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与地板。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最早的说法当是老子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经》；后由东汉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
道教历来为皇家推崇，许多皇帝也信仰之，如宋徽宗自命为道君。至元一代，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封为护国真人，使得道教盛行一时。明王朝利用宗教为封建统治服务，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利用道人周颠和铁冠王子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传。有明一代，尊崇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清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渗入人间，与民间传统信仰，混融为一，尤其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风俗的重要内容。
道教的宗教观念，神仙传说，内丹修炼等内容被广泛的应用到青花瓷器的文饰上，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明嘉靖皇帝最信道教被称为道教皇帝，其实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嘉靖青花瓷器道教色彩浓厚，器型流行葫芦瓶，有八棱，四方，六角，上圆下方等器型！文饰总的风格是追求长寿，长生不老的道教意识增多，常见的八仙人物，八卦，八吉祥，灵芝，云鹤，松竹梅以及用花枝，树枝组成的福，寿字。八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有的八仙图案只画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横笛，宝剑，阴阳板等八种宝器，称为“暗八仙”。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常用文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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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与宗教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
陶瓷艺术题材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德-化-陶-瓷-总-站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德-化-陶-瓷-总-站
带有道教色彩的嘉靖瓷器
明代嘉靖皇帝（公元1522—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期间曾多次爆发农民暴乱，国力衰弱。景德镇官窑开始施行“官搭民烧”制度，由于民窑“钦限”器的烧造促进了制瓷技术进步，缩小了官窑器和民窑器之间的差别，嘉靖民窑精瓷已与官窑器之间无明显差别。 明朝历代皇帝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太祖朱元璋与永乐皇帝朱棣以及之后的正统、成化、弘治、正德等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尊道，但嘉靖帝尊道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嘉靖 青花朵花纹象耳瓶
嘉靖一生尊道教、敬鬼神，这一时期在瓷器制作方面，也深受道教文化影响。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嘉靖朝对景德镇瓷器派烧额达60万件，加上弘治以来烧造未完的30余万件，45年间，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总计达100万件。在如此大量的瓷器中，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明史·食货志》记载：“三十七年（1558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可想而知，嘉靖瓷器的道教色彩何其浓重。在官窑影响下，嘉靖一朝民窑瓷器的道教色彩也十分鲜明。
明嘉靖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嘉靖 青花八仙云鹤纹葫芦瓶
葫芦自古就是一种极方便的盛器，它和青袍、宝剑同是道士的必备之物。道士们神奇的丹药是用葫芦来装的，而神仙故事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则是葫芦形的。明初对持有度牒的道士的人数控制较严，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帝崇道，全国道士人数剧增，道士用器自然增多。嘉靖一朝官窑、民窑瓷制葫芦瓶不仅数量多，而且瓶体庞大，式样丰富，除普通形状外，还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等形状。不仅如此，嘉靖葫芦瓶大多数还都绘有八仙、八卦、云鹤、灵芝、仙桃、万年松等道教纹饰。
明嘉靖 五彩海水龙纹盘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五彩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五彩有红、绿、黄、紫、孔雀蓝等，多彩交织，华丽夺目。广义上嘉靖五彩亦有二彩、三彩之属，五彩只是形容色彩之多。此外还有另一种五彩即青花五彩，其特点是青花作为釉下蓝彩使用。嘉靖时五彩器盛行，一方面由于嘉靖五彩是由宣德五彩、成化斗彩等的施釉技术一路发展而来，另一方面与道教的盛行有关。宫中每次设坛斋醮，坛内都要悬挂许多五色旗。嘉靖官窑五彩器如此之多，当与嘉靖本人深信五彩辟邪有关。 辨别嘉靖五彩除器形特点外，其彩料发色也很重要。嘉靖朝红彩偏灰无鲜艳感，绿彩偏淡无翠绿光泽感。黄彩为皇家专用，民窑多以红、绿彩为主。
明嘉靖 矾红描金孔雀化石纹执壶
明代在瓷器上进行描金装饰最盛行的是嘉靖朝，多见的有矾红描金、蓝釉描金、绿釉描金、黄地描金、紫金地描金等，器物有炉、扁形鸡心执壶、盘、碗、高足碗、六角形葫芦瓶等。嘉靖朝描金器的盛行，与嘉靖崇道关系密切，因为在斋醮时要使用大量描金器。 在道教语言里，“金”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玉帝用“金旨”“金牌”，道士们炼“金丹”，甚至“化石为金”“点铁为金”等。嘉靖崇道，斋醮频繁，每次都是礼仪复杂，配器繁多。除了道士们参与外，嘉靖还常亲自扶乩、上祭。道士们不遗余力地夸大金器的作用，说“饮金长生”，说在斋醮时用金器盛食物，可招来神仙下凡等等。但黄金毕竟珍稀，因此，嘉靖时期，宫廷日用器、陈设器，特别是斋醮时用的香炉、葫芦瓶、执壶、碗、盘等多见描金瓷器就不奇怪了。
明嘉靖 青花仙人捧寿纹梅瓶
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图盖罐
