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陶瓷信息网网站!
网站首页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陶瓷信息网 > 陶瓷知识 > 陶瓷文化 > 导航 >

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 陶瓷瓷砖

2020-09-01

陶瓷文化。

细数日本陶瓷发展之路

陶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人们征服水、火、土的艺术结晶。千万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先民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陶瓷佳作,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永不腐朽,历久弥新,犹如一部厚重的人类文明史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远古到现代的人文精神与自然情怀。

日本最早的土器绳纹,出现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由原始部落的妇女徒手捏制,露天烧成,它堪称世界上较早的陶瓷艺术品。日本原始狩猎生活时代持续了一万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陶瓷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与中国、越南和朝鲜相距甚远。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陶瓷产业飞速发展,仅经历百余年时间,便一跃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陶瓷王国”,创造出有田烧、锅岛烧、美浓烧、唐津烧和乐烧等享誉世界的名品,无论陶瓷质量还是单个价值,均凌驾于越南和朝鲜之上,与中国瓷器媲美。纵观全球,日本民众日用瓷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陶艺家之众多、技术之精湛、国外贸易出口量之大、市场成熟度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垂青,更源自日本民族对陶瓷艺术的执著与热爱。

一、汲取邻国陶瓷文化营养

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陶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公元前7000年产生以来,创造出众多令世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灿烂星光,不仅光耀中华大地,也照亮了周边诸国,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所以有人把朝鲜比做日本陶瓷之母,中国则是日本陶瓷之父。

1.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器釉药的使用比中国晚二千多年,瓷器的起源也比中国晚一千年以上,然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好学生”,日本陶瓷亦是在华夏文化沃土之上成长起来的。公元五世纪,中国辘轳成型和高温烧成技术,经朝鲜传入日本,促使其成功地烧制出了须惠器,日本就此从土器时代跨入了陶器时代;公元八世纪,中国陶瓷史上诞生了著名的唐三彩,这颗璀璨的明珠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生产工艺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外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半岛烧出了“新罗三彩”,在中国陶工的参与下,日本的奈良宫廷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虽然不如唐三彩工艺精湛,但日本第一次生产出了人工釉料,结束了陶瓷色泽灰暗的历史;公元十二世纪,在中国宋代白瓷、青瓷以及铁釉陶器的影响下,濑户窑烧制出了独具特色的古濑户;公元十七世纪,有田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以中国明末清初的釉上红彩为范本,始创日本彩绘瓷器。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陶瓷文化完全是在中国的“传授”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中国,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度要晚几千年;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更毫无传统工艺美术可言。

中国制陶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流向日本。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些便是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是中国制陶技术最早的传播者。隋唐以后,日本向中国不断派遣学习先进技术的使臣,陶瓷技艺便连同军事、医学、绘画、书法、印刷等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使两次来到中国,并将中国陶工带回日本传授技艺,为日本陶瓷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宋和明末,加藤四郎和伊藤五良太甫先后到中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濑户天目”和“祥瑞手”两种日本著名陶瓷的创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朝鲜陶瓷文化对日本的贡献

如果说用泥土制陶是人类的远古创造,那么瓷器却无可争辩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日本是东亚地区瓷器产生最晚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瓷文化,促进了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关系,汉文化呈占领性输入,所以早在公元918年,朝鲜还处于高丽时代就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经过朝鲜人民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朝鲜半岛独特的制瓷风格,如“象嵌”手法,就是在中国陶瓷技艺的基础上,做了装饰上的创新。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陶瓷战争”。仅以岛津义弘出征朝鲜回国时为例,被掳回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被当做“战利品”的陶工纷纷在日本定居下来,并开窑延续制陶技能。其中被锅岛藩主带回的李参平,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并成功地烧制出白瓷和青瓷,开启了日本的瓷器时代。

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二、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土壤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文化生态是陶瓷艺术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陶瓷艺术生命的根基。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中国和朝鲜的深刻烙印,但古代的“汉风”和近代的“欧化”思潮,都不能完全取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本土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日本陶艺家们在深度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坚定地保持着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列岛风格与个性。

1. 崇尚自然的禅宗意境

日本文化艺术的核心是禅宗。禅,原本为佛家的一个修炼法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代代承传沿袭,已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被信奉为艺术与智慧的最高境界人们在倒茶时有禅,插花时有禅,读书时有禅,制陶时也有禅。在禅宗美学理念的影响下,日本陶瓷与精美有致的中国陶瓷和找不到一丝缺憾的英国陶瓷相比,更具有自然天成、简约粗犷的美感。粗糙、歪扭的茶具,无釉、无花纹的盘子和形状不规则的碗,拙朴至极,看似信手拈来,却凝固了禅宗的空寂与豁达、淡泊与无心。如果说日本的青花和彩瓷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崇尚自然的质朴之风,则是日本列岛的原始产物。同时,朴实无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无不与日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日本是个岛国,四季分明,景色秀美,一片树叶、一株花草、一尾小鱼都可以成为陶艺家们灵感的源泉,他们将自己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嵌入泥土之中。坯胎之韵味、肌理之唯美、烟火之强弱,都在器物上产生偶然又必然的妙趣。温润淡雅,古朴闲然之感仿佛是自然的造化,又好似缔造者不经意间心境的渗入与流露,千百年后,观赏者依然能从一罐一碟中感受到“静、虚、空灵”的禅宗境界。

2. 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纵观中国的陶瓷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完美无瑕艺术品的官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有些民窑也生产精品,但它们从未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在官窑的高雅艺术绝技逐渐失传的今天,民用陶瓷也仅能满足百姓吃饭喝水的基本需求,探求陶瓷独有的审美价值只有依靠古董陶瓷了。而日本却是世界上将陶瓷艺术融入生活最为出色的民族,其陶瓷文化致力于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精致和民用互不矛盾,功能与美感融为一体。亲切柔和,颇具人间烟火的艺术气息,不会让人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与隔阂,所以品质优良的茶碗、水罐、花器等实用器皿在日本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在现代陶瓷的创作设计中,西方陶艺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而日本依然坚持功能效用和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坚定地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理念。

