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瓷器印章】
西泠印社2006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之“犀象印萃”近现代名家家刻专场中，精品纷呈，尤以诸多牙印为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清代名家印相对较少，晚清四大家之一黄士陵仅有两方印参拍，分别为“武陵隐者”“文伯所藏”（图一、图二）。从尺寸及石料看，两印属于对章。然而笔者研究认为，此二印并非黄士陵真品，而是现代人的仿作。
先说印文。黄士陵曾在“武陵龙氏”（图三）边跋中说：“曲阜桂氏《缪篆分韵》有‘奋武将军’‘武安长’二印，‘武’篆从之”。“武陵隐者”一印之“武”即如此写法。此“武”在黄士陵印中出现多次，可以看成黄士陵用篆一个特征，仿者选此，可见其对黄士陵印章有一定的研究，有“先声夺人”之臆想，颇用一番心机。黄士陵印谱中又有“金门隐者”（图四），其边款云：“隐篆省文，见《缪篆分韵》，庚寅四月款甫”。“武陵隐者”之隐、者二字篆法均出自“金门隐者”，不过仿者将“者”之“日”字中间一横故意不刻通，以示变化，其实这正暴露了作伪的痕迹。我们说此印的仿刻者有一定的水平，对黄士陵篆刻亦有一定的了解，表现在于刻者在笔划间故意留有冲出线外的刀痕，也是模仿黄士陵的特征，如“者”字，但是黄士陵真刻的这一特征表现在横线上，如是在横划下端，由左边冲入。而表现在横画的上端，则是由右边冲入，这是由黄士陵的用刀习惯所决定的，呈现规律性。仿者不谙此理，只知机械模仿，反而露出了破绽。以上所说其实还只是皮毛之象，黄士陵艺术真正内含和修养并不是能轻易掌握的。我们再从时代气息看，“武陵隐者”之“隐”字“爪”部的刻法，一望而知是当代人的伎俩，其他如一些笔划收笔处的锐刀角，皆是如此，此两个虽时露锋芒刀痕，但在整体上仍掩盖不了用刀功力的先天不足，这便是机关算尽仍露出了马脚的关键所在。至于“文伯所藏”朱文印，线条更弱，结字更散，“所”字之“尸”死板，“斤”失调；“藏”字各包围松散，“臣”拘束小气，边框线条尤其软弱，均为败笔。
两印为昌化鸡血石，昌化石性涩、黏、不受刀，但此两印表现出来的弱点不是石质所造成的原因，而是刻者真实水平的表现，这点是要提出说明的。
相对印文而言，边款之伪更加明显。我们知道黄士陵早年曾用双刀刻款，时间不长，即改用单刀刻款，基本走的是何震开创的单刀法路子，特点是重入轻出，以横划来说，字形多呈左低右高状。约在己丑（1889年）年前后，黄士陵40余岁，他的边款开始有了变化，刻法改用推刀，一些长横划表现地尤为突出，字体则有明显碑意，字形平正，一如他这一阶段书法中落款的碑意行书。庚寅（1890年）以后，无论是黄士陵的书法、篆刻，均已十分成熟了。
分析“武陵隐者”“文伯所藏”两印边款之伪，最好的方法无疑是将已确认属于黄士陵作品而又属同一年所刻的边款来加以比较。上述两印边款纪年为癸巳，即1893年，黄士陵45岁，在黄氏印谱中，署癸巳年款者并不少见，这就让比较工作变得容易多了。真品印章边款字形的左低右高倾向基本消失殆尽，代之以横平竖直，一行字乃至几行字大小错落而又紧凑、自然、生动，书法笔意十分突出，如“梁麟章印”（图五）边款字如用毛笔写出，伪品则线条单薄、呆板，更无笔意。用刀方法也与黄氏不类，典型者如“广”“雅”等字是。其中“陵”字左耳的写法，在癸巳年中黄士陵尚未如此刻过。至于“文伯所藏”款中“史”字乱无章法，“篆”字“竹”头散漫不聚，下部弧弯刻法全然与黄士陵刻法相左……
最后说点题后的话。拍卖图录上介绍黄士陵生卒年时写作1849~1908年，其实黄士陵卒于1909年这个问题，韩天衡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已提出并解决了，得到印学界的共识，作为一般泛泛介绍文字不知也就罢了，但作为西泠印社拍卖会，尤其是印章专场拍卖，仅从过去出版的工具书摘录几段文字，仅此一点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taoci52.com延伸阅读
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警惕“官”款伪器
近五六年来，有不少古瓷爱好者寄来底部带“官”字款的“古瓷器”照片请我鉴定，有的甚至请我著文为之宣传，看来上当受骗的朋友不少。我觉得有必要在此集中打打假，以免更多的朋友重蹈覆辙。
古瓷器中，确实有带“官”字和“新官”字款的。据有关窑址，墓葬考古资料统计和国内的研究论述，对这种“官”字款器（含“新官”款，下同）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一、从烧制时间上看，它们出现于唐代晚期，经五代，至北宋中期停烧。
二、从窑口和瓷种上看：1.北方定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白瓷产品中；2.耀州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五代时期黄堡窑的仿越窑青瓷产品中；3.南方越窑“官”字款瓷器，仅从五代和辽的两个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只青瓷双系罐和一只青瓷花口盘。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和垫柱上发现刻有“官”“新官”款，但未发现刻“官”款的该窑瓷器标本。
