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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文物”生意火爆。
鉴定证书似乎也不能证明“宝贝”的文物身份。
“行里的人从不看鉴定证书，只看货，往往有证书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赝品。 ”“不私下为民间文物做鉴定、估价，这是一个国际博物馆界的基本伦理。 ”“所有民间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级效力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首先要健全制度，二流制度比一流的人强。各文物单位严格执行制度，第一不面向社会做商业鉴定；第二退休以后不能参与任何相关活动，否则除名。 ”TaoCi52.cOM
谢根荣骗贷案让人大开眼界。这个故事的离奇之处，一是骗子的大胆——敢于自制“金缕玉衣”，还敢请顶级专家来鉴定；二是银行职员很傻很天真，一看鉴定专家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便信以为真。殊不知在今日中国，文物商业鉴定压根儿就没一个权威机构。
缺乏统一的认证、管理和制约，鉴定机构不具备基本条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行为责任，不必为鉴定行为和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加上个别机构、个人为私利故意作出虚假的或不负责任的鉴定，鉴定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三伪市场证书之伪：无权威作用
记者近日到北京琉璃厂街走访，刚进街口，路边就有人低声询问:要画吗？当记者问道是否可以出具鉴定证书时，店主说，到外面大街上随便找一家做鉴定的都能开，只要交钱。“现在艺术品鉴定证书已经泛滥成灾。一些鉴定机构、鉴定中心为了能够收取费用，一般都鼓励文物、艺术品收藏者、投资人开鉴定证书，通过鉴定证书收取鉴定费。行里的人从不看鉴定证书，只看货，往往有证书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赝品。 ” 专家之伪：速成班培养大忽悠？
目前，国内文物鉴定从业人员大致有三类：一是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专家；二是通过国家文物局鉴定资格认定考试的责任鉴定员；三是在中国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机构任职，或取得相关机构发放的鉴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前两类鉴定人员的工作带有“对公”性质，一般不参与民间藏品鉴定，眼下各类鉴宝活动邀请的嘉宾、专家，多是出自第三类鉴定人员。由于这类鉴定人员在获取资格证书时，不少人并未经过严格的分类考试、资质审核，鉴定水平良莠不齐，从而导致“伪专家”满天飞。
随着收藏热不断升温，鉴定行业还出现了“速成班”。比如，故宫博物院某鉴定专家办了一个培训班，一些藏家报名去听几堂课，拿到“结业证书”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资深鉴定师”，并打着“某某鉴定专家弟子”的幌子招摇撞骗。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机构之伪：无审批环节
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街等地有很多鉴定机构，哪家才是权威机构？位于国子监院内的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民间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级效力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
目前，我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就是国家文物局唯一批准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但原则上该委员会的专家是不能到社会上来鉴定的。
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不少民营鉴定机构在利益驱使下四处开花。中国文物信息中心一项针对全国80余家文物鉴定中介机构的调查显示，这些机构有的经过工商管理部门注册，有的自称经过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还有许多鉴定中介机构挂靠在某某协会之下，既不具备相应条件又未经过合法审批，却“大大方方”地开展鉴定业务。国家文物局称，他们对民间鉴定机构的成立不进行审批，也没有相关行政法规赋予国家文物局这样的职能。法律漏洞无风险 出具“伪鉴定”不担责
真专家们为何敢出具“伪鉴定”？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出具“伪鉴定”就算东窗事发，出具者除了名声上的损失，几乎没有其他风险。