3. 三大文化形式的展示传承

茶道、花道、日本料理是日本三大独特的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文化的演绎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三大文化中,以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公元八世纪,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随着时代的更迭,日趋兴盛,并逐步从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习俗上升到了宗教、政治和美学的高度,完全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十六世纪后期,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了“佗茶”, 为茶道文化融入了“佗”与“寂”的深刻内涵,倡导人们从世俗名利中解脱出来,悠然闲适、淡泊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孤寂。茶碗是茶道精神的核心载体,在茶道具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必须具备简练恬静、高雅庄重的崇高品格,方能担当起陶冶性情、洁净灵魂的崇高使命。当代日本著名茶会所使用的茶碗价值,普遍都在数百万日元以上,但在日本的陶瓷史上,名茶碗就像古董一样极其稀少。日本人常说:“一乐,二萩,三唐津”,指的就是与茶道密切相关的三大茶具品牌:乐烧、萩烧和唐津烧。最为著名的乐烧,始创于桃山时代(1573—1603),柔和温馨,略带伤感之美,每一件都是作者心绪的反映,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洗礼后,仍然深受国内外茶人们的喜爱。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时期的佛堂供花,通过植物的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追求“静、雅、美、真、和”的意境。而日本的料理即“和食”,起源于日本列岛,注重“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所使用的陶瓷器皿亦十分精致和考究,往往超过食物本身带给人的惊喜,中国古人讲的“美食不如美器”,在日本料理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茶道、花道和日本料理需要数目庞大的陶瓷用品,所以这三大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日本有一种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源,那就是极具奉献精神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劳动者。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日本人在工艺技术方面从不含糊,所坚持的高标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对一切产品的任何细节,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许多欧美国家流行的质量“宽容度”,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协同作业的团队意识、严格遵守的操作流程、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深植于每一位陶艺家的思想,并带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从而铸就了日本陶瓷在设计和工艺上的超高水准。

三、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

日本能够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让陶瓷之美深入人心。人们制作陶瓷、使用陶瓷、推销陶瓷,在赢得全世界的赞誉之后,又激发人们更加热爱本民族的陶瓷艺术,进而购买更多的陶瓷用品。日本的陶瓷文化最终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

1. 广泛的民众基础

世界上只有日本人还在使用四百年前的茶碗。日本民众对陶瓷的热爱和痴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陶瓷艺术不仅造就了众多艺术家,更陶冶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日本,瓷土和釉料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除专业人士外,很多陶瓷爱好者在家里也备置电窑,亲手烧制陶瓷作品。一个家庭拥有瓷器的多少,还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日本虽然承袭的是东方文化,但在饮食器皿上的礼数比西方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每个家庭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陶瓷餐具的样式和品种。

日本是一个团体意识极强的国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社团百花齐放,为专业陶艺家和非专业陶瓷爱好者,提供了共同交流信息、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日本不仅在大专院校开设陶瓷课程,而且各类陶瓷培训机构也遍布国内外,他们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经验。

2. 陶艺家的乐园

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靠卖作品维持生计的陶艺家寥寥无几,但日本却为陶艺家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陶瓷流派繁多,到了近现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其作品价值自然不菲;而普通陶艺家的作品,因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很抢手。因为日本陶艺家们在实现艺术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广泛的社会尊重,所以日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技艺最为精湛的陶艺从业者。例如,日本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在离开政坛之后,便做起了陶艺师,可见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3. 政府的大力支持

1616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烧制瓷器成功后,藩政府就意识到,这一新兴产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便对所属藩窑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投入巨资,精选原料,选拔优秀工人和画师烧制,同时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残次品率,对陶工更是爱护有加,让他们生活安定富足。一系列的扶植举措,造就了锅岛烧成为日本最精美的瓷器,并作为藩属官窑延续了长达250年的繁盛。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踊跃参加欧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使日本的陶瓷艺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73年,日本参加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精心选拔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其中包括有田和京都的3名陶工;1876年,又参加了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参展,并给予优惠政策,承担所有参展商的交通费和展品的运输费。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方媒体好评如潮,萨摩烧、有田烧等众多作品荣获奖项。博览会效应,不仅提升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而且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也为日本陶瓷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机械化生产成为现实。日本陶瓷的出口额,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扩大了一千多万倍。

4. 立法及保护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的影响。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提出了保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立法中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大法。从1954年开始,日本每年举办一次“日本传统工艺展”,该展览代表全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又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认定制度,俗称“人间国宝”。这项最高荣誉的设立,不仅推动了日本民族工艺水平的全面发展,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尊重。

陶瓷的诞生,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万年来,人类是陶瓷艺术长河中永不疲倦的跋涉者,艰辛寻求的不仅仅是水、火、土凝结成器后的实用和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享受在创造过程中融入的情感、智慧和企盼的欢愉。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追求精神与技艺的自我完善,也许就是陶瓷文化绵延万年、经久不衰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民族在发展陶瓷文化的道路上,兼容并蓄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地挑战世界巅峰的决心和勇气,对世界各国陶瓷文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taoci52.com小编推荐

