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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瓷的生死演义

官窑瓷的生死演义

古代瓷器官窑 全瓷的瓷砖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2020-08-05

古代瓷器官窑。

清三代瓷器是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系列。吴教授介绍说,中国制瓷技术在这三朝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因此在近年成为投资热点。虽然清三代瓷器十分难得,但唐先生却醉心于此。近日,唐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件清三代官窑。

其中一件瓷器是乾隆海涛五龙碗。这只碗口径为18厘米,足径7.5厘米,高7.5厘米。碗的主图为5条威猛矫健的龙纹。中间一条盘龙目光含凶,极其威严。在盘龙左侧是条飞龙,直扑这颗龙珠,而右侧是另一条龙腾空而起。在盘龙对面是一对龙在戏珠。这5条龙都非常生动。碗的底款是“乾隆年制”。

唐先生介绍说,这只碗是他去年在成都花8000元买的。吴教授对其画工赞不绝口,认为其市场价在50万元。

兽耳尊官窑精品

另一件是“兽耳黄底描金缠枝花尊”。这件瓷器高3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20厘米,整个瓷器为黄底,而内壁和底足为松石绿。瓷器的主要图案为缠枝花卉和错落有序的藤蔓。其绝妙之处在于整个图案的轮廓线条均为纯金勾勒,极其富丽堂皇。瓷器底款为“大清乾隆年制”。唐先生认为,乾隆官窑有些图案显得较为繁琐,而这件完全是高雅华丽,是官窑中的精品。

这件官窑瓷器是唐先生于2001年在大连购得,当时花了22万。吴教授认为这件官窑的市场价也在50万元。

官窑瓷的生死演义

“官窑”并非古代普通官员所能使用的瓷器,而是帝王御用或赐赉的专用瓷器。早在公元618年,唐高祖就已开始烧造御瓷。

官窑发展经历了萌芽期、成熟期、过渡期、鼎盛期和衰落期。

萌芽期有“越窑”秘色瓷,是在上虞、宁波等地烧造。除越窑之外,还有“邢窑”瓷;成熟期有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以汝窑为魁,另外还有建阳窑“兔毫盏”等;在过渡期,因蒙古人有尚白习俗,所以元代官窑是一种白釉印花瓷器,其中以有“枢府”字者为高,带“太禧”、“福禄”等款的也为佳器;鼎盛期主要是明代及前清。明代自洪武26年开始烧造官窑,青花大盘及釉里红大碗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嘉靖出现了“官搭民烧”的“官窑”;前清康熙、雍正、乾隆是官窑烧造的历史高峰,这时期品种更多,做工更精,烧造温度也更高,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衰落期主要指乾隆之后各朝,虽嘉庆和道光还有乾隆余绪,但自咸丰、同治就出现衰落景象,这时的工艺低下,品种局限,到了光绪虽略有好转,但终不及前朝风光。至宣统时,制瓷业更颓落千丈,长达千余年的官窑瓷业亦落下帷幕。

因为官窑瓷只限宫廷使用,除由皇帝赏赐外,即使皇亲国戚也不能直接从御厂中得到,私自流出御厂者都有杀头之罪。所以,流传于世的就是凤毛麟角,身价不俗。2002年一件“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曾拍出3252.41万港元。

刘雨岑制茶杯

茶杯杯身一面为彩绘花鸟,花鸟图为怒放的牡丹、翠竹以及立于枝头的鸟;另一面墨书:“花开富贵”。杯底为“雨岑”印识。刘雨岑(1904-1969年),“珠山八友”之一。

收藏·心得

清三代官窑收藏风险最大

唐先生是高新区一家知名科技企业负责人。据介绍,他从1990年开始从事收藏,最初是紫砂壶,后来逐渐被清三代官窑的精湛工艺吸引。近年来不断前往北京、大连、上海等地购买官窑瓷器。目前已投入200万元左右。

在谈到收藏清三代官窑的心得时,唐先生称,目前清三代的确正成为投资热点,但收藏风险也最高。不论是在景德镇,还是在河南,造假已成为一条龙产业。“2000年,听说北京有件官窑瓷器,我立刻赶过去,由于光线昏暗,看起来非常逼真,便毫不犹豫地花两万多元买下,回来后才发现它是赝品”。唐先生说,自己上的当非常多,他提醒藏家在购买瓷器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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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瓷、官用瓷、贡瓷的区别


南宋龙泉粉青瓶

秘色瓷瓶

建阳窑兔毫碗

五代耀州青釉碗

五代定窑“官”字款碗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元代有无官窑瓷?


