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寿字纹。
近日，笔者在对以往收集的古陶瓷片进行分类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带有“寿”字款识的青花瓷片，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为了弄清这些瓷片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我从中挑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多枚，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揣摩和分析，并将自己的一管之见形成了拙文，以飨同好，并乞鉴正。
一、青花瓷片的纹饰、特征及其历史背景
为了便于对这些带有“寿”字款的青花瓷片展开研究，我首先将它们分类并拍成了照片图一、图二、图三 ，使读者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些瓷片的不同特征和装饰差别。特别是在图一
这枚瓷片上，所绘画的老寿星图案，笔者认为，它就是一幅比较典型的艺术佳作。该图立意清新、构思巧妙，画师不惜工时，采用了文图结合的抽象和夸张手法，在一个颇有艺术性的“寿”字里，只用那么寥寥几笔，便刻画出了一位聪明伶俐、生动活泼、已返老还童的“老寿星”形象。该盘底直径为８厘米，圈足向内倾斜、底足内施釉无款，釉色白中微有泛青。根据以上诸多特征，参照有关资料说明，笔者初步判断此物应属于明朝弘治期的产品。因为弘治期的民窑图案在前朝的基础上更为丰富，具有布局舒展、绘画工细的特点；且有双勾填色之作。同时，较工细的描绘也达到了民窑瓷绘的高峰。
再如图二 后两枚绘有寿星图的瓷片，虽与图一所描绘的内容主题大致相同，但明显已缺乏图一 那种造型规整、绘工细腻、设色浓淡相宜的风格。即便如此，同样也能使观者从中感受到画师们在巧做的文字游戏。所描绘的“寿星”犹如在虚无缥缈的仙境里过着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再者，我们从图二 中也不难看出，这三枚古瓷片所描绘的内容，除题材相同之外，其构图各有差异、字体也各自有别。以上足以说明“寿星”图案作为古瓷的装饰艺术，此时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书法“寿”字也是长寿的象征。所以，明代民窑的画师们为了满足当时人们对“寿”字款青花瓷器的需求，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凭着自己纯熟的书画技法、在大量的青花瓷器上，或一丝不苟、或龙飞凤舞的写下了书体各异、变换无穷的“寿”字。
图三 ，现已成了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综观这些青花瓷片上的“寿”字及其特征，稍有一点瓷器鉴赏知识的同好就不难发现，这些瓷片全都是明代民窑产品。因为，民窑产品是面对庶民百姓而生产的生活用品，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求，画师们对相同的图样又采取了繁简不同的画法，在制作精细程度上也有明显差别。但这些图样的描绘却生动异常，比较贴近生活。笔者由此认为，明代对“老寿星”的崇拜和信仰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了。而且，这种传统的信仰和风俗，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情感和思想，通过画师们精心的艺术创作之后，也就较自然的反映在了瓷器上。
二、“寿”字的溯源及其文化内涵
长寿寄托着时代的面貌和民族的信仰，我国对“寿”字的崇拜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我国民间，至今对上年纪的老年人还尊称为“老寿星”。追溯其源，颇有来历。
据《史记·封仪志》记载，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就有了“寿星祠”。后汉又出现了“老人庙”见《后汉书·礼仪志》）。所以，历代关于“寿星”的传说、故事不少。
“寿星”，原是天体内一个星座的名字，亦名角亢。“角”、“亢”是二十八宿的两个星宿，角为二星相对，亢对四星似弯弓。古人把周天分为十二次，大致沿二十八宿分布的区域划分。十二次各有名称，“寿星”即包括“角”、“亢”，二宿的星次，列宿之长，故日“寿”。《史记·天宫书》中说：“此地有火星、日南极老人，老人见现 、治安，不见现 、兵乱。”意思是说“老人星”出现则天下久安。因此，后人将它奉为是福星、吉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逐渐将它人格化了，把年老之人比喻成为“老寿星”。《庄子·盗跖》中就有“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的记载。
