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1、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北宋官窑最大谜团：窑址究竟在何处?
故宫的“碰瓷”事件使得宋代官窑备受关注。中国瓷器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出现“汝、定、钧、官、哥”五大名瓷，但最珍贵的，恐怕还是官窑。笔者近日采访了文物鉴定专家孙大为先生，他不在意故宫受损瓷器的经济价值，而对宋代官窑的几大谜团兴趣颇浓。
窑址之谜是北宋官窑的最大谜团。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下，至今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的官窑遗址。关于北宋官窑窑址在何处，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官窑即为汝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从釉色、器型和胎质上看，汝窑和官窑极为相似，因此他们认为“汝官不分家”。第二种说法，由于窑址不明，存世量少，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第三种说法，北宋官窑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虽然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比较多，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
官窑的存世数量同样是一大谜团。提到宋代官窑，孙大为先生感叹道：“一个成熟的艺术种类，世界各地的收藏悉数在内，成品量还不足三位数。”宋代官窑数量的稀少已经成为事实，但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孙先生认为，相对于龙泉窑和耀州窑的千年窑火不断，北宋官窑从兴建到消亡，只有短短一二十年，南宋官窑的烧制也只有130多年。另外，北方的窑口多为馒头窑，空间上比南方的龙窑和棱窑小得多，这也决定了北宋官窑不可能有很大的产量。
孙先生说，宋徽宗在被俘虏前，或许下了最后一道圣旨：弃窑，彻底毁掉，不留痕迹。像这样一位颇具艺术修养的君王，亲手毁掉自己钟爱的艺术品，是完全有可能的。元兵不但烧毁了南宋的绝大部分宫廷建筑和皇家设施，而且还挖掘了南宋历代帝王的陵墓，并全部破坏、捣毁。再加上元、宋之间的文化差异，元朝统治者在推翻南宋王朝时连同南宋官窑一起摧毁。传说，元朝时曾发生过元人武士用官窑瓷器换牛肉吃。孙先生为官窑遭遇的浩劫扼腕叹息。
工艺之谜是宋代官窑的第三个谜团。据孙先生介绍，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官窑的偏爱，其制作工艺达到登峰造极，失传之后至今难以复制。宋代官窑的制作技艺起源于唐代秘色瓷与五代柴窑。孙先生对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产生疑问，为什么要等到农历九月才开窑？是制作时对温度和湿度有什么独特的要求？抑或是诗人只是为了诗的意境随性而发？孙先生认为随性而发的可能性极小，宋代官窑工艺最难掌握的地方就是其独特的原料配方。传说有人试验了1000多种配方也未能达到宋代官窑的水平，这其中有什么奥秘，不得而知。
宋代官窑神秘的面纱和多舛的命运并不能抹灭其独特的艺术光芒。宋代官窑主要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又无艳彩涂绘，最多只是以凹凸直棱和弦纹为饰，给人一种静谧和含蓄内敛的美感。紫口铁足，更增加了其古朴典雅之美。器型除常见的盘、碟、洗之外，还有瓶、炉等礼器，反映出宋代文人高雅的艺术品位。
北宋官汝窑历史文化背景及鉴别常识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陶瓷文化鉴赏-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办法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北宋陶瓷的简单介绍
北宋陶瓷大致分为六个瓷窑系，北宋时期的陶瓷也是我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时期，宋代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宋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北宋陶瓷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
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
宋代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
北宋官瓷的保护和传承
北宋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瓷器，是汉族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当时，北宋官瓷结合瓷器制作大师的精湛技艺与宋徽宗的艺术才华，既在制作技艺上远远超出民间瓷器，同时又充盈着皇室瓷器的华贵与精致。
在金兵攻克汴京时期，宋徽宗忍痛毁窑，北宋官瓷就此停止生产。宋高宗时期，斥国资复古礼器，最终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南宋时期，瓷器的需求量增大，朝廷大量烧制以北宋官窑为蓝本的南宋官瓷，使得两宋官窑得到延续，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北宋官瓷，并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清仿北宋官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作品几乎可乱真。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北宋官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烧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北宋官瓷的恢复，通过立项研制，最终研制成功。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开封市政府2014年第一批颁布的民办博物馆，该馆隶属于开封宏达检测集团和宏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生产、展示于一体的地方民办博物馆。多年来不断挖掘、研究北宋官瓷精湛制作技艺，生产出的官瓷可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官瓷传世真品相媲美。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手拉坯工艺制品储罐和笔洗
