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龙泉瓷与辨伪
要说龙泉瓷，就要先说说龙泉窑。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
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袭。
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此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
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
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
1956年，龙泉瓷厂恢复生产。浙江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解放后烧制仿龙泉窑的产品，主要是根据南宋龙泉窑器物形制，如:双鱼洗、鬲式炉、牡丹纹大瓶等器物，但仿制得不刻意。
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龙泉大型瓷厂以仿古工艺品的形式大批量生产龙泉窑青瓷。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为获取高额利润，各种文物作假应运而生。龙泉窑青瓷的作伪，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辨识:
1.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2.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
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3.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4.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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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瓷器有什么特点？
世界各国的瓷器有什么特点？
骨瓷国际化的众家之长
世界上瓷器生产国，以英、法、美、日、德、意等为知名，其中，英国、美国及日本的瓷器又以骨瓷着称。
所谓骨瓷，就是骨粉加上石英混合而成的瓷土，质地轻盈，呈乳白色，将瓷器置放在灯光下，可隐隐透光。骨瓷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动物的骨粉、穴灰、雪，现在用的是牛骨粉，这一成份可以增加瓷器的硬度与透光度，且强度高于一般瓷器，所以可以做到比一般瓷器薄。骨质含量越大，在制作过程中就越易烧裂，所以成品就越贵。
骨瓷以英国的最有名，世界十大名瓷：穴骨瓷、雪全在英国。许多厂牌的历史，已有好几百年，而这些瓷盘的彩绘图案及色调，较趋于传统风貌，在瓷器界中，它们已是富有艺术价值的收藏品。
法国是浪漫的国度，这样的人文风情反映在瓷盘彩绘上，表现出丰富多变的色彩及图案。德国瓷器虽不若英、法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其现代感、个性化的造型，鲜明大胆的用色，同样为人称道。
日本在近廿年才有骨瓷的发展，也出了不少的名品，中低价的骨瓷大都是日本制的。从设计而言，日本的造型及图案较保守，强调典雅。
瓷盘的级数不同，价格各异。通常它的定价取决于瓷土的质地、制造技术及彩绘设计。级数高的瓷盘，虽然价格令人为之怯步，但细细欣赏它的质感彩绘，即可明了高价位瓷器的确物有所值。
目前，世界上着名的瓷器厂家有英国的韦其伍德、道尔顿，德国的罗森塔尔，日本的鸣海等。据说英国的皇室、唐宁街十号用的就是本国产的瓷器。美国中上层人士饮茶，也多用骨瓷杯。
台湾法蓝瓷大自然的味道
来自台湾的“法蓝瓷”西方新艺术，完美融入了东方典雅的人文气质，将大自然的花草丰姿、虫鸟律动、原野的奔放以立体造型呈现于作品之中。极佳的视觉效果将艺术带入生活。
“法蓝瓷”采用高品质细致瓷土及独家配比，运用釉下彩技术，在1200℃～1350℃高温下锻烧完成。在环保理念上，法蓝瓷产品坚持不加骨粉，以技术达到与骨瓷同样的通透效果。成品温润通透，色泽晶莹典雅。
“蝶舞系列”，以轻舞飞扬的蝴蝶为主题，融入盛唐“飞天舞”的人文律动——传说中，喜乐天女由亘古西方沿着丝路飞入敦煌画中，扬手散花，仙乐飘飘，以玉树临风之姿，缓缓轻舞飞扬。这优美的欢乐景象，化成大唐“飞天舞”的幕幕场景。
“蜻蜓系列”，以御风而上的蜻蜓为题，刻画朴拙间见精致的兰阳风情。兰阳平原的夏天得令人惊艳，骤雨初晴后的冬山河畔，天际呈现淡淡的一抹黄橙，将迎风摇曳的稻穗晕染成一片金黄。层层稻浪中，闪着彩光的蜻蜓轻点其间，忽而直冲云霄，忽而凌空回首。混合着稻香的空气清新而甜美……
江西郎窑红传统式的精致
清康熙时，江西巡抚郎廷极兼负景德镇督陶之责。当时所生产的官窑瓷器俗称郎窑器。
假如说豇豆红淡雅柔润，祭红釉深沉含蓄的话，那么最为名贵的郎窑红釉色为莹澈浓艳，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仿佛初凝的牛血般猩红，所以它也有“牛血红”之称。
郎窑红另一个特征是釉的流动性大，垂流的部分更是色浓釉厚，然而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口部边缘由于釉层较薄，多湿露胎骨，一般呈粉白、淡青之色，它与器身浓艳莹澈的釉色交相辉映，形成郎窑红的独特风格。“朗窑红”被内行人称为瓷器中的红宝石，由于制作过程的神奇和艰辛，几百年前的工艺限制，成功的作品非常稀少。