“老寿星”，本来是人们意念中的崇拜之神，起初并没有什么规范的造型。后来，人们以老人像作示，把人相画作“神相”，才出现了“老寿星”的形象。但是，各处的“老寿星”形象也不尽相同。以至到了我国的明代，人们对“老寿星”的崇拜和信仰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老寿星”这种怪里怪气的模样才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型。常见的“寿星”造型为：长须白发老，凸额秃头、红光满面、左手执拐、右手捧桃，时坐仙鹤，时坐花鹿。而民间则把“老寿星”画作额头高耸、大耳长须、头长身短、精神矍铄、笑容满面的样子。这种造型恰好就与本文所列举的青花瓷片上图二 的“寿星”形象相符。因此，笔者推断：“老寿星”的确切定型应该就在我国明代的中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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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紫砂壶的精品力作，其材质、工艺、造型装饰、艺术品位，都是超一流水准，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其作品内在的精、气、神韵诉说着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生活情趣，鲜明的人格个性。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以师法古人，超越古人”的内在精神动力，一生钻研，以传统的造型、严谨的制作技巧有机结合，严谨、一丝不苟贯穿于作品，自始自终，终以作品秀丽多姿而傲视群雄，引成独树一帜的顾氏风格。紫砂工艺厂建厂初期的七大老艺人中的王寅春、朱可心、裴石民、任淦庭、吴云根，他们处于社会动荡、经济凋零、时世艰难之时，终能对紫砂艺术以身相许，兢兢业业，做到了承上启下，传师授艺，为今天的紫砂繁荣奠定了基石，他们的传世之作，精品迭出，繁中求简，静中求动的古朴之风迎面而来，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在作品中呼之欲出。王寅春、裴石民的高足何道洪以浑厚、圆润，张力十足的造型特征，结合其精湛老到的制作技巧，作品给人以宛如珠玉般的润泽，引成了泰然处世超凡脱俗的艺品风格。素有紫砂泥魔术师之称的吕尧臣，把泥的捏拿玩到了极致，其绞泥“沙漠之舟”的飘逸、灵动，恰如“大漠孤烟直”，体现出玩味人生、追求情趣的艺术效果。蒋蓉这位花器大师，把全部精神依托在西瓜、青蛙、花花草草的自然界中，童心升华成雅性，作品的传神，反映了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专家认为，艺品如人品，紫砂陶瓷艺术的艺术品位是制作者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淀，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厚积才能薄发。鉴赏和品评，是提高我们欣赏和鉴别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见仁见智，本人仅在这里抛砖引玉，是珠玉，她早晚会发出光泽。
明清瓷器中的寿文化
瓦当上的寿字纹饰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图一清代瓦当中，倒三角形祥云状瓦当中最明显的纹饰便是“福寿禄”三字，其中“寿”字最为传神，兼具了古代象形文字的特点，如一耄耋老者手扶竹仗，福禄相随，十分精致。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在图二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在图三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在图四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
陶瓷上的“鱼文化”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
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
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古陶瓷鉴赏者、收藏者细细地玩味。
陶瓷上的的“羊”文化
羊是人类最早狩猎与驯养的动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先秦文化遗存和浙江河姆渡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中就都出现了陶羊。
【吉祥羊】（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图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的作品【吉祥羊】,釉色采用上浅下深的渐变结晶釉。作品四肢有力，身形矫健 挺胸注视，满身肌肉凸显，充满着活力。此外“羊”通“祥”，有吉祥之意。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羊所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龙，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他们最早都是以羊为部族图腾。据考证，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也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的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
