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如今清末民国瓷器大热，“珠山八友”瓷板画之市价甚至堪比清末官窑，动辄十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而且市场仿品充斥，价格仅以千元计。连民国小名家瓷板画也因成本低、销路好而被卷入仿品市场。在此告诫普通收藏者，不要对捡漏仍心存侥幸，特别是谨慎对待自己的第一件藏品，以免收藏标准被扭曲。
在历史上，瓷板画的艺术地位几度起落，到清中后期，业界发现元黄公望的浅绛白工艺适合瓷板画的表达，因此出现了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派艺术瓷器”，后来这种“新派艺术瓷器”被称为“浅绛彩瓷器”。2008年10月，程门的浅绛彩瓷板(43×32cm)、金品卿的浅绛彩花鸟瓷板(39×27cm)、王少维的浅绛彩山水瓷板(32×43cm)三件一起拍出50.6万元的高价。
在新派艺术瓷器出现之后，瓷板画数量大增，艺术性也随之大大提高。清中后期，一批书画功底深厚的书画家介入了瓷器行列，成为时至今日仍大名鼎鼎的“珠山八友”。
近几年，“珠山八友”的作品价格甚至比清末的官窑价格还要高，有市场人士认为，原因之一是“珠山八友”以群体出现，名气容易打造;也有人认为，与收藏者将眼光转移到瓷板画有关。
以广东地区为例，以前大多数家庭不喜欢在墙上打洞，不接受瓷板画，但是随着装饰手段的提高以及南方天气潮湿带来的书画保管难题，有的收藏者转而开始接受瓷板画，作为家中装饰挂赏之用。
目前新瓷板画的价位都已是水涨船高，旧时名家之作更不可能以数千元甚至一两万元买得，因此不要对捡漏心存侥幸。另外对于初涉瓷板画收藏的藏友来说，可以先从当代名家名作的收集入手，一是因为当代名家中有很多人是“珠山八友”的后代传人，他们的作品既继承了先人的遗韵，又有着现代的创新，极为富有艺术品味。二是当代中青年名家的作品价位不是很高，拥有极大的升值空间。三是可从当代名家名作的收藏开始学习瓷画的鉴赏与辨伪，待到羽翼丰盈之日，自然可以辨别旧时名家之作，理性投资收藏。
精选阅读
国窑崛起的淄博现代陶瓷文化
古代，为皇宫烧造瓷器的产地称为“官窑”，淄博与此无缘。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淄博陶瓷行业刻意创新，迅速提高制瓷水平，烧造出大量的国家接待用瓷、国家领导人用瓷、国家礼品瓷，被誉为“当代国窑”。
上世纪50年代，淄博在完成了对私有企业的改造后，又新建了一批陶瓷企业，陶瓷生产由作坊式变为工业化。60年代，研发出全国第一条日用陶瓷隧道窑、双刀成型机、链式烘干机、缸类产品成型机，引发了一场陶瓷生产工艺的革命。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国窑崛起奠定了基础。
陶瓷新材质层出不穷，使国窑崛起成为现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淄博陶瓷行业以高涨的创新热情研制高档日用细瓷。一场“滑石瓷”会战，创出了3种高档名瓷：乳白瓷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金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鲁青瓷获第34届慕尼黑国际博览会金质奖，象牙黄瓷获全国新产品评比第一名。高石英瓷的诞生打破了“石英含量高能不能成瓷”的定论，一推出就被选进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之后，又研发出鲁光瓷、合成骨瓷、华青瓷等高档瓷种。其中，合成瓷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是目前为止我国陶瓷界创造发明的最高奖项。淄博陶瓷业令人刮目相看。著名诗人赵朴出赋诗，“光华朗润鲁青瓷，疑有仙人捧玉卮，雪沫乳花浮午盏，静参禅味吃茶时”。
上世纪70年代起，淄博陶瓷源源不断地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钓鱼台国宾馆重新开发宫廷宴，淄博的“中华龙”国宴用瓷应运而生。产品器型丰满，浑厚、端庄，图案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与高石英瓷、釉中彩、多次烧成等新技术结合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2007年10月，淄博的山东硅苑科技承接了为新当选的十七大政治局领导人制作高石英瓷专用盖杯的任务，这已是连续为三届中央领导人制作盖杯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淄博泰山瓷业为奥运场馆制作了13万件高档日用细瓷，山东硅苑科技向北京奥组委提供了4000套高档礼品瓷。这些都代表了我国的制瓷水平。
贺州陶瓷村手艺的衰落原因及崛起之道
贺州陶瓷村手艺的衰落原因及崛起之道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黄田镇卢屋村是一个“陶瓷村”，制作手工陶瓷已有几百年历史。曾经，这里陶瓷作坊林立，所产的陶瓷排水管、弯管、烟囱、水缸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一带，后来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产业消失了近20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里的手工陶瓷业又兴旺起来。如今，面对现代陶瓷产业的竞争及塑料等替代品的双重压力，手工作坊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门古老的手艺将何去何从?
