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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与唐诗文化

长沙窑瓷器与唐诗文化

怎样鉴别柴窑与电窑瓷器 陶瓷文化 钧窑瓷器的鉴别与欣赏

2020-08-05

怎样鉴别柴窑与电窑瓷器。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诗、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诗文瓷壶的重要性。

青釉褐彩“一暑(树)寒梅南北枝”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残高13厘米,流下腹部用褐彩书写:“一暑(树)寒梅南北枝,每年花开不同时。南枝昨夜花开尽,北内梅花犹未知。”以直白活泼的语气道出花令时节的自然场景。

长沙窑开辟了用诗歌、警句装饰瓷器的先河,它也是世界上诗词民谚最多的古瓷。在欣赏长沙窑瓷时,人们往往会沉浸于器物上的诗文艺术之中。长沙窑瓷因为有了这泥与火写就的不朽华章,才显得粗放而不失典雅,古拙而不乏灵气,其文化韵味大大提高。

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等。如这首瓷壶上的题诗:“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语向天边月。”

古代歌谣中,女子往往把月或日比作自己的丈夫。这首诗通篇表达的都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前两句是妻子自己的表白,她说,自从与丈夫别离后便独守空房,心不离方寸,思念之苦没有人可以诉说,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专一,对丈夫的情和对丈夫的爱,其中还有许多只有夫妻间才能体味到的内涵,包括相守的甜蜜,相离的痛苦,相依的温馨,相别的期盼等等。

后两句从字面理解,夜色蒙蒙,妻子在痛苦的等待中,突发奇想,祈望晚风刮起来,将她的思绪发送到蒙蒙夜空中去吹却掩月的浮云,将满肚子按捺不住深藏已久的话语,尽情地向自己的丈夫倾吐,这是妻子忠贞的情愫。如果再深入一层理解,诗中妻子的心是要通过送风却云,云开月见,使月亮露出美丽的容颜,让夫妻俩见面重逢,表达了妻子渴望急切地见到丈夫的心情。这首二十个字的小诗将一个深情、浪漫、富于想象的妻子的形象和心态,刻划得惟妙惟肖,情韵无穷,宛如小夜曲般,别有动人之处。

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15厘米,底径9.8厘米,高17.6厘米,口径8.9厘米。喇叭口,长颈,圆肩,瓜棱腹,平底假圈足,曲柄。多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五言爱情诗一首,是描绘男女因相见恨晚而造成不能相守的遗憾,诗意缠绵悲哀,耐人寻味。

这种瓷器题诗的出现,其实是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所致,首先是因为唐代诗歌的盛行,妇孺皆嗜,以诗题瓷,无疑是投其所好。再则,“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社会复杂多变,人们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荡和冲撞,各阶层以及各行业的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希望社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于是粉墨登场,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长沙窑的瓷器就成为了一块抒发情感,表达心情的场所。在这里,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情意。

青釉褐彩“上有东流水”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残高20.8厘米,底径11厘米。腹部褐彩书行草五言诗一首:“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量金。”此诗文壶应为订制,作为祝贺新居者的礼品。其书笔画随意流畅,笔意洒脱自如。

比如这首题诗:“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

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诗。诗的前两句是写一个年方十六的妙龄少女到河边去洗濯过时的妆扮,传递出的是一位少女内心情窦初开的春意。在古时候十六岁已是成年了,已有爱美之心,在朦胧中还有一种期待的希冀。这是青春的悸动,正因为如此,她觉得旧妆不足以引人注目,动人心弦,所以,要洗去原有的妆容,重新将自己打扮一番,来招引心上人的注意。后两句则是写一位多情的男子,看到这位豆蔻年华的少女的行为后,颇具幽默风趣地说道:“漂亮的姑娘哟,你把红粉付于流水去,可你身上的衣裳仍散发出了令人心醉的芳香啊!”短短几句话,把女孩子的出场,把男子对红粉、罗绮的情丝,从平静的心扉,描写得悄然萌动,轻妙恢谐,将爱情的信息传递。

