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瓷器真假鉴别。
汉代的四川，是当时全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所以，制作的陶俑普遍都有一种“喜乐”的神情。
那种质朴、纯真的微笑，无忧无虑的神情，有心灵感应者，都会一见钟情。四川汉俑，表现得都是一瞬间定格的微笑，表现手法如删繁就简的朴素，如雾里看花的朦胧。无论是舞蹈俑、听琴俑、厨俑、牵狗俑，在“喜乐”之间还流露出一种乡间儒生般的那种儒雅的神态，内心世界平静安详。
因土埋千年，一般眼睛表面均风化模糊了，但仍能感受到一种无欲之光、无邪之声。纵然是说唱俑，在夸张的眉宇间，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朴实的滑稽、和善的滑稽、幽默的滑稽，神态气韵非常生动，不是那种尖嘴猴脑般狡猾的滑稽、油滑的滑稽，尤其令美术界人士喜爱。看神态鉴定汉俑，一般画家收藏者一点就通。
而新仿的四川汉俑，或神态怪异，或神情狡诘、面部生硬，目光里总掩饰不住一种当代心术不正者的邪气。举例最常见的新仿说唱俑，笑出来的也是一种油滑带有邪气的滑稽。仔细分辨，会一目了然。鉴定四川汉俑，如先能掌握“看神态”这一关键，其他鉴定方法均能迎刃而解了。
看工艺汉代陶俑看完神态后可看工艺。早期汉俑靠手捏成型，洗尽土锈后，在耳朵处，用放大镜看，偶尔还会看到大拇指的指纹。真品汉俑大都是通过合模加捏、刻画、堆塑等多种表现方法而成。特别重要的是真品汉俑整体是由两个以上部分构成。尤其是头颈部分都留有间缝，即头都是套上去的。有时，腿部及前后身体等也是拼接而成的。纵然经过竹片修刮，但仍会留有削刮痕迹。
而新仿汉俑大都是用真品翻模，一次成型，没有经过合范工艺，没有留下合范后用竹片等工具削刮的遗痕。况且用真品翻模克隆后的汉俑，细微的衣饰、眉宇纹饰大都模糊不清，或重新加工阴刻的线条迟疑、柔弱无力，这是一切包括书画、瓷器、玉器仿品的通病，真赝对比，很容易分辨出来。
看土锈看无釉的陶器的土锈远远比看有釉的瓷器重要得多。除非瓷釉风化，一般瓷器的土锈都能洗干净，仅在露胎处遗有火石红及土锈痕迹。而汉俑陶器的表面，几乎布满了被风化（笔者此处发明一个词也可叫土化）腐蚀的彩绘、陶衣、土锈。表层很酥。风化严重的，土锈与陶体也浑然一体，用手指甲轻轻一刮，土锈与陶体表层如粉末状落下；如风化不严重的，土锈相对就比较硬。
以上说的是土墓出土的陶俑。假如是崖墓出土的陶俑，表面局部常沾上、带有一些很牢固的白色状岩崖浆，这是由崖墓中的碳酸钙自然形成的，厚薄不匀、分布散乱，呈片状、块状，如陶胎本身般坚硬，又像海底下的贝壳牢牢依附于沉船遗落的瓷器，用常规的清洁剂很难清洗。这里还想说明一下，新出土的陶俑没有传世古玉的那种包浆，“包浆”在此处属于用词不当，只能称为“土锈”。
而新仿的陶俑土锈，最差的是直接用水沾墓土刷上去，再经过太阳暴晒等，但这种假土锈多清洗几遍即掉落。其次是水掺胶水再沾墓土、黄土粉、汉砖粉末扑打上陶俑表面。如用布使劲试擦，有胶水的假土锈会出现胶水凝固后的亮光及流动的状态，不难分辨。还有一个最简便的鉴定方法，即看陶俑外层与内壁的土锈状态，土锈色泽、硬度里外相似浑然一体的，真土锈可能性大；如土锈里外不一样，外旧内新，外硬内松，用手一抠，很容易块状般脱落的，这就是赝品。
看陶胎鉴定瓷器最后要把关的程序是看底足看瓷胎，造型、釉水、纹饰仿造得再神似，如胎质不对，就能一票否决。而看陶俑就不一样，除了彩绘覆盖部分，其余部分都属于裸胎、露胎部分，故尤其是新出土的陶俑的底足，露胎概念比较模糊，并不明显。笔者的经验是：胎体轻总比胎体重可靠些，因为前者问世一二千年，在千年土层里水分都风干了；后者刚出窑，还含有较多的水分。胎体松总比胎体硬可靠些，因为前者经历了岁月的风化，土蚀过了；后者刚出窑，刚凝结，还有火气，本身坚硬。当然，由于陶俑产地不同，胎轻与胎重，胎松与胎硬，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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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俑的特征与鉴别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一起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秦始皇陵出土的七千兵马俑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山东陶乐舞杂技俑、四川陶说唱俑、河南技乐俑等等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商周时期的陶俑给人以朴拙疏略，处于雕塑艺术的初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简洁生动，秦代已经达到了准确写实的娴熟程度。