如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在现代繁忙的生活中，追求有点传统、有点文化的东西，为自己的家增添些温馨。于是老家具被请进家供在各个角落里，老药铺里的放药的柜子也成了CD的栖身处。真正“玩”旧家具的腕儿要懂得漆木和样式，真正“玩”瓷器的人对各代的胎、釉、器型和纹饰都要通晓……不过，如果是喜欢就容易多了。幸福村中路的这家有红酒和陶瓷的小店，有很多主人淘来的宝贝，还有几样你一定喜欢的“郎窑红”。
英国韦其伍德宝石般的骨瓷
在英国，提起韦其伍德陶瓷公司很少有人不知道。约瑟夫·韦其伍德是英国陶瓷制造业之父。他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位于世界领导品牌地位的韦其伍德，创立240多年以来，将陶瓷的制作提升为艺术的创作。旗下的名品有质地细致的“FineBoneChina”系列、由王妃命名的“QueenWare”系列，还有最着名的“JasperWare”系列，精美如宝石，有古董级的作品，价格昂贵，也有一般的作品，以合理的价钱就可买到。很多WedgwoodJasper的浮雕形象是取材于希腊神话，有维纳斯、丘比特、大力士赫尔克里士、十二星座神等。丰富的构图、耐久的质材，使得它经历两个世纪之后，仍是瓷器中耀眼的明星。
法国LIMOGESCASTEL
法国“LIMOGESCASTEL”杯身上的图案为罗密欧与茱丽叶，熏其蓝色为钴蓝，且金色部分为22K金。LIMOGESCASTEL的皇家瓷器中有瓷瓶、瓷盘、水壶、糖果盒等，此外还有胸针、项坠等各种精美挂饰。LIMOGES是世界着名的法国古典工艺瓷器品牌，历来都以最传统的方法、以路易十四的宫廷图案手工镶绘22K黄金为装制，每件精品都有一份工艺质量保证书。
1921年，LIMOGES瓷器曾获得伦敦世界工艺艺术品博览会金奖，同年在法国工艺艺术品博览会评为银奖。在每一件精心制作的产品中，设计者传达着法国人所特有的浪漫，每款设计都述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浅谈陶瓷艺术与美术的关系
审美艺术与陶瓷文艺相结合
陶瓷艺术可以说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它的发展历史上比较久的，对现代的陶瓷艺术的发展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无论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民族，在陶瓷的发展进行当中都会增添不同的艺术气息，尤其是一些陶瓷作品，更可以体现出不同朝代的特点以及民族文化，当然陶瓷艺术的发展与美术的成长变化有也直接的联系，美术在陶瓷绘画方面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知道陶瓷的雕塑形成过程当中，对于表面釉层结构来说，不仅仅需要特殊的抛光，防水防潮处理，而在釉面结构上的一些涂层，花色以及图案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描述不同的文化特色的，无论是人物还是花草，在绘画的发展构成当中，与陶瓷艺术一样，都是可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民族特点的，尤其是在秦朝的新石器时代，对于一些陶瓷产品来说，无论是日常使用的陶瓷，还是一些陶瓷瓷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花色都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有时候还可以从这些花色里面看出人间的悲欢离合，历史的变迁等等！
在这里面最具有特殊的就是一些宫廷当中使用的陶瓷，它可以十分形象的保留着宫廷的演变历史，而对于民间常用的陶瓷来说，在一方面主要是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背景，就好比宋代的陶瓷来说，它更是体现了审美艺术与陶瓷文艺的相结合，因此从绘画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哪一个风格的陶瓷釉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迁！
血脉相融 陶瓷艺术发展与中国书画关系解读
中国陶瓷、中国书画，本身是两项有着历史文脉关系的艺术，彩陶是中国书画艺术的起源，陶瓷、书画的关系其实是母与子的关系。陶瓷文化是对绘画艺术的继承和发扬，陶瓷绘画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陶瓷器上出现绘画图案纹饰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中，部分细泥质陶器表面施有陶衣，并有用黑白红等颜色彩绘的图案花纹。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开创了绘画技巧美化瓷器的新领域。
青花的出现，是瓷器装饰绘画艺术的一大突破。特别是元代中期以后，青花已趋于成熟，它的胎体洁白细腻，青料浓翠艳丽，这都为在瓷器上洒脱自如地应用和表现中国的绘画技巧，提供了工艺上的先决条件。元代青花瓷的成就很高，这是因为它在我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上标志着青花瓷已由初创发展到成熟；还因为它在装饰和绘画工艺水平上，把国画风格技法运用于瓷器的装饰。
