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造。
前段时间，从深圳传出“官钧”瓷器“明代造”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极大波澜。在中国大陆，“官钧”瓷器已普遍被认定为北宋钧窑的代表性产品。虽然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欧洲学者率先提出“元末明初说”、“明代说”，日本及中国一些学者又相继提出“金代说”。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使大家都信服的准确定位。这次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主办的中国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得出的“官钧明代说”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如果站得住脚，那么会对“官钧”的市场行情及收藏地位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我们专题策划出“北宋官钧瓷器明代造！？”主题，将各方的论点论据提供给大家探讨，以期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官钧”的历史地位！
本栏目和中华博物网“聚友堂”之“鉴陶赏瓷”栏目同步进行，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官钧”瓷器原是明代造“官钧明代说”证据确凿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更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去年在河南禹州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钧瓷“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便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此后，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本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详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与会专家表示肯定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官钧明代说”的正式提出不仅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新民与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陆明华都一致认为，明朝初年应该是烧制该批“官钧”最可能的时代。“官钧”瓷器许多特征与宋陶瓷比较出入很大，大量“官钧”瓷器造型厚重，胎、釉与普通钧瓷不同。“官钧”瓷器多见的内外不同釉色的装饰，与明初五爪龙印花器物有共同的装饰趣味。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陈克伦也是“官钧明代说”的支持者，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该馆曾经用先进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历年出土的不同钧窑标本进行年代测试，结果所谓“北宋钧瓷”的年代为距今660年至630年的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时期。结合其他诸如文献、考古及器物学资料，陈克伦认为“官钧北宋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其真实年代为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
在闭幕式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刘新园为本次研讨会作学术总结时说，深圳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努力、精细的工作，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出发，提出明代为“官钧”烧制时代的观点在中国考古界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官钧北宋说”的始作俑者为明清古董商人，他们为了谋取利润，不惜夸大文物“年龄”，以至于将“官钧”瓷器的面目掩盖起来。深圳文物考古人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发现了从明朝王墓中发掘出来的金壶、银壶的文物造型与很多“官钧”瓷器造型的相似之处，进而得出“官钧明代说”的证据是靠得住的。最新在钧台窑遗址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的造型就具有公认的明朝器物特征，更有力地证明了“官钧”瓷器确实是明代制造。
新学说不影响钧瓷价值
民间有种说法：“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官钧”瓷器的市场价值非常高，收藏这种古瓷器的爱好者也很多。“官钧明代说”使这种瓷器的生产年代比“北宋说”往后延迟了300多年，会不会影响当今收藏市场上的钧瓷价值，从而给收藏者带来损失呢？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对记者表示，新学说的出台非但不会影响“官钧”瓷器的收藏价值，反而会更加凸现它们的珍贵之处，明代生产的“官钧”瓷器同样有升值的可能。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副所长郭学雷对记者说，“官钧”瓷器目前的市场价值每件大致都在二三百万左右。由于陶瓷市场价值的高低主要受器具本身的工艺精细程度和艺术价值的制约，烧制年代对陶瓷价格影响幅度不大。“官钧明代说”得到确认，说明钧窑在明代达到了瓷器釉色装饰的最高峰。中国的精细陶瓷制品一直都价比黄金，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陶瓷器物今天的市价多以数百万计。所以，“官钧明代说”提出后，不但对“官钧”瓷器的市场价值不会有影响，反而会使其更加珍贵。
