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比瓷砖。
转眼夏末已至，2011年秋拍大幕即将拉开，又是一年秋拍季，各大拍卖行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在这个优雅的艺术战场上，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感受到了紧张的竞拍气氛，又将有千千万万的目光聚焦于此。收藏艺术品行业再次大踏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掀起新一轮收藏热潮。值此秋拍之际，有人欢愉，有人担忧。因为说到拍卖，说到收藏，说到文物艺术品，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真”与“假”的博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纵观此景，文物艺术品鉴定被重提、被关注、被思考。为此，记者专访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瑞，请他为我们解读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奥秘，拨开“真假”云雾见真相。
鉴定标准尚未统一
“目前，中国文物收藏鉴定市场秩序性较差，权威性较弱。”张瑞如是说。缺乏统一的鉴定系统和鉴定标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张瑞说：“中国文物收藏鉴定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层面的专业鉴定，即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全国专业机构的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根据鉴定器物的不同分类分为不同组别，例如瓷器组、书画组、现代艺术组等。但它是非正式机构，一般情况是根据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工作；二是民间层面的藏界名人，例如马未都、王刚等民间公认的收藏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三是商家鉴定，像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等公司性质的机构。文物鉴定根据收藏、投资、投机三种不同情况来认定鉴定人。”不难看出，在市场交易中，无论哪种鉴定，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买家是否认可。
鉴定技术“高处不胜寒”
文物鉴定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一项非常尖端、非常神秘的技术，未来它有可能普及吗？张瑞对此持否定态度。“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搞收藏，这些人大多数还都觉得自己很懂。”张瑞笑谈。是的，我们生活中的收藏爱好者确实很多，他们觉得自己很懂是源于对收藏的喜爱，但文物艺术品鉴定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也不是见多识广就能解决的问题。专家且未必能“百发百中”，何况常人乎？
张瑞说：“文物鉴定技术很难普及，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鉴定是因造假而产生的，造假的水平越高，要求鉴定的水平就越高。就像中国考古是随着盗墓而产生的一样，国家规定不允许挖墓考古，但挖掘走在了保存的前面，‘考古跟着盗墓走’是国家为了保护文物被迫而为，很多古墓一旦被挖掘，将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目前技术无法做到完好地保存那些珍贵但脆弱的文物。我国现阶段以保护文物为主，等到技术成熟以后再去进行挖掘工作，古墓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肉眼鉴定仍是主流
科技发展至今，技术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文物鉴定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的文物鉴定是以传统的肉眼鉴定为主，还是以科技鉴定为主呢？张瑞指出：“对专家而言，就是以肉眼鉴定为主。”比如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擅长古陶瓷研究鉴定，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擅长字画鉴定，素有“刘半尺”的美誉，意思是字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眼力超群，曾经代表国家为多国驻华使馆鉴定文物，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鉴定是无法取代肉眼鉴定的。技术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
科技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使鉴定技术进步，同时也为文物造假提供了便利。“造假的人是按照器物的技术指标进行造假的，例如瓷器造假，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这样检验不出器物是假的，造假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其数据显示为古代年份。”由此可见，对于鉴定而言，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肉眼鉴定仍是主导。
鉴定地位不可撼动
