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瓷器，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大使，蜚声海内外。1953年新郑二里岗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1954年市人民公园附近商代墓葬中发掘的青釉瓷尊，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至3600年前的商代，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
3600年前，新郑有“国宝级”原始瓷尊
发掘于望京楼二里岗遗址的原始瓷尊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此瓷尊较之于后来成熟的瓷器，虽带有不少原始的色彩，但已基本具备瓷器的特征，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介绍道。
出土于人民公园的青釉瓷尊通体施稀薄的淡黄釉，并留有釉滴。瓷尊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叩之有清脆的金石声。据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主任张建民介绍，郑州出土了2件青釉瓷尊，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郑州市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器之一。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足见郑州瓷器制造源远流长，这是郑州先民的又一伟大贡献。
最早的瓷器——原始瓷尊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唤起了国人对青花瓷的记忆。
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代，元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事实上，2008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花塔形罐，细腻的白瓷身上绘着淡雅的青花图案，神秘昭示着青花瓷最早发源于郑州。
出土的两件青花罐形状相同，分别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制的罐身上零星点缀着卷草纹、牡丹和“曲棍球”图案，均为一笔点画，笔触流畅。其中尤以“曲棍球”最为惟妙惟肖，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起弯形球杆，一小圆球正位于球杆的下方，好像在打着唐代最流行的“步打球”似的。
“此文物很可能是唐代王室贵族的陪葬品，至于生前此罐有何用，如今空空如也的罐身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了。”张建民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如此完整的青花瓷首现于郑州，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目前此国宝级文物收藏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不用于公开展出。
出土于郑州的唐青花，开启了瓷器点墨着色的一页，郑州先民用青色的牡丹，画出了中国陶瓷的千年璀璨。
国之大器——唐青花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瓷器的助剂釉中含有铅等有害物质。为了能制造绿色环保的瓷器，当代郑州人也不断在瓷器制造上开拓创新，郑州大学的阎立夫教授经过10年的研究，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在1320°C的高温下，研究出一种造型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被陶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郑商瓷。
“郑商瓷”，借商代“青商瓷”的谐音，取“郑州”、“商都”、“瓷之精粹”首字为名。郑商瓷瓷土全部取自郑州辖区，创造性地选择以绿色为主基调(传统钧瓷釉色以“红为贵、紫为最”)，与金色纹路形成完美搭配，既彰显高贵典雅、明丽祥和的气质，又突出环保、和谐的时代理念。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吉祥平安的美好祝愿。《人民日报》曾报道说，这是“陶瓷烧造史上的里程碑”。郑商瓷的问世，既是对郑州古老瓷器制造文化的继承，又是在新时代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完美诠释了“郑州制造”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从最早的青釉瓷尊到最早的青花，“郑州制造”翻开了瓷器制造点色着墨的一页，从传统钧瓷到郑商瓷，“郑州制造”谱写了瓷器制造绚丽多彩的篇章。从问世到发展成熟，再到创新，古老的制瓷技术在郑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入城市骨髓，成为历史传承的名片，并将随着时间凿刻得更加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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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是鉴定古陶瓷的关键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来从四个方面介绍古陶瓷鉴定：
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
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
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
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
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
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
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
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
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 ”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 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
