容是战国青铜器、漆器上经常出现的贵族宴乐活动,但在构图处理上却有很大的突破。战国青铜刻纹图像多以高大建筑物及其中的贵族宴饮活动为中心,向外展示乐舞或游猎、战争的图像,夸耀贵族奢侈淫逸的生活,突出其统治者的地位。但是,山东济南无影山的艺术形象的布局恰好相反:作者刻意描绘的是乐舞、杂技的表演者,宴饮作乐的贵族则退居陪衬地位。尽管形体高大,但面呆神滞,丝毫不引人注意。舞乐杂耍之人则活跃异常。

无影山陶俑群塑不足之处是人物面部缺少变化,反映了西汉初期陶塑艺术的时代特点。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的庖厨俑、舞蹈俑、击鼓说书俑等,在人物塑造和刻画上就细腻得多了。

说书俑主要出现在四川地区,有站立的,有扭动身躯的,有坐着的。最成功的一件是四川彭山出土,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长期展出的踞坐形象说书俑。塑造的是一个活动于下层人民中间的贫穷的民间艺人。

他是位盲目老人,上身裸露,下着一条破裤子,赤脚,左手抱鼓,右手伸出食指,指向下方,头部缩在高耸的两肩之间,额头因双眉高抬和饱经生活艰辛而现出几条深深的皱纹。其情景是当其鼓声刚落,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以后,他热情洋溢地讲述动人的故事,满脸呈笑,讲得兴奋异常,情不自禁地抬起一只脚。生活虽然贫苦,但在下层人民中间他有无穷的欢乐。这种人被称为“瞽矇”。我国人民有记载历史、传播历史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传播历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史官,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即是,他修的《史记》主要供最高统治者看阅,以严谨的文字写成巨著,民间看不到,也看不懂。民间传播历史主要靠瞽矇,他们有点生理缺陷,生活在人民中间,以高度的组织能力收集、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传说历史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并以说唱的方式,不断地在人民中间传播。寓教于乐,使劳动人民既受到教育又得到精神上的娱乐。这些作品在“传神”和艺术夸张方面是无可挑剔的,说明汉陶艺术不单纯着眼于刻画人物的外形,更主要的是对人物的神情动态作了敏锐、细致的观察和着力表现。由于善于选择、表现运动过程中最能代表动与力的一刹那,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活力和生命气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造型艺术的一般规律,使作品更富于生活情趣。

日本各时代陶瓷发展史记


古九谷 彩绘葫芦瓶 江户时期

瓦古奈尔 彩绘盘 明治初期

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整个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日本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与之必然产生密切的关系。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

一、绳纹、弥生与古坟时代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

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

弥生土器是古昭藏博士在东京市文京区本乡弥生町最先发现的一类陶器,以地名命名。在考古上定为弥生式文化时代,系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六七百年间制作的陶器。

弥生陶器也是徒手捏制,烧成方法与绳纹式陶器相仿,露天烧造,比绳纹陶烧结温度高,约800℃左右。绳纹式土陶器多为黑色,而弥生式土陶多为褐色,有的呈很美的红色。

从绳纹陶到弥生陶,古人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型的日趋洗练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中叶称古坟文化时代。四世纪后,中国大陆大批居民移居日本,使汉字、中原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土师器和埴轮。土师器为淡褐色薄胎,纹饰简单,用于上层贵族丧葬的祭器。埴轮即土陶俑,也是古代日本人神秘信仰的陪葬之物,其中有男像、女像、家具、武器、船等泥塑,并往往在这些造型中增添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鸟、兽、鱼等动物塑像,造型十分生动。

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并且从中国引进还原焰烧制方法,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可以大量生产。这样的须惠陶确实是窑艺飞跃发展的证据。

二、奈良、平安时代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612年圣德太子故后,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臣,每次都有不少留学生和僧侣随行。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

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朝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器釉以铅为熔媒,氧化铜和氧化铁为呈色剂。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