“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是第一步工作，没有鉴定，后续工作无从谈起。”张瑞对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历来重视鉴定工作，鉴定工作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但鉴定却不能独立完成收藏，市场秩序依然混乱。造假是根据收藏者的兴趣、需要去做的，其中青铜器造假最多，也最为容易。”
一直以来，收藏行业的鉴定工作备受质疑，也有人把它视为行业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非也。“中国的文物鉴定已不是难题，关键在于评估方面混乱，评估专家与鉴定专家职能不同，鉴定专家是鉴定真假的，评估专家是在确定藏品为真的基础上，对其价格做出评估。中国的评估体系薄弱，整顿市场需要先确定价格。”张瑞一语道破行业混乱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文物市场来讲，鉴定真假已无难度，主要问题在于价格评估和与金融机制的对接上。”
鉴定水平世界领先
我国收藏行业已经迈入“亿元时代”，逐步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鉴定标准尚未统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张瑞表示，“对中国文物的鉴定，中国专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像佳士得、苏富比这样世界知名的拍卖机构也经常邀请中国文物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工作。”
中国的高水平鉴定与强大的群众基础紧密相连。“中国是全民收藏，国外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收藏。”2004年统计显示，中国拥有七千万的收藏大军。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一数字上升至3亿人。这只是统计数字的显示，要知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不在统计之列的收藏爱好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直庞大的收藏队伍为造假提供了商机，因为市场需求较大。所谓真假，张瑞认为，“瓷器都是真的，但年代是假的。”例如仿造乾隆时期的瓷器实际是现代制造，由于年代差异，它的价值无法与乾隆时期瓷器相比，但它作为工艺品自身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中国大量向国外出口工艺品，中国流落国外的文物艺术品大约有一千多万件，其中有三百多万件存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属于文物级别。
收藏行业文物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迅速飙升让很多人担忧，有人认为这是非理性的发展。张瑞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只要市场规范，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因为艺术品投资比房地产、股票投资的回报率高且稳定，艺术品价格是随着人们的购买力而定的，它的价值不能单纯用价格这个数字来表达。未来，文物艺术品是非常好的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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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明朝第一痴情人成化帝与瓷器那些事儿
?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宪宗纯皇帝御容
成化瓷器，温润，纯洁。这位明朝痴情人用最精粹的白，最完美的白，以疏朗轻盈之笔，描绘出昙花一现的瓷器盛世，并以中国工艺史上最精致美好的作品，献给他一生的挚爱。
成化帝在爱情上，跨越了身分地位、年龄容貌的鸿沟，真正的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对美的追求上，他的执着与专注，留给我们绝美的成窑瓷。
趁着七夕佳节，我们来说一个爱瓷又痴情的人的故事。
玫茵堂珍藏 明成化 鬪彩鸡缸杯
《大明成化年制》款
成交价：281,240,000 港币
史称宽仁平和，或被评温和懦弱的成化帝生平执着于两件事，百官屡谏不听，一是烧瓷，一是独宠万贵妃。他在政治上或许没有经天纬地的大才，但是终其一生对瓷艺之追求，还有对万贵妃的深情，谱写出了瓷器史上的华章。
这些令人爱不释手的瓷器珍品制作耗费庞大，朝廷负担沉重，根据《明宪宗实录》纪载，成化十五及二十一年，分别有重臣上书劝止烧造瓷器:"江西浮梁县景德镇有内官监造瓷器，其买料供给夫役之费，岁用银数千余两…计其所费已敌银器之价，宜暂停三五年，以疏民困。"但成化帝从未听从群臣劝谏停止瓷器烧造，反而变本加厉在品质控制上更为严谨，百选一二，甚至百不得一。
御窑原为朝廷贡瓷或佛坛供器，至成化一朝，改制玲珑巧瓷，因此有"成化无大器"一说，风格亦转变为灵动隽秀，含蓄婉约，独树一格。有道"明看成化，清看雍正"，成化佳瓷之精妙拔萃，可见一斑，而学者多认为这种风格的转变源自宠冠后宫的万贵妃。
明成化 青花瓜瓞绵绵纹宫碗
《大明成化年制》款
成交价：64,600,000 港币
成化帝对于万贵妃的依恋与痴情来自他风雨飘摇的童年，成化帝两三岁时，父亲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叔父景泰帝登基、虽以他为太子，但一心想以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中间一度废他为沂王。祖母孙太后为了保护他，将身边的宫女万贞儿派到他身边。此后七年，他都是景泰帝的眼中钉，亟欲除之，双亲被幽禁深宫，自身难保，生活在忧惧之中，身边多是跟红顶白之人，从未离弃他的，唯有万贞儿。世事瞬息万变，被时代的浪推高抛低、有如浮萍的他，身边保护关心他的，只有万贞儿。
明成化 黄釉撇口盘