曾经的辉煌不再
一间简陋的工棚、几堆瓷泥、几样简单的工具、一排黑黝黝的瓷窑，构成了卢师傅的手工制陶作坊。作坊主人、年近六旬的卢师傅告诉记者，自从分田到户后，他就在家附近的地方搭起棚子，开始了手工陶瓷制作。当时，村里像这样的作坊有几十家。
传统的手工陶瓷，生产一件产品，必须经过踩泥、沤泥、压泥、脱胚、晾胚、上釉、装窑、烧窑、出窑等一系列工序，大约需要一个月左右。如果遇上雨季，瓷胚晾不干的话，一个半月都出不来产品。除了踩泥需借助水牛外，其他的全都是纯手工操作。卢师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学这门手艺，嫌这活太累太脏――“踩泥两腿浆，脱胚两手泥，烧窑满脸黑”，而且挣钱少。“拿排水管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一支管卖2元钱，可以买到一斤多猪肉。而现在猪肉已涨到30元一公斤了，同样的管才卖5元钱。”卢师傅无奈地说，“制作一支管的成本加起来将近3元钱，我和老伴每年辛辛苦苦，才挣两万元左右，而我的孩子去村里的大陶瓷厂打工，每人月收入有两三千元。”
过去，卢屋村曾经家家有陶瓷作坊，每天客商云集，以致村口都形成了自发的集市。但那远去的辉煌，恐怕只作为记忆存在老年人的脑海里了。
现代陶瓷企业挤占手工作坊生存空间
据村委主任刘振优介绍，卢原文来源于华夏陶瓷网屋村除手工陶瓷作坊外，还拥有10多家具备一定规模的陶瓷生产厂家，生产日用、卫生、园林、建筑等瓷器8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湖南、广东、河南、福建、云南等地，并出口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年产值近亿元，利税近1000万元。3000多当地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月均收入2000元左右。与红红火火的现代陶瓷厂相比，传统的手工陶瓷作坊生产出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质地粗糙，加上生产成本上升，利润很低，生存空间已是越来越小。
距离卢师傅的作坊不到300米，是新村新鹏陶瓷厂。记者看到，该厂的现代化厂房里，是用天然气烧制的全自动瓷窑，这边把瓷胚放进去，从那头出来的就是陶瓷产品了。为了投资这条生产线，老板花了200多万元。那些沿袭“牛踩人捏柴火烧”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作坊，如何与这些现代化的陶瓷生产厂家抗衡?
手工陶瓷出路在何方
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手艺传承后继无人，黄田镇手工陶瓷产业是否已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就显得越发重要。”平桂管理区党工委书记韦升安说，手工陶瓷只有像生产艺术品那样“精耕细作”，才是出路。他认为，手工或半手工的生产方式完全适合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投入少，同时又能生产个性化强、文化含量高的陶瓷艺术类文化产品。这种生产方式，特别适用于缺乏资金但不缺乏智力的微小企业。转于陶瓷商务信息网。如今，平桂管理区有意将黄田镇的手工陶瓷行业进行保护性地开发、升级，配合贺州姑婆山、十八水、贺州温泉、玉石林等景区的旅游产品开发，向高档化、工艺化的手工陶瓷转变。陶瓷行业可以利用这次产业升级的好时机，调整思路，从强调量的生产，到强调质的转变。或许，这就是黄田镇手工陶瓷产业的明天。
钧瓷发展的的沉浮
一，创烧时期
禹州市有发展陶瓷的天然资源。远在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人已从事陶器生产。境内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古陶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和先人们的不断创造，在陶器的基础上，又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1988年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郭连乡岗胡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了早期青瓷残器。后又在三峰山南麓杨庄村西晋墓葬发掘中，出土两件完整的青瓷罐。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制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唐代，发展更加迅速，不仅窑场增多，而且瓷器质量提高，釉色品种也显著增多，在河南乃至全国占重要地位。目前已发现唐代古窑址4处，其中苌庄乡3处，神垕镇1处。苌庄乡的3处古窑址分布在苌庄村、玩花台村和磨河村。这里西接登封市，北连新密市，陶瓷原料丰富，交通比较发达，3处古窑址，相距不到4华里，是唐代禹州的一个陶瓷集中产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该窑址的文化堆积层中至今仍保留有大量的窑具、瓷器残片等遗物。器物有碗、罐、壶、盆等。釉色有黑、黄、褐、白四种。器物造型丰满、平底。在装饰艺主上，有白釉饰绿色彩斑，有黑、褐釉饰蓝斑或白斑。磨河西岸的窑址内涵丰富，瓷片、窑具俯拾皆是，有黄釉阔腹平底钵，有平底淘澄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大量的黑釉蓝斑残片。1984年5月经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心家冯先铭等鉴一，确认系唐代烧制。