在博物馆的经营过程中，博物馆还免费为开封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开放，游客可以进馆内免费参观，同时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陶艺，馆内的陶瓷艺人也会为其烧制，瓷器出窑后可带回家。此外，博物馆成立实习基地，为开封市内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免费传授学生关于瓷器的知识，学习和了解陶器制作工艺。
1984年用煤窯烧制的传世品器型：方尊
1984年煤窯烧制：出戟尊
现在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慢慢趋向稳定，烧制成功的瓷器，经常被全国的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购买，也被一些外地的瓷器店和厂家来此批发瓷器。另外，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还会带着制作精致的瓷器参加一些民间艺术的展出，不断扩大北宋瓷器的传承。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馆内展品共计2000余件，主要分为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作品、历代瓷器作品和现代瓷器作品展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厅陈列的北宋官瓷精制作品
展柜陈列的是2010年在烟台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大弦纹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官瓷制作第一次素烧过的半成品：茶壶、公道杯、菊花茶杯
对于今后北宋官瓷的传承，开封宏达集团将会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形成文化、商业、旅游共同发展，做好官瓷的展示、展销以及收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动北宋官瓷文化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陶瓷文化：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
中国陶瓷史上,最能引起陶瓷研究者兴趣的课题,莫过于北宋官窑的存在。此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面积发掘汝州张公巷窑,能破解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吗?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一般以地名命名,唯有北宋官窑,没地点没出处,也没有传世品,文献记载仅有区区14个字“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再加上存在时间太短、制作产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等原因,对于其是否存在尚有诸多争议,一直无法确认。2004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有别于汝窑的全新青瓷器,发掘单位邀请国内外陶瓷专家举行“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鉴于出土青瓷的精美,与会专家对其官窑性质达成共识,但对其年代看法不一。“由于发掘面积太小,目前学术界对于张公巷窑年代和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学说,多数学者认为是北宋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是金代官窑,个别学者认为是元代官窑。”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孙新民介绍说。他说,过去发掘面积太小,从考古学的地层上来确定其年代,尤其是绝对年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张公巷窑的年代定得比较宽泛--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学术争议也由此而起。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现已故)力主“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他直言不讳地说,张公巷窑就是他寻找了几十年的北宋官窑。出席“中外专家学术研讨会”之后,日本东亚陶瓷学会会长伊藤郁太郎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一个科研基金,课题研究目标就是“汝州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为此,他连续5年到河南调查,认为张公巷窑瓷器的釉色、造型、制作工艺等,与宋徽宗皇帝的审美品位是合拍的,他撰写论文力挺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因为张公巷窑发掘面积太少,窑炉、作坊等没有发现,一些主张“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专家持谨慎态度。