汉代陶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陶俑造型优美，动作滑稽可爱。隋唐时期陶俑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武士、仕女、牵驼、牵马、戏弄、骑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尤以色彩斑斓、奇伟多姿的三彩俑凝堪称中国陶俑的压卷之作。及至五代，陶俑之风大变，镇墓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尤其是焚烧纸在丧葬中的盛行，陶俑的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
目前，随着收藏者的增多，制假者已将目光转向陶俑，他们主要是利用真俑翻制模具，用古人曾用之原土制成陶俑，埋于地下，使其生有土锈，或用白芨（中药）熬成稀水，刷在假俑上，再撒上原土，如此数十次，与真陶俑难以分辨。鉴别真伪，主要观察土锈，古代陶俑必有土锈，且与原物凝结一体，难以刮掉。作伪陶俑则轻易可去除。
金代陶俑
金代(1115~1234年)制作的陶俑。金代社会流行墓室墙壁上画出壁画，将墓主人生前所做所为和死后希望都生动描绘出来，所以陶俑陪葬很少。很多墓葬用质地精良的灰砖雕出俑人形象，有人称为砖雕陶俑，这些陶俑附着于砖体，镶嵌在墓壁上。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焦作西冯封村金墓出土的18件砖雕俑。其中侍吏俑，高38~40厘米、头戴幞头，有的幞头前部为方形，穿圆领宽袍大袖袍服，腰系带，下微露双足，双手捧物，似执圭，作端立姿态；有的头戴卷脚幞头，前额高而圆肥，后面尖翘，身穿圆领窄袖短袍，腰系带及护围，足穿靴，作行走状；有的头戴圆形毡帽，脑后梳长辫，身穿束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靴。男侍俑、高49厘米，头梳螺状发髻，身穿窄袖长袍，腰扎带，袍下微露双足，双手抱—长颈带柄执壶。女侍俑，高46.5厘米，头梳双髻，外罩窄袖开襟衫，内衬袄，下着裙，微露脚尖，双手捧八瓣形果盒。持排箫俑，高38厘米，头两侧梳长辫，身穿窄袖上衣，下着宽管短套裤，内穿长裤，腰系围裙，足穿尖靴，眉目清秀，昂首作吹奏状。持三弦俑，高38厘米，头绾发，服装同待排箫俑，坐姿，一腿下垂，一腿盘屈高抬，一手上扬扶住三弦，一手作弹拨状。吹笛俑，高38.5厘米，头戴多边尖顶帽，头发结成双辫，垂于胸前，腰系带，两侧挂如意形饰物，脚穿靴、头微侧作吹笛状。吹哨俑，高37厘米，头戴软帽，身穿圆领窄袖长抱，腰束带、足登靴，左手持板，右手作吹哨状。舞蹈俑，一类高43厘米，头发梳于头顶，身穿窄袖长衫、下摆宽肥如裙，腰系带，两手上扬作跳跃状；一类高42厘米，头发盘结于顶，着圆领长衫，内露花边短裤，足穿靴，一脚着地，一脚抬起作舞蹈状。还有—类头戴尖顶帽，身穿方领窄袖长袍，胸腹扎护胸，以4条带相结于前，右臂上举，左臂后甩。其他还有说唱俑、持节板俑、侍童俑等，高度在42~43厘米之间，表现的是官僚地主的生活情况。
汉代青瓷鉴赏
我国是世界上烧制瓷器最早的国家，而我国最早烧制的瓷器是青瓷。从商代中期就生产原始青瓷，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一千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青釉瓷器。战国时期有较高的仿青铜礼器，汉代有著名的越窑青瓷。青瓷生产历程很长，两千年来一直未有中断。