此次曝光的鉴定造假事件中，为“金缕玉衣”估价24亿元的都是鼎鼎有名的鉴定大家，以他们的学术水准，辨别真伪并非难事。问题在于，5名专家连玻璃柜都没打开，就在一份“天价鉴定证书”上签了字。“现行《文物保护法》没有针对文物鉴定环节担责方面的规定，由于鉴定行为缺少监管约束机制，使得提供虚假鉴定者可以逃脱法律责任。 ”南京一位资深瓷器鉴定专家表示，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针对鉴定人员的管理法规，而这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他认为，打击“伪鉴定”不能单纯依靠行业自律，应该建立鉴定行为监管机制，让鉴定机构和个人对评估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文物鉴定行业有自身的复杂性，可以允许鉴定师出现合乎情理的"错漏判"，但对那些背离职业操守、颠倒黑白的鉴定人员要进行惩戒，这样才能斩断鉴定者与造假者之间的利益链条。 ” 多空白 政府监管缺失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我国民间的文物鉴定既未形成成熟的行业自治，也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和监管。与文物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如文物保护法、拍卖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等，对民间的文物鉴定几乎没有涉及。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于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鉴定属于实体技术上的事情，从法律上来讲主要是从程序上进行控制。如果在进行文物鉴定时，能够启动相关法律规范制度，使文物鉴定具有公开性和公正性，那么鉴定行业才能依靠行业自律及职业道德来进行具体的鉴定活动。 ” 规范意见制定行业自律性监管方式
“针对文物鉴定行业来说，还是应该以制定行业自律性的规定作为主要监管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单一地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可能会因为制定者不了解行业内部规则而导致法律被"架空"。如果由行业内部制定规范，或许可以让业内人士自发维护行业声誉。 ”
除制定规范外，是否应指定专门的部门对文物鉴定市场进行监管？姜明安认为，设立行政部门进行监管并不切合实际。“文物鉴定行业是一个有着专门知识、专门技术和专门经验的行业，如果设立一个行政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就面临由谁来监管的问题。 ”姜明安说，“一般的行政人员对于行业内部规则不了解，所以无法监管。 ” 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了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教师行业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砖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对此，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表示，“首先要健全制度，二流制度比一流的人强。各文物单位严格执行制度，第一不面向社会做商业鉴定；第二退休以后不能参与任何相关活动，否则除名。 ”综合《法制日报》、《南京日报》、《检察日报》报道 台北故宫工作人员不可私下鉴定
“不私下为民间文物做鉴定、估价，这是一个国际博物馆界的基本伦理。 ”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录保存处处长嵇若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北故宫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一经发现，我们有明确法律和规章，将按照有关公务员的相关法律等进行处罚、记过甚至免职。 ”
2004年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新版）规定，“对其他物品进行估值，只能是应其他博物馆、法律赔偿、政府或其他主管公共权力组织的正式要求”。
据了解，台北故宫的研究人员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为民间人士所携带的 “宝贝”提供咨询服务，但前提是：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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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艺术品鉴定三乱：伪证书 伪专家 伪机构
鉴定乱象:皆因利益唯上
9月17日，“徐悲鸿油画伪作”一事被曝出。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出的《人体 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某位同学的习作。该画在2010年6月拍卖时，被称“由海外著名藏家提供，是徐悲鸿油画写生一个重要的代表。”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以及徐伯阳出示的“背书”。
此前几日，“金缕玉衣”骗贷、故宫副院长等专家估价24亿一事被曝光。华尔森集团总裁谢根荣找人用零散的玉片穿成“金缕玉衣”，并通过相关人的介绍，找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鉴定专家来作鉴定，鉴定专家给出评估价24亿元。以这件“金缕玉衣”做担保，谢根荣向银行前后骗贷10亿余元。
2007年1月14日，有报道称，一位张先生经一文物鉴定有限公司专家孙学海鉴定，花2.5万元为自己的27件各类瓷器开具了12张真品“鉴定证书”，可拍卖公司和许多陶瓷鉴定专家都说是赝品。张先生再找那家鉴定公司和那位专家，对方仍坚持自己的鉴定结果。张先生找到了工商部门但调解无果。
2004年9月24日，据本报报道，刘书勤于2001年以120万元价格从李世元手中购买了一件有中国书画家收藏协会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两份权威鉴定的汝窑笔洗，后被鉴定为赝品，刘书勤遂报警。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的罪名将李世元起诉，法院宣判李世元无罪。
……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共有7000多万人在玩收藏。如此庞大的市场，谁来为收藏者们把关?艺术品鉴定市场缘何如此混乱?