工艺美术大师涂少波作品【三阳开泰】（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羊的基因"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深刻影响外，我们从汉字的字源、语源等文字学的研究中，同样可捕捉到大量的有关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此外，羊与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羊本属自然之子，而它一旦被人发现并成为人类的伙伴，就失去了纯自然的属性，在与羊的朝夕相处中，人类把情感、理性、思想、道德外化于羊类，使羊逐渐"人化"，于是有了"人化"的羊就成了羊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亦能造就人。羊文化也会因此内化人类活动的某些因素，如此，外化与内化，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才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古代陶瓷壶的造型分类（上）
扁壶又名土甲，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制容器。瓷器制品最先流行于西晋。造型为直口，溜肩，扁圆腹，外撇高圈足，器腹两侧有对称双系，便于系绳背挂。江苏金坛白塔乡惠群村出土的一件，腹下部“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土甲者也”；浙江上虞百官镇外严西晋墓出土的一件，足底划“先姑土甲一枚”，可知此器在当时的名称。上述两件均为青瓷器。江西九江出土的铜质器及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的漆器，均有自铭“土甲”、“钾”或“柙”，只是根据质地的不同，偏旁从“土”、从“金”或从“木”。宋以后，依其形而名之，改称扁壶。
1984年出土于安徽合肥西郊的隋淮南窑青釉刻花盘口式四系壶。唐、宋时期较为流行，壶式有扁圆等多种式样，有黄釉、黑釉、白釉、青釉、白釉绿彩等。
早期青瓷扁壶
匏壶流行于战国至汉代的一种壶式。器形似匏瓜状，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匏壶的质地有泥质陶、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青瓷。有的匏壶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联接而成，有的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作椭圆形。壶盖造型考究，多做凤首形状，1973年山西闻喜邱家庄战国墓中出土一件陶匏壶，通高30、口径4厘米，凤鸟形盖高9厘米。
茧形壶亦称鸭蛋壶，一种古代壶形。唇口，短颈，圈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既似蚕茧，又若鸭蛋，故名。初为战国时期秦国所产，后盛行于西汉。壶腹多彩绘流云、几何图案，也有光素者，仅以暗刻弦纹装饰。茧形壶在当时既为容器，又可在战争中埋入地下，用以倾听远方敌军骑兵马蹄声。茧形壶后世传入朝鲜，李朝青白釉瓷中有这种器形。
蒜头壶始见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壶式，有陶质和原始青瓷两种。特征为蒜头形小口长颈，圆腹。东汉时期蒜头壶腹部比西汉时期丰满，蒜头呈扁圆形。有的蒜头壶颈、肩部堆塑有人物、龙、虎等纹饰。
唾壶又称“唾盂”，为古代贵族宴饮唾鱼骨或兽骨的承器，故又“渣斗”之称。瓷质唾壶始自东汉，三国、两晋颇为流行。三国至西晋为撇口扁腹，高圈足。东晋时渐成盘口垂肩，圆腹，平底或假圈足。南朝时增加盖与托盘。隋、唐除青瓷外新添白釉器，造型基本沿袭南朝旧制。五代及宋、辽，恢复为盘口，扁腹，圈足，不过一般口径大于器腹，早期圈足外撇，腹饰莲瓣装饰。入明以后继续沿用，各朝略有变化，一直持续到晚清，俟后被灰槽所代替。
带系扁壶壶式之一，特征是壶身扁平，肩腹部有系，便于穿绳提携。瓷岳带系扁壶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仿铜器形状制作的。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出土的东汉青釉扁壶，为圆唇口，直颈，扁腹，长方形足外撇，上腹两侧有对称的衔环耳。西晋时壶体呈丰唇，直口，短颈，圆肩，肩部两侧各帖塑带翼鼠为系，壶腹扁圆，圈足为椭圆状。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带西域风格的扁壶。如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黄釉瓷扁壶，敞口，短颈，肩两侧各有一带孔凸起为系。