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瓷器鉴别。
问：该瓷器是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该瓷器为“彩人物瓷盖罐”。从底款上来看，有“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似乎是康熙朝的作品。但是，该器物最大的失败在于造型：腹部过于肥大，几乎成圆形，圈足也与康熙朝的作品相差很远，人物动物比例失调；色彩也与康熙彩瓷相差很远。
总体上看，该器物不论在造型上、绘画上或色彩上都难以达到康熙彩瓷的神韵和水平，尤其是在人物的描绘上更显示出时代的差距。从图片看就应属于现代仿品，可以说几乎无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问：我家的花瓶高46厘米，底径、口径19厘米，釉厚，瓶身呈现波浪釉，解放前购买已是旧货，请问是否同治彩？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该花瓶是属于典型的广彩开光人物花鸟瓷。广彩瓷，即广州彩瓷，又称“广州织金彩瓷”，广彩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广州，是中国的重要彩瓷品种之一，也是著名的“外贸货”。目前的价格不断走高。该瓶两面绘画人物，两面绘画花鸟，但是人物和花鸟绘画一般，属于清晚期的作品，市面上较多见，市场参考价估计在1万元~1.5万元之间。
问：我家的老家具看起来有些年份，不知道是什么料，哪个时期生产的？有无收藏价值？
广州艺拍专业人士作答：
从图片判断，这几件家具的确是旧物，有一定的历史年份，但只从照片难以判断时期，也难分清其材质，估计应该是黄花梨或酸枝。
绘画有博古纹图案，雕工只算是一般，但保存比较完整，有一定的收藏和经济价值。随着这几年明清家具的收藏热，该几件家具有可能有比较大的升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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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时期的粉彩瓷
粉彩始创于康熙，极盛于雍正。康熙晚期在珐琅彩制作的基础上，景德镇窑开始烧制粉彩瓷，但制作较粗，仅在红花的花朵中运用粉彩点染，其他纹饰仍沿用五彩的制作。目前主要发现有两个品种：一是白地粉彩器；一是绿、黄、紫三彩瓷上加有胭脂红（金红）彩。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怡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雍正粉彩人物罐
粉彩是雍正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人物故事图，在粉彩中也比较多。此外，粉彩瓷中谐音的“蝠”（福）、“鹿”（禄）图案十分多见。当时突出的是所谓“过枝”技法。
雍正早期有康熙五彩风格，粉彩纹饰多绘团花、团蝶、八桃蝙蝠（喻意多福多寿）、过枝花卉、水仙灵芝、仕女、麻姑献寿、婴戏等。纹饰明显疏朗、规整。如粉彩过枝桃蝠盘，从盘外壁开始绘桃枝叶及桃，通过盘口过到盘心接绘桃枝叶及蝙蝠，雍正时期一般绘8个桃，乾隆时多绘9个，有“雍八乾九”之说。雍正朝画的蝙蝠翅膀顶端下弯有钩，钩中有一点，嘴上有毛（但不绝对）。仕女幼童人物较小，面目清秀，或有疏简的山石树木等背景，或留较多的空白。这时和康熙朝一样，较多地使用“金红彩”，精细之作还在纹饰上方用墨彩行书题相应的诗词歌赋，并绘红色迎首或压角章，显露出当时社会文人的儒雅之风。一般民窑多在碗、盘、炉、罐、盘口瓶、花瓶上绘粉彩纹饰。
雍正粉彩官窑器多数有“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民窑精品有私家堂名款，也有图案标记，以器底绘青花笔、锭和如意，谐音“必定如意”等为突出。
尽显皇家风范 非遗京彩瓷坎坷的复兴之路
靓丽繁复的图案、活灵活现的造型、凸凹有致的填彩、华贵典雅的花式、精致细腻的勾描……站立在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京彩瓷作品丛中，不禁为大师们独具匠心的设计、精彩绝伦的手艺而惊叹；小心翼翼地轻抚把玩间，想象着古代帝王将相坐拥绝世精品，每日端详玩味时的赏心悦目、怡然自得。
如今，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继承前人传统，博采众长、不断创新，使京彩瓷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出了更具时代特色的魅力。4月28日至5月10日，百余件“京彩瓷”陶瓷艺术精品将亮相北京爱家收藏品市场。“昔日皇家案上瓷，飞入寻常百姓家。”观众们可以借此机会近距离地欣赏、收藏到与古时帝王家才能享有的特殊技艺相比肩的瓷器精品。
|比肩官窑|
京彩瓷技艺尽显皇家风范
“京彩鉴赏瓷”曾经被称做“北京仿古瓷”。作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之一，“京彩鉴赏瓷”专指延续前朝名瓷而烧造出来的瓷器品种，目前主要仿制品种则集中在明代及清代康、雍、乾三朝，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至今。其以粉彩、古彩、墨彩、斗彩和新彩为主，作品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恢宏大气，有着帝王之都的风度，不仅满足了人们好古赏旧、日用或其他需要,也在我国陶瓷行业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京彩鉴赏瓷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随着官窑瓷器逐步流入市场，古玩店开始烧制出各种逼真的官窑精瓷，这种瓷器胎质、釉色、画面精细质优，比肩官窑，京彩鉴赏瓷的雏形就此出现。辛亥革命后，京彩鉴赏瓷工艺逐渐丰富，制作群体进一步扩大，在民间的认知度也不断提高，京彩鉴赏瓷行业逐渐形成。
主办方北京华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籍华表示，从器型来说，京彩鉴赏瓷器型多样，涵盖瓶、罐、盒、碗、盘、花盆、鱼缸、箭筒、凉墩、瓷珠、文房四宝、人物、鸟兽、各种小摆件等诸多种类。而从工艺流程来讲，其生产有着一整套非常严格而复杂的过程，设计阶段要经历查阅资料、选胎、绘图设计、定稿、勾图几个步骤。生产工艺经历描图、拍图、研磨配色、彩画、填色、自检、互检、入窑烧制、烧成出窑和成品检验等阶段。从技法来讲，京彩瓷主要以摹仿前人古瓷的装饰手法，以古彩和粉彩技法为主。其中，古彩作品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对比强烈，形象概括夸张、装饰性强、极具民间艺术风格；粉彩则是在古彩基础上运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来，颜色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丽，画工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
