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陶瓷与科技的联姻成为传统陶瓷技艺的不二选择
21世纪，在人们尽享科技带来的便捷与舒适之时，一些传统文化却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二悄然没落，甚至永远的成为历史。在人们为其感到痛心的时候，也在努力的寻求生存之路。瓷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在悄然进行着其革新之路，而与科技的联姻成为传统陶瓷技艺的不二选择。
青花妙彩瓷画在此时应运而生。青花妙彩瓷画是基于传统彩瓷工艺，利用现代科技简化、方便化原有的制作流程，是一种科技创新产品。其制作基材是已经成型的素瓷，而不是尚未成型的陶土或者陶胚，而素瓷则来源于传统瓷艺的煅烧而成。所以青花妙彩瓷画也有“不用烧的青花瓷”之称，就是因为其没有传统瓷器成型的煅烧过程，仅有后面的上彩过程。此外，青花妙彩瓷画的制作工艺也是借鉴传统瓷艺品的制作工艺，只不过将人工上彩用科技制式化流程取代，把窑烧用制作精密的设备取代，从而使整个流程更加简单。
青花妙彩瓷画是顺应当前主流消费的潮流，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大趋势影响而研发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科技创新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为当前中国传统瓷器提供一条发展思路，让中国的瓷器摆脱“生活用瓷”的地位，再现当年风靡全球的时光。
2008年著名专业制造商善耕堂在奥运期间，推出世界首款陶瓷U盘，此U盘将中国的传统陶瓷艺术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达到炉火纯青的效果。期待藉奥运契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TAoCi52.COm
善耕堂遍访国内知名的瓷窑，遵循古法，经过素烧、上釉、釉烧等14道工序，三进三出瓷窑，以1600度的高温为您烧制出世界首款陶瓷系列U盘，善耕堂陶瓷系列U盘采用最具代表性的青花瓷与素有“瓷器中真正的贵族”之称的釉里红为基调，将中国传统吉祥物“四灵”图像：青龙、朱雀溶入创作主题，绚丽多姿、韵致精微。善耕堂陶瓷系列U盘使用最新COB封装技术，数据传输快速稳定，随机附送善耕堂智能软件。将原属于中国人智慧骄傲的瓷器再次发扬光大与创新的科技做一完美的结合。陶瓷U盘上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地展现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创新设计让陶瓷U盘的出现，为高科技的U盘蕴涵进了更多彩的意义。
另外，科技与工艺的联姻也解决了一项项长期制约着生产的工艺难题，极大地提升了传统陶瓷工艺美术的文化附加价值。
比如，采用耐高温、耐强酸碱、无毒无害的天然大漆髹饰器物是我国的发明创造，但大漆慢干一直是束缚这项工艺的技术难题。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的科学家与漆工艺家密切合作，研发出另一种能快干的功能接近的天然漆――腰果漆，突破了生产瓶颈，提高了生产工效。
又例如，过去陶瓷烧造使用柴窑，窑温前后不一致，烧成的时间全靠老艺人的眼观耳听，烧成质量参差不齐。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通过窑炉的技术改造，实现了窑内温度的数据可控性，既达到节能减排目的，又提高了陶瓷品质的稳定性。近十几年来，我国陶瓷生产这一最古老的工艺领域里发生的科技革新称得上是日新月异，纳米陶瓷、陶瓷音箱、保暖陶瓷布料、发光陶瓷、陶瓷刀具、陶瓷发动机耐热部件、抗辐射陶瓷、陶瓷防弹背心等等，闻所未闻的陶瓷新品先后问世，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医疗、航空航天、军事、生活日用领域，极大地延续了陶瓷这一古老工艺美术品种的生命力。
釉下彩原本是湖南醴陵的陶瓷名品，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李游宇在学习澧陵釉下彩的基础上，不仅进行装饰图案的创意设计，而且大胆进行工艺科技创新。他采用现代科技高效除铁法，使瓷料中三氧化二铁含量降至0.1%以下，加上史无前例的六元配方等措施，使陶瓷的白度、莹润度、透光度、标准度等都大大超过德国名瓷“迈森”、“罗森泰尔”和英国名瓷“皇家道尔顿”、“韦奇伍德”等，树起了“汉光瓷”这一民族品牌的旗帜。江苏凤灵乐器厂在木材处理上采用了高新技术，使该厂机械制造的小提琴质量与意大利手工制琴不相上下。如今，依靠科技，手工辅助，该厂生产的小提琴已占全球市场三分之一份额。
陶瓷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工艺，是千百年的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化历史品牌，如今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如何把这些历史品牌重新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搭上科技这辆动力快车，陶瓷如鱼得水，在现代生活中的行进步伐也正在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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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盛行瓷像画的欧洲
外销瓷的使用不但是当时欧洲人身份地位的象征，题材的选择、图案的描绘更成为他们思想表达的载体。不管是尊敬君主，还是讽刺君主，他们几乎都希望把相关的题材绘在瓷器上，而宗教题材除了《圣经》故事，当时的宗教改革也成为追捧的对象之一。当时的外销瓷几乎涵盖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一个专为刮胡子用的瓷盘，收藏家感叹，欧洲贵族把这种乐趣做得实在精致。
五彩开光人物剃须盘布鲁塞尔皇家历史艺术博物馆藏
18世纪不少欧洲君主肖像被制作在外销瓷上
