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瓷器鉴别。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当阳峪窑于200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6座窑炉和4座作坊。该窑产品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还有黑釉、褐绿釉、三彩及绞胎瓷器等，其釉色光润明亮，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2004年9月2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杨肇清、曹桂岑、孙新民、张志清诸先生签名推荐当阳峪瓷窑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写在河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呈报文本上的当阳峪瓷窑的“价值评定”之一。
当阳峪窑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何谓“磁州窑系”？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该书邀集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合作编写而成，代表着当时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一部划时代的陶瓷杰作。
《中国陶瓷史》首次提出了“磁州窑系”的研究分类概念。因为河北磁州窑发现早、窑址考古成果多，为便于归类研究，遂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诸省宋元时期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剔花、刻花等装饰瓷器的北方民间窑场归为“磁州窑系”。
学界普遍认为，“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瓷窑，有河北磁县的磁州窑，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禹州市的扒村窑、登封市的曲河窑、鹤壁市的鹤壁集窑、新密市的西关窑，山西介休市的介休窑，山东淄博市的淄博窑，安徽萧县的萧县窑，乃至江西吉安市的吉州窑等。
“窑系”涵盖生产相同或相似瓷器品种的若干窑场，它既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窑场，也包括不在同一地区，但产品风格一致的窑场；也就是说，“窑系”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产品特征来划分的，它所强调的，是若干窑场之间主流或大宗产品风格相若，乃至一致。
尽管河南古代窑口，诸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是“磁州窑系”的中坚力量，但因发现较晚、未进行考古发掘或考古发掘极少，直到现在还立身在以河北磁州窑命名的“磁州窑系”的“阴影”下；尽管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以“类型”取代“窑系”，乃至主张“取缔”“窑系”概念，但当阳峪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仍以“磁州窑系”而目之——只是称它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窑址类共计36处，其中在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钧、定、建、越“八大窑系”中，“磁州窑系”最多，有5处，分别是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扒村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江西吉州窑——由此可窥“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而在这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最多，有7处，分别是禹州市禹县钧窑址（包括钧台钧窑遗址与神 钧窑址）、巩义市巩义瓷窑遗址（包括黄冶三彩窑址与巩义瓷窑窑址）、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鲁山县段店窑址、禹州市扒村窑址、修武县当阳峪窑址、汝州市张公巷窑址——由此可窥河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7处，浙江6处，江西4处，福建4处，河北3处，安徽2处，山西2处，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江苏、山东各1处）。
“磁州窑系”是北中国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窑系。大宋南迁，“磁州窑系”陶工南迁江西吉州、景德镇等，影响了明清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反观汝、官、定、哥、钧“五大官窑”，倒没有决定中国陶瓷的未来走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当阳峪瓷窑遗址·价值评定》云：“当阳峪瓷窑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
“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
“北宋被称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以定窑、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名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但是，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一提起修武窑，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艺术美感及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它却完全不为人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其学术著作《北宋的修武窑》中的开篇之言。这里所说的修武窑，正是当阳峪窑。
