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瓷器历来为重头收藏，但多数局限于古代和官窑瓷器。近年来，随着香港、北京、广东等地成功举办多场现代陶瓷精品拍卖和展销会，推动现代瓷器成为收藏新热点。
其实，古今陶瓷材料的成分结构几乎一样，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有很大差别。
一是材料的纯度差异。古陶瓷受限于原料选矿和提纯的工艺与设备，胎釉里都含有大量杂质，如氧化镁、氧化钙、氧化铁等，瓷器的呈色单色性因而较差，都呈过渡色，而非艳丽的单色。即使同窑烧制、相同配方的一批瓷器，每件呈色也不同。现代陶瓷的胎、釉纯度很高，原料中杂质含量远低于古陶瓷。现代陶瓷的胎色纯白，釉色透明。
二是材料的颗粒度差异。古陶瓷原料的粉碎、研磨、过滤工艺与设备都落后，都是人工或简单机械作业，导致古陶瓷原料的粒径和粒度不均匀，陶瓷的胎不薄，壁厚不均匀，棱线不直，挂釉厚薄不均，露胎处较粗糙，致密度不高，胎料粒度不均匀会导致烧结时局部隆起或塌陷，凹凸不平和釉的厚薄不均不可避免。现代陶瓷原料采用现代机械粉碎、研磨、过滤，原料的粒径可以控制在同一数量级。因此，现代陶瓷细润致密，烧结变形很小，厚度非常均匀，表面是标准的几何弧度或镜面，釉的润湿性很好，薄且均匀，绝无不挂釉的狭缝或露胎点，胎釉结合牢固。
三是颜料的差异。古陶瓷所用颜料都是天然矿料，纯度低且粒度较粗，呈色如前述。釉下彩边际发散(有毛边)，有立体感;釉上彩堆釉较厚，难以描绘细微笔画，覆盖性较差，有通透感，色彩过渡变换复杂，不同部位颜料呈色存在较大差别。现代颜料都是化工产品，单色性好，覆盖性强，无通透感，呈色艳丽，边缘界限分明，细微笔画绝无浸染过渡，颜料层薄而无立体感。
四是窑炉烧炼的差异。由于胎釉材料成分、粒度、杂质的差异和炉内温度分布的差异等，古陶瓷烧炼基本存在程度不同的胎裂、釉裂、气泡、脱釉、意外呈色、表面不平、釉厚薄不一且有堆釉等缺陷，现代陶瓷烧炼可以完全消除这些缺陷。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瓶”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约2.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清乾隆粉彩“万寿连延福禄瓶”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出2.52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而景德镇的同款高仿精品在材质、色彩、器型上绝不比原品差，价格却只要几千元到一万元多点，类似的现代名家艺术瓷价格也不过如此。可以说，在景德镇街头随便买个几百元钱的瓷器如果穿越到清朝献给皇上，绝对是国宝中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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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瓷器鉴藏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古瓷鉴藏要点
陶瓷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陶瓷艺术的历史甚至被认为可以等同于中国文化史。而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都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也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
然而，正因为宋名窑陶瓷艺术品量少价高，且宋朝至今已逾千年，一些无良商人从几百年前就开始通过造假来蒙骗藏家，从中攫取高额利益。日前，古瓷鉴藏专家朱正泽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直斥当前古董市场鱼目混珠，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具备专业知识又无高人指点的大众藏友，就算打醒十二分精神，仍很难避免上当受骗。
为使更多的收藏爱好者能够掌握鉴赏宋瓷五大名窑基本要领，朱正泽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认识，分别从胎、釉、型、工、纹五个方面为广大藏友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
汝窑简介
汝窑被誉为五大名窑之首，因地处古汝州而得名。按照传统的说法，“只有其境内的临汝县和宝丰县清凉寺产汝瓷，临汝窑为民窑，清凉寺为御用官窑”，“汝窑无大器”，“汝瓷存世七十余件”。然而，朱正泽研究指出，随着近年张公巷窑址、文庙窑址、段店窑址等的科学考古发掘，其标本无论从艺术欣赏、工艺造型和用工用料上看都不输于清凉寺窑，甚至高于它，由此“汝窑无大器”之说亦不攻自破，而“汝瓷存世七十余件”的说法则明显带有商业炒作之嫌。
鉴别要点
胎：有灰胎，香灰胎，黄白胎，白胎，烧成后露胎处多呈肉红状，支钉烧造者支钉痕处并非露出胎质，应为支钉胎痕。
釉：以青色为主色调，有天青、粉青、豆青、卵青、虾青、月白、乳白、天蓝等色。多为一次施釉，也有二次施釉或补刷。釉面有极细的冰裂纹，即蟹爪纹，少有无纹者。釉中亮泡如珠，有泡若晨星之说。放大镜下釉似云雾，如流云，多蕴蒙泡、内侵泡不一而论。高古汝瓷历经八百余年沧桑岁月，按物质运动规律必有自然氧化，行话叫“开门”。当然，在密闭条件下，古瓷不能充分氧化，就算宝光莹润、无明显外变，但也必有内变，有心者用高倍放大镜观之久而必有所悟。