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平安时代的中期神秘的奈良三彩以及低温釉烧制技艺突然中断。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奈良三彩为皇室、寺院特殊专用品,加工精细、器壁薄、重量轻,制作手法不熟练。器型单纯,且以使用为目的,双面施釉,不渗水。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唐三彩器内无釉且都是冥器的特点。

三、镰仓时代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

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

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

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初代藤四郎姓藤原,名景正。贞应二年(1223)随遣宋使道元禅师来中国,在浙江学制陶,至安贞二年(1228)返日,在濑户村安居并开始制陶,这也是今日闻名于世的濑户烧的起始。藤四郎陶器为茶褐色有釉陶,初始有简单印花,后期发展到印花、刻花等多种形式,制作出各种瓶、壶(罐)、四耳壶、香炉和犬(犬俑象)等。

四、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中世纪日本陶窑出现著名的“六大古窑”,即濑户窑、常滑窑、信乐窑、越前窑、丹波窑、备前窑。从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六大古窑分别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

五、安土桃山时代

1586年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晚年住桃山城,故称安土桃山时代。

志野茶碗 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l592年、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均以失败告终,史称这两次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返回途中虏俘了大量朝鲜人归国,其中陶工数量不少,这些人到日本之后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制陶,促进了日本国内制陶业的发展。

濑户系

由于濑户地区连年战乱,陶工外逃,加上临近的岐阜县多治见市周围发现优质陶土,因此陶窑迅速增加,以美浓为中心成为新的制陶中心,产生了黄濑户、濑户黑、志野、织部等一系列新的品种。

桃山时代作品以菖蒲手黄濑户为代表,志野是日本国内首先制作的白色陶器,其意义深远。受当时输入朝鲜李朝白地铁釉绘纹样的启发,制作志野的半透明釉药和蜂窝状的结构以及铁釉药绘纹样,都是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织部烧比志野、濑户黑产生晚,古田织部对日本陶艺界影响不仅限于美浓,还应包括伊贺、丹波、信乐、备前、唐津等窑。

朝鲜系

西日本的制陶主要在九州,除室町以前的须惠器烧制之外,也烧制具地方特点的陶器。文禄·庆长之战后,李朝陶瓷器对本地影响最强,丰臣秀吉虽然征战朝鲜失败,但收获是陶艺和陶工的大量引进,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陶瓷之战。大量朝鲜劳力虏回,使唐津地区制陶业迅速发展。

唐津烧初期是朝鲜陶工按李朝方式制作,原料由朝鲜运入,后在唐津附近发现陶土,以此地为中心先后建成窑场l30处,总称唐津烧。当时代表作品有奥高丽茶碗、绘唐津、朝鲜唐津、斑唐津等一批珍贵品种。高取烧、上野烧、小代烧、萨摩烧等也均为朝鲜陶工参与建筑和发展的窑场。

文禄三年(1594)在朝鲜之战佐贺藩归化的李参平(朝鲜陶工)于元和二年(1616)发现磁石矿,并于天狗谷筑窑,在日本国内首次制瓷成功。这件事在日本陶瓷界意义十分重大。与濑户的藤四郎有釉陶器、柿右卫门彩绘一起通称为日本陶瓷史上的三大革命。白瓷施透明釉,釉下多青花纹样,从中可看出李朝的影响。

在李参平白瓷烧制成功影响下,有田制瓷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西日本的制瓷中心。有田烧的品种也由李朝白瓷增加到染付(釉下彩)、锦手(彩绘)、染锦(釉下、釉上彩结合)和青瓷。受中国进口彩绘瓷器影响,有田柿右卫门苦心研究,终于试验成功赤绘技法(釉上彩绘法)。柿右卫门是日本彩绘的始祖,至今已传十三代。

宽永五年(1628)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在有田岩谷川开窑,后产生精美的色锅岛瓷器,色锅岛瓷器图样用黑线双勾描画,产品不外售,次品全部毁掉。由于坚持分业制,制坯、彩绘、烧成分头进行,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所以不但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而且经久不衰。