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说,张公巷窑出土的折腰碗等器物造型继承了晚唐风格,这在北宋很风行,我判断它应是北宋时期的,但进一步弄清是否北宋官窑还要进一步发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认为,张公巷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非常重要。但因为窑炉没有发现,烧造工艺流程没有被揭示出来,现在说它就是北宋官窑还为时过早。一些专家对张公巷是北宋官窑的说法提出质疑:文献上记载官窑是“京师自置窑烧造”,而张公巷距当时的京师开封200公里之遥。另外,出土器物和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里收藏的清代宫廷传世北宋官窑瓷器对不上号,张公巷窑有可能是金代或元代官窑。亲手发掘汝窑和张公巷窑两个遗址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木森认为,汝窑被南宋官窑继承的脉胳很清楚,张公巷窑距汝窑烧造区仅20公里,近在咫尺,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却不如南宋官窑。特别是从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上来看,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金代官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但根据考古的文化层和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窑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官窑就是汝窑,因为汝窑的年代也在北宋晚期,皇家没有必要设两个窑址,再说开封没有瓷土和釉料,不具备烧造瓷器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尊重文献记载,北宋官窑在开封,只是北宋开封被泥沙淤积,当时的地面在如今地表7米以下,无法发现线索。专家相信,随着张公巷窑的大面积考古发掘的进行,这些问题和争议将迎刃而解。
考古再现北宋贵族精致生活
吕大临家族墓
虽然吕氏家族墓地多数墓葬被盗，但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仍十分丰富，共有700余件组，有瓷、陶、石、铁、铜、锡、银、金、漆及珠贝类等。其中，瓷器数量多而品相好，以耀窑产品居主流，兼有景德镇湖田窑、定窑、建窑的产品。石器以当地骊山石打造，做工精细，主要为餐具、茶具、香具等。除此之外，文房用具中各类砚台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其中有带铭文的歙砚、豆绿色俏红边的贺兰石砚、鱼肚白的澄泥砚等。另外还有女子使用的各类闺阁用具，如脂粉盒、发簪等。
这些精致考究的生活用具，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态，也彰显着蓝田吕氏家族书香门第的家族传统。古墓白茶“复活”千年茶艺“这是北宋时期珍贵的白茶，深受宋徽宗的喜爱。”主持考古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蕴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北宋时期吕大临家族墓园出土了一批铜、瓷、石等材质的茶具，个别茶具上还残存着数十枚绿茶，部分茶叶仍呈翠绿色，而铜钵与渣斗的成对出现等，更为“复活”中国人的千年茶艺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者在文物保护室看到，在一件铜钵的底部上附着一小撮绿茶叶呈风干状，大约有20根，清晰可辨，极为罕见。与铜钵配套的是一件口侈腹小的铜渣斗，其内壁上仍能看到一些附着的茶叶。
据介绍，铜钵与渣斗出土时扣在一起，属于两件套。除铜钵底部湿附着有绿茶之外，在渣斗的宽沿与腹壁上还有残茶流淌的白色痕迹。张蕴说：“墓园出土了数十件主要用途为茶具的渣斗，分为陶、瓷、石、铜等材质，可谓十分讲究。
中国古代人在唐宋时期一般是沫茶吃，按“茶圣”陆羽的说法叫做煮茶，即古人常说的吃茶。而这次出土的保存较好的绿茶叶，表明其时喝茶的方式不仅仅是沫茶。张蕴认为，从在吕氏家族墓看，当时有两个系列的饮茶用具，一个是常说的沫茶，是需要碾碎了喝的，另外一种就是沏茶的系列，它很接近于现代沏茶方法。出土茶托盏曾是时尚物件
此前，考古学家在宝鸡法门寺的唐代地宫中曾经出土过一套皇帝捐献的茶具，其中茶炉、茶磨、茶筛子等一应俱全。
张蕴介绍说：“我们这次出的茶托盏较多很讲究，来源名窑有耀州窑、建窑、定窑等，虽然没有出煮水的炉子，但出土了茶炉所用的碳铲、火筷子等，造型都很精致，都有攒花。当时在沫茶系列里是以这个建窑的托盏最为名贵，贵族或高级知识分子里边最为流行，谁家里如有一个建窑的金毫或银毫盏的话，就属于非常讲究档次了，那是士大夫们优雅精致生活的象征。”
专家称，古人喝茶十分讲究，除了茶具讲究之外，有时还需要沐浴、焚香，随性书画。吕氏家族墓出土的香具、文具等，都应是有讲究的。它从一个侧面，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人仆从侍候沐香饮茶时书画人生的精致生活片断。银质化妆盒存留胭脂
考古学家在吕氏家族墓地还发现一件核桃大小精巧玲珑的银质化妆盒，盒内存留暗红色物质。经中国科技大学实验中心检测鉴定，为女子使用的胭脂。
胭脂，又写作燕脂、燕支、焉支等，一种红色染料，古代妇女用以涂脸颊或嘴唇。史书说，“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可见胭脂对妇女面部化妆的重要。
胭脂在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中华古今注》上说，胭脂盖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为脂，为燕国所产，故名燕脂。有的史书上还说，那时称作燕支，是因为燕地妇女采用燕支山上生长的红兰花叶汁做成一种红色染料而得名。现今甘肃永昌县与山丹县之间，还有燕支山或叫焉支山的。据说，匈奴在汉武帝时，失去祁连、燕支山后，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其中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王的妻子叫“阏氏”，也就是燕支，意思是他们的妻子可爱得就像燕支花，艳丽动人。因此有人认为涂胭脂的习俗有可能始自匈奴人，后来又传给汉族妇女。