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的赵家发现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碗、钵、罐均为平底。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潇洒自然，有烟云变化之美感。也有的蓝白相间，莹润典雅，耐人寻味。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介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内记有：“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唐代南卓《羯鼓录》前录成书于唐太宗二年（628年），后录成书于唐太宗四年（630年）。由于禹州唐代花瓷窑址发现较晚，古书无记载，但其生产时间并不晚于河南其它唐代瓷区。建国后，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区内征集收藏较完整的唐代花瓷10余件，其中定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的8件。70年代在苌庄乡龙福寺和火龙乡瓦店村出土的两件唐花瓷注子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鲁山文化馆、郏县文化馆收藏的注子形质基本一致，都是我国唐代花瓷的典型作品，也是国家的稀有珍品。1988年5月，在禹州市浅井乡横山村，唐代阳翟镇遏兵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唐瓷双系罐3件，造型古朴高雅，彩斑挥洒淋漓，分别定为一级和二级文物。据该墓出土的墓志记载，郭超岩死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葬于唐元和五年（810年），证实了禹州生产唐代花瓷的时间下限。唐元和五年属唐代中晚期，这时花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可证唐代花瓷的始烧时间应在唐代中期或早期。唐代陶瓷手工业“以釉致胜”的独特装饰技术是我国颜色釉陶瓷蓬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种花瓷由于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烧制而泛现出灰蓝、乳白色的大块彩班，或蓝、白、绿、灰相间的流纹，形态各异为化万千，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面，发展为多样装饰，和宋代钧釉有相似之处，陶瓷史学界称之谓“唐钧”。根据《中国陶瓷史》记载：“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表似无形，妙趣横生，变纪晨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持片》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出现，为钧窑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无导作用密不可分的。”从上述可知，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窑有渊源关系，是钧窑的前身。钧瓷始于唐，已得到陶瓷史学界的公认，并载入史册
二、成熟时期
神垕唐代花瓷区的下白峪村，地处大刘山下、清龙河之滨，瓷土、釉料储量极其丰富。这里河水潺潺长流不断，古时山上森林茂密，煤的覆盖层薄，易开采，有发燕尾服陶瓷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和此地毗邻的禹州市磨街乡，唐、宋时期冶炼业比较发达，有“四十五里黄砂镇（指铁矿绵延45里长），七十二座分金炉（指炼铁炉之多）”的传说。至今古冶铁遗址犹存。碗药山（产釉料的矿山）和产铜矿石的大红寨山都距此地不远。这里又和烧唐代花瓷的黄道窑、烧青瓷的汝州窑，仅一山之隔，有博采众长的优越条件。匠师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利用当地原料，在青釉中加入少量铜质，在还原气扮下，成功地烧制成高温窑变钧红釉，可谓“水到渠成”了。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战火炎。出土的标本，造型丰富多姿，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莹润，宝光内蕴，工艺精细，达到类翠似玉的程度。在该遗址中，还发现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建国后，这里又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1988年又在该窑遗址中，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
经过近年来的多次调查，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均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关于钧窑和柴窑的关系，过去陶瓷专著曾有不少记述。清朱琰《陶说》中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时督瓷官吏请示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才（这）般颜色作将来。”清陈浏《陶雅》云：“宋钧之无紫而有异我发现者，盖仿柴天青之佳品也，何必玫瑰紫始为悦哉！今以月白俗名污之，谬亡甚矣。盖世人俚语，不知世有柴窑者也。”又云：“钧窑有紫、青两种，青者俗谓之月白，实渊源于柴周之雨过天青。”民国许之衡《钦流斋说瓷》中说：“钧窑之天青色者，肆人呼之为月白，盖仿柴之雨过天青也。”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陶说注释》中也谈到：“明已有‘片柴值千金’之谚。传世品除见于高澹人《宋钧窑瓶歌注》、王淦洋《香祖笔记》外，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七颂堂识小录》，但窑址迄今尚未发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窑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柴窑这种精良的瓷片，也为北宋瓷业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上述史料说明，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所制器物已较柴窑为优。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迨赵宋工周，柴窑工匠无所依归，遂群趋颍川经营钧窑是有可能的。但迄今尚未发现此要窑旧址和器物，尚不能定论。柴窑的真相，有待考证。