由于窑址发现较晚，地点在焦作之北约2公里，产品与河北磁州窑相类，因此，关于当阳峪窑，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欧洲，曰“焦作窑”；在美国，列入“磁州窑”；在日本，时而曰“磁州窑”，时而曰“修武窑”，并由此出现学界纷争，称为“修武窑事件”。只有在中国，曰“当阳峪窑”——盖因最早发现的窑址，也是最典型的窑址，在焦作市修武县西村镇当阳峪村。
关于此窑名称，国际社会纷如聚讼，盖因“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叶 民：《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
小山富士夫闻知该窑，时在1941年。当时当阳峪古瓷乃至瓷片，风行北京古玩界。但无论问谁，他们都会反问：“有这个窑吗？”
著名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1951年来到焦作，调查当阳峪窑，其《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写道：
“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的文献，即《修武县志》亦不提及过出产瓷器。最近10年来，欧美所出版的关于瓷器书报，往往提到当阳峪；而焦作福中公司的英国人，据说曾经专事搜集过当阳峪的碎片。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些碎片，装在锦匣，亦可得到高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研究瓷器的人会注意到当阳峪的。
“当阳峪在修武县（西北）45里的山里，由新乡乘道清铁路，车到焦作，往东经东焦作村、冈义村，转北进山口，上坡，计程12里，就到当阳峪了。村在山坡上，是一个小村落。20余年前挖掘古瓷，颇有发现。但是完整的较少，就是所谓窑底货。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白釉的，有粗有细；细的，胎骨亦薄。白地黑釉，先划花纹，再行剥落的方法，此种作品，为当阳峪所独有的。绞釉一种，承袭了唐代的作风，此后就不再看到别处能够烧造的了。宋三彩亦不少。总之当阳峪的窑场，是很大的。山有窑神庙，（宋）崇宁四年的碑记还存在着。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此碑记，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此间碎片小块的，散在田间；较大而花纹特别的，都为当地人所捡去。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
而在《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中，陈先生在文末如此“总结”当阳峪窑：“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当为‘黄河南北’之误）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
因为河北磁州窑与当阳峪窑产品相类，学界基本上将当阳峪窑诸多产品列在磁州窑系名下；面对当阳峪窑精妙绝伦的酱紫色产品，学界则基本上将其归入河北定窑名下。因之，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当阳峪绞胎瓷复烧科技攻关小组组长、焦作市科技局副局长、副研究员杨峡对当阳峪窑的概括颇有“悲情”：“当阳峪窑辉煌了中国陶瓷，自己没有任何名分。”“1997年，有位焦作籍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名叫罗勇，他的毕业论文是《当阳峪窑研究》。文中谈及‘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结果惹得导师大发雷霆，死活不让他毕业。他人相继说情，罗勇才毕了业。”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2004年，当阳峪窑为申报‘国保’，首次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所出酱紫釉瓷器标本，胎体细白轻薄，釉面发亮，耿宝昌、汪庆正、王莉英、李辉柄等古陶瓷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学者50多人，观看出土器物并在发掘现场考察后，都认为‘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
“中国古陶瓷协会前会长，已故古陶瓷大家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曾说：过去我们认定的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紫定，现在看来大都是当阳峪窑的产品。”2009年8月9日，杨峡先生向记者转述了2004年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的“新发现”。
明代曹昭、项子京等关乎紫定色紫一如紫葡萄璀璨的概念，给历史以记载，也给当下以彷徨——时至今日，学界乃至当阳峪考古报告，仍将当阳峪窑酱紫色产品归入“定窑”，称其为“紫定类”产品。
定窑是名窑，紫定是名瓷——在名窑与名瓷面前，当阳峪窑难以“立身”；“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的当阳峪窑，何时“独立”于陶瓷之林？
两宋乃至金元，并没有紫定色瓷的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定州“红瓷”与“红玉”瓷器。
谁发现了当阳峪“窑神碑”
1949年后，最早考察当阳峪窑的中国学者，是陈万里先生。
陈先生认定当阳峪“窑神碑”，“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是陈先生发现了“窑神碑”吗？
“不少人说陈先生只来过当阳峪一次，这是不对的。当阳峪村的韩树人先生，生前曾对我提起陈先生在1951年前后曾两次到过当阳峪，他都陪同考察。”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说，“不少人说‘窑神碑’是陈先生发现的，其实要说发现者，还是韩树人先生。”