型：汝瓷器型既有仿商周青铜礼器造型，也有当时的实用器型，以仿青铜礼器器型为贵。
工：特点是裹足，足底施釉；支钉支烧，钉痕小如芝麻，色白而闪黄，呈不规则分布。
官窑简介
官窑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官窑泛指历代由朝廷督办、专门烧制御用瓷的瓷窑；狭义的官窑则是单指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平时一般称“宋官窑”。
据文献记载，北宋后期在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设置过官窑即北宋官窑，但至今未找到窑址。南宋官窑在浙江杭州，其中的一座郊坛下官窑已经过科学发掘，发现了窑炉、窑具及瓷器碎片。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盘、碗、碟、洗、炉及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的造型。
鉴别要点
胎：呈黑灰或黑褐色，北宋官窑胎体较厚重，南宋官窑胎体较轻薄。
釉：釉色是官窑瓷器技术和艺术上的最高追求，它创造出粉青、月白、米黄、大绿等经典釉色，这些釉色色泽幽雅，北宋官窑釉层更厚且多层，底部胎釉均为酱色的保护釉，无流淌现象。釉中气泡大中小全有，以大中泡为主，且每个釉层皆有，重叠交错造成“聚沫攒珠”的美感。
型：盘、碗、碟、洗、炉及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的造型，北宋官窑端庄厚实，南宋官窑更显秀美，南北官窑均显古朴之美。
工：由于胎体中含铁量较高，大部分器物的口、足沿等釉层较薄的部位泛出铁红色，古代文献称为“紫口铁足”，这种特征以南宋官窑更为明显。
纹：釉面上分布着长短、深浅不一的裂纹“开片”。它原本是一种釉面缺陷。瓷胎比瓷釉的膨胀系数大，瓷器烧成冷却的时候，收缩幅度大的胎体就会把玻璃质的釉层拉碎，釉面出现开片。
哥窑简介
古称“哥哥洞窑”，窑址至今悬而未决，为我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据史料记载，浙江龙泉南宋时有章家二兄弟，均以陶为业，各主一窑，兄所主之窑名哥窑，弟窑亦称龙泉窑。烧制的各式碗、盘、瓶、炉等，造型优雅有古韵，有的器物有刻划、堆塑等装饰，哥窑瓷采用多次施釉的工艺，创出了粉青、梅子青、淡紫色或黄米色等绝顶釉色，把青瓷的美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哥窑有细碎的开片，俗称“文武片”，开片大小相同称作“百圾碎”，弧形叫“蟹爪纹”。
鉴别要点
胎：胎土色调有黑褐色、茶褐色、黄褐色、青灰色等多种，胎骨较坚细，叩之声音清脆。
釉：有粉青、灰青、梅子青，淡紫色或黄米色等，开片纹路通常小于官窑器，但也有较大开片。
型：哥窑的型制与宋官窑器基本相似，常见有盘、碗、碟、洗、小杯、瓶、炉等，大小基本相类，有的甚至更小。总的说，所烧的产品均为小器。
工：哥窑粉青色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窑温最高，因而应属最好釉色。灰青釉烧造于中性焰中，米黄色产生于氧化焰中，三种釉色色调的不同主要是窑内气氛的不同所造成，形成了各种有特色的釉调。
纹：哥窑瓷釉面都有开片，开片的色调也有多种，有红褐色、茶褐色、黑褐色、淡褐色、棕红色、淡黄色等。
钧窑简介
因所在地河南禹县古称“钧州”而得名。钧窑的特点在于它的釉色。钧瓷两次或多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釉色华丽夺目、灿若云霞，故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说，宋代诗人曾以“雨过天晴泛红霞，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
北宋时期，钧窑有一部分窑场专烧御用瓷，被称为“官钧”。
鉴别要点
胎：钧瓷胎体厚重，少薄胎器形。
釉：钧瓷以釉色取胜，种类之多不胜枚举；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红，还有窑变交相融汇。
型：钧瓷是北方陶瓷文化的代表，粗狂、豪放、古朴、端庄、雄浑为其显著特点。主要有碗、盘、洗、花盆器型等。
工：工艺的重点是“窑变”，讲究“火的艺术”，故它不以工巧取胜，用一般陶瓷工艺的标准来衡量它，往往会因此与优异钧瓷失之交臂。
纹：行纹名贵的有珍珠点、鱼子粒、鱼子纹、蛛网纹、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菟丝缕、蟹爪痕等，这些纹路为钧瓷的审美增添了极多的情趣。钧瓷釉面的典型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它的形成是因钧瓷的釉厚且黏稠，所以在冷却的时候，有些介于开片和非开片之间的被釉填平的地方，会形成像雨过天晴以后，蚯蚓在湿地爬过的痕迹。在过去曾以是否具有蚯蚓走泥纹作为钧瓷珍品的必备条件。有的钧官窑器上还有大写的一、二到十这样字样，数字越小，器型就越大。
定窑简介
定窑是最早为北宋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烧造白瓷的窑场。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由于善于运用印花、刻花、划花等装饰技法，定窑将白瓷的素白装饰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元朝文人刘祁在其《归潜志》中曾撰文赞扬定窑的精美，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其实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