引言:元青花拍卖价位的节节攀升,拍卖记录的不断刷新,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元青花、疯狂追逐元青花、甚至不惜冒着赝品之险收藏元青花。但收藏者在收藏、研究元青花的同时或许还有着这样的困惑,诸如:元代有没有官窑瓷?元代设立的“浮梁瓷局”是否属于官窑?“浮梁瓷局”为何而设?等等问题。

元代有没有官窑瓷?“浮梁瓷局”属于什么性质?过去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往往因为元青花和枢府瓷作为商品大量外销而认定浮梁瓷局所属各窑为民窑,浮梁瓷局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官府所需瓷器采用“官搭民烧”方法解决,入籍工匠在从事民窑生产时“有命则供,否则止,课税而已”。时下甚至还有将典型元青花列入民窑图录的实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元代景德镇继承宋代风格,大量生产青白瓷,多数出自民窑为不争的事实;还有一批施青白釉、纹饰简单、草率、青色偏灰的小件青花瓷,主要销往东南亚,今天我国各地墓葬也有出土,烧造时间几乎贯穿整个元代。从烧造特征看,亦当为民窑产品。

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官窑及其官窑瓷器呢?

元王朝在统一南方的前一年——公元1278年,就决定在景德镇设立全国惟一的官方制瓷机构——浮梁瓷局。这个“浮梁瓷局”是什么性质呢?元人笔记中提到景德镇的“御土窑”,指的是新发现的优质制瓷原料——高岭土(麻仓土)被官府控制,只供给浮梁瓷局所属瓷窑使用,为元廷生产瓷器,这些瓷窑就称为“御土窑”,它与同期的民窑在地位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据《元史》记载,元代典章制度明文规定:凡“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用”。那么,凡出现双角五爪龙的元代瓷器标本并有窑具堆积的地方,就可以认定为浮梁瓷局的生产基地。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得知,珠山明清御窑厂遗址北侧,此类瓷器与窑具的堆积最为丰厚,并出土了不少元青花五爪龙纹标本。此外,湖田窑刘家坞中段、市区落马桥、中渡口、曾家弄等处,除出土元青花五爪龙标本,还有枢府瓷印花五爪龙纹等。因此,浮梁瓷局所属各窑,当为官窑性质无疑。

浮梁瓷局的官窑性质,还可以从元青花出现的特异纹饰的分析中得到印证。著名学者刘新园先生曾在《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一文中,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元青花纹饰中带火焰的马纹,是从帝王仪仗中的“玉马旗”上直接临摹而来的;缀珠纹是对蒙古贵族礼服上的珠绣花的模仿;云肩纹是元代官服上的“衬甲”或“云肩”的忠实临摹;芦雁纹是元代军官服装胸背花纹的临摹;莲池鸳鸯纹亦为贵族织锦服装和被面上常见的花纹。来源于织锦、刺绣的元青花纹饰还有牡丹、灵芝、鸾凤、麒麟、白鹭、角鹿、鲤鱼、百合、牵牛、竹叶等。以上纹饰,按照元代的典章制度,严格规定了不同官级的不同服饰,凡皇帝使用的,其他人就得禁用。如《元史·顺帝二》记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夏四月丁亥诏谓:“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这些特殊的纹饰,只有皇帝和贵族们按严格规定使用,民间窑场擅自将这些织绣花纹移植到民用工艺品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典型元青花中却大量出现,只能说明得到了元廷的特许。表明浮梁瓷局作为全国惟一一处为皇室服务的瓷器生产基地,正是元代的官窑。

元代的官窑青花:造型普遍胎厚、体重、硕大雄浑;青花釉多白里泛青的透明釉,釉质莹润;所用青花料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发色浓艳、有晕散或铁锈斑现象;装饰风格受西亚工艺美术影响,纹样布局繁密、层次多,瓶罐类自上而下有5至9个装饰带,盘碗类采取同心圆形式装饰。从底心至口沿也有3至6个层次。这种构图形式看似丰满,但结构严谨、虚实相间、水路清晰、主次分明。其装饰题材,除前述特异纹饰外,人物纹样主要来自元曲和杂剧故事,有的直接来源于小说、剧本的版画插图;辅助纹样中则多带宗教色彩,如八吉祥、杂宝、八大码等。

除元青花外,官窑瓷中还有专为元代军事机关“枢密院”生产的“枢府瓷”,以小足折腰碗盘为主,间有高足杯等,施乳浊偏青类似鹅蛋色的所谓“卵白釉”。枢府瓷以印花装饰为主,有的对应印有“枢府”二字。传世印花器中还发现印有“太禧”、“福禄”等字样,当为宫廷定制的祭祀用品。

从传世品和窑址出土的标本来看,官窑瓷中还应包括釉里红、红釉、蓝釉、蓝釉戗金彩器以及红绿彩瓷和孔雀绿釉等。

元代的官窑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明清官窑相比,都有明显的区别。元代在景德镇设立官窑,并非如明清官窑那样只生产皇家用瓷。史料表明,蒙古贵族更对金银器皿感兴趣,瓷器则相对受到冷落。双角五爪龙纹青花瓷不见传世品,说明皇帝对瓷器的需求量极小。那么元王朝设立浮梁瓷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为元王朝下番牟利生产外销瓷。忽必烈在进军江南途中,就立下了“江南既定,将有事于海外”的宏愿。据《元史·世宗记》记载,全国统一后,即向海外传谕:“诚能未朝,朕将礼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为迎合海外之所欲,精美元青花和枢府瓷,都成了出口货物的大宗,形成了传世品海外多于国内;国内所见,除几处窖藏外,个人收藏极其有限,大概原因就在这里。

