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简介。
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同湘潭市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处、衡山县文物管理所、衡东县文物局、怀化市文物处、中方县文物管理所、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的大力协助下，考古工作紧凑有序地展开，考古队员团结协作，克服困难，至6月初，考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将2010年度上半年的考古工作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考古调查
为全面掌握长沙铜官窑遗址的现状与文物资源， 3月中旬至4月中旬我们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窑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查，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68处，其中石渚湖北岸窑区60处，南岸窑区8处。经此次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一带的低矮山丘也是长沙铜官窑的窑区范围，该区产品与石渚湖北岸窑区部分产品的特征相同，但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石渚湖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研究长沙铜官窑渊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我们在该区共确查窑址60处。这60处窑址按保存现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1类，现存窑床或窑墙的窑址，共45处；第2类，未见窑床或窑墙但有大量原生窑业堆积、窑砖、烧土或窑渣，可判定存在的窑址，共6处；第3类，以往工作明确记载但窑炉现已彻底被毁的窑址，共9处。结合以前的工作成果和此次调查的初步印象，窑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
2、石渚湖南区。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老街、泥家台、游船嘴和老窑上一带低矮山丘上，面积约60万平方米，窑址分布密度较北区稀疏，共确查窑址8处。其中老窑上窑址群值得注意，当地村民传说此处山冲两侧的山包上共有7处窑址，并且声称“老窑上的窑址比石渚湖对岸的窑都早，所以叫老窑上”，但我们只发现5处窑址。老窑上窑群以烧制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胎壁厚重，器型粗大，以大陶缸为主；老窑上窑群以水波纹装饰大型盛器口沿下部的特点我们在北区陈家山窑群的产品中也有发现，这些窑址与石渚湖北岸窑区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考究。
（二）考古发掘
原计划于2010年3月至6月进行考古发掘的陈家坪遗址地势较低，上半年雨水较多，雨水量稍大即被水淹，考古发掘工作难以开展。故发掘点首先选择在急需进行展示方案设计的谭家坡1号龙窑两侧（即Y38），以期较完整地揭露作坊与其他相关遗迹，便于整体展示。我们在Y38保护棚西、南、东三面布5×5㎡探方39个，发掘面积975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清理1983年发掘区，重新揭露作坊遗迹。现1983年的发掘探坑已经清理完毕，当年回填保护时所铺垫的塑料膜尚保存较好，由于保护工程未能同步，我们暂不揭开1983年的保护膜，防止日晒雨淋对遗迹产生不良影响。1983年塑料膜覆盖的作坊遗迹呈圆坑状，共有相连的三处，可能是练泥池。
2、Y38原生文化堆积的解剖和发掘。Y38原生废弃堆积主要分布于窑身腰部至窑尾的两侧，呈“八”字形分布，最深处约10米，部分探方发掘深度现已达2~3米，堆积中除大量匣钵、匣钵盖、垫圈、垫饼等窑具外，出土了大量瓷器残次品及碎片，瓷器品种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器物多具唐末五代的时代特征。重要遗迹现象有H3。H3为一大型长方形深坑，其北台面为1983年发掘出的作坊遗迹，其东10米为Y38窑头火膛，其西南部已被破坏，H3的底部已出露一些可能与制瓷有关的遗迹现象，初步判断H3为一处制瓷工棚。已出露的遗迹我们暂不清理，待全面揭示H3，明确H3的性质后作整体保护性清理。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继续。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主要遗迹单位都将完整地展露于外，建议立即启动保护工程，设计Y38整体展示方案。
延伸阅读
长沙铜官窑遗址确查窑址76处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
湖南长沙市铜官镇——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源远流长
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世界认同的艺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的烧制技艺自唐代传承至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本身具备的科学价值，釉下多彩的形成，拉坯技艺的产生，雕塑工艺的发展，烧成原理的掌握，都蕴含着不同的科学知识，现代《陶瓷工艺》一书已将它上升成了理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0年，德国人蒂尔曼. 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的沉船“黑石号”，其中长沙铜官窑的精美瓷器达6万余件，这些产品充分展示了铜官陶瓷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和巨大魅力。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