元青花瓷装饰绘画的内容和题材都较广泛，主题图案纹饰主要有三种：一是植物纹，以缠枝牡丹和缠枝莲使用最多，此外还有串枝花灵芝等；二是动物纹，以龙纹为主，亦有凤纹、孔雀、狮子、天马、麒麟、草虫等；三是以人物故事题材图案为主题，如元曲杂剧中的历史人物、隐逸先贤的图案等。虽然元代青花装饰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但根据众多考古发现以及传世的实物资料不难看出，在元青花瓷中以植物为主题的图案画为主流。其次为动物和动、植物相结合的绘画，人物故事题材图案画较少。
明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明代青花瓷的装饰绘画，大大超过了元代。明代瓷器纹饰同样以图案为主，其纹样有植物、动物、人物等等。不过，明代以人物故事图案为主题的青花瓷上，出现了以仙山楼阁为背景的故事画，画面大多以云头衬托，内容有元曲故事、神仙高士和闺阁妇女。还有一种婴戏图，数量众多，花样也层出不穷，其内容也在当时各种民间艺术品如版画、年画中屡见不鲜。
综观元代、明代青花装饰绘画内容题材以及装饰风格不难看出，元明两代是青花瓷画的继承和发展时期。自元代开始运用青料作为陶瓷装饰以来，这一装饰手法便日渐盛行。由于青花“料分九等”，色阶深浅不一，加上各时代在瓷胎上运用青料绘画的技巧不一，使瓷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益加完美地结合起来。青花瓷绘的风格与当时的中国画有着不绝的渊源关系，瓷器装饰自从吸收了绘画技法以来，扩大了装饰题材和表现手法，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把中国卷轴画的笔墨艺术在瓷画上体现出来，使青花瓷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崛起于清代末期的浅绛彩是当时景德镇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它一改当时粉彩瓷的繁缛、堆砌、花哨，缺乏艺术情感和创意的面貌，开创了陶瓷文人画的先河，令日渐衰败，江河日下的晚清瓷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它首次大规模的将诗、书、画统一于瓷器进行表现，将文人画结合进入瓷画，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开启了现代彩瓷风格，对现代我国瓷绘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文人画家为了便于适合自己在瓷上绘画,简化了粉彩的工艺技法,创立了接近元代浅绛山水画的瓷上浅绛彩。他们运用国画技法在瓷上大写意、小写意或工兼写；题材更加广泛，不限于山水。这些活跃的瓷上文人画家开创的浅绛彩在当时代风靡一时，获得了一定的商业上的成功。新安画派是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他们在瓷画领域首开浅绛文人画先河。接着珠山八友承前启后，完整地继承中国书画的传统精髓和景德镇瓷器传统粉彩绘瓷技法，创立了文人画派的新粉彩瓷画艺术。
珠山八友他们自觉追求瓷艺作品的书卷气，努力提高自身的书画和文学修养；他们在瓷艺创作中，执着追求文人画的意境美，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情感；他们张扬瓷艺家的艺术个性，提高了陶瓷绘画艺术者的艺术品格和社会地位。同时珠山八友的新粉彩又有自己的特色，它综合了粉彩和浅绛彩之优点，既有粉彩的细腻，又有浅绛彩的奔放，且颇具个人风格。珠山八友重视陶瓷工艺，对粉彩彩绘的技法娴熟掌握，创作的作品鲜艳亮丽，经久不变。浅绛彩的文人瓷艺家更注重瓷上彩绘的“写”，而珠山八友在保留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和学习了西方绘画艺术的优点，在“写”之外，还有“描”和“彩”的用笔，以加强所绘物体的细腻、真实和立体的感觉。浅绛彩的题材限于文人画的题材，基本保留传统文人画的创作精神。
珠山八友的绘画风格由中国文人画艺术蜕变而来，并且通过新粉彩形式进一步发展。珠山八友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他们以创新主力军的姿态，活跃在中国陶瓷艺术界，他们在瓷艺创作上的表现形式、品位、格调、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都迥异于以往，从而把中国陶瓷绘画推向了新的历史高点。
陶瓷艺术由三部分组成，即绘画、器型、窑变。由于传统陶瓷艺术最大的功能在于它的装饰性，而人们又往往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因而不将绘画这个陶瓷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陶瓷艺术的主要内容。所以陶瓷艺术的绘画性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淡化和忽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陶瓷艺术长期经历着皇权左右的特殊历史阶段，皇帝喜好的图绘，由宫廷画师画好，再带到窑厂交由工匠仿制。因为传统陶瓷上的绘画并不是一次性创作完成的，在工匠们复制的过程中，原作的气韵必然流失不少。这也就造成了传统陶瓷一直以来不被归为艺术品，而被归为工艺品的事实。陶瓷绘画由于不是“创作”，而是“复制”而成，因而一直属于陶瓷艺术的附属部分。但是从美术学的角度来讲，绘画是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绘画有独立的文化地位和艺术语言，陶瓷艺术发展到今天不应该是孤立的、维持现状的。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绘画性对陶瓷艺术的重大进步作用。传统的继承确实很重要，但那只是对历史的记录，而真正有意义的其实是创新。当代陶瓷的绘画性体现，应该是新世纪中国对国际陶瓷艺术的贡献。这种承担着历史责任的“绘画性”则不仅仅是传统陶瓷上的青花、斗彩、云卷纹和“梅兰竹菊”，而是一种可以与国际对话的艺术语言。