而经四代名家传承，京彩瓷得以形成一种特别韵味。其仿古意而不拘于形，承古法而不囿于器，釉色饱满亮丽，画工精致大方，呈现出浅浮雕的实体感，拥有皇城气概。
|三起三落|
京彩瓷几十年“坎坷”发展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彩瓷在统一管理下规范发展起来。1973年初,在原来小规模制作的基础上，建起了较大规模的专业生产厂家。
京彩瓷的第四代传承人――北京市陶瓷工艺大师白莉和王立，从十几岁就进厂学习京彩瓷技艺。当时厂子才刚办起来，她们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见证了本厂三起三落的发展历程。
据她们介绍，1975年工厂发展规模非常大，分几个车间，仅画瓷人员就有好几百人。上世纪80年代，京彩瓷产销非常红火，那时候基本上走外贸，一个品种走货就要一两百件。后来由于市场疲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京彩瓷的产销便随之下滑。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营活跃，京彩瓷产销量又有所回升，陶瓷、彩绘、仿古画等品种也日趋丰富，工作人员也有几百名，规模大，技术力量强。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市场整体状况不好，而人们对京彩瓷产品的认知度也有限，使其产销量再度下滑，车间进行合并，几百人的规模就缩减为二三十人，而且仅保留了仿古瓷的项目。进入21世纪，工厂进行了重组，领导下大力气发展京彩瓷项目，其产销再度红火起来。而几年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京彩瓷产销又逐渐面临收缩态势，当时车间仅剩下6位老师傅和一些学员，设计、生产人员总共不到20人。
目前，京彩瓷也和北京民间其他众多工艺品种一样，存在着发展上的种种困境。例如，工作室、创作环境与其大器的工艺、精湛的技术不甚相衬。同时由于京彩瓷技艺环节专业含量高，制作工艺复杂，传承难度也比较大。此外，由于京彩瓷制作技艺专业性强，传承人才的选拔难度大，加之工艺大师逐渐进入老年，新生力量又未跟上，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亟待得到完善的保护与传承。
|多方助力|
京彩瓷再度振兴蓄势待发
京彩瓷这项精湛的百年传统技艺在传承、发展中的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企业、工艺大师、专家学者、艺术界知名人士等各方力量共同助力，为其发展出谋划策；热爱这项事业的人们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继承传统、重振市场的工作中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2009年，京彩瓷接连申报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今年又开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重视和扶持，例如在多种重要的展览、展示中，都力推京彩瓷；其中部分产品，已被获准作为北京市的代表产品赠送给国外友人。
鼎盛陶琦（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副经理史琴表示，这项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社会的关注，同时企业自身也在全力以赴，调配了全公司最精英的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再度振兴。目前公司正在重新装修车间、扩大生产面积，并准备建立大师工作室。同时，还在摸索京彩瓷产业化运作的道路。但现在还需要很多的投入，需要条件的具备与改善。
白莉介绍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目前京彩瓷的销售局面也在打开，产品质量也越来越好，不但继承了传统技艺的精髓，而且在不断创新。据了解，现在京彩瓷的主打产品粉彩百鹿尊和粉彩九桃天球瓶等，都是被排队订购的，而且大部分是回头客。为了保证拳头产品的稀有性，每年生产数量也是有所限制，例如百鹿尊，每年只生产20件。
不仅仿古瓷是拳头产品，精品瓷也是首屈一指。工艺大师们根据年代特色进行制作，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与韵味，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并且在国家级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中屡获大奖。有精品，有拳头产品，再迎合市场的需要制作一些符合大众收藏取向的产品，同时开发一些日用瓷、礼品瓷、瓷板画产品等等，京彩瓷在生产方面日益丰富，产量也不断提高。
而总结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经验，白莉坦言，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同是搞仿古瓷，景德镇的仿古瓷就与京彩瓷的仿古瓷在色彩、工艺等方面有很大不同。总体说来，景德镇仿古瓷比较清秀，但细腻不足，而且缺少宫廷藏品的韵味。而京彩瓷的仿古瓷就比较厚重饱满，有皇家霸气的感觉，这是其他地方无法仿制的。京彩瓷的工笔花鸟、人物，每一个细处往往都要经过繁复的精描细刻。哪怕一件小器皿，都能独放异彩。
深圳潮彩瓷板画申报第三批市级非遗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深圳潮彩瓷板画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深圳潮彩瓷板画将有望入选今年第三批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杜佐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孙健君等30余位专家聚深，就“深圳工艺美术的高端发展与传统工艺美术的距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怎样与时俱进”等话题展开讨论。