北宋王朝由于采取了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使科技发展，商业繁荣，加之煤炭用于生产和冶炼业的推广，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宋代钧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宋都汴京已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随着经济的繁荣，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一般都使用高档家具和名贵瓷器，以招徕顾客。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是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用瓷需要量的增多，对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时，禹州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首都开封，西通西京洛阳，钧瓷销售市场极为广阔，这都为钧瓷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禹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共28处。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建在蓝河上游，涌泉河、清龙河、潘家河、驺虞河之滨，以神垕镇的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如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随着时代的推移，钧瓷生产由南向北逐步发展。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庄窑。如叶哲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估重叠了“葱倩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此村无一霍姓者）。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群众烧砖现的。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至今有近万年的历史；瓷器却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从东汉发明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始，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可谓漫漫陶瓷路。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陶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风采和魅力，它在满足中国人民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凝聚了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是中国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凝聚与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
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瓷习俗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前进的脚步，而发生、发展与延续。
陶瓷习俗，是专指陶瓷行业范畴内的一种习俗，是在陶瓷的创作、陶瓷生产、陶瓷与销售等过程中和在各个环节中产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与习惯，展现和反映了陶瓷人的生活、生产习俗和心理的、精神的面貌，也反映了陶瓷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特色，反映了陶瓷本身的发展过程的面貌。陶瓷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生产，由人来销售，由人来品评，由人来消费，一句话，一切都与人有关。因此，陶瓷生产、创造与销售过程，是伴随着悲欢离合的过程。陶瓷制品是鲜活的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情趣的凝聚物。
在中华大地，名窑象璀璨的星星，分布在各地。各地名窑和各个陶瓷产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陶瓷习俗。正如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一样，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是中国陶瓷习俗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和反映。本篇以景德镇瓷业习俗为例，介绍中国的陶瓷习俗的风貌。