瓷器上的肖像画、名人画像或名人纪念图纹在18世纪的欧洲十分盛行，君主肖像或纪念图纹是较为常见的瓷绘标识。欧洲民众对18世纪各国君主褒贬不一，但多有瓷器留名。一个漂亮的珐琅彩瓷盒盖子上绘饰着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肖像，母模可能来自于一枚银币。有人认同他的作为，将其肖像制作在精美的瓷器上。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路易十六夫妇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干涉与奥地利勾结，被国民议会以叛国罪于1793年先后处以死刑。国王的支持者及其逃亡贵族们受王室委托到中国定制了一批瓷器，有大瓷盘、带盖的瓷瓶等，秘密纪念路易十六及其家庭。模板来自于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版画，画面是一个墓地，墓地上长着两棵像人物头像的垂柳，大的一棵直接从墓地里长出，是路易十六的剪影，小的一棵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树下一位妇人神情悲伤作缅怀状。
此外，还有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世袭执政威廉四世的肖像瓷瓶、里斯本达夫收藏的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一世与丈夫彼得三世伉俪肖像对碗、丹麦和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肖像画装饰的瓷盘等等。
青花圣经图案纹盘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宗教改革纪念图像成瓷画装饰重要内容
宗教故事题材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主要来源，从中世纪起，《圣经》一直启发着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圣经故事成为外销瓷喜用的题材之一。且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题材在外销瓷上的绘制，除了参考《圣经》外，还会与社会发展下的宗教现状进行紧密结合。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瓷商看中了新教广泛的社会群体和广阔的欧洲市场，因此，新教领袖和宗教改革的纪念图像也就成为了瓷画装饰的重要内容。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个乾隆时期的外销瓷盘，就是为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宣扬路德新教而特制的。
宗教改革类瓷器针对性强，往往在信徒集中的区域或国家定向销售，如德国北部、法国南部、英国、荷兰、丹麦、瑞典和挪威等等，也有宗教团体委托定做，在教派内部分销。瓷绘创意使日常生活用具蕴含了欧洲人不同的宗教生活的灵魂和精神。
十八世纪欧洲仿中国克拉克瓷盘
动物图案和造型的设计也是欧洲人追捧的题材
在图饰和瓷塑造型方面，除了欧洲人颇为关注的事件、典故、神话、人物以外，对各种动物图案和造型的设计也乐此不疲，流露出早期畜牧经济的遗风。
在瓷塑造型艺术中，欧洲人似乎更喜欢清素淡雅的宠物狗，作为把玩或居室摆设，以昳丽取胜的雍正瓷窑也一反增华饰美的风格，投欧洲人所好。欧洲人制瓷业发展起来以后，各国都制作了一些不同姿形的瓷狗。
欧洲狩猎经济的遗存在瓷器图饰方面最集中的反映是纹章瓷，纹章瓷是17－18世纪很重要的一类外销定制瓷，这种瓷器以英国为主，荷兰、瑞典、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数量不等的定做过一些。有动物图案的纹章几乎占到了纹章瓷的三分之一，纹章瓷中的动物图样有狮、豹、狼、熊、马、牛、羊、鹿、鹰、鹳、鹤、鹭、鸥、燕、鹅、鸭等等，还有臆想和传说中的怪物，如双翼狮、双头鹰、独角兽、美人鱼等，真可谓百兽千禽，千奇百怪。
21世纪传统陶瓷的功能化将有新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陶瓷制品的质量与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拥有了性能优良的各种功能陶瓷（或特种陶瓷）。综观传统的陶瓷行业的发展，我国陶瓷行业也随着国际上陶瓷的竞争趋势，传统陶瓷也逐步趋向功能化。近年来传统陶瓷功能化的发展方向大体为保健抗菌陶瓷、磁性日用陶瓷和发光陶瓷。
１、保健抗菌陶瓷
９０年代以来，材料学专家们开始研制绿色环保建材，其中就有很多是保健抗菌建筑卫生陶瓷、日用陶瓷。这些陶瓷制品具有抗菌、自洁、保健的功能。国内外的抗菌陶瓷制品起抗菌作用的主要是釉，釉料配方的设计最关键，直接影响陶瓷的抗菌效果和釉面质量，另外，烧成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使抗菌效果达到最佳，一般采用熔块釉，选择主要因素采用正交试验法，确定最优配方和烧成条件，其中低温一次快烧是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２、磁性日用陶瓷
主要特点是制品本身就具有磁性，这样就避免了对永磁体的使用，使得制品的应用更加广泛，不但可以制成各类器皿，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经测试表明坯体的磁性强度很高，磁化率在３×１０３～８×１０３范围内，与强磁性矿物的磁化率相比较接近，退磁时间可达几十年，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另外，可以降低陶瓷的烧成温度。
３、发光陶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发光材料——铕激活的铝酸锶（ＳｒＡｌ２Ｏ４Ｅｕ）。这种新材料具有发光强度高、性能稳定、余辉时间长，无放射性等特点，它的余辉强度和余辉时间均为硫化物发光材料的１０倍以上，其余辉时间可长达１０ｈ倍以上，各种发光材料的发光特性对比见下表。于是随之就出现了以铝酸锶作为发色剂的陶瓷制品，不过这方面的应用刚刚开始，正处于研究与开发阶段。山东轻工业大学成功地用铝酸锶铕研制了蓄能发光搪瓷釉，这种釉被激活后，经过１２ｈ在暗室里肉眼仍能看到。
传统陶瓷的功能化为传统陶瓷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天地，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增加传统陶瓷的性能，充分利用各种矿产资源与新材料，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开发前景。这将是传统陶瓷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