鉴别要点
胎：胎骨较薄且精细，颜色洁净，瓷化程度高。
釉：白釉，黑釉，绿釉，酱釉。
型：常见器型有碗，盘，瓶，罐，炉，枕，壶等。
工：定窑采用覆烧法，这能提高产量，也能节约大量燃料，但由于这种工艺导致器物口沿无釉：烧成后盘碗形成“芒口”而影响外观，导致定窑最终逐渐走向了衰亡。
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还有因釉下垂而形成的泪滴纹，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
明代空白期瓷器鉴藏
人们对一种事物的追求及喜好，往往伴随着时代精神的流传。这种时代精神，可能虔诚恭敬，可能温厚文明，也可能夹杂着许多迷茫的暴力。而古瓷藏家们所珍藏的明代“空白期”瓷器，则被看作是“朝野动荡”的珍贵证物。
明正统 青花缠枝宝相花莲瓣纹大罐 高37.9cm 成交价：105.8万元 北京中汉2013秋拍
所谓“空白期”瓷器，又被业界称之为“黑暗期”瓷器，即指明代正统(公元1436--1449年)、景泰(公元1450--1456年)、天顺(公元1457--1464年)这三朝所烧制的瓷器。这一时期的陶瓷，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
由于明代宣德朝之后的近3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革，致使国势倾颓、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瓷业生产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制瓷水平与瓷器品质较前朝永乐、宣德有明显下滑。迄今为止，无论是考古发掘出土，还是公立博物馆馆藏，或是古玩艺术品市场中，能明确确定年代写有纪年款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鲜有发现。这种具有特定历史时代意义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自然会引起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关注。曾经一度，不少业界人士认为“空白期”三朝烧制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并没有官窑器。持这种论点者，其依据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在出土还是存世的“空白期”瓷器中，器型制作规整的并不多。而且这一时期的青花或釉里红绘瓷技艺亦不及永乐、宣德时期那么精细，胎质也不够细腻。
其实，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仍然在烧瓷，只是因为连年战乱、改朝换代等原因，在品质与数量上比永、宣时期大为减少。这在《明英宗实录》、《大明会典》、《明史》、《浮梁县志》、《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故而笔者认为，空白期并非无官窑瓷器，工艺精细者还是有的，只是绝大多数没有年款。笔者曾于广东省博物馆觅得一件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空白期瓷器，该器为正统八年的青花笔架，高7.7厘米、宽12.3厘米。整体器形为凸起的五峰相连山丛式，中空，在一山峰的一边和笔架的后面各有一圆孔，可以装水作水盂用。从隔着的玻璃展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器物以青料绘三层峦叠起伏的山峰。在笔架主峰后面书有“正统捌年”款。笔架的施釉肥厚，白中泛黄。笔者估计这件笔架由于当时的烧结度不够高，故而釉面开细碎纹片，纹饰和字呈黑褐色，个别处稍泛蓝色。即便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为官窑还是民窑，但以笔者综合研究之论可定其为民窑制品。尽管此器造形和纹饰较粗糙，但有绝对年款，是正统年间有年款的标准器物，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明正统 青花缠枝莲洞石牡丹莲瓣纹双兽耳盘口大罐 高41.9cm 成交价：230万元 北京中汉2013春拍
我们平时在收藏、鉴定明代“空白期”瓷器时，应从前朝的承继和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上去认识与研究。正是由于很少发现过正统、景泰、天顺这三个朝代的瓷器有明确纪年之物，故而学术界非常坚定地将这段时期的瓷器都定义为“空白期”。但从系统的古代陶瓷鉴藏、研究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不能够轻易地定义为瓷器的空白期，准确来说，应是官窑纪年款的空白期。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比较动荡，所以景德镇御窑厂处于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因此我们平日在博物馆或者古玩行家手中所见的一些明代早期的名窑瓷器，但凡是没有款识，画工又相对比较草率，工艺也不太精细的作品，其烧制年代基本都往“空白期”靠近。至于这三朝的青花瓷的辨别，自然就不如永乐、宣德及成化那么好辨认，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正统朝瓷器接近宣德晚期，而天顺瓷器更与成化早期相近，而居于中间的景泰朝瓷器的风格特征应在二者之间。因此应该相互对比印证，与宣德、成化瓷各方面特征对比，而进行鉴赏、研究。
