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胎质。
陶瓷器的生产离不开工艺，也离不开后天环境对它的影响，不同的工艺会在它身上留下不同的印记，不同的保存环境也会给它造成不同程度的自然损伤，称之为自然旧貌。痕迹学鉴定，其实就是在找出陶瓷器身上的这些印记，类似于司法上的物证鉴定。笔者将它们分成了六个方面及步骤：一、胎质鉴定；二、成型工艺鉴定；三、装饰工艺鉴定；四、釉和施釉工艺鉴定；五、装烧工艺鉴定；六、真伪旧貌鉴定。
我们在对许多品种的古陶瓷研究中都会发现，他们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前期产品的质量要好于后期产品的质量。南宋龙泉好于元龙泉，元龙泉好于明龙泉，宋均好于元均，宋定好于金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料，并非后人的制瓷技术不如前人，只是前人先行选用的是优质原料，优质原料用完了，给后人留下的是劣质原料，当原料资源全部枯竭时，生产也就截止了。今人在制作仿古的高仿瓷器时，由于古瓷原料的枯竭，只能使用替代品或改变加工工艺，这就是为我们通过胎质鉴定来辨别真伪和断代提供了客观依据。
原材料的选取是古陶瓷制作的第一步，仿品制作亦是如此。首先绝大多数仿古陶瓷在原材料的选取上与古代真品是有差异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古人所用次生优质矿物原料早已枯竭，今人无从寻觅，只能采用原生矿物和部分化工原料替代。而替代品的矿物成分和化学元素与古代真品不会完全一样，最多也只是貌似。它有可能骗过人眼(多数情况下连人眼也骗不过，除非是无经验者)，但很难骗过科学仪器。
从野外采集或购买来的制瓷原料，经过必要的加工处理后才能使用。原料的加工工艺一方面要根据原料的性质来确定，另一方面还要根据产品的品质要求来把握，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之间存在许多基本差异。现代仿制者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代工艺带入到仿古陶瓷的制作中去。它会在器物的表面留下特有痕迹。现代机械的使用，不但可以大大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而且也会改变原有材料的物理性质。切面再好，吃到嘴里与手擀面相比还是两种味道。采用现代工艺加工出来的陶瓷坯料与采用传统工艺加工出来的坯料自然也存在不同。
次生矿又称土料，是指经过自然风化后的陶瓷原料。原生矿又称石料，即未经自然风化或自然风化较浅的陶瓷原料。自然风化较深的优质高岭土由于颗粒较细，又含有丰富的钙镁离子和天然有机物质，所以一般不需要再做粉碎处理，只要经过简单的淘洗和滤水后就可以直接用来制坯了。即便是风化较浅的高岭土(又称砂质高岭土)，含砂较多，也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粉碎加工和淘洗即可使用。古人多使用次生矿制作瓷器，只有近现代有了新能源和电动机械才开始大量使用原生矿制作陶瓷。此外，原生矿由于先天不足，缺少钙镁离子和天然有机物质，采用单元配方制瓷易变形、炸裂，必须根据其化学成分采用二元或多元配方才能弥补其不足，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也是难以做到的。虽然元代以后，景德镇开始使用以瓷石和高岭土为原料的二元配方工艺，但所用瓷石也是经过风化的砂质原料。它与近现代才使用原生矿制瓷存在本质区别。
次生原料枯竭，是许多古代瓷窑衰亡的重要原因。邢窑的衰亡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唐代，河北邢窑就利用当地优质的瓷土资源烧出来举世闻名的白瓷产品。五代以后由于优质瓷土原料枯竭，古人又无技术能力大量开采原生矿，只能退而求其次，开始使用劣质高岭土，致使产品质量不断下降，以至于到后来不得不向磁州窑学习，靠白色化妆土来掩饰自身的缺陷，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taoci52.com编辑推荐
从胎质、釉色、纹饰、造型、款识鉴定古陶瓷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现将古陶瓷鉴定方法介绍如下：
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保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
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
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