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到陶瓷艺术这种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一大批学院派陶瓷艺术家都开始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进行陶瓷艺术的创新，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他们有着相当好的文化理论背景，很多就是学西方绘画理论出身的。
今日陶瓷艺术瓷画不同于一般的绘画作品，也早已是百花齐放。它有釉上釉下之分，因而它既可以造成像油画那样的堆积效果，也可以渗入材质造成国画大写意一般的效果，这样的艺术宽度是一般的绘画作品无法达到的。
陶瓷艺术的绘画性，使世界读懂了中国的陶瓷语言。
当然，中国画和陶瓷绘画是不能互替的两种艺术形式，他们只能互相影响，相互借鉴，共同启发，共同进步。陶瓷绘画要重视陶瓷的材质美，注意绘画装饰和优美器形的完美融合。纹饰、质地、造型和谐统一。才能充分展示陶瓷的材质美，器形美、装饰美、色彩美，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这是陶瓷艺术家应该坚守的，也是广大热爱陶瓷绘画的中国画家需要学习了解的。陶瓷绘画艺术在充分借鉴中国画艺术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了陶瓷艺术本身，拓展了陶瓷装饰的途径，并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绩，诞生了一大批陶瓷艺术家。留下了不少的传世佳作。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现在不少中国画家热爱陶瓷绘画，并深入实践，给现代陶瓷装饰带来了清新活跃的艺术氛围。也为现代陶瓷绘画艺术带来了不少的变革创新。这也是现代中国画与陶瓷绘画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新气象。（摘自景德镇广播电视周报）
浅析陶瓷行业厂商关系的发展与变革
从石湾往瓷海国际总部，在季华大桥桥头有一块非常醒目的广告‘诚招领主’，这是佛山澳翔陶瓷有限公司设计的一招商广告。粗略一看不甚理解，仔细一琢磨却意境深远。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是最高统治者，享有高度自治权。而领主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家财富与荣耀的共同体。将经销商看成区域领主，是一种全新的厂商同盟关系，是厂商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到同盟关系的一场营销革命。
陶瓷行业厂商之间的关系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交易合作阶段
简单的说厂商之间就是买卖交易关系。这个阶段，厂家和经销商之间是独立的经营实体，他们各行其是，除了业务上的往来，他们之间再没有其他关系。此时处于厂家主导时期，基本上是厂家生产什么，经销商卖什么，厂商之间很少信息交流。厂家对经销商的工作重点在推销，厂家为了完成销售目标，只关注向经销商推销产品，而不管经销商商的实际销售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经销商商是厂家的销售工作的终点。交易合作阶段的特点，如厂商之间因为产品供小于求、市场竞争无序、投资盲目性、渠道不稳定、营销的手段和方法落后、产品种类少等。这个阶段特点是，厂家主导，厂商均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同行不同路。
２、渠道发展阶段
厂商之间是以渠道建立为主的合作关系。与上一阶段相比，厂商之间的关系不仅停留在一次性交易阶段，更注重长远规划和长远利益。厂家的工作重点不单在生产环节上，对销售工作也不局限于产品的推销，而是把目光放在渠道的开发和维护上。厂商之间能够建立较稳固的依靠关系，但这种关系随着相互之间的利益变化和发展有可能随时破裂。厂商之间明争暗斗和互相埋怨、互相扯皮、互相推脱的事也时有发生。在此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销商的售后服务不到位，影响到营销整体效果；厂家对市场了解不够，无法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厂商之间互相利益争夺，利润分配不同一；厂商之间的利益不同，造成信息传达变质；厂商之间虽然有合作，但只是一些简单的合作；厂商之间是简单的利益关系，随时可能破裂。这个阶段特点是，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厂商高速成长，竞争逐渐激烈，属于同行不同梦。