对正统、景泰、天顺年间青花瓷器的识别并非易事。因这段时期的瓷器我们在官方博物馆或艺术品拍卖市场见的不多，平时在民间文物流通市场或藏家手中接触的也较少。因此在研究这段时期的瓷器时，我们只能根据常见的一些纹饰和器型去对比、衡量，再进一步推敲。所以不能单看某一两个方面相同或相似就说是这一时期的，必须耐心、细致、全面地进行排比，不但要看器型、釉色、青花料、制作工艺、纹饰等，还应尽量的找出时代特点。
由于“空白期”瓷器的存世量少，故而其器型也不多，大多是沿用永、宣时期瓷器的特征，但也有一些新品种，如戟耳带座的器物，这是对元代瓷器的复古，但变化很大。釉与胎在制作工艺上相对比较粗糙，削足不规整，琢器一般底部无釉，碗、盘类底部跳刀痕比较明显。瓶、罐类器口沿多见削釉现象，足墙较宽而深，也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特征。这三朝立器的胎体比较厚重，瓶、尊、罐类的器口，正统瓷器与宣德相同，为直颈。而景泰、天顺的与后朝成化类似，多为上收下阔式。底足修得不太仔细，大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微下凹的平砂底，有火石红斑痕和粘一些星星点点的窑渣在底部。
总的来说，空白期的瓷器胎体比较厚重，胎质细白滋润，釉色大多白中闪青，光亮透明，玻璃化程度较高，有的底足内施白釉，口沿施酱釉，青花发色有浓艳的，也有青中泛灰的，浓艳的是用宣德所存之苏麻离青钴料，也有锈斑。
这一时期的画法大多采用明早期一笔点画技法，笔法粗放，特别是中锋运笔，具有时代特征。画面简洁，布局疏朗，空间较大。自景泰朝开始，几何图案减少，而绘画成分逐渐增加，大部分为人物故事题材，另用缠枝花卉纹，绘画不算细致，但比较流畅。在图案纹饰上采用较多的为折枝花草纹和缠枝纹，动物纹中除龙、凤纹外，也常用麒麟和孔雀等瑞兽纹饰，星象图使用也相对比较普遍。
在史料记载中，正统三年曾禁止民窑烧造与官窑式样相似的青花瓷。正统六年命景德镇烧制金龙、金凤白瓷罐以及九龙九凤青花大缸，正统十二年又颁布了民窑不准私造黄、绿、紫、红、青、兰、白地青花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天顺三年又有减少瓷器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确定，这段时期无论官窑还是民窑，虽说有禁烧与减烧记录，但都仍在烧制。从景德镇御窑厂出土此期的实物及残片发现，也有一些独创性器物，但数量不多。其实也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战乱频繁、宫廷争权、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二是帝王兴趣与爱好转移。在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这就是最早的“景泰蓝”。其工艺是以铜做胎，然后在花纹轮廓线上镶嵌铜丝或金银丝，再在其中涂上珐琅彩，最后入窑烧制而成。据传景泰皇帝特别钟爱这种景泰蓝器，下令将宫廷陈设均改用景泰蓝制品。其品种之多，不可胜数，凡瓷器所有的器型，均烧成景泰蓝器。
民间对于明代“空白期”瓷器青睐度，自然是人见人爱。但由于其存世量少，投资者便对其市场价值不以为然。根据雅昌网所收录明代“空白期”三朝的瓷器上拍情况来看，总量仅有数百件，且成交价格亦不高，大多集中在十数万至几十万元的价格区间内，成交逾百万元者寥寥。笔者在香港佳士得、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广州华艺(原广州嘉德)等知名拍卖行的古董拍卖预展现场参观时，所见“空白期”瓷器拍品上拍量亦是少之又少。
在三个月前在广州华艺国际冬季拍卖预展上，所上手的是一件“明正统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无款)。该拍品来源于著名收藏家徐展堂的徐氏艺术馆旧藏，当时估价为38—48万元，最终成交价为40.25万元。该器唇口、短颈呈梯形，丰肩下渐收，胫部修长，圈足。梅瓶颈部绘卷草纹，肩部装饰锦地开光花卉，足部则饰以蕉叶纹，腹部主体通绘携琴访友人物故事图，一高士手持拐杖，逆风而行，衣襟飘逸，神态悠然，一童子怀抱古琴紧随身后，背景装饰松石、小草、云气，其小草松枝画法简单明了，云气呈灵芝形，上有层层圈点密布，这些特征均为“空白期”时期瓷器所特有。当时笔者将其上手鉴赏时，衡量其重量比例适度，且手感亦非常舒适，是一件比较明显的大开门的明代真品。加之梅瓶的胎体厚重，釉汁肥厚，青花发色浓淡相宜，画面布局疏朗，笔意雄健流畅，画法粗犷大气，更可被认为是一件景泰至天顺时期的典型器物。
清晚期青花瓷鉴藏知识
宣统(1909~1911年)
宣统一朝，虽仅三年，但其官窑瓷精致规整，具有现代气息，间或生产少量仿清早期青花瓷。既给景德镇明、清官窑瓷器，也给中国古代官窑瓷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宣统青料使用国产青料，可能是珠明料。典型青花发色青翠明艳，民窑多用洋蓝。宣统青花瓷少数造型规整，大多胎体厚重，造型笨拙，主要有瓶、罐、炉、杯、碗和盘等。纹饰图案主要有龙、凤、八仙、八宝、八卦、云蝠、云鹤、团花、缠枝莲和“寿”字等。在工艺上，机制的器形更加规整，胎质高度瓷化和釉面玻化，使器物表面火光十足，胎体也较轻薄，颇具现代瓷特征，扣之可闻清越的金属声，但机械制瓷技术尚未对民窑产生影响。