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 ”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校（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 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
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孝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历代海上贸易陶瓷器鉴定（三）
出水陶瓷器在出水后基本有两种状况：
一、如果船只沉入水后，部分货物或陶瓷器即被埋入泥沙之中，千百年来从未被翻动过，那么它们在出水时器物的釉面光泽如新，光可照人，而且很多都完好无损。
二、如果海上遇难的船只沉入水中后，部分的货物或陶瓷器即被抛出船舱，散落在海底泥沙的上面，千百年来被海水中的暗流，在泥沙中淘来淘去，出水时器物的釉面光泽较差，有的连釉面也被淘磨掉了。
鉴定出水陶瓷器基本上与鉴定出土陶瓷器相同，因原则上任何一件古陶瓷都经历了一条永远不变的过程“年代的风化”，因而形成了自然特定的老化状态。察看胎釉、造形、纹饰、釉彩、款识，支烧状，比重量、听声音、看器物的老化状况，都是传统鉴定古陶瓷的必要手段。但本人认为必须以胎釉的老化为主要传统鉴定手段，再结合科学仪器鉴定方为准确。
鉴定出水的陶瓷器，却有其一条不变的规律：由于陶瓷器沉入海底，在海中的泥沙沉睡千百年之久，所有的器物都曾被海水中的“海生物”所寄生过，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无一例外。海生物实际是贝壳类 在陶瓷器的外侧或内里的附着是自然而又牢固的，一些较大的附着物，即使用刀也无法使其脱落，有些甚至在器口内，因长大后无法走出器口。
出水器物釉面好的，沾上的“海寄生物”相对少，器物釉面差的沾上的“海寄生物”多。而且出水的器物在海中被“咸水”浸泡了千百年之久，由于年限及咸水的蚀化，形成了胎釉连成一体的干燥状，用２０—３０倍的放大镜还可察看到器物胎、釉表面形成自然均匀的下凹小黑点这些小黑点状是因海水的化学作用所形成的 ，这些下凹小黑点，即使用草酸水浸泡十天八天都无法洗掉。同时出水器物釉面上也会出现开片纹的现象新仿假器绝无以上的特征 。以上这些情况是鉴定出水器物的可靠经验。
现时市面上有人在仿制假出水陶瓷器去销售获利，但假冒出水器的“海寄生物”不是自然形成，是人为用胶水粘上去的，用５倍放大镜在器物上即可发现胶水粘贝壳干后的痕迹，并且后仿出水陶瓷器的胎釉、工艺都与旧器不同，也无上述出水旧器的几种状况，只要小心慎重地观察，即可判断真伪。
对出水陶瓷器的窑口、年代判断试举例如下：
１、青瓷器 自东汉开始生产，品种（造型）有五联罐、五管罐等、纹饰简洁明快，有刻、压印的布纹、弦纹、水波纹、蛙纹、贴辅首等。
西晋的造型有蒜头壶、谷仓、牛头罐等等，纹饰明显增多，有捏塑、贴塑、刻划、压印各种人物、动物、佛像、羽人骑兽、辅首、凤凰、辟邪、网纹、连珠纹、菱形纹等。东晋的造型有：鸡头盘口壶、羊头壶等纹饰简朴，有弦纹、水波纹、羽翼纹，褐色点彩等。南北朝的造型有莲花尊、贴花罐等，纹饰由于佛教盛行，出现了大量刻划，模印各种莲花瓣纹等。隋朝的青釉、白釉瓷器施釉至腹部不到底，下半载无釉露胎、平底、纹饰有印刻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叶纹等。唐代早期的青、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无釉。唐代中、晚期出现了少量的圈足器及满釉支烧的器物，造形有玉璧底器，四、五出口碗、鱼形瓶、海棠式杯、贴花壶、三彩器、绞胎釉等，纹饰有印、刻动物纹，龙凤纹、人物、花草、菱形、几何形、山形纹及点彩、条彩。
２、唐王朝、五代的越窑 当时烧制越窑青瓷的窑场有几十个，但真正能代表高水平的窑场只有：上虞、余姚、宁波、绍兴、曹山、慈溪。这几个窑场烧制的越窑青瓷器瓷胎细腻致密，气孔少，釉层匀净，内外满釉支烧器物的胎内、胎外留有泥钉支烧的痕迹 ，釉面呈黄色或青中泛黄，灰色或浅灰色，半透明或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
３、南、北宋龙泉窑 烧制龙泉青瓷的窑场也有几十个，而真正高水平的窑场是浙江省龙泉县的大窑和金村窑。龙泉青瓷的胎色可分为白胎和黑胎二类，但以白胎为多，用白胎烧制的龙泉青瓷器，露胎的边足呈火石红色，色如朱砂。龙泉青瓷的釉可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二大类：北宋期间是用石灰釉烧制青瓷器的，一般器物的釉层较薄，积釉处呈色深，釉面光泽强，相当透明，釉内的气泡较少。南宋直至元代 用石灰碱釉烧制龙泉瓷，由于石灰碱釉不易流动，烧成的器物釉层较厚，呈半透明，釉面柔和，淡雅如青玉，釉内有大量的小气泡和未熔解的石英颗粒。