韩先生因为成分高，被部队清退回家。他有文化，发现在寺河汇入瓮涧河的地方，也就是圆融寺东200多米、娘娘庙附近的一口古井上，躺着一通古碑。这通古碑，就是陈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所写的“窑神碑”：“我于1951年去过当阳峪，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地一座破败不堪的窑神庙里，有一通崇宁四年（宋徽宗年号，公元1105年）的碑记。原石现在庙外壁间，已断裂为二，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从陈先生“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看，韩先生所言真实不虚。
从1962年拍摄的“当阳峪村窑神庙及碑”老照片看，一栋三间古殿前，似立有两三通石碑。
两三通石碑中，当有“窑神碑”。但这个古殿，是不是陈先生所言的“破败不堪的窑神庙”，大可怀疑。
“‘窑神碑’是韩先生从300米外的古井上新移到这座古殿之前的。”陈北朝先生说。
如今，这座古殿已经被毁掉，“窑神碑”立在一间新起的不足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内。它的右下方，是“国保”单位当阳峪瓷窑标志性古窑遗址。
一条柏油马路，将“窑神碑”与当阳峪古窑遗址分开；马路中间，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窑神碑”、当阳峪古窑、毛泽东塑像的后面，是当阳峪村。
路旁“当阳峪村情介绍”写道：当阳峪村是闻名于世的宋代瓷窑遗址，1963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蜚声海内外。2002年成立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集研究、生产、收藏为一体，其研究开发的现代绞胎艺术瓷，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再现了当阳峪古陶瓷辉煌。
位于村西的圆融寺，是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建造的。2002年以来，佛家弟子释果建大师引资开发修缮圆融寺，斥资数千万元修建藏经阁、法堂等，朝山拜佛者成千上万，香火鼎盛。
“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但是，民间敢于“整合”、善于“整合”。
将“窑神碑”与三间古殿“整合”在一起，大概与“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相类。
这种“整合”，竟让陈先生深信不疑，以为“窑神碑”的所在就是“窑神庙”。
“‘窑神庙’究竟在哪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古井所在之地，后来开了砖瓦场，地形地貌，破坏殆尽。”陈北朝先生说。
古井所在之地，处在通向圆融寺、当阳峪“瓷谷”的山口。
窑神古庙，当不远古井，当在交通要冲，当与山口陆路水路为邻。
“传说中的当阳旗，就在这儿飘扬。”陈北朝先生说，“这儿曾发现过插旗的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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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系形成于金代
金三彩刻花兔纹枕 作者：黄卫文 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副研究馆员
在我国古陶瓷发展史上，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先后征服辽与北宋后曾统治北方淮河以北地区达百年之久，由于与南宋王朝长期并立，宋代北方著名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等窑场都在其版图之内，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窑场金人统治时期的产品往往与两宋时期的产品不易区分，造成人们或多或少对金代陶瓷产品特征的认识比较模糊。不过，随着更多金代纪年陶瓷传世品的发现，以及众多金代墓葬、窑址等考古资料的发布，人们对金代陶瓷生产面貌的认识开始逐渐清晰。
总体来看，金代陶瓷是在承袭辽与北宋制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冮官屯窑等东北地区的金代早期窑场，辽代已有生产，其金代产品普遍质量较粗，主要为民间日用的碗、盘、碟等，而瓶、罐、壶类器则多带有双系、三系或四系，烧造品种以白釉、黑釉、酱釉、褐绿釉为主，器物多素面无装饰，釉面不匀，器外施釉多不到底。
而金灭北宋后，统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华北地区，北宋时期的北方名窑如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在金代仍延续生产，大部分窑场的产品质量和艺术水平不仅依然堪比北宋时期，部分精品甚至超过了北宋，而且这些窑场的生产工艺和艺术风格开始大规模影响到其他瓷窑的生产也主要是在金代。如金代磁州窑瓷器造型虽基本仍延续着北宋时期的器式，但北宋时期盛行的剔、刻、划花等装饰技法，到金代开始减少使用，而典型磁州窑类型的白地绘黑花技法则普遍流行，这种简洁朴实的黑白两色，以绘画形式表现的装饰技法，不仅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殊艺术魅力，而且无疑对后世以元青花为代表的彩瓷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以磁州窑产品为代表的白釉釉上加绘红、绿、黄等彩色的红绿彩、金三彩等器，过去旧称宋加彩，现在看来这一品种的出现和广泛生产主要还是在金代，它对其后景德镇窑元代红绿彩及明清五彩、素三彩等品种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受磁州窑产品及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迄今在河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等地都发现了许多烧造磁州窑类型瓷器规模很大的金代窑场，可以说“磁州窑系”的形成即是在金代完成的。