六、江户时代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掌握大权。1603年获封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

进入江户时代,全国窑场已达二千家以上。以京都为中心的京烧,在野野村仁清出世之后,逐渐成为全国陶业中心地。

明历三年(1657)仁清彩绘问世后,引起轰动。仁清特有的彩绘作品和独特风格,确立了京烧在全国陶业的主导地位。在其后其弟子尾形乾山及其弟光琳合作,名品不断问世,京都五条坂南北两侧分成两大流派,形成粟田烧系和清水烧系。京都粟田烧以彩釉、彩画描金擅长,最初的御菩萨烧、锦光山宗兵卫、宝山文藏、带山与兵卫、岩仓山吉兵卫等均属于此。

清水烧则以音羽烧、清闲寺烧、音羽屋九郎兵卫、茶碗屋六兵卫为主,出现了清水六兵卫、高桥道八、和气龟亭、水越与兵卫、斡山传七、清风与平、清水藏六等大师。除此之外,相马、益子、真葛、赤肤、明石、尾户、闲谷、高松、现川等窑也都同属于京烧范畴。

德川幕府后期,以京都为中心茶道风行,全国各地名士相聚,茶道用青花茶碗需求大增。此时期以来清水烧青花制品大量生产。产生名人青木木米、仁阿弥道八等大师。

七、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军舰开入浦贺港。翌年日本在武力压迫之下被迫开国,1868年与美、英签订了商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同时在“尊王讨幕”旗号下迫使德川庆喜将军下台,奉还大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建立新政府。改东京为首都,年号为明治。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进入明治时代由于维新改革,藩窑没落,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制陶业向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聘用专业人才,尤其是聘用德国化学家瓦格耐尔(G.Wagener),给日本陶瓷业发展和与西方交流以巨大促进。日本国内陶瓷业也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迈进,窑的结构由小型向大型转化,燃料也由烧木材向烧煤、天然气和电力方向改进。陶瓷业向传统陶业、海外输出和观赏用陶艺三个方面分化,并按各自方向发展。

八、大正与昭和时代

此时期的陶工们根据不同情况,以艺大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了日展系,传统工艺者组成日本工艺会,同时还有现代工艺美术协会。此外,还有民艺派、走泥社、新匠会等许多协会和俱乐部。

近世出现了板谷波山、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河井宽次郎、金重陶阳等一代名师。生产民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窑场近年兴起,作为有名陶艺家有益子烧的浜田庄司,水户的城户夏男,佐野市的田村耕一,在东京周围还有加藤土师萌、宫之原谦、安原喜明、井上良斋、唐杉涛光、吉贺大眉、井高归山、川濑竹春、土肥刀泉。濑户方面志野烧的荒川丰藏、加藤景秋。织部、黄濑户风格的加藤唐九郎、加藤舜陶、河本五郎。京都方面以乐家十四代传人吉右卫门开始,除永乐善五郎、清水六兵卫、三浦竹泉、伊藤陶山、高桥道八等世家之外,还有楠部弥一、石黑宗磨、森野嘉光、浅见隆三、伊藤翠壶、宇野三吾等三百名以上名陶艺师。

日本国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

商周瓷器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人们渐渐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青瓷。

商周时期是从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段,也是原始青瓷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体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体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高温烧制后,胎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但当时制作工艺水平低下,胎中还是有一定量的铁成分,在略低的温度中烧结,颜色较深,透光性较差。因工艺不稳定,铁含量和烧成气氛不能自如控制,釉色也不好掌握,所以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黏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瓿、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簋、墓、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秦汉时期陶瓷文化


龙梁瓷壶 战国时期 1955年浙江省绍兴市漓渚出土 高18厘米、口径7厘米

此壶由夹砂硬陶制作,圆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一龙形提梁。龙身有锯齿形脊背,以龙首为短流,底部有3个兽形蹄足。此壶胎质坚硬,薄釉,腹及盖顶饰指甲纹,是中国早期原始青瓷中的佳作。原始青瓷是汉代成熟的青瓷的前身,汉代青瓷的主要产地是今浙江上虞、绍兴一带。目前,在绍兴附近已发现烧制原始青瓷的战国窑址多处,说明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古陶瓷方器出现的时代