此外,浮梁瓷局作为官窑,并不像明清官窑那样集中于市中心的珠山建厂、统一管理,而是由400余入籍匠户(官匠)分散建厂,在元廷下达生产任务的情况下,无偿提供贡品瓷,所谓“进御器,民所烧造”,大概指此而言。泰定(公元1324—1328年)以后,政局不稳,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入籍匠户还可以生产商品瓷,以维持生计。但是,从珠山御窑厂遗址下层和北侧丰厚的元代窑业遗存来看,浮梁瓷局还是有相对集中的生产基地,明清官窑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明初龙泉官窑瓷的特征分析


明清期间,青花瓷器的主产地集中于江西景德镇。由该镇产出的青花瓷制品,品类花色众多,质料上乘。从外观上看,其大多数产品型制作工规整,轮廓自然舒展,装饰图案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当中特别要以那些贡品官窑(明代称“御器厂”,清代称“御窑厂”)器和部分“官搭民烧”器为其代表。此类瓷作皆为瓷中精品。这些精品瓷作,首先在制胎、拉坯及修坯方面,操作流程要求极其严格,工艺十分考究。因此成品瓷,胎土匀净,胎质洁白坚密。而在器表图案装饰方面,更是一展两朝画师之所长,他们对瓷胎上的画作进行缜密地推敲,并予以合理布局。

随着时代的变迁,两朝画师所用青花颜料(氧化钴)在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既有采用明代早中期从阿拉伯(伊拉克)等地区购进的进口“苏麻尼青”料;也有明中期以后取自国内新疆的“回青”料、浙江的“浙青”、江西的“平等青”和云南的“珠明料";还有明至清代民窑最常用的江西“石子青"等青料。国产青料的使用,早在明代早中期民窑青花瓷图案中就有所反映。如明成化年的“青花夔龙纹盖罐”,既是明中期典型的民窑器,所用青料就是国产“石子青”,其发色蓝中带灰。而此时官窑器的青料仍以进口料为主。到明成化年后期,由于进口“苏麻尼青”料的严重匮乏以至枯竭,官窑器上的图案也必须以国产青料来作画。成化晚期的官窑器,基本上采用的是呈色淡雅清亮产自江西的“平等青”。为能达到青料发色的完满,瓷艺匠师们,只能在原有民窑国产青料的使用基础上加大研发力度。他们经过在画作中的长期实践,创造性地用国产钴料研配出各种不同色阶,因而得到了迅速地推广及运用,最终摆脱了进口青料在青花产业上的局限。

“苏麻尼青”料与优质国产料的相继应用,使画师们能更充分地运用其手中的丹青妙笔,在作画时挥洒自如,尽情地采用勾、描、填、涂、抹、皴等行笔技法。凡在瓷胎上绘制花鸟鱼虫、山涧溪流、海浪祥云、怪石芭蕉、草木瓜果或是楼台水榭、神仙佛道、飞凤游龙、瑞兽八宝、刀马人物以及人物故事、玩婴嬉戏等诸多的装饰图案,均能展示出他们高超而深厚的艺术功力。

明早期永乐、宣德年的官窑瓷器,纹饰题材日趋丰富,以动植物图案为主要装饰,作画用进口“苏麻尼青”料。如“青花花果带盖梅瓶”,为明永乐官窑传世品。通高41.2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2.2厘米。瓶设钟式宝珠纽盖、溜肩鼓腹,腹上提、胫内敛。器表青花图案发色浓艳,大小不均深陷胎骨中的黑褐色斑点,不规则地散布于略带晕散的花果叶蔓之中。盖面绘缠枝莲与折枝海棠纹,肩部勾画变形覆莲瓣纹。主题纹饰或以双勾填色或以平涂勾边的写实技法,将叶蔓、花朵、石榴、枇杷和桑椹等花果描绘的鲜嫩欲滴,香气四溢。而胫部则以平涂勾边,细描叶脉纹来绘制重叠上仰的蕉叶纹一周,该纹象征环抱托起之寓意,使梅瓶挺拔而显稳重。

“青花海水白龙纹扁瓶”,明宣德官窑传世品。通高47.4厘米、口径8.1厘米、底径15.7厘米。直口、束颈、溜肩、圆扁腹。颈部饰青花缠枝牡丹花纹,以单勾平涂技法绘成,颈下肩部书横向“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器腹满饰勾边露白青花海水波涛,使蓝白相间的波涛翻腾汹涌、层次分明。青花发色浓艳深蓝,亦有小颗粒黑褐色晶斑散布于图案之间。主题纹为一条穿波戏浪回首观望的白龙,白龙轻舒利爪,回首开口,舞动劲键的躯体,搏浪前行,神态威猛,极富动感。

