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古代瓷器窑址承德有吗】
本报3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梁笑)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自去年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后，至今考古工作队已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74处，还在铜官窑遗址西北的觉华山西北麓发现两座窑。
据领队张兴国介绍，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确查64处窑址，其中有9处已彻底被毁。专家判断，北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石渚湖南区窑址面积约60万平方米，共确查窑址10处。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觉华山西北麓发现的两座窑，张兴国表示，这说明唐代窑址从石渚湖向北到铜官老镇都有分布，铜官一带的制瓷业在唐代就已十分繁荣，历史时期湘江两岸的窑址从铜官到湘阴直至洞庭湖口连绵不断。这些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址很可能就是《茶经》中所提及的岳州窑，长沙窑早期烧制的青瓷产品可能被视为岳州窑的一部分。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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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 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 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
长沙铜官窑遗址2010年度上半年考古工作简介
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同湘潭市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处、衡山县文物管理所、衡东县文物局、怀化市文物处、中方县文物管理所、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的大力协助下，考古工作紧凑有序地展开，考古队员团结协作，克服困难，至6月初，考古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将2010年度上半年的考古工作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考古调查
为全面掌握长沙铜官窑遗址的现状与文物资源， 3月中旬至4月中旬我们在长沙铜官窑遗址窑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普查，在石渚湖南北两岸约2公里范围内确查窑址68处，其中石渚湖北岸窑区60处，南岸窑区8处。经此次调查表明，石渚湖南岸一带的低矮山丘也是长沙铜官窑的窑区范围，该区产品与石渚湖北岸窑区部分产品的特征相同，但以烧制青瓷器和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石渚湖南北两岸的窑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研究长沙铜官窑渊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石渚湖北区。基本与现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重合，面积约68万平方米。我们在该区共确查窑址60处。这60处窑址按保存现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1类，现存窑床或窑墙的窑址，共45处；第2类，未见窑床或窑墙但有大量原生窑业堆积、窑砖、烧土或窑渣，可判定存在的窑址，共6处；第3类，以往工作明确记载但窑炉现已彻底被毁的窑址，共9处。结合以前的工作成果和此次调查的初步印象，窑区内沿河（湘江）、沿湖（石渚湖）的窑群，其始烧时代可能相对较早，堆积区地层底部以青瓷为主。
2、石渚湖南区。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老街、泥家台、游船嘴和老窑上一带低矮山丘上，面积约60万平方米，窑址分布密度较北区稀疏，共确查窑址8处。其中老窑上窑址群值得注意，当地村民传说此处山冲两侧的山包上共有7处窑址，并且声称“老窑上的窑址比石渚湖对岸的窑都早，所以叫老窑上”，但我们只发现5处窑址。老窑上窑群以烧制粗陶胎质的大型盛器为主，胎壁厚重，器型粗大，以大陶缸为主；老窑上窑群以水波纹装饰大型盛器口沿下部的特点我们在北区陈家山窑群的产品中也有发现，这些窑址与石渚湖北岸窑区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考究。
（二）考古发掘
原计划于2010年3月至6月进行考古发掘的陈家坪遗址地势较低，上半年雨水较多，雨水量稍大即被水淹，考古发掘工作难以开展。故发掘点首先选择在急需进行展示方案设计的谭家坡1号龙窑两侧（即Y38），以期较完整地揭露作坊与其他相关遗迹，便于整体展示。我们在Y38保护棚西、南、东三面布5×5㎡探方39个，发掘面积975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清理1983年发掘区，重新揭露作坊遗迹。现1983年的发掘探坑已经清理完毕，当年回填保护时所铺垫的塑料膜尚保存较好，由于保护工程未能同步，我们暂不揭开1983年的保护膜，防止日晒雨淋对遗迹产生不良影响。1983年塑料膜覆盖的作坊遗迹呈圆坑状，共有相连的三处，可能是练泥池。
2、Y38原生文化堆积的解剖和发掘。Y38原生废弃堆积主要分布于窑身腰部至窑尾的两侧，呈“八”字形分布，最深处约10米，部分探方发掘深度现已达2~3米，堆积中除大量匣钵、匣钵盖、垫圈、垫饼等窑具外，出土了大量瓷器残次品及碎片，瓷器品种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器物多具唐末五代的时代特征。重要遗迹现象有H3。H3为一大型长方形深坑，其北台面为1983年发掘出的作坊遗迹，其东10米为Y38窑头火膛，其西南部已被破坏，H3的底部已出露一些可能与制瓷有关的遗迹现象，初步判断H3为一处制瓷工棚。已出露的遗迹我们暂不清理，待全面揭示H3，明确H3的性质后作整体保护性清理。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继续。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主要遗迹单位都将完整地展露于外，建议立即启动保护工程，设计Y38整体展示方案。
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源远流长