陶瓷文化鉴赏-浅议明代磁州窑系酒坛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巨大的民窑体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和峰峰矿区，磁州窑自北朝始，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繁荣昌盛，经明清至今，绵延不断，历千年不衰。充分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造型古朴，装饰丰富，既有粗犷豪放的一面，又不乏精致细腻，风格自然新颖，乡土气息浓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众所喜爱的陶瓷艺术世界，故迅速流传至各地；河南省，山西省，山东省的陶瓷产地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以磁州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正因为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对磁州窑产品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的热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的磁州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各地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分析，目前，我们已对磁州窑历代陶瓷发展过程，烧造品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天津文物公司曾征集磁州窑系酒坛数件，其中两件带有纪年款，为我们研究、认识明代磁州窑系的作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下面对明代磁州窑系的代表作品——瓷酒坛予以浅析。１、“戊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最大腹径４６厘米，敞口，平底，肩部有十三个支钉痕，经实测酒坛可容水一百斤。颈部和肩部均为弦纹和水波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有行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戊子年造”字样。肩部以花纹隔成五个开光，每个开光内行书两字，“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叶纹。根据《明史·地理志》，潞安府在元代为潞州，明嘉靖八年始升为潞安府，领八县，壶关即为其领县之一，据此这件酒坛可考证为明代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此酒坛带有匠人姓氏和烧造时间，地点，迄今尚不多见。（天津文物公司征集）２、“丙子年马做造”酒坛通高６５厘米，口径１５厘米，底径２２厘米，敞口，圆唇，直颈，鼓腹，平底，颈中部绘弦纹，弦文上下各绘一周波浪纹，肩部绘弦纹，水波纹三周，外围行草书“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马做造大样酒坛，丙子年造”字样。除“丙子年造”四字连排外，其他字间皆以竖线纹相隔，转肩处设八组菱形开光，内书“壹坛酣酢，美味高酒”，每开光内一字，开光间上下点缀以变形的花叶纹，腹部绘卷草纹和水波纹。该“丙子年”应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此酒坛与天津文物公司征集的“戊子年马做造”酒坛同出于一匠人之手。造型，纹饰，工艺也极其近似，实为难得。（图１）图２）３、“壬戌孟冬”造酒坛通高６６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１厘米，最大腹径４５厘米，敞口，圆唇，直颈，肩部一周有支钉痕１５个，平底，颈、肩部及上腹部均为水波纹和弦纹。肩上部两道弦纹间行书“岁次壬戌孟冬初旬吉日扶风郡自造”字样。每字间隔饰草叶纹，转肩处设十二个开光，每个开光内书一字：“宣红高酒，美味香田（甜），福好长运。”腹部绘有水波纹和卷草纹。此酒坛与“戊子年马做造”、“丙子年马做造（图１）”酒坛的造型、装饰极其相似，“壬戌孟冬”应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６２）或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岁次”即哪一年，“孟冬”为每年阴历的１０月份），“扶风郡”为陕西地区唐代以前曾用名，因磁州窑系属民间窑，工匠们写书用词都很随意，所以此酒坛的产地还应定为陕西一带，烧造时期为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图３，图４）（天津文物公司藏品）４、“酐酢高酒”铭酒坛通高６２厘米，口径１７厘米，底径２３厘米。肩上部四个菱花形开光，每开光内１字，内分别书写“酐酢高酒”四字。（图５）我们把以上的磁州窑系酒坛及在文物市场上常见到的磁州窑酒坛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制作工艺特征及装饰风格有较大的相似性：１、这批磁州窑酒坛沿用了宋、元以来磁州窑最富特征的白釉黑花（褐彩）的装饰手法，白釉黑花装饰工艺是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运用到了瓷器上，以笔为工具，用极为自由粗犷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内容。制作工艺是先在胎坯上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用深、浅褐色彩料勾出图案。器外施透明釉，形成了釉下彩绘的装饰效果，黑白反差强烈，层次感极强，图案醒目。２、常用纹饰为水波纹，花草纹，鸿雁纹，鱼纹和辅助性的斑点纹等，以及行草书题记。一般坛的颈、肩及腹部分别用粗、细弦纹分隔成不同间距的装饰带。民间匠师挥洒随意，装饰内容与形式活泼，风格多变。３、胎体多为砂胎，俗称“缸胎”，内有细砂粒，器壁厚重。４、釉色大都呈乳白色，有的偏黄或灰白，釉层较厚，且不均匀，一般施满釉，少部分近底不施釉，底足无釉。５、造型皆敞口，圆唇，下部内收成平底，形体硕大，腹部肥阔，容量较大。目前发现的磁州窑系酒坛上的墨书题记，有的标注有具体的时间，如“大明万历十年制”，“万历岁次辛丑年造”，“丙子年造”，“戊午年记二月”，“戊子年造”，“壬戌孟冬”等；有的则标注具体的生产地点，如“潞安府壶关县程村”，“程村自造”等。结合在今山西壶关、襄垣等地发现的元明时期磁州窑窑址群分析，绝大部分应该出自今天的山西长治地区，及陕西一带，制作年代为明代晚期。这批酒坛之上的墨书题记内容庞杂，大体可分为具有广告性质的词语、吉语、警语等数类。其中具有广告性质的词句数量最多，如“坛利（里）黄白酒，开坛十里香”，“壹坛酣酢，美味高酒”，“壹坛高酒”，“壹色高酒”，“清香高酒”，“美味第一”等，它们与宋代以来铜镜等类遗物上宣传自身高质量的广告词句不同，并非宣传酒坛本身，而是宣扬坛内所盛酒的品质，估计很可能是专为酿酒作坊而制作的。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人们商业活动的参与意识大为提高，上至官宦，下至兵民，皆积极经商，使商品生产更为细化，生产方式更为灵活。