原因之一就是艺术品本身的特殊性。说到鉴定就不得不说仿制造假。民国、清代以前的仿制多数出于兴趣爱好而非赚钱，民国以后渐渐混乱，不再讲究以前的工艺、材质、纹饰工艺。尤其近些年开始出现各种高仿、中仿、低仿。其中低仿的，用玻璃、石头或者玉髓、次的玉料，运用染色，化学物品的侵蚀等方式加工成玉器，一般人也难以识别。即便是真玉也不好断定，以和田玉为例，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实施的“和田玉国家标准”，主要成分为透闪石的软玉都符合“和田玉”定名规则。中国青海、俄罗斯、韩国等地出产的玉石中所含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组成结构与产自新疆和田的玉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异。根据国家鉴定标准，仍可被称为“和田玉”。业内对此有个不雅的比方:整个昆仑山脉好比一头猪，新疆的和田玉就是猪的里脊肉，而其他地区产的好比其他部位，同样的成分，但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
而瓷器如果乘坐飞机，通过安检扫描和高空磁场就会产生变化，检测生产年代，数值能相差几千年。青铜器，按照某个年代器皿金属含量制作，机器检测也只能说内含成分和哪个时期的相符。书画鉴定，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画风非常接近，或者一个人有意模仿另一个人的，通过仪器无法测定，专家经验也不尽然全对。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一行，要相信专家，但不能迷信专家。”
另外，一些艺术品一旦被鉴定为真品或者鉴定的价值较高，就可以参加拍卖，而拍卖公司大多数情况下却不需要为拍品的真假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条规定让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即使买到赝品也很难维权，同样也使得那些唯利是图的不法经营者有了可乘之机。
证书之伪:无权威作用
记者近日到北京琉璃厂街走访，刚进街口，路边就有人低声询问:要画么?记者被告知，无论想要什么样的画，哪怕古今中外任何大家的名画，都可提供。记者跟随卖画人转进一条小巷，在一个很小的门店里，店主拿出一幅幅未经装裱、却署有顾恺之、阎立本、吴道玄、李苦禅、林风眠、范曾等名家名字的画作，毫不掩饰地说:“这些都是仿的，都是当代大师教授级画家画的，装裱后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真假。”当记者问道，是否可以出具鉴定证书时，店主说，到外面大街上随便找一家做鉴定的都能开，只要交钱。
记者询问了几处后发现各个鉴定地收费不一，鉴定费用从五十到几千元不等，如要出具证明从一千元至上万元都有，有的按件收费，有的按鉴定价格比例收取，所依据都说是“行规”。也有人说“假的一律不开证书”，也有说“看看再说”。
“现在艺术品鉴定证书已经泛滥成灾。一些鉴定机构、鉴定中心为了能够收取费用，一般都鼓励文物、艺术品收藏者、投资人开鉴定证书，通过鉴定证书收取鉴定费。”一位在琉璃厂街浸淫三十几年的古玩店店主对记者说，“行里的人从不看鉴定证书，只看货，往往有证书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赝品。”
随着收藏热不断升温，与之相关的艺术品鉴定行业也日益火爆。一方面，收藏者希望确认所购是否真品，另一方面，像记者这样“知假买假”并欲求“真品鉴定”的人助推了该行的火爆。
专家之伪:无资质要求
鉴定证书靠不住，给出证书的专家呢?在百度搜索“文物鉴定师培训”几个关键词，你会发现，听几堂课拿到“结业证书”就成了“资深鉴定师”，“专家”的出炉实在是再简单不过。
文物鉴定早年就是一门生意，是从旧中国的文物买卖行业脱胎而出的。目前市面上的专家大概可分为研究型学者，实战型专家，自学成才型草根三类。研究型专家多在博物馆里工作，近水楼台，过手的东西量多质精，但与市场交流不够，证伪往往不是研究人员的主业。早些年琉璃厂街最有眼力的权威，大都是旧时候各家古玩店的伙计出身，今天市场上不少人还是这些老人带徒弟带出来的，这类实战型专家鉴定凭感觉。
泰斗级的专家都打眼?专家还能不能信?“没人相信老师会看走眼”，一位曾受杨伯达指点的收藏爱好者如是说。“金线是真的，玉也是真的，金缕玉衣就是真的”，上文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古玩店老板说，“这个圈就是这样的，你不拍板说那是战国的也没错。真真假假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没有利益驱动，专家也有打眼的时候;有利益驱动，专家怎么说都可能。更不用说还有许多伪专家趁乱混迹其中，然后堂而皇之地从鉴宝活动中捞得好处。