景德镇瓷业习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方面：行帮、行会、会馆。这属于管理方面的，是陶瓷各行各业自发形成的组织（行帮、行会）以及这些组织的管理机构（会馆），行使着在本帮、本行范围内的管理、约束、调控、奖惩与联络感情的职能。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奉敕编绘《陶冶图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习俗，影响很大。此处以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内的瓷祖庙里收藏的民间青花《陶冶图说》以反映唐英的《陶冶图说》的面貌与瓷业有关的行业莫不有行会和行帮，甚至连一些细微的事如挑瓷器、拣废瓷等都有行帮，都有行规来约定，组织非常严密、规范和细致。这些行帮，可以分成许多类别。一般来说，可以从地域、从行业本身进行分类。从地域上分，有徽（州）帮、都（昌）帮和杂帮（除以上两帮外的其他区域的行帮）。都帮人多势众，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大帮，清代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中有一首诗反映这种情况：“蚁蛭峰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在另一首诗里，更是这样来描述都帮：“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廿里长街尽窑户，赢他随路呼都昌。”从行业上分，可以分为商帮、手工业行帮和工人行帮。行业行帮和地域行帮相应交织，如徽帮主要是商帮，都帮主要是工人行帮。这些行帮纷纷设立会馆，或者公所，或者书院，名称尽管不同，其职能都是一样的。如徽帮有徽州会馆，福建有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
景德镇的会馆（公所或书院）众多，清嘉庆年间有七所，至建国前夕，计27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
古老的陶瓷不老的艺术
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被称为“CHINA”，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湖南醴陵，因釉下彩瓷而闻名于世。从本期开始，本刊将用连续报道的形式，介绍醴陵知名企业红玉红瓷的彩瓷生产与艺术价值，希望以点窥面，为读者展现一个全新的艺术瓷世界。
2012年6月28日，“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正式在故宫博物院的斋宫、诚肃殿展出，此次展览精心遴选了71件套（其中现代作品13件）代表醴陵各个时期所烧制瓷器不同风貌的醴陵陶瓷，展示中国瓷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机与活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拥有悠久陶瓷烧造历史的湖南醴陵，其传统的、特有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作为醴陵唯一一家受邀参展的企业醴陵市红玉红瓷陶瓷研究中心展出了3件（1件釉下五彩瓷，2件珐琅彩）体现“传承古艺、开拓创新”精神、代表现代醴陵瓷器工艺水平的作品，获得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为醴陵陶瓷艺术走向国际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历史不会遗忘，文化不会沉寂，工艺需要创新。
艺术总有那么一种魅力，让人挥之不去。
让我们走近瓷城醴陵，走近浓郁的醴陵陶瓷文化，走近独一无二的红玉红瓷……
陶瓷小知识
四大名瓷
青花瓷、珐琅彩、粉彩、高温颜色釉瓷亦称中国四大名瓷。
青花瓷被誉为“瓷国明珠”，是以色料在胚胎上描绘纹样，施釉后经高温烧成。青花瓷经久耐用，瓷不碎，色不褪。
珐琅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是唯一在紫禁城内烧制的瓷种，在历代瓷器中，珐琅彩瓷造价最贵，艺术水平最高，被誉为官窑中的“官窑”。
粉彩享有“东方艺术珍宝”的美誉。粉彩亦称软彩，画工细腻工整，有国画风味，又有浮雕感，画面充满浓郁民族特色。
颜色釉瓷被人们誉为“人造宝石”，蕴涵丰厚，光彩照人，在釉料理加某种氧化金属，经过烘烧以后，就会显现出某种固有的色泽，这就是颜色釉。
五大名窑
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其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
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官瓷胎体较厚，这是因胎、釉受热后澎湃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也是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
哥窑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其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
钧窑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
定窑为民窑，以烧制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
陶瓷，我们并不陌生。中国享有“瓷国”之盛誉。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它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标志之一。
从红陶、灰陶、彩陶、黑陶、白陶到原始瓷、青瓷、黑瓷、白瓷以及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瓷和色彩缤纷的釉下彩、釉上彩瓷器等，我国陶瓷10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成为了世界工艺史上的一大奇迹，同时也记录、承载、见证了我们人类的成长与进步。
醴陵，在我国浩瀚的陶瓷史中虽然没有景德镇那样的久远的历史，但也不缺乏可与之相媲美的魅力。同样悠久、厚重的陶瓷烧制历史，特别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别有一番风味。
历史的 记忆
岁月会蹉跎人的容颜，却抹不掉过去的时光，它总会留下自己的烙印，任人追寻。