漳洲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民窑瓷业的重大发展

考察中国瓷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自明王朝立国起,以烧制精美高雅而声名远扬,日益繁荣昌盛的官窑瓷器,从明末万历朝开始至清初康熙朝的一段时期,日趋式微,衰竭没落,甚至为了勉强完成朝廷下达的沉重任务,而走向“官搭民烧”,名存实亡的末路。而同期,民窑瓷业却抓住契机,在吸取官窑优点,发挥自身长处的条件下,加速蓬勃发展,承担了延续明末-清初瓷业命脉的重大责任。可见,民窑瓷业在明末-清初,及至我国瓷业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在中国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四川、云南、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明末-清初的瓷窑遗址。尤其在福建省南部,以下简称为闽南,发现烧造所谓的“汕头器”(SWATOW)的窑址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最多。据有关资料报告,窑址主要分布在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县、华安县、南靖县、漳浦县、长泰县、诏安县和晋江流域的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县等,窑址多达数百处。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隐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燃料资源,具有瓷业生产的天然优良条件,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需要,形成了以烧造青花日用瓷为主的较大规模的窑场和窑群,风格特征较为接近,似可成为一种体系。过去,由于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器被视为没有多大学术研究价值的大路货,未能引起重视,一直鲜为人知。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从遗址、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外销青花瓷、彩绘瓷、兰釉、青瓷等单色釉瓷,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才引起了陶瓷界、学术界的真正重视。

近年来,经过有关单位的深入调查和发掘,漳州窑系的瓷器面貌,逐步明朗了。以下,试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漳州窑系瓷器的主要特征

关于“漳州窑系”的定名,学术界尚存不同观点。本文探讨的“漳州窑系”(以下简称“漳窑”)瓷器指的是国外大量发现的、砂足的,通常称之为“汕头器”(SWATOW)的这类瓷器,而非米黄色釉开片纹瓷器。

根据田野考古调查采集的大量标本和闽南平和县南胜窑的科学发掘材料,我们发现,“漳窑”瓷器,主要有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其主要特征如下:

1、造型-既有粗大厚重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件器物,品种以盘、碗、碟类占绝大多数。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径近50厘米。这种大盘,在“漳窑”以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少见。

2、胎釉-胎质有精有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细者细腻洁白,十分致密。由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挂釉不能厚薄均匀。多数器物的釉层白中闪青,清亮润泽,足底部分的釉面常粘有粗砂,形成其固有特色。

3、工艺-胎壁的修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施釉。不少器物的足心出现乳钉状突起。盆、碗器中,常有一道刮釉形成的涩圈,这是叠烧工艺的特征,但从整体看,主要仍是匣钵单件装烧。

4、纹饰-装饰技法方面,比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实,又不失之简陋。表现手法多实笔绘画,也有部分作品又加之勾勒渲染。图案布局层次较为分明,盘、碟器物的内壁,外圈常为宽带椭圆形开光,饰以花果。主题纹饰的内容十分丰富,多为吸取大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最典型,最喜闻乐见的题材。有植物类的牡丹、莲荷、梅花、菊花、兰花、芭蕾、葡萄、瓜果;有动物类的龙凤、狮子、虺虎、麒麟、喜鹊、蝴蝶、马、鹿、鸳鸯、鱼虫等;人物纹图案有天官赐福、松下独诵、顽童扑蝶、仕女图等等。此外,在碗、碟等小件器物的内心,常书写有祈盼吉祥如意的草率文字,如“福”、“禄”、“寿”、“天”、“尚”、“魁”等等。

上述图案,以内底饰主题图案,器壁开光的所谓“克拉克瓷”最富有特色。

蓝釉器上,并不是简单的单色釉,常见以白色化状土点缀而成的各种图案,青瓷盘、碗,也常见各种刻划花纹图案。

综观“漳窑”瓷器,数量是庞大的,质量是不高的。清初人士叶梦珠以其亲身经历,在《阅世编》中指出,“崇祯初时,窑无美器,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可说是对明末清初民窑瓷器生产的最真实写照。当时,在福建沿海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巨大影响,瓷器生产蜂涌而起,量多则不精,自在理中之事。

三、漳州窑系瓷的生产年代

探索漳窑的兴衰年代,对全面掌握漳窑瓷器生产的真实面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闽南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历代窑址,已为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所证实。由于瓷器生产的历史,不被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所重视,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罕见。四库全书中没有一部陶瓷的专著,散见于各种文籍内的一些论述,也缺少有系统的汇集,因而,仅以文献的记述来探索漳窑的生产年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将仅见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发现的丰富遗址、窑址资料结合起来,才是探索漳窑生产的唯一正确途径。

漳窑瓷器,零星散见于文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本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风土志、物产、器之属“瓷器”条目有“(漳瓷)出南胜窑者殊胜它邑,然亦不甚工巧”。据载,此条目内容,最早尚可见自明万历元年刊本,可说是关于漳窑瓷器的最早、最确切的文献记载了,是我们探讨漳窑起始烧制年代的弥足珍足的资料。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著《闽产录异》,卷之一货属条目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告诉我们的是明代中期漳州地区白釉瓷的生产情况。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和县志》卷之十,物产器之属有“(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指出漳州府属之平和县的瓷器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也有粗细之分。目前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上述的文献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各级文博部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期艰苦执着的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已有器物的形制特征观察和分析,对比国内一些遗址、墓葬出土的纪年标本,已有部分专家学者摆脱以往将漳窑年代含混不清定之为“明末清初”的分期观点,明确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研究工作也较为深入,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漳州平和窑的鼎盛时代确定在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之间。同样对于漳州平和窑,也有学者认为其烧造时代应为明万历时期或更早一点至明末清初,可能是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纪年资料的欠缺,断代仍失之笼统,正说明漳州窑的断代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工作。

日本学者森村健一先生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窑的开始生产,繁荣鼎盛,衰落停烧过程,很有参考价值。