厦、商、周、春秋时期的陶窑和改进（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厦、商、周、春秋时期又称奴隶社会时期，前后共约300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不断加大，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日益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更为繁荣，陶器的生产技术也因之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对我国陶瓷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根据已发掘的资料，陶器的生产大都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如郑州洛达庙商代早斯的窑（图1），它虽然具有馒头形的窑形，但对窑的结构有所改进。窑底部直径增到1.4m，火膛增高（0.8m），箅孔（即火孔）增多加大（直径0.1m）且分布均匀。窑室的窑墙向内呈圆弧形倾倒收缩，这样燃料既可以得到充分燃烧，又可使热气流均匀地进入窑内，这对提高窑内温度，改进陶器质量是有利的。
商化中期的窑型基本上与早期的差不多，从河南郑州铭功路商代中期的窑型（图2）来看[6]，更近似于现代馒头窑型。它的整个窑室位于火孔膛之上，即火膛直径与窑室底部直径相同（1.15m），算孔直径为0.14~0.18m，火膛与支柱的高度约0.68m，从图中得知这座窑的箅孔直径较商代早期大。虽然这座窑的火膛和支柱较商代早期的稍低，但箅孔较大，使进入窑内的火焰较多，增强窑内的热量，对提高窑内的温度也是有利的。
商代晚期的窑的发掘较多，如郑州旭旮王烧陶的窑[7]，与中期的窑相比，窑室底部直径更大，约1.8m，火膛亦增高约1.1m，直径1.7m。又如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一座陶窑（图3），在结构上除加大窑室和提高火膛外，最重要的是在窑室下面火膛中间的支柱取消了，这样一来，对于柴、草的充分燃烧以及提高窑内温度更加有利[8]。
总之，由于商代制陶工艺不断发展，窑炉结构继续改进，窑炉容积逐渐加大，烧成温度也随之提高，因而，陶器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均相应地提高和增多，所以商代初期的陶器产品多为质地粗松的砂质红陶和棕陶，而到商代中晚期，以质地较细腻的、制作精致的泥
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居多，而且许多产品表面均有花纹装饰，此外在郑州二里岗的遗址中还发现有质地坚硬的釉陶。
进入西周以后，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均有陶窑发现，在结构上的改进尤为显著。如在郑州董砦遗址中发掘的一座西周时期的陶窑，除了窑室容积和火膛较大外，其他结构部分与商代后期的馒头窑型相似。另在陕西长安沣东发掘的西周陶窑（图3），其结构与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后期没有支柱的窑型（图4）类似，所不同者为烟囱建于窑顶中部[9]。
此外，在西周时期发掘的陶窑还很多，如长安沣西客省庄窑和张家坡窑[10]，其特点是在窑底部都设有若干烟道使烟气再汇入主烟道内，最后烟气再由烟囱排出，尤其是张家坡窑，在残窑上还摆留着残高0.9m的一截，肯定在窑后没有烟囱。窑上烟囱的出现，在窑炉结构的改革上是重大创举，从热工学的观点而论，对于燃料的燃烧，空气的调节，火焰流动的速度，窑室内温度和火焰性质的控制，都会得到良好的改善。张家坡遗址中出土的釉陶测定的烧成温度近1200℃，坯体已基本致密、坚硬，接近瓷器的特征。由此也可说明，西周时期我国陶器质量的改进与提高烧成温度是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我国陶窑自西周开始在北方黄河流域已基本形成了附有烟囱的馒头窑型的结构。西周以后，春秋时期由于陶业继续扩大，促进了陶窑的改进，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均有陶窑的发现，特别要提及的是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东南一带遗址所发现的窑炉[11]，其特点之一是陶器可在陶制的炉条上烧成，二是在火门相对的后方有一个直径8cm的烟囱。烟囱由窑顶移至窑身后是烧陶窑炉的重大改进[12]，对以后完善馒头窑的结构起重要作用。山西侯马东周釉陶的气孔只有0.14%，烧成温度为1230±20℃[13]，可以推知，窑的改进对提高烧成温度和釉陶质量是有显著效果的。
醴陵搭上“互联网快车” 促传统陶瓷产业升级
炻瓷产业一直是嘉树乡的支柱产业，也是该乡一张响亮的名片，但随着产业发展遇到瓶颈，转型升级迫在眉睫。8月13日，该乡邀请株洲阿里巴巴产业带具体运营企业经天纬地公司负责人与企业座谈对接，就电子商务与传统企业的深入合作展开交流。
传统陶瓷产业如何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座谈会上，华联瓷业、高峰陶瓷等13家炻瓷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分别介绍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情况，也提出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希望和面对“互联网+”的困惑。专家详细讲解陶瓷产品在电商平台成功运营的要点，并就双方合作方式和前景等进行深入交流。
当天，嘉树乡与株洲经天纬地公司共同策划《陶瓷产业电商解决方案》，将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作为该乡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传统营销模式与互联网有效对接，促进全乡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提升。