三、从质量上看，凡带“官”字款的瓷器都属于各自窑场中的优质产品。例如，1984年在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窖藏中，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窑白瓷器，件件精美无比。而五代耀州黄堡窑的“官”款产品，无论其釉色或工艺都可与同时代的越窑精品相媲美。
四、从生产目的上看：“官”款瓷器是在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窑”出现以前（北宋后期）生产的，因此它既不同于宋元明清的官窑器，也不是民用商品瓷，而是地方民间窑场向朝廷进献的贡器或者官府的定烧器。
五、从数量上看，这种“官”字款瓷器的烧造并不算多。1979年冯先铭先生的《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一文中，对当时国内外所发现的出土及公藏、私藏“官”款瓷器（含有款残底）进行了列表统计，共汇总为70件。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权奎山教授在其《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问题》一文中说：“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这个统计中不但包括完整器，也包括带“官”字款的器底残片。我认为，还会有一些民间收藏的标本未被收录，但不会太多。
六、从器物造型上看，以碗、盘、碟类餐具最多，在少量瓶、壶、罐、盏托以及笔添这样的文房具上也有发现。
七、从落款方式上看，均为划刻款，大多数是在器物施釉后未入窑前用尖状工具（不用刀）划刻上去的，只有极少数是在露胎底部划刻的。
八、从书体上看，行、楷、草书皆有，以行书居多，未见隶、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古玩市场上就出现了几种底部凸印或凹印“官”字款的假古董瓷器，其中有一种注浆薄胎白釉器使许多初涉古瓷收藏者上当。这种薄胎白釉器都用乳白釉注浆，一般外部都模印上龙凤、松鹤等图案，在器物外底中心凸印一篆体“官”字。在未注浆前，把蓝色、黄色的龙、凤、红色的火云等透明图案纸预置于器壁内部，注浆烧成后这些彩色图案就隐在白釉器内部了。逆光看是印花白釉器，迎光看，夹在内外壁白釉内的彩色图案就显现出来。其实，初入藏道的朋友之所以上当受骗，是他们不了解古瓷的生产和工艺。首先，古代瓷器的白釉达不到注浆器这样的白度；其次，古代制瓷技术中没有注浆以及在器内贴印彩色图案的现代工艺；第三，除前述“官”字款瓷器外，更无篆体“官”字款瓷器。
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假“官”字款的白釉注浆器，在古玩店里被装进锦盒来蒙人，而今在景德镇满地摊都在卖，其身价也由几百近千元一只跌落到十块八块，甚至五六块钱就能到手。
近年来的假“官”字款瓷器中，以仿哥釉器最为多见。
许多古瓷藏友之所以屡屡为伪“官”字款瓷器所骗，主要原因在于鉴藏古瓷时的思维方法有误。人们没有把鉴藏功夫花在基本功上，从理论和实物标本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去学习知识、提高眼力，而是简单地以为有“官”字款的就是真古瓷，甚至是真官窑古瓷，制伪者也正利用了这种浅显思维的弱点。不仅伪“官”字款瓷器能骗人，那些写的、刻的、青花的、釉里红的“大元国至正X年”“大元国内府公用”“大元国成吉思汗纪国用上”等假古瓷也被人买着珍藏，有的还上了高档图录，甚至还有颇为知名的专家为之写序张扬。如此下去，实令人忧虑。
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助于藏友提高眼力，提高警惕，不再上“官”款伪器的当，并且推而广之，不再热衷于在地摊上和古玩店里买“五大名窑器”和明清官窑器，那就谢天谢地了。因为这种好事根本轮不到我们普通藏友，除非有十分内行又通渠道的朋友帮着找货、掌眼，并且得准备好五位数甚至六位数的资金才行，因为这是内行捡得上述珍贵瓷品的“漏”的起码价钱。
“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赏析
藏品口径：12.6cm，高：44.5cm，底径：10cm
“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
“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
瓷器是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等组成，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晚期，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外观极为瑰丽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