《大明成化年制》款
成交价：10,300,000港币
十五六岁时，年少的成化帝登基为一国之君，无法立出身低微的万贞儿为后，仍力排众议将之立妃，甚至为了皇后吴氏杖责万贵妃，怒而废后，成化帝对万贵妃的心意堂而彰之，即便朝臣劝谏要他雨露均沾，也难以摇撼他的深情。下了朝，万贞儿是他的避风港，夜间当成化帝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时，只要"彼抚摩，吾安之"。年纪相差十七岁的两人，即便万贵妃红颜已老，也未曾色衰爱弛，"独倚熏笼坐到明"的悲剧从未发生在她身上。因贵妃喜欢"奇巧之物"，为搏她一笑，成化御窑烧器不辍，精工细造，以她的喜好制作出精致玲珑的掌上珍品，瓷质莹润，纹饰秀雅，唯有最臻善完美之器，才能上贡皇帝最钟爱的贵妃。
?明成化 青花折枝花卉纹卧足杯
《大明成化年制》款
成交价：33,850,000 港币
1487年的春天传出了万贞儿的死讯，成化皇帝闻知此讯时，并没有流泪，沉默许久后只道："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
成化帝说完这句话后没几个月，四十一岁、年富力强的他果然也追随万贵妃而去，谥号"纯"。
《逸周书·谥法解》中解释: 中正精粹曰纯；见素抱朴曰纯；安危一心曰纯；志虑忠实曰纯；至诚无息曰纯；内心和一曰纯；治理精粹曰纯。成化帝的谥号，某种程度反映了他的至诚，他"愿得一心人"的专情。
文物鉴定乱象亟待规范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一座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在多次参观后却对其中部分展品提出质疑。杨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更有一位民间老艺人称，这件“壶王”与他曾经烧制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
点评
：赝品经过“专家”鉴定摇身一变“国宝”的故事并不鲜见。此次“壶王”事件有点意思，连西子湖畔“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也被赝品忽悠了？综合各方报道，“壶王”事件不复杂，谈不上“迷雾”：日前，杨静荣在多次参观之后，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实则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据调查，这批文物为2005年所征集，一共600余件，当年“博物馆非常想得到这批文物”，所以“仅仅依据专家口头承诺就给付了捐赠款1500万元”。这与媒体调查发现的鉴定证书日期是2007年3月后补的情况相符。即当年在并无鉴定证书的情况下，博物馆认可了这批“文物”，还由财政以“捐赠款”形式买了单。
这是否说明博物馆当年的急功近利、工作粗疏导致了今日的质疑和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壶王”事件仍在公众关注下不断发酵。媒体继续调查发现“壶王”还有第二把，就在第一把的捐赠者丁某手中，可笑的是这把“品相更好”的“壶王”经“现代科学鉴定为现代仿品”；接着，第三把“壶王”的消息传来，杨静荣在长沙古玩市场见过；再接着，媒体辗转在铜官镇（长沙窑又名铜官窑，铜官镇为铜官窑古窑址所在地）原“陶瓷总公司下属的三厂”老艺人谈志忠那里获悉惊人消息：相似的“壶王”，谈在1989年做过30件（与杨静荣“上世纪90年代仿品”的断语高度契合）且“最终以16元到25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了处理”！而“壶王”捐赠者丁某也承认，该“壶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购自农民之手”，时间上也吻合。
行文至此，“壶王”是真是假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最简单的求证方法莫过于组织权威专家再来一次鉴定。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权威鉴定”上。在鉴定证书满天飞、给钱就能将“上周的”鉴定为“西周的”现实面前，谁才是权威？怎样鉴定才权威？谁又能鉴定、监督“权威们”？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对“权威”发起了挑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名权威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天价评估，建行两行长由此轻信骗子的经济实力，前后被骗贷共计10亿多元。此案中，“权威专家”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有打开，“权威鉴定”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甚至案发后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一开始他们的“权威鉴定”没有法律效应，他们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民间文物鉴定的法律法规几乎一片空白、市场监管的严重缺失、认钱不认货的学术浮躁、全民收藏投机热潮的推波助澜、造假者的疯狂与猖獗，令艺术品鉴定乱象迭出已然耸人听闻。拥有职称的就叫专家？富有经验的就不会“打眼”？笔者认为，主观判断永远不能替代客观事实，艺术品鉴定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法律框架下中立的科学鉴定加之严格的责任追溯制度将会是很好的出路。只可惜，现今艺术品鉴定还是传统方法的天下，科学鉴定推进缓慢，因为只有如此别有用心者才能利用“模糊空间”制造“利润空间”。唉，收藏这碗水很深，再次奉劝各位看官莫轻易入手！如一业内人士所言：现在配有鉴定证书的，一般都是赝品。
且看这场公立博物馆信任危机如何收场吧。