“把方便留给企业，把麻烦交给政府，我们将推出系列服务措施，抢抓机遇，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嘉树乡党委书记周海军说。
论18世纪中国外销瓷设计艺术的西化
就中西经济与设计艺术的交流互动而言，18世纪是个灿烂时代：中西经济的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和设计艺术的交流，而且中西文化与设计艺术的交流也促进了中西经济的交流，双方彼此往来推进，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交流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中西经济、文化和设计艺术交流与互动的黄金时代，诚如美国学者乔纳森·戈尔茨坦在《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年）—商业、文化及态度的作用》一文中所言：对中国的艺术品和产品由衷地热爱，从而轻松地转变了占统治地位的古典模式，这又反过来对进口商产生了经济影响。最明显的特征是西方出现了“中国热”和“中国装饰风”，并反作用于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的西化和西方设计艺术随经济交流的渠道持续东渐中国，中西设计艺术的交流又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就是说，18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西化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个引人入胜的重要课题。
中国出口艺术品设计的西化突出表现在外销瓷的装饰设计上。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物质文明与装饰设计艺术方面的形式内容充满着渴望和带有浪漫情调的幻想臆造，客观上为中国外销艺术（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提供了一个文化互识互动的期待视野和广阔的接受市场。早在1610年成书的《葡萄牙国王记述》就对中国瓷器充满赞美之言：“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瓶都更为可爱。”或许葡国国王之言代表着欧洲人的心声，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帝皇、女王、王室成员和贵族均不遗余力地订制收藏中国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是有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下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烧绘有法国甲胃纹章的瓷器，还委托商人在中国景德镇订制了他与夫人曼特农的瓷塑像，并在凡尔赛宫内设有专室供法国珍藏中国瓷器；随后普鲁士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丹麦人以及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纷纷向中国订制瓷器，甚至连彼得大帝使用的中国瓷药罐上都装饰着他的纹章，可见欧洲帝皇、君主对中国瓷器的珍爱程度。欧洲王室成员特别钟爱中国瓷器的有两位，一位是丹麦王后玛莉亚，她使用的瓷器餐具上均装有她的丈夫尤弗雷德里克五世骑马像图案；另一位是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她在宫中设置了许多玻璃橱，专门陈设华瓷，于是上行下效，瓷器逐渐变成欧洲上层阶级的客厅和室内必不可少的陈设，加上英国报刊经常刊登出售瓷器的消息，因此以华瓷装饰的风气便在英国及欧洲流行开来。就这样，由君王贵族们率先领导的喜爱中国瓷器的热潮波及欧洲，欧洲出现了许多经销和承接委托订制中国瓷器的商号；据1774年的《伦敦指南》中记载，在伦敦至少有这种商号52家，这些商家兼有商贾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代表性的有画家奥尼尔和珐琅艺术家理斯，他们根据顾主和市场的需要，设计造型和装饰图案，委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带到中国制造。最有名的是“蓬帕杜装饰”图案瓷，主题纹饰多取自中国美丽的金鱼花卉，生动活泼，手法写实，系18世纪法国宫廷艺术家按蓬帕杜夫人的要求而设计，到中国订制的。
显而易见，中国瓷器由于其特殊的艺术品位成为一种装饰象征，这就意味着18世纪中西经济交流烙上了深刻的文化交流色彩：即西方君主、贵族提供图纹在中国订制瓷器之举，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设计的西化起着推动作用。正如欧洲学者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对此类现象评述所道：“皇家或贵族是否占有东方瓷器或者后来的欧洲瓷器，关系到他们的声望。瓷器增加宫廷的光彩。
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珍爱，还可以借那时葡萄牙诗人斯卡尔隆的诗中所咏“完美的瓷器是如此值得称赞和夸耀”来形容。因此，由对中国瓷器的珍爱为先导，扩展到西方广大顾主的要求而装饰设计和订制生产，进而导致中国外销瓷艺术设计的西化。这是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重要课题，其装饰设计西化主要表现于：“在输入欧洲的那么多中国漆器、瓷器和壁纸上所见的欧洲风格及影响，造型与装饰母题，压根不是中国趣味的表现，而仅仅是衡量欧洲买主们玩赏中国趣味的一个尺度。”为适应西方消费者的玩赏需要，中国外销瓷装饰设计的西化，说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已进入中西经济与设计艺术双向交流与互动的新境界，因而大大促进了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综合来看，中国外销瓷器装饰艺术设计的西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外销瓷上的装饰设计，大部分是按西方顾客所提供的铜版画、版画为蓝本或西方画家绘制的画稿和设计图样复制到瓷器上。17世纪末，中国瓷绘画家都能很准确地摹仿铜版画的图案，此时广州的瓷绘装饰画师曾根据英国擅长花卉铜版画的画家蒙诺耶尔的作品，绘制了一对巧英寸直径的花卉纹瓷盘，花纹以黑金两色描绘。到18世纪30年代，景德镇开始烧制墨彩珐琅，其特点是以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故可以成功地摹仿欧洲的铜版画和蚀刻画。例如广彩《黑彩描金十字架上的基督瓷盘》（荷兰艺术历史博物馆藏）和绘有广州和伦敦河岸景貌为边饰的《汤盘》，其题材内容和构图装饰均仿制欧洲的铜版画，说明这时中国的瓷画师已具有相当高的复制铜版画的水准。