３、战略伙伴阶段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产品、服务、价格、促销等手段致使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厂商双方均意识到互相更换的成本，于是厂家需要选择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经销商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的，才能及时发现市场变化，抓住市场机会，制定市场策略，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反之，经销商也需要与厂家建立长期稳固关系，保证产品销售的连贯性、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和工作合作的协调性。厂商之间是一种长期战略合作，追求系统利益最大化，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战略过程的协同性，信息沟通的双响性以及营销活动的互利性。在此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双方之间的互信不容易形成，需要有长期合作的基础；双方的利益诉求点不同，要达到平衡比较难；由于区域市场的原因，导致厂家的产品并不能满足所有的经销商；由于厂商之间的不平衡，容易产生经销商赶不上厂家发展思路，厂家不能很好的引导经销商等。这个阶段特点是，市场供大于求，厂商均希望能寻找良好的合作伙伴，形成战略同盟，属于同梦难同路。
４、财智联盟阶段
厂商一体化阶段。厂商相互忠诚，着眼未来，相互为对方考虑，为对方的利益着想，以实现双赢为联盟目标。厂商之间建立联盟，有两个方向：一是经销商向制造行业发展。二是大型厂家向商业流通行业发展。不论是厂家还是经销商，在这个过程中都实现了产业链的一体化进程。厂商之间建立联盟，有常见的三种合作模式：一是厂商纵向一体化合作模式，二是厂商资本一体化合作模式，三是厂商横向一体化合作模式。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相互渗透，营销渠道价值链长期战略与长远利益，使厂商联盟达到更高的境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以及跨国集团的兴起，厂商之间的“纵向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合作模式，逐渐被“横向一体化”合作模式所代替，也就是围绕一个核心厂家的一种或多种产品，形成上游与下游厂商的充分战略联盟。在这些厂商之间，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多个层面的一体化运作。
在所谓的陶瓷行业的严冬之季，厂商不仅仅是抱团取暖，更需要转变营销思路，大胆创新变革。也许厂商之间的一体化同盟才是更好的出路。
与世界共享中国的记忆
奥运期间，在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众多的文物展览纷纷亮出“家珍”，让世界人民与我们一起共享中国的记忆。
国内珍品首次亮相
《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于7月28日至9月20日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举办，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智慧与创新精神。本此展览的270余件(组)文物,来自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的77家单位,50%以上属国家一级文物,有不少是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有些是首次公开亮相。此次展览的文物级别之高、涉及品种之广、数量之多在文物展中实属罕见。
奥运期间，可与“奇迹天工”相媲美的，恐怕非《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莫属了。全国26个省市的55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7月23日至10月7日汇聚首都博物馆，169件文物珍品勾画出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轮廓。与此展览同期展出的还有《北京文物精品展》、《长江文明展》、《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4个文物展，这些展览都将持续到10月中旬。
故宫除了常设展览外，又有10个精品文物展在奥运期间对公众开放。尤其是设在文华殿区域的陶瓷馆，7月15日起以丰富的实物讲述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展品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所有重要品种，且绝大多数展品都是首次公开亮相。故宫武英殿的院藏书画精品展，用3年分9期展出中国最主要书画流派的最有代表性书画家的作品，7月15日起开始展出第二期。此外，“殿本精华展”、“清宫民族语文辞书展”、“院藏清代金银器展”、“院藏乾隆朝玉器精品展”、“清代王翚小品山水画展”、“紫禁城的历史和故事展”、“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和“院藏捐献文物精品展”也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中国历史。
印花喷墨技术与陶瓷艺术的发展