闲暇之时,当我们欣赏着古人关于爱情的艺术结晶,呤诵着这些真情流露明白如话的诗文时,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千多年来人类的社会观念不断更替演进,唯有爱与恨的人性情感永恒不变。也不禁要感谢长沙窑的工匠们,是他们用火与土写下这不朽的爱情诗篇。

唐代的商业贸易发展迅速,大量的商人外出经商,他们走南闯北需要中途住宿,需要存放商品,往复不断,于是也带来了旅店客栈业的兴旺。

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19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厘米。喇叭口,瓜棱腹,多棱短流,平底。流下书褐彩五言诗一首:“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诗人从写景到写人,以八个春字顺次描绘出春天带来的无限生机,句意简明,琅琅上口,诗趣盎然。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题诗文:“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

诗的前两句是说潺潺的小溪最终流入大河,深山的鸟儿都栖息在大树上。从字面理解好像是在勾勒一幅优美的山水风光图。其实,诗人的真正用意是在比喻旅店客栈颇有影响和名气,犹如我们今天的“老字号”或“星级”店。后两句点题,“主人看客好”,由于主人对前来投宿的客人招待得非常热情周到,以致小店的客人络绎不绝,宾客云集,主人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最后一句写出了客人对名店的羡慕、选择以及名闻遐尔的名店效应,故“曲路亦相过”是指客人转弯绕道甚至是远道来投宿的一种景象。短短的四句话就把一家旅店客栈诗化了、人格化了,是一幅生活小景,颇具审美情趣。

青釉褐彩“去岁无田种”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17.9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喇叭口,瓜棱腹,多棱短流,平底,流下书褐彩五言诗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此为《全唐诗》卷八五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以一种自嘲的语调调侃了无酒可喝的尴尬,也折射出诗人落泊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的贫寒。

长沙窑瓷上的诗句多为民间文人所写,内容都饱含着对生活的切身感受,另有野逸情趣。不衫不履,潇洒自如,是其最大的特色。它是一种有别于御用文人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从另一侧面和层次上反映了唐代的艺术风尚。但部分诗歌在《全唐诗》中也有收录。比如这首诗文:“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空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这首诗虽然内容浅白、意寓却颇深。前两句是说因为无田耕种,所以现在连打酒的钱都没有了。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就会陷入贫穷的境况,想要买杯水酒解愁,要点散碎银子都感到缺乏。接下来再看后面两句,如今落得这般下场,不止是要躲避世人的鄙视,以至怕遭到自然界中纯洁美丽的花鸟的嘲笑,诗人就只好假装喝醉了酒,睡在池台边,欺人骗世。这首诗的真实目的是要讽刺社会,诗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社会造成,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极度不满。也有可能是暗指唐开元年间(724年)玄宗李隆基每年派遣密使到民间猎艳,招致世人耻笑。这些被差使的朝廷官员被称为“花鸟”,如果是这样一来,诗人对这种现象的讽戒,对社会的不满就跃然纸上。

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25.1厘米,口径11.1厘米,底径13.3厘米。五言诗为:“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此诗是怀念诗。诗字迹清晰,以草书书成,笔意酣畅,一气呵成,顺势随形,挥洒自如。

长沙窑出土的瓷壶上大都写有脍炙人口的诗歌、警句和古训,长沙窑诗歌的再现,是唐代诗歌的又一发现,它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民间诗歌文字。这些诗歌通俗易懂,直接而不委婉地表达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对世态炎凉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这些诗文和瓷器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历经风雨沧桑之后,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千年前长沙窑的兴盛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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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文化因素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皇室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显赫自己的高贵出身,尊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一生醉心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唐僖宗时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其间涌现了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和有学问的道士,如成玄英、张氲、李荣、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等,他们在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由于唐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偏袒扶持,使得道教一度呈现十分兴隆的景象。

唐代湖南地区的道教活动频繁,宫观建设兴盛,信众众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年(628),为南岳衡岳观亲书观额。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令著名道士叶法善来南岳封岳,轰动一时。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令道士孙智凉于南岳紫盖仙洞投金简告文,以求长生不老。并于天宝十二年(753)令高力士亲自监制4000斤铜钟一口,赐南岳九真观。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昭封衡山道士刘元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这一时期湖南地区还兴建了许多的宫观,远近闻名的如南岳大庙、郴州苏仙观、湘西道德观、衡山黄庭观、岳阳大云山祖师殿等等。

