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
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 "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 "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 "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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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秘色瓷”
在越窑空前繁荣的晚唐时期，一位孤傲不仕、倜傥不羁的雅士陆龟蒙以《秘色越器》一诗尽情讴歌了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此诗用卓异的笔触为越窑扬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同时亦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秘色”之谜。五代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对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出产的“秘色茶盏”赞美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氵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徐夤的生花妙笔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秘色”在五代人的头脑中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换言之，“秘色”成为谜，是五代以后的事。
由于五代吴越国钱氏统治者曾用大量的越窑青瓷向中原朝廷进贡，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世人普遍认为“越上礻必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礻必色”。显而易见，在宋人的心目中“秘色”是与钱氏供奉划等号的。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令畤的《侯鲭录》云：“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这条记载指出“秘色”出现于唐代，否定了“秘色”与五代吴越钱氏进贡的因果关系，但未触及“秘色”的含义。嘉泰《会稽志》则说：“越州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作之，臣庶不得辄用，故云秘色。按陆鲁望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此记述的最后结论虽与《侯鲭录》相同，然它并没有将“秘色”与进贡直接挂钩，也就是说，“秘色瓷”的使用者除了中原统治者外，还包括吴越国王。嘉泰《会稽志》是南宋时期的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所以它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谈论“礻必色”时所得出的结论与前面两部书相同，不过，它认为“礻必色窑器”出现的原因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叶的《垣斋笔衡》所述与《负暄杂录》基本一致。在宋人有关“秘色”的论述中，当数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最为怪谲，该书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李王”即唐朝帝王，“钱王”为五代吴越国王。赵彦卫的论述将青瓷器、唐朝帝王与“秘色”联系在一起，又引用陆龟蒙的诗以说明“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这句话不啻隐语——它隐含的结论是：“秘色”创始于唐朝，产地在北方。《云麓漫钞》的这条记载存在明显的错误：（１）陆龟蒙诗的题目并未标“进”字；（２）该书的作者对“越窑”的所在地一无所知。可见，寡闻和臆想导致赵彦卫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此外，曾忄造的《高斋漫录》等书均述及“秘色瓷”，其文字与《侯鲭录》大同小异。
综观宋人有关“秘色瓷”的记载，可以归纳出这样六点：（１）虽然世人普遍认为“秘色瓷”是吴越钱氏烧造并专用于进贡的瓷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秘色瓷”出现于唐代，故不是五代吴越钱氏所烧贡瓷的专名；（２）“秘色瓷”的使用者包括中原帝王和吴越等方国的统治者；（３）各书在指明唐代已有“秘色”的同时，没有述及它的本义；（４）《侯鲭录》中“今之秘色瓷器”的提法，暗示了五代吴越国烧制的“秘色瓷”有部分流传至宋代，当时不难见到；（５）陆龟蒙诗里的“中宵”或作“中霄”，“斗遗杯”或作“斗传杯”，“好向”或作“如向”，这说明此诗在宋代已广为传抄，并被作为“秘色”之名的本源；（６）宋人引用的陆龟蒙诗之标题中均没有“秘色”二字，这表明，此诗当时已家喻户晓，故各书作者在引用时有意省略了“秘色”二字，否则“唐时已有秘色”的结论就不能成立。
上述关于“秘色”之争的文字虽大多出现于南宋人所写的书中，而这一争论的起点则在北宋时期，尽管起初争论的范围不广，争论也不激烈，但嗅觉敏锐的朝中文人还是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著书立说时对“秘色”之名持审慎态度。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将越州会稽郡土贡的越窑产品谨饬地称作“瓷器”。到了元代，脱脱等人在编修《宋史》时，仍不敢采用“秘色”之名，而将吴越钱氏所贡的称为“钅口金瓷器”、“金银钅口器”、“瓷器”、“金钅口越器”等。由此可见，自“秘色”出现以来，这个民间的称谓是一直被阻挡于宫廷之外的。