我收藏6件汉代青瓷壶（如图），属于汉代初期的两件，其特征是：口沿略外侈、颈较长，斜肩，腹体圆鼓，下承以矮圈足，双耳扁平，有平行人字形纹饰。属于西汉中后期的4件，其形状有如下特点：口呈喇叭形外侈，颈部略微缩短，腹体圆鼓成圆球形，少数有圈足，一般平行底，双耳常做辅首衔环形，有的壶耳配一铁环，有的在壶耳上贴一S形小泥条装饰。这6件汉代青瓷壶，粗看都是一样的，模样差不多，但仔细比较，竟然无一处一样：形体不一样、胎质不一样、纹饰不一样、釉色不一样、高度不一样、口形不一样、颈的长短粗细不一样、斜肩不一样、两耳不一样、底圈不一样，竟然有十处不一样。这时期的青瓷主要靠造形美取胜，这6件造形6个样，造型气魄宏伟、端庄大气、线条简洁，给人美的享受。再从纹饰上看，有的从颈部开始装饰，有的从肩部开始装饰、有的从腹部开始装饰，有的腹部较直、角度不一，有的是成型时拍印出来的，少数是粘接上去的，大多数装饰是运用拍印刻划等方法来表现。几条弦纹、简单的莲瓣纹、三角纹、鳞纹、网纹、斜纹、格纹，顺手划成，粗糙雅拙。6件青瓷的釉质釉色各有不同，总的看在肩部上腹部施一层玻璃质釉，有的青绿色、有的褐黄色、有的黄绿色；同陶器相比，高贵典雅，令人爱不释手；同青铜器相比，青瓷典雅的造型，莹润明亮的釉层，华美的釉色在满足人们生活使用和意识形态需要方面不次于青铜器。由于原始青瓷的发展和生产，以及资金市场投放和使用方面的优越性，致使青铜器生产渐渐衰落下去，青瓷发展起来。
秦汉是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处于原始青瓷向早期更成熟青瓷的转变阶段，制瓷工艺逐渐走向成熟。东汉晚期施釉越来越多、露胎少，胎面平整光滑、留有明显的镟纹，这个时期的青瓷，标志着我国瓷器工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中国青瓷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到了唐代已是推崇备至；造型典雅、青釉莹润，有碧玉一般的质感。著名诗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诗》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脍炙人口的名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越窑青瓷的热爱和珍视。
东汉绿釉奏乐人物陶俑
我国音乐的起源相当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就已开始使用乐器弹奏乐曲。先秦时期的典籍文献中就已有大量关于音乐和乐器的记载。到了汉代，音乐和乐器的发展则进入更为繁荣的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中都有不少画像石、壁画以及乐人俑能反映汉代音乐的发展情况。本篇来介绍几件安徽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绿釉奏乐人物陶俑。
抚琴人物陶俑（图1），高8.3、宽6.2厘米，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蒙城县涡河闸出土。陶俑胎体呈红色，表面施绿釉，塑一人物席地而坐，膝上置琴一把，琴弦刻画较清晰，乐人双手作抚弦、弹拨状。琴是中国传统的弦乐器之一，起源很早，《山海经》中即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瑟”的记载。汉代及汉以前的士大夫阶层已把抚琴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士人们视琴瑟为不可离身之物，如《礼记》中说：“士无故不徹琴瑟”，《列子·汤问》中也有“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
吹埙人物陶俑（图2），高8.6、宽4.8厘米，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蒙城县涡河闸出土。胎体呈红色，施绿釉，塑一站立的奏乐人物，双手握住一个较小的圆球形物件，放在嘴下吹奏。根据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较清晰的乐人俑，可以推断这种乐器应为“埙”。埙属于吹奏乐器，据考证，埙的早期雏形为狩猎时用的石头，有的石头上有自然形成的空腔，投击猎物时，石头的空腔由于气流作用而产生哨音，人们受此启发，便渐渐地出现了埙这种乐器。正史《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这里的“八音”当指八种材质的乐器，埙位列之首，且以土为材料，说明当时的埙多以陶土烧制而成，至唐宋时期，仍然有陶瓷质地的埙。而埙字从土旁，也说明了它的基本材质。