唐代道教文化无论是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都进行了广泛的传播。长沙窑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民窑,不可避免受到了道教文化因素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瓷器来看,道教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图案、器型和功用、诗歌等方面。

在长沙窑瓷器图案纹饰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鹿、鹤、龟、龙、凤等。鹿的图案在长沙窑瓷器上非常常见。如青釉褐绿彩奔鹿纹壶,该件所绘之鹿为奔鹿,形象生动,线条流畅,动态活泼,充满生活气息。鹿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兽,早在马王堆汉墓的漆棺上,就绘有仙人骑鹿的图案。在道教中,鹿是仙人的坐骑,是得道升仙的理想工具。正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所写:“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据道教著作《太平广记》记载,孝子吴猛最后得道成仙,升天而去,乘的就是白鹿宝车。在长沙窑瓷器中,所绘之鹿或奔或行,动态简练,种类繁多。

在长沙窑瓷器纹饰中,鹤也是比较常见的图案之一。鹤的形象亦多种多样,或驻足闲憩,或漫步水边,或昂首飞翔,神态各异,形态生动。如青釉褐绿彩鹤纹壶,该件所绘之鹤漫步水草之中,神态怡然自得。在道教中,鹤也是长寿的象征,修道之人修成正果被称为驾鹤西归。在《诗经 ·小雅》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淮南子》则言:“鹤寿千年,以极其游”。在成仙思想的刺激下,道士向往的是三天仙境,他们穿羽衣、戴羽冠,将自己看作是能够进入仙境的羽士。如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一诗中写道:“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仙老言余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唐代诗人张说也写过一首《寄天台司马道士》的诗:“……朱阙青霞断,瑶堂紫月闲。何时枉飞鹤,笙吹接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仙鹤为道教艺术的呈现,与长寿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在楚人的心目中,鹤似乎一直与升仙有关。早在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战国《人物御龙图》中,就有仙鹤的图像出现。如《楚辞》有记载:“蓍蔡兮踊跃,孔鹤兮回翔”。而《楚辞》刘向《九叹·远游》中则言:“周浏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 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在《九叹·忧苦》追思屈原之辞中亦描叙:“听玄鹤之晨鸣兮,于高冈之峨峨。 独愤积而哀娱兮,翔江洲而安歌。 三鸟飞以自南兮,览其志而欲北。 原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这些似乎都与升仙神话密切相关。

从器型和功用方面来说,在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葫芦瓶、龟形器、独角兽等。

在中国道教活动中,葫芦与灵药关系密切,为道教仙人最具特征的伴物之一。在道家看来,葫芦具有攘死镇物的意义。道士随身携带葫芦盛以“仙丹妙药”,并以此作为法器。古人常有“葫芦里装着什么药”的问语,其意蕴朦胧、耐人寻味,体现了葫芦在古人心目中的神秘性。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中,葫芦瓶有多件。如绿釉葫芦形小瓶,小巧精致,其用途为盛放“丹药”。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一个小宇宙,被诗人们幻想为浑成而自足的仙境。正如其他众多事物一样,葫芦本身也有阴阳之分,其表为阳,其里为阴。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描写的壶中仙境:“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隐士云。”句中一个“别”字,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世界。此葫芦瓶不仅象征着仙境,也见证了当时道士服“仙丹”,求长生不老风气的盛行。

在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玩具为龟形器,另外还有不少龟形烛台、水注、镇纸等。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绿釉八“王”瓷龟,小巧玲珑,精致可爱。龟是道教供奉的神兽,它是长寿、祥瑞的象征。在道教神话中,很多仙人的坐骑就是神龟。道教经典《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中,都有龟的形象出现。有专家认为神龟的形象为四神中的玄武,是我国古代所崇奉的北方之神。如唐孔颖达注疏 《曲礼》 说 :“玄武,龟也。”李贤《后汉书》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在道教图腾崇拜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将龟推崇为水神或北极大帝,使它主宰与人生关系极大的雨水旱涝,甚至可以调遣兴云布雨的四海龙王。唐代在继承历代崇龟遗风的基础上,把龟的崇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诗歌方面来说,长沙窑瓷器中反映道教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道人诗,即道士自己创作,描写归隐、入道、成仙等思想感情的诗歌;二是诗歌内容反映道教活动与神仙题材,还有楚原始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相关的诗歌,它不一定是道士所作。