庞大的传承体系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家传、师传两道谱系。家传为继承祖业;师传呈自愿特征，一般三年为期，出师后帮师一至三年，再独立门户。所学技艺，开始以成型的单项专业为主，逐步兼学烧成，直至各工序操作都应知应会。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至民国时期，师承、家承脉络十分清晰。
拉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炊具、壶类成型，民国时约3000人;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2000人。至今因产品结构改变，机械化生产的替代，能操作者约300人，其中技艺精良者有熊赛王、张正斌、黄炳祥、谭志忠、冯耀云、胡武强、胡明、胡英等人。其中胡武强的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并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胡明、女儿胡英。胡英是铜官陶瓷拉坯的女传人之一。
捏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缸类产品成型，民国时期约3500人;延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2500人;现今技艺成熟者尚有400余人。
雕塑传人。民国时期有“窑状元”胡树生、‘‘泥人刘”刘子振。刘子振(1906 --1992)师从“窑状元”胡树生，解放后刘子振相传给儿子刘四泽、孙子刘坤庭。至今“泥人刘”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的作品《雄鹰》浮雕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国姑娘》壁画镶嵌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铜官陶瓷工艺流程》浮雕收藏在深圳博物馆。2006年刘坤庭被评为湖南省民间文化十大杰出传承人之一，2010年评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
画花、贴花传人。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技艺熟练者约200人，曾到突尼斯、柬博寨等国传艺的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是众多传人中的佼佼者。
烧成“看火”传人。由于先进的窑炉设备替代了龙窑，不再使用“看火”之法，但至今掌握其技能者有600余人。唐代外兴窑现保存下来还在继续烧制陶瓷，故“看火”法则仍得到使用。
“釉下多彩”传人。铜官窑彩釉基料至今仍得到应用，并在现代化工知识的使用中，将传统的色彩进一步升华，更使釉下多彩艳丽多姿。至今铜官陶瓷产业中造诣颇深的釉料技术人员不乏其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不断传承的局面。
有力措施促推发展
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组建了专门保护机构，确定了项目传承人，落实了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自筹资金26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档案，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成立了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制订了《铜官镇历史文化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奖励办法》。全力支持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还制订了《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实施方案》举办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六期，培训人员500人/次。
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引起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准备申报之中。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才能拨开“哥窑”迷雾
耿宝昌，1922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辛集（束鹿）。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的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受聘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和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客座教授。1986年，将瓷器、铜器等文物22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与汝、官、定、钧窑齐名，是为宫廷烧造御器的官窑，其产品历来珍贵，明代宣德时，宫廷藏品目录《宣德鼎彝谱》即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清代乾隆皇帝更将哥窑瓷器视为珍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器，均为历代宫廷旧藏，加上其他流散于海内外的传世品，约计也只有300件左右。
