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陶瓷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儒教素材经常作为创作题材，包括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老子、庄子以及孔子、孟子等的塑像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艺术。我觉得，在陶瓷作品中，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都不能划归为宗教艺术，不能理解为宣传宗教教义，而是艺术家们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与审美追求，有着世俗的倾向和民间艺术色彩。因此，不能一看到观音、罗汉塑像就认为是宗教艺术。
当然，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被人作为宗教塑像来供奉，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黑格尔早就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确是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
蔡敬标当年轰动一时的三十三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不仅因为它是观音题材而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它构思奇巧、造型的优美所传达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艺术成就。要知道，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广州继而在香港展出的。WwW.TAoCI52.COm
刘远长先生的《飞天天女散花》的时代背景也是如此，它同样是佛教题材。飞天天女在佛教艺术中称为香音之神，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身披彩带，体态轻盈，上下回旋，自由飞翔于天上人间，把鲜花洒向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作者是“有感于这么美的形象，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光辉的传统，时时激起我的创作欲望”而创作的。作者不仅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一个善良的美丽女神形象。同样，他创作的《哈哈罗汉》，也不仅是一个普通形象，而同时是一个笑对人生、安乐处世的世俗人物形象。徐波的《三个和尚梦》不仅再现的是“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令人忍俊不禁而有点心寒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这个艺术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高峰的《情趣罗汉》也同样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宗教罗汉的形象，而是寄寓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它所传达的“情趣”使观赏者得到一种审美的情趣。以达摩为题材的作品，着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而是他那种面壁十年的坚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视尘世的精神美。“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当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弃世脱俗的飘逸的人格美，但重要的是艺术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
我不能否认在瓷雕艺术中没有纯粹的宗教塑像。我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对待一切。即使是这些塑像，也是艺术家们“按照美的规律”而塑造的。它们同样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艺术创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陈陈相因。在艺术创造中，题材没有好坏、美丑、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表现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瑰宝，何朝宗、游长子、曾龙升、蔡金台等的作品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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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与宗教——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瓷器与宗教—道教（二）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最早的说法当是老子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经》；后由东汉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
道教历来为皇家推崇，许多皇帝也信仰之，如宋徽宗自命为道君。至元一代，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封为护国真人，使得道教盛行一时。明王朝利用宗教为封建统治服务，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利用道人周颠和铁冠王子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传。有明一代，尊崇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清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渗入人间，与民间传统信仰，混融为一，尤其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风俗的重要内容。
道教的宗教观念，神仙传说，内丹修炼等内容被广泛的应用到青花瓷器的文饰上，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明嘉靖皇帝最信道教被称为道教皇帝，其实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嘉靖青花瓷器道教色彩浓厚，器型流行葫芦瓶，有八棱，四方，六角，上圆下方等器型！文饰总的风格是追求长寿，长生不老的道教意识增多，常见的八仙人物，八卦，八吉祥，灵芝，云鹤，松竹梅以及用花枝，树枝组成的福，寿字。八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有的八仙图案只画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横笛，宝剑，阴阳板等八种宝器，称为“暗八仙”。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常用文饰。
陶瓷文化与绘画
陶瓷艺术与绘画，无论是从艺术本质、特征，还是从表现手段来看，都有共通之外。绘画艺术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着重形象的刻划和意境美的追求，讲究兼工带写，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一切，陶瓷艺术无一例外地要遵循。传统派是如此，学院派也毫不例外。
绘画性的彩绘作品是这样，即使是陶瓷雕塑作品也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石湾‘公仔’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是传统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成鸭蛋形），发饰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钉头鼠尾描’”。
我们知道，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盘筑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这样，又形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