道人诗在长沙窑瓷器中较少,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诗词壶。该件壶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在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张氲(654—745),一名蕴,字藏真,号洪崖子,晋州神山(今山西浮山)人。曾隐洞中15年,熟读仙书秘典、九经百氏,著《老子》、《周易》、《三礼》等,又著有《高士传》、《神仙记》、《大周易言》等,皆未行世。张氲历游名山,善金丹,精于易形炼化之术。该诗反映了张氲归隐入道之后回到大自然中,以花为友、以鸟为伴,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唐代道人诗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著名道士到一般道士,有不少人投身于诗歌创作行列。除张氲外,著名道士如叶法善、张果等都有作品行世。

又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壶身上用褐彩写有“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诗中王母娘娘,即天下道教全真道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与道教对长生的追求是一致的。在上古时代的汉族神话传说中,王母的全称即为西王母,东汉末年,道教兴起,把作为上古先祖神祇的西王母纳入道教神话体系,并且逐渐演变为高贵的女神。在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中,西王母开始成为天上的一位帝王、人类幸福和长寿之神。西王母的仙桃又称为“蟠桃”,种植于昆仑仙山上的蟠桃园里,传说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拥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

总的来说,长沙窑瓷器中的道教艺术因素是以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概括简练的绘画、娴熟流畅的书法、通俗易懂的诗歌、朴实大方的造型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湖南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长沙窑作为该时期的民窑代表,其艺术创作在许多方面必然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是唐代道教发展的最好见证。

陶瓷文化:一组馆藏唐代长沙窑瓷器


图1唐长沙窑青釉褐斑武士纹执壶

图2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盆内底

图3唐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出土了不少唐代长沙窑瓷器,后被收藏在镇江市博物馆。今择选其中三件简作介绍如下。

图1所示为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纹三足盆:高10.8厘米,口径27.3厘米。圆唇,葵口,折沿,弧腹,圜底,三兽足。口沿绘褐绿彩草叶纹,内底绘褐绿彩荷花水鸟纹,一只长尾水鸟站在河塘中的荷叶上栖息。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釉色青中泛黄。

图2所示为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高4.4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

图3所示为镇江市胜利路侨源开发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彩斑武士纹执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厘米。卷沿,直颈,深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条形扁平短柄,两侧设条形扁平系。腹部饰四组模印贴花褐彩武士纹,其身着武士服,双腿盘屈;胎灰白色,略疏松,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釉色青中泛黄,釉层剥落。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均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等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江苏镇江刘丽文)

陶瓷文化:淘宝攻略之长沙窑


创烧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五代的长沙窑瓷器,因窑址首先发现于今湖南省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故而又称铜官窑。其产品以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器物为家用寻常品,壶和罐的造型多样。

长沙窑最重要的成就,是最先把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烧出了以铜红作为装饰的彩瓷,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宋代的钧窑,元明清时期的釉里红、豇豆红、郎窑红等铜红釉产品的问世,都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因而其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胎釉及其装饰手法

初唐时,其产品胎质较粗糙,欠坚硬,呈暗红色,有微微灰黄灰青色,釉层显薄,釉色青中发黄,有姜黄色倾向。唐中后期,胎色基本为深灰色或浅灰色,胎质较前坚硬精细,胎和釉粘结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瓷化程度已相当高。长沙窑的胎体,一般是粗厚的,和同时代的邢窑胎骨相比,相差很明显。

长沙窑的艺术装饰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

鉴定技巧

长沙窑瓷器的鉴定,主要在于掌握胎釉造型和绘画文字的时代特征。市场上出现的假货,有的胎体呈浅灰黄色,土质虽细,但掺的细沙粒外露,手触干涩。器型不规整,做不出唐朝器物线条的弧度和力度。真品绘画彩料是矿物颜料,成分复杂,各种颜色均不纯正,画彩部位釉层多有剥落。而赝品颜色则纯净而明艳,釉层不剥落。真品的釉较薄,多数不够滋润,釉色不纯正,如白釉是淡淡的灰白;青釉多发灰、发黄。开片容易剥落。真品经过千年的老化和风雨泥土的侵蚀,一般周身各部位都有天然微损,用放大镜看一目了然。赝品则没有自然损伤,釉层较厚而均匀,釉光明亮。