传世的“宋哥窑”与“宋官窑”一样，迄今未曾发现确切的窑址，既没有在文献《天工开物》记载的地区——浙江省龙泉县觅到遗址和残片，也不见于宋皇室陵寝的随葬品中（宋陵多早被盗，故历史上有无不详，此类情况与汝、官窑器相同）。故至今还难以从考古角度寻找科学的佐证材料。
浙江“龙泉哥窑”
195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龙泉窑系的主要窑址多次进行科学发掘，清理了大窑、溪口、金村的窑址，发现黑胎、白胎龙泉青瓷。黑色胎质极薄，施青釉较厚，光泽莹润明亮，粉青、灰青色釉均有大小不等的细丝片纹，亦发现有厚胎厚釉之器。
历史上称此类青瓷为龙泉仿官，也见于文献，但从未称之为哥窑，因为它与宫廷旧藏的宋哥窑器风格不同。有的学者因文献中有章生一在琉田主烧青瓷而曰哥窑的说法，于是将其定为哥窑；有的则又将其定为仿官窑或就是官窑。依此而论，窑址发掘品也就出现了“官”、“哥”不分也难分的现象。有的文献，如《遵生八笺》亦有此说。显然，将其定为官窑或哥窑都不合适。而传世宋哥窑也有官、哥不分的情况，当更有新说。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传世宋哥窑瓷片的化验结果是，其化学成份与窑址出土的瓷片显然不同。此后，对龙泉窑青瓷系的其它窑址也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类似的开片纹青瓷，于是又出现了它有可能、或就是宋哥窑的新论点。
哥窑之谜至今尚未解开，研究者各执一说，似乎都有道理。学术问题的讨论应允许“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才能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宋哥窑的独特风采
宋代哥窑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笔者仔细观察，其琢器造型多以仿青铜器为本，古拙、质朴、浑厚。胎质坚细，可分灰、油灰、黑、赭诸色，其中胎质粗松者叩之声音沙哑，呈色土黄，似欠火力。釉质凝厚如同堆脂，色泽有粉青、灰青、油灰、月白、灰黄、深浅米黄等多种，釉间均开裂有不同角度的冰裂状纹片，色浅黄者如金丝，色黑者宛若铁线，两者相互交错如织，故名“金丝、铁线”。釉中蕴含的气泡密集，显微镜下如同聚沫串珠，凝腻的釉面则光泽莹润，油滑如酥。器口沿多尖锐窄小，故厚釉难以留存而显现胎骨黑色，此一现象传统上称为“紫口”。垂釉多在口边稍下处形成略为高突的环形带，是为哥窑器之一绝，除宋“官窑”作品外，后世各窑口作品及历代仿宋哥窑器均无此特殊现象。宋哥窑器底足工艺分为施釉裹足支钉烧和露胎圈足两种，多数器足因呈黑色而被称之“铁足”。支烧者钉痕小若芝麻，此为宋器之共同特征。支钉数量，较小的器物，如盘、碗等以三、五个为多，略大器物如洗等则达六、七个，鼎、炉的器里也多留有不等的支钉痕，系叠套烧所致，此后无这一烧法。露胎圈足，足背平齐或略圆，修足干净利落，手抓不起。其盘、碗器型多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最为风行，如花形口器、葵瓣六出口器和奓斗，尤其是葵口折腰碗最为典型，广见于越窑、汝窑、官窑、定窑及耀州窑，八方杯见于钧窑，贯耳瓶、壶、鼎、炉、洗也为宋初所盛行，与上述诸窑一样精致。可见，“宋哥窑”器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器50余件，其中多为宫廷旧藏，少数来自社会，计有：盘口弦纹瓶（原系私人收藏，1940年征自扬州）、锥把瓶、贯耳瓶（分椭圆、六方和扁方三种）、投壶式小瓶、戟耳炉、鼎、盘、碗、洗等。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原宫廷遗存的各种造型器皿190余件（其中个别时代或许有误）。
1992年初，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出宋哥窑八方贯耳瓶一件（传世品），预先曾到日本等地展览，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稀世珍品。拍卖前，港埠收藏家欧百龄先生曾陪同笔者前往观赏，确是一件难得的珍品，与故宫及首都博物馆藏品类似。但这次拍卖会却众说纷坛，只拍卖到千万元，否则价码还会更高。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对历代古器都进行过鉴别欣赏，诸如书画、碑帖、陶瓷、玉石等精品无不留有其鉴赏痕迹，书写或镌刻御制诗句，瓷器中尤以汝、官、哥器为多，有的还刻出甲、乙、丙、丁等字，揣度这些珍品的优劣。有的器物还附有带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元汴）字样的梓檀嵌金器座。清宫秘藏西人画家郎世宁所绘的两幅弘历鉴赏古器图，画面中都有传世宋哥、官窑的瓶、炉、盘等，可见这些瓷器在乾隆时期已经十分珍贵。乾隆御制诗中亦有专门评论哥窑与仿哥器的诗句：“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乾隆丙申御题。”钤“古香”印章。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乾隆皇帝就曾认识到这些器物具有早年遗物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传世宋哥窑决非是元、明时期产物。我们期望，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能够发现哥窑遗址，那时才能完全拨开所谓“宋哥窑”的迷雾。
古代瓷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