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世界认同的艺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的烧制技艺自唐代传承至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本身具备的科学价值，釉下多彩的形成，拉坯技艺的产生，雕塑工艺的发展，烧成原理的掌握，都蕴含着不同的科学知识，现代《陶瓷工艺》一书已将它上升成了理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0年，德国人蒂尔曼. 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的沉船“黑石号”，其中长沙铜官窑的精美瓷器达6万余件，这些产品充分展示了铜官陶瓷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和巨大魅力。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
庞大的传承体系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家传、师传两道谱系。家传为继承祖业;师传呈自愿特征，一般三年为期，出师后帮师一至三年，再独立门户。所学技艺，开始以成型的单项专业为主，逐步兼学烧成，直至各工序操作都应知应会。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至民国时期，师承、家承脉络十分清晰。
拉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炊具、壶类成型，民国时约3000人;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2000人。至今因产品结构改变，机械化生产的替代，能操作者约300人，其中技艺精良者有熊赛王、张正斌、黄炳祥、谭志忠、冯耀云、胡武强、胡明、胡英等人。其中胡武强的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并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胡明、女儿胡英。胡英是铜官陶瓷拉坯的女传人之一。
捏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缸类产品成型，民国时期约3500人;延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2500人;现今技艺成熟者尚有400余人。
雕塑传人。民国时期有“窑状元”胡树生、‘‘泥人刘”刘子振。刘子振(1906 --1992)师从“窑状元”胡树生，解放后刘子振相传给儿子刘四泽、孙子刘坤庭。至今“泥人刘”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的作品《雄鹰》浮雕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国姑娘》壁画镶嵌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铜官陶瓷工艺流程》浮雕收藏在深圳博物馆。2006年刘坤庭被评为湖南省民间文化十大杰出传承人之一，2010年评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
画花、贴花传人。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技艺熟练者约200人，曾到突尼斯、柬博寨等国传艺的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是众多传人中的佼佼者。
烧成“看火”传人。由于先进的窑炉设备替代了龙窑，不再使用“看火”之法，但至今掌握其技能者有600余人。唐代外兴窑现保存下来还在继续烧制陶瓷，故“看火”法则仍得到使用。
“釉下多彩”传人。铜官窑彩釉基料至今仍得到应用，并在现代化工知识的使用中，将传统的色彩进一步升华，更使釉下多彩艳丽多姿。至今铜官陶瓷产业中造诣颇深的釉料技术人员不乏其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不断传承的局面。
有力措施促推发展
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组建了专门保护机构，确定了项目传承人，落实了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自筹资金26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档案，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成立了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制订了《铜官镇历史文化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奖励办法》。全力支持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还制订了《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实施方案》举办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六期，培训人员500人/次。
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引起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准备申报之中。
长沙铜官窑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同湘潭市博物馆、衡阳市文物处、衡山县文物管理所、衡东县文物局、怀化市文物处、中方县文物管理所、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在细致严谨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考古技术最大限度采集原始数据，至8月初，针对谭家坡1号龙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谭家坡1号龙窑在《2006年长沙窑遗址调查勘探报告》中被编号为Y38，为方便叙述，下文统一用“Y38”指称谭家坡1号龙窑。现对本次考古发掘的情况做简单介绍：
基本情况
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获取较好的展示本体和学术研究素材，深入探明Y38的文化内涵，我们在Y38东、南、西三面布设探方，发掘面积 1075平方米。其中Y38保护棚西侧接近坡底的平台附近为1983年发掘探方所在区域，此次对其回填土进行重新清理，揭露1983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及的作坊遗迹，并以1983年发掘区域为中心，顺坡布设5×5㎡探方十一排，共30个探方。Y38保护棚西侧区域是本次发掘的重点区域，目的主要有两点：一为揭露与Y38相关的作坊等相关遗迹，二为探明Y38兴烧、废止时间与历史文化内涵。从发掘结果看，我们的预期目的已基本达到。
考古发掘证明Y38西侧片区是Y38制瓷活动的主要场地，我们在Y38西侧发掘区共揭露与窑场制瓷活动有关的遗迹28处，有挖泥洞、淘洗池、储泥坑、陶车坑、工棚、灶、烘烤炉、釉缸、装窑出窑活动台面等。这些遗迹较完整地展示出了Y38的制瓷工艺流程。