2、墨彩珐琅复制铜版画的突出成就，加上宫廷御窑珐琅彩绘在景德镇烧制的成功，这一时期景德镇专营瓷器彩绘装饰的作坊犹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法国来华传教士殷弘绪在其著名的书简中便记述了景德镇有“窑厂三千座”。到景德镇来订烧珐琅彩和粉彩绘制西洋装饰图案的客商络绎不绝，中国瓷绘装饰艺术因此得以进一步西化。
3、中国外销瓷绘装饰基地的转移，直接影响西方装饰艺术设计东渐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进程。1740年代之前景德滇绘制的“洋器”，属于“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人，贩去与西人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已显示景德镇瓷器彩绘所受西方装饰艺术设计影响的频繁速率和外销输出口岸在广州：1740年代之后，由于订烧瓷的数量激增和要求复制上色的准确性十分严格，订制者与彩绘装饰画师之间的联系因交通远隔不便，于是外销瓷的彩绘装饰转到广州来进行，这就导致广彩的兴隆、广彩的生产外销迎来了生意兴隆鼎盛时机。可见，中西装饰艺术的交流与互动，对中西经济交流td着巨大促进作用。
总之，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使东西方两大民族因此受益无穷，正如那时欧洲人诗歌所咏：“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移人众所思。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对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拙文不妨再借用英国学者的一番话予以佐证：“当东方的产品第一次绕过好望角运入欧洲时，中国的瓷器价格很高，而最早的货载也获利很大。但当制造瓷器的方法确知之后，欧洲人就开始自造瓷器，不久就与中国的瓷器竞争了。”换句话说，西方从自造瓷器到与中国瓷器竞争的过程，就是中国瓷器装饰设计的西化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者邱启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副教授、景德镇陶瓷书画院院士）
17世纪景德镇青花与五彩瓷器珍品鉴赏
景德镇瓷器自古以来，名扬天下。在琳琅满目的瓷器中，最著名的有典雅素净的青花瓷，明净剔透的青花玲珑瓷，五彩缤纷的颜色釉瓷，幽静雅致的青花影青瓷，古朴清丽的古彩瓷，万紫千红的新彩瓷，明丽隽秀的窑彩瓷，别开生面的总和装饰瓷等。这些珍贵的名瓷，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瓷国之瑰宝”。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这里千年窑火不断，其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的所在区域主要是景德镇市城乡各地（新厂；老厂；樊家井；三闾庙；高新区等）。
千余年来，景德镇制瓷业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艺生产体系，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段历史。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技艺之精湛、品种之齐全，是任何时代，任何其他窑场都难以企及的。
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尤其以“白瓷”最为有名。白瓷的瓷质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景德镇陶瓷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与权贵阶层一直是精美而昂贵的艺术品的垄断者，鲜有像17世纪这样，完全以鲜活而真实的社会文化与商业市场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的内容与主题。尤其反映在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制作上，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巧思与充沛鲜活的创造性，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文人趣味。
17世纪景德镇青花与五彩瓷瓷珍佳品，丰富的艺术多样性令人目不暇接。之前的文章我们回溯了景德镇自明末开始的瓷业发展变化，本文将从江浙一带社会流行的消费风尚、明末文人的生活美学等2个方面，结合展品，来探究17世纪辉煌一时的民窑生产盛况与其被广为传赞的艺术魅力。
▌画楼争看扬州鹤
“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
《纵乐的困惑》卜正民
清康熙 五彩《扬州骑鹤》故事图棒槌瓶
这次大展的展品中，有一件精美非凡的康熙五彩棒槌瓶，来自显赫的美国财阀摩根氏旧藏。瓶子上画着一座装潢华美的画楼上，一群神情兴奋的观众看着一位手执如意的老者乘仙鹤飞升于五彩祥云间，这正是民间脍炙人口的俗谚故事“扬州鹤”。
王象之编篡的《舆地纪胜》卷三十七记载“淮南东路 扬州 骑鹤仙”下引录有《太平广记》，之中有四人各言所愿。甲曰：“愿多财。”乙曰：“愿为扬州太守。”丙曰：“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故后人便用“扬州骑鹤”来比喻集做官、发财、成仙于一身的十全十美的人间美事。
它微妙地道出了世俗之人欲兼得超脱升仙、享有荣华的心理，也暗含着贪婪妄想的反讽。这正是江南一带繁荣富裕、炫耀攀比的社会现状的具体反映。他们不但要荣华富贵，还要逍遥成仙、十全十美。这样一个非常市井世俗的追求，却被画成一件如此精美的瓷器，合理推断这很可能就是一件富有阶级定制的昂贵礼品瓷。