我国烧制陶瓷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把江苏溧水回峰山神仙洞发现的陶片,作为它的伊始,那么距今已有九千年的历史。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制作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极为丰实而优美的器形,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纵观陶瓷器皿的造型艺术,它始终围绕圆的特征展开。这是因为陶瓷自身材料特性与其相适应的制作工艺决定的。因此,圆器是陶瓷制品的主体,然而其中也不乏其他几何形的造型。诸如方的造型,本文就方器出现的时代谈点看法。

《收藏家》1994年第6期,刊登了杨静荣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说陶》一书的几点失误”。作者在对书中宋代官窑(兽犬耳方壶注疏时写道:“陶瓷受自身材料的限制,如欲设计方形造型,在成形上有一定难度。宋、元、明时期,瓷器中没有方形的,直到清康熙时,陶瓷工艺逐渐成熟,方器才开始流行。故此方壶只能是清代产品。”杨先生明确地指出方器出现于清代。纵观我国陶瓷制作工艺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手制、手制与慢轮修正结合、轮制三个发展过程。三种制作工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然而,三种不同制作工艺是不可截然分割开的。新的制作工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工艺的消亡,而是使制作工艺更臻完美、制作效率更高。而旧的制作工作仍然存在,作为新工艺的补充。即使是当代,瓷器成型工艺已进入机械化、自动化,而手制作为机械化不及之处的补充,它仍然存在。

陶瓷制作工艺处于手制时期,古人根据粘土的可塑性,就能制作出非常丰实的造型来,方器当然也不例外。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在第四层就出土一件长方形陶钵,侧面尚刻有猪的形象作装饰。这是一件有代表性的方器造型。在而后的漫长岁月里,方的造型屡见不鲜。如秦的陶量、汉墓中出土的明器如厕所、仓库、猪圈等也是方的造型蜕化。浙江义乌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钫,从口到足都是方的,江西婺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国陶权,也是方的。在南方各地出土的六朝时期谷仓罐上的楼台亭阁,亦当列为方的造型。唐代,各地出土的方器则更多,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瓷枕,方的、长方形的均有。不过在唐以前,方的造型基本上都是手制的。

宋代,瓷器制作工艺有了新的突破。模印工艺的出现为方器制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方器也就更流行。浙江江山前坞青白瓷窑就发现了不少方形瓶的标本,福建浦城大口青白瓷窑址,也烧制青白瓷方瓶。在江山前坞青白瓷窑址调查试掘中,发现方器的制作工艺系制瓷者巧妙地把正方形沿对角线分解为两个直角三角形,制作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模具,并刻上装饰纹样,进行压印,然后将两个直角三角形胎进行拼接粘合,即成为一件方形器,再上釉、焙烧。这个发现,表明宋代方器的成型工艺已相当成熟了。江山博物馆收藏的此类方器中,有一件外底还印有”周家公夫“四字,表明这期间烧制方器的制瓷作坊不少,相互间的竞争意识已很强烈。

以上情况表明,陶瓷方器在手制时,就已出现,历来就有方器存在,宋代方器制作工艺相当成熟,民窑尚且制作出精美的方器,何况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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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整个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日本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与之必然产生密切的关系。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

一、绳纹、弥生与古坟时代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

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

弥生土器是古昭藏博士在东京市文京区本乡弥生町最先发现的一类陶器,以地名命名。在考古上定为弥生式文化时代,系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六七百年间制作的陶器。

