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上最明亮的一抹色彩。它曾经青翠了一千年，它曾经消失了九百年，如今它再度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近日，绍兴召开工艺美术大会发出呼声，欲重振越窑青瓷雄风；慈溪举办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节，以树立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越瓷，在千年落寞之后，一夜之间回归巅峰。
绍甬之间的起源之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的越窑青瓷在一千多年间，上贡朝廷，下供庶民，越窑亦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
世易时移，风光一时的越窑青瓷如今只在绍兴留下了300余处遗址，其中，上虞的小仙坛窑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越窑青瓷的中心在皋埠、富盛、上浦等地一带。”上虞市博物馆副馆长杜伟说，绍兴、上虞一带是中国越瓷的发源地。
不过，坐落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馆长陈国桢却认为，越窑青瓷的精品多在余姚人手里。曾属余姚今归慈溪的上林湖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以及唐宋时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讫今已发现的古窑址有179处，范围分布在上林湖及其附近另外四个湖。
越窑涵义在学界的争议引起了各地对于越瓷起源之争。有的学者认为越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
折中的看法是，越窑青瓷是宁绍平原一带因窑址烧制工艺、泥土原料、审美情趣等的一致性，而对其生产瓷器的统称。
“瓷之源”的归属另有一说
如果说，上虞、慈溪、余姚对于越窑青瓷起源的分歧只是兄弟几个“窝里吵”，还没等哥几个统一思想，那边德清已经抢先一步坐上了“浙江瓷之源”这把交椅。
德清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两届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当地火烧山与亭子桥窑址的考古成果，认定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长期以来，陶瓷界把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有专家提出，根据亭子桥与鸿山越国大墓的发掘，这类质量上乘的产品可直接称为青瓷。”德清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建明说，“德清窑是浙江越窑、官窑、龙窑青瓷的源头窑，越窑的窑炉技术、烧制工艺、成型技术、装饰工艺等都能在德清窑找到雏形。”
而德清的“瓷之源”又与越窑青瓷有着密切联系。朱建明说：“德清历史上处于吴越边界，先属吴后属越，以德清窑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与越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地携手推进越瓷保护开发
好在不管谁是源头、谁算嫡系，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猛扇越窑青瓷文化保护与弘扬之风。
慈溪搭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节既办研讨会，又办艺术展，希望通过节会宣传推进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工作。有专家建议借鉴景德镇经验，注重增加遗址的旅游价值和旅游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产、学、研链条。根据慈溪市相关规划，上林湖越窑遗址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将被打造成为“十二五”期间慈溪乃至全省的文化生态产业大平台。
专家的话道出了地方政府的心声。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已在上海开了分馆，宁波鄞州区政府也已出资引进该馆。“希望越窑青瓷走出余姚向更多人展示。”陈国桢说。同样，德清的“瓷之源”登上了更大的平台——10月25日，德清的原始青瓷在故宫博物院亮相，吸引学界目光。在德清县“十二五”规划将打造“瓷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期望其与良渚文化村一样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使“瓷之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绍兴则希望更多企业能重拾越窑青瓷昨日的辉煌。“现在绍兴从事越窑青瓷生产的厂家只有3家，上虞三雄陶瓷公司主打仿古青瓷酒瓶；上虞越瓷陶业有限公司主做纪念品和礼品；还有一家专做越窑青瓷。”杜伟说。
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之争
从西施故里之夺，到书法之乡之辩，再到越窑青瓷之争，不难看出，环杭州湾城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共同拥有的历史遗存陆续被挖掘，并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之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各地城市争打越窑青瓷文化品牌，背后是文化软实力之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期待的是，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扶持下，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引擎。“越窑青瓷，作为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精神文化的融合，有必要予以挖掘整理。”杨建华表示，“曾经的文化无法割断、薪火相传，对今天仍有指导价值，需从中得到启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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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窑青瓷》出版
人民网上海10月31日电 （记者曹玲娟） 由孙海芳编著、孙一琼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越窑青瓷》近日出版面世。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
历史悠久的越窑青瓷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其釉色类玉、类冰，造型精美，器物众多。越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东汉时，越窑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嗣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五代的全盛期，至北宋中期渐趋衰落。
东汉越窑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处处彰显着古拙与朴实。
三国越窑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
西晋越窑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越窑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隋唐五代越窑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晚唐时，秘色瓷的成功烧造，更是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宋代越窑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上林湖一带窑场兴旺起来，使濒临消亡的越窑一度起死回生，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宋朝廷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的同时，越窑终于停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