市场分析

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在很多收藏爱好者眼中,过去这些老窑瓷只有历史价值,没有艺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老窑瓷潜在的升值空间。

如今,随着明清瓷价位的高不可攀,老窑瓷开始受到重视。目前,一个书有唐诗的壶,有过修补的也要数万元。而几年前,同一题材的东西,品相好的数千元就可买到。从拍卖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嘉德(微博)第3期四季拍卖会上,一件唐长沙窑褐彩题诗壶的成交价为79200元,是目前为止第四高价的长沙窑拍品。由此可见,现在下手长沙窑,正是时机。

长沙窑瓷器价值重在工艺


长沙窑釉下彩纹碗

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始于盛唐,盛于晚唐,为仅次于江西景德镇的中国历代名窑之一,历史上曾有"北有唐三彩,南有长沙窑"之说。业内人士表示,收藏长沙窑瓷器,以盛唐所产的最具艺术欣赏性与收藏价值,特别是长沙窑及其釉下彩瓷器,开创了用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是长沙窑富有历史意义的创造,被誉为"中国瓷器史上的里程碑"。

长沙窑瓷器综合南北瓷文化精髓

据佛山收藏爱好者谭兴德介绍,唐三彩的烧制主要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主,而南方则主要以长沙以北25公里,与新康遥遥相对的湘江东岸石渚、瓦渣坪一带的"铜官窑"为主。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将唐朝的陶瓷技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随着晚唐时期安史之乱的发生,大批北方陶瓷工匠外逃南迁,从而进一步促进南方铜官窑飞速发展,吸取南北艺术精华的铜官窑在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所制瓷器远销欧美及东南亚,深受各国人士喜爱。在英国牛津大学和日本、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内,至今仍陈列着一些长沙窑釉下彩中国古瓷器,上面烧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等题记。

开创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

釉下彩是长沙窑富有历史意义的首创。据收藏专家表示,在长沙窑之前,一直是以釉上彩为主,瓷器装饰多以图案、纹饰为主,缺乏立体写实感,而长沙窑釉下彩把瓷器装饰工艺与绘画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所谓釉下彩,即是直接在瓷胎上面着彩,再在上面罩上一层透明青釉后烧制,此法烧制出来的陶瓷制品,纹饰率真随意,图案生动多晕色,立体感较强,图中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栩栩如生,与粗犷的胎骨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较之以前的釉上彩,釉下彩无论是绘画工艺还是烧制技术都提升了一大步,代表了当时中国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且每一件釉下彩瓷真品,都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陶瓷收藏专家马卓南表示。

长沙窑无官民窑之分鉴别主要看三样

由于釉下彩收藏价值极高,因此市场上的仿品也颇多。专业人士表示鉴别长沙窑真假主要看三方面:胎骨、釉面、图案等,还由于唐朝无官窑民窑之分,因此决定其收藏价值的主要是工艺与稀缺性。

据收藏专家谭兴德表示,真正的长沙窑瓷器,胎骨较粗较厚重,手摸上去有细微的沙粒,胎色略为偏红褐,而现代仿制品,胎骨偏白,很难仿制出长沙窑的原味。其次真品长沙窑的釉色多以褐绿彩居多,也有一些是单彩、褐彩、绿彩、红彩等,或者根本没彩,且上面多罩以透明青釉,由于历史都在1000年以上,因此发出的釉光柔润清亮,不似现代仿品发出的釉光晃眼;此外真品长沙窑的图案由于都是匠人随性所作,因此看上去非常率真生动,活泼洒脱,而现代仿品的刻意模仿痕迹明显,因而往往显得拘谨得多。