鉴定文物水有多深 “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人们更关注“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四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告诉记者，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天马行空的草根专家。
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暂时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作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告诉记者，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10000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和教师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文物鉴定到底有多深
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4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说，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草根专家。
而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的作者吴树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据传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做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说，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至1万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做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教师行业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收藏是一种爱好传承 三位民间藏家的那些事儿
都说古董界水深，在普通老百姓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玩儿得起的嗜好。不过，今天介绍的这3位民间古董藏家还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笑言自己是“最有钱的穷光蛋”，下面就讲一讲他们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因为爱，所以爱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齐同民本是一名教师，由于从小对古董的热爱，很早就进入到了古董藏家的行列。
齐同民认为自己对收藏的热爱源自遗传。在他的印象中，童年时期妈妈的姥爷家里就有很多古书和古钱。每次串亲戚，幼小的他就对这些古老的东西爱不释手。文革时期，为了能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小人书、人模、钱币等保存下来，齐同民还真就把它们用塑料布包好放在了鸡窝里，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潜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齐同民开始收藏邮票和古钱币，直到1995年接触到瓷器，他才转向了瓷器收藏。这里还有一件小趣事，一天齐同民在古董市场上看到一个玉雕的小狐狸，只是觉得东西好，就花了5元钱买下来。那狐狸尾巴回蜷至下巴，歪着头、眯着眼在睡觉，神态真是美极了。齐同民当时并不懂行，后来被一个朋友以800元的价格买走了，心里还高兴的不得了。3天后，齐同民才知道那位朋友又转手卖了8500元。“现在想想，汉代和田白玉雕成的小狐狸，我那朋友也只是捡了个小漏，挣了点小钱”，齐同民回忆到。
再后来，齐同民又接触到木器家具和瓷器，通过“以藏养藏”的方式，每年他也能挣上几万块钱，比工资多一点。当雪球越滚越大之时，齐同民的发财梦也越发不可收拾了，他说：“人有了贪婪的心,收藏的路上就会有陷阱已经在你面前铺开”。一次，齐同民看上了一套漂亮的紫檀方桌椅，心里合计要是买到手肯定赚不少钱，于是2.9万元买回了家。业内朋友一看，东西是老红木的，只有一块是紫檀镶的椅子腿，最多值两三千元。发财梦破灭，齐同民一次就赔了近3万元。
从那以后，齐同民收藏就比较谨慎了，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的收藏，20年的努力，使得他在中国古钱币、古陶瓷、古家具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我的藏品只要有几件精品可以按照‘唐宋元明清’的朝代顺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就是玩的心态。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文物上面反映出来。我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喜爱、一种认知，一种肯定、一种珍惜。”齐同民如是说。
齐同民喜欢把自己的藏品送给喜欢它们的朋友，他认为文物的价值就是传承。然而，现在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危机感。“现在的年轻人一谈到文物就会担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谈到，“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有了距离感，缺少美的感悟，着实让人担心啊”！
三十年基本建设，使大量文物都冒了出来