“青花一束莲纹折沿盘”,明宣德的传世品。高7.9厘米、口径44.8厘米、底径29厘米。折沿、弧壁、深腹、圈足。沿面绘青花海涛浪花纹,海涛以单线细描,浪花双勾露白。这种蓝白互用的表现手法,尽显浪涛汹涌澎湃之立体感。内壁平涂勾边,饰一周青花缠枝莲纹,莲花绽放、叶蔓繁茂。盘内心主题纹为青花一束莲。朵花、叶蔓分别以双勾填色、一笔点画绘制而成。青花呈色浓艳,图案运笔细腻流畅。

进入明中期后,纹饰发展趋于多样化,除动植物纹外,人物和景物装饰图案也较常见。此时的官窑器,最善用由“回青与石子青”配制而成的国产混合青料,“佛头青”是此时最上乘的青料,其发色深蓝泛紫,清亮艳丽。“青花云龙纹罐”,明嘉靖官窑传世品。通高52.8厘米、口径24.7厘米、底径30厘米。直口圆唇、溜肩、鼓腹,平底略凹。颈之间书“大明嘉靖年制”横向楷书款。肩部巧用勾边填色技法,饰以青花缠枝莲纹。腹部主题纹,亦以勾边填色之法绘制出青花双龙庆寿图。双龙腾空飞舞,张口瞪目,首尾相随,龙首与龙尾之间草书一“寿”字。整体纹饰布局繁满,龙文虽矫健生动,但图案线条较前朝龙纹比照仍觉力度欠缺。

“青花人物龙凤纹盘”,明万历官窑传世品,足底书“大明万历年制”楷书款。高5.5厘米、口径32厘米。撇口、弧壁、浅腹、圈足。内壁饰青花双龙凤火珠云气纹,青花主题神仙人物纹绘于盘心。主题人物纹与辅助龙凤纹,皆以勾边填色绘画而成。人物清瘦高古,衣无折皱,眉目迷蒙,给人某种神秘之感。龙凤纹体态修长,飞舞飘逸。

我国青花瓷器的图案装饰工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清代时已经完全成熟。此时官窑和民窑器的图案题材不仅广泛,而且绘画更为精湛。清康、雍、乾三代,是青花瓷发展中的又一鼎盛时期。“康乾盛世”,为了满足皇族的需求和高档瓷的外销,御器厂开始实施“官搭民烧”制度,至此形成了清初制瓷业“百花齐放”、“官民竞市”的繁荣景象。清代官窑器所用青料,为色泽深蓝闪黑或灰蓝淡雅的珠明料和浙青料;而石子青料则为民窑最善用的青料。这些国产青料着色稳定,质佳量足,在青花瓷产业中已无可替代。如清康熙民窑“青花如意开光牡丹纹将军罐”,1984年,广东省东莞市大朗松山乡出土。通高41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8.8厘米。设白釉瑞兽纽盖,直口,短颈,丰肩鼓腹,广平底。采用国产石子青料作画,青料深蓝闪灰。盖、颈部分饰青花缠枝牡丹与缠枝莲纹,腹绘四对称如意头开光,内饰蓝白青花缠枝牡丹各一朵,底足处饰四朵互对上仰的荷花。取蓝地留白、勾边的绘画技法,使图案布局疏密有序,大大增强了花卉图案的立体感。

“青花柳亭山水纹盘”,清康熙传世品。高5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23厘米。撇口、浅腹、圈足。近盘缘处,饰一周变形连体青花如意云纹,而青花柳亭山水主题纹绘于盘心。图案所用青料为石子青料,色泽青翠淡蓝稍泛灰色。主题图案只取勾边填色、白描平涂而无皴染的表现技法,这就造成了整体画面层次感不够明晰,画工欠精细的缺憾。但以其画作的意境而言,那傍山水榭,泊岸渔舟,垂柳飘曳,水天茫茫的景色,确也令人倍感诗意浓浓。

清雍正民窑“青花夔龙纹盘”,1984年西沙金银岛出土。高3.9厘米、口径30厘米。敞口、深腹、弧壁、圈足。盘内壁饰青花夔龙三条,头尾相随舞动嬉戏。盘心则绘一团形夔龙,其昂首摆尾作跃起状。夔龙纹体态丰满,图案以平涂、勾边、溜白等技巧绘画而成。青花色泽深蓝泛灰,应该为国产石子青料。

2005年4月份,一批龙泉窑瓷片流散到杭州等地的古玩市场,后经笔者证实为明初龙泉官窑遗物(本报2005年11月16日第六版有相关报道)。

现以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大量残片为实物标本,对其器型、纹饰、胎釉、工艺等方面作一分析。