宣统年款主要有“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楷书青花款，或六字楷书抹红款。仿明清款主要有“大明嘉靖年制”及“康熙年制”等，为楷书款，呈六字三行或四字两行排列，无边框。堂名款主要有“宣统乙酉宜春堂制”“宣统庚戌宜春堂制”“宣统己酉宜春堂制”、“宣统二年继世堂”和“来鹤堂制”等。
同治(1862~1874年)
同治朝共13年，当时景德镇官窑开始恢复生产，但青花瓷产量很少，但有少数历代相传的仿明代器物属于精品。
同治青料采用国产青料，可能是珠明料。典型同治青花发色清雅明艳。民窑大多发色蓝灰色，或黑淡和蓝黑色，但均显漂浮。同治末期开始用进口青料洋蓝，发色鲜亮，明艳泛紫，缺乏天然矿物青料的美感。
同治青花瓷器型见拙而欠秀美，纹饰已图案化，笔法细弱，缺乏生机，内容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官窑多用福禄寿禧等吉祥如意的图案作为主要装饰，缺乏创新。民窑画法则杂乱无章，绘工大多欠精。在工艺方面，胎质粗松(官窑较细白)，釉色泛白，平整度差，白中泛青的釉面基本不见。同治托(堆)粉青花器尚常见。瓶口多见葵花口，肩部堆塑二螭龙纹，瓶颈部或贴塑对称双兽耳，或饰板式灵芝耳。
同治年款多用“大清同治年制”六字楷书款或“同治年制”四字楷书款。堂名(其它)款主要有“务本堂制”“竹雪轩制”“慎思堂制”“体和殿制”“山高水长”及“太平天国千岁卍夫国安”等。专为慈禧烧制的青花瓷多署“体和殿制”铭款。民窑则多四字篆书款，或六字戳记印章款和四字抹红楷书款。图记款有寿桃、百结等。
光绪(1875~1908年)
光绪年间，青花瓷生产稍有复苏，呈现“回光返照”之状。光绪青料使用浙料，同时可能也用珠明料。民窑则用洋蓝或石子青。光绪晚期，中外古陶瓷爱好者剧增，古瓷珍贵稀少，因而市面上仿古器随之大量涌现，光绪仿康熙、乾隆等历代青花瓷的水平较高，使得青花瓷市场鱼龙混杂，令人不辨真假。
光绪青花发色漂浮在釉中，而康熙、乾隆则在釉下;光绪仿永乐、宣德笔法，也用点拓法，但“铁斑”漂浮，比清早期仿品机械呆板。豆青地托粉青花少见了。光绪青花瓷的造型丰富多彩，纹饰图案丰富，笔致细而拘谨。工艺上，胎质细白坚密，但与清前期的相比明显松软;民窑则更觉粗糙、笨重。釉面稀薄，欠温润，釉色白中微闪青，已趋向现代瓷的纯白色调。瓶颈部两边或饰对称铺首衔环耳。
光绪年款是“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篆书款和六字楷书款并用。仿明清款主要有“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和“乾隆年制”等，以楷书为多，呈四字两行和六字两行排列，或六字三行排列，多无边框。篆书款呈六字两行横式排列，无边框。堂名(其他)款有“兴邑复古窑造”“若深珍藏”“储秀宫制”“长春宫制”“嘉泰松轩”“俭存斋”“聚厚轩”“燕赵悲歌之士孔子四十一癸卯(光绪二十九年)制”款(青花人物故事图碗)、“乐道堂主人制”款(青花缠枝莲折角高足碗)、“清华珍品”和“江西瓷业公司”等。最早光绪年款是“光绪廿九年世忠堂”铭款，传世品中有“光绪廿九年世忠堂”铭款青花云龙纹筒炉。民窑器有“光绪年制”楷书抹红款。图记款有灵芝、百结和鱼款等。民国赵汝珍认为，“若深珍藏”铭款为官窑款。
宣统(1909~1911年)
宣统一朝，虽仅三年，但其官窑瓷精致规整，具有现代气息，间或生产少量仿清早期青花瓷。既给景德镇明、清官窑瓷器，也给中国古代官窑瓷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宣统青料使用国产青料，可能是珠明料。典型青花发色青翠明艳，民窑多用洋蓝。宣统青花瓷少数造型规整，大多胎体厚重，造型笨拙，主要有瓶、罐、炉、杯、碗和盘等。纹饰图案主要有龙、凤、八仙、八宝、八卦、云蝠、云鹤、团花、缠枝莲和“寿”字等。在工艺上，机制的器形更加规整，胎质高度瓷化和釉面玻化，使器物表面火光十足，胎体也较轻薄，颇具现代瓷特征，扣之可闻清越的金属声，但机械制瓷技术尚未对民窑产生影响。
宣统年款主要有“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楷书青花款，或六字楷书抹红款。仿明清款主要有“大明嘉靖年制”及“康熙年制”等，为楷书款，呈六字三行或四字两行排列，无边框。堂名款主要有“宣统乙酉宜春堂制”“宣统庚戌宜春堂制”“宣统己酉宜春堂制”、“宣统二年继世堂”和“来鹤堂制”等。
瓷器鉴藏：说一说永乐甜白
成化斗彩与永乐甜白的顺序应该是颠倒过来的，因为没有永乐甜白便不会有成化斗彩。但世事无常，成化斗彩又一次博得大名，还是缘于一场天价拍卖。上海藏家刘益谦日前将以2.8亿港元拍得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报关入境，又以此杯品茗“吸口仙气”，自是引起藏界轰动。
不过，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富贵风流与茶无关，一则此杯最宜饮淡酒，本身就是明成化帝的御用酒杯；二则此杯素胎便是名闻天下的甜白瓷，其珍贵之处在 于明净素雅、雅致内敛，不能因为斗彩之色泽艳丽而忽视了甜白的温润肥厚。而且，甜白瓷本身便价值不菲，在2013年苏富比成交作品中，一件永乐甜白釉暗花 撇口碗便以604万港币锋芒渐露。自此，永乐甜白与成化斗彩在成交价格上虽然还有较大差距，但资深藏家与拍卖市场已经意识到二则系出同门。