日本方面对遗址的发掘比较彻底,地层关系表现明确,遗物的采集也很全面,并就有关漳窑的疑难问题数次专程卦闽考察和交流,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森村先生在《漳州窑系制品(汕头瓷)的年代及意义》一文中,综合日本各地遗址与世界上有关的沉船资料,明确指出:从1585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十三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资料看,漳州窑系的制品是极少的。直到1590年(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以后,漳州窑系的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相当于万历四十三年)失火的大坂城夏陈遗址出土遗物看,漳州窑系的青花,五彩标本超过了80%,等等。据日本的大量遗址资料,漳窑瓷器可分为三期:

Ⅰ期:16世纪后半期(1570-1582年间),即明隆庆四年-万历十年),相当于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为少见。

Ⅱ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间,即明万历13-43年),相当于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期漳窑系瓷器突然大量出现,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瓷器。

Ⅲ期: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第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窑系制品所取代。

我们知道,漳州窑系的烧造历史较短,它是明末清初期间突然兴起,又骤然衰落的一个典型民窑体系。考察漳州窑兴衰的历史背景,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时代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瓷都景德镇地位的削弱与破坏。从明代万历朝起,政治动乱,国力衰竭,严重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1602年,出现了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甚至火烧御窑厂的情况。同时,出现了长达近80年的原料危机,御窑厂几乎停止烧造。窑工四处流散,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各地民窑兴起,发展的有利时期。

其次,这个时期,适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以牟取暴利。瓷器,深受各界喜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势必倾力寻求。《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就有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间从中国购买了数以万件外销瓷器的真实纪录。在瓷都景德镇窑业几乎毁弃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在交通便利,制瓷资源丰富的沿海港口附近寻找新的窑场,漳州窑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并在民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方面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又次,漳州月港最初只是一个走私小港口,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七世纪初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张燮《东西洋考》是一部考察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及航海事业的重要著作。书中记载了漳州月港与世界主要港口几乎都有贸易关系。瓷器,历来是与茶叶、丝绢等一起外销的重要商品,从明代督饷馆于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每年从月港收取的出口税银来观察,由最初的每年三千两猛增到每年三万五千多两,增幅达十多倍,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漳窑瓷器由月港的大量外销。从文献考察,月港的衰落在清初期,清初,由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尤其是郑成功的势力还在海上,后来又驱逐荷兰人,克复了台湾,成为清统治者的心患大敌。因此,在清初四十年间,厉行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这种落后山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月港的地位日渐式微,依赖月港而外销的漳窑瓷器,因外销渠道的受阻而衰落以至停烧了。

综上资料,我认为,漳州窑系瓷器的繁荣昌盛时期,应在明万历中期-清顺治时期。

四、漳州窑系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根据目前资料,明末清初漳窑瓷器主要有四大种类-青花、彩绘、蓝釉、青瓷,这些外销作品,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行销世界各地,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既有发掘遗物,也有传世品。

作为明末清初民窑代表的漳州窑系瓷器,对日本瓷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是特别明显的,尤其青花瓷和彩绘瓷二大类作品。在日本都有大量仿制,并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的瓷器是江户初期的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四十四年)由朝鲜匠师李参平(有台湾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中国人)在日本佐贺县有田郡的泉山首次发现优质瓷土,开窑烧制成功的,此后不久,群窑蜂起,开始了大量生产。由于中国瓷器特别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所以,当时选择中国瓷器作为生产和仿制的范本,则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整个和平的江户时代,中国瓷器及仿制的日本瓷器替代了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日本具有极大需求量,成为日本陶瓷发展的良好契机。

青花瓷器,以其特有的幽雅风格,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从日本青花瓷的诞生、发展整个过程,都深刻地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特别是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这在明末清初,官窑衰落,民窑发达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日本青花瓷从品种、样式、风格的采用,无不留下中国青花瓷的痕迹,这些特征,均可从漳州窑系青花中寻找出其嬗变因续的关系。自早期的"伊万里青花瓷"开始,其主题纹饰就带有中国民窑青花特色的山水、人物、动物、植物等图案,甚至边饰也习见开光,窗格纹、水波纹、钱纹等。从日本已公布的许许多多遗址遗物中,均可看到带有漳窑风格的作品。

“克拉克瓷”是漳窑生产并外销的主要品种之一,开光大盘为数众多,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17世纪开始,日本的重要窑场-伊万里窑,有田窑等形成模仿我国明代民窑烧大器的风气,生产了许多具有漳窑风格,采用分割式构图,空白处铺饰底纹的所谓“芙蓉手”的大型青花瓷器,直径常达三十厘米以上,最大者甚至达到六十三厘米。

与平淡高雅的青花瓷同时成为日本瓷器仿制对象的则是以红色调为主,辅以其他杂色,予人强烈感官刺激的彩绘瓷。

明代,是中国彩绘瓷在唐三彩、宋三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成熟时期,是中国彩绘瓷的黄金时代。然而,彩绘瓷的普及与被民间所接受,则是在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彩绘风格也起了变化,从早期的工整呆板的卷草、云龙、牡丹等转变为随意、奔放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民间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这就是日本俗称的“南京赤绘”或“吴须赤绘”。漳窑作为生产彩绘瓷器的一个重要窑口,其作品也在明朝末年通过外销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彩绘瓷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彩绘瓷的诞生,是以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末彩绘瓷器为蓝本,由西肥前有田皿山的柿右卫门家族完成的,不难看出其中国彩绘瓷的端倪。日本彩绘有许多流派风格,如“万历五彩”日本称为“万历赤绘”;“天启五彩”日本称为“南京赤绘”;“康熙五彩”日本称为“康熙赤绘”等等,分别有窑场进行仿制。而日本称之为“吴须赤绘”的彩绘瓷,则是一种产于福建南部漳州窑系,并行销海外的彩绘瓷,它成为日本彩绘的模仿重点。这类彩绘瓷,重现了宋三彩的传统风格,以红色为主,淡青浅绿为辅,运笔奔放,构图自由,它同日本华丽风格的“染锦手”相比,色调单纯,风格古仆,倍受日本茶人的珍视。

由于漳州窑系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仍十分有限,尤其缺乏大规模,有系统的窑址发掘资料,缺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加之中外(包括中日)有关漳窑的学术交流仍处起步阶段,本人所能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以上论述,难免挂一漏百,敬请学术同仁指正!