一、种和器型

可分五大类,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碗、盘,每一类都有光素无纹与刻花两种,花纹相同的器型其规格大小也基本一致。兹将各类所代表的原器分述于下:

1、梅瓶 直口,短颈,圆肩,上腹鼓,下腹向内斜收,弧度大小不等,圈足外撇,宽而浅。刻花均相同,颈饰秋葵,肩部饰云肩式开光,隙地饰云纹,开光内填折枝莲花,瓶身刻碧桃翠竹,近底部刻缠枝灵芝四株。盖有两式,其中一种为双口盖,俱作宝珠型钮,三层台阶式盖,有刻花的盖面刻莲瓣纹,盖身刻秋葵纹。通高在38厘米左右,带盖通高超过40厘米。

2、玉壶春瓶 撇口外卷,束颈,溜肩,垂腹,圈足。有刻花者颈部分两层装饰,上刻狭长蕉叶纹,下刻牡丹纹,腹部刻太湖石和树木,近底部刻莲瓣纹,圈足饰卷草纹。通高在32厘米左右。

3、执壶 壶体与玉壶春瓶相同,腹部一侧装弯流,另一侧按曲柄,流与颈之间有云型横片相连。一种颈短腹硕,另一种颈相对细长一些,腹也稍瘦一些。有刻花者颈部刻竹叶灵芝纹(另一种刻狭长蕉叶纹),壶身腹部对应开光内刻串枝葡萄(另一种为折枝桃),开光外点缀菊花、石榴花等四季花卉,近底部刻蕉叶纹,圈足饰曲带纹。规格大小与玉壶春瓶相近。

4、碗 碗有三种样式,墩子碗、菊瓣纹碗和小碗。(1)墩碗。直口,深腹,圈足。有刻花者器口沿内外及圈足往往饰卷草纹、曲带纹、回纹等,内外腹壁刻莲花、牡丹、山茶、扁菊、石榴花、月季、桃花等缠枝或折枝花卉及折枝瑞果,碗底有山茶、灵芝、莲、宝相团花等。其中底刻山茶纹的口径最小,在18厘米左右,而底刻灵芝纹的口径较大,在27厘米左右。(2)菊瓣纹碗。侈口,腹斜收,圈足较窄。外腹壁均刻缠枝灵芝,近底部刻菊瓣纹。内底有刻折枝双桃、葡萄等三种花纹。菊瓣纹碗在刻花处理手法上似较随意一些,釉色也稍次,口径在20厘米左右。(3)小碗。撇口,弧壁,圈足,少数呈“紫口”,有刻花者一般只在外壁刻饰缠枝花卉,内壁光素,口径一般在11厘米左右。

5、大盘 大盘主要有菱花口折沿与圆口两种,还有一种为圆口折沿,仅发现一例。大盘的花纹种类非常丰富,计有20多种,有些未见于传世完整器。(1)菱花口盘。花瓣有十二与十六之别,折沿,敞口,浅圈足。腹壁作瓜棱状,并由此型成十六(或十二)组开光,以此为基本单元刻饰花纹。折沿正反面边饰种类有卷草纹、杂宝、如意云纹、缠枝灵芝、姜芽海水纹、缠枝或折枝小花等,内外腹壁除变型莲瓣纹、莲托八宝等,大多为折枝花草果实,有牡丹、月季、菊花、山茶花、石榴花、栀子花、莲荷、萱花、水仙、灵芝、枇杷、荔枝、樱桃、桃子、葡萄、林檎等,盘底主题花纹有牡丹、仙桃、荔枝、樱桃、缠枝莲、一把莲、石榴、枇杷等。型制普遍较大,口径多在50厘米以上。(2)圆口盘。敞口,弧腹,浅圈足,一部分盘底向上拱起,腹较浅。口沿正反面边饰种类有卷草纹、如意云纹、缠枝灵芝、缠枝或折枝小花等,内外腹壁除竹叶灵芝、姜芽海水纹外,多为缠枝或折枝花草果实,品种与菱口盘基本相同。盘底主题花纹除五爪龙纹外,有牡丹、仙桃、月季、芍药、木芙蓉、秋葵、葡萄、林檎、木樨、松竹梅、山楂、荔枝、一把莲等。规格大小比较多样,小者口径仅31厘米,大者口径达70厘米。

二、胎釉和器足等工艺特征

胎较厚重,并且呈底部胎厚、边缘薄状态,其中大盘、墩碗、梅瓶的胎都比较厚,而玉壶春瓶、执壶、小碗、菊瓣纹碗的胎却比较薄,可见其厚实程度根据具体器型而定。胎色较白,少数白中泛灰,胎质细腻。施多次釉,从其断面看,以施三层釉为多。大盘等口沿处均有囤积釉现象,型成一圈明显的自然厚唇状。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物内壁釉较薄,并留有垂流痕。釉面均匀莹润,少数残器局部有开片,质感成熟沉稳,釉色青翠,也有粉青、灰青,少数呈黄色。