“官钧明代说”的成果将对中国文物考古与中国陶瓷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说：“这项研究成果使多年来困惑学界的‘官钧’生产年代之谜得到破解，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我们通过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改写了中国古代陶瓷史，必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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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钧”瓷器分类
传世和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明显可分两类。一类胎薄，工艺较精致，一类胎体较厚（仅限花器），工艺较粗率。两类的区别如下：
精致型与粗放型 “官钧”瓷器的主要区别是：
1．精致型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粗放型胎体普遍较厚，造型笨拙。
2．精致型支钉痕细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钉痕大而密集。
3．精致型外底多为芝麻酱釉；粗放型外底少见芝麻酱釉。
4．精致型泄水孔较大；粗放型泄水孔多数较小。
5．精致型器足较小，精致；粗放型器足较大，粗放。
6．精致型圈足规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规整。
7．精致型数字位于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体规整；粗放型数字位于圈足内墙、器足内侧或外底，均刻划而成，字体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钉盆托釉面垂流现象较严重；而精致型鼓钉盆托釉面少见垂流现象。
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她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瓷器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
北宋钧官窑——钧台窑
北宋末年，宋徽宗钦定禹州城内的钧台窑作为官办窑场，派专职四品官员进行监烧。官窑产品不计工本，制作精益求精，这样就使钧台窑的钧瓷产品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并且也由此确立了钧台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进一步搞清钧台窑的烧造历史，该窑的性质及其产品种类和烧造工艺，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于70年代对钧台窑、窑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和重点发掘。根据钻探资料显示，该窑址东临城墙界，西至“古钧台”古迹处，北依颖河水，南连马号街。东西长1100余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8万多平方米。窑址内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上，可见当时这里的瓷业之盛。
在发掘的窑址中，发现有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还发现了大量窑具、瓷土、釉药、彩料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该窑烧制的瓷器种类既有钧瓷、汝瓷、青白瓷，又有天目瓷和禹州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民用瓷，宋三彩、珍珠地划花、绞胎与搅釉等。各类瓷艺的综合交流，对钧瓷工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整个钧台窑址的钻探、发掘，共清理出11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它们分别为：钧窑窑炉2座、汝窑窑炉5座、天目窑窑炉4座。2座钧窑窑炉即为现保存在钧瓷研究所院内的1号双火膛窑和7号倒焰窑，它们形制与结构虽各有差异，但其建造特征却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均为就地挖筑，其烟道大多设于窑后，为古代北方常见的半倒焰式自然通风的保温窑炉结构。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其优点在于蓄热量大，最高温度可达1300℃左右；散热慢，即使窑门扒开，也不会出现风惊炸袭，而恰恰相反，由于高温逐渐冷却，易使钧瓷釉面光亮，并出现细碎开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钧台窑双乳状火膛长方形窑室（即1号窑）是中国历代瓷窑中较为特殊的一例，仅在宋代钧瓷官窑中采用，这种窑炉结构更有利于窑内还原气氛的形成，烧成的钧瓷易于呈色，“窑变”效果明显自然，比较好地解决了高温阶段还原火不易升温的问题，传世宋钧官窑器物多为这种方法烧造。
清代前期为什么没有官造瓷器
在我国清朝时期的瓷器文化，可谓是达到了我国瓷器文化的巅峰时期。经过上千年所累积下来的瓷器工艺，在加上景德镇自身所拥有的天然原料，以及瓷器官员的专业监督管理，尤其是在清朝的初期，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当时统治者大力支持发展制瓷业。使得我国的制瓷技术不断发展，成就不凡，从而使我国的瓷器行业在这一时期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纵观整个清初时期的瓷器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目前所存世的清朝前期的瓷器中，几乎没有官造瓷器，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为什么呢？小编带着疑惑咨询相关的瓷器专家，以及查阅史书典籍得出以下结论。
1、其原因之一官字款的瓷器其实主要是诞生在我国的宋朝统治时期，其出现的原因也是为了和官窑瓷器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受挫航者就应该明白官字款瓷器与官窑瓷器是两个不同地方所制造出的瓷器，一定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而到了我国古代的清朝初期官窑也已经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瓷器上书写上官字的落款。其实早在宋朝晚期的时候官字落款的瓷器就已经在慢慢减少了。只不过是大家们没有太过注意罢了。