可见，17世纪景德镇瓷器制作彻底走向商业化、社会化，是江浙一带因城市商贸发展而富裕膨胀起来的时尚消费所带引的新气象。
1600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至1700年的清康熙三十九年，也达到了1.2亿之多，占据世界人口6.336亿的18.94%。此时的财富与人口均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也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艺术沉淀最深厚的地区。
在这100年的过渡期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奇异时代。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王朝更迭、山河变色、伦常崩坏，另一方面却是庭室奢豪、华服美食、消费成风、萎靡纵乐。以苏杭为中心大量出现的各种手工业作坊，也聚集了大量的商贸与劳动人口。在财富的推动下，个性张扬，欲望膨胀，晚明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向了“消费社会”。
民间社会一般市民对于豪华生活的追求，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有一段精彩描写：“隆万一来，虽皂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具属之矣……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是说就连小衙门里的底层职工，也开始学着摆弄铺陈一个书房了。
范先生的不屑，实在有点酸，但社会上的奢靡消费，不但是上层的风雅名士或权贵新富，下至普罗百姓也趋之若鹜，早已攀比成风了。
清顺治 暗刻青花《美人带子》图笔筒
康熙 五彩人物故事图马蹄杯
自古以来，瓷器就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使用器具。除了皇家垄断的官家器物以外，寻常百姓家里使用的瓷器总是以实用性、耐用性、功能性、廉宜性作为制作根本，但是在17世纪的社会风情画卷里，景德镇瓷器的官窑属性已经褪去，在新兴市民阶层的庞大市场需求下，迅速转向陈设性、装饰性和鉴赏性为主，俨然成为显示品位、地位、身份的奢侈品了。为符合这种新的审美趣味的变化，瓷器的造型设计与装饰题材也趋向丰富多元和世俗化，表现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社会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故事，成为了装饰题材的主流时尚。
清康熙 御制五彩洪福齐天寿老瑞鹿图盘
明末清初 青花《指日高升》图筒瓶
无论是精美的民窑“扬州骑鹤”“蔡襄造桥”，还是精致的官窑“海屋添筹”“南极寿翁”，此时都在使用。这类寓意美好追求的故事题材，就是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另一类大量出现的作品，则以民间社会上流行的章回小说、戏曲故事、版画书籍为装饰主题。“西厢记”“杨门女将”“鸳鸯绦”就是代表性的作品。
清人陈浏在《陶雅》中评论道：“精仿宋元绢画人物故事，几于笔笔有来历。后之客货推波助澜，图绘小说、演义，泛滥于戏剧。虽曰荒唐不经，要其态度俶诡。”这些所谓的客货瓷器以古今人物为主体，突破了以前官窑在题材上的种种管制与禁忌，涉及爱情婚姻、宗教社会、历史故事、俗谚箴言，呈现出真实质朴的情感、爽朗大方的构图、热烈饱满的色彩，完全是江南社会万象的缩影。
另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与题材，就是在康熙瓷器上出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未有这样大面积地、鲜活地、细致地描写过女性。晚明开放的思潮与社会风气，促使女性们也开始追求生活的乐趣。比起那圆明园十二围屏上雍容高冷的雍正女人们，康熙的女性欢快多了！无论是在云端、在戏堂、在小园、在亭榭，她们裙裾鲜美、高耸乌云、樱唇凤眼、溜肩溜到了我见犹怜的瘦小，却神采奕奕，矜持而绝不妖娆；优雅而绝不造作、风趣而绝不平庸。即便是没有男人的陪伴，她们一样专心致志地起舞、赏古、戏婴、吹笙、秉烛夜游、月下香祷，真是多姿多彩。这些大气、自信、闲适的女性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社会各个阶级女性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康熙 五彩人物图大盘一对
“瓷品最重画工，绣品亦然，刻玉刻木莫不皆然。明瓷画手奕奕有神，康熙青花、五彩亦颇仿明瓷，至雍正则画益美，然以花卉为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往往髻鬟高耸，衣裳如新……”康熙的女人们，绝对是中国陶瓷上的一朵奇葩。
▌乱世里的山水品格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是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嘉木怪箨，陈金石图书。”
《长物志》明代文震亨
他们是道德礼乐的制定者，却也是离经叛道的破坏领袖；他们是精神境界的倡领者，却也是风花雪月的糜烂份子；他们是文化品位的创造者，却也是怀才不遇的落魄之徒。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文化中独有的阶级。他们是中国传统与经典文化的设计师、建筑工、评论家和继承人。
明清交替之际，一方面是朝纲崩坏、管制消失，新的解放思潮带动了整个社会，提倡人性与个性的张扬与追求。一方面是商贸与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造福了大批城市的中产财富阶级。在充裕而发达的物质供应下，富商与庶民开始崇尚追求风雅精致的生活，文化艺术的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与此同时，大批从追求仕途中解放出来的文人名士，也纷纷转向社会活动，他们的艺术才情开始向建筑、造园、工艺、版画、家具、制瓷等诸多工商业领域倾注延伸，他们结社交游、赏鉴古董、吟风弄月、怡情养生，将高雅脱俗的精神境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艺术生活体系，成为整个社会的艺术、时尚、审美、品级的指南与指标。