这批酒坛上的广告词句就是这一状况的具体反映，对研究明代的商业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充分显示出当时华北地区黄酒、白酒的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是探讨明代酿酒业生产状况的新资料。这批酒坛上彩绘的吉语和警句，内容庞杂，大都浅白直露，且颇多俗语，民间乡土气息浓烈。有的词句诙谐有趣，故而深受百姓的喜爱。“春日当耕不种田，夏日徒身凉处眠，秋天赖（懒）堕（惰）不收什，冬忍饥寒莫祭天”等警句，则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另外像“广招云外三千客，味压江南百万家”亦颇具气势，显示了制陶匠师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它们对探讨明代中晚期华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明会典》、《嘉靖彰德府制》等文献记载，这类磁州窑系瓷酒坛，曾“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宣德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数万件酒坛，其中相当一部分由磁州窑系窑场所造。虽然目前故宫等处尚未发现与这类明代磁州窑系酒坛相同的产品，但二者产地、原料、制作工艺等均相同，故应大体相近，皆胎质略粗，装饰活泼随意，这在设御厂，专烧瓷器供应内廷和官署的明代，是难以想像的。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点：１、瓷酒坛属储酒器，与盘、碗等日常生活用品有所不同，绝少能登堂入室。２、磁州窑瓷器与明景德镇瓷器相比，绘画内容简明抽象，虽着墨不多，同样情趣盎然。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的装饰，在日益精雕细琢、工整端丽的明代瓷器中更显别具一格，同样值得人们的赏识和重视。３、明代虽以景德镇为中国的制瓷中心，但因自然条件局限，烧造大件瓷器颇为不易，与这类瓷酒坛规格大体相仿的明代龙缸为例，目前在景德镇珠山等地御窑厂遗址中就曾发现有一大批这类龙缸残片，为烧制时的废弃物。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记述：“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用绝，烧法不如前，而上忽命烧大缸，围至五六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无二三完好者，坐是为虚费甚钜，而人莫敢言。”烧裂夹扁者，“百不得一”，“百不得五”。现存的这类大器亦极少。而磁州窑大批量生产酒坛、酒缸，酒瓶，是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分不开的。磁州境内蕴藏大量的制瓷原料，除大青土外，更多的是耐火土，因其质地粗，只能用作制作窑具及缸坛一类大器的粗胎材料，故也称作“缸土”。同样重要的是，这里还分布有丰富的碱土资源，它可用作护胎泥料（化妆土），用来弥补陶瓷胎面粗糙，污点及质地不够洁白等缺点。磁州窑系的匠师们将这两种自然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使其产品花色品种丰富多彩，弥补了景德镇烧造大件器物的不足，产量十分可观，得以与当时的“瓷都”景德镇并驾齐驱，获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和“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另外，磁州窑所属境内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储量大，质量佳著称。所烧造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城，又有漳河、滏阳河等水系，便于水上运输，使大批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京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保证了磁州窑窑火千年不熄，在当时瓷业生产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陶瓷文化：宋代北方民窑之磁州窑（二）
磁州窑的装饰
磁州窑的装饰手法很多，《中国陶瓷史》记载说有十几种，有人统计有58种之多。究竟有多少种，非常难统计，但几十种总是有的。几乎能想象的装饰手段都被用在磁州窑上。
简单分一下磁州窑的装饰手段，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运用了刀和竹这种硬器刻划。第二种是软笔绘画，直接往白胎上画。一个使硬笔，一个使软笔。第三种就是软硬兼施，一块儿用。磁州窑无非就是动刀、动笔和两者兼顾，这三种方法。
化妆土
磁州窑对陶瓷工艺有一个巨大贡献。烧造磁州窑的原材料都不太好，没有景德镇的高岭土那么好的瓷土。要用很差的原料烧造出很好的陶瓷，怎么办呢？磁州窑发明了一种工艺叫“化妆土”。先把瓷器做好后，黑、灰、黄的胎都不好看，先刷上一层白粉，然后再罩釉，这层白粉就叫化妆土。化妆土的出现，是磁州窑对陶瓷工艺的巨大贡献。
化妆土的功效
有点儿像咱们女同志化妆打的粉底，要遮盖那些缺陷。那我想，现在化妆的粉底，也是从化妆土学来的，本意是遮丑，但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一项技艺。我们有时候脸上没有瑕疵，也要打一点儿粉底，显得更好看一些。因为有了化妆土，磁州窑就千变万化，众多色彩也出现了，绿的、黑的、黄的、孔雀绿的。
最典型的磁州窑就是白地黑花，非常强烈。磁州窑的特征主要是率真、粗犷，体现了民间的情绪。它没有约束，不给自己定规矩。官方要定很多规矩，要层层审批，一堆麻烦。磁州窑没这事儿，工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喜欢什么图案，当时就给你画一个，一会儿就烧出来了。恰恰是这种没有约束的陶瓷工艺，使北方的磁州窑陶瓷变得非常丰富。
文字装饰
磁州窑还有一个装饰方法，是其他窑口非常罕见的，就是文字装饰。除了唐代的长沙窑以外，最重要的用文字装饰的瓷器就是磁州窑了。这种书写的文字表明宋人的一种哲学。比如有的瓷枕上就些一个“忍”字，北宋、南宋整个政治格局就是个忍的格局，北宋与辽、南宋与金，一直在对峙，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就得忍着。要不就议和，甚至我给你点儿东西，反正我不愿意跟你打仗。宋代人就是这个哲学，我不去侵略，我也不去打，实在不行就给点儿东西，愿意以土地换和平，就是这么简单。