日本餐具文化:餐具不共用


日本的餐具、茶具形式多样,有的粗犷纯朴,有的细腻精美,人们在选购的时候,会从器具的机能、手感和造型色彩等多个方面去考虑。所以,透过餐具器皿可以窥视出主人的生活品位和雅兴。在日本,因为餐具文化具有雅俗共赏的特性,即使平常人家的餐具,其种类和数量也比中国普通家庭的餐具多出许多。

美浓烧 日本陶瓷餐具

前不久,因为餐具的话题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文化冲击。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起她来日本的生活。这位朋友是因为嫁给了一位日本先生来到日本的,在此之前,她对进入日本家庭以后的艰难做好了任劳任怨的心理准备。因为她的吃苦耐劳、善解人意,和表里如一的诚实,使她渐渐得到了先生以及一家人的信任和在感情上的接纳。对这些她很知足,只是她觉得自己在家里还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我问她何出此言,她说是从餐具上感受到的,原来她在家里和先生的餐具不一样,碗、筷、杯、碟都是分开的,先生的大,自己的小。

在中国,无论是自家人还是客人,餐具一般都是共用的,讲究一点的家庭会购置花色形状统一的成套餐具或茶具。人们可能有自己专用的茶杯,但很少听说有自己专用的饭碗、盘子和筷子。尽管来日本以后我多次和日本朋友共餐,偶尔也去日本人家里做客,因为身份不同,所以对日本人家庭内部的生活状况并不太了解。这位朋友虽然日语不太流畅,但毕竟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和日本人朝夕相处。

她的很多感受都是我所不曾有的,所以对她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只能唏嘘同情。

没过多长时间,碰巧和几位日本主妇一起吃饭,席间谈起餐具的话题。我问起身旁的朋友家里的餐具种种,她说很多日本人家里的餐具、茶具都不是共用的。为了证实这句话的真实性,我问了在座的其他朋友。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所有的人在家里都有自己专用的餐具。而且她们还说,妻子的餐具在尺寸上都比先生的小,花色样式也各不相同,这并没有男尊女卑的含义。通过用具表现男刚女柔、男女有别,这也是日本流传已久的习惯和文化。

在日本的家庭几乎人人都有自己专用的茶杯、饭碗、筷子等餐饮用具,尤其是夫妇的餐具茶具通常都是相似而不相同,有的女人因为对自己的用具情有独钟,甚至不允许先生碰自己的用具。人们常常选择质地一样、花色不同的成双茶杯、碗筷作为贺礼赠送给新婚夫妇。考古学家根据日本古墓出土的陪葬品,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并推测,日本人各自拥有自己餐具的历史要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绳文弥生时代。

回顾日本瓷器的开端和自我演变,受中国陶瓷影响颇深


事实就和我们臆测的相差无几,日本瓷器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当然一些更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当时高丽。但是它依旧有其很独特的一面,一方面它有闻名于世古朴,另一方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工细繁琐和艳俗。

日本青花瓷器

陶器vs瓷器

日本的陶瓷历史或许可以讲很久,但是单拿出瓷器来讲,无论怎么算都只是有500多年的历史。相较中国在东汉时代就出现了真正的青瓷,日本的瓷器历史可以说非常短。关于日本瓷器的开端,我们可以把故事讲的很感性。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当年奉承秀吉对高丽的出兵。在丰臣秀吉的时代,或许是因为厌倦了战乱,武将之间开始流行饮茶。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茶道文化并将它完全民族化,利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茶的本身,扩大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

有所谓的“利休馒头”、“利休牡丹”、“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木屐”、“利休扇子”、“利休缎子”等等无处不在。可见这个人对当时日本国民审美的巨大影响。这个人在茶道中最偏爱的是当时的“高丽茶碗”。奉承秀吉早年对茶道相当痴迷,和千利休的关系相当紧密。“高丽茶碗”不只引发了国民的推崇,也引发了丰臣秀吉对出产地朝鲜的极大关心。不久之后他就出兵朝鲜,回国之时带回了上千名朝鲜陶工。事实证明他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在这些人一个叫做“李参平”的人在1616年,开启了日本的瓷器历史。当时的佐贺藩主把他从朝鲜掠走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对日本瓷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参平最初是在佐贺县炼胚烧制瓷器,当时当地土质并不适合生产。他开始在全日本的范围内寻找瓷土,终于在有田的泉山发现了优良的瓷石,这一年是1616年。以此处为中心,周边窑炉兴盛,制瓷业急速的发展起来。到了江户初期,日本首次烧制出了白瓷。这便是代表着日本瓷器的“有田烧”,李参平因此也被尊称为白瓷的鼻祖。从此日本的瓷器结束了完全依赖进口的时代。

但是当时的白瓷就真的只是白瓷,没有彩色装饰。之后酒井田喜三右卫门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在正保三年(1646)应用赤绘技术成功烧制出第一件彩绘瓷器。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喜三右卫门付出了三十年的心血,这位初代“柿右卫门”和他开创的“柿右卫门”。