古往今来，我国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器大国，黄釉粉彩瓷器、青花釉里红瓷、青花瓷、官窑白瓷粉彩开窗天球瓶等闻名于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中华民族伟大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世界瓷器的里程碑。尤其是黄釉粉彩工艺的开发，让我国的陶瓷技术带来质般飞跃。黄釉粉彩瓷器作为中国特产奢侈品之一，千百年来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青花瓷器，会被视作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而受到大量收藏家争相收藏。
艺术品收藏市场如火如荼，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拾。商界大亨皆瞄准这一生机盎然的艺术品市场。各地的活动更是风起云涌，热火朝天。尤其是书画、瓷器、奇石。据悉，目前中国大约有收藏爱好者八千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捧瓷大军”扎堆在陶瓷收藏市场，艺术品市场发展潜力无可限量。
2014年艺术品市场极度惹人注目，“超级土豪刘益谦”以2.8亿元拿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再次刷新中国瓷器世界纪录，不管是炒作还是无意为之，瓷器在古玩收藏“疯涨”已成事实，仅仅春季，据香港统计，瓷器2014年春季总成交额对比2013年春季，已经翻了数倍，让众多学者、收藏家膛目结舌。据悉，目前中国大约有收藏爱好者八千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捧瓷大军”扎堆在陶瓷收藏市场，艺术品市场发展潜力无可限量。
本公司最近有幸征集了一款“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藏品：12.6cm，高：44.5cm，底径：10cm。藏品虽然经历了无情岁月的洗礼，但是如今保存依然极为完好。此款“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龙纹极为精致，尽显富贵华丽，都是工笔重彩，一丝不苟，将瓶身神龙气吞山河、大气磅礴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藏品晶莹亮丽，仿佛镶嵌于釉下的黄宝石，熠熠闪光，不愧是黄釉粉彩中的精品，价值无法估量。
“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和时代风格。龙纹明暗清晰，层次分明，显得质感强，犹豫一幅神龙翱翔天际水彩画，极为瑰丽，意境之美，让人如痴如醉，美得动人心魄，古往今来“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都是最为名贵的瓷器，是稀世珍品。
虽然“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在极受世人的钟爱，但是由于制作异常困难，本就产量不多，而且古代战争频繁，如今遗传下来的“黄釉粉彩龙纹瓷器”极为稀少，堪称国之重宝，弥足珍贵，价值无法估量。对于藏家来说，拥有一件真正的“黄釉粉彩龙纹瓷器”足以自傲，对于众多大收藏家来说，能珍藏“黄釉粉彩龙纹瓷器”，是需要缘分，那是福气!据了解，目前真正“黄釉粉彩龙纹瓷器”基本上都藏于博物馆和个别大藏家手中，市场上真品几乎绝迹。
黄釉粉彩瓷在价格平稳上升，每年约有25%成长，其中龙纹、凤凰纹、缠枝花卉纹由于存世量极为稀少，已经数年没有出现在香港了，如今“大清康熙年制款黄釉粉彩龙纹四棱方瓶”横空出世，必然会掀起瓷器收藏市场飓风，这场飓风将会卷席全场，众多大收藏家必定难以按捺，一场来自众多大收藏家激烈争夺的大戏，即将来临。
瓷器款字辨伪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院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瓷器款字如何辨伪
瓷器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据陶瓷收藏网）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上世纪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上世纪30年代的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大清乾隆年制”款黄地粉彩天球瓶
古往今来，我国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器大国，黄釉粉彩瓷器、青花釉里红瓷、青花瓷、官窑白瓷粉彩开窗天球瓶等闻名于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中华民族伟大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世界瓷器的里程碑。
尤其是黄釉粉彩工艺的开发，让我国的陶瓷技术带来质般飞跃。黄釉粉彩瓷器作为中国特产奢侈品之一，千百年来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青花瓷器，会被视作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而受到大量收藏家争相收藏。