1975年，仙霞镇狮形岭村石泥塘发现属于商周文明范畴的遗址内有陶片。
1986年，新阳乡楠竹山、五坪、荷塘一带发现属于东汉时期的陶窑群遗址。
2006年，黄獭嘴镇发现宋元青瓷窑群址。
……
越来越多古遗址的发现，叙述了醴陵陶瓷历史的源远流长，也见证了醴陵陶瓷过去的辉煌。其中，釉下五彩瓷无疑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釉下彩出现于唐代，湖南长沙窑有釉下褐彩、釉下绿彩等品种，宋代的釉下黑彩、元明以来的青花和釉里红都属于釉下彩，但这些品种都是单彩或双彩，在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清末民初，湖南瓷业学堂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生产出釉下五彩瓷。醴陵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而且每种颜色还因为制作工艺和原料的不同具有差异，经窑变后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色彩缤纷、浓而不俗，淡而有神。根据不同题材，既可古朴典雅，又可鲜丽浓艳，能满足不同的需要。
然而好景不长，风靡一时的釉下五彩瓷因为兵火于1930年前后基本停止了生产。直至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醴陵瓷业总公司，拔款800万元建成醴陵窑，恢复并扩大了釉下五彩瓷的生产。1958年又成立醴陵瓷器公司艺术瓷厂，成为全国最具规模的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厂家。
数十年来，醴陵瓷厂承担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机关烧制瓷器的任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文化的 传承
醴陵窑历经几千年的历史，饱含了民窑文化、釉下五彩陶瓷文化、官窑文化、红色文化、湖湘文化、中华文化……多种文化的融合，延续了醴陵陶瓷的生命，为醴陵陶瓷增添了独特的韵味。
醴陵陶瓷自其诞生以来，一直以民窑产物的形式出现，多股单一的民窑文化使得醴陵陶瓷在我国滚滚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1913年，湖南瓷业公司成为官商合资的企业，醴陵陶瓷逐渐开始成为带有“半官窑”性质的产品。民窑文化与官窑文化开始在醴陵产生交集。而此时釉下五彩瓷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醴陵陶瓷文化的丰富化、多样性，也是醴陵陶瓷正式成为官窑文化一部分的关键因素。
此后，“毛瓷”和国家礼品瓷、国家陈设瓷相继出现，醴陵陶瓷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辉煌经历和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增添了其神秘感和神圣感，同时也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红色文化。醴陵陶瓷被称为当代“官窑”“国瓷”。
醴陵陶瓷从开创到兴盛，到衰败，再到恢复，离不开中华文化、湖湘文化赋予醴陵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时也在科技、艺术等方面为湖湘文化、中华文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也正是这民窑文化、釉下五彩陶瓷文化、官窑文化、红色文化、湖湘文化、中华文化等等文化细流的涓涓不息，才汇成了醴陵陶瓷文化的波澜壮阔，才成就了今天的醴陵陶瓷。
工艺的 创新
厚重的历史、浓郁的文化赋予了醴陵人延续陶瓷经典、拓展陶瓷魅力的使命。于2006年在原醴陵窑基础上成立的醴陵市红玉红瓷陶瓷研究中心，在醴陵人易查理的带领下，正在接受这一使命的挑战，而珐琅彩就是这一挑战的成果之一。
珐琅彩是康熙晚期受从欧洲进口的铜胎画珐琅影响而新创的一种瓷器釉上彩装饰技法，亦称瓷胎画珐琅。雍正6年（1728年）以前需从欧洲进口珐琅料，从雍正6年开始，清宫造办处已能自炼珐琅料，而且色彩种类超过进口料。
自诞生之时起，珐琅彩瓷的制作就不同于其他瓷器。清代所有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制，唯有珐琅彩是在问世之初就由皇帝直接干预，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上好白瓷素胎，经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绘画、填彩等工序之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由皇宫内“造办处”烧制，生产过程受皇室亲自监控及严谨审查。珐琅彩细润的瓷胎、精致的画工、明艳的色彩，尽显皇室雍容华贵的风采：瓷、画、料都带着皇家气派，成为专供皇室御赏极名贵的一种宫廷御用瓷。
珐琅彩瓷器主要烧造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当时产量不多，长期秘藏于宫中，是“庶民弗得一窥”的御用品。因其宫廷御用品的特殊身份，制作极度费工，有着不计成本制作的“底气”，极少流入民间，这种专供帝王和宫廷贵人赏玩的珐琅，乾隆以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所以，在历代瓷器中，珐琅彩瓷造价最贵，艺术水平最高，被誉为官窑中的“官窑”。目前存世约400余件，且绝大多数都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其工艺之精巧细致、装饰之华美瑰丽，是其他陶瓷品种所难以企及的。
珐琅彩瓷器不仅“物以稀为贵”，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也深刻体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中国制瓷工艺，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瓷器艺术制作的辉煌成就。著名古瓷专家叶佩兰女士对瓷胎珐琅彩做过如下评价“宫廷秘藏，制作不易，传世极少，难以估量其价格”。 2005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的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为乾隆珐琅彩精品，在香港拍卖时以1.15亿港元成交。1975年，此件瓷瓶曾在伦敦佳士德拍卖过，当时的成交价1.6万英镑，30年的时间，价格翻了515倍。珐琅彩瓷的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正不断升高。