清康熙 青花《竹林七贤》图笔筒
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构建的礼乐道德、尊卑贵贱的规范，在17世纪过渡时期的社会热潮面前开始瓦解。庶民与财富阶级也可以公开追求过去仅属于权贵阶层和文士阶级的特权享受。豪华的居室陈设、奢靡的锦衣美食、名贵的古董珍玩当然不在话下。
“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凌轹士类。”这段描述，正是江南文人们面对富家豪门的奢靡生活所体会到了的对原有传统阶级形态的冲击与感叹。
当全民享乐成风，一切皆可订制的时候，传统社会里位居“四民”之首的文人士大夫们，为了维护其阶级的尊严与理想形象的高度，必须从更高的文化层次和艺术修养来证明其凌驾于消费民众之上的权威性。著书立说显然是最有效的推动之一。譬如高濂自己出资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版的《遵生八笺》，即是一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养生奇书，其中第五笺《燕闲清赏笺》详叙了古玩鉴赏与文房品藻。《长物志》是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它是晚明苏州文士文震亨撰著的一部关于生活和品鉴的笔记体著作，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出晚明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美学，是研究晚明物质文化、建筑营造、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之一，也是古代造物艺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1590年的《考槃余事》四卷，则是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隆编撰的一部关于生活艺术与古董鉴藏的随笔，杂论文房清玩。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皆为特立独行的奇葩专书，精心细致地从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花器、花材等全方面详尽阐述插花的艺术。诸如此类的文人笔记散文著作，在晚明以来流行一时，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在这些文人精神与美学意识的主导下，对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书房的摆设，到厅堂的铺陈，到园林的营造，乃至收藏古董、出行游玩，饮食娱乐，都反映出艺术生活化的情形，这也是驱动17世纪瓷器烧造的风格与品位得到了极大发展和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突出的现象，就是晚明开始，大量创制出的各式新颖瓷器造型，尤其以花器、香器、文房器为多。
清康熙 青花《十八学士文会》图笔筒
在品鉴长物古董、设计营造各式器物用具时，江南的文人们始终遵循着传统的格心与成物之道，试图在物态环境中构建人格理想与重现精神境界。反映在景德镇高级定制设计的瓷器上，无论是青花或者五彩瓷，都出现了许多品味极高的作品。像这次展出的赤壁赋、李白念番书、竹林七贤、十八学士这类思古慕古、文会雅集的题材当然不会缺少，而最富品格象征的山水、野舍、古寺、寒林，也屡屡被精妙地绘写在瓷器上。
清康熙 青花釉里红山水图笔筒
山河变色的忧伤与伦常崩坏的冲击，似乎在艺术里得到了安抚与修复。晚明以来，百艺发达，俱精俱美。在这样一个如火如荼的社会背景里，17世纪转变期的瓷器充满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情与格调。在文人趣味的渗透和影响下，无论是雄奇的山水、盔甲，还是昳丽的花鸟、美人，皆细腻生动兼高穆浑雅。这个因历史机缘而涌现的一朵昙花，直至康熙中晚期因官窑的复烧而凋落，但是其丰富多元的艺术元素、引人入胜的精彩设计与佳美的烧造品质，代表了景德镇民窑瓷器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
陶瓷知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钧瓷是如何恢复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钧瓷恢复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大致分为两段。一是从1955年至1958年，初步揭开了钧瓷窑变的成色机理。二是1962年至1965年，钧瓷新产品的器型、胎质、釉色达到了宋钧标准，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当地政府对恢复钧瓷生产极为重视，一面将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筹款建立新厂。禹县神垕陶瓷生产合作一社负责人刘保平将流浪在陕西十多年的卢家后人卢广东、卢广文请回神垕，组织钧瓷实验小组，开始进行钧瓷的恢复性试验。经过近一年180多次试验，该社用粗瓷大窑成功烧出了瓜皮绿、天蓝釉等色彩的胆瓶、鹅颈瓶和碾子瓶等产品。1956年7月，这批仿宋蓝钧在郑州进行展览，并确定为出口商品。随后通过上海、广州、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钧瓷第一次出口。1958年4月，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厂成立，标志着专业钧瓷厂的诞生。河南省工业厅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协助钧瓷的恢复工作，在李志伊、刘保平、任坚、卢广文的带领下，众多钧瓷艺人协同作战，通过123窑次的试验，用风箱炉小窑一次一件或几件产品来试烧。初步总结出了窑变成色的规律，接着转入大窑试烧，从而揭开了烧制五光十色钧瓷的谜底。这就是把坯胎经过素烧后上釉，釉中含有各种不同成分的釉料，其中氧化铜是在窑内自然变紫红色的主要原料。而氧化钴则是钧瓷变天蓝色的釉料，窑内在一定时间出现还原气氛，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从而形成窑变。