南宋那场激烈的“秘色”之争过后，关于“秘色”的讨论便沉寂了很久。明清时，“秘色”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此时讨论的焦点已转变为对“秘色”含义的认定。《景德镇陶录》云：“垣斋笔衡谓秘色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大抵至钱氏始以专供进耳。”此书经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秘色乃是当时瓷器之名”，这类瓷器“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陶说》也认为“秘色”是当时瓷器的名称。古籍记载既是有待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对象，又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依据，故要最终揭示“秘色”的真相，还得将目光转向出土的“秘色瓷”。
浅析“秘色瓷”
唐代著名的论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中，把全国各地所产的瓷器作了评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邢窑白瓷的质量在当时是最好的，特别精细，是向宫廷进贡的瓷器。一般人是见不到的，甚至当时有地位的人也见不到。然而什么样的瓷能够比邢窑白瓷好呢？陆羽在《茶经》里把越瓷拿来做了比较，其结果是越瓷胜出邢瓷。
什么样的越瓷能够胜过邢瓷呢？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比，我认为：“陆羽作出的邢瓷不如越瓷的三点结论是：第一点，邢瓷的胎质不如越瓷的胎质好，所以写下了邢瓷类银，越瓷类玉；第二点，邢瓷的胎釉不如越瓷的胎釉好，所以又写下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第三点，用上面两点就不难理解，邢瓷白而冲出茶色丹，丹是发红，越瓷青而冲出茶色绿，绿是发青。”
有了以上三点的比较，也就不难理解唐代诗人顾况的“越泥似玉之瓯”。韩的：“越瓯犀液发茶香”。诗人顾况所指的越泥似玉之瓯的“泥”是指瓯的胎（茶瓯、酒瓯）；用这种越泥做出的“瓯”和玉一样精细、温润，怎能不“越瓯犀液发茶香”呢？
什么样的越泥做出来和玉一样精细、温润，让唐代诗人们如此用诗篇来大加赞扬呢？百思不得其解。然而，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篇，使我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真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诗人陆龟蒙用诗来告诉我们《秘色越器》是怎样生产、烧制出来的，怎样才能做出唐代的“秘色瓷”。
什么叫“秘色瓷”？为什么叫“秘色瓷”？秘密在那里呢？我认为秘密就再现实中，秘密就在诗篇里。
“九秋风露越窑开”，越泥在做成越器之前要经过九年的秋天风露
研磨锤炼，越泥在人工和天气的作用下，使泥土焕发出它本身的一切泥土特性，淘炼它的精髓，使它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精细、温润，做成器皿，再浇上用同样方法研制成的釉，然后开窑烧制，经过九年秋天风露的泥和釉才能烧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效果。这种效果把“九秋风露越窑开”所指的越器的胎质也就是泥称“秘”；“夺得千峰翠色来”所指的越器的釉称“色”；缺一不可。胎质是骨，类玉；釉色是衣，类冰。用这样的胎骨和釉衣烧成的瓷就叫秘色越器。
“好向中宵盛沆(hàng)瀣(xiè)，共嵇(jī)中散斗遗杯。”诗人陆龟蒙深知秘色越器是用了九年的时间才成功创烧了秘色越器，在精神兴奋之中不是中宵盛似中宵的夜晚，和姓“嵇”的朋友喝酒斗杯，把秘色越器的秘密告诉了后人。
越窑”秘色瓷”和越窑”青瓷”有什么区别？区别在那里，怎样理解呢？
青瓷——说的范畴大一些，宋代以前的瓷，不管南方和北方除了白瓷一般都叫青瓷。白瓷是指邢窑的白色的胎和白色的釉——白瓷釉的含铁量.在0.64%以下；而青瓷泛指釉是青的而不管胎是什么颜色，越窑青瓷就属于这一种。应该说在唐代中早期越州窑和婺州窑、瓯窑一样都是一般的青瓷窑并不出名；而邢窑白瓷就已经是唐代宫廷用瓷了。秘色越器是唐代创烧的一种新产品，它的釉含铁量在0.70%左右，由于创烧是在南方越州，南方的越州、婺州窑、瓯窑烧造的青瓷比不上唐代的邢窑白瓷，而秘色越器出现以前只有越州而无越窑一说，正是秘色越器的创烧成功，才使越州的越窑成为唐代的一座名窑。真正的秘色越器瓷也只是烧造了一批而停止了。越窑成名后就继续烧造青瓷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秘色越器。为了竞争，在人们斗茶、斗酒盛行的时代，为了和北方邢窑白瓷竞争高低，把秘色越器称为越窑秘色瓷，可以说：秘色越器创烧在越州，正如现在7501瓷创烧在景德镇一样只是烧造了一批而停止了烧造。自秘色越器的出现，才有了“南青北白”的说法。
相传唐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朝廷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我认为吴越国是在模仿烧制“秘色瓷”但并不成功，没有真正烧出“秘色瓷”，反而烧制出越窑青瓷这种品种。后人把这种越窑青瓷误认为是“秘色瓷”。当然越窑青瓷烧制出来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但我认为越窑青瓷的胎质绝对超不过真正“秘色瓷”的胎质，真正秘色瓷的胎质是白色玉质，而越窑青瓷的胎质的颜色呈灰色或浅灰色，它甚至都不能和邢窑的白瓷相比。