嘉靖瓷器上具有典型道教色彩的纹饰繁复多样，几乎涵盖了代表道教文化的所有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理念。如人物纹有八仙过海、八仙炼丹、八仙捧寿，植物纹有灵芝、仙桃、万年松，动物纹有云鹤、白鹿、飞马、麒麟、三羊（开泰），此外还有暗八仙、祥云、八卦、寿山福海、仙槎等等。 总之，嘉靖一朝的瓷器除了一般的云龙纹、鱼藻纹、花果纹、婴戏纹瓷器外，便是道教色彩鲜明的瓷器了。了解这些背景，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嘉靖一朝瓷器的鉴赏。
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文化因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
纹饰多具“道教色彩”的嘉靖瓷器
“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古代工艺品装饰中常用的表现题材之一。古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封建政府曾借助用于实施王道教化，道教也曾对他们大加推崇，以招徕信众，扩大自己的声势。虽然他们后来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威，却也因此获得自由，走入寻常巷陌，千家万户，成为古代民间世俗生活理想的真实写照。福——寓意五福临门，禄——寓意高官厚禄，寿——寓意长命百岁。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松竹梅岁寒三友”，也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多以象征长青不老的松、象征君子之道的竹和象征冰肌玉骨的梅组成表达清高坚贞气节的松竹梅纹，因这三种植物都以不畏严冬著称，故名岁寒三友，又称三友图。岁寒三友题材源于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产生，采用松竹梅或梅兰竹菊等植物象征君子德行的风气，也影响到瓷器及其它工艺品的装饰。
道教思想体系，在文人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向来有超越外在形式之美，追求内在的道之至美的传统。《道德经》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中国美学注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意境论和韵味说的理论基础。在庄子笔下，得道之人表现出精神人格上的自由潇洒和纯任自然的性情之美，这种灵动飞逸、主观缘情的美学观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的艺术精神、特质和境界，对文人画有较大影响。而唐末五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内丹心性学说，融合禅宗与内丹，是道教向老庄精神的复归，较之于外丹和符篆更具有内向型精神追求性质和文人气息，以全真道为代表，在元代发展到兴盛。“唯一灵是真”，表现心灵的自由之美和对道的体悟，“重意”正是深习道教的文人画家们的潜在心理结构。
在历代帝王中，崇道、崇佛者历朝均有，然而明代嘉靖皇帝的崇道之举以及笃信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历史上信奉佛教和道教最著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使那个时代的瓷器具有了鲜明的道教特色。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他一即位就参加各种道教的活动，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他把皇宫变成了一个修道的场所和提炼丹药的实验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叫：“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传世嘉靖瓷器看一些器型高大的器物，应该属于这批祭祀用瓷的范畴，如大龙缸、大罐、大酒坛、大瓶、大羹碗、大盘等。还有一些仿青铜礼器，如爵杯、豆、鼎、壶、炉等。各类瓷器常制成八方、六方、四方、长方、方斗形等，例如五彩人物委角方盒、五彩寿字方斗杯、八棱形葫芦瓶、八棱形直口瓶、长方式盒、八棱形盒、四方盖罐等，这些可能都是做道场或祭祀时的专门器皿。
嘉靖时期不仅瓷器的造型多做成祭器形状，而且纹饰也多具道教色彩。例如：以道教中的八仙、八卦、云鹤、莲花纹、八宝纹、如意纹、市字纹、璎珞及福禄寿三星等为纹饰内容。故宫还收藏有两件青花大盘，盘心绘画符篆。符篆是道教中道士们施法术的牒文，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称之为法篆。道教法师们把它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道教篆文在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仅图文就有数百种之多，但在瓷器上做装饰仅见嘉靖一朝。
中国·陶瓷艺术(二)——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篇 中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
从初创于商代、到真正创制于东汉时期的中国瓷器，是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史的又一重要贡献。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原始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早期人类在制陶过程中，对原料的探寻和使用上缺乏经验，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火的使用上也不够成熟。所以制成的陶瓷质地疏松。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陶器种类开始增多，从泥质或夹砂陶发展到灰陶、黑陶、彩陶和白陶等。另外，为装饰或提高质量方面着想，又创造出白色、红色陶衣，以及用Fe2O3(黑)、MnO2(红)为着色剂的彩料。在成形工艺上，开创并住处逐步完善了轮制、模制、表面抛光、薄胎成形、拍印纹饰等多项手段。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这使早期陶器的胎体多为红棕色。这是因为在烧成过程中，大量空气的混入形成强氧化焰，使粘土中的氧化铁成份变红、变黄，加之原料中AL2O3较低，助熔剂量高，也对陶器红色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远古时期的陶瓷烧造技术资料，迄今尚无从找寻，但从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用柴草在平地上用篝火直接烧制，这种方法至今在许多偏远落后地区被使用，统称为“无窑烧陶”。抑韶文化的窑型基本是横穴式和竖穴式，就泥地挖掘而成，以柴草为燃料，无烟囱，窑内温度较均匀，热量损失较小，烧成温度可达1000度。从龙山文化时期以后，普遍采用竖穴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直径1米左右，燃烧时空气供应较足，使柴草充分燃烧，火焰可沿窑底均匀进入窑室，使窑内温度提高，可达1050度高温，也为后来出现的馒头窑、倒焰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唐三彩—唐代瓷器传奇（二）