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
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
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
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国宝级“景瓷”现身佛山
佛山10月28日电（宋百虎）借“２００３中国陶瓷卫浴进出口交易会”和“第１７届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在佛山举办之良机，艺人将一批国宝级陶瓷工艺品带到南国陶都，在中国陶瓷城北门与佛山市民见面。
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薄胎瓷是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艺术品之一。薄胎瓷以“薄”为其特征，所谓“只恐风吹去，又恐日炙消”，形象地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和名贵之处。制作薄胎瓷从配料、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烧都要有极高的技术要领和严格的工艺要求。修坯是其中艰难精细的一环，老艺人全凭耳听手摸的经验测定厚薄，把２－３毫米的粗坯修刮到蛋壳一样，坏体经高温熔烧不变形，故成为驰名全球的陶瓷珍品。这次在佛山中国陶瓷城北门销售的景瓷工艺品中就有这样一只口径为４５厘米的双面彩绘的薄胎碗。
陶瓷雕塑也是景瓷重要品种之一。工艺上，景瓷雕塑有圆雕、浮雕、镂雕、捏雕、镶雕、堆雕等几类；色彩上，有粉彩、新彩、描金和各种颜色釉等装饰。景瓷雕塑，各具特色，形象逼真，富丽多姿，具有诱人的艺术魅力。原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中华九龙柱”就是景瓷雕塑中的稀世珍宝。这次来佛山中国陶瓷城的景瓷工艺品中就有一件惟妙惟肖的仿制品。据介绍，“中华九龙柱”是采用景德镇特有的原生高岭土，先经过２４道除铁工艺制作成质地细嫩洁白的原坯，再经过工艺师４次绘图、５次雕刻、２次煅烧而成，造型简练而富实、构图精细而大气、着色雍容而平和，高贵典雅、工艺精湛。其雕刻一项就需２名工艺师连续工作２００多个工作日，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而其厚薄不均的造型，在１３００摄氏度的高温烧成时不发生变形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制造一件完美无缺的“中华九龙柱”实属不易，她也成为国内外收藏家的追逐对象。（责编/翟秀艳）
原始社会的陶窑和陶器烧制（约60万年前~4000年前）
我国的陶器究竟始于何时？还难以定其上限时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根据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能利用可塑性粘土，将其加水调合，手捏成坯体，干烧后再用火烧成陶器。至于是否用窑烧成，迄今无发掘资料实证，但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保留的原始制陶方法启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采用柴草就地篝火烧陶，此种烧陶方法现统称为"无窑烧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期间，始发现用泥土筑堆的简易穴式窑，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如图1和图2所示[8]。
从图1可以看出，半坡仰韶文化的窑型分横穴和竖穴两种。这两种窑的结构简单，都是就地用泥挖掘而成，窑室较小，略呈圆形，直径约1m.。烧时都是在窑底以柴草为燃料，火焰由窑室四周火道进入，无烟囱，温度分布比较均匀。由于窑内热损失较无窑烧陶要小得多，故烧成温度亦较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红陶稍高（约1000℃左右）。从热工观点分析，尽管窑型结构还较原始，但有了窑以后，不仅热损失小，而且当燃料燃烧时，进入窑内的火力比较集中，温度易于升高，坯体易于烧结，有利于提高陶器质量。故从无窑到有窑烧陶在技术方面是一大突破。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基本上都改用竖穴窑烧制陶器，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图2）。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较深，位于窑底的火道分三股主火道，两侧的主火道还有支火道，火道上还分布有25个火孔。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m。当燃烧时，由于火膛较深，一次空气供应充足，使柴、草等燃料得以充分燃烧，火焰很均匀地从窑底的火道再进入窑室，使窑内的温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窑壁上部往里收缩，窑室结构有利于窑内温度的提高（一般为900~1050℃），这对保持窑内温度的均匀以及减小窑内各部温差是有利的，也说明这种竖穴窑较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横穴窑又前进了一步。
龙山文化的后期，由于烧陶技术不断改进，竖穴窑采用更加普遍，如河南陕县三里桥窑（图3），虽也属穴窑，但在结构上又有新的改进，较庙底沟窑更趋合理，它不仅加大了窑室容积，增设了四条间隔均匀的火道，而且燃烧室（火膛）也设在距离窑室较近的前面，这样对于燃料的充分燃烧，窑室温度的提高和温度的均匀分布更为有利，因此这种窑型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后期。据资料分析[4]，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窑内气氛也便于控制，故对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演变为馒头窑、倒焰窑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陶瓷文化：了解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是鉴定古陶瓷的关键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来从四个方面介绍古陶瓷鉴定：一、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又如，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二、从各朝代陶瓷的纹饰去判断鉴定陶瓷，除了看其器皿的胎骨和釉色之外，纹饰的鉴定也很重要。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再发展到乾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元、明、清三朝，朵云绘法艺术最高，给人以美的享受。总之，我们鉴定陶瓷纹饰时，必须对它的民族性和时代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一件陶瓷的年代。三、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晋朝、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四、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国宝级陶瓷下月亮相南昌 将展出数千种工艺珍品