在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是与技术还有产业化有着一定的密切联系的，市场当中对于艺术产品的选择上越来越严格，无论是从风格还是煅烧工艺上，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具有收藏价值以及鉴赏价值的艺术品，这样在文化领域当中也是起到社会推动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陶瓷产品的研制过程在外观的花色技术上多是采用平网印花和圆网印花的特殊工艺，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大量的煅烧技术，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随着市场的饱和度的出现，在竞争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因此在印花技术上的推动可以改善陶瓷艺术这一个领域的向前发展，尤其是改善这种呆板的传统工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确保一定的印花技术以及相应的花色改革的，尤其是在陶瓷产品的外观上的技术突破，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印花喷墨技术的出现可以让花色变得圆润一些，而且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提升了生产速度，节省了人力和成本，在目前陶瓷产品的竞争局面的情况下，这一个技术的出现缓解了比较紧张的市场变化动态!
另外对于印花喷墨技术来说，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陶瓷行业发展得到真正的益处，这也是技术革命的一个明显的标准，在传统的花色上画上了永久的句号，同时也可以提升印刷技术上的市场需求，可谓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隆重召开
2013年12月10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换届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步正发、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韩美林先生、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杨志海、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席万伯翱、民政部社团管理局局长孙伟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杜同和、国资委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涛、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学院名誉院长秦锡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出席本次会议。来自全国各产区政府代表、各省市陶瓷协会会长、著名艺术院校陶瓷专业教授、各产区陶瓷艺术大师及陶艺家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陶瓷艺术界首次召开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会议，中国陶瓷艺术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换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文化革命”中长期被桎梏到今天的“百花齐放”迸发涌流的发展变化，因此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陶瓷艺术是中国人的骄傲。自古以来，这个行业中就产生了数不清的能工巧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及当时的政务院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以开发建国瓷为契机，以轻工业部为主导，组织著名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新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及名窑的恢复工作。从此时开始，梅健鹰、高庄、祝大年等老一代艺术家、教育家就投入到陶瓷事业中，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引领了陶瓷艺术的发展，培育了一代代的后来者。借此大会之机，我们深切地缅怀胡献雅等12位已故的著名陶瓷艺术教育家。同时，我们还将授予一批年龄在70岁以上，长期从事陶瓷艺术、设计、教育工作，为中国陶瓷行业的振兴和发展，繁荣中国陶瓷文化，对新中国陶瓷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陶瓷教育家和陶瓷艺术设计工作者叶喆民等33位同志“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授予一批长期从事陶瓷艺术设计教育工作，陶瓷教龄25年以上，长期在陶瓷教育第一线默默无闻做出贡献的王建中等19位老师“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教育杰出贡献奖”荣誉称号；授予一批为中国陶瓷历史名窑的恢复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陶瓷艺术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翟思正等6位同志“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荣誉称号。