艺术品收藏市场如火如荼，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拾。商界大亨皆瞄准这一生机盎然的艺术品市场。各地的拍卖活动更是风起云涌，热火朝天。尤其是书画、瓷器、奇石。据悉，目前中国大约有收藏爱好者八千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捧瓷大军”扎堆在陶瓷收藏市场，艺术品市场发展潜力无可限量。
2014年艺术品市场极度惹人注目，“超级土豪刘益谦”以2.8亿元拿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再次刷新中国瓷器拍卖世界纪录，不管是炒作还是无意为之，瓷器在古玩收藏“疯涨”已成事实，仅仅春季，据香港拍卖会统计，瓷器2014年春季总成交额对比2013年春季，已经翻了数倍，让众多学者、收藏家膛目结舌。据悉，目前中国大约有收藏爱好者八千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捧瓷大军”扎堆在陶瓷收藏市场，艺术品市场发展潜力无可限量。天球瓶是受西亚文化影响极深的一种瓷器造型，始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状若天球，像是从天降下来似的，故名天球瓶，古往今来都是最为名贵的瓷器，是稀世珍品。加上其图案刻画生动，画面布局精彩，整体价格就比较高端，是很好的艺术收藏品。
藏品胎体加工细密，质地细腻轻盈，精致美观，轻重适度，开片对。釉面滋润匀净，平滑莹白，光洁无瑕。黄地釉粉彩呈色丰富多变，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粉质感强，鲜嫩璀璨，清雅秀美。突出画面的阴阳浓淡，富有立体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
黄釉瓷在古陶瓷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黄色一向是帝王专用色，黄釉瓷器更是明清宫廷用瓷，决不许民间使用。即使在叛乱不断的嘉靖时期，也严禁民间使用，民窑即使可用金彩，也不可以用黄釉瓷。明中期三朝在黄釉瓷的基础上还大量烧制了黄釉青花、黄釉绿彩、黄釉红彩、黄釉紫彩等黄釉彩瓷，这些瓷器在明以后也多有烧制。
百花盛开，枝叶繁茂，布满全器，极为瑰丽。图案精致，尤显富贵华丽，都是工笔重彩，一丝不苟，将百花的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和时代风格。
这只“大清乾隆年制”款黄地粉彩天球瓶花卉明暗清晰，层次分明，显得质感强，犹豫一幅水彩画，极为瑰丽，意境之美，让人如痴如醉，美得动人心魄。现藏于广州宣亦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莅临本公司赏析，广大收藏家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
近日，宣亦艺术有幸征集到一只“大清乾隆年制”款黄地粉彩天球瓶，藏品口径：11cm底径：19cm高：51cm。腹部描绘鸟语花香的祥瑞情景，寓意吉祥如意，另一面则配上诗句。瓶口沿和底部上湖蓝，底落款“大清乾隆年制”篆书。底釉白中闪青，纹饰精美，属清朝外销瓷中的精品。且其内容详略得当，画面多样，也是极为珍贵的史学材料。
清代雍正款仿汝釉贯耳四方尊
汝釉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产品，因产于汝州而得名。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汝瓷位居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提到：“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汝窑瓷器胎土淘炼精细，胎土细腻，胎骨坚致，呈香灰色。釉层厚而润泽，釉色胜于宋代诸窑。釉色有天青、天蓝、粉青、月白、豆青等。汝窑瓷器大多器表有纹片，无纹片者极少。
后世仿汝窑者始于明代宣德官窑，而明一代，仅宣德有此品种。署有宣德官窑款，其釉色较宋汝透亮，纹片较宋汝密而规整，且釉面具有宣德特有的橘皮纹。到清代雍正时期又开始仿制，其技法远胜宣德朝。蓝浦《景德镇陶录》载：“镇陶官古大器等户，多仿汝窑釉色，色佳者，亦以雨过天青呼之。”当时不仅御窑厂，就是民窑也能仿烧。
清代雍正仿宋代汝窑器，均为细开片、灰白胎。器型多为陈设器和文房用品，品类繁多，陈设器以瓶尊类居多，有象耳尊、贯耳尊、菊瓣瓶、蒜头瓶、葫芦瓶、弦纹瓶、双耳扁瓶、石榴尊、犀耳尊、六方渣斗、缸式钵、桃式洗、水仙盆、花觚等，文房用品则有各式笔洗。镇江博物馆藏清代雍正款仿汝釉贯耳四方尊（图1、2），高48、口径21.5×18、底径21.8×17.2厘米。方圆唇（图3），折肩，腹微鼓，圈足，颈腹部设贯耳。底足露胎处泛火石红色，圈足内有“大清雍正年制”三行六字青花篆书款（图4）。胎质坚硬，修胎规整，釉面匀净，釉面开细小片纹，颇似宋代汝窑瓷器的釉面开片，釉面泛橘皮纹。釉面泛橘皮纹即唐英《陶成纪事》谈到当时仿汝釉“……仿铜骨鱼子纹汝釉。”釉色光润透亮，釉色青中闪灰，呈青灰色。
宋代汝窑器釉面厚而失透，器表温润平滑，少有橘皮纹。而清代雍正仿品，釉色匀净光润透亮，釉面多有橘皮纹，开细小纹片，类似蟹爪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