“秘色越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把人类的制瓷业推到了一个顶峰，影响到制瓷业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了古代人们的聪明才智，以至到今天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秘色越器”或者叫“秘色瓷”的真正本质——它为什么叫“秘色瓷”。
宋代汝、官、哥、钧、定这五大名窑的制瓷工匠们认识到了“秘色瓷”的胎质精美绝伦，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反而就在瓷釉上下功夫，创烧出灿烂多彩的瓷釉文化；到元、明、清代就更上一层楼——釉上彩、釉下彩、五彩、斗彩、青花釉里红等，都是在瓷的釉上做文章，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瓷母”。如果有“瓷母”的话，“瓷父”就数“秘色瓷”了；“瓷母”以釉取胜，而“瓷父”就以瓷胎胜出。
你用什么来证明“瓷父”要数“秘色瓷”呢？
旧世界之瓷以质为贵，新世界之瓷以彩画为贵[雅（瓷学）节选]。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此是乾隆丙申御题仿鸡缸诗。可见乾隆皇帝也很想见到真的越器但没有见到，于是认为在人间越器并不存在，所以写下“李唐越器人间无”之诗句。
但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会留下痕迹，后人就是通过对这些痕迹的研究揭开它的面纱，认识它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经过研究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秘色瓷”是世界上精美绝伦的瓷胎，质最为精细、最为珍奇。是最不可思仪的乃至到现在制瓷业已进入到用电脑、电子时代所生产的瓷质——胎，都比不上“秘色瓷”的瓷胎
（别忘了那是在一千二百年前烧制出来的）。
我是一名古瓷的爱好者，在二十多年的收藏中，对古瓷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我想要证明“瓷父”为什么要数“秘色瓷”，有必要对我国的青花瓷说几句：我对青花瓷的喜爱也情有独钟，和大多数喜爱青花瓷的朋友一样特别着迷，对我收藏的几样青花瓷进行过深入地研究，认为它们是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我将其中的一件拿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鉴定，据北大一位老师讲，瓷器鉴定要用热释光才能进行，北京现在不能做，只有到上海古瓷研究所进行鉴定。经与上海联系得知国家规定不对个人物品进行鉴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一种信念：元代青花瓷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至正型”的水平。就像一个人没有读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天生就是一为博士，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2003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登出“唐代青花瓷产地找到了”这条消息，真使我激动万分。唐代青花瓷窑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但证明了唐代有青花瓷，也证明了宋代必定有青花瓷,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我认为有些是属于“芒口”器。青瓷“芒口”器在研究瓷器范畴意义很大，它在中国存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种工艺到唐、宋甚至到元代早期，特别是在元代早期的青花瓷有些也是“芒口”器。器皿上所画多以三朵牡丹居多，写艺画法，笔法流畅，有的好似是出学的画法。证明唐、宋时期及元代早期的青花瓷发展延用至今的脉络以为期不远了。
在历史上“青花瓷”的出现是和“秘色瓷”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这里主要说的是“秘色瓷”的釉。从“青瓷”发展到有“秘色瓷”为止，透明釉就确立了在瓷器上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所讲的玻璃釉、透明釉就是以“秘色瓷”出现的釉发展而来的。正因为‘秘色瓷“的釉类冰透明，为以后的釉下彩、釉上彩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作用。
说到釉可以这样讲：到“秘色瓷“的出现为止，唐代以前的青瓷上的釉一般都是黑色、白色、黄色、绿色、等等，都是不透明的，而有一种灰色半透明的青釉在某种意义下可以说也不是真正的透明釉，但可以说是真正透明釉的前身，正因为如此到”秘色瓷“的出现，完成了从灰色半透明到青白色透明半透明釉的进程，是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促使了唐代青瓷业的大发展，出现了很多种深浅不同颜色的玻璃釉，十分好看，如唐代的瓯釉我看到的就达五、六种颜色之多，非常滋润，古朴无华、透着那么雅俗。这就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在唐代制瓷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景象是很繁荣的。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千峰翠色来”还可以理解为“秘色越器”的烧制成功，使得唐代的制瓷业空前的发展，据东方历史学术库“唐宋茶业经济”一书讲到宋代全国有一万多座瓷窑。而之前的唐代有千座瓷窑是不为过的。诗人用“千峰翠色”来比喻千座瓷窑也是真实的写照。不用千座就是几十座、几百座瓷窑烧制的烟雾，也就充分再现了“好向中宵盛沆瀣”那样一种境界，“共嵇中散斗遗杯”。