发掘过程中我们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主要包括窑具、瓷器残次品和装烧标本。窑具有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各式匣钵、匣钵盖、三足乳丁垫圈、泥圈、泥卡口、火照、荡箍、轴顶帽、印模等。瓷器种类繁多，有碗、盏、碟、壶、罐、盒、枕、盂、洗、盆、炉、唾盂、纺轮、铃、器盖、水注、笔舔、瓶、灯盏、烛台、碾轮、碾槽、盅、杯、盏托、动物雕塑、器座等，已修复的重要文物标本上千件。
1、获取了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文物标本，通过进一步整理我们将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窑场布局、制瓷工艺、装烧方法、产品特征、和文化内涵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2、揭露了一批该窑址制瓷工艺流程有关的遗迹现象，是很好的展示本体。对这些遗迹现象进行科学的展示，原料的采集、加工，制坯、上釉、装烧等制瓷活动，都将鲜活地呈现于大众面前。
3、明确了该窑的兴烧和废止年代。结合纪年材料和出土遗物遗迹的特征，我们可以判定，Y38兴烧于9世纪初，废止于9世纪70年代。
4、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为使本次考古发掘的信息获取量最大化、信息资料数字化，减少因考古发掘而不可避免的信息流失，我们联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进行了数字考古的初步尝试。在严谨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用全站仪、立体影像仪、三维激光扫描仪、航空拍摄等现代科技仪器和技术手段对考古发掘的最小堆积单元逐一跟踪记录，以求用数字技术达到考古发掘可逆化的目标，使民众了解古代窑场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为三维数字模拟展示窑场建窑、生产、废弃等历史场景提供了充分的原始数据。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长沙窑瓷器赏析
唐代长沙窑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因此，在唐代晚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长沙窑彩瓷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成为我国对外输出的重要陶瓷商品。目前，长沙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的遗址、遗迹中均有大量的发现。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长沙窑深处华中腹地，其产品的外销必须依托于交通发达的港口，而扬州正是唐代贸易繁华的国际大港。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昌盛，国内外众多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促进商品贸易，特别是陶瓷贸易的发达。自1970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扬州唐城遗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瓷器，而长沙窑瓷器及标本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品种丰富，釉彩靓丽，绘画简洁风趣，装饰艺术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盛景。
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
扬州唐城遗址内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主要在三元路、文昌路、汶河路和梅岭西路约数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其重要集中地点有:文昌阁之东，三元路北侧的邮电大楼、纺织品公司、五三机关幼儿园和珍园招待所;文昌阁之西文昌路的石塔寺;汉河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工地;汉河路之北的蓝天大厦工地;梅岭西路的原教育学院工地等。在这些区域内共发现三条唐代河道，一座唐代木桥遗址，河道内遗存两条唐、宋木船。还清理出唐代建筑遗址和砖井，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这些文物主要分为陶瓷类和金银器类。陶瓷类文物中，全国各大窑口产品均有出土，尤其以长沙窑瓷片数量最多。其中仅文化宫遗址就出土了长沙窑瓷片6775片，占该遗址出土瓷器总数的36%。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既有唐代纪年墓中出土的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和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又有俗称“长沙窑之王”的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同时伴出的还有亮丽的唐青花、三彩器、白釉绿彩器等，以及舶来品波斯釉陶和伊斯兰玻璃器残片。三元路之北五三机关幼儿园工地窖藏，出土金器有伎乐飞天纹金栉、镂空莲瓣纹金耳坠等十余件金首饰，其中金栉是唐代金器錾刻首饰品的杰出代表。
绿釉麒麟送子烛台
青釉酱口研钵
青釉执壶
绿釉横柄壶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在器型方面，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罐、壶、碗、盘、钵盂、枕、水盂、水注、油盒、杯、烛台、盏托、研钵、碾槽和碾轮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这些长沙窑瓷器，一部分是沿袭唐代传统的制瓷风格，造型饱满，线条圆润，端庄大气，如罐、壶、碗、钵盂、油盒之类;而一部分则仿造西亚金银器的样式，如穿带壶、横柄壶、船型杯，造型奇特，装饰巧妙，活泼生动。 扬州出土长沙窑瓷器，釉色常见的有青釉、黄釉、酱釉、绿釉、白釉等;其施釉手法多样，或单色釉，或双色釉;或半釉，或满釉，或涩心。彩色主要有褐彩、绿彩、蓝彩等，偶见红釉与红彩;彩绘技法善变，或单彩，或双彩，或多彩交汇;或点绘，或线绘，或点绘与线绘相搭配;或圆斑彩，或条彩，或彩绘，或圆斑彩和模印贴花结合，或彩绘与刻花相交错。这些长沙窑瓷器虽经千年埋藏，但出土后仍光彩如新，可以想见，在“南青北白”的唐代传统瓷器产品中，足以让时人耳目一新，产生绚丽多姿之感。
青釉褐彩带流油盒
青釉绿彩云纹盒
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油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容器，自然也是长沙窑在扬州销售的主要产品。油盒盖面常有“油合”或“佳合”的彩绘铭文。2008年扬州凯运天地唐墓中出土一件青釉褐彩带流油盒，带流造型与众不同，独特罕见，器型饱满端庄，釉色莹润，盖面上褐彩书有“油合”二字，可谓是唐代油盒的精品。而1963年扬州市平山乡朱塘村出土的一件长沙窑青釉绿彩云纹盒，内外满施青黄釉，盖面绘绿彩云纹，笔意率意洒脱，线条自然流畅，亦不失为佳品。
青釉褐蓝彩团花纹横柄壶