历史上但凡富丽堂皇崇尚文治的中原王朝，在瓷器制作方面都会留下惊艳后世的瓷中珍品。永乐甜白釉之所以有名，完全因为明成祖朱棣的个人偏好，一 代帝王的品味对于瓷器的影响极大，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故而永乐白瓷制瓷工艺上精益求精，取得了极大发展。这种白瓷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 影，给人以一种“甜”的感受，所以“甜白”瓷因此而得名。甜白瓷是一种素色釉瓷，按中国传统瓷器分类中青瓷，青花瓷，彩瓷，白瓷等诸多类别中，属于白瓷 系。它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隋唐，白瓷烧制日趋成熟。延展流变至明代永乐，制瓷工匠们殚精竭虑，使得 白瓷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并将“脱胎”研制为特殊的制瓷工艺，即薄胎细白瓷。这种瓷器的胎体薄到几乎看不到的程度，似乎脱去胎体，仅剩釉层。永乐时 期景德镇窑烧制的白瓷中出现了半脱胎状，白瓷脱胎，从配方、拉坯、旋坯、修坯、施釉到装窑烧成，工艺要求极严。旋坯最为艰难，紧要、关键时刻，少一刀则嫌 过厚，多一刀则坯破器废。
景德镇甜白釉的烧制成功，为明代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代的斗彩、五彩、粉彩，只有在白瓷取得高度成就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出它的鲜艳 色彩来。清代对明代白瓷的描述比较具体，形容白色的有牙白、奶白、莹白，形容质感的如象牙、牛奶、堆脂或玲珑剔透，把永乐、宣德时期的白瓷概括得淋漓尽 致。
甜白瓷若加上划花工艺，整个会形成一种镜中花、水中月的飘渺意味，很为现代人所钟爱，拍场上明代永乐甜白瓷屡创天价，而且明永乐以后，宣德、成 化包括弘治年间多有甜白精品，并且康雍乾三朝仿制无数，是以收藏者不但要鉴藏真赝，辨别永乐甜白的特征也是收藏爱好者的必备功课。永乐甜白釉的主要特征从 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胎体的仰光透视，呈现出极为浅淡的粉红色，但又与龙泉窑中粉青有极大区别。二是釉面积釉处呈现虾青色。
与斗彩鸡缸杯类似，传世成化官窑甜白素瓷多是薄胎、盘、碗、杯多见。清代后仿不少，可用明成化款识特征判定年代。清康熙甜白釉器主要仿永乐、宣 德、成化、弘治制品，官窑多署本朝款，也有署永乐款识。其中薄胎者仿的最多，也最好。但清代胎料与明代有别，仰光透视，闪青白色，没有其粉色，这是区别明 清甜白瓷的重要依据。
鉴藏厚重古朴的大明宣德炉
大明双耳宣德炉
香炉是古人的焚香用具，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曰：“古以兰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千百年来，香炉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尤以大明宣德铜香炉为一绝，其价值连城，一直被各路藏家所青睐。宣德炉的冶炼方法十分讲究，一般铜器只经过四炼，而宣德炉的铜要炼12次之多，其质地晶莹，分量沉重，制作精细，造型古朴，令后人为之倾倒。
真品一“炉”难求
宣德炉为明朝宣德年间所创制的焚香之炉，通常用于寺庙、权势之家烧香、拜佛、祭祖神。宣德炉的基本形状为敞口、方唇或圆唇，颈矮而细，扁鼓腹，三钝锥形实足或分裆空足，口沿上置桥形耳、“了”形耳或兽形耳，铭文年款多于炉外底，与宣德瓷器款近似。因传世的宣德炉很少，非常昂贵，因此历朝历代都纷纷仿制，在古玩市场或古玩店，随处可见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仿制宣德炉，然而想从这里淘到真品宣德炉简直似大海捞针。
目前在各大拍卖行成交的宣德炉，多是明中期以后的仿品，优质的仿制品成交价格也很惊人。5年前，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曾集中拍卖过著名收藏家王世襄收藏的一批宣德炉。其中，一款刻有“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楷书款的“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估价为5万至8万元人民币，结果以创纪录的166·1万元人民币成交。
大明双狮耳宣德炉
仿品也分“高下”
一般来说，仿品宣德炉的风格设计有明中期的时代特征、包浆(指金属表面由于氧化、锈蚀以及汗液的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的一层化合物，有黑、古铜等多种色泽，使器物有一种自然的陈旧感)和上好的铜质，明代仿品中也有洒金、错金(指在器物表面刻出沟槽，以同样宽度的金线、金丝、金片等按纹样镶嵌其中随后磨光表面的工艺)等特种工艺的精品，其价格可达10万元以上。6年前，在中国嘉德一场拍卖会上，清中期的“洒金扁方宣德炉”，估价为2.5万~3.5万元，结果以7.15万元成交。至于清末民初的仿品，铸工不精的也就数百元，但工艺精、造型好、包浆佳的也会达到数千元。如今在市场中最走俏的宣德炉应该是使用了洒金等特种工艺的，这类铜炉向来受到港台藏家的喜爱，在拍卖会上成交的平均价格也比较高。
古今陶瓷生产工艺区别分析
古代的陶瓷制作完全依靠手工完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相对独特的工艺习惯，不同时期烧制的陶瓷器也就各具特色。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一下古代陶瓷生产工艺。
古瓷泥料用水碓舂制或用石碾压制，故颗粒粗，烧成后胎质不够致密，孔隙多；现代泥料用机械粉碎，真空炼泥，烧成后胎质致密，几乎无孔隙。
器物成型工艺。古代陶瓷器的制作曾使用多种方法成形，如盘条法、模合法、拼接法、拉坯法等，但单论瓷器生产，除方形或多边形器用拼接法（俗称“镶器”）外，一般圆形器物无论大小高低皆常用拉坯法成形，直到近代才出现注浆成形法。因此，凡隋唐以后的圆形立件器物如酒壶、花瓶、尊、罐等若用模制法或注浆成形者，大抵皆为赝品。