“鉴定行业鱼目混珠的乱象，与鉴定资格零门槛直接相关。职业道德方面还要靠行业的自我规范和约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马更新提出，要规范这种现象，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并纳入国家执业资格体系，通过统一规范、专项分类的资格考试，组建专业鉴定队伍，从基础层面先杜绝“伪专家”。
机构之伪:无审批环节
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街等地有很多鉴定机构，哪家才是权威机构?位于国子监院内的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所有民间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级效力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像他们这样由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成立的中心也一样。
记者采访了国家文物局新闻宣传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我国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就是国家文物局唯一批准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馆藏文物定级工作、博物馆征集文物鉴定工作、刑事案件所涉文物的鉴定工作，原则上该委员会的专家是不能到社会上来鉴定的。“超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范围的事情，责任由从事该工作的委员个人承担”。同样，我国各地的国有博物馆、文物工作站等正规机构，都是以国有文物的鉴定为主要业务，只对内不对外。
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不少民营鉴定机构在利益驱使下四处开花。中国文物信息中心一项针对全国80余家文物鉴定中介机构的调查显示，有的经过工商管理部门注册，有的自称经过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还有许多鉴定中介机构挂靠在某某协会之下，既不具备相应条件又未经过合法审批，却“大大方方”地开展鉴定业务。国家文物局称，他们对民间鉴定机构的成立不进行审批，也没有相关行政法规赋予国家文物局这样的职能。
我国法律目前关于文物方面的规定非常少，除文物保护法之外，就是《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对鉴定工作中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操作规范，但这些规范只是在文物局系统内部适用。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对文物鉴定的管理也只是抓到藏品的鉴定、涉案文物的司法鉴定和出境鉴定这个层面，民间文物鉴定工作确实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
缺乏统一的认证、管理和制约，鉴定机构不具备基本条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行为责任，不必为鉴定行为和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加上个别机构、个人为私利故意作出虚假的或不负责任的鉴定，鉴定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
难以追责:无惩罚机制
文物造假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赝品暴利的诱惑下，“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正在被“一夜暴富”的金钱观取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道正在被“骗术为王”的流氓手段替换。难道法律就拿他们毫无办法么?
“艺术品本身特性决定了鉴定工作不能用科学的指标来精准衡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认为对鉴定人的错误鉴定无法用法律来调整，除非“鉴定人在鉴定前明知委托人制假售假并与之同谋”构成诈骗罪，但实践中也很难证明鉴定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有这样的“故意”。