元代至清的器物，历代的学者、专家们都有著书立说，本人在此不再论述。因本人研究的不充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专家及广大收藏者给予指正。
历代海上贸易陶瓷器鉴定（一）
一、唐代以来的陶瓷生产和外销
唐王朝及五代生产烧制陶瓷的窑场有十几个省，５０多个窑场。唐代的都城长安，由于各国来往的人多，也就理所当然的形成一个国际性的陶瓷集散地。唐、五代的陶瓷出口除政府对外国的赠赐外，主要是民间贸易，部分瓷器是外国商人向我购买后运出去；部分是国内商人运往各国销售谋利的贸易活动。唐、五代的外贸运输路线是用陆路、水路进行：
（一）陆路上用人力、骆驼作运输工具出西北往西亚、西欧各国进行贸易。
（二）海路上用船作运输工具，从东南沿海出太平洋，当时到达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拉伯、伊拉克、埃及等国家。以上这些国家都出土过唐、五代烧制的青瓷、白瓷、彩陶碎片。如１９７４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出海口处发现一艘沉船，出水了几百件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褐彩器、黑釉器等。同时发现一块刻有“乾宁五年”款即８９８年 的方砖，足以证明这是一艘唐代的船，准备在明州宁波市 转海船去日本或朝鲜时遇难沉没。
入宋以来，官方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 、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由于奖励外贸，宋王朝获利也随之逐年增加。
海上贸易的增长，导致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使当时的民用船只已可载重二千斛。并且设备齐全，包括：抛锭、起锭、驾驶、转帆、测探、指南针定船向等部件，可远涉重洋进行贸易。由于宋王朝重视海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的税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收入。因此，宋代制瓷工艺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先后形成了北方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同时还出现了为宫廷烧制专用瓷的名窑。使当时全国各地烧制瓷器的窑场猛增至１３０多个。这些瓷窑系所形成的“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完全是宋代瓷业市场的竞争结果。在当时，由于市场的竞争，使得一些一代名窑“越窑、邢窑”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与海外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及东非。贸易品种有：越窑系青瓷，龙泉窑系青瓷及白瓷、青白瓷、还有黑釉、褐釉、绿釉、三彩等生活日常用品。
元代较宋时的海上贸易更是有所扩大。元朝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元朝政府将海上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出资金备船只，招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官府得七，经营者得三。同时政府出告示“严禁民间私自贸易”，但由于瓷器贸易高额利润的吸引，根本就无法禁绝民间贸易活动。当时是形成了“官营、民营”并进的瓷器海外贸易局面。
对外贸易需求量的增加，促使元代瓷器有了更大的发展。除在前代的基础上仍生产传统的品种外，江西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还采用瓷石加高岭土，创出了“二元配方”法，提高烧成温度，减少瓷器变形，而烧出了颇有气势的大件瓷器。加上宋末元初的战乱，导致北方各窑的大批技术人员逃入南方，使景德镇的技术力量大大提高，创出了新的品种：釉下青花器、釉里红器，卵白釉、红釉、蓝釉的烧制成功，标志奠定了景德镇日后“瓷都”地位。