紫砂文化:诗文千古话紫砂


“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自古以来,宜兴紫砂,冠绝一时,文人墨客,情独以钟。宋梅尧臣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欧阳修咏叹:“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都对紫砂茶器推崇备至。宜兴紫砂泥,黏中带砂,柔中见刚。有紫、白、黄、朱、黛等色,故称“五色土”。用之制作茶具,有其不夺茶香,隔热透气、增积茶锈、久用弥香诸特点,较之瓷、玉、银铜锡等茶壶,更形优雅卓越、更与古朴恬怡的茶文化相得益彰,而成为上乘茶具。既具阳羡之珍皿、配之陆羽之佳茗,还须循之茶道。东坡居士对此道甚有所得。他在“汲江煎茶”诗中吟之:“活火还须活水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好一幅春江花月初试新茶的水墨画。辛弃疾《临江仙》词中咏着:“一水试泉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明·文征明在“是夜酌泉试茶”中曰:“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砂瓶夜自煎。”唐寅《咏阳羡茶》云:“清明争插西河柳,谷雨初来阳羡茶。二美四难俱备足,晨鸡欢笑到昏鸦。”茶痴形象,栩栩如见。与之同代画家徐渭说过,紫砂新罐买宜兴。清代吴省钦更明白地说:“一种粗砂无土气,竹炉馋煞斗茶人。”可见紫砂壶之珍奇。潮州工夫茶讲究“孟臣罐三山齐”。即指宜兴惠孟臣制作的小茶壶,其罐口、壶嘴、把手形一线,利于冲泡,方谓上品。时至今日,孟臣名壶已廖若晨星、价同拱壁。但以孟臣名款的茶壶,代代多有出品,直到现在。前人在《一斛珠》曲子中吟道:“红牙板歇,韵声断,六云初彻。小槽酒滴真珠竭,紫玉瓯圆,浅浪泛春雪;香芽嫩叶清心骨,醉中襟量与天阔。夜阑似觉归仙阙。走马章台,踏碎满街月。”这般风情,吟诵再三,不觉身心俱醉。

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有什么特殊成就?


湖南长沙窑创始于唐而终于五代。长沙窑的瓷器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之可以说是少见的。长沙窑工匠对于罐等器物的口、腹、系统的部位,善于随形变换,创造出了许多实用美观的形式。长沙窑烧造的瓷塑动物也惹人喜爱,兽类有狮、象、牛、羊、猪、狗、马等。长沙窑的装饰艺术方面的特殊成就。出现较早的模塑贴花装饰。花贴在壶流和腹部,纹饰褐色彩斑,然后旋青釉。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开始出现时纹饰比较简单,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为褐绿两彩。长沙窑釉下彩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各种纹样大量出现,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对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开先了河,在工艺也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此外,长沙窑在唐代还对其它瓷窑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四川省什坊堂的邛崃窑,出土器物与长沙窑具有共同装饰等征,青釉褐绿斑与釉下彩品种遗留甚多。还有成都青羊宫窑也有类似情况。

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有什么特殊成就


湖南长沙窑创始于唐而终于五代。长沙窑的瓷器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之中可以说是少见的。长沙窑工匠对于罐等器物的口、腹、系流的部位,善于随形变换,创造出了许多实用美观的形式。长沙窑烧造的瓷塑动物也惹人喜爱,兽类的狮、象、牛、羊、猪、狗、马等。长沙窑的装饰艺术方面有特殊成就。出现较早的模塑贴花装饰。花贴在壶流和腹部,纹饰褐色彩斑,然后旋青釉。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开始出现时纹饰比较简单,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为褐绿两彩。长沙窑釉下彩突破了青瓷单一青色。各种纹样大量出现,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艺术,对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开了先河,在工艺也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此外,长沙窑在唐代还对其它瓷窑发生了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四川省什坊堂的邛崃窑,出土器物与长沙窑具有共同装饰特征,青釉褐绿斑与釉下彩品种遗留甚多。还有成都青羊宫窑也有类似情况。