另外，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是今天陶瓷人的良师益友，为恢复中国陶瓷历史名窑做出了极大贡献，为此，我们授予她“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发展卓越贡献奖”。我们衷心地希望每一位热爱陶瓷事业的同行们记住他们，向他们学习，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时代潮流，勇于探索，爱岗敬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陶瓷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支撑。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同时肩负着陶瓷产业化的引领和陶瓷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本届大会将为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石湾陶瓷艺术传统渊源与现代的发展
陶瓷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精髓部分。广东佛山陶瓷艺术源远流长。佛山澜石镇河宕曾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彩陶杯、蓝纹红陶釜，证明了中国文明史距今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广东佛山的石湾陶瓷艺术在经过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尽数千年的沧桑，至今依然绽放出灿烂的异彩，显示其特有的魅力。
唐宋两代是佛山制陶业的重要发展时期。1957年以及1972年先后在石湾大帽岗和南海奇石村发现了唐宋窑址。陶瓷的大批量生产，使佛山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陶瓷基地，产品除供应国内所需，更外销到海外。当时佛山艺术陶瓷制作已具相当高超水平。
佛山陶瓷业的迅速发展，则始于明代。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佛山陶瓷业出现了专业化分工，产生了行会组织，使石湾成为陶瓷的中心基地。在广州当时的出口商品中，陶瓷出口量排名第二，仅次于丝织品。当地的陶艺家利用本地丰富的陶土资源，研发出数十种颜色各异的色釉，并因势利导，塑人物以不施釉的陶泥“胎骨”表现人体的肌肤，取得了“比瓷雕更有温情和人性”的艺术效果。而器皿处理上则以浓厚多姿的釉彩掩盖陶胎的粗糙，同时吸纳各大名窑的釉色和造型，生产观赏价值和实用功能相结合的艺术器皿。尤其是仿钧窑产品取得了很大成功。
进入清代，佛山陶瓷业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乾隆年间，陶瓷制造业分为大盆行、白釉行等23行。其中白釉行生产中小型产品，在240个品种中，绝大部分是艺术陶瓷。而专产大件器皿的花盆行品种之繁多为23行之冠。其中尤以艺术韵味独特的花脊称著。而举世闻名的“石湾公仔”（石湾人物雕塑）更是取得辉煌的成就。石湾公仔吸纳、仿造当时各大名窑精华，如仿钧窑冰裂纹釉、乳浊釉，仿建窑鹧鸪黑釉，使石湾公仔增加了缤纷多彩、高雅古朴的釉色。而仿耀州窑刻花、仿磁州窑黑白彩绘和红绿彩绘，丰富了石湾公仔的装饰手法。借鉴江西吉州窑中舒窑的与众不同的艺术韵味，更奠定了石湾公仔在当时陶艺界的坚实地位。清代产生了以黄炳、黄古珍、陈祖等一批陶塑名家，代表着当时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黄炳，出生于制陶世家，擅长捏制鸟兽和人物，尤精于塑造鸭、猫等动物。其动物多以胎骨泥为胚，不施釉彩，借鉴工笔国画手法刻画体毛，并以时钟发条勾勒胎毛，形神逼真，开创了石湾陶塑“胎毛技法”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黄古珍精于制作器皿，他借鉴宋代吉州舒窑的彩绘风格，结合石湾的各种彩釉，以“仿舒加彩”的独特手法拓展了石湾陶艺的广阔领域。而陈祖则擅长瓦脊人物，他不着重于人物的小节刻画而注重于通过塑造人物的面目表情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情绪，为“意塑派”的先驱。
民国是石湾陶塑艺术的巅峰，以陈渭岩、潘玉书的崛起为标志。陈渭岩制作的作品工整雅致，无论人物、动物和器皿都以精细见长，又善于仿制古代名窑的颜色釉，开拓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石湾陶瓷仿古作品的广阔途径。他吸收了西洋雕塑人体解剖结构比例准确的长处，引领一代陶艺新风。如果说陈渭岩融会中西，引领一代新风，那么使石湾陶塑艺术走向成熟辉煌的，则是他的弟子潘玉书。潘玉书在石湾陶艺古朴传神的特色上吸收西洋雕塑技法，他擅长塑造仕女形象，以眉眼、嘴角、唇边动态的微妙变化来表现女性特有的温柔娇媚，其服饰则用细密的线条来表现衣褶的重叠，有很强的动态感和节奏感，从而形成了含蓄典雅、潇洒、俊逸而富于书卷味的独特风格。民国期间名家辈出，如以刻划市井人物生活情趣见长的刘佐朝，以胎毛技法塑动物的霍津，以微塑著称的巨匠廖坚等，他们共同创造了民国石湾陶艺的兴旺局面。