宋人的哲学反映到中国瓷器当中，就是“忍”，祈求家国永安。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很著名的磁州窑枕，上面就这四个字，“家国永安”，带有确切纪年，熙宁四年(1071)。这也反映出当时宋朝人的心态，不愿意去打仗，愿意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宋代是以文治天下，不是以武治天下，赵匡胤看惯了五代十国的杀戮场面，不愿意再动刀动枪，愿意以文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宋代瓷器的版图就变得比较小。
陶瓷文化：宋代北方民窑之磁州窑（一）
宋代是中国陶瓷的第一个高峰期，主要表现是官、民两大系统都蓬勃发展。首先对宋代民窑有个大致了解：宋代民窑有八大系统，正好以长江为界，北方四个，南方四个。北方是磁州窑、耀州窑、钧窑、定窑，四个窑系；南方是龙泉窑、建窑、吉州窑、饶州窑，就是景德镇窑四个窑系。这一讲先讲北方民窑。
磁州窑
1918年，直隶巨鹿，就是今天的河北巨鹿大旱。旱了以后怎么办呢?抗旱打井，很多人合伙打井，挖来挖去挖出瓷器来了。当时没有概念，寻找很多别的证据，有铜钱什么的，就证明是宋代瓷器。文物贩子闻风而动，河北毕竟离着京城近嘛。那时中国是民国时期，西方列强都在中国搜罗这些东西。当时《古董琐记》等书上都记载了这一段历史。
磁州窑名称出现得很晚，20世纪初才被命名。而给它命名的恰恰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霍布逊，有一说他是英国人。霍布逊是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他给这种瓷器命名为磁州窑。磁州窑是北方民窑最大的主力军，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陶瓷的宋代文献，大部分都是南宋人写的，比如陆游、周密、叶寘、周煇这些人，都是南宋人。南宋人首先对北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人统治，所以南宋人就没有什么记载。
第一个关于磁州窑的记载在明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磁州窑出于河南彰得府，瓷器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他说得不是很准确。“河南彰得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曹昭认为磁州窑出自河南。“无泪痕”是指定窑釉面上有流痕，很像流泪的痕迹，磁州窑没有。“素者”就是没有花的，比定窑卖的还贵。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看，还是定窑贵，历史上也应该是定窑贵。
磁州窑的窑址在哪儿呢？主要在晋冀鲁豫这个辖区内，就是今天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这四个省之内。磁州，位于河北和河南的边界，历史上它曾属河南，后来被划分为河北，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这个“磁”是磁石的“磁”。《景德镇陶录》上还有一点误解，说“磁土”就是烧瓷器的原料，其实不是，那是吸铁石的磁石，烧不了瓷器。而由于磁州窑的这段记载，到今天为止，日本、韩国、朝鲜写汉字的瓷器，都写磁石的磁，“磁器”，写这俩字。
磁州窑是北方最重要的窑口，历史上大量出口，一直延续到明清，从未间断。磁州窑最重要的两个窑口，一个在观台，一个在彭城。磁州窑几乎囊括了北方所有的窑口。实际上北方窑口非常多，只不过在学术上没有划分。我们说了，第一个划分者是个外国人，在他之前就没有很明确地分过。分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那没分出来的呢？人们就把北方广袤土地上所有烧造民间用瓷的窑口，统称为磁州窑。有多少个窑口呢？统计不清楚。主要的窑口有河北的彭城、邯郸，河南的鹤壁、当阳峪、扒村、登封、密县、鲁山，山西的介休、霍县、浑源，山东的淄博等等。这些地方所烧造出来的瓷器，都可以称为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窑系。
有句俗话说，“磁州窑是个筐，看不明白的都往里装。”在北方，碰上看不明白的瓷器，你就说是磁州窑，基本上不会错。因为其他窑系比较容易看，钧窑、定窑、耀州窑，都容易看。剩下的北方看不懂的瓷器，不管是黑的、白的、花的、刻花的，甚至三彩的都属磁州窑系。
中国陶瓷的历史文化和窑系的分布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五代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元代磁州窑瓷器
元代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都烧磁州窑类瓷器，产量很高，有的相当精美。元代磁州窑瓷器的胎体厚重，略显粗糙，多灰黄色，施白色化妆土、釉面白中闪灰黄，有的欠精细光润，黑彩多闪黄褐色。装饰以素白瓷、白釉黑花为主。元磁州窑白釉黑花瓷上有的还加有淡红褐色彩，这是宋、金磁州窑所没有的。另外，宋代出现的在黑彩上划纹饰的装饰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于在鱼、龙身上划鳞片或在雁、凤身上划羽毛。也有黑釉铁锈花、白釉黑花瓷上又罩低温孔雀蓝釉的，后者由于温度较低，釉面极易剥落。白釉绘黑花瓷器纹饰常见的有龙凤、云雁、鱼藻、卷云、花卉、婴戏、人物故事、花乌、诗句等等。
元磁州窑瓷器的器型较大，多碗、盘、罐、瓶、枕、盆、玉壶春瓶、高足碗等。其中盘、碗、罐、盆、瓶的圈足很厚，底足无釉，旋削不平整，底心都留有鸡心凸起及旋削中工具突然离开后的痕迹。元磁州窑的罐一般最宽处在上腹部，下腹部急收，底很小，给人以站立不稳的感觉。瓶的口、底一般较小，腹大，呈橄榄形，具有辽、金遗风，只是略显矮胖，颈肩之间多有柳叶形四系。瓷枕比宋、金时期的长，多绘人物故事，有的瓷枕底有“张家造”、“古相张家造"等戳印款。“古相张家造”是元代独有的戳印款，宋、金时没有。元大都出土的磁州窑白釉黑花方扁壶，小口，圆唇，溜肩，肩有四系，底足为长方形，正面绘云龙纹，背面绘云凤、细部用锐器勾划，两侧绘卷草纹，纹饰潦草豪放。
灵武窑——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之外的瑰宝
唐末、五代时期，陕北夏州等地的党项族人迁到宁夏地区聚居，于1038年建国，号为大夏。西夏王朝立国190年，留下众多令人猜测之谜。如今仅存少量出土文物，透露出西夏王朝昔日的壮观辉煌。如何解读这个神秘王国，这里向读者提供一把钥匙，请看——