说到胎可以讲，从陶发展到瓷的出现，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程。终于在晋代文字史上出现了“瓷”字。“瓷”字的出现说明在晋代之前人们已经烧制瓷制品了。晋人潘岳在《笙赋》中写到“倾缥瓷而酌”。杜毓在《苑赋》中也写到“器择陶拣，出自东欧”之讲。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出现的。缥瓷到底是什么颜色，只有从缥瓷的“缥”字中找线索。字典上讲“缥”青白色，可以理解为青瓷一类是不会错的，但还是没有说清楚胎与釉的颜色。唐代诗人杜甫赞美大邑瓷碗的诗中：“大邑烧瓷轻而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赞美大邑白碗胜霜雪，为时很是珍贵，也可以理解是唐代白瓷，只待我们用传统的方法并结合科学的检测来做鉴定。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瓷的胎与釉记录、分析得最清楚、最准确的是在陆羽的《茶经》中，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是指邢瓷与越瓷的胎；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是指邢瓷与越瓷的釉。如果你没有真正见到过越器瓷的胎与釉，你真无法相信越器瓷的胎烧得和玉一样的润，越器瓷的釉和冰一样的透。类玉类冰不是指瓷的釉，类玉指的是胎，类冰指的是釉，要记住这重要的一点。如果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么用：“秘瓷览来不看胎，瓷父要数秘色器。”来比喻越器的胎是比较合适的。我也深深地体会、感悟到千百年来，全世界的人们都把中国叫做china这是为什麽？追根寻源，必须要从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说起，从2000年前汉朝的丝绸之路到唐、宋年间陶瓷工艺的兴起，直至明朝的郑和三下西洋，我们伟大的祖辈们，把丝绸、陶瓷等工艺品带给全世界、在国际航海、国际贸易史上、创下了世界古代历史上无数个世界之最，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并在唐代就给中国一个响亮的名字——CHINA，一直延续至今。
我收藏了一件很典雅的瓷盒。虽然没有盖，但也是一件非常少见的艺术品。多年来我一直考证它是哪个朝代烧制的，经过探讨、研究、查阅资料，对比至今，使我坚信它就是唐代诗人陆龟蒙所写的“秘色越器”。正因为如此写下了以上我的认识、体会、看法，还有很多没能写出来。深知自己水平太低，愈写愈发感悟我国古代陶瓷工艺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心希望特别是古瓷爱好者或是专家一同来探讨、研究来搞清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某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认识中国陶瓷历史特别有帮助，从而，对陶瓷文化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收藏的那件我认为是唐代“秘色越器”的瓷盒：口径12.5厘米，高3.3厘米（不带盖），足经6厘米。子母口，直腹下部斜收，圈足或称环形足。器内粘有一个“品”字形排列的小子盒，小盒成浅杯状，剑口，弧腹，盒内有三个支烧点，表达了很多历史的重要信息，用意非常，品位无穷，胎质类玉，胎釉类冰。胎骨里有历史留下的印记，胎釉上有先人留下的汗沁和痕迹。
在古代人们以圆为天，以方为地来认识某些事物，也就产生了某种信仰，来到祭天祭地祭祖先的境界。尤其是在唐代，佛教、儒教、道教都已经得到空前的发展，相互融通、相互往来，以至达到三教合一的局面，天时地利人和使唐代繁荣昌盛长达二、三百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古代人们为了体味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制瓷业上也有所体现，如盒子的制品。我认为它不仅是用于放一些物体（如现在所说的一些化妆品），而是一种寄托某种思想、某种意识、某种精神的反映。如盒子是圆的，盒子里还有三个小圆，圆中有圆是否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呢？三个小圆又可以理解为一个“品”字，又可以理解为一个“上”字，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字，那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品味为：圆中有圆、圆中有品、品中有品、品中有上、上中有上、上中有人、人中有人、人中有圆的那样一种意境。
古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可以和我们现在的思想意识相等同。它的存在自然以当时的历史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周边的一切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我们正是要通过唐代“秘色瓷”的甄别来研究人类陶瓷工艺发展的历史，认识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把对“秘色瓷”的研究提高到学术方面来，是我们当代人的当务之急。
唐代诗人施肩吾的《蜀茗新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揽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
诗人皮日休的《茶欧》：“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我是一位古瓷爱好者，对古瓷器的研究、鉴赏非常的执着，所以我把多年来的看法写出来，望请专家、学者、收藏界同仁给予指导，并且一起来做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中国陶瓷工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