元代的海外贸易，通过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港口，把瓷器运往世界各地。当时贸易的品种有：龙泉窑系青瓷、景德镇系的青白瓷、青花瓷等品种，还有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 各地大批窑场所烧制的仿龙泉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品种。这些仿制瓷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元代与之贸易的国家有：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伊朗等国家。以上各国都出土过元代的各类瓷器碎片和拥有完整的元代瓷器。
元代的海外贸易在数量上比唐、五代、宋代时大得多，主要原因是元代的“海上贸易船”的载重量比唐、五代、宋时大几倍。例如：１９７６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水的沉船，是元代从我国驶往朝鲜的船只。当时出水了一万多件瓷器，其中有３千多件龙泉青。１９９７年在木浦市附近海底，又再次发现一艘我国元代的沉船，出水了一万多件瓷器，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
明、清时的瓷器贸易较之唐、五代、宋、元代更是空前活跃和扩大。在当时已发展到由外国商人出纹样，出图纸，由窑场按图纸纹样进行烧制各种各样瓷器的合同关系。
瓷器鉴定二十法 观型看纹看釉识胎质
喜爱瓷器的朋友肯定会再挑选瓷器时有不同种类的困扰，下面就有业内人士给大家归纳几种鉴定瓷器的方法。希望在生活中对大家有帮助：
一观型
瓷之型代表和展现着历史、人文、政治、经济乃至形制和生产力发展的传承脉络。是一个时段政治经济发展演绎过程最直接的体现。由于是最贴切、最真实的人文浓缩，因而，我们研究认识瓷之型的演绎过程也便于了解社会的进程与发展。如果我们对某一类的器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全过程有一番系统的了解，如瓷壶类，那么我们从器型，全然可以粗略地以型断代，然后依据同时代的取材、用料、配方工艺、人文历史等进行全方位的核实论证，就完全有可能准确的断其年代。假如说年代确立不了，那就容易张冠李戴，形成老虎吃天，无法下爪。由此可说，鉴定瓷器，观型断代是坚定的第一要素。
二看纹
这里所说的纹主体放在绘、刻、划、印、堆、贴、塑、镂空、镶嵌等纹刻。老一辈的专家曾说，明白了形与纹就等于明白了器物的80%。这一论点在无造假的前提下是完全正确的。器物的绘画、装饰、纹饰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君王嗜好，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准。纹饰的范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皇家官类，二是民俗民风。由于纹饰表现风格、特征极其鲜明，为我们识别与断代提供了很多便利。例如我们将唐宋元明清的某一种门类的工艺器，做一番比对，我们从他们的变化演绎过程，便可读懂相关的文化与历史，并且能相应的了解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这些全然的了解与掌握，反过来等于为我们认识它们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比如：没有人会把定窑划、印花与耀州地刻花混为一谈；也没有人将元的贴花和吉州的印花分不开，这就是纹饰魅力与特征所在。
三看釉
通常人们将釉比做瓷器之衣，十分形象。在一般人的眼中，仿佛所有的瓷之釉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大约从战国开始进入汉，就在陶器上挂釉。早期至唐多为石灰釉，而后为石灰碱釉。唐时釉中入玉粉，后来在加玉粉的基础上，又加入玛瑙粉等稀有原料。于是自从上釉以来到民国，如果能将所有年份的瓷器上手抚摸，便会感到他们的手感是不一样的。其中有的坚如钢，如五代柴之器（其中一种）；有的非常润，像宋代民汝器；有的玉质感强；有的犹如石蜡；有的从釉至胎都一种感觉，有的釉硬胎绵是另一种感觉。这都源于配料和烧制工艺。功底深厚的藏家一摸器之釉面，就能断个八九不离十。而一元配、二元配以及内入玉粉多还是玛瑙多，高人皆能明白。看釉的另一方面，是观传世痕迹。只要传世的一定有传世痕；只要是出土的，一定有土沁。当然也与材质和年代以及存放环境皆有关。观釉的第三步是，看是否是出土器，因为只要入过土的，在器面上一定有入土的痕迹，而这里所说的入土痕，不涉及釉下，而是指釉面被地下土质中的酸与碱包裹之痕。这种痕迹，见水以后便在器表有显现，细如粉剂的尘沫状，为灰白，有涩手之感。这都是从观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些信息为鉴真论假，可提供着一定的论证依据。
历代海上贸易陶瓷器鉴定（二）