由南昌市人民政府、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43届全国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暨家居用品交易会”，定于2008年4月10日～14日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目前展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苏州绣娘将现场制作苏绣
“全国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暨家居用品交易会”自1974年创办以来，至今已在全国26座城市举办了42届，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交易会现已形成每届400多个参展企业、600多个展位、数千个品种的规模。
记者了解到，本届交易会共分为3个馆，近800个展位。其中，主馆为全国工艺品和家居用品馆，共有300多个展位，展出有苏州宫扇、杭州红木家具、山西青铜器礼品、厦门漆线雕、醴陵陶瓷、湘西土家锦、砂岩画等。同时，苏州绣娘不仅带来了苏绣精品，还将现场制作表演；湖南湘绣占了10个展位，展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湘绣新品。
仿真植物新品亮相
南昌国际展览中心A馆为全国仿真植物展区，来自广东、天津、河北、山东、北京的仿真植物将把这里装饰成绿色的海洋、鲜花的世界。据介绍，为准备好这次展会，参展企业新设计了数百个新品种。
B馆全部是江西工艺美术展区，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陶瓷展览将展出陶瓷工艺品、生活品、家居用品等，从价值百万的国宝级陶瓷，到几元的用品应有尽有。
交易会要评“金凤凰”奖
“第43届全国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暨家居用品交易会”还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展会上将举行“金凤凰”奖评奖活动，参评作品有机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评审“杰出手工艺徽章”认证活动。同时，还将举办大师现场表演和贸易洽谈会等。
何谓“千年脆弱”
读了“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脆弱”一文，如骨卡在喉，不吐不快。我历来鄙弃依靠版面位置、大字标题、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本文的标题即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该文的作者或读者可否为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脆弱”？如果拿不出其他站得住脚的解释的话，那就是说：景德镇瓷业千年以来都是脆弱的了。这种对于历史的漠视，难道不值得驳斥吗？产区的逐渐落后，仅仅是这十几年的事情。这一十几年，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得太快了，我国的陶瓷产业发展得太快了，景德镇没有相应发展，所以逐渐落后了。２０年前，景德镇生产的日用陶瓷在国内名列前茅，就是墙地砖的产量也是国内首屈一指，其三角牌瓷片就占全国总产量的２０％之多。景德镇日用陶瓷的品牌和建陶的品牌在国内都是响当当的。历史大约真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景德镇瓷业一下子被人说成“千年脆弱”了，真是无奈得很！产区确实落后了，而且令人堪忧。但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指作者不得不提的千年品牌，还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教学科研基地。景德镇的陶瓷市场（日用瓷和陈设瓷）也是国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人气最旺的。德化和潮州加起来还不如它的一半，临沂和淄博也远不能和它相提并论。我不想说今天的工业园建设得怎样怎样了，市容市貌交通又怎样变化了，但是我要说：即使是已经落后的景德镇日用陶瓷，器型和品种仍是最为丰富的，也不乏精品之作。可惜的是在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上大为落后了；未能像广西北流、福建德化那样依靠出口，一招制胜。这，绝不是无药可医的。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无论是器型、花色、品味、甚至是数量至今还是首屈一指的，见多识广的南庄镇副镇长、华夏陶瓷博览城董事长冼永恒先生曾感叹的说：至今为止，天下各大名窑的瓷器没有一个可以和景德镇相提并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易生易灭，难生难死。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必将凭借艺术陶瓷价值独占的强大优势延续下去、不可磨灭，甚至中兴光大，胜者为王！“千年脆弱”一文还说景德镇“不计成本的‘贡品文化’、成就了它的历史，也使得这座城市在工业时代迅速由优雅滑向衰败”。这又是我决不然接受的错误观点。有将近５００年历史的北京六必居酱菜既是宫廷和达官显贵的宴上佳品，也深受百姓欢迎，因而成就了它的百年品牌。谁会说它是贡品文化？同样的道理，成就景德镇辉煌历史的还是市场，是民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宫廷。景德镇历来是民窑为主，官窑的瓷器也流向市场，请不要想当然。如果你真的是英雄、是智者，你可以在人家繁荣强大的时候指出人家的危机隐患；更可以在人家迷茫困惑的时候，指出人家的希望和出路。我决不信：最关爱、关切、着急景德镇的是记者和媒体，而不是今天景德镇市的政府和市民。
千年风流磁州窑
在英语中，中国的名字叫China，而china也是陶瓷的意思。这足以说明外国人最早认识中国是从认识陶瓷开始的，可见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而磁州窑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邯郸地区文联任副主席，曾为保护和开发磁州窑文化而奔走呼号，建言献策。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到磁州窑的重要遗址观台镇去实地考察，拙劣的汽车沿着太行山陡峭崎岖的山路行驶，我们受尽颠簸之苦，临近中午才赶到目的地。