修足工艺。古代瓷器中除立足器（如三足、四足鼎；三足、四足炉；多足砚）、汤勺等以外，一般圆器和琢器都要以器底同台面接触放置，这就出现了对底部的加工和修削，也就出现了平底、凹底、圈足等不同形状。由于社会审美意识和工艺技术的社会习惯性作用，历史上对古瓷足底的处理是有规律可寻的，这也就为我们鉴定古瓷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依据，使我们可以根据被鉴定物的器足特征进行有利于综合结论的鉴定。大体说来，唐代较早时期流行饼形足，中唐前后出现玉璧底，往后变为环形足，至唐末开始出现浅圈足。自五代开始圆器流行圈足，虽然高、低、厚、薄、尖、圆各有不同，但仍然可以找出带有时代性的规律。
“珠山八友”瓷绘艺术的鉴藏
田鹤仙 彩绘梅树图
王大凡 彩绘渊明采菊图
汪野亭 彩绘南屏晚钟图
邓碧珊 彩绘鱼藻图
王琦 彩绘静观落花图
中国瓷器历来是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热衷的对象，无论是上古的陶器，还是中世纪的唐三彩，抑或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至今唐三彩还保持着中国陶瓷拍卖的世界纪录。由于瓷器是属于易碎的物品，历代生产的数量虽然很大，但需求量也很大，且分散性也较大，故清代以前的可供收藏的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也是很难见到的。当“康乾盛世”创造的辉煌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景德镇清代瓷器的式微期过后，还是有一些是值得我们留恋和记忆的。如“珠山八友”瓷、“7501瓷”等。从目前陶瓷的艺术市场来看，除了明清官窑瓷器继续保持升温的趋势，“珠山八友”的瓷器也逐渐被瓷器收藏家们看好。“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的看看他们的作品。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在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毕伯涛、何许人等人中，我们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共同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也是他们使得我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一些自信。
“珠山八友”是一个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陶瓷史上是鲜见的，在中国绘画史上却是相当普遍的———“画派”现象。“珠山八友”的出现是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时序发展到近代，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就像王大凡（1888－1961）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这种带有自娱意味的直抒胸臆，让人看到了无奈，也看到了景德镇瓷业的危机局面。
“珠山八友”思想成熟的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结束。这在陶瓷的创作思想上是获得了解放。下面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慢慢解读。王琦（1884－1937）是“珠山八友”的领军人物，他在汪晓棠和潘宇等人的影响下，先与王大凡等人发起和组织“景德镇陶瓷研究社”，后又于1928年与王大凡等人组成艺术团体———“月圆会”，借此抒发胸志，以瓷会友。作为“八友”之首，王琦的陶瓷艺术成就自然值得人们关注。他的人物瓷画在当时是独树一帜，并且带有强烈的文人色彩，在他的写意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扬州画派画家黄慎的影子。他不仅继承了乾隆以来粉彩的传统技法，而且娴熟地将西洋的光影、明暗等表现技法糅合在瓷画中，既有立体感，又有新鲜感，更富有时代感。由于他的瓷版画像技术高超，声名显著，被时人誉为“西洋头子”。王琦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具备了文人画家必备的文化素养，诗、词、曲、书法、绘画等都擅长。正是这些综合素质，使得他在晚年开始变法———形成自己的面貌。线条变得浑厚而简练，特别喜用中锋表现，与题记的草书表现形式相得益彰，统一中求得变化。他的代表作有《义结桃园》、《钟馗》、《雪中送炭》、《布袋和尚》等。与王琦一样，王大凡也来自安徽，都读过私塾，且幼年都曾习中国画，有良好的绘画基本功。两人不同的家庭境遇，却走上了相同的人生道路。王大凡的制瓷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落地彩”技法上。何谓“落地彩”？是指所画的物体——人物或花卉、动物等，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用色料涂于瓷胎，在罩上雪白、水绿烧成，不用渲染。他的瓷绘艺术整体风格面貌是粗细相间、兼工带写，充满着文人意趣。由于他的技法独创，并一度与崇尚“西洋油彩”的景德镇制瓷业相抗衡，赢得了国际瓷业界的尊敬。王大凡也擅长人物画，同时也善绘山水、花卉、动物等。人物画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文人诗境，如他1915年创作的瓷版画《富贵寿考》（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37年创作的《大富贵亦寿考》、1941年创作的《鸡声唤起中兴业》、1945年创作的《风尘三侠》等均是。王大凡笔下的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尤其是虎，如1947年创作的《虎啸生风》瓷版画，就形象地抓住了猛虎的气势和空旷山境的气氛。