青釉褐蓝彩叶纹双耳罐
青釉莲花纹盘
青釉褐绿彩菱纹钵
青釉兰草纹高颈瓶
青釉绿彩“心”字盂
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
除上述的彩绘油盒外，彩绘装饰还常见于壶、罐的腹部，碗、盘内壁，以及枕面等，或为绘画，或为书法，精品多多。绘画的题材有团花纹、叶纹、兰草纹、莲花纹、芦雁纹、鹭鸶纹、云气纹、山水纹、菱形纹等绘画线条;书法有诗词绝句，亦有警句铭言。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彩绘瓷器按构图来分，一类较为简洁疏朗，一类较为繁密。如一件青釉兰草纹高颈瓶，通体施青黄色釉，仅在浑圆的腹部均匀绘三组绿彩兰草文，整体端庄却又不失灵动。再如一件青釉绿彩“心”字盂，口沿外肩部绿彩书三个“心”字铭，布局匀称、用笔率意、趣味横生。此水盂书“心”字铭，意在时常提示使用者警醒自身，用心学习，匠师可谓用心良苦，颇有深意。此类水盂除写“心”字，还有写“星”、“北”等。而另一类彩绘较为繁密的器物，则更透出浓厚的异域风情。譬如一件青釉褐绿彩叶纹双耳罐，罐肩部饰褐绿点彩的双圈纹一周，腹部两面满绘三层的褐绿点彩叶纹，叶纹内与叶纹之间再衬以褐绿彩点彩的圆圈纹，造型饱满，纹饰丰富，仿佛层层树叶间衬出点点星云。此类罐腹点绘叶纹有一片，也有两片，还有三片，而以三片叶纹最为独特。点彩满绘的装饰是长沙窑彩绘瓷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巅峰之作正是我们熟知的“长沙窑之王”黄釉褐蓝彩云荷纹罐，在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更是独占鳌头。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执壶
青釉褐斑模印贴花人物纹执壶
青釉模印贴花双鱼纹执壶
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扬州出土的长沙窑模印贴花类器物，主要以壶、罐、钵盂为主。其中壶类最多，特别是大壶上题材丰富，常见有人物、动物、花树等内容，其中不乏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纹饰，如胡人像、域外果树等。壶模印贴花品种有青釉模贴双鱼纹、青黄釉模贴花卉纹、青黄釉模贴大雁纹;还有青釉模贴褐斑天王像、青釉模贴褐斑椰枣纹、椰鸟纹和青釉模贴褐斑秒锣树纹等许多品种，其中不少壶的流下为模印单饰;或流下与双系下为多种不同的纹饰;还有个别壶流下为模印花纹与铭文结合，如少见的双鱼尾部有“冯上”款。因为模印贴花突出于器面，所以具有立体感，层次丰富，在褐斑釉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精神，备受瞩目。此类器物主要部位的模贴纹饰与壶的比例相匀称，与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相和谐，其工艺复杂独有趣味性，装饰艺术呈现出活泼多样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真是独具匠心。 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扬州是唐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利用这条海上航行路线，长沙窑不仅大量地销售产品，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元素，丰富和改善自身产品，使其更加适合海外市场的需求。“黑石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不仅有大量的长沙窑产品，还有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地的瓷器产品，金银器，铜镜等，如唐青花器、白釉绿彩器、扬子江心镜。而唐青花器和白釉绿彩器目前在国内除产地窑址外，仅现于扬州，它们与长沙窑产品一样，在扬州唐城遗址内的晚唐地层里时有出现。正是这些众多的长沙窑瓷器等历史见证物，文献中记载的“胡商下扬州”的历史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才得以再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可见当时陶瓷市场的兴旺，长沙窑的灿烂辉煌。
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在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瓷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爱好和性格特征，是我国的文化象征。而窑址作为古人生产和制造瓷器的工作场所，则是承载这一历史的文化载体。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的窑址在遭受自然侵蚀的同时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破坏，它们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对部分古窑遗址保护规划的研究，并参考其它相关规划，试图对窑址这一类型的遗址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总结、探讨和反思。
1.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现状 截至2006年，我国共颁布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51处，其中古遗址总数约占1/5，古遗址在每批名单中所占的比例也呈现出递增的势头，这表明国家对遗址保护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大。窑址类遗址作为大型古代手工业遗址的代表，其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目前，国保单位中的窑址类遗址共40处，占古遗址的比例约7.9%。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0处中，仅有少数几个窑遗址已出台或正在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其它遗址遭人为或自然破坏的状况仍然十分严重，如上林湖窑址、龙泉窑址、禹州窑址、汝州窑址等均数次遭人为盗挖。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国保单位的窑遗址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数量众多且尚未列入国保单位窑遗址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因此，古窑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2.窑址类遗址保护的特殊性 相对于列入国保单位中其它类型的遗址来说，窑址类遗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址遗存较为丰富 由于瓷器烧制的技术与火候难以掌握，因此在烧制时会产生较多的次品与废品，同时烧制时使用的匣钵也被废弃，经过日积月累这些废弃物便大量堆积在窑址的周边地区，形成堆积层。