彩绘瓷器一起被载入了日本陶瓷的史册。在大片的余白上,用青蓝色或者红色,描绘上艳丽的图案,是其特点。色彩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既明亮鲜艳又典雅脱俗的感觉,关键在于表层的独特白色,那种独特的温和的白色。经过大概40小时,1300度的高温烧制下,才会产生出了那种柔和的白色,烧制后产生的白色称之为“浊手”所谓的浊,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淘米水,画出瓷器所独有的精致图案,然后第三次放进窑里,于是,浊手之白上,各色颜料尽显其魅力。仿如在纯白的画纸上描绘水彩画一样,充满透明感。柿右卫门的特色,便是在浊白的瓷器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出鲜艳的色彩。

日本的瓷器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在此之前它也经历由土器到陶器再到瓷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日本陶瓷的历史开始于绳纹土器。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放射性碳十四的测定结果,绳纹土器最早可以上溯到12000年以前,存续时间达一万年以上。绳纹器一般用粘土泥条盘筑而成,野烧,即烧成时不用窑室,烧成温度在800度到900度。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日本的陶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演变。

日本陶器始于7世纪后半期,这时出现的是以绿釉陶为代表的施釉陶器。这是日本受到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影响的结果。奈良•平安时代(公元538年至公元794年)的陶器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三彩和绿釉的低温铅釉陶,一类是高温灰釉陶器。前一种是中国唐三彩和朝鲜半岛绿釉陶器影响下的产物,主要有以正仓院三彩为代表的奈良三彩和绿釉陶器等彩釉陶。文献记载它们在当时被称作“瓷”、“瓷器”或者“青瓷”。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虽然被称为瓷器,但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瓷器。

古朴vs金银璀璨

日本陶瓷闻名于世的风格是古朴,禅意。但事实上,在日本500多年的瓷器发展史上大部分的经典风格和作品都是工巧、细致,色彩华丽鲜艳、或者大量使用对比色。时间来到1655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九谷烧”。当时是日本的江户时代,加贺之藩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志,以从其藩属内九谷村金山发现了磁土矿为契机,派遣其原在金山炼金的后藤才次郎前往肥前有田学习制瓷技术。后来引进技术开始在九谷建窑,生产瓷器。从此,九谷窑诞生。

九谷窑的瓷器大都色彩华丽,气派较大,符合当时贵族的消费心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善于采用金、银等华贵的装饰材料进行装饰或绘画。中国瓷器也用金,但是都非常少量的的装饰,比如杯口、壶钮等位置常出现,而且一般都出现在通体素色的器物只上,给予点睛的作用。但是九谷窑就金则是非常大规模的使用,并配以精细的、色彩鲜艳的图案描绘九谷窑的装饰技法有红彩、金彩、绿彩、银彩等种类。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陶艺家九谷庄三的彩色金澜手瓷器名气日盛。同时,大量的日本九谷瓷器开始出口到欧洲各国。九谷烧银彩作品。釉面下发出闪闪的银箔光彩,是九谷烧银彩技法的精髓。在整件上将作品先涂抹一层黑色墨底,然后彩绘以淡青、淡樱等纹样。在几何形图案上柔和的银彩中显露出一种厚重的审美情趣。

九谷烧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有花鸟、山水、风景等内容;有鱼纹、鹤、神灵等寓意吉祥的题材;也有人物、儿童;还有松、竹、梅、菊等纹样。也有的陶艺家深受中国古代竹林七贤等中国文化影响,描绘中国风格的图案。许多绘画艺人,绘画技法娴熟、老道,绘画作品一丝不苟、精工细描。

而关于古朴我们可以回到日本茶道的鼻祖干利休。干利休发展了村田珠光的所谓“和汉”境界——完美无缺的“汉”与不完全的粗野美“和”的结合,达到了纯日本的简素美——“和、敬、清、寂”。他推崇的美学也是带有禅意的古朴,前面我们提到的高丽茶碗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一时间相对应的窑厂则是濑户和美浓。

它们是日本中世窑业的中心,是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烧造施釉陶的窑口。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市町时代,茶汤文化勃兴,世人追崇从中国进口的所谓“唐物”。以此为背景,从14世纪开始,濑户窑模仿中国陶瓷器大量生产天目茶碗(黑釉茶碗)和茶叶罐等茶具陶器(这一点将在后文更加详细的介绍)。进入15世纪,濑户系施釉陶器的生产中心转移至岐阜县的东美浓地区。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美浓窑一度模仿中国陶瓷生产的态势陡然一变,开始烧造以濑户黑和黄濑户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产品。前者是半筒形的茶碗,釉色漆黑为其特征。后者用黄釉,有时也用叫做“胆矾”的绿釉。釉色有独特的胎土映衬,再配以端正的造型,别具一格。这类器物产生的背景依旧是茶文化的兴起与流行,以及人们对唐物的喜爱追崇。那时,在京都等地方,闲寂茶文化盛行于市井阶层之间,因此茶具的需要也更多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所谓的“高丽茶碗”等从朝鲜半岛进口的陶瓷器也十分流行,对日本的和物茶具产生了影响。

高丽茶碗

续“高丽茶碗”之后的另一个古朴风格的陶器窑是唐津。

唐津陶器诞生于天正年间(公元1573年至1592年),推断的依据是一件带有天正20年(公元1592年)铭文的遗物以及各地的考古发掘调查结果。文禄、庆长年间(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4年),不少朝鲜的陶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佐贺县、长崎县一带的备前地方,刺激了当地的制陶产业。同时这种日本从未有过的窑炉也开始向美浓等地乃至日本全国传播开来。拥有这样的技术背景,唐津的产品开始大量在国内流通,一跃成为著名的陶瓷产地。产品的面貌体现出来自朝鲜半岛和美浓的影响。高级品多是茶道用具,有模仿高丽茶碗的产品,还有净水罐、花瓶、小碟等。到后来这里生产的一般餐具也超过美浓,占领了国内市场。代表器物有铁锈花釉下彩绘陶和挂有长石釉的“绘唐津”。从此以后,在西日本,唐津逐渐演变成为陶瓷的代名词。