吹箫人物陶俑（图3），高11.2厘米，1956年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马古堆出土。陶俑红色胎体，施绿釉，釉面较光润，有开片。塑一站立的奏乐人物，双手持一长箫，正在吹奏。箫是一种管状的吹奏乐器，箫字为竹字头，呈长管状，当以竹子作为材料制成。在汉代时，箫已是比较常见的乐器，《淮南子》中就有“若风之过箫”之句。箫与笛子的形状较为相似，但吹奏的方式并不相同，所谓“横吹笛子竖吹箫”，从这件乐人俑吹奏姿态看，其乐器应当是箫。
以上这三件奏乐人物陶俑，均出土于安徽省的西北部地区，这里与河南省邻近，东汉时期墓葬中常见有绿釉陶器出土，这些绿釉陶器一般都是作为随葬明器，所以形制比较简单，做工较粗糙。但它们的出土，可以反映两千年前东汉时期音乐、乐人和乐器的情况，能反映当时安徽地区的社会风貌，是较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彩胡人骑驼陶俑（唐开元）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厘米，长55厘米。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神情活泼的汉代百戏俑
神情活泼的汉代百戏俑
百戏俑，西汉文物，高19厘米~20厘米，西安市西郊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汉代是我国乐舞、杂技等“百戏”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百戏”乐舞的繁荣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史记》记载高祖刘邦回家乡与父老乡亲宴饮到酒酣耳热时击筑起舞，一边跳舞，一边唱大风歌，并叫在场的儿童都跟他一起合唱。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乐舞表演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并出现了专职的歌舞艺人。同时国家乐舞机构——乐府也十分重视民间采风活动，除了搜集大量的“赵、越、秦、楚之歌”外，还搜集黄河与长江流域各地的民歌一百三十八首，并进行加工提高和演出，这对促进“百戏”的繁荣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国势空前强大，人民生活安定，这为广泛开展“百戏”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民间的歌舞活动已很普及，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有钱人家是“钟鼓五乐，歌几数曹”，中等人家是“鸣竽调瑟，郑舞赵讴”。人们不但喜欢观看“百戏”乐舞表演，而且在闲暇时也自娱自乐。达官显贵更是几乎宴宴都有歌舞、杂技相伴，以助酒兴，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由于社会上喜好百戏，不仅是送葬用品里要安放乐舞、杂技俑，而且还有为活着的人玩耍而做的。王符《潜夫论·奢浮篇》 载“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可见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和买卖玩具的作坊。
这组陶俑从五官、身体比例等各方面，都不如汉代早期陶俑那样写实，符合人身解剖结构，但却更注意人物神情的把握与刻画，追求神韵的塑造。以面部五官而言，已脱离汉初陶俑面部神情严肃之束缚，显得生动活泼，或许是为了表现说唱、舞蹈的特点，俑的造型比较夸张，形态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文、图/记者金叶 资料/董理提供