历史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发现
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因工程而毁坏了一批唐代墓葬，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唐三彩随葬品。常见的出土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马、骆驼、仕女、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骆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联想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鼎盛时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朝代的鼎盛时期，所以说唐三彩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它跟唐代诗歌、绘画、建筑其他文化一样，共同形成了唐王朝文化的旋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他的文化艺术，从现代的陶瓷史上认为，唐三彩在唐代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在唐以前，只有单色釉，最多就是两色釉的并用，在我国的汉代，已经有了两色，就是黄色和绿色的两种釉彩在同一器物上的使用。那么到了唐代以后，就是说这种多彩的釉色在陶瓷（器物）上同时得到了运用。有的就是从陶瓷史上有人考证讲，这和唐代当时的审美观点起了很大的变化有关系。在唐以前人们崇尚的是素色主义吧，到唐代以后，它包容了各种文化，包容了外来的好多文化，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从绘画也好，从陶瓷也好，从金银器的制作也好，它形成了一个灿烂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
历史原因
唐三彩在唐代的兴起有它的历史原因。首先陶瓷业的飞速发展，以及雕塑、建筑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它们之间不断结合、不断发展，因此从人物到动物以及生活用具都能在唐三彩的器物上表现出来。
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高官生活的腐化，于是厚葬之风日盛。唐三彩当时也是作为一种冥器，曾经被列入官府的规定之列，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就是说可以允许他随葬多少件，但是实际上明文有明文的规定，作为这些达官显贵们，并不满足于明文的规定，反而他们往往比官府规定要增加很多的倍数，去做这种厚葬。官风如此，民风当然也如此，于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厚葬之风，这也就是唐三彩当时能够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二）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尽管受到北方白瓷的挑战，青瓷在唐代仍占主要地位。此时越窑代表着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五代越窑大量使用莲瓣作为纹饰。１９７４年浙江宁波出土的越窑青瓷带托碗，碗身做成莲花形，碗托为边沿微卷的荷叶形，一花一叶，相映成趣，既美观又实用。１９５７年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形盅，外壁刻三层宽厚的仰莲，盅托内沿和足面分别刻双层仰莲和覆莲。浮雕技法使莲瓣微微凸起，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越窑精美的莲纹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北宋初期许多名窑都仿烧过越窑风格的刻莲瓣纹瓷器。
唐代白瓷中也有不少装饰莲纹的上乘之作。西安东郊唐乾封二年段伯阳墓出土的白釉贴花高足钵，下腹堆贴圆肥的仰状莲瓣，喇叭状高足上贴覆状莲瓣，器腹装饰三组具有波斯风格的贴花图案，气势宏伟，装饰富丽。河南陕县出土的白瓷灯，底坐塑成莲花柱础形，构思巧妙，造型规整。
“唐代佛教盛行，陶瓷也用来烧制有印度风格的宗教器物。有一种塔形罐，用作随葬品，具有佛教特征”。塔形罐是唐墓中常见的器物，罐下腹一般均装饰一层或几层仰状莲瓣。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绿铅釉塔形罐，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等。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唐代崇尚牡丹，周敦颐《爱莲说》中提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但牡丹图案在唐代瓷器上尚不多见。直到宋辽时期，牡丹才在瓷器装饰领域中大放异彩，并开始逐渐取代莲花成为花卉题材中最常用的纹样。
（三）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１９６９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６５.５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１９７２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瓷器与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男人与瓷器
“门外绿阴千顷，两两黄鹂相应。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静、人静，风动一庭花影。”这是曹组的一阕《如梦令》。黄鹂，在杜工部的诗见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靑天。”黄鹂就是莺歌。今天讲的不是动物学，也不是说诗唱词，而实际上又是与“词”音相若的“瓷”。瓷都，除了江西省景德镇之外，台湾台北市的莺歌也是瓷都。
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出名，是缘于明宣德初在此设官窑。清代有专供内廷用的御窑，各窑所产享誉世界；莺歌的瓷业始于清嘉庆九年(1804)，这应是后起之秀。
我是男人，觉得男人和瓷器很相似。我这么说好像“无厘头”，其实是有据可依的。有谓：男人是泥做的，光是这一点已与瓷器同一个DNA。人，特别是男人，可以贵为王侯将相，可以贱如蝼蚁，是“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柄”。
瓷，除了塑神像，制夜壶、厕盆之外，可造者甚蕃。《明史•舆服志》曰：“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甆(瓷)。”这是说，老百姓的酒壶用锡造，酒杯是银制的。其余的器皿是瓷器。一个“余”字涵盖很广，就莺歌的瓷制品可分为五大类：建筑陶瓷，卫生陶瓷，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和工业以至精密陶瓷。台湾的工业，在陶瓷方面可以写上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