中国vs本土化

日本瓷器的开端并不是本土自我演变的结果,当时中国的瓷器文化已经非常成熟,日本相当于是在这种嫁接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青花瓷的发展。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日本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就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如今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就是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当时青花瓷依旧在日本迅速的发展出了很多的自我特点,比如常见日本青花瓷喜欢把蓝色和红色一起使用,通常器物通体都有花纹装饰,且比较繁密。这种风格在中国并不典型。

伊万里青花瓷

其实在级别较低的古董交易之中我们常见的一种日本瓷器是:看上去与中国某名窑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你又觉得这种相似之中还有一股子别扭劲,那么你翻过来看底下的题款,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几个写的歪斜的中国字。歪斜的程度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中国人写出来的。这很有可能是就日本当年仿造的中国名窑瓷器。当年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追捧。但供不应求,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有观点认为:“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

来华学习瓷艺,当时应该是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他们中间的成功者大抵如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这样。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

说说日本瓷器


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烧瓷行业在不断地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日本瓷的釉色有青釉、白釉、大红釉、蓝釉、金色釉、珊瑚釉等,釉料在加工的过程中比较纯净,釉面和胎体结合得比较紧密,施釉薄而均匀,有光亮感。胎质坚硬细密。

在历史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制瓷业也不例外,有些造型与中国瓷器相仿相近,但也有明显的日本民族风格。日本的瓷瓶类主要包括米酒瓶、棱口兽耳瓶、梅瓶、灯笼瓶、花瓶、人物花瓶背壶式扁瓶、葫芦瓶。米酒瓶腹大、口小、颈短,瓶身画有树枝,枝上有两把与草相似的线条下垂,这种瓶型和纹饰都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棱口兽耳瓶的兽耳衔环是椭圆形的,而中国的兽耳衔环是圆形的。日本的人物花瓶在中国称鱼篓尊或罐。日本讲究茶道,因此日本的茶壶自然有自己的特色,日本茶壶包括葡萄酒壶、京都茶壶、咖啡壶端把壶、桶子壶和提梁壶等造型。日本罐的造型与中国罐区别不大,但画法与中国不同,比较有特点的是日本罐两侧有系,大口圆盖,施满彩;日本水罐造型多为桶形;日本的茶叶罐有的罐体上心形开光,罐盖顶部也有六角形开光图案。日本的大缸与中国有很多不同,日本缸的口部有平沿的、圆沿的,内壁往里抠,呈逗号形,不仅用来当容器,还用来做取暖器。日本的隔盒有圆形的、方形的,有三层的,也有多层的,在造型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隔盒小,日本的隔盒大,在盒与盒的连接处,日本的隔盒是外口的,中国的隔盒是里口的,两者正好相反。

日本瓷器图案和画面颜色比较明快,多大红大绿、黑白相间,同时日本的茶杯、酒杯、碗、碟子等食用器边沿多有金色釉。

日本公布陶瓷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排名


日本PatentResult公司(总部:东京)于2012年10月24日公布了“日本陶瓷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排名”,该排名是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对日本陶器及陶瓷厂商持有的专利资产进行综合评估的结果。日本特殊陶业排名第一,日本碍子第二,东陶第三。

排名第一的日本特殊陶业在火花塞、气敏传感器以及便携设备等使用的介电体共振器等方面拥有较强的实力,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有“提高了点火性能的火花塞的制造方法”以及“半导体制造工艺使用的静电夹头”等。

排名第二的日本碍子在陶瓷多层布线基板、燃料电池支撑结构、尾气净化装置及气敏传感器等基于陶瓷技术的广阔领域拥有多项关注度较高的专利。

排名第三的东陶在光催化剂涂料、内置发电机的水龙头装置,以及卫浴装置等卫生陶瓷与住宅设备技术方面拥有优势,但近年来,该公司在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单元等燃料电池系统方面注册的专利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据PatentResult介绍,该排名以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底注册的专利为对象,采用对各专利的关注度打分的“PatentScore”,计算出了每个企业的综合得分并进行了排名。该指标可以评测出仅靠比较专利数量无法了解到的专利综合实力。

日本的青花瓷


中国的青花瓷在十四世纪中成熟后,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以后,青花技术也渐流入诸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烧出了以模仿中国瓷为主的青花瓷。

日本将青花称为染付,所用钴料称为“吴须”或“唐吴须”,一般认为,青花技术由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至日本。1592-1598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从朝鲜掠走了大批陶瓷器和陶工,被称为“陶器战争”,从战争中带回的陶工对日本青花瓷的烧制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日本青花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1603-1876)初的1616年,距陶器战争约20年,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江户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末)的产品以日用器为主,纹样多是简约的松、竹、梅、柳、葡萄、卷草等植物纹,青花呈色灰蓝,较暗。纹样采用双勾填色的笔法,和中国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风格上很接近。

江户时代中期的日本青花已显示出浓烈的本土文化特色。一些十八世纪初(相当于中国乾隆时代)的作品构图严谨,绘画工致,淡雅而端丽。这时生产的青花碗很受民众欢迎。日本的陶都濑户烧制陶胎的“青花器皿”手制成型,胎体厚重,呈扁平的长方形,纹饰有野鸟、野兔、人物、花草等,稚拙古朴。

江户后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咸丰、同治)青花瓷制作已很普遍,有瓷胎青花也有半陶半瓷的青花。很多青花都配套生产,如茶道用具水指、茶入、茶碗、香盒、香炉等。纹样受中国清代青花影响,色调艳丽,称“青华手”。

日本青花中可称为官窑的是锅岛烧。锅岛烧是江户时代锅岛藩的御用窑,创建于1628年(中国崇祯元年),从作品看,十八世纪的产品(中国的康熙、雍正年间)最为成熟。锅岛烧有青瓷、五彩和青花三大系列,都非常成功。