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内胎体均有手工制作的旋坯痕迹,并削足垫烧,圈足底无釉,多呈火石红色。大盘、碗则裹足施釉,外底部一圈无釉,多呈火石红色。不少残底都还留有垫烧支具的痕迹,有些残底还粘附着窑具。我们收集到的瓷片中也有一些窑具,以盘型垫具为多,大小不等,型制稍有差异。此外,在考察窑址现场时还看到很多匣钵,有些型体非常巨大,证实这些大件器物乃是用匣钵覆盖烧造的。然发现一圆口折沿盘正面盘底中间竟粘有圆柱形窑具,颇令人费解。另外,我们在残片中还发现了刻有花纹的素烧坯,说明有些器物是经过素烧后再釉烧的。从修复的情况来看,这些官窑器型制巨大,由此也可见出当时烧制工艺水平之高。如执壶的柄腹之间用铆钉接合这一处理手法就非常高明,这样一来既稳固,又不影响美观,其烧造工艺之心思巧妙由此可见一斑。

三、纹饰特点

纹饰种类上以植物花果为主,其中牡丹纹有八种不同样式,数量最多。大部分纹样品种都是元代龙泉窑青瓷所没有的,尤其是折枝果纹,几乎未见于明代以前的龙泉窑器物。

刻工娴熟,刀法流畅,一般主线刀痕特别宽,并兼有工笔画的韵味,与民窑刻花的草率随意型成鲜明对比。且刻花与上釉融合得恰到好处,更显出花纹之精美。

在构图上也体现出精心的艺术构思与灵活性。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搭配合理,花纹多而不乱,有层次感,整体性强,主题明朗。并结合具体器型配饰图案,如菱口盘的内外壁根据瓜棱状刻饰折枝花果,圆口盘的内外壁却通常饰缠枝花果,盘型较小则花纹布局简,反之则繁等等。

四、几点认识

1、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比较发现,目前发现的瓷片中,除梅瓶以外,其他四类与景德镇永乐官窑器的相似度最高,甚至能找出器型纹饰完全一致的实例。梅瓶在造型上虽然与景德镇永乐官窑器有差异,但花纹也能在永乐官窑器中找出同样的例子。另外,我们在窑具中发现其中一个圆柱形窑具表面刻有“戍年永字弍号”等字样,字迹不太工整,估计刻字之人识字不多,且干支中没有“戍”字,此“戍”字很可能为“戌”字之误,以天干地支纪年法推算,此“戍年”应该指永乐四年(1406丙戌年)或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年)。无独有偶,据悉,某藏家还收藏到刻有“永乐十二年”等字样的窑具,惜未能目睹证实。因此目前发现的明初龙泉官窑遗物很可能为永乐朝遗物,是否可将之定位为永乐瓷呢?当然,在窑址没有系统科学发掘之前,这个结论可能为时过早。

2、如果以明初景德镇各朝官窑特点为参照系,看待国内外明初龙泉官窑的传世完整器,明显以洪武、永乐为多见,尤其永乐一朝的存世量可能最多。近几年一些国际大拍卖行如苏富比和佳士得等推出的“龙泉官窑器”即以永乐朝为主,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修复的大盘一项就找到近十件相对应的完整器。而且这些永乐朝器物的纹饰构图布局等处理手法也很成熟,永乐一朝很可能为龙泉官窑的最盛时期。

3、通过以上特征分析,我们可以此为参照,并结合景德镇官窑器衡量出传世品中具有典型龙泉官窑风格的器物,为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龙泉官窑器正名。如浙江盘龙2005秋拍上的一只龙泉刻花盘应该是龙泉官窑器,该盘口径18.3厘米,里外遍饰花纹,除内口沿下边饰为卷草纹外,盘底及内外腹壁均刻海石榴花,外底部一圈无釉,型制规整,釉层肥厚饱满。从其胎釉、纹饰风格及垫烧工艺看,与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的龙泉官窑器是一致的,而其器型与纹饰又与景德镇明成化至弘治年间的官窑青花器非常相似。此盘原为江西省文物商店旧藏,一直保存于官方机构。由于这种与明成弘治纹样相一致的器物极其少见,这件盘的出现对研究明代龙泉官窑的发展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部瓷都面临生死抉择(上)


四川省夹江县因迅猛发展的建陶制造产业而得名的,被称为西部瓷都。夹江建陶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今已有100多家陶瓷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逾30亿平方米。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广东佛山陶瓷品牌在市场上的残酷挤压,使得西部瓷都各家企业在发展和生存过程中举步维艰。广东佛山品牌正在逐步侵吞陶瓷市场,西部瓷都能否守住生存空间?结果很不乐观。

由于起步恰遇蓬勃发展的农村需求市场空白,广东佛山瓷砖企业无暇顾及,夹江企业瞄准西部县及县以下低端市场趁虚而入赚得了第一桶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建陶产品的消费主流快速调整为以广东佛山中高档瓷砖为主,而西部瓷都产地概念却被界定为低档打入另册。