北京藏家陈立建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新中国的基建规模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大得多。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各地的楼房都很少见，天津那个时候最高的楼只有四层，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也就是两层，而两层楼的基础不过一两米深。现如今，高楼大厦林立，地下车库再加上基础，少说也要挖到地下六七米深，于是，把全国的土地都翻了个遍，这些文物自然就冒出来了。“还有高速公路、高铁建设，古河道清理和水利建设，出的东西太多了，喜欢的都知道这些是宝。”陈立建表示，“但一些专家不这么认为，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统统认为是假的，正因如此，也导致我国很多的文物受损或流失。”
有专家表示，民间收藏90%都是赝品，在这一点上齐同民持反对态度。如今，在我国的民间藏家少说也有几千万人，每人收藏10件，也要达到上亿数量的藏品。仅景德镇几个手工作坊，根本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生产出这么多赝品，更何况还有很多东西是现代工艺也根本无法制造出来的。现如今，连真品都不一定能卖出价，假东西就更没人买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怎能做这等赔本的买卖？
呼吁文物鉴定法尽快出台，为我国的文物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
北京藏家徐强可谓是收藏大家，几万件藏品目前都集中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的阳光文物宫里。
一提到中国文博界的鉴定现状，徐强真是忧心忡忡。“看外国博物馆、收藏家手里不断流入的东西，这些肯定是从中国流出去的，然而中国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态继续，又或高价从国外的拍卖会上购回”，徐强谈到。再有，就是我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所谓的评估委员会，根本没有合法鉴定资质，却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资质持证上岗，唯独文物鉴定，国家连文物鉴定法都没有，如何能为文物的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啊！”，徐强激动地说到。
其实，再有经验的鉴定专家也不可能单凭眼和手就能一一确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假和年代，因为中国文物太丰富了，只有通过科学的机器检测，才能真正确定生产的年代。目前，通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鉴定文物真假的检测仪器已经诞生，起码铜器、瓷器的检测已经很成熟，很可靠。中国科学院的大批专家将全国所有古代窑址的资料，和出土文物的标本资料综合起来，做成一个数据库，通过仪器的检测，对比成分含量就可以判断出具体年代。对此仪器的鉴定结果，国际上是认可的，反倒是中国不认可。
在徐强看来，收藏本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喜欢，买得起就可以了。然而，目前这些正常的秩序被一些人利用，成为为个人牟利的工具，使得代表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实在心痛。
3位民间藏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保护好这些美好的事物。为中华文明，尽一己之力。
文物鉴定：眼力敌不过仪器？
我国应尽快建立鉴定机构准入机制
近日，南宋官窑博物馆国宝级文物“长沙窑大执壶”被疑为赝品。而据有关报道，捐赠者丁仰振透露，他手里有一个与该壶差不多，品相更好的“壶王”。几年前，他曾在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为“壶王”做过科技鉴定，结论认为该藏品应为距今一二百年内的作品。
对于这个结果，丁不相信，也没有将此结论告诉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和鉴定专家。
为何通过科学手段作出的检测报告不能得到信任或重视？科技鉴定报告与专家的传统鉴定结论为何相左？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的几家古玩市场。
老藏友认为经验胜于仪器
在北京古玩市场一家文物鉴定公司，工作人员称他们虽然可以做科技鉴定，但做科鉴的藏友很少，“甚至半年还不见一个” 。
洪先生收藏古玩30多年，他认为鉴定文物应以经验为主，科技为辅，要多凭自己的经验去鉴定。
藏友张先生不去做科技鉴定的原因，首先是科技鉴定的费用高，“眼测最多200元，仪器至少2000元，虽然眼测不一定准确，但价格便宜”。其次，仪器也不是最权威的，他说：“有时眼力比机器还好使，尤其对于高仿的艺术品，仪器检测的各种成分和数据可能证明是真品，但稍懂的藏家从明面上就能看出是仿制的。”
藏龄20多年的李先生认为，收藏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买每件物品都先去做鉴定，直接得出结论，也就失去了收藏本身的乐趣和意义。
北京古玩市场的一家店主王先生说，他接触的藏友中做科技鉴定的很少，大部分都很相信自己的眼力和判断，拿不准的会去找专家检测，专家更有经验。
与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藏友相比，新手们更相信科学鉴定。北京博玩雅集文物鉴定中心经理张进发称，进行科技鉴定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新手，什么都不懂，害怕吃亏上当，去做个鉴定；另一种是古玩商家，做个科技鉴定、出示一份鉴定证书，物品就好卖很多。
科鉴技术可靠吗?