锅岛烧的青花呈色纯净,有浓淡色阶,和康熙后期青花相似。绘画时一丝不苟,注重写实,植物的筋脉、枯叶、虫洞都真实地反映出来。有些作品采用留白处用青釉渲染的方法,还有些采用加绘五彩的方法,都显得华丽端庄,有一种皇家气息。造型以盘为主,另有碗、瓶、壶、釜等。胎质细腻,扣之声音清脆,具有日本瓷的特征。

古代日本陶瓷生产遍及各岛,有不少窑址烧制青花,伊万里烧是当时的青花名窑。

伊万里烧青花的主要成就是烧制具有异国风格的器物,在伊万里烧中,很有特点的是模仿中国外销瓷的“芙蓉手”。“芙蓉手”指明晚期采用分格开光装饰的青花盘,因盘边的分格很象芙蓉花瓣,因此用之来命名。这些日本生产的青花盘和中国产品非常像,远销到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有些伊万里青花上还题“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年号款和“富贵长春”等吉祥款,这种出于商业利益的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反映了日本青花和中国青花的渊源关系。

日本瓷尤其是日本青花瓷在中国流传的数量可观,大多数人或不识或轻视,对于藏家来说,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

潮州陶瓷:文化助力经济走出特色之路


潮州陶瓷:文化助力经济走出特色之路

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和软实力,是当今全球经济竞争的决定性力量。

早在去年粤东地区(潮州市)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实地考察潮州陶瓷产业发展情况后,就已一语道破奥秘:“潮州形成的陶瓷、食品、婚纱晚礼服八大产业集群,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下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这与潮州的文化特质是分不开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产业。

长期地少人多的生存现状,使潮州人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精细”文化特质,并将其移植到经济生活中:种田如绣花,精耕细作;在木板上雕龙画凤,精雕细刻;创作三层陶瓷通花瓶,精灵剔透;烹制潮菜,精工细作;便连潮州人经商特点,也往往被人们评价为“精细、精明”。而同时,潮州人崇文重商,善开拓、敢拼搏、能吃苦,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文化,便这样潜移默化、丝丝入扣地影响着潮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潮州经济注入独特的“文化基因”。

而“文化基因”一旦被激活,便会产生极大能量。

当国内不少陶瓷产区仍在固守工艺瓷、日用瓷泾渭分明的界限时,潮州陶瓷产业开始走上一条“工艺陶瓷日用化、日用陶瓷工艺化”的独特发展道路,通过文化与经济的水乳交融,提高产品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使潮州陶瓷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赢得欧美等世界各地客户的青睐,并为潮州夺得“中国瓷都”的桂冠。

在伟业陶瓷有限公司的展示间内,一对印有潮州喜庆剪纸的洞房婚庆杯吸引了记者目光。因为注入了潮文化元素,这对瓷杯虽标价高达128元,却在北京卖得脱销,目前订货仍供不应求,此外,“把‘潮州八景’画在套杯上,因为有文化,5000多元一套,也照样卖得很好。”该公司副总经理黄映辉介绍。

对此,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也曾经感叹:“潮州陶瓷发展所走的经济与文化结合,产业与艺术结合的路子,很值得称道。”

辽代陶瓷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公元916年~1125年)曾雄踞中国北方二百余年,其风格独特的陶瓷产品,一直为古陶瓷鉴赏者们所称道。整体来看,为满足自身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辽代陶瓷产品无疑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其陶瓷生产又显然受到了中原先进制瓷工艺的深刻影响,带有明显的中原陶瓷文化因素,因此辽代陶瓷可称是中原与契丹两种文化互为借鉴融合的产物。

目前考古调查发现或发掘过的辽代瓷窑遗址以主要分布在辽王朝的五京地区,如上京内蒙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尔台窑,中京赤峰缸瓦窑,南京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山西浑源界庄窑和东京辽阳冮官屯窑。这些瓷窑烧造的辽瓷品种主要有白釉、黄釉、绿釉、酱釉、黑釉和辽三彩等,其中黄釉、绿釉和辽三彩等颇有时代特征,以辽三彩最负盛名。辽三彩是在借鉴唐三彩制作和装饰工艺基础上烧造的一种低温彩釉陶器,传世辽三彩,以圆形、三角形、方形、海棠形等造型的各式盘、碟最为多见,施釉多为黄、绿、白三色彩釉,色彩斑斓而颇富美感,装饰上常使用契丹族喜见的牡丹、芍药花等作纹饰题材。

辽代陶瓷造型一般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其中中原形式的陶瓷器,主要有杯、碗、盘、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以及棋子、香炉、陶砚、建筑砖瓦等,大都照中原固有的样式烧造;契丹形式的,多是仿照契丹族日常使用的皮制、木制容器而成,如鸡冠壶,又称“马镫壶”或“皮囊壶”,其造型不仅模仿皮囊的形制,甚至把皮件缝线、皮扣、皮条、绳环等物件也都逼真地仿制出来。这种壶式大体可分五种,即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其年代早晚,通常多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形式多少来区分。又如鸡腿瓶,小口平底,腹上宽下窄,瓶身细高状如鸡腿而得名,它是契丹族专用的一种储藏器,在辽墓中常有发现。此外盘口长颈瓶、盘口长颈凤首瓶等也有着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装饰上,辽代陶瓷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一些著名瓷窑,如定窑、磁州窑等窑场的影响,也以印花、刻划花、剔刻花等装饰技法为主。纹样题材常见有莲花纹、莲瓣纹、牡丹纹、蕉叶纹、菊花纹、卷草纹、葡萄纹、龙纹、人物纹、鱼纹、卷云纹等。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陶瓷文化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