马更新认为，拍卖法的规定，仅考虑了拍卖公司作为中介机构不宜对拍卖品承担责任，对竞拍人、消费者来说显失公平。国外拍卖法也是如此规定的，但拍卖公司可以自定“三年、五年内如发现是赝品可收回”。目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依据合同法维护自己权益，但也需事前双方约定有“如为赝品可退”条款。马更新建议政府应组织行业协会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机制，包括鉴定机构如何认证、设立，设立后如何去规范、管理，遇到争议如何解决等问题，如何确定鉴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出现分歧后，纠纷的解决渠道、方式、程序等。
若干年前的时代，没有电视、电脑、手机，古人生活之外的娱乐唯有金石玉器、花鸟字画，就这也只是王公贵族阶层的专属。“说到底，这是一个‘玩’的行当”，“这个圈资本说话”。改革开放以后，普通百姓积累了一些财富，投资艺术品成为可能。加之近年来西方资本对其掌控的国内艺术品标价炒作、抛售，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天价成交，刺激了国内一干人等的投机心理。玩雅、投资、意欲捡漏一夜暴发，形成了不同阶层齐动员的全民收藏。
任何一个法学家都会承认，再健全的法制也不可能调整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投资、收藏艺术品亦如是。所以，在愈是热闹的时候，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理性对待艺术品投资，别到最后成了那“一群傻子在买，一群傻子在卖，还有一群傻子在等待”中的一个。
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他们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著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对他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顒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源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目击伪瓷
如今的古陶瓷做伪可谓一日千里，手段越来越高明，有时叫古玩老手都不得不打眼上当，一般的收藏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不，一不小心就让我撞上了。
提梁壶变成了大笔筒
前些时，笔者前往一古陶瓷店，想购买些有品位的东西摆摆玩玩。在古陶瓷商店里，笔者左瞧右看的一眼看中了个瓷质、画工、青花发色都极为优美的，口径足径足有２０来厘米的大笔筒。于是便从其货架上拿了下来，仔细看之，竟还有挺拔俊秀的“大清康熙年制”楷书之款，且工艺也是标准的康熙工艺：第一、二层台底足；第二、其露胎乃标准的康熙糯米胎，白润细腻，用手摸之具有小儿肌肤之感；第三、其釉色也仍有明代之遗风，带有明之“亮青釉”的优点，光洁而又滋润，宛如美玉，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与瓷胎的结合也是紧密融洽，整体光润无瑕；第四、青花发色亮丽青翠，青花一笔分五色，浓的浓、淡的淡，典型的青花五彩，其妙无比；第五、山水人物也既具有典型的明末遗风，又有划时代的发展创新，那峰顶劲松，那山腰古木，那山脚花草，那山涧樵夫，还有那江河帆船，既飘逸豪放，又细致入微，观之看之，木然陶醉，心曰：青花康熙为最，实乃名不虚传。于是便转头问价，也许由于笔者的失态，店主便开口出个３０００，说还是熟人常客，别人要加个几倍。我不做声了，继续看我的东西，却观之看之陡然发现笔筒口沿怎么好像上了新釉，只不过是做旧，所以问：“喂，你这怎么给戴了新帽？”店主见我如此，赶紧叫我别叫。我一看原来几个其他客户驾到了。于是，又继续看我的东西。这下，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哟，这还补了一块？只见在器物之腰中画的空白处有一块壶嘴大小的补痕，且补缺是瓷粉加粘合剂灌铸，后再进行仿瓷涂料做色，再进行机械喷吹，之后再做旧，使之成了现今这个模样，并其口沿也是如此。如此这些，使我猛然想到：此绝非大笔筒，而倒是个断了头截了嘴的提梁壶！见此，我横了店主一眼，拨腿就走；店主则别扭地不好意思地付之一笑，道出了他心中之鬼。
天球瓶变成了西瓜坛
出了古陶瓷店，来到地摊古玩市场。气还没有顺就到处转了起来，想找个好点的东西来解解心中的闷气。