2、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的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的官窑均为“官搭民烧”，而不是像唐、宋、元时期一样“官烧官办”亦或是“专烧”。“官搭民烧”这种制瓷模式的出现，也就导致了我国清朝初期时的官窑瓷器的落款与前朝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清初时期所采用的瓷器落款以督瓷官的姓氏来称窑。例如：朗窑是代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的瓷器、年窑是代表雍正王朝时期的瓷器、唐窑则是代表乾隆时期的瓷器，而到了乾隆之后由于取消了督陶官这一职务，也就又出现了我们所理解中的官窑瓷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当下社会上几乎很难看见清初时期官窑瓷器的主要原因。
3、在我国的清朝初期官窑瓷器是仅供于皇族的专属瓷器，就导致在其制作上不惜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等，尤其是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工艺水平更是达到了后人所无法超越的地步。而由于官窑瓷器属于皇室的专属瓷器，在民间基本上是看不到官窑瓷器的，所以使得所流传于世的官窑瓷器就十分的稀有，这也是清初官造瓷器少的原因之一。
以上三点就是小编所查阅以及咨询相关的专家所得出清朝初期没有官造瓷器的原因。其中总体来说，清初各地所制造的民窑瓷器都是极为的兴隆昌盛，而且在瓷器的文化历史中有着极为大的成就，尤其是将西方文化融入在瓷器中后，使得我国的瓷器行业发展的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官造瓷器赏析及拍卖成交价格：
1:清十八-十九世纪初青花缠枝花卉纹铺首衔环耳壶，尺寸：，估价：HKD 100,000 ~ 150,000，成交价： HKD 1,625,000 ，成交时间：2019-11-2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11月拍卖会。
2:清雍正粉青釉刻花大碗，尺寸：直径33.7厘米，估价：HKD 2,500,000 ~ 3,000,000，成交价： HKD 6,860,000 ，成交时间：2011-06-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春季拍卖会。
3:清，18世纪AFAMILLEROSEVASE，尺寸：高32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2,500,000，成交价： HKD 2,200,000 ，成交时间：2014-11-26，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4:清18世纪斗彩蟠螭纹福寿万代绶带耳葫芦瓶，尺寸：高16.8厘米，估价：HKD 800,000 ~ 1,500,000，成交价： HKD 1,340,000 ，成交时间：2012-11-28，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2秋季拍卖会（二）。
5:清中期青花反莲口“福寿连绵”夔龙纹双耳瓶，尺寸：高34.5厘米，估价：RMB 400,000 ~ 600,000，成交价： RMB 4,830,000 ，成交时间：2016-06-06，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本品口沿唇外翻，饰有一周似雕瓷如意形制瓣，置顶部有青花弦纹一道，亦在每瓣之内饰以青花如意云头纹；细颈，溜肩，收腹，高圈足外撇，颈部饰一对螭龙耳。由上至下饰有六层纹饰，颈部绘青花福寿纹，可见瑞蝠之下连盘结以象征福寿；颈腹部直接辅以回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用缠枝西番莲夔龙纹饰，可见螭龙一对两两相对于西番莲花朵两旁；腹下部饰一周传统仰莲纹饰，高足处亦饰有蕉叶纹以作呼应。底部圈足修整细腻，中心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瓶口部将如意纹的平涂改为立体的翻口，有别于传统乾隆瓷器摆件的重要特征。乾隆晚期与嘉庆早期的稀有粉彩作品都采用这样的翻口设计，可参考北京故宫收藏的珐琅彩豆青地开光山水诗文瓶、粉彩绿地八仙庆寿云口瓶，以及香港拍卖的放山居藏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此瓶所绘纹饰寓意吉祥，为祝寿所用，“盘结”与“蝙蝠”结合寓意“万福连绵”，莲花与如意云相连意为“如意连连”。
6:清中期斗彩云龙纹双龙耳扁瓶，尺寸：高48厘米，估价：RMB 50,000 ~ 80,000，成交价： RMB 3,220,000 ，成交时间：2011-12-0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本品造型浑圆，沉稳别致，颈之两侧贴塑矾红描金夔龙纹为耳，可爱生动，与圆润的瓶体上下相衬，更见灵空精巧。口沿外唇下画如意头纹一周，瓶身前后绘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洪蝠迭现，灵瑞咸集，但见苍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深情仰望苍龙。其画笔生动精美，所见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福海之中波涛汹涌之象，是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通身纹饰描绘精细，绿彩填绘精确，与莹润皙白的胎釉相益彰显。圈足内书青花六字篆款，端庄规整，笔道遒劲有神。
7:清中期胭脂料彩龙凤双耳扁瓶，尺寸：高30厘米，估价：RMB 1,200,000 ~ 2,200,000，成交价： RMB 1,495,000 ，成交时间：2014-12-03，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此件扁瓶为撇口，束颈，四瓣海棠形腹，高圈足外撇，颈部饰对称双耳。通体以胭脂红料绘就，口沿下侧绘如意云头纹一周，颈部绘云纹与蝠纹；腹部侧面一周绘卷草纹，其开光内绘制龙凤纹饰，龙为五爪，游龙游凤四首相对，留白处绘祥云纹。底落胭脂红料彩“彩华堂制”四字楷书款。 此器色彩丰富艳丽，画工细腻，绘画之龙纹矫健有力，双目圆睁，利齿毕现，鬃扬羽翔；飞凤展姿露容，灵动华美。