胭脂盒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宋代更是盛极一时。
抚摸这些历尽岁月沧桑的胭脂盒，依然飘荡着沁人的芳香，多少岁月挥之不去，多少红颜白发随风而逝。这盒中胭粉抚摸过多少桃花脸？这小小的盒儿又装过多少杨柳风？如今已无人懂，活在历史中的只有她们唇红齿白，娇艳欲滴，她们的花容月色，冷若冰霜，偶尔回头一笑，心神迷醉，倾城倾国！精致白瓷身份成谜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瓷器均为餐饮具，以铜川耀州窑青釉瓷为主。其中刻花碗和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花口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皆做工精到，造型别致，釉色晶莹细腻，设内外双重盖，内盖又为两件组合而成，根据需要既可全部打开又能只提揭中心小盖钮取物，更好地起到封闭作用。特别是套装酒具的出土，印征了耀州窑生产的花口樽还有与酒壶配套使用的功能。
属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瓷的器物虽然不多，但品相好、造型佳。如瓜棱腹执壶圆唇、高领、鼓腹、平底，执手与短流对生肩上，盖钮生动，盖沿与执手端各有小贯耳以穿绳连接，其构思缜密周到，加之浑厚的外观造型、剔透细腻似自然天成的青白釉色，使其在众多出土瓷器中格外醒目。另一件素面香熏做工精细，附以巧妙的构思更显出影青瓷具的玲珑晶莹。福建烧制的黑釉茶具以其庄重华美的釉色在宋代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此次出土的金银兔毫茶盏皆为建窑代表产品。河北定窑产品以餐具碗、碟、储物瓷盒居多，还有一批窑口出处尚待研究的餐具，其精到的制作工艺、端庄典雅的外形、均匀细腻的釉色均属白瓷的上乘之作，而出处之谜更增添了美丽外表的神秘色彩。为何少见金银器
出土器物中金银器很少，有素面金簪一枚，造型简捷质朴，应当是男子束发所用；錾花妆盒一件，大如胡桃，精巧玲珑，盖面錾刻大朵牡丹，下衬鱼子纹，应属女子随身携带之物。
张蕴说，出土的这么多文物中主要是瓷器。唐代是金银器多，但到了宋代，随葬金银器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宋代可能讲究更雅致的一些东西。所以在闺阁用具里，妇女的装饰品非常少见。作为这样一个大家族，有这么多女性墓主，却没有特明显的很精美的装饰，可能吕家的家教非常严格，是比较讲究朴素、低调的一个家族。
除了出土的文物精致讲究外，张蕴发现，这片家族墓地也是经吕家人精心挑选的。
张蕴说，墓地坐北向南，能充分地接受阳光。另外，土层非常深厚，且土质很坚硬，适合于营造比较深的墓葬，为他们建造土洞墓室提供了一个先天条件。另外，墓地背靠骊山，面对灞水，依山傍水，这在风水学上非常好。水是财气，在墓地的两边，又有两条灞河的支流把墓地环绕起来。当地人到现在还说吕家选的这个墓地有“二龙戏珠”之势。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应该是张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田野发掘工地。“这个一千多年前显赫家族的墓地中有着太多精美宝贵的文物需要仔细整理，也还有不少的谜团等待人们进一步破解。”张蕴说，田野发掘工作的完成意味着另一个工作的开始，就是通过文物的整理，揭示北宋时期吕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真实生活状态。
鉴别宣德瓷器的真伪
宣德朝制瓷业发展迅速，生产出了闻名于世的宣德青花以及冠绝一代的宣德红釉和五彩，在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备受国内外人士的欣赏和重视，充分体现了中国陶瓷高超的技术造诣。
宣德青花鱼藻纹盘(盘底)
方法一：辨胎釉
瓷器胎质较细，釉面有橘皮纹现象
宣德时期瓷器的胎，由于瓷土的选择讲究，加上对窑温及室内气氛的控制较好，所以胎质细腻、洁白、坚硬。细砂底器物，手感极其细腻滑润，有时可见杂质，呈褐色斑点。宣德瓷釉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橘皮纹，不十分平整。釉色以白中泛青为主，俗称“亮青釉”，少数莹白。宣德晚期釉面透明度较差，感觉较为浑浊，是由于釉中气泡所致，釉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气泡，群与群之间的间距较疏朗。青花瓷釉面较厚，个别有细碎无色的自然开片。白釉器釉质肥润细腻，但莹润度不及永乐时期；红釉器釉面均匀，口沿一圈白釉，俗称“灯草口”，微泛青，器物底边垂流的釉汁截然整齐，并泛虾青色。
方法二：辨纹饰
纹饰风格题材大致与永乐时期相同，稍显粗犷
宣德时期纹饰风格题材大致与永乐时期相同。纹饰画法一改永乐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纹饰的安排、布局、留白都非常注意，使画面更加疏朗清新、端庄稳重。宣德龙纹描绘在整个明代最富有生气，龙首威武昂扬，头发长而向上飘起，有双角，龙身舒展修长，矫健勇猛，给人一种威慑感；青花器纹饰用软笔勾勒，线条流畅，多用没骨画法，即不用勾线填色，一笔点画而成。有些纹饰填色使用小笔填绘(不用大笔渲染)，形成深淡的笔触，不见整片一笔涂抹的画法，另外宣德青花在装饰上还与模印、刻划等方法结合使用。
方法三：辨工艺
砂底细白，抚摸如糯米粉的感觉
宣德时期器物底足有釉底和砂底两种，釉底釉质细腻、光滑，积釉处泛青，呈湖水绿色；砂底细白，抚摸极为细腻，如糯米粉的感觉(也像饺子皮的感觉)；由于胎土中含微量杂质，偶见褐色星点；器物底足采用两面斜削的手法，足墙较窄；圈足露胎处泛橙色火石红，足迹露胎处可见护胎釉；由于当时工具所限，除盘碗类小件器物，大件器物底足修足并不十分规整；盘碗类内底面器壁与器底相接处有一周下凹，俗称“月亮底”；琢器类器物(瓶罐类立件器物称为琢器)，由于当时是分段拉坯成型，腹部可见接胎痕，宣德时期工艺较好，接胎痕不十分明显；器物里釉依然平滑细腻，并可见白色绞丝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