我喜爱单色釉，尤其喜爱青色釉和红色釉。青瓷，因为宋之五大名窑就有三大主要名窑汝、官、哥属于青瓷，再加上同时代的大名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等，所以我酷爱青瓷，也爱红釉瓷等单色釉瓷。因此，我极力在市场摊位上扫寻着需要寻找的东西。正在寻觅之间，突然一老古玩商叫住了我，叫我买点他的东西。我听从招唤，过了去。只见老者笑容可鞠，道：“今天有个好东西给你，宣德年制官窑货！是我从当年他祖上在饶州府任知府时给留下的，一代传一代，传了好多代，到今天没有钱用才卖的。”老者也边说边把个犹如一个西瓜似的祭红釉罐给我，又接上道：“我花了８００，你给个路费就算１０００怎么样？”我反问道：“还宣德呢？１０００呢？宣德有这种造型罐？这值几个钱耶？这分明是清末民初的典型造型，你蒙谁？”老者被我这么一说，双目发呆了，木然地望着我。然而我还是认真仔细地看了看，底足为暗圈足，口为平口，全然一个扁圆型清末民初的西瓜坛造型。然而细察其釉色黑红，色调均匀，釉面布满有细小的桔皮皴纹，还有点点棕眼出现，底足有明显的垂釉现象，并且垂流之釉也呈黑褐色，尽管其足底书款为“宣德年制”，然面也足可断定其为清前期仿宣德之物。可是，既是清前期仿宣德之物，那又为什么成了清末民初之器呢？带着这个问题，又细看了一遍，这下看出漏洞来了：此器尽管和一般的西瓜坛造型没有二样，口沿粗看也与真品一样，外口上凸，内口下凹，然细察同样可以看出口沿比真器略微上翘，口沿凸凹之部尽管做了旧像是火石红，然也可看出其机械切割，而后再进行小砂轮打磨而留下明显的打磨痕迹，这点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总之，无疑是清前期仿宣德之祭红釉天球瓶因上部残缺而切割做伪而成的西瓜坛。因此我没有理睬老者，转身看他的其他东西。却又见到了他的一只“好东西”：康熙五彩加金鹭鸶荷花纹将军罐。
凤尾瓶变成了将军罐
笔者一看老者这件好东西，劈头就问：“老师傅，你怎么又把那个玩艺儿变成了将军罐呢？”我以前见过他这只上面打残了半截的正宗的和清瓷图录一模一样的康熙五彩加金鹭鸶荷花纹凤尾瓶，如今却改做变成了将军罐。且一看其做伪方法与祭红釉西瓜坛的切割、打磨做旧方法完全一样！做得极好，即使看出了口沿一点疑问，被卖者一句“是毛边的掩盖”就给抹了。因此，如不细加察看，必定打眼上当。就看这个“将军罐”其是正宗之康熙五彩凤尾瓶而截之上部再进行做旧伪装成珍品的康熙五彩“将军罐”；并可以说是人见人爱。只不过是一知其是个被砍了头，留下脚的改装伪做的东西就一肚子的气的。于是笔者问老者：“花了多少钱改这两个玩艺？”老者没有回避，回道：“这个凤尾瓶改做将军罐和那个天球瓶改做的西瓜坛一道花去了８０元改做。”听了，笔者一笑置之。因为笔者知道如今已有专为古玩商等做伪做假的高手能人，吃的就是做假饭！
一天碰上三个假，且是珍稀之物老旧之器做的假，实在是心惊胆战的。心惊的是现今的做假造伪已不是全然新造仿做了，而是已利用起了高新技术进行全真的做伪造假，叫你实在防不胜防；胆战呢，一不小心就打眼上当。结果呢，还真证实了这了一点。
第二个星期日，笔者又碰到了那个卖用残器改做成“西瓜坛”和“将军罐”的古玩老者，他一见面就是兴高彩烈地告之于我，他那两个改做的东西卖了，还卖到２８００元！我听了，付之一笑，也许是真的吧。
砖瓦辨伪
我国古代建筑房屋，最初是用夹版筑土成墙的版筑技术。以后又发展到使用土坯垒砌，称为“甓”。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考察，殷代还没有发现瓦，屋顶用茅草遮盖，据推测，瓦在周代已经产生，但多用于贵族的屋舍，一般人的住室仍用草顶，所以古人常说“茅茨不剪”、“茅茨土阶”。砖的发明比瓦要晚，战国遗址中曾发现过空心砖，但用于墓室。《诗·陈风·防有鹊巢》中说“中唐有瓷”，意思是说堂下通过中庭通往前门的路是用砖砌的。甓，旧释“瓴甋”，即砖，用砖砌墙是比较晚的事了。
一、砖
一般建筑用砖，是素面的。汉代烧砖，由于其火候高，砖质坚硬如铁，常用作砚材，成为古玩。砌在墓室中的砖，多有画像和文字，一向为收藏家所重视，秦汉砖更为珍贵，有所谓“秦砖汉瓦”之说。砖刻文字，在考证历史和书法艺术上，有其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画像砖，则是十分宝贵的艺术珍藏品。画像砖有的是用雕刻好的模型印制的，也有直接在砖上雕刻的，有的还加施色彩。至东汉和六朝时期，随着厚葬之风和砖式墓的流行，获得更大发展，其形式也从秦汉的一砖一画，发展为六朝的大型砖印壁画。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东传影响日远，画像砖开始被大量应用于佛教石窟、寺院。各个时代的画像砖，在制造工艺、雕刻技法、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特征。秦汉时期，多为雕刻砖，表现手法一般用大块大面的浮雕，块面圆厚，古朴简练，粗放而富于动感，砖体坚劲如铁，工艺已达到极高水平。六朝开始，画像砖开始用模制批量生产。唐代经济文化获得全面发展，佛教艺术发展到空前规模，制砖工艺也达到历史最高峰，不仅画像砖种类多，数量多，而且工艺也完全成熟，形状规范，火候适中，质地坚硬，砖面有一定的光泽。艺术风格写实写意并行，纹饰多有佛教艺术题材，丰富多样，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华美璀灿。雕刻技法成熟，纹样精致，广泛采用线雕，线条均匀，曲折回环，自由舒展。这种线面结合的技法，使主要部分鲜明突出，人物、花卉形象生动。唐代以后，画像砖逐渐衰落。洞窟中窟顶、甬道顶遍绘连续性团花，整体图案艺术形成严整、匀齐、庄严的艺术风格，但由于刻意追求装饰效果，纹样繁缛，题材雷同，往往给人以单调、呆板图案化的感觉，缺乏艺术性。宋代的龙、凤砖，画面主要施用粗细不同、宛转自如的凸线，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造型栩栩如生。清代画像砖，有的在烧成的砖上直接施以平面阳刻浮雕，或者再用墨线勾绘，以表现细部特征，造型粗放豪迈。画像砖是古代绘画和雕刻艺术高度结合的珍品，是研究我国雕刻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浅析瓷器中的“伪款”与“伪器”