过去难以企及的珐琅彩瓷器，与醴陵陶瓷并没有过多的关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更多的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情形。而如今，因为易查理，因为红玉红瓷，珐琅彩瓷与醴陵陶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缘分，也使得珐琅彩瓷有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可能。醴陵市红玉红瓷陶瓷研究中心也成为了我国唯一一家能够专业生产珐琅彩瓷的企业，与其旗下品牌“平为福”共同打造现代陶瓷艺术的珍品。
如果说醴陵釉下五彩瓷是小家碧玉，那么，珐琅彩就是大家闺秀。在瓷城醴陵，有太多的人知道釉下五彩瓷，有那么一部分人愿意为传承这一传统工艺而努力。而在中国，皇家专用的珐琅彩瓷，因为罕见、稀少而无人能及。以醴陵为基地，让历史上顶尖级宫廷陶瓷艺术和当代国瓷极品相结合，创新工艺，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醴陵陶瓷文化注入鲜活的生命，让珐琅彩瓷带着醴陵陶瓷的烙印走向世界，这无疑是绝妙的选择。珐琅彩能从深宫走向民间，从故宫再回到故宫的历程也从另一种角度契合了醴陵陶瓷文化多元融合、生机勃勃、包罗万象、吐故纳新这一最核心的内涵。
古老的陶瓷，在绵延的历史中，在激荡的文化里，应该拥有不老的艺术魅力。
陶瓷上的的“羊”文化
羊是人类最早狩猎与驯养的动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先秦文化遗存和浙江河姆渡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中就都出现了陶羊。
【吉祥羊】（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图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的作品【吉祥羊】,釉色采用上浅下深的渐变结晶釉。作品四肢有力，身形矫健 挺胸注视，满身肌肉凸显，充满着活力。此外“羊”通“祥”，有吉祥之意。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羊所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龙，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他们最早都是以羊为部族图腾。据考证，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也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的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
工艺美术大师涂少波作品【三阳开泰】（绿宝石艺术陶瓷馆馆藏）
"羊的基因"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形成和民俗民风产生深刻影响外，我们从汉字的字源、语源等文字学的研究中，同样可捕捉到大量的有关羊与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信息。此外，羊与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文学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羊本属自然之子，而它一旦被人发现并成为人类的伙伴，就失去了纯自然的属性，在与羊的朝夕相处中，人类把情感、理性、思想、道德外化于羊类，使羊逐渐"人化"，于是有了"人化"的羊就成了羊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亦能造就人。羊文化也会因此内化人类活动的某些因素，如此，外化与内化，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才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
钧瓷的历史及钧瓷的欣赏
钧瓷史话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始创唐代，兴盛于北宋，宋徽宗时被定为御用珍品，因朝廷命民间优秀工匠在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宫廷用瓷，故名“钧瓷”。钧台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北门里。据文献记载：夏启曾在今城南15华里的钧台坡宣誓即位，故有“夏启有钧台之享”的传说，并以“父传子家天下”而著称。从此，历代朝臣前来观瞻者络绎不绝。宾客纷至、车来轿往、兴师动众，已成为禹州地方士绅的沉重负担。唐代，禹州城北门里建禹王庙，庙前立山门台基，命名“钧台”，此后附近相继设窑烧造瓷器，因地名“钧台窑”，或谓其产品曰“钧瓷”。宋以后，禹州渐成钧瓷的中心，在发现的百余处钧瓷窑址中，无论是烧造规模或产品质量，钧台窑均为禹州诸窑之冠。