4月初，在宁夏日报老友杨山虎先生和西夏瓷收藏专家白滔先生、米向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来到心仪已久的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我们驱车来到灵武县郊区一睹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那种茫苍苍的感觉，令人不禁大发怀古之幽思。
白釉剔刻花三开光折枝牡丹纹罐瓷质，高29厘米，口径24.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20厘米。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线及花叶纹衬托，腹部剔刻三开光牡丹纹，层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极为罕见，此器当为大珍。
漫步古窑址，我们捡到了不少宋、西夏、元、明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据西夏瓷专家鉴定，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在现场，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残件。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古窑址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基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磁州窑：黑与白的艺术
“我画了一辈子的画，还不及磁州窑这几笔。”一代写意大师李苦禅晚年看到磁州窑遗珍后，如此感慨。
作为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邯郸磁县、峰峰矿区等地的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磁州窑始于北齐，历经隋唐，盛于宋金元，经明清至今，炉火延续千年不熄。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白地黑花褐彩的独特工艺，在古代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与当时的五大官窑：汝窑、官窑、钧窑、定窑、哥窑并驾齐驱。同时，在广泛的生产传播中，磁州窑的技艺还影响到了朝鲜、泰国、越南、日本等国，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景德镇作为官窑的代表，闻名中外，磁州窑作为民窑的代表也享誉九州。素有“南有景德镇、北有磁州窑”之称。
火与土的结晶，黑与白的竞演，在千年传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磁州窑艺术。出土的各个时期的磁州窑产品，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的成熟程度。磁州窑虽属民窑，但同样担负起了为各阶层服务的职能。邯郸磁县北朝墓群出土的磁州窑文物，说明其已进入皇族的生活。现今保存的金代大龙盆雕有龙纹图饰，显然是皇家的用品。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各大博物馆均收藏陈列有磁州窑精品器物。
近年来，邯郸市加强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其中重要的一笔就是磁州窑携手台湾法蓝瓷推出的种种陶瓷艺术新品。以白底黑褐彩绘为特点的磁州窑，把传统的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为陶瓷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源于台湾的新型陶瓷法蓝瓷则以大胆多变造型为特点，颇受时尚人士青睐。
陶瓷文化：“遗珠草野”磁州窑
草野之间，代有遗才。磁州窑系虽不能与五大官窑齐名，在“江湖”中的地位却不可小觑。概因没有“官家身份”，民间窑瓷若想在瓷林中扬名立万，必须有过硬的釉色和造型。因磁州窑所有产品都直面市井大众，物美价廉的要求使磁州窑系在粗瓷黏土原料上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内功，众多品类风格清新，不受任何束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磁州窑系最擅长的“独门绝技”为釉下彩绘，又以釉下彩绘划花最为精绝，其纹饰潇洒自如，真切生动，浑然天成。磁州窑系卓然生存于民间，河北彭城、磁县两地为该窑系“宗主”，窑址遍布于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其粗犷豪放的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风骚一时，又因造型立足于生活实用，大方朴素，坚固耐用，主要窑址千年窑火升腾而不灭，文史记载中“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誉。
作为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有关宋代磁州窑瓷器的文献记载，宋代尚未见到，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
文献记载上的缺失是磁州窑“遗珠草野之间”的一个侧证，磁州窑的发展最早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这一点可以说明磁州窑虽为民窑，却也身世不凡。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渐成一方“缙绅”，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糅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单从装饰技法来讲，磁州窑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产品趋向厚重，器型硕大、圆浑。明清彭城磁州窑可以说历经辛苦，终成正果，朝廷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于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彭城作为磁州窑的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瓷都。