陶瓷文化:唐长沙窑青釉褐彩瓷壶(图)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瓷壶

高23厘米,底径10厘米。

这件长沙窑壶高23厘米,底径10厘米。通体青黄釉,褐彩,六棱形短流。肩上有双系和一个双条纹曲柄。胎质灰白,较为厚重。整个造型朴实简洁,具有明显唐代长沙窑产品的风格。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瓷窑,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市铜官镇瓦渣坪一带,故又名铜官窑。它创烧于唐代,到五代时逐渐衰落。烧制的产品品种相当丰富,彩绘更为独特,为我国釉下彩绘瓷的发源地。其特点首先是釉色,以青或青泛黄色为主,同时也烧制褐釉、酱釉、白釉、绿釉等,特别是青釉下描绘以铁铜为着色剂的褐、绿纹饰,烧成后彩绘再不会脱落,呈现出一种柔和含蓄的效果,为我国彩瓷制作工艺开创了先河。其次是胎质多呈灰白色,也有白中泛黄等色,同时胎骨较为厚重。再次是彩绘的装饰方法,除釉下彩绘有云霞纹和几何纹外,还有点彩,色彩斑斓、线条流畅。

总之,长沙窑是继岳州窑而起的一座著名瓷窑,尽管烧造时间不是那么长,但其发展迅速,在当时影响极大。釉下彩是长沙窑的首创,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色彩,对我国古代陶瓷装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长沙窑的历史成就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幕的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中有一件唐代长沙窑褐绿彩绘狮座诗文瓷枕(图1)非常引人注目,它造型别致、装饰精美、器形小巧,为长沙窑瓷枕中之极品。高7.3、长13.1、宽8.1厘米。青釉、灰白胎,枕面与底座均为长方形,中一卧狮承托枕面。枕面为长方八角,两端是褐绿彩六边几何图案装饰,中间部分用褐彩书写七言绝句一首:“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欲向窗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恼煞人。”枕头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能使人们在就寝时头部舒适、从而使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南方夏季天气炎热,高温持续时间长,寝具以凉爽为宜。于是季节性商品瓷枕就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在一件宋代瓷枕上有这样的诗句为证:“久夏天难暮,纱幮正午时,忘机堪昼夜,一枕最幽宜。”

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长沙窑瓷枕百余件,保存完整的仅有数十件,它们主要是长沙窑窑址、湖南地区以及扬州、宁波等地唐五代墓葬或遗址出土。这些瓷枕的装饰题材和装饰手法相当丰富,从彩釉上看,褐绿彩呈色纯正鲜艳,青、白、黄、绿等颜色釉齐全。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绿釉瓷枕(图2),釉质匀润、釉色纯正,为颜色釉的代表之作。长沙窑瓷枕的装饰手法有绘画、印花、刻划等多种,装饰题材不拘一格,画面很少雷同,诗词、写意画耐人寻味,飞禽走兽、植物等也活现于瓷枕之上。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团团圆圆,成双成对,长沙窑瓷枕装饰也不例外,如瓷枕(图3)上所绘比翼双飞的雀鸟,前面一只回首顾盼,后面一只紧紧跟随,两雀双目传情,画面栩栩如生。由于瓷枕是季节性商品,故在装饰上反映季节性内容也较多,有盛开的莲花、有芦丛中的水鸟,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长沙窑五代的纪年瓷枕,一件是“开平三年—夏月二女使用”,另一件“贞明六年”瓷枕的胎上刻划的时间是“五月十五”,而枕面用褐彩书写的时间却为“六月六日”,很显然,底款是在瓷枕坯胎未干时刻划上去的,五六月正是南方的盛夏季节,也是瓷枕销路最好的时段。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狮座诗文瓷枕,体积不大但内涵丰富,在它身上承载粉长沙窑的釉下多彩、诗文书法装饰等发明创造,而以动物形象为枕座,同样是长沙窑的首创,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早于长沙窑的以狮、虎为座的瓷枕。狮、虎是兽中之王,它们的形象经过工匠们的巧手精心捏塑出来,显得异常温顺可爱,加上彩绘的点缀,真可谓惟妙惟肖了。诗歌是文的代表,而狮虎是力度与威猛的化身,它们和谐出现在一件器物上,体现了长沙窑工匠们对文与武的精湛理解,反映了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瓷枕与长沙窑的其它器物一样,是长沙窑对我国陶瓷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赏析我们可以感悟到长沙窑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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