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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宜兴丁蜀镇牛角山上，现存着一座迄今为止已有近千年历史的活窑——古龙窑。日前参加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的国外陶瓷艺术家们，在观看完古龙窑点火烧窑后惊叹：“中华陶艺文化博大精深，举世无双！”
被称为“陶都”的宜兴，制陶历史可追溯至五千年前，尤其是紫砂陶，格调高古，富贵俊美，“璨若琬琰浮精英”，具有极高的文化欣赏价值，素有“华夏文化陶瓷之最”的说法。
据被业界冠以“紫源少帅”之称的宜兴中青年陶艺家高奋荣介绍，炼制与烧造是陶瓷成品的最后一道工艺程序，不同的泥色对窑火的温度要求都不一样。古龙活窑是中国陶窑的“鼻祖”，保存至今，是与宜兴自古以来一直繁荣发达的制陶业密不可分的。自宋代开窑起，古龙窑就一直人丁兴旺，现仍有七、八位烧制工人。
美国著名陶瓷艺术家理察·诺金先生在参观古龙窑时认为，以宜兴为代表的传统陶艺是世界现代陶艺的沃土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古龙窑历经千年风雨，仍在烧制陶器，是个奇迹，它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的陶艺史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记者来到牛角山上，但见众多紫砂古龙窑遗址群和杂草丛中隐约可见的紫砂古矿井，有些窑上部仍有少量古瓷残片和堆积物，清晰记载着这里曾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发达地区。记者在现场看到，古龙活窑窑身比一般窑场来得冗长，虽经历代多次修葺，仍显饱经沧桑的独特韵味，千年窑火仍在熊熊燃烧，好似在不停讲述着当地制陶文化的绵长故事，显现出一种神秘深邃的文化特质。
据一位正在窑上工作的李姓师傅介绍，他从二十岁起就一直在这个窑上干活，经他的手烧制过不下数十万件陶器。他介绍说，古龙窑一般都采用木材作为烧制原料，温度比其它用煤气烧的现代窑来得稳定，火势为温火而非急火，这样能使泥料更好地融合，加强稳固性，但缺点是坯料烧制周期较长，一般用煤气二十多个小时就能成品，古龙窑得半个多月才能完成，成本较高，所以古龙窑的生意一直在萎缩。
有关专家认为，古龙活窑完全秉承中国传统手工制陶工艺，是彰显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古龙窑的使用功能正在衰退，但其存在的无形价值是巨大的，今后可考虑将古龙窑作为宜兴陶瓷旅游文化的亮点进行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让千年活窑成为中国制陶文化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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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胡小军作品朱乐耕作品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作品
华史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要在现代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的《生命之绽放》(350平方米)、《天水之境象》(120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来看朱乐耕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这家五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被朱乐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远远望去，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积层，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使得朱乐耕创作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了解，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白云“瓷墙”。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将使陶瓷艺术在作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为面对当今世界，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各种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制作陶艺作品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家庭拥有瓷窑，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在西方一些国家早已不是稀罕事。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落成。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10年前就设立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如白明、白磊、刘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这种全能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只有形成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中国陶瓷才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台湾当代柴烧陶艺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的“小器皿”—茶壶、茶杯、茶叶罐等。但其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结合，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雅文化生活方式，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伟大贡献。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陶瓷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若能顺应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千年古陶瓷的圣火便真正复燃了。
风雨千年磁州窑
金代磁州窑褐彩孩儿枕 早就知道我国古代北方有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它心仪已久。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不顾大雨如注、狂风四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磁州窑遗址考察。 走进古老的燕赵大地，街头耸立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塑像，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很多成语典故出自这里，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黄粱一梦、完璧归赵等。 方圆百里之内，元、明、清代的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蔚为壮观。仅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已经发现的古窑场就多达200余个。位于彭城镇的富田窑遗址，依然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古井、料池、作坊、碾槽等，诉说着先民冶瓷的艰辛。我们走进“裤衩街”(俗称)，放眼望去，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圈棚等都用古窑具匣钵垒成。在老乡的院落里，还有多处保存完好的“馒头窑”，窑炉内堆放着生产工具和粮食，有的还住了人。 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这里，古代文化流传有序。”同行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北站副站长穆青告诉我，“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千年炉火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来到盐店遗址，但见元明清的馒头窑林立。馒头窑炉的外表是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古朴而美观。走进元代馒头窑，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还有古窑洞，今天仍作为仓库和生产车间使用。在这里，我意外发现了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听说当年盐店遗址有四条长两公里、高十几米的煤渣山，后来用于生产水泥而仅剩现在这么一段了。炉渣山上长出了绿色植物，淡化了沧桑痕迹。我们在炉渣山上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考证下来是清代的，承袭了磁州窑瓷器黑白对比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磁州窑，它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这与当时文人雅士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真、草、隶、篆、行等字体均可见到，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对研究书法艺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喜悉，河北省磁县已开工建设磁州窑遗址博物馆，我又专程到磁县的库房里仔细品赏了磁州窑的一流精品，印象非常深刻。磁州窑不愧为我国一代名窑。
千年古窑将再现大唐神韵
长沙铜官窑，开创了世界釉下多彩先河，也刻下了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今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暨长沙铜官窑研究中心开工奠基典礼举行，此举标志着这座千年古窑将以崭新容貌，惊世出俗。
长沙铜官窑位于望城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距今1000多年，始于中唐，衰于五代，大约经历了200年之久。唐代的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彩技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望城铜官窑遗址上发掘出几座极具考古价值的“龙窑”，“龙窑”拱起于山坡之上，逶迤壮观，堆积厚度达3.7米。长沙铜官窑的装饰方法与题材丰富多彩，褐、绿、蓝、白等多种颜色艳丽富贵，点彩、条彩、斑块彩等釉彩异彩纷呈。目前尚存的遗迹遗物有46处，如烧窑遗址(龙窑)、窑具、挖泥洞、作坊，还有大量的出土陶瓷器文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何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掀起湖湘文化的热潮，让更多人能一睹芳容也成了长沙铜官窑的新课题。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长沙铜官窑先后经历了1946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共4次正式的考古挖掘，出土文物已过万件。但由于当年各种局限，发掘成果不能满足现在国家考古遗址的要求，有限的考古资料也制约了学术界对于长沙窑的深入研究，致使长沙铜官窑的面貌至今依然模糊，其价值没有被充分揭示。今天，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依据科学谨慎的考古工作规划，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大限度的从田野考古工作中获取有关长沙铜官窑的信息，让陶瓷工艺上彰显出大唐盛世风采的长沙铜官窑必将再次容光焕发。
湖南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说，长沙铜官窑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铜官窑遗址博物馆，以世界一流遗址公园的姿态，再现当年铜官窑“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繁荣兴旺生产景象。此次考古工作规划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0-2015年。主要任务是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区域的边界、遗迹内涵与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保存较完好的、有展示价值的窑炉、窑业堆积和窑址作坊区进行发掘，以期解决长沙铜官窑龙窑的整体构造、热工技术、制作工艺流程等学术问题，为遗址公园提供展示本体。同时对发掘出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发掘报告，公布研究成果；第二阶段：2015-2020年。为中长期考古发掘计划。将对长沙铜官窑的市场区、码头区、墓葬区进行系统发掘，出版发掘报告，为复原长沙铜官窑遗址真实的历史景观提供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