堆积层覆盖在窑址的四周，埋藏较浅，便于考古工作的探查，相对于城市遗址类埋藏一般较深、不易探查的特点，窑址类遗址的可识别程度相对较高。 其二，遗址分布相对密集 由于瓷器烧制的原料较为特殊，且烧制的环境与工艺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在某一片适合烧制的地区可能会集中分布数量较多的窑址。 其三，窑的区域类型比较复杂 城市遗址的研究对象较为单一，而窑址类遗址研究对象的类型十分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陶瓷的时代跨度较大，差异显著。由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各个时代审美情趣的差异使陶瓷的类型变化较大。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彩陶与黑陶，陶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占据主体地位。原始瓷器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唐宋年间白瓷和青瓷成为当时的主流，到了元明清三代青花瓷逐渐为人们所热衷。其次，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类型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特点在宋、辽、金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有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建窑等多种瓷器类型，其中有的同属一个谱系，有的则差异相对较大。窑遗址是瓷器的文化载体，瓷器的复杂类型也就决定了窑遗址时代差异与区域类型的复杂性。
其四，人为破坏愈演愈烈 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收藏品市场也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瓷器的收藏。受到利益的驱动，加上窑址堆积层丰富便于盗挖者识别的特点，窑址遭人们盗挖的现象十分突出。 新闻中也不断传出窑址遭盗挖的消息。如河南汝州张公巷窑遗址2003年遭盗挖，长沙铜官窑遗址2006年遭盗挖，福建建窑遗址2004年遭盗挖等。对于城市类遗址，由于没有利益的驱动，人为的有目的的盗挖则相对较少。窑址的盗挖不仅盗窃了重要文物，而且破坏了窑址内部的文化层，给今后窑遗址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窑址类遗址保护的探索与思考 由于窑遗址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遗址显著的特殊性，因此可以将其当作一个类型来加以研究。对于窑遗址的保护规划工作，也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 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直是保护规划的核心问题，窑遗址的保护规划也不例外。在大窑龙泉窑保护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批准范围的划定与批准 国务院2003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完成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的“四有”工作。在制定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是由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划定的，其中没有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同时在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以后，报请浙江省政府又迟迟未能获得正式批准与公布。文物主管部门单一划定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对文物本体之外环境的关注，同时在划定范围后又没有及时公布，缺少相应的法律效力。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协同地方的各个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单位的参与下，最终确定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在范围划定之后，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批准，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使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对于由文物保护部门划定、已经获得正式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要重新评估其保护范围的有效性，修订后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窑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划定时应针对不同的对象。对于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和其实施条例中已有相关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窑遗址中的文物本体是指窑址及其生产瓷器的场所，即窑址及手工作坊遗址等。在保护范围划定中，要使窑址、手工作坊遗址与保护范围边界间距恰当，部分重点窑址要考虑其所在的地形环境，保护范围的边界要适当外扩。窑址中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则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下窑址的可能分布区、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当地的经济情况等。其中，还要特别注意窑址周边的现有遗存，包括交通方式、交易场所、古村落遗存等。交通方式、交易场所的遗存反映当时陶瓷的交流方式与对外关系，而古村落遗存则反映了当时窑民的生活场景，这两方面内容都是窑遗址文化遗存的有益补充。 保护范围内是否分级 一般来说，大遗址的保护范围面积都相对较大，因此多数都在保护范围内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 》中也明确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情况相对特殊，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仅有为数不多的3处窑址经过考古发掘，其余约40处窑址仅探明了位置，其它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根据这种情况，在保护规划制定的初期，我们将这3处窑址划为重点保护区，其它则划为一般保护区。