十几年来，在同我交流古瓷鉴藏知识的朋友中，不少藏友特别重视看器物有没有纪年款。以为写有纪年款的就是真器，或者写什么朝代纪年款的就是什么朝代的瓷器。当代古瓷制假行当中，就有人利用古瓷收藏初学者这种经验不足的鉴藏心理，在伪造的“古瓷”上写上伪造的纪年款，用以蒙人骗钱。奇怪的是，某些编着古瓷图书的人，竟然也把此类伪款伪器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收录到自己的着作中，印出来向社会宣传，自己失误了还要误导读者，实在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了，试举一例：
2004年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青花瓷图鉴的书中，作者向读者们介绍了一只“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照片，并另附底部“英宗年制”青花四字楷书款特写照片。从鉴定角度来说，别的什么特点、特征都可以不论，单从这只梅瓶的青花四字款，就能断定它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制赝者所做的蹩脚货。
大约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就特别重视“礼”的制度建设与规范作用，上自国君贵族，下及黔首百姓;大至邦交征战，小到待人接物，无不制定出一套“礼”来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就是对死了的人，也制定出“谥法”来进行评价性的盖棺论定。“周文王”、“秦穆公”、“汉高祖”、“唐哀帝”、“宋太宗”、“元世祖”、“明孝宗”、“清圣祖”等等，都是这些国君或皇帝死后，皇位继承者、贵族和大臣们议定的谥号。因此，古代的国君、皇帝们生前既不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谥号作为纪年工具。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某位皇帝活着的时候让臣下为自己预先拟定了一个满意的谥号，他也绝不会用这个谥号作为自己临朝称制的年号，这种荒唐的事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没有发生过。而且老国君、老皇帝死后，继承者新国君、新皇帝可以给已死的前者以辉煌的谥号，但绝对不肯、也没有人用已死者的谥号来作为自己在位纪年的。清代只有嘉庆四年以前的官窑瓷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这是因为乾隆活着就把皇帝位子让给儿子?琰来坐，他当了太上皇。儿子为了取悦和尊敬仍然手握实权的老子，就让官窑器上仍署“大清乾隆年制”的底款，但国家纪年已从乾隆六十一年元月改为嘉庆年号了。
在明代永乐朝以前，除了瓷器铭文(不是专门款识)中有使用皇帝年号者外，作为有意识标志该器物生产制作年代的，往往以工匠个人的表达习惯，在器物的胎体上刻上时间，或者由器物的使用者用墨书方式写上时间，笔者收藏的一只用做陪葬器的元代定窑系白釉碟残片就是物证。这只白釉碟高3.3厘米，复原口径14厘米，足径4厘米，碟心内刮有涩圈。从圈足小、足墙外撇、足内心留有乳钉可以鉴知，这只白釉碟是元代产品。在碟外圈足周围未上釉的胎面上，有墨书“大德九年十月×文”字样，圈足内亦墨书一“文”字。查“大德”年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南宋高宗初期同时代的西夏王朝崇宗赵乾顺和元朝成宗铁穆耳两位国君使用过。西夏的“大德”年号仅用了5年(公元1135―1139年)，元成宗铁穆耳使用“大德”年号共计11年(公元1297―1307年)，所以，从墨书纪年上也证实这只白釉碟应是元代产品。