为了求生存,90%的西部瓷都生产企业不得不去广东注册,生产假广东佛山瓷砖。消费者日渐理性,这种假借广东之名的伎俩慢慢地被揭开了虚伪的面纱,西部瓷都陷入了尴尬,着实让人为其将来的发展捏着一把汗。

先天发育不足

西部瓷都是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诞生的,其表现为:

1、权属不明导致西部瓷都像国有企业一样,既属于每个企业,又属于夹江县委政府。结果谁都不是,谁都不管,有利大家沾,有难大家躲。最终像国有企业一样肢解消失。西部瓷都在更大程度上是属于夹江县委政府的,它是夹江县实现财政收入的主渠道。如果西部瓷都品牌概念能够顺利实现换档升位,与广东佛山瓷都一决雌雄后能与之在主流市场上平分秋色,夹江的财政收入又将完成一次大飞跃,所以西部瓷都品牌概念在市场上能像广东佛山一样被别的区域厂家假借,将会赢得夹江区域经济的组织和管理者(县委政府)与参与企业共同受益的良好局面。

2、经营主体缺位导致西部瓷都品牌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战略规则,缺乏系统推广。初始状态的低质低价概念延续到今天,与西部瓷都的实体发展极不匹配。

3、目标市场错位,使西部瓷都失去了维持发展的空间,西部瓷都现有目标市场定位只会把西部瓷都逼入一个狭小的市场角落。

西部瓷都的顾客是谁?用营销术语来说就是西部瓷都的目标市场是什么?是西部的中低收入消费者。所以西部瓷均采取低质低价策略以适应这个低端市场。西部瓷都希望用价格战略来回避与广东佛山品牌的正面竞争,以期在强烈的竞争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

西部瓷都做到了,但从长远来看,西部瓷都的目标市场是不安全的,西部瓷都的目标市场战略只是一种生存战略,不是一种发展战略——它只能实现生存目标,无法适应发展要求。只求生存不求发展的结果,最终会危及生存,而走向衰亡。

提档升级才能抓住未来市场

目前,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建陶市场所消费的80%的建陶产品是西部瓷都生产的假广东佛山瓷砖,“缺血”的西部瓷都非但没有得到自身“造血”补充,产自于西部瓷都的假广东佛山瓷砖却成了提升广东佛山品牌的载体。西部瓷都把自己的目标市场定位于县及县以下中低收入者,其实并不十分恰当。这种定位的结果,使西部瓷都损失了80%的中高收入市场。放弃80%而追逐20%,就等于放弃了建陶主力市场。西部瓷都品牌不进入主力市场,凭什么与广东佛山均分市场?

西部瓷都正在向高端领域换档分级,西部瓷都的目标是希望能把现在的瓷砖的消费者带向高品质,实现战略升级的目的。西部瓷都把它的消费者带入高品质市场吗?很难。因为高品质市场的消费者首先是没有西部瓷都概念,西部瓷都以低档市场为主力的消费群体,要迅速转入高端的高品质市场非常困难。所以,西部瓷都的低端市场定位,向前缺乏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向后缺乏转型的市场基础,实在不利于西部瓷都企业的成长。从西部瓷都的顾客构成看,西部瓷都的顾客(假广东佛山瓷砖的顾客)并不完全是低收入者,而是对西部瓷都(假广东佛山瓷砖)的质量有透彻了解、讲究实惠的一族。抓住这一族消费者,不仅能抓住现在的市场,也能抓住未来市场。

培育品牌忠诚度

要让消费者忠诚于你,首先是要记住你。具有典型的识别特征,只有品牌个性远远不够,个性旨在强化品牌的识别性,增加品牌的记忆度,但还不能建立品牌的忠诚度。要建立品牌忠诚度,还必须靠品牌的核心价值。价值才是品牌与顾客形成心理连接的基础。西部瓷都带给消费者的关键利益是什么?是价格便宜?还是冒充广东制造的谎言?在西部瓷都的企业家们看来,消费者要买价格吗?不是。要买产地吗?更不是。所谓这些,其实都是他们所传播的品牌核心价值。其实对许多同质性的品牌而言,要鲜明地与竞争品牌相区别是很困难的,这时品牌的核心价值经常是通过附加心理连接产生的,只要这些特征与品牌建立了固定的心理连接,对该品牌的消费能够唤起这种美好的联想,就够了,就等于体现了它的核心价值。就像在建陶市场上说是夹江生产的瓷砖,消费者第一印象是质量不好,而只需说是广东生产的瓷砖,消费者就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就是品牌信念差异。品牌信念一旦形成,消费者就会成为习惯型购买者,购买就不再需要理由,喜欢就成了理由。那么信念来自什么?来自品牌的核心价值。西部瓷都没有建立起广泛的品牌信念,就在于西部瓷都的品牌核心价值不清。