我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山势嵯峨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进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我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尽管邈远的时光已使往事如烟，但透过已被打碎却记载着历史的年轮的陶瓷碎片，穿越日升日落的时光隧道，让人仍能依稀想象出当时繁荣情景。
磁州窑的陶瓷烧造史，源于南北朝时期，同去的热心于考古的朋友告诉我，脚下的这片早已废弃的窑址，从北朝时便开始生产瓷器，创造了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场，是磁州窑的开端。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窑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一九八七年北大考古系和河北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总面积四百八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九座瓷窑和作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二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具有鲜明的民间特色和较大区域传播，蜚声中外，深深影响中国的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充分体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它的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它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凸现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民间工艺的强大生命力。
回来的路上，我应朋友之邀参观了磁县文保所，在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均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我给县长开玩笑，你的坐骑上海轿车太破了，从这里端几只破碗，给副县长以上的干部一人换辆皇冠坐坐。县长直摇头说，不敢，不敢，我还是坐我的破上海吧，免得叫公安局把我当成出卖国家文物罪犯抓起来了。
在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
看着这些无价之宝，使我这个自认为不孤陋寡闻的人眼界大开，惊叹不已。从琳琅满目的藏品中，可以看出：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器物造型新奇古朴，俊秀挺拔，装饰艺术生动豪放，装饰技法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可是令人担心的是，这些宝贝就这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地堆放在破壁残坦，漏雨透风的古庙里，若是被那些想盗古墓致富的文物贼盯上，麻烦可就大了。忽然我想到了有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和成为皇家贡品。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担心和惊悸已成为历史。在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努力下，在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随着时代的发展，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在往日辉煌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建筑瓷、工业瓷、卫生瓷、特色瓷、艺术瓷。它以适用广泛的品种，精美绝伦的工艺和独特高超的质量闻名遐迩，向世人招手，谱写着历史新篇章。
复活800年前的瓷器，汝瓷天青釉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
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朱文立，最初只是汝州市汝瓷二厂的一个临时工，高中文化。
朱文立对化学一直很感兴趣，他的老同学在高中时，每次上化学课做实验，老师都让他招呼着同学们做。到1976年他进汝瓷厂也正好满足了他的爱好，他很快就“陷”了进去，厂里的技术小组在朱文立的带领下，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研制成功豆绿釉，然后是天蓝釉……1982年4月，朱文立拜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的冯先铭先生为师。正是在北京冯先铭先生的家中，朱文立看到了一小片真正的汝官瓷，在朱文立的手指触摸到那“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官瓷的瞬间，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已别无选择。
1983年，他掌握了汝瓷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他恢复了汝瓷天青釉。汝瓷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其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大规模的仿制使南宋官、钧、哥、定四大名瓷重回人间，但汝瓷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
朱文立自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
北宋官窑玛瑙入釉，釉面呈独特青色，刻片纹近似汝官瓷，做工之精细与汝官瓷异曲同工，器物足部呈直、窄、矮状，带支钉的器物支钉痕如谷粒大小。
朱文立先生根据张公巷出土的北宋官瓷碎片，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
对于汝瓷，朱文立说：“当我凝神看瓷的时候，瓷也在看我。这些年来，我不只是用窑火烧瓷，更是用心灵烧瓷。许多人没有深爱过任何东西便度过一生。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对汝瓷的信仰给了我无惧的勇气，给了我生命的飞扬，虽然其中掺杂着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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