8:清中期青花缠枝花卉大缸，尺寸：直径72厘米，估价：RMB 380,000 ，成交价： RMB 2,090,000 ，成交时间：2006-11-19，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6畅月（55期）拍卖会。
9:清珊瑚地描金开光珐琅彩山水仕女扁瓶，尺寸：高18厘米，估价：RMB 1,200,000 ，成交价： RMB 1,725,000 ，成交时间：2011-12-1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翰海四季（第74期）拍卖会。
北宋官瓷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北宋官瓷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北宋官瓷无精美的雕饰，也无艳丽的涂绘，唯以简单洗练的造型之美以及釉色纹片开裂之俏所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来追求其至高的艺术境界。
北宋官瓷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创造了一代美学。其以平淡含蓄、温润素雅的釉质，表现出艺术家祥和静美的内心意蕴，特别吻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这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
北宋官瓷古朴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宋徽宗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北宋官瓷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的神妙，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宋徽宗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也正是其他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
北宋官瓷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类，二是文房用具类。礼器类主要为朝廷所用，有瓶、尊、鼎、炉、觚、彝、簋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此与宋徽宗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他使用。文房用具类主要为笔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等。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侈口、直口、敞口、荷口、葵口、花口、鼓钉、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宋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正缘于宋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将文房用具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
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极其奢华。其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要经夏日曝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经过碾磨粉碎、过筛成粉，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以达到制瓷要求。此外，北宋官瓷为追求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了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釉质淳厚匀润、肥若堆脂、纯净如冰、莹润似玉，达到抚之如缎似玉、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宋徽宗以釉色之美去追求北宋官瓷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他崇尚青瓷，对纯色的白瓷不喜爱。他认为，白瓷太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且其单一的色调难以抵达丰厚多变的高度。青瓷釉色纯正稳定，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能窑变出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思想，故深契宋徽宗之意。
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其开片流畅，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7层，真如梅花绽放，美至极致。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此梅花冰片真有冰的特性，遇水则冰融，冰状梅花隐而不见，水干则冰现，朵朵冰花棱角分明地满器绽开，神乎其神。
北宋官瓷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这种高含铁量的胎体经高温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器物口沿处因所施之釉在烧制过程中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紫口铁足”是北宋官瓷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改变了中国青瓷单一青釉瓷面的状况，其精美典范的艺术变化，提升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青瓷艺术。
北宋官瓷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更坚挺。
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陶瓷艺术圣地，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明代宜兴窑石湾窑均曾烧造仿钧釉前者习称宜钧后者习称广钧或泥钧 ...