可惜好景不长，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也走完了其历史进程。相对于宋代五大官窑，磁州窑瓷器因为大多是为百姓日常生活而作的器皿，肯定产量很大，且流传到今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但要发现一件品相很好、器形完整且不脱釉的宋金磁州窑瓷器也不易。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磁州窑并非只生产白地划花窑品，还有众多的釉色及造型，不能忽视或混作它窑。笔者曾见过一只孔雀绿釉香炉，即为磁州窑产品，釉色神秘而又高贵。香炉在烧造的过程中经历了低温炉的烘烤，水汽蒸热，红色铜慢慢的变得耀眼，白色釉底衬在蓝色之下，似华贵的绸裙。火熄了，温度慢慢降下来，噼噼啪啪，釉层如冰片般轻微开裂，开片细碎。从出炉的那刻开始，她华丽上演自己的美。
这只造型优雅的香炉器型较小，高仅8.1cm,口径7.3cm，可捧在手心。釉面有不均匀的气泡，在灯光下闪如晨星，釉面光泽荧荧，有玻璃的莹透光洁，还有一丝厚重感包裹在里面。香炉腹部、开片纹接处有点点蓝斑，腹部、底部、内表层釉大片蓝色，同属冷色调的蓝绿交会，使人联想到孔雀王国河畔的少女，鲜艳妩媚，而又高雅纯洁。看着这个小小的香炉，思绪一瞬便到了千年前，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她从不属于谁，她有着自己的美丽，高傲，神秘，而又孤寂，一个唯美的流浪者，一颗遗落在草野之间的明珠。
陶瓷器皿上的“系”
现在的瓷器，用“系”的难以看见。为什么少用“系”，原因很简单：如今的生活再也不需要把盛装在陶瓷器皿中的酒水、食品、杂物等吊挂起来或提移于他处。陶瓷器之上的系，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牷系，不仅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为人类的艺术添色加彩。远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已出现在当时的人类生活之中。进入阶级社会后，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利用价值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作为日常生活器皿，陶器对社会生活有了全方位的参与。还是由于那种盛装于高处和提移于它处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陶器之上的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富有变化。
陶器上出现系，其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来源于陶器中的残破器；残破器器壁上的空洞引发了注意，而穿绳于陶器壁上的空洞便可以将这件陶器提起来。这种对空洞的利用使人得到了启发，于是在陶器壁上有人为地戳出来的洞，以便让陶器的使用空间扩大化。其二是用作炊具的陶器，为避免烫手在陶器上安装把柄，而后固定的把柄逐步成了陶器中的一部分。系设置的位置一般处在陶器的肩部，而立于地面陶器的肩部正是人们席地而坐时视线所及之处。陶器肩部的系，以满足生活的需要从而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以自身如此的引人注目从而得到人们的青睐。系在陶器上的位置分布，越是符合力学原理越是呈现出不凡的艺术品位；系的位置与系的数量、形状在各个历史时间段中都有了变化，都是朝着艺术化不断发展的足迹。
系在陶瓷器上的数量，一开始只有两个；一般是对立、对称排列。而后系在陶器和以后的瓷器上逐渐增多数量，多至八个以上者到魏晋时期也很常见。系的数量变多但没有影响系的分布排列牷依旧保持着对立并且对称的传统。系的形状在系的变化中不仅变异速率最快，而且变换样式最多。用于陶瓷器之上的系，其位置、其形状与耳、钮相差不大，故而在判断上时有混淆。其实，系与耳、钮在功能使用上是有差别的；用于穿绳者才有资格称之为系。
作为炊具的陶器，一般只有一对系。这种安装在炊器之上的系，形似耳；而且系身粗、系空也大，这种形状的系有利于将炊器进行悬挂。而安装在盛装器上的系，一般为多组并且成双。这种安装在盛装器上的系，形似钮；而且系身细，系空也小。这种形状的系有利于穿绳从而将盛装器进行提移或吊挂。系的形状，的确难以计量；常见的鼻形、环形、半环形、乳钉形、耳形、桥形等。在大部分的系身之上，施有纹饰。而纹饰的种类，同样也是难以计数；常见的有弦纹、绳纹、齿纹、勾连云纹、斜点纹、方格纹、水波纹、曲折纹、回字纹、云雷纹、羽状纹和复合纹等，有些系身之上还有彩绘和点彩装饰。系的形状、纹饰、釉色的变化，是艺术的写真；而每一次或每一项艺术的写真都是一种诉说。不同形状、不同纹饰和不同釉色的系诉说着与之相应时代里的时间段，诉说着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诉说着与之相应的文化品位和审美趋向。
青釉盘口瓷壶是东汉、三国东吴至唐代盛行的瓷制品。其之上的系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环形演变到桥形，再由桥形演变为条形。东汉时出现的横向系一改竖向系的固有传统。自东汉起，采用横竖系的搭配一直延续下来。东晋时的瓷罐系的形状也由西晋的半环形变成为桥形；于是，半环形系就成了西晋的标志，而桥形系也就成为东晋时期的代表样式。瓷罐的系由桥形变成了条形，那么这种瓷罐的年代就应该是南朝或者是南朝以后的瓷制产品。隋唐时期，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条件的改善，盛装食杂的瓷器可以放进柜橱之中，于是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将食杂物进行吊挂、提移举止减少后，逐步变小，并且还逐步将自身的实用功能退让出来，从而在陶瓷器上成为了一种装饰符号。在隋唐时期以前，就有将细小的系安装在器物口沿部位上的示例；如此细小的系与庞大的器物容量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无法承受器物本身的重量便可以断定这种系在这种器物上仅是一种点缀而已。系在功能使用中的弱化并没有使系在陶瓷器上的消失，在后代的岁月里依然可以见到它的存在；在有些壶盖和壶身上都安有小小的圆系，再用绳串联以免倒注时壶盖摔落破碎，如今所用水壶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
系与人类的生活一直有着联系，这种联系是系存在的前提。系从远古发展而来，确实给人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便利和精神上的享受；应该留意和关注在陶瓷器上那些不起眼的系，因为它们既是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也能将生动的历史予以细细地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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