在明代海外贸易的瓷器中，不但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细瓷、还有红、绿、黑三色瓷及广东、福建、浙江地区的众多窑场所生产比较粗糙的日用瓷器，特别是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只因很多被广东潮州商人购后从潮州的汕头港出口。因此在当时被笼统称为“汕头瓷”。
清朝时“瓷都江西景德镇”仍然代表着那一时代制瓷业的最高水平、瓷器的品种较明代时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除了继承前朝的传统品种外，又创出了金彩、珐琅彩、粉彩、广彩、胭脂水、天蓝釉、珊瑚红、乌金釉等等的新品种。由于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大受顾客的欢迎，而质优精细的中国瓷器在外国的贵族上层，已变成了他们夸耀个人财富的一种手段。如１７１３年一１７４０年间的普鲁士皇帝在选皇后时，竟用６００名撒克逊骑兵与邻国的君主互换一批中国瓷器，来为他的婚礼增色。
因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１８世纪前期、欧洲很多国家就被清政府允许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在广州市沙面设立了贸易站。这就进一步为中国瓷器的外销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该公司一地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竟达三百万件之多。
随着瓷器贸易的发展，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店。据１７７４年的英国《伦敦指南》中说；在英国伦敦至少有５０多家这样的商号。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民间商贩也通过种种形式及渠道与外国的商人签订“合约”，按洋人的需求，再到景德镇窑场、德化窑场及各地的窑场定制各式各样的罐、瓶、杯、缸、盘、壶、梳妆用具、餐具、咖啡具并定制各种如圣经故事、西洋人物、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等等纹饰。
从近年来各地出水陶瓷器实物情况来看，沉入海底的陶瓷器，唐代或更早 、五代、宋代的品种数量较多，元朝的较少，而明、清二朝的贸易量最大，而出水的瓷器也是少之又少。综合历代记载资料，本人看法如下：１、我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陶瓷贸易，由于陆路上的交通不方便，既费时又费力。因此，大部分的贸易活动都是利用水路从海上去进行的。２、唐代、五代、宋代时的海船载重量只有几百斛到二千斛。由于海船的运载量小，运载的货物相对也少，当时船只体小，根本无法承受海上的大风大浪，因而沉船遇难的事故就经常发生，所以相对而论，出水的器物也就多了。３、元代、明代时，由于当时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出资造船，船载重量已达几万斛可从打捞出水的沉船运载量中查证 ，甚至更大。船体的增大，抗击海上风浪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沉船遇难的事故相对也就减少。所以出水的器物相对也少了。４、清朝时的船载量比元、明时更大，船上的设施及各方面的技术也就更先进了，加上当时外国的机动船也加入了运输的行列，沉船事故较前代更少了。相对出水的器物也就更少了。５、我国历代海外贸易的港口除了各代政府，设立“市舶司”的明州港、杭州港、泉州港、广州港外，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各地的人民，都利用各自交通最为方便的地理位置，最佳的港口出海往各国进行瓷器贸易。这些港口是：温州港、福州港、厦门港、汕头港、惠阳港、虎门港、澳门港等。甚至利用更小的港口出海贸易，如广东沿海的潮阳海门港、惠来的神前港、陆丰的甲子港、海丰的汕尾、惠东的平海港等等的小港口。这些小港口，都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始发站。
二、对出水陶瓷器的鉴定
近年来各地出水器物有铅釉陶、褐釉、黑釉、黄釉器，原始青瓷、青瓷、青白瓷、青花瓷器，品种大的有高３０厘米，小的高度只有３厘米的瓶。这些陶瓷器都是现代渔民长期在海上捕捞作业，用现代的机动拖网船，在捕捞虾、蟹、蚬等各种生长在海底泥沙中的贝壳类海鲜时捡获，因现代机动拖网船的“拖网”能深入海底泥沙３０－４０厘米，这样才能把一些沉在海底表层的陶瓷器刮进拖网内如果是１９７０年以前的拖网渔船，是绝对无此能力的，因当时的出海船还是靠人力和风帆作动力的船只 ；也有一些是渔民在潜水捕捉龙虾、蟹等海鲜时捡获。文物的出水地点尤以广东省沿岸的太平洋海底为多。从品种看，早在唐代以前，民间就已向海外出口陶瓷器了。而且很多品种和造型、纹饰都是书本上所未见到的。