但是，考虑到区别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依据之一就是是否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而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范围中尚有大量窑址的情况不明，无法判明其确切价值。因此在后期修改保护规划时，我们没有对保护范围进行分级。今后在经过具体的考古发掘，有了确切的评判依据后，可以对保护规划进行进一步修订，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边界的可操作性边 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的边界在图纸上很好表示，但是如何将其准确落实到实际中，这就牵扯到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在丘陵、山地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大窑龙泉窑地处浙西南的山区，遗址区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采用界桩的方式来划分其边界，这种方式也有其利弊。图纸上界桩相连成为一条边界，在总图上易于区分遗址区的内外。但是，图纸仅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落实到三维的具体地形中如何操作？在三维地形中具体操作的准确度如何？多数规划中边界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如沿某某等高线南向延伸20米，这种方式在具体操作中的准确度也值得考虑，等高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实际操作中工人如何能识别这条等高线？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能否在规划中引入相对高度的概念。在规划时，先确立易于识别的一个三维坐标原点以及几个固定的坐标点，其后以这几个点为依据，引入相对高度，确定边界的三维控制点，然后将三维控制点相连形成边界。 这样做可以较为准确的控制边界的形状，同时由于高差较小易于工人实际操作中的感知与测量，操作的准确度也能大大提高。当然，这一方法需要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前期调研工作，其操作的可行性也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制定保护规划中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必须重视基础工作 窑址的特殊性和类型的复杂性决定了在规划中必须重视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包括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遗址现场的调研评估，以及对窑址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利用价值进行评估的工作。由于人为破坏严重以及保护不得力， 窑遗址的现场一般都较为散乱，因此，在现场调研中必须对重点窑址进行深入探查，查明现状，如窑床走势、风化损毁情况、人为盗挖情况等，对于一般窑址也要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列表显示其所处位置、出土文物、考古发掘、具体损毁情况等，以供今后的不时之需。前文已提及瓷器的类型十分复杂， 因此在搜集基础资料的同时有必要研究该窑所属瓷器的类型以及该窑与其它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烧制的来龙去脉、区别于其它窑的显著特点，以及对其它窑的影响等。只有踏踏实实的完成基础工作，才能对该窑的类型与特点、历史底蕴，以及遗址区内窑床的分布情况与现状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下一步规划的编制工作。
即将被吞噬的桂平窑址
必须重视环境的整体保护 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西安宣言》中强调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除实体和视觉方面含义外，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的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用或活动，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前的、动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环境对瓷器的烧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燃料以及烧制的场所，同时也为周围的窑民提供了居住的场所， 可以说环境与烧制瓷器各个环节与要素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大窑龙泉窑遗址四周环境良好，琉华山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原料和燃料，大窑溪蜿蜒数里提供了水源，大窑村依山而建是古代窑民居住的场所，这样就构成了独特的山、水、窑、村共生的自然风貌，同时遗址区内还遗存有一条砖石小道，作为古代大窑及附近区域瓷器外运的重要通道，它见证了古代遗址区内生产与生活的场景，是环境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窑遗址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的价值在于它不但可以展现给人们一个瓷器烧制的环境氛围，而且还可以将与窑遗址价值相关联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景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周围的历史信息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