目前科学鉴定技术最成熟的是X射线荧光和热释光，通过检测得出文物材质的成分和元素组成信息，再依据标准数据库进行比对，原则上可确定文物的产地和年代。目前市场上的仪器和设备也多采用这两项技术。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认为，传统眼瞧手摸的方法，往往以现有馆藏和已经发掘的文物为基础和标准，“但大量文物还未被发掘，很多新的文物我们没有见过，所以完全从经验角度出发是不科学的”。冯松林说，自然科学对文物的鉴定是对传统鉴定方法的强有力的补充和支持。
同时，冯松林认为，高技术下的仿品，在外观上可以做得跟真品一模一样，仅仅通过眼瞧手摸很难准确判断。使用科学仪器可以精确测出它的成分，有助于辨别真伪。
不过，冯松林称，这种方法需要做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根据已有的标准样品积累，建立巨大的文物产地及年代的标准数据库，以进行成分比对，确定藏品真伪。
科鉴市场杂草丛生
随着科技鉴定技术的发展，古玩市场上成立了越来越多的文物科技鉴定公司，不过据记者调查，这些科鉴公司在技术应用、专业资质以及专家审核方面良莠不齐，甚至还存在“以金钱定真伪”的现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科技鉴定公司为了迎合古玩商的需求，人为控制设备，更改、添加或删除成分数据，测出的文物70%以上都可以是真品，他说：“这种报告只要掏钱就能出，想怎么出就能怎么出。”
同时，有些藏友不熟悉科学鉴定的方法，反而会被一些打着科学鉴定幌子的人所骗。冯松林曾接触过一位藏友，他通过鉴定公司检测的文物80%都是真的，但最后经专家再次鉴定时，真品率不足10%。
冯松林认为，某些鉴定公司还存在工作人员对仪器设备不够了解，导致测试结果不精确的问题。同时，他们往往缺少比对的标准数据库，即使能准确测出文物的成分数据，也很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记者在一些科技鉴定公司看到，他们目前比对的依据是《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有专家认为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很不全面，并不能准确比对和识别现在发掘的很多文物。
中博文物鉴定公司的值班专家认为，文物鉴定一定要机器检测与审核专家相结合，经过仪器检测的文物，还要经过至少三个国家级的专家进行会诊，再确定文物的真伪。她说：“机器不应该直接为文物服务，而应该是专家判断的一种依据。”
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部门对文物鉴定市场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北京市文物局内部人士透露，文物局不负责管理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也不属于他们的行政和职权范围。
冯松林称，针对这种良莠不齐的鉴定环境，我国应尽快建立鉴定机构的准入机制。
另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认为，文物科技鉴定急需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仅是经费投入，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文物样本来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便于科学家建立参照系。
历代瓷器文物作伪手法与鉴定
随着瓷器收藏的升温和藏家“只进不出”的收藏风格，使得目前古玩市场上仿品充斥。仿制文物自古就有，历史上出现过四次作伪高潮。第一次是在宋代，以仿造商、周青铜器为主；第二次是清乾隆时期，主要是名人字画造伪、作假，连乾隆皇帝也难辨真假，当时许多书画赝品上都有乾隆的题跋；第三次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大量复制、仿造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物，无所不造、无所不仿；第四次高潮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收藏热的兴起，各种仿古工艺厂多如牛毛，作伪手段更为高超，造假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分工合作，市场逐步专业化。
目前的仿古瓷与民国时期仿古瓷的大量出现十分相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为皇室专门烧制瓷器的御窑厂停办，全国成立了不少瓷业公司，此时为了维持中国瓷业在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涌现了大量仿古瓷。上至六朝青瓷，下至唐、五代、宋的名窑名品以及明清御窑典型器几乎无不仿制，而且惟妙惟肖。时至今日，大量的民国仿品仍然混迹市场，甚至不少还流往海外，当然其中的精品也不乏艺术价值。当今的仿古瓷同样也是鱼龙混杂、良莠难辩。
与瓷器收藏热同步的是有关瓷器辨识的书籍浩瀚无垠，各述己见，甚至也颇多争论，但相同的是，这些书籍一般都从瓷器的胎、釉、形、画等多种角度进行辨识。一个瓷器收藏爱好者要从外行变成内行，毫无疑问需从全方位掌握对瓷器进行辨识的方法，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不少收藏者把玩多年，却仍不得辨识瓷器的要领，又沾沾自喜于自己玩了多年早已是行家里手。与此同时，笔者发现一些有着良好美术基础，甚至是专业画家对瓷器一“上手”就很快入门，成为真正的行家，其人门的诀窍就是瓷画。这就印证了瓷器古玩界的一个规律，瓷器辨识往往是“突破一点，再及其余”，内行是用自己最强项的技能“看进去”的。