如果说明清两代的民间艺人把石湾陶瓷艺术推向了民间乡土艺术的高峰，那么，以刘传大师为代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们，则勇于创新，把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观相结合，带领石湾陶艺步入了当代艺术的殿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石湾公仔恢复发展，从民间工艺品升华为艺术鉴赏品的时期，令石湾陶艺的创作从内涵到形式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刘传学习前辈潘玉书及各名家的精髓，注重生活积累，大胆创新，作品擅长于把握情节发展的高潮，突出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用夸张而又洗炼飘逸的手法来处理人物特征，克服了民间匠人千人一面的通病。他还总结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主张作品应“动中有静，起中有伏，粗中有细”，在情节处理上要“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与刘传名望并肩的还有以动物陶塑著称的区乾，他以严谨的写实作风，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大自然各种灵禽的千姿百态。20世纪50年代起，勇于创新、各成大家的还有庄稼、刘泽棉、廖洪标等大师。他们融会了西洋雕塑的长处，善于将石湾陶瓷的多样化技法，如捏塑、雕塑、贴塑、捺塑等综合运用于创作实践中，师古而不泥古，展现出苍劲醇厚的艺术风貌。他们的作品严谨细腻，既有浑厚的传统石湾公仔的韵味，又吸取了西方雕塑大师的神髓，以造型刚劲传神、人物骨骼奇特、结构紧凑慎密为艺术特色。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提高，以表现时代精神和风貌”。以勇于创新而成就卓越的陶艺大师还有梅文鼎、黄松坚、潘柏林等。他们有的运用书法、篆刻和古代绘画艺术于陶瓷造型中，以古朴典雅、简炼新颖的艺术特色展示自己致力革新的个性，脱颖出新的姿彩，有的认真研究石湾陶艺的传统特色，结合时代精神去寻找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以豪放健雅、优雅灵秀的艺术风格著称。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
素有美术陶瓷生产传统的石湾，其生产的美术陶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在美学价值上具有鲜明的大众性，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特色，是岭南文化的瑰宝，在现代仍能显示其浑厚的文化潜质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我们亦要看到，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石湾陶艺也存在着许多局限与不足。第一，在传承上历代艺人都比较保守，“传男不传女”，“传本派人不传外派人”，致使许多技法不能很好地继承及发扬光大。第二，具有独特个性的创意作品还很少，而且创作题材及技法大同小异，模仿抄袭的多，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当前，石湾陶艺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令石湾陶瓷艺术走向新辉煌的唯一途径唯有突破传统题材、手法，开拓新领域，并使陶艺作品与现代人居环境相融合，使自由奔放的现代陶艺与浪漫舒适的现代家居相得益彰，给人们带来艺术化的家居文化享受。要借鉴西方大型公共环境雕塑的艺术感染力，使只供个人把玩的案头艺术走向公共环境艺术的广阔展示天地。如何继承传统，锐意创新，打造强大的中国文化产业，使之走向世界舞台，这是在全球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新时期摆在石湾陶艺家面前的重任。
进入21世纪，在繁花竞放的陶塑艺苑里，我们欣喜地发现，一批中青年陶艺家已成长起来。他们得益于石湾这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得益于一大批前辈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石湾公仔”艺术的熏陶。令他们在这块土壤上尽情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
“根植传统，大胆创新”正是新生代陶塑艺人的真实写照。他们非常注重学习和借鉴前辈的艺术成果，博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作品中，追求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从新一代陶艺家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创新、勇于挑战传统艺术形式的作品。如有运用写实、严谨手法延续传统精华的执着；有以点、线、板块结构，结合现代审美情趣，走进现代化生活陈设的和谐。其中既有豪放、刚劲、传神的石湾人物公仔，又有细腻、小桥流水般的充满乡土气息的盆景、动物、昆虫……。新的时代，新的市场，新的追求，新生代陶艺家们的大胆创新，突破传统，为石湾传统陶塑注入了新的血液，亦使千年的石湾传统陶艺得以经久不衰，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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