(作者单位:成都未来企业发展策略研究中心)

毛瓷与红色官窑


湖南株洲醴陵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同称三大瓷都,前者在1949年後一段时期内都担负为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专制瓷器的任务,其中1974年为毛泽东定制的生活用瓷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收藏界被称为「主席瓷」或“毛瓷”。每次拍卖,“毛瓷”都会取得好成绩。

民间有关“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甚至将它和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所以把醴陵称为“红色官窑”。而在收藏界,“毛瓷”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1975年景德镇制作的一批瓷器,其中醴陵瓷是毛泽东去世前使用的瓷具。

早在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上,醴陵“毛瓷”首次面世:当一套被秘藏20多年的四季花卉纹双面五彩薄胎碗在预展会上登场时,震动了收藏界。尽管这一四季花碗有釉裂,不够完美,但仍以8.8万元被海外藏家买走。

现在,醴陵“毛瓷”因为货源稀缺而愈显珍贵。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杨宗干指出,由於制作要求严格,制作精良,数量较少,存量有限,在收藏市场上的价位不断攀升,可达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有的精品已成为孤品,价格高达上百万元。

据悉,绝大部分醴陵“毛瓷”目前藏於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南海丰泽园、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处,流落民间的不足200件,这也是收藏界珍若拱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用瓷“红月季碗”的设计师李人中透露,当年制作“毛瓷”用的湖南洪江市的大球泥(粘度好,质地白,烧制瓷器成型好,透光好),也因过度开采而在一年後绝迹。

杨宗干则指出,从1958年到1974年,中国政府在醴陵一共定制有1555件精美瓷器,除毛泽东亲点的国礼瓷器外,另有一套瓷器是为王震定制的两件“豆青色刻花描金牡丹纹长颈瓶”和“豆青刻花描金凤梨纹长颈瓶”。这两件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除了落有官方精致款“湖南陶瓷研究所精制”外,把“王震赠”也盖上去了。他表示,“王震赠”礼品瓷共生产30件,除上送北京外,流散在社会上的不足18件。1993年前後,一对这样的瓶子只要300元,到1995年到了3000元,几年後再涨到6万元,现在有藏家出价10万元。

醴陵还在1971生产了数量较多的联合国用礼品瓷,以吉祥如意、延年益寿为主导,如牡丹、梅竹、二龙戏珠等,并设计五彩蝴蝶中英文“中国醴陵”作为官方特定底款,其中“釉下五彩友谊茶具”共15件。2001年,这15件中的一件单价4800元,2002年到了6200元,现在15件整套至少10万!

北宋官窑瓷款鉴识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世品也极少。因而有人误认为北宋“修内司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如同一类窑器,其实是误解。当时北宋“修内司窑”就是官窑。过去对修内司窑和临汝窑、官汝窑的认识都有较大的误区。根据笔者收藏的实物和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历史上在河南临汝烧造的窑器,故名临汝窑,烧瓷于宋、金年代,以烧制青瓷为主。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了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而为世人所知晓。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亻吉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是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是凸写“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用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定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造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是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数大多为3个、5个或6个,但笔者也见到一大件呈现7个支钉痕迹。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民国瓷 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 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

“珠山八友” 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 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明官窑瓷的六大特征


明代先后有16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276年。到目前为止,除洪武、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泰昌未发现写有皇帝年号款的官窑瓷器外,其他各期均有遗存实物为证。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流霞盏”、“卵幕杯”最为著名。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逐渐流行起来。明代各个时期的瓷器,其品种之间,既有称为“大明器”的相同风格,又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

1、釉面

最大特点为釉质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的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除“亮白釉”这种特点以外,釉面大多匀净,少有桔皮纹现象(宣德另论)。器口及足边微有重釉痕迹,又因釉质凝肥,偶见缩釉裂斑。

2、造型

一般都显得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

3、胎体

琢器都较厚重,圆器的胎体也较清代的厚重。永乐、宣德器里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两层的衔接痕迹。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显;正德以后,嘉靖、隆庆、万历及明末各朝,胎体接痕特别显露,民窑器物尤甚。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火石红痕迹,俗称"黄衣",其胎质虽不及清代康熙时细腻、坚硬,但还是具备坚致缜密的特征。

4、纹饰

深受当时的画风影响,多为写意。既无工笔画之板滞,又无图案画之拘谨。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酣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所画龙纹状多凶猛,晚期龙纹有苍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发毛。因明代崇尚火德,故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火焰纹。并且,带宗教色彩的纹饰较为流行。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凸出。

5、款识

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吉祥款等。款字多以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宋书等。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款以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一般格式为“大明XX年制”;成化、正德时亦有少数写“造"字款识;隆庆官窑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民窑款识,多随意书写,草率不而规则。

6、器足

大件器物多为砂底。有名的永乐、宣德大盘,均为质地圆腻,光滑温润的白砂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跳刀痕,到了末期更为严重。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高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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