宜兴窑明、清时期生产的仿钧产品俗称“宜钧”。宜钧胎有白色与褐色两种，白胎用宜兴白泥制成，褐色胎用宜兴紫泥制成。釉色以天青、天蓝等色居多，以灰蓝釉最为名贵。
宜兴窑桃式水注，明，通高11.9cm，腹径12cm
水注为横卧桃形，一侧以雕琢枝干为柄，另一侧的桃尖处开注口。胎质灰白胎薄体轻通体施仿宋钧窑天蓝釉
广窑有三种含义，一是泛指广东地区的瓷窑，二是以广彩讹为广窑，三是指石湾窑。
广窑楸叶式洗，明，高6.7cm，长26.3cm，宽18.9cm
石湾窑有三个，一是宋、元、明、清时期的佛山石湾窑，二是宋代阳江的石湾窑，三是明代博罗的石湾窑。
其中佛山石湾窑最为著名，明清两代盛极一时，其产品善于仿钧窑釉色，世称“广钧”，亦称“泥钧”。
其釉色富于变化，在蓝釉中流淌雨点及丝纹状的葱白斑点，气象万千，耐人寻味。
其品种主要有盘、碟、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皿及笔洗、花盆、仿古花瓶类的陈设品以及瓦脊等建筑用材和以“渔樵耕读”为主题的陶塑。
其陶塑作品形神兼备，为石湾窑的现代陶塑开创了先河
陶瓷知识：何谓汝、官、钧、哥、定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明代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各有什么特点?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
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多见的是在瓷盘、花瓶、茶具底部。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宫传世的钧窑是北宋烧的吗
五大名窑中，均窑有点意思。先是逆袭为五大名窑，现在又被陶瓷界大多数专家认为不是宋代的东西。我也就奇了怪了，不是说牛津热释光检测多么准确吗？为什么就不把一件馆藏数目字的所谓宋均陈列瓷送去做热释光呢？还要引经据典，那么多人开会来发表这个看法？
均窑，又称钧窑。关于均窑还是钧窑，到底哪个说法更正确，其实意义不大。金灭北宋，占领了淮河以北之地，河南神垕一代地区划入了北国。均窑所在地禹州市在北宋时名曰阳翟（dí）县，归京西北路颍昌府管辖，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改为钧州。所以，钧窑以地名命名，称为钧窑应该是正确的。
但为何自古以来的鉴赏瓷器书籍都写的是均窑呢？研究表明，最早的均窑记载出现在明万历之后，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万历登基之后出版的书籍肯定是要避讳钧字的，所以钧窑变成了均窑。“禹州，元曰钧州。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这里暗藏了一个大秘密）
所以，一直到民国时期的《钦流斋说瓷》等古董书籍，都写作均窑。时间长了，钧窑本名反而不为人知，大家都叫均窑，叫惯了，也就约定俗成，不需要再改回去。所以，均窑也好，钧窑也罢，都行都对，没必要争论太多。
为什么说均窑逆袭呢？明初洪武曹昭写的《格古要论》是最早的陶瓷典籍，书中记有14个陶瓷窑，但却没有均窑。后来天顺年间王佐《增补格古要论》亦没有钧窑之名。也就是说均窑在明代早期并不是什么五大名窑之一，甚至曹昭都没见过。而《宣德鼎彝谱》这部书，虽有“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一说，却早被证明非宣德本朝作，而应该是明晚期万历之后的文人作品。不能作为均窑收藏于明代宣德宫廷的证据。
禹州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中期文献。《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曰：“瓷器、铁，俱钧州出。”《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曰：“钧州每年造瓶、坛、缸……俱送光禄寺供用。”[
明万历十九年刊行的高濂撰《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上”）“曰：“均州窑有硃砂红、葱翠青（俗谓莺哥绿）。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
明万历二十三年张谦德撰《瓶花谱》曰：“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
这两则文献极为重要。特别是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此开始出现了均窑一词，并且把现在认定为北宋的数目字钧瓷的特征写在书里。同时期文献还有《清秘藏》、《事物绀珠》、《古董十三说》。《长物志》、《物理小识》、《通雅》等。
这些都是万历和万历之后出现的文人小书，均窑开始被大量认知了。但还没逆袭！直到清初，孙承泽（1592—1677年）撰《砚山斋杂记》才开始把钧窑排在定窑之前曰：“窑器所传柴、汝、官、哥、钧、定。”确定钧窑为宋代。
由此可见均窑一词，其实在万历之前是没有的。再回味一下我前面说的钧窑避讳为均窑的大秘密，其实这些陈设用的数目字钧瓷，极有可能就是明代禹州所烧者送光禄寺使用的瓷器，不过后来烧了一批陈设用器。就是后来清宫旧藏的那批被目为北宋徽宗时烧的陈设瓷器。
而在禹县钧台窑址发掘报告中，确实也没有发现和这种所谓北宋均窑的陈设器一样的残器和标本。则所谓五大名窑之说，更可能是清初人的杜撰了。但古董圈确实有一批被称为宋均的民窑器。
民间所说的宋均，其实应该是金均，也就是相当于南宋时期的制品。当然，那批原定为北宋徽宗的陈设器也不能百分百排除是金代官窑的可能性，毕竟还有那么大一块地没有被刨出来。但以目前的说法来看，深圳市考古研究所的清宫传世钧瓷明代说具有相当高的说服力。
原定为宋均的陈列瓷
金元时期的均窑，先人有鉴定口诀曰：“宋均之紫，汗漫全体，元均之紫，聚于二鱼。 宋均之紫，汗漫全体，仿均之紫，漫晕其半，宋均之紫，多在外层，仿均之紫，内外各半。宋均之紫，汗漫全体，仿均之紫，自成片段。”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也就是说宋均（金）的紫红斑是晕散全器的，而元代以后的都是一块块的。没有宋均那种汗漫全体的感觉。本文配图的这件钧窑碗就是典型的汗漫全体。
再者，宋（金）均器一般都是盘，碗，碟，瓶等器型，很少见其他器型。底部一般都有芝麻酱色护胎釉，大部分都施有本色釉。而元均则底部很少施釉，盘碗的外壁甚至也釉不到底。宋（金）均器的釉面肥润，而元均多有橘皮纹，釉面较宋均粗糙。配图这件月白碗就是典型的元均，大家可以对比上面那件碗看看。
原定为宋均的陈列瓷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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