传承千年的优秀工艺
研讨会由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与会专家对深圳潮彩瓷板画继承手工技艺与运用现代科技相结合，规模化生产与高品质标准并举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其今后的保护发展规划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现场展出了深圳潮彩瓷板画的优秀作品。据潮彩瓷板画传承人、斯达高瓷艺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总工艺师詹培明介绍，潮彩瓷板画是一种直接在瓷板上彩绘，经烘烧后永不褪色的瓷质艺术品。早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无论造型、装饰、工艺与色釉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清末潮彩艺人借鉴景德镇陶瓷技法和传统中国画艺术，融合潮彩技法发展了潮彩瓷板画，形成了潮彩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至民国年间，潮彩瓷板画已形成题材丰富，技法多样，布局严谨，线条流畅，颜色妍丽等特色，尤以潮安枫溪詹氏潮彩艺术更臻完美，远近闻名。
现代科技提升市场价值
出生潮州枫溪詹厝村的詹培明系著名潮彩艺术詹氏第三代传人，1963年进入詹厝彩瓷厂，师从老艺人学习彩绘釉下彩。如彩绘“鸡碗”，其构图头、尾、爪均用13笔画成，亦称“十三笔碗”。一天要画上几千个线条，促使詹培明练就精湛的潮彩技艺，成为熟练掌握从捏塑、彩绘到色釉、窑工等生产流程的民间艺人。由于潮彩受手工彩绘及作坊生产的限制，品质、式样、规格、效率不能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面对困境，鉴于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投资、出口及产业配套优势，1989年，詹培明决定将瓷艺公司建在深圳。詹培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釉料配方、绘图、网印、温控等关键工艺技术进行了全面革新升级，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更适应产业化及市场需求。
据介绍，潮彩瓷板画制作技艺独特，现有4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充分表现了岭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及美学理念。
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的不同风格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由于其烧造数量少而且当时仅供皇帝秘玩，故显得异常珍贵。近几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几件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均以上千万港元成交，如香港佳士得拍卖行1999年11月2日拍卖一件康熙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纹碗以1212万港元成交，1999年4月26日一件雍正胭脂红地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以1784万港元成交，2002年一件雍正珐琅彩题诗过枝梅竹纹盘以3252.41万港元成交。香港苏富比拍卖行1997年拍卖一件乾隆黄地开光珐琅彩山水纹碗，以2100万港元成交。足见珐琅彩瓷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就笔者所知，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收藏爱好者对珐琅彩瓷器的概念存在误区，对珐琅彩瓷器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20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撰成此文，希望能有益于专业人员和广大收藏爱好者。不妥之处尚望各位方家赐正。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它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加入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也有将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的，称之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进而将瓷胎画珐琅称作“古月轩”。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
康熙时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多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称为“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瓷胎画珐琅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或蓝色图章式堆料款，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且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色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用黄色珐琅料写款，可能是因为黄色能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生产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崳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崳、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崳、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