投资当代瓷器，是重胎质还是重画工
近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监制，景德镇圣东陶瓷公司生产“7501”（毛主席专用瓷）新成果展在上海三山会馆（中山南路1551号）隆重开展,展示的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释迦牟尼成佛经历》《西厢记》《金庸武侠小说》《毛泽东诗词意境图说》等不仅画面优美,而且胎质呈现出“白、透、润”的瓷质美。据介绍,这是当年“7501”项目负责人杨火印用多年的时间在原“7501”毛主席专用瓷的制作原材料和工艺的基础上，添加了几种稀有材料才研制出来，并采用手工拉坯、手工修坯、一次性烧成等一系列高难度工艺制作而成。由此,也引发了人们收藏拍卖当代瓷器,重胎质还是重画工的思考和议论。
中国瓷器最初追求的是陶瓷的材质美，如辉煌的宋朝瓷器讲究的是陶瓷的瓷质、器形以及釉色方面的完美结合。元朝青花瓷器更看重的是“苏勃尼青”的发色。明清时期不仅延续了元朝青花料，更是找到了粉彩、珐琅彩等一系列新陶瓷材料，从而开辟了陶瓷史上新的巅峰。清末、民国初期的文人画在陶瓷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虽然提高了陶瓷绘画技巧及艺术水准，但是在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时过分的追求绘画形式与技巧，从而忽视了陶瓷的本原——瓷质及装饰材料的创新。这种在陶瓷艺术上过分追求绘画技巧的不协调发展局面，直到197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政治任务，为毛主席制造的“7501”瓷才得以改变，这套瓷器虽然在绘画上仅仅是寥寥数笔的梅花，但由于其讲究了陶瓷原材料的运用，使瓷胎呈现出“白、透、润”的瓷质美，这就奠定了这套瓷器之所以能拍出当代瓷的最高价——2700万元，同时也印证了陶瓷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陶瓷本身的材质美和其所承载的文化题材。
杨火印老师，1975年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作为当年“7501”毛主席用瓷项目工程的负责人，在党委领导下和全所职工一道成功地为毛主席烧制了一系列精美的日用陶瓷。自2004年在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退休以后，任景德镇环球陶瓷集团陶研所所长，和环球陶瓷集团的同事们一起研制了“一种彩色陶瓷及其制备方法”项目，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金奖，也是项目主要执行人之一。但同时，杨火印老师并没有放弃已经持续多年对新“7501”瓷延续的研发，此批新“7501”瓷就是杨火印老师的多年研制成果，并亲自全程督造。新“7501”瓷的研制成功再次使中国艺术瓷器有了一个跳跃性的发展与进步，胎质也登上了中国制瓷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峰，同时也展示了一个胎质压越画面，重新绽放陶瓷本质美的新时代。
专家分析,新“7501”瓷之所以称为艺术陶瓷的高峰，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透非薄,白且润,细且精。由于坯料、釉料的细腻程度会影响胎质的白度，均匀度，通透性，温润度，新“7501”的坯釉料的过筛空隙度是320-400目，一般胎质为180目，所以新“7501”瓷器通体细腻如玉，体现一种高贵中追求细致的气质。它的出现,将会改变人们收藏当代瓷器只重画工不重胎质的观念。
辽代陶瓷胎体胎质的性质与质量
按辽代陶瓷胎质的性质、质量做一个概括性的分类，可把辽代陶瓷胎质具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高温胎质，包括辽白细瓷胎、粗胎和缸胎三种;第二类是半瓷陶胎，包括白砂胎、粉砂胎和香灰胎三种;第三类是低温陶胎，包括红陶胎、黑陶胎、灰陶胎、白陶胎和粉陶胎五种。
辽代的高温胎质耐高温，瓷化度较高，坚固性能较好是其共同特点。但辽白细瓷胎和粗瓷胎缸胎在质量上相差甚远，所制瓷器的质量差别很大。辽白瓷器胎有多种彩釉器物，但以白釉器居多，黑、紫等彩釉器较为少见。制瓷原料精良，颗粒小，密度大，十分细腻，调制成瓷浆粘结性能好，含各种砂质较少，色泽也较为纯正，有的瓷器胎质呈青白色，有的呈牙白色，有的近于纯白色。辽白细瓷胎质是辽瓷中最精良的胎质，所造器物以盘碗等圆器甚多，也有一定数量的瓶壶等琢器。