1958年6月22日，《河南日报》以《神垕钧瓷的窑变秘密揭开了》为题，报道了失传已久的钧瓷得以恢复的消息。1962年，禹县县委在神垕召开钧瓷生产座谈会，将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地方国营禹县瓷厂分为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和禹县神垕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分别担负钧瓷生产任务。1963年，中国科学院把恢复宋代钧瓷列入科研项目，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河南省手工业联社派专家来到禹县神垕，对钧瓷的烧制过程通过科学方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帮助设计出了近百种仿宋钧造型。技术人员任坚在北京和省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将大窑试验与小窑试验所存在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设计了适宜烧制还原气氛的窑炉，进一步改进了钧瓷釉方，并制定了适宜于钧瓷的烧成制度。窑炉也由原来风箱小炉过渡为1立方米窑炉，2立方米窑炉直至6立方米窑炉。通过众多专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钧瓷窑变的规律得以掌握。无论器型、胎质和釉色均已接近或达到宋钧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196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向有关国家领导人赠送的礼品就有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的七节葫芦瓶和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的盘龙葫芦瓶。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为了要求钧瓷高产，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在尚未掌握窑变成色机理的情况下，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夺高产，采用100立方米的大窑，每窑烧瓷数百件，结果，烧出了一批纯一色的天蓝釉钧瓷。
美术界回忆张仃：20世纪中国美术难得的“通才”
杨之光笔下的张仃肖像,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现有一幅藏在广州艺博院
他生前曾参与国徽设计,担任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美术设计,与毕加索跨洋成为好友……前天上午,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张仃出名较早,声名显赫,但如今在市场上,他与他的作品并未大红大紫。张仃的遗愿是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这位看淡功名却注重气节的画家,每次出门都精心梳理、腰杆直挺,留下这样的遗愿:“生前不喜欢看遗体,所以也不希望别人看自己的遗体,要将完美进行到底。”
昨天,著名艺术评论家郎绍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张仃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一位“美术家”,他在中国画、工艺美术、美术教育、民间美术、动画电影、壁画、装饰设计、动画等领域都贡献突出,是20世纪中国美术难得的“通才”。
曾设计动画片《哪吒闹海》
“张仃是新中国最早出名的一批国画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和李可染、关山月等一批画家倡导‘旅行写生’,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很大。”郎绍君说,成名后张仃投身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立工作之中,成为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先驱,后来一直致力于装饰绘画和壁画的研究创作,直到退休前的几年才重新拿起国画笔,开创了焦墨山水。
“与李可染专攻中国画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张仃更显著的贡献不在于某一领域。”郎绍君说,张仃最主要的作品是参与国徽的创作,国徽中间的天安门就是首先由张仃提出,梁思成和林徽因采纳他的意见而设计的。此外,张仃还主持了首都机场和北京地铁壁画群设计。
著名画家杨之光回忆说,张仃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看淡画坛名利,较少向市场上推介自己的作品。相对同辈画家,他的作品在市场上价格不高。“提到张仃的作品几乎无人不晓,他担任动画设计的动画片《哪吒闹海》人人皆知。”
清华大学教授邹文是张仃的学生,他说,张老生前每一场画展开幕,都婉拒花篮,非常低调。“在美术界,无论阅历与资历,少有美术家与张仃可比,但在名利方面,张仃始终保持低调,从不懂得经营自己。”
被称为毕加索在中国的知音
“张仃人品和艺品都是一流的。”郎绍君说,身居美术界高位,张仃为人正直宽和、从不整人,但坚守传统、坚持己见。“张仃和吴冠中私下是好友,但对于艺术问题,他曾和吴冠中公开论争。”
华君武曾经评价张仃是“毕加索+城隍庙”。郎绍君认为,张仃在艺术中一方面面向传统,另一方面思想开放,现代和民间的东西他都吸取,在艺术设计上取得了很多成绩。1956年,张仃担任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在法国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毕加索。离开时,张仃送给毕加索一个齐白石的画册,毕加索回送给张仃一本他自己的画册,赠画了一个和平鸽表达两人的友情。他因此也被称为毕加索在中国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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