必须重视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烧制瓷器的传统工艺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因素使传统工艺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如窑址周围取土点的消失使原料来源匮乏，林木缺乏影响了传统燃料的来源，环境污染使水质发生变化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传统工艺价值的认识，在保护规划中往往对有形的文物本体保护加以重视，而忽视了对无形的传统工艺的保护。因此，在保护规划中有必要将瓷器烧制的传统工艺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将其作为窑遗址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加以保护，最大程度的提高传统工艺的历史地位，使其得到有效保护，以免陷于失传的境地。 必须确立相关管理机制 大遗址由于覆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往往由众多行政部门齐抓共管，窑遗址也不例外，一般会涉及到文化、林业、城建、交通、旅游等相关行政部门，部分窑遗址还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县、市。在这种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机制下，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对于窑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成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一方面加强对遗址区的管理与保护，另一方面负责协调各个县市、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以避免管理的盲区。同时管理机构的人员相对稳定，各人分工明确，业务相对独立。对于面积较广的遗址区，还可以设立分片、分区域的管理站，由遗址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的保护、监测等工作。最终，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使其成为窑遗址保护全过程的主持者和监督者。
保护工程的探索 由于窑址数量众多、覆盖范围广加之部分窑址情况较复杂，因此有必要将窑址的保护工程作为一个专项的系统课题来加以研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以及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才能使窑遗址能够得以切实保护。其保护工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保护工程应有针对性 窑址由于数量众多，价值高低不等，因此多数窑址可采用回填的方式加以保护，对部分有突出价值的则需要重点保护。 保护时要考虑其所处的小环境，如周围的地理地质、当地的环境气候、窑址的遗存与损毁状况、匣钵的堆积情况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保护工程。 （2）保护工程应有合理性 由于窑址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瓷器烧制传统工艺的差异等特点，保护工程不能生搬硬套其它地方遗址的保护方式， 应具有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性。如我国传统的瓷器烧制方式分为龙窑和馒头窑两种，龙窑依据山形，产量较大，多用于民窑，而馒头窑讲究少而精，官窑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根据窑址的具体分布特点，采用不同的点状或条状形式来加以保护。 （3）保护工程应有有效性 窑遗址保护工程应防止人为的破坏，同时降低遗址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考虑，保护工程应具有有效性。这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将盗掘者阻在遗址区之外？在堆积层的栈道上，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有效控制游人捡拾瓷片？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有效防止遗址表面的风化速度？处于山谷地段的窑址，如何有效的做好防水、防洪措施？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古窑遗址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于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古窑址的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它也是一项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课题，需要多专业、多部门的人员通力合作加以探讨，并不断的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而摸索出一条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使窑遗址的保护切实可行，给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添上浓重的一笔。
浙江省东阳发现一处宋窑遗址
“哗啦”一声，挖掘机铲出一堆碎瓷。
“奇怪，没一个碗像样的。”南马镇下湖头自然村村民马中金捡起一叠破损的碗，又随手扔掉。他神秘兮兮地告诉记者：“祖上一直传下来，说这块山的窑，不是烧瓷器的，而是为了‘烧断龙脉’破掉这里的风水。这个说法，看来可能真有这回事。”
近日，下湖头村里计划在这个窑址边上建设一处厂房，不料在挖土填地时，铲出大量瓷片。连日来，不少村民前来“捡漏”，均无功而返。碗壶盘盏，品种多样，就是没有一个不是畸形加破损的。
获悉后记者赶赴现场，将瓷器碎片带回请专家鉴定。
许多瓷片“如冰似玉”，“烧断龙脉”传说应是无稽之谈
现场，在大量粗糙的碎瓷中间，匣钵及各种垫具扔了一地。
但是记者发现，在阳光下，有不少瓷片表面看上去晶莹似玉。还有不少类似于龙泉青瓷，不少还有冰裂纹。盘、壶、杯、罐、盏托、粉盒各种形状都有，印花、划花和刻花装饰手法均可见。
据该村村干部介绍，这个窑建在一处坐北朝南的山坡上，碎瓷一直从山脚堆到山顶，约有百来米长。此处地名就叫“高窑山”，窑的西边有个自然村，叫做西瑶，也是按窑的谐音取名。
昨日下午，金华市文物局副研究员赵一新在仔细看过记者带去的瓷片后，认为这应该是一座宋代的窑址。
赵一新告诉记者，“根据发掘经验，窑址里基本不可能出现完整的瓷器。就像杭州的老虎窑址，不可能有完整的瓷器出土。”他笑着说，好的瓷器肯定是拿去卖掉的，哪会乱扔呢。
在采访中，有现场下湖头村民告诉记者，根据家谱记载，该村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可是，谁家都没有来自该窑的传世瓷器。而且有个说法代代相传：这个窑就是某个朝代“烧断龙脉”用的，以防止这个地方出什么皇帝。
“由于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家谱多不可考。这个窑址存在，说明当时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在古代，战争、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这个窑址被废弃。”赵一新说，明朝末年，此地附近就曾发生白头军农民起义。“烧断龙脉”之说，应该是后人凭空想出来的。
该窑3公里外的葛府窑，可能曾生产稀世珍宝“秘色瓷”
赵一新表示，距离该窑约3公里处，有一处省级文保单位——葛府窑址，主要生产时期为五代和北宋。此后，该窑就再没生产。
“古代越州曾经生产一种用特殊的釉料配方制作的瓷器，能使瓷器外表有‘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这种瓷器专门用来进贡朝廷。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鏐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赵一新告诉记者，这就是稀世珍宝秘色瓷。