弥生陶器也是徒手捏制,烧成方法与绳纹式陶器相仿,露天烧造,比绳纹陶烧结温度高,约800℃左右。绳纹式土陶器多为黑色,而弥生式土陶多为褐色,有的呈很美的红色。

从绳纹陶到弥生陶,古人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型的日趋洗练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中叶称古坟文化时代。四世纪后,中国大陆大批居民移居日本,使汉字、中原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土师器和埴轮。土师器为淡褐色薄胎,纹饰简单,用于上层贵族丧葬的祭器。埴轮即土陶俑,也是古代日本人神秘信仰的陪葬之物,其中有男像、女像、家具、武器、船等泥塑,并往往在这些造型中增添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鸟、兽、鱼等动物塑像,造型十分生动。

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并且从中国引进还原焰烧制方法,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可以大量生产。这样的须惠陶确实是窑艺飞跃发展的证据。

二、奈良、平安时代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612年圣德太子故后,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臣,每次都有不少留学生和僧侣随行。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

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朝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器釉以铅为熔媒,氧化铜和氧化铁为呈色剂。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

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平安时代的中期神秘的奈良三彩以及低温釉烧制技艺突然中断。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奈良三彩为皇室、寺院特殊专用品,加工精细、器壁薄、重量轻,制作手法不熟练。器型单纯,且以使用为目的,双面施釉,不渗水。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唐三彩器内无釉且都是冥器的特点。

三、镰仓时代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

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

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

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初代藤四郎姓藤原,名景正。贞应二年(1223)随遣宋使道元禅师来中国,在浙江学制陶,至安贞二年(1228)返日,在濑户村安居并开始制陶,这也是今日闻名于世的濑户烧的起始。藤四郎陶器为茶褐色有釉陶,初始有简单印花,后期发展到印花、刻花等多种形式,制作出各种瓶、壶(罐)、四耳壶、香炉和犬(犬俑象)等。

四、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中世纪日本陶窑出现著名的“六大古窑”,即濑户窑、常滑窑、信乐窑、越前窑、丹波窑、备前窑。从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六大古窑分别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

五、安土桃山时代

1586年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晚年住桃山城,故称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l592年、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均以失败告终,史称这两次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返回途中虏俘了大量朝鲜人归国,其中陶工数量不少,这些人到日本之后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制陶,促进了日本国内制陶业的发展。

濑户系

由于濑户地区连年战乱,陶工外逃,加上临近的岐阜县多治见市周围发现优质陶土,因此陶窑迅速增加,以美浓为中心成为新的制陶中心,产生了黄濑户、濑户黑、志野、织部等一系列新的品种。

桃山时代作品以菖蒲手黄濑户为代表,志野是日本国内首先制作的白色陶器,其意义深远。受当时输入朝鲜李朝白地铁釉绘纹样的启发,制作志野的半透明釉药和蜂窝状的结构以及铁釉药绘纹样,都是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织部烧比志野、濑户黑产生晚,古田织部对日本陶艺界影响不仅限于美浓,还应包括伊贺、丹波、信乐、备前、唐津等窑。

朝鲜系

西日本的制陶主要在九州,除室町以前的须惠器烧制之外,也烧制具地方特点的陶器。文禄·庆长之战后,李朝陶瓷器对本地影响最强,丰臣秀吉虽然征战朝鲜失败,但收获是陶艺和陶工的大量引进,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陶瓷之战。大量朝鲜劳力虏回,使唐津地区制陶业迅速发展。

唐津烧初期是朝鲜陶工按李朝方式制作,原料由朝鲜运入,后在唐津附近发现陶土,以此地为中心先后建成窑场l30处,总称唐津烧。当时代表作品有奥高丽茶碗、绘唐津、朝鲜唐津、斑唐津等一批珍贵品种。高取烧、上野烧、小代烧、萨摩烧等也均为朝鲜陶工参与建筑和发展的窑场。

文禄三年(1594)在朝鲜之战佐贺藩归化的李参平(朝鲜陶工)于元和二年(1616)发现磁石矿,并于天狗谷筑窑,在日本国内首次制瓷成功。这件事在日本陶瓷界意义十分重大。与濑户的藤四郎有釉陶器、柿右卫门彩绘一起通称为日本陶瓷史上的三大革命。白瓷施透明釉,釉下多青花纹样,从中可看出李朝的影响。