笔者认为，如果瓷器收藏爱好者能增长一些美术基础知识，不妨从瓷画入手辨识明清、民国瓷器，也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瓷画辩瓷器有很多特征可以入手，但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一“形与色”。形就是瓷画的造型，其最突出的造型手段就是线条；而色就是色彩，包括青花的墨分五色。这就要求鉴赏者不仅要有一些最基本的造型和色彩方面的美术知识，而且要较熟练的掌握各个时代瓷画形与色的一些基本特点。
文物鉴定“乱象”背后的管理漏洞
龙虎网讯 日前，由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贷款诈骗案引出的“金缕玉衣”虚假鉴定事件，在收藏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并将文物鉴定乱象丛生的现实再一次揭示出来。
文物鉴定乱象可分成两类情形：一是“伪专家”满天飞；二是真专家也做“伪鉴定”。两种情况都可指向背后的管理缺失。“伪专家”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是发放文物鉴定资格证书的机构多、渠道乱、门槛低；真专家敢做“伪鉴定”的核心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出具“伪鉴定”后就算东窗事发，也既无法律风险，也无经济风险。
鉴定资格证书乱发，导致“伪专家”满天飞
目前，国内文物鉴定从业人员大致有三类：一是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专家，主要负责博物馆文物征集鉴定工作；二是通过国家文物局鉴定资格认定考试的责任鉴定员，业务范围仅限于文物进出境审核；三是在中国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机构任职，或取得相关机构发放的鉴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
据南京博物院一位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专家介绍，前两类鉴定人员的工作带有“对公”性质，一般不参与民间藏品鉴定，眼下各类鉴宝活动邀请的嘉宾、专家，多是出自第三类鉴定人员。由于这类鉴定人员在获取资格证书时，不少人并未经过严格的分类考试、资质审核，鉴定水平良莠不齐，从而导致“伪专家”满天飞。
随着收藏热不断升温，鉴定行业还出现了“速成班”。比如，故宫博物院某鉴定专家办了一个培训班，一些藏家报名去听几堂课，拿到“结业证书”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资深鉴定师”，并打着“某某鉴定专家弟子”的幌子招摇撞骗。
“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而不少与文博相关的社会机构都能发放鉴定资格证书，这使得挂着各种名头的鉴定师、文物评估顾问大行其道，然后堂而皇之地从鉴宝活动中捞得好处。”该专家表示，鉴定行业鱼目混珠的乱象，与鉴定资格证书发放的低门槛直接相关，“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并纳入国家执业资格体系，通过统一规范、专项分类的资格考试，组建专业鉴定队伍，杜绝‘伪专家’。”
无本万利且无风险，导致真专家敢做“伪鉴定”
跟“伪专家”同样可怕的是真专家做“伪鉴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国内鉴定行业，收钱造假写“鉴定证书”的例子屡见不鲜。
3年前，南京书画圈传出有造假者出钱收买鉴定专家，求得鉴定题跋或证书，使得“假字画”堂而皇之地以真品身份流入市场。“当代草圣”林散之之子林筱之也曾透露，不少人拿着仿林散之的赝品找到他，提出以出钱或合作之名由他题字，从而“以假乱真”。
此次曝光的鉴定造假事件中，为“金缕玉衣”估价24亿元的都是鼎鼎有名的鉴定大家，以他们的学术水准，辨别真伪并非难事。问题在于，5名专家连玻璃柜都没打开，就在一份“天价鉴定证书”上签了字，这难免会让外界将“伪鉴定”与数十万元评估费联系在一起。而据业内人士透露，个别“专家”还将鉴定费用与市场成交价挂钩，事后“抽成”收取酬劳。
真专家们为何敢出具“伪鉴定”？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出具“伪鉴定”就算东窗事发，出具者除了名声上的损失，几乎没有其他风险。
“现行《文物保护法》没有针对文物鉴定环节担责方面的规定，由于鉴定行为缺少监管约束机制，使得提供虚假鉴定者可以逃脱法律责任。”南京一位资深瓷器鉴定专家表示，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针对鉴定人员的管理法规，而这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因此，鉴定专家不用为“金缕玉衣”虚假鉴定估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或经济赔偿。他认为，打击“伪鉴定”不能单纯依靠行业自律，应该建立鉴定行为监管机制，让鉴定机构和个人对评估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文物鉴定行业有自身的复杂性，可以允许鉴定师出现合乎情理的‘错漏判’，但对那些背离职业操守、颠倒黑白的鉴定人员要进行惩戒，这样才能斩断鉴定者与造假者之间的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