壶体扁圆，上窄下宽似核桃状，底部假圈足，扁腹两面印有胡人舞蹈图案。与此相似的扁壶还有唐三彩制品，所不同的仅是纹饰上的变化。辽宁省博物馆收藏辽暗黄釉印花穿带扁壶则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长方形口，短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形圈足，周边有凹沟，共有6个系。与之相似的扁壶，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晚唐墓中也有发现。收藏于宁夏海原县文化馆的褐釉扁壶，蘑菇形口，短粗颈，壶体扁圆，周围有四系。元代四系扁壶，唇口外卷，短颈，溜肩，装有四系，腹侧垂直，腹面平，长条状平底，造型风格与前朝完全不同，烧造地点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带系扁壶名称相同，然而由于历史时代不同，形状各有差异，各个时期都反映了浓厚的时代特征。
盘口壶壶式之一。口沿上折，口形似盘，长颈，球腹，平底。造型源于西汉的喇叭壶，其时部分器物口颈转折外已呈现棱线，至东汉初棱线凸起，初具盘口，中期后定型。此器自东汉流行至初唐，器身由矮小向高大演变。肩部通常饰双系或四系，东汉为环形，三国、两晋呈桥形，隋以后渐成条状。
虎子又称“木威”，形若伏虎的一种器物，用途有水器与溺器两说。迄今发现最早的虎子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黑皮灰陶器。呈茧式扁圆腹，绳梁，虎状圆臀有尾。此后的先秦墓中曾出土过漆、铜、陶质的虎子。瓷质虎子流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造型呈卧虎状，昂首，张口，鼓目，四足屈蹲，背部提梁或若绳索式，或塑成一小型奔虎状，腹侧刻双翼。中期以后，造型渐趋简单，器身与扁罐相类，肩部有向上倾斜的直筒口，素身，极少装饰，至晚期虎首和四足逐渐消失。
鸡首壶出现于三国末年，流行于两晋至隋的一种壶式，因壶肩部塑鸡首形而得名，亦称鸡头壶、天鸡壶、罂。烧制鸡首壶的主要有越窑、瓯窑，壶的造型与盘口壶相似，不同的是肩部一侧安鸡首，另一侧是鸡尾，前后对称。鸡首有空心、实心之分，前者实用，后者是冥器。三国末年的器皿较为少见。西晋时期的鸡首壶特点是壶身、壶颈比较矮，鸡首多无颈，鸡尾甚小。东晋壶体略高，鸡首有了颈部，鸡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略高于壶口的圆股形曲柄。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首和熊纹，器形优美。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青瓷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可知晋时称此类器形为罂。南北朝时期，壶体修长，鸡首的冠部较大，颈部细长，盘口增高。浙江绍兴南池乡尹相公山南朝墓出土一件鸡首壶，碗形口，下接细长的弦纹颈，肩部前有圆嘴的鸡首，后贴上翘的鸡尾，壶下有承盘。湖南曾出土龙柄三足壶，装饰与上述南朝墓鸡首壶相似。隋代的壶鸡首趋于写实，作昂首曲颈打鸣状，壶柄贴塑龙形饰。此外，还派生出羊首、鹰首或虎首壶。隋代以后，鸡首壶几乎匿迹。清代康熙时期，宜兴陶艺大师陈鸣远制有紫砂天鸡壶，直口，长颈，丰肩，肩一侧设鸡首形流，其风格与上述鸡首壶相似，是仿古作品。
鹰形壶又称鹰首壶，属盘口式壶中的一种。江苏宜兴周墓墩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高17.5、口径10.5、底径11厘米，盘口，短粗颈，圆腹，平底。壶的肩部贴塑双目圆睁、尖喙下勾的鹰首。两侧有对称竖式双系。腹部两侧用简单的刻划纹表示鹰的飞翼，腹下部塑有鹰爪，另侧对称位置贴附鹰尾，着重刻画了鹰首部位和硕大的双翅。
羊首壶壶式之一。流行于东晋时期。器形为盘口，长颈，溜肩，椭圆形腹，口与肩部有一曲柄。羊首装饰在壶的肩部与柄相对处。羊鼓睛凸目，双角卷曲，雕塑细腻。羊首壶曾出土于南京和平门外米家山东晋墓以及江苏丹徒、绍兴等地区。
象首盘口壶壶式之一，195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张盛墓。盘口高而微撇，束颈，丰肩，椭圆形腹，腹部下收，足外撇，肩部有对称的四组条状系。壶流根部塑一象首，象耳向两侧展开附在壶体上，高昂的象鼻为壶流，对称的一侧是隋代流行的龙首形柄，造型独特。其白釉略带青瓷特征，属白釉滥觞期的作品，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珍贵的标本。
梳理陶瓷上的文化中国
本报记者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砺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
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美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上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为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