何许人 彩绘雪景图
邓碧珊（1874－1930），字辟寰，号铁肩子，江西余干人。曾为清朝秀才，他的瓷绘艺术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创“九宫格”瓷绘肖像技法，也是景德镇瓷绘肖像画艺术的创始人。九宫是中国古代算法之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九宫格也经常被运用于书法和绘画的表现中。在他传世的作品中，较多的是肖像画、鱼藻画或建筑画作品。如《冯母肖像》、1929年创作的《翻身一跃动春雷》等以鱼为题材的作品和早年的《福建金山塔》等建筑类题材作品，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能将中国的传统水墨技巧与东洋绘画技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八友”中，他笔下的鱼是最鲜活而有赋予生命力的。显然，这得益于他年轻时期在鄱阳湖边的生活情趣。“游而不散”既是对他绘画风格的描述，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与邓碧珊不同的是，汪野亭（1884－1942）善绘浅绛山水，而且作画的速度极快，人称“汪快手”。汪野亭，名平，号传芳居士，江西乐平人。他的瓷绘艺术先从花鸟入手，再由山水出之。早年的墨彩山水受到好评，风格精细，喜用线皴法表现。中年风格老辣洗练，晚年豪放，大胆泼彩。他的贡献是将浅绛彩瓷绘技术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浅绛彩是中国画术语——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汪野亭将浅绛彩加以粉乳化，形成了自己的面貌。从他的作品《山光水色》、《春江晓渡》、《山如碧玉》等中可以看到他的山水讲究构图的形式美法则，色彩的追求上开粉彩青绿山水之先河。何许人（1882－－1940），祖籍安徽，原名处，字德达。何许人主要以画雪景瓷版画为主，书法亦精。毕伯涛（1885－1961）也是安徽人，名达，号黄山樵子。毕伯涛擅长粉彩花卉翎毛。景德镇陶瓷馆收藏有一件《桃花双燕图》粉彩瓷版画。描绘的是早春三月，桃花盛开，双燕呢喃的情景，富有生活情趣。在毕伯涛的很多作品中能看到他在表现枝干时喜用没骨法，运笔较爽利，穿插有致。
在“珠山八友”中，程意亭（1895－1948）和刘雨岑（1904－1969）是属于晚辈。程意亭是江西乐平人，掌握着一手漂染制作颜色的技术，他的瓷画主要以花鸟为主。刘雨岑也以花鸟画为主，两人的风格不同。程意亭以明快清丽见长，刘雨岑则以古雅秀健为主。程意亭于写实和夸张中兼得，而刘雨岑写实得则更富有生活情调，尤其是他创造的“水点桃花”技法，对后来瓷器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程意亭的代表作有《洗尽铅华见雪肌》、《寒梅艳影》等。刘雨岑的代表作有《一鸣天下晓》、《暖春图》等。此外，值得提到的两个人是田鹤仙（1894－1952）和徐仲南（1872－1953）。田鹤仙与王琦是好友，善山水，亦工梅花。王大凡就曾高度评价他：“山水清晖成一格，梅花作出更成双。”作品主要有《扑面风来别有香》等。徐仲南的作品主要以松竹为主，用笔粗细、浓淡相得益彰，一般不加烘染。代表作有《读书窗外一枝斜》等。
徐仲南 彩绘劲节凌云图
前面已经讲过，“珠山八友”的八人定位其实并不重要，但他们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团体，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一定时期的艺术辉煌。随着“珠山八友”艺术市场的不断升温，他们的瓷绘艺术研究必将引起重视。事实证明，“珠山八友”的陶瓷艺术已经引起了国内业界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海外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兴趣。2000年北京太平洋拍卖公司的“珠山八友”及其名家精品瓷器专场拍卖会上，其中汪野亭和刘雨岑的四屏瓷版画价格都在100万元以上。可在20年前，它们的价格是300－500元。时下，“珠山八友”瓷的艺术市场走向了成熟和稳定，在一些大的拍卖行时常能见到，且价格不菲，有的甚至超过了清代官窑瓷器。更可喜的是江西美术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珠山八友》，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珠山八友”的瓷器面貌，无疑对推动“珠山八友”瓷器的市场和研究都大有裨益。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古今陶瓷鉴藏》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古今陶瓷鉴藏》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陶瓷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