“苏州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是秘色瓷莲花碗，从胎色和做工手法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我认为其就是出自葛府窑址。”赵一新说，被誉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秘色瓷越窑海棠式大碗(唐代)，也有可能产自东阳的歌山窑址(省级文保单位)。东阳博物馆曾在该窑址附近征集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唐代大碗。
据悉，秘色瓷莲花碗于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瓷，构思巧妙，造型精致，端庄有姿，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下湖头村的窑址是否烧过秘色瓷，尚有待考证。无论如何，这里值得保护，不能随意破坏。”赵一新还表示，此窑附近就是一处汉代之前的古墓葬群，属于东阳市级文保单位，必须认真对待。
东阳民间文物考古爱好者华柯等人，也曾在窑址附近山顶发现2600多年前的硬纹陶片实物，估计这里在春秋时代已是人丁兴旺。
下湖头自然村村干部也表示，他们尽量少挖掘窑址，并已经及时向东阳市文物部门汇报。
古临清贡砖官窑窑址
临清贡砖炼制现场
今年5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古运河北岸、临清市戴湾河隈张庄村发掘出土了17座古代临清贡砖窑址。发现的17座古代窑址，年代从明朝一直到清朝末期。这次考古发掘，让临清贡砖“官窑”首次以实物形式亮相，保存完好的古窑，成为临清贡砖“官窑”的第一个历史样本。
拂去这个“历史样本”上的尘埃，古临清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大运河沿岸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选取曾在临清地方志上留过痕迹的四个人物，来展现当年的繁华。
民工章老汉
隋朝时候，临清有条章子巷，巷里住了位章老汉，以小本生意为生。605年，隋炀帝下令挖大运河，先后征发了民工200多万人，章老汉也被征去挖河了。他非但不悲伤，反而非常高兴，干活十分卖力，因为他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运河会通到他的家门口。
流血流汗挖了四年，成千上万民工累死了，运河通到了洛阳，通了江南，就是没有开到临清来。章老汉回到临清后，一头栽倒在病床上，终日痴呆似的唠叨：“会通、会通、会通，生个儿子叫会通，抱个孙子叫会通。”不少人以为章老汉得了失心疯，后渐渐明白老汉心意：运河开通了，水陆交通也就便利了，临清的买卖就好做，生活也就容易过了。
几百年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下令开凿从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一段运河，连接原有运河，从北京到杭州便可贯通。但当时河道浅窄，水源不足，超大船只无法通行。
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工部尚书宋礼督领25万民工疏浚治理会通河，但屡屡受挫。农民白英毛遂自荐，根据会通河的地势水情提出策略，解决了会通河水源不足、地势高低不平的难题。
1419年，会通河治理工程竣工，临清正式通航。
商人史永顺
明清时代，江南纺织业发达。江苏商人史永顺一直从事丝绸布匹销售，京杭运河通航后，他看准了北方商机。1489年，史永顺乘船北上，行至临清时，发现运河交通繁忙，操着南腔北调的商人在临清登岸经商，胡同内、巷子里，吆喝声、叫卖声不断。
史永顺沿运河行走，见河内舰船如梭、帆影入画；岸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一间间门市鳞次栉比，各种货物，绸缎、贝蛤、瓷器、果品、布匹等琳琅满目。
此时的临清城，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瓷器店和纸店多达20余家，羊皮店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帽靴、海味、果品、杂货等铺。而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布匹、绸缎等铺多达数十家。再往南为十余家粮店的粮食市。
临清北区东起广积门，西抵卫河东岸，不到二里的路两侧店铺百余家，古玩珍宝、金属器皿、粮食、木材、估衣，缎行及金珠宝饰应有尽有。该区域聚集了较多的手工业者，除碾坊、磨坊、油坊外，加工皮、毛及竹木器的手工业者聚居。东区北至永清门，西迄鳌头矶，沿汶河北岸有粮店三十余家，经销自济宁一带沿汶河北上的粮食，柴市街多柜箱、金漆、杂货、丝店等，更是四乡柴薪集中之地。
而后，史永顺在临清设立丝绸商铺，将南方棉、丝织品从临清中转，如此一来，其经营的丝织品开始遍及全国。史永顺举家由江苏迁居临清，与临清冀家大院、朱家大院、汪家大院、赵家大院等一起成为大家族之一。
文人黄威宏
东昌府文人黄威宏因得罪当地官僚，准备找个地方先躲上一阵。想了半天，黄威宏决定藏身于临清。临清在东昌府北面，在运河坐船，三两个小时便可到达。那里城市繁华、商贩众多，便于躲藏。
当时临清商业发达，城中各地商人云集于此，著名商号多半为天津商人，饭馆里的饭菜口味也多为天津味。
临清共有八大景点，分别是秦汉古堤、塔岸闻钟、鳌矶凝秀、清真古寺、玉带三桥、古刹宝塔、东郊孤松、古渡烟柳。每个景点，黄威宏全游了个遍。街市上，山东快书、临清时调和临清琴曲，咿咿呀呀，令黄威宏流连忘返。
这里的风流繁华，也吸引了康熙、乾隆。正在临清避难的黄威宏，还曾亲眼目睹乾隆皇帝御驾临清。
匠人冯魏祥
1403年，燕王朱棣在南京称帝，随后迁都北京，营建新都成当务之急，遂频诏山东、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建窑烧砖，并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
当时临清一位官员的亲属冯魏祥在临清运河东岸约10公里处挖窑烧砖。光冯魏祥麾下就有4座官窑，两百多工人。砖上印记烧造时间、地点、烧造人等，以示负责。
为保证砖的质量，冯魏祥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烧砖用的土，过完大筛子，还要过一遍小筛子，然后再将土用水过滤。滤满一池，待泥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踩匀，才能用来脱制砖坯。脱好的砖坯晾干之后便可装窑烧制。
烧制好的贡砖要逐一敲验，“以体制坚细，色白声响者方可入选。每块合格的成品砖都要用黄裱纸包好，运往京城。”
砖窑每年出12窑砖，按平均每窑2500块计算，冯魏祥的4座官窑年出砖12万块。而当时临清有384座窑，按每窑每年出砖3万块，384座窑年可出砖1152万块。
临清贡砖的出名源于1957年定陵的发掘。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曾经在发掘现场看到建陵用青砖上有“临清”字样，历经500多年历史的临清贡砖印记清晰，不蚀不碱，声如铜音，这让郭沫若和郑振铎赞叹不已。经过考证，大半个紫禁城所用的青砖大都是临清生产的“贡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