钧瓷至宋代达到鼎盛阶段，成为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窑并驾齐驱。由于钧瓷盛名一时，宋室南迁后，钧瓷又得以复苏。金元时期，北方各窑仍竞相仿制。元代，北方钧瓷逐渐趋于衰落，而江南地区仿钧瓷又悄然兴起，蔚然成风。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产瓷区，如浙江金华铁店窑、江西吉安吉州窑，在南宋至元代就烧制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其呈色原理显然与宋钧铜红釉一脉相承，甚至成为明清时期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釉色品种的滥觞。明清时期，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和江西景德镇等地烧制低温釉艺术陶瓷，都是在钧瓷的影响下生产的新品种，不仅吸收了钧瓷工艺的优秀传统，而且又有所创新，由于历史变动等种种原因，钧瓷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停烧。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钧瓷在她的故乡禹县得到恢复。如今钧瓷已成为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发展旅游、对外文化交流、开发和振兴禹州经济的重要载体。
钧瓷说宝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五彩渗化，相映交辉。釉中的流纹更是形如流云，变化莫测，意境无穷。
钧窑瓷器釉色丰富多彩，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的单调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天然效果，恰似“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这种丰富多彩的特点，为后来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尤其是钧红釉的烧制成功为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祭红、郎窑红以及美人醉等新品种的烧成，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字串9
钧瓷以釉色美妙而著称，而它的完美造型更为钧瓷增光添彩，端庄浑厚的造型，简洁明朗的线条，更适于釉子的溢彩流动，经过高温还原气氛，使厚釉出现拉丝、沉积、结晶等变化，呈现出类似兔毛的色线或蚯蚓走泥的痕迹，还有立体感的色点或针尖状的星点，纵横流淌的釉色组成各种奇异的画面，鬼斧神工又自然天成，随着人们丰富的想象而成为各种绝妙的自然景观，如高山云雾、峡谷飞瀑、星辰满天、翠竹生烟、节日礼花、浪激飞舟，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堪称国宝。
钧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尤其北宋后期官钧瓷的制作，无论从造型设计、烧造工艺或品种、釉色、艺术风格、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金元明清各代仿钧之风盛行一时。由于工艺条件和审美的不同，金元以来各地仿钧窑口除继承宋钧的传统工艺，又创烧出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品种。
钧瓷谈美
钧瓷之所以备受世人喜爱，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釉色绮丽多变而产生的艺术魅力，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其独特的窑变工艺与其他瓷器截然不同。她不采用绘画、雕刻等表现手法，而是靠严格地控制瓷胎和釉料的化学成分，通过烧制过程中温度、冷却等因素，使瓷器表面的釉料涂层的颜色和花纹千变万化，产生“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因而颇受青睐，身价不菲。
钧瓷颜色瑰丽，厚重鲜艳，青若蓝天，白如美玉，紫胜葡萄，红比牡丹。一件器物，可一色纯净，可几色辉映，加上变化莫测的流纹，其自然效果远非刻意追求和人工修饰所能及。体现出典雅大方，斑斓夺目、飘逸空灵的帝王之浩然之气。
钧瓷的造型线条简洁大方。传统造型约有200余种。主要有：香炉、宝象瓶、葫芦瓶、连座瓶、玉壶春瓶、梅瓶、双龙活环瓶、鹅颈瓶、出戟尊、三羊开泰尊、莲花尊、花盆、鼓钉洗、碗等。德-化-陶-瓷-总-站
新创品种有几十个品种，主要有鱼瓶、天球瓶、日月瓶、观音、弥勒、钟馗、十二生肖、动物、花插、文具、茶具、挂盘等。字串7
欣赏钧瓷要关注以下几点。
造型：古朴厚重、典雅端庄，简洁大方、线条流畅，体现着古代宫廷的崇高和法度，表露出清新练达的民族含蓄之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字串6
釉色：釉色窑变，千变万化。最为人称道的有：朱砂红、鸡血红、茄皮紫、葡萄紫、天青、月白、孔雀绿、宝石蓝、礼花彩等，可谓万紫千红。有时多种颜色集于一身，“红里透紫、紫中藏青、青中寓白、白中泛红”，有时还会出现珍珠点。因此有“画家笔拙，丹青难绘”之说。而且“窑变无双，钧瓷无对”，绝对不会有两件釉色完全相同的钧瓷作品。窑变如画的效果，早被文人墨客所赞美。如“画家嫌笔拙丹青难绘，诗人怨词穷锦句失色”、“晚霭微茫潭影静，残阳一抹淡流霞”、“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呈岚”。
纹理：钧瓷烧造，工艺独特，在色彩斑斓的釉面上，形成千姿百态的纹路，典型的如：冰片纹，看似锤击，抚之无痕；蚯蚓纹，龙走蛇行；鱼子纹，繁星点点。此外还有兔丝纹、蟹爪痕、雨丝纹等。特别具有审美价值的是冰裂纹，俗称“开片”。纵横交错，如网状分布，历来以大器开小片，小器开大片为佳。由于这种纹路是胎质和釉面的冷热收缩率不同而自然形成的。冰裂纹是烧制完成以后开裂造成的，不是在烧制中产生的隐于釉面之中，因此在开片形成的过程中，会产生裂开的声音，一边欣赏着“创过冰河玉凝透，碧莹浅底网捕鱼”的奇妙现象，一边听着轻灵而噼啪悦耳的开片之声，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审美意境。
因此，把玩欣赏钧瓷，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有画面，有声音的审美过程，其中心是一个“变”字，除了静止的诸多变化外，从不同角度，不同光线观赏，还会呈现千变万化。“变”的核心是趣成天然，堪称“神、奇、绝、妙”。鉴赏要“手把、眼观、耳听、心仪”，至少从上述四个方面整体把握，常赏常新。正如古人诗云：“层卷当受益，赏钧眼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