汉代蜀人的打击乐器——青瓷缶
大凡人们还记得：2008年，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一首气势恢弘的“击缶而歌”，带着华夏礼乐的传承，带着炎黄子孙百年的梦想和期盼，奏响了开幕式的序曲。
那么，什么是缶呢？
作为辞书之祖的《尔雅》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部典籍中就有关于“缶”的记载了。
按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缶”字还是汉字中的偏旁部首，代表陶质器皿。汉字的“磬”，也是一种打击乐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曾多次提到击缶。最为著名的击缶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此外，李斯《谏逐客书》中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意思是，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以上记载都可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瓦制的乐器——缶就存在了。
那么，缶是什么样子呢？
考古学界似乎还没有定论。当年张艺谋的所谓“击缶而歌”的缶，也不是真正的古代缶，只是仿制古代藏缶的青铜冰鉴，也叫鉴缶，是盛缶的容器。之所以叫冰鉴，是因为古人将酒放在缶里，将冰放在鉴里，盛有酒的缶，又置放在放有冰的鉴里。对此，长期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早有论述。这里，暂且不表。
好几年以前，笔者曾收藏了一件酱釉色青瓷缶（图1）。经过综合鉴定分析，笔者认为是古代蜀人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缶。
往前推上十几年，笔者曾经上手过一件汉代青瓷钟。藏品的持有者说是成都牧马山一带开发房地产时出土的。当时，笔者有意出价收藏研究，无奈价格太高，失之交臂，好在留下了照片（图2）。正是有这次见闻，后来笔者才能果断地收藏至今珍藏的酱釉色青瓷缶。
根据多年的有关缶的古代实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发现，古代的缶，材质应该是多样化的，有陶质、青铜质、铁质、木质等，大小形态和规格也不尽相同，但大都具有“小口大腹”的特征，而且可以用木棍或手掌击打，从而发出悦耳的打击声，被击打的口部有的曾用羊皮封口。
根据史料记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时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蔡侯缶”。这种酒器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大声吟唱，于是缶就演化成为陶制类的打击乐器了。
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给乐器分类，“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合称八音，说的是制作乐器的材质。按照这个划分，缶是土类（可以理解为陶瓷类）乐器。最原始的陶缶由于易碎，已经基本看不到完整的了，保存较多的都是青铜缶。因此，留存至今的“土类”缶的确是十分珍稀的！
2015年12月，“中国古陶瓷学会2015年年会暨繁昌窑青白瓷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繁昌县召开，在会议期间，笔者将收藏的酱釉色青瓷缶照片给与会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看。李先生只看了一眼，便果断地说：“缶！”
最近，笔者认识了一位热爱中国古陶瓷文化的年轻藏友，他拿来了祖上传承下来的、与笔者收藏的缶大致相同的青瓷缶（图3），区别主要是笔者的漏胎多一些，藏友的施釉饱满一些，笔者的缶下部是直筒形，藏友的缶下部短，底部呈倒喇叭形。这件缶的口沿残缺较笔者的大得多，而笔者的缶只是有一块不明显的小缺。此外，笔者收藏的青瓷缶腹部刻有由四道线组成的连续几何纹，腹部四周刻有平行的两道锯齿状纹饰。让笔者最感慨万分的是：藏友青瓷缶光滑的腹部上面刻有“鸾凤和鸣”四字（图4）。