白粗瓷胎与缸胎的制瓷原料较为粗糙，颗粒较大，沙粒明显，含有大量金属元素，胎质色泽混杂，一般多泛青、灰、黄、黑、乳等色。有些胎质泛大量黑斑、红斑和锈迹。料白粗瓷胎质器物较大，分工沉重。特别是缸胎器物，做工较为粗糙，实用性强，一般只做大缸、大罐等大型民用器物。由于胎质较粗，在敲打这类器物时声音发闷，余音较短。
半瓷陶胎包含白砂胎、粉砂胎、香灰胎等许多胎质，这种胎质最突出的特点是高温胎质低温釉。半瓷陶的碗、盘、花瓶等器物，敲打时声音洪亮，有杂音，余音较短，敲打大件琢器则有坚实感。辽代用这种胎质制作了大量黄、绿彩釉器和三彩器。
低温陶胎所含种类较多，其中有黑陶胎、红陶胎、白陶胎、粉陶胎、灰陶胎多种。通俗一些，黑陶胎也叫“瓦盆胎”，红陶胎也叫“红砖胎”，灰陶胎也叫“青砖胎”。辽代陶胎含各种金属元素和其他杂质较少，胎质色泽基本一致。红陶胎色泽多为紫红色和土红色;黑陶胎色泽多为正黑色、浅黑色和黑灰色;白陶胎色泽多为正灰色、深灰色、浅灰色与灰白色;粉陶胎的色泽多为粉中透白的浅粉色和粉中闪红的粉红色。
投资收藏当代瓷器：应该重胎质还是重画工
近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监制，景德镇圣东陶瓷公司生产“7501”(毛主席专用瓷)新成果展在上海三山会馆(中山南路1551号)隆重开展，展示的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释迦牟尼成佛经历》《西厢记》《金庸武侠小说》《毛泽东诗词意境图说》等不仅画面优美，而且胎质呈现出“白、透、润”的瓷质美。据介绍，这是当年“7501”项目负责人杨火印用多年的时间在原“7501”毛主席专用瓷的制作原材料和工艺的基础上，添加了几种稀有材料才研制出来，并采用手工拉坯、手工修坯、一次性烧成等一系列高难度工艺制作而成。由此，也引发了人们收藏拍卖当代瓷器，重胎质还是重画工的思考和议论。
中国瓷器最初追求的是陶瓷的材质美，如辉煌的宋朝瓷器讲究的是陶瓷的瓷质、器形以及釉色方面的完美结合。元朝青花瓷器更看重的是“苏勃尼青”的发色。明清时期不仅延续了元朝青花料，更是找到了粉彩、珐琅彩等一系列新陶瓷材料，从而开辟了陶瓷史上新的巅峰。清末、民国初期的文人画在陶瓷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虽然提高了陶瓷绘画技巧及艺术水准，但是在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时过分的追求绘画形式与技巧，从而忽视了陶瓷的本原——瓷质及装饰材料的创新。这种在陶瓷艺术上过分追求绘画技巧的不协调发展局面，直到197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政治任务，为毛主席制造的“7501”瓷才得以改变，这套瓷器虽然在绘画上仅仅是寥寥数笔的梅花，但由于其讲究了陶瓷原材料的运用，使瓷胎呈现出“白、透、润”的瓷质美，这就奠定了这套瓷器之所以能拍出当代瓷的最高价——2700万元，同时也印证了陶瓷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陶瓷本身的材质美和其所承载的文化题材。
杨火印老师，1975年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作为当年“7501”毛主席用瓷项目工程的负责人，在党委领导下和全所职工一道成功地为毛主席烧制了一系列精美的日用陶瓷。自2004年在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退休以后，任景德镇环球陶瓷集团陶研所所长，和环球陶瓷集团的同事们一起研制了“一种彩色陶瓷及其制备方法”项目，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的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金奖，也是项目主要执行人之一。但同时，杨火印老师并没有放弃已经持续多年对新“7501”瓷延续的研发，此批新“7501”瓷就是杨火印老师的多年研制成果，并亲自全程督造。新“7501”瓷的研制成功再次使中国艺术瓷器有了一个跳跃性的发展与进步，胎质也登上了中国制瓷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峰，同时也展示了一个胎质压越画面，重新绽放陶瓷本质美的新时代。
专家分析，新“7501”瓷之所以称为艺术陶瓷的高峰，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透非薄，白且润，细且精。由于坯料、釉料的细腻程度会影响胎质的白度，均匀度，通透性，温润度，新“7501”的坯釉料的过筛空隙度是320-400目，一般胎质为180目，所以新“7501”瓷器通体细腻如玉，体现一种高贵中追求细致的气质。它的出现，将会改变人们收藏当代瓷器只重画工不重胎质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