从资料可证，正式以在位皇帝年号在瓷器上署写“××年制”或“大明××年制”、“大清××年制”等款识，并成为一种官方认可的制式署款方式，中国古陶瓷界以真品实物为依据，公认是从明代永乐朝开始的，此前没有这种署款方式。但当时署款器很少，目前仅见永乐官窑青花压手杯等，这种署款方式在明宣德朝才普遍使用并传至清末。“宋代磁州窑系英宗年制款”青花花卉加紫梅瓶所写的“英宗年制”款，犯了两个低级错误：其一是不懂得“××年制”这种制式署款方式出现的时代，将明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制式署款方式拿到宋代乱用。其二是不懂得谥号来院和用途。宋英宗名赵曙，是宋仁宗赵祯的养子，登基后改元“治平”，在位四年，死后谥号英宗。“英宗年制”款的矛盾在于，赵曙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死后谥号英宗，怎能在活着时用谥号纪年?他不嫌晦气?赵曙死后其子赵顼继位，改为“熙宁”并用之纪年，并无用英宗谥号纪年之事、之理。因此，单从这件器物的底款，就可判断其为伪品。
龙泉瓷如何辨伪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
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袭。
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此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
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
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
1956年，龙泉瓷厂恢复生产。浙江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解放后烧制仿龙泉窑的产品，主要是根据南宋龙泉窑器物形制，如:双鱼洗、鬲式炉、牡丹纹大瓶等器物，但仿制得不刻意。
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龙泉大型瓷厂以仿古工艺品的形式大批量生产龙泉窑青瓷。
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为获取高额利润，各种文物作假应运而生。龙泉窑青瓷的作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辨识:
1.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2.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
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3.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4.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霁红瓶：晕如雨后霁霞飞
徐建刚收藏的雍正霁红瓶。
徐建刚在长沙收藏界摸爬滚打近20年了，“从我手中进出的好东西不计其数啰。”徐建刚说，见记者到他的会珍阁寻宝，他推荐了一对霁红瓶。
这对瓶子器型圆满，线条流畅；所施红釉，匀净莹亮，宝光四射，胎骨细薄坚致，整体观之，简洁、大气而俊朗。徐建刚说，这对瓶子是早几年从一个银行家手中购得的。“这是一对雍正时期的霁红瓶。”徐建刚告诉记者，雍正皇帝即位以来多次谕旨瓷务事宜，均曾提及烧造霁红釉器皿，最为典型者莫过于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杂录》的记载：“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瓷盘片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的甚薄，不知何故？将此破瓷交给年希尧，照此破瓷釉水烧造。”于此可见，雍正皇帝对霁红的关注颇深，并对雍正七年之前烧造的霁红瓷器表示不满意，显然他是以宣窑霁红作为最佳的标准去衡量。何以至此，无疑缘于内心喜爱之故也。据了解，“霁红”创烧于明代，因得到雍正的喜好扩大烧制。它是一种纯粹的深红釉，霁红的特点是釉汁凝厚；釉面密布细小的棕眼，如同橘皮。色调深红，似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所以得到了“霁红”这一得意的名称。
徐建刚这对霁红瓶放在会珍阁非常显眼的位置，徐建刚说，近20年里，他手头进出的古玩珍宝无数，以藏养藏，自己留下的好东西并不多。与一些搞收藏的人“觉得其乐无穷”不同，徐建刚说自己很累，“一方面是到处跑收东西身体很累，另一方面，收到了好东西临到要出手时觉得非常舍不得，心里极其矛盾，感觉心里累。”徐建刚说，收藏要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话虽这么说，但到最后关头，还是难得做到。徐建刚说，自己曾收过一个很好的长沙窑的罐子，2000多元收进来，2万多元卖出去，可是那个罐子现在价值连城了，“为了生意、为了吃饭当时只能这样啊！”徐建刚说，收藏有时真的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