从传统文化上说，“鸾凤和鸣”特指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子孙繁盛、家业兴旺。但将鸾凤（鸾鸟与凤凰）与和鸣（互相应和而鸣）分开释义，意义便是多重的了。比如，鸾凤的本义是“知音堪共语”的鸾鸟和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但历来也被古人比喻为贤俊之士、君王、美人、夫妇等；和鸣就是互相应和而鸣。
既然如此，对于青瓷缶上刻下的“鸾凤和鸣”四字的内涵或许就不是那么简单唯一了。缶在古代，无论君主王爷、贤君之士、靓女美人聚会作乐的时候，缶都是可以用上排场的，特别是新婚典礼、洞房花烛之夜以缶应和其他乐器不更是锦上添花吗？！
综合分析，上述两件青瓷缶应是汉代四川陶瓷工匠的杰作。特别是笔者收藏的这件青瓷缶，由于腹部以下呈长筒型状，很适合说唱艺人将其夹在腋下肩窝和手腕之中敲击。
笔者对所论陶瓷器物的鉴定分析考证，权且为一家之言，供学界参考，同时也期待方家进一步探讨交流。
汉代俑——造型丰富 不输秦俑
东汉时期的说唱俑
也许是秦代的兵马俑太过出名，所以一般人们的观念中总觉得中国古代人俑的精华已尽显于秦俑当中，其实由于秦俑的年代较早，它的类别还很有限，主要就是军队俑、跽坐仆役俑等简单类型，而造型更为丰富的古代俑则出现于汉代。
汉俑除了军队俑以外，还有侍俑、娱乐俑、劳作俑等。军队俑主要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类。汉代的军队俑从高度来说远不及秦俑，只在44—68厘米之间。就形制来说，和秦俑大同小异：上身常穿过膝的交领右衽袍，下身着裤，还有绑腿。一部分的军队俑在袍外面还穿了铠甲，显得英武雄壮。这里面的步兵俑呈站立和跽坐两种姿势。而单单是站立俑，其形态也是各色不一，有的背着箭囊，有的手持盾牌，还有的明显是将军俑，带有运筹帷幄的姿态，做出一些貌似指挥的动作。汉代的骑兵俑不似早先的秦俑那样，只站立于马匹旁边，汉代骑兵俑多骑在马上，或正手执缰绳，控马前行，或正高举兵器，英勇作战。上述的这几种汉俑皆为彩绘。仔细观察的话，至今依然可以分辨出上面所附彩绘的斑驳痕迹。
汉俑中的侍俑很多，和秦俑一样着交领右衽长袍，但在细节上却已有了细微变化。比如秦俑的袍子多为两层领，汉俑是三层领。汉侍俑中的跽坐仆役俑多呈现拱手状，双手放置在胸前或腹部，而秦俑中也有跽坐俑，但它们的双手是分别放在两个膝盖上的。到了东汉，侍俑的形态变化就更显著了：女俑的身材不似西汉时那样修长苗条，男俑头部开始“戴”起了一种平顶圆帽，另外还出现了深目高鼻的胡人俑。
娱乐俑中有乐舞俑、杂技俑、说唱俑和六博俑等。西汉时期的乐舞俑多成组出现，绝少有单个的。而在完整的一套组合当中，有翩翩起舞的俑，也有手中拿了竽、瑟、笙、鼓等乐器进行伴奏的俑。而且这一时期，女舞俑们的头饰也出现了各种花样：高髻、双髻、三髻、插笄、戴花，不一而足。杂技俑的形态相对单调一些，主要就是在倒立或者正施展柔术两种。形象最为滑稽生动的还属那些说唱俑。说唱俑主要出自东汉，一个个体态臃肿，憨态可掬，由丑显美，栩栩玲珑。它们往往会露出圆滚滚的肚皮，做出一些调笑谐谑的动作来，叫人看了忍俊不禁。而六博俑是十分罕见的双人俑。两个下六博棋(六博，又作陆博，是中国古代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的俑相对而坐，中间是一副棋盘。这种形态的俑极少，目前一共也只发现了两件，分别发掘自甘肃武威的西汉墓和河南灵宝张湾的东汉墓。
劳作俑顾名思义就是呈现劳作姿态的汉俑。持锄、插秧、养牛、牧马，皆为从事生产劳动的形态。根据这些劳作俑的出土地点，我们可以判断当初该区域内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劳作及世俗生活的真实情况。
总体来说，汉俑造型丰富，形态细腻。人俑脸庞的轮廓、五官的布置乃至不同个体的面部表情，都有准确传神的表现。尤其一些贵族汉墓里出土的汉俑更是制作精细，整个躯体的线条流畅而优美，有着一种端庄大方的美感，不似前朝的秦俑那样稍显呆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