在李参平白瓷烧制成功影响下,有田制瓷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西日本的制瓷中心。有田烧的品种也由李朝白瓷增加到染付(釉下彩)、锦手(彩绘)、染锦(釉下、釉上彩结合)和青瓷。受中国进口彩绘瓷器影响,有田柿右卫门苦心研究,终于试验成功赤绘技法(釉上彩绘法)。柿右卫门是日本彩绘的始祖,至今已传十三代。

宽永五年(1628)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在有田岩谷川开窑,后产生精美的色锅岛瓷器,色锅岛瓷器图样用黑线双勾描画,产品不外售,次品全部毁掉。由于坚持分业制,制坯、彩绘、烧成分头进行,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所以不但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而且经久不衰。

六、江户时代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掌握大权。1603年获封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

进入江户时代,全国窑场已达二千家以上。以京都为中心的京烧,在野野村仁清出世之后,逐渐成为全国陶业中心地。

明历三年(1657)仁清彩绘问世后,引起轰动。仁清特有的彩绘作品和独特风格,确立了京烧在全国陶业的主导地位。在其后其弟子尾形乾山及其弟光琳合作,名品不断问世,京都五条坂南北两侧分成两大流派,形成粟田烧系和清水烧系。京都粟田烧以彩釉、彩画描金擅长,最初的御菩萨烧、锦光山宗兵卫、宝山文藏、带山与兵卫、岩仓山吉兵卫等均属于此。

清水烧则以音羽烧、清闲寺烧、音羽屋九郎兵卫、茶碗屋六兵卫为主,出现了清水六兵卫、高桥道八、和气龟亭、水越与兵卫、斡山传七、清风与平、清水藏六等大师。除此之外,相马、益子、真葛、赤肤、明石、尾户、闲谷、高松、现川等窑也都同属于京烧范畴。

德川幕府后期,以京都为中心茶道风行,全国各地名士相聚,茶道用青花茶碗需求大增。此时期以来清水烧青花制品大量生产。产生名人青木木米、仁阿弥道八等大师。

七、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军舰开入浦贺港。翌年日本在武力压迫之下被迫开国,1868年与美、英签订了商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同时在“尊王讨幕”旗号下迫使德川庆喜将军下台,奉还大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建立新政府。改东京为首都,年号为明治。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进入明治时代由于维新改革,藩窑没落,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制陶业向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聘用专业人才,尤其是聘用德国化学家瓦格耐尔(G.Wagener),给日本陶瓷业发展和与西方交流以巨大促进。日本国内陶瓷业也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迈进,窑的结构由小型向大型转化,燃料也由烧木材向烧煤、天然气和电力方向改进。陶瓷业向传统陶业、海外输出和观赏用陶艺三个方面分化,并按各自方向发展。

八、大正与昭和时代

此时期的陶工们根据不同情况,以艺大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了日展系,传统工艺者组成日本工艺会,同时还有现代工艺美术协会。此外,还有民艺派、走泥社、新匠会等许多协会和俱乐部。

近世出现了板谷波山、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河井宽次郎、金重陶阳等一代名师。生产民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窑场近年兴起,作为有名陶艺家有益子烧的浜田庄司,水户的城户夏男,佐野市的田村耕一,在东京周围还有加藤土师萌、宫之原谦、安原喜明、井上良斋、唐杉涛光、吉贺大眉、井高归山、川濑竹春、土肥刀泉。濑户方面志野烧的荒川丰藏、加藤景秋。织部、黄濑户风格的加藤唐九郎、加藤舜陶、河本五郎。京都方面以乐家十四代传人吉右卫门开始,除永乐善五郎、清水六兵卫、三浦竹泉、伊藤陶山、高桥道八等世家之外,还有楠部弥一、石黑宗磨、森野嘉光、浅见隆三、伊藤翠壶、宇野三吾等三百名以上名陶艺师。

日本国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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