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玉壶春瓶。
一、“玉壶春”的命名及由来
“玉壶春”是中国工艺品制作中的传统造型之一，自古被广泛应用于金银器、陶瓷、珐琅等各类产品的制作中。据古代资料介绍，人们在春天饮酒最多，所以出现以春代酒的用词习惯。例如：唐代诗人司空图曾作《诗品二十四则·典雅》，其中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的诗句,即是“提壶买酒”之意。同时代诗人李白为怀念宣城酿酒名人纪叟曾作《哭宣城善酿纪叟》，其中写到：“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句中的“老春”即“老酒”。他在《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中也曾提到“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诗圣杜甫客居巴蜀时，曾作过赞颂“曲米春”的诗句“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
中唐时期李肇整理《国史补》时曾记载：“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这一历史文献更能叫我们感受到唐人以春代酒的浓厚风气。
“玉壶”直译为玉做的壶，因古人崇玉，这里代指酒壶，类似李白在《客中行》提到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里的“玉碗”。直白一些说，“玉壶春”本应指酒壶里的酒，因时过境迁，字义才发生改变。明代文人施耐庵在《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过：“戴宗便拣一付干净座头，让宋江坐了头位，戴宗坐在对席，肩下便是李逵。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开了泥头。”这段文字中的“玉壶春”显然已是容器，脱离了本意。
“玉壶春”的使用功能与“梅瓶”类似，都是中国古典实用装饰性器物。从结构上看，“玉壶春”上细下粗，重心比梅瓶低许多，因此更具稳定性，比梅瓶更适合盛放液体。
二、明代之前的瓷器玉壶春制作
“玉壶春”的使用功能与“梅瓶”类似，都是中国古典实用装饰性器物。从结构上看，“玉壶春”上细下粗，重心比梅瓶低许多，因此更具稳定性，比梅瓶更适合盛放液体。
玉壶春造型至少在宋代就出现于瓷器制作中，定、汝、耀及官窑（图1）等诸多窑口都出现过该制品。到了元代，玉壶春更是成为景德镇的主要瓷器造型之一。从遗留下来的元代玉壶春制品看，不论造型还是数量都相当可观。通过中东地区的绘画资料（图2），能够使人了解到玉壶春制品在该地区使用相当广泛，这也可能是造成当时景德镇青花玉壶春器物大量制作、出口伊斯兰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代玉壶春除造型大致分为圆形、八方棱形，底足也有无釉（图3）与施釉（图4）两大类。根据这些不同情况，既能反映出当时的底足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制作处于发展阶段，又能说明不同瓷窑间的工艺差距。
三、明代御厂玉壶春的制作特点
明代玉壶春制作主要继承了元代后期的特点。从造型方面看，它们（图5-图8）与以往产品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明代御厂统一了元代玉壶春制品内壁、底足上釉混乱的情况，全部改为上釉（图6-2、7-2），为以后的产品制作确立了规范，就此而言，明代要比元代有所进步。
进入成化时期后，玉壶春制品开始与其他器物一样，盛行底足内落款习惯（图8-2），这一变革更加完善了明代官窑玉壶春的制作工艺。
四、清代御厂的玉壶春制作
清代玉壶春的制作发展相对比较复杂。从现有资料看，主要可以分为仿古类、保守继承类、改革创新类三大部分。
1.仿古类
仿古类主要包括仿历代名品，尤以仿永宣器最为突出（图9）。关于仿永宣器的问题以往笔者涉及较多，因此这里不再继续讨论。
2.保守继承类
保守继承类主要是沿用传统造型，而在纹饰方面采用清代新兴的色彩与绘画题材（图10-图13），与仿古类相比，略有新意。
3.改革创新类
康熙时期，御厂制作过高约20厘米的玉壶春制品，与传统尺寸相比，小型化发展趋势已见端倪。到了乾隆时期，宫内珐琅作更是创意出高度不足10厘米的袖珍玉壶春器。而在雍乾时期又制作了一些称为“尊”、“瓶”的大型壶类制品（图14、15），这类器物经过景德镇督陶官的冥思苦想、花样翻新，进一步演变成鬼斧神工般的复杂器物，如转心瓶（图16）等。仔细观察这些器物，会发现它们的造型与传统玉壶春也相差不大，仅是尺寸大而已。
鉴于以上两类器物与玉壶春造型的紧密联系，不论它们被缩小还是扩大，都可以侧面反映出清代玉壶春造型的多样化发展。
五、总述
与同时期的梅瓶发展制作相比，明清官窑玉壶春要简单很多，除了清代康雍乾时期较为突出的一些变革外，其他很难找到振奋人心之处。
总之，玉壶春的造型应起源于壶，因此才有古代的“玉壶”之说。现在名称已经发生变化，对于尺寸普通的同类制品，人们喜欢用“瓶”来称呼它，即“玉壶春瓶”；而尺寸较大的，人们则喜欢用“大瓶”，“壶”，甚至“尊”称呼。不论如何，该类制品的造型始终没有脱离壶的影子。
宋官窑玉壶春瓶高18厘米，戴维德基金会
庭院筵席局部。1396年制品，伦敦大英图书馆藏。图中木桌上摆设着作为容器使用的玉壶春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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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清代康熙玻璃厂的建立与康熙时期制作的玻璃品种与工艺
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始于西周。经过缓慢的、绵延不绝的两千余年的发展，玻璃制造工艺到清代达到顶峰，玻璃制作得到皇家的重视，品种增多，颜色多达数十种，玻璃的成型、加工工艺更加成熟。清代的档案史料证明，清宫内官办作坊造办处下设的玻璃厂，从康熙到宣统，从未间断过玻璃的制造与生产。本文旨在结合宫廷造办处档案和珍贵的玻璃实物，使读者了解玻璃厂建立之初的康熙时期玻璃的品种和制作工艺。
一、清宫玻璃厂的建立
众所周知，内务府是清代管理皇宫禁室事物的机构，以七司三院为主干，造办处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之一。造办处是专门负责制造、修理和储存帝后及宫廷需用的各项器物的机构。造办处具体建于何时，各种官家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主要有康熙十九年(1680年)之说和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说。记载比较多的是，造办处初设在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但习惯上仍称为“养心殿造办处”。为了具体承办制造、修理各项器物，造办处内又分为不同的“作”。造办处成立之初并未设玻璃作。玻璃厂是在康熙三十五年建立的，“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一人……四十九年，设玻璃厂监造二人。”据杨伯达先生引证，康熙敕命建造的玻璃厂是在传教士日耳曼人纪里安(kilianStumpf)指导下进行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传教士协助下开始筹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建成。玻璃厂集中了以山东和广州为主的各地能工巧匠，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参加和指导玻璃生产。玻璃厂是造办处内众多作坊之一，是专门为皇室成员制作御用玻璃的地方。为了满足皇家对玻璃器皿的大量需求，雍正年间在圆明园也建立了玻璃厂。北京夏天炎热，工匠无法操作，故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五月止窑。”
玻璃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重视玻璃制作的具体体现，也是清代玻璃制作走入正轨的重要契机。
二、康熙朝玻璃的品种与制作工艺
康熙年间是清代玻璃制作的首创时期，从康熙三十九年玻璃厂的建成到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六十一年的二十余年间，玻璃厂制作了哪些玻璃器，是了解和掌握康熙玻璃品种的关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起于雍正元年，迄于宣统三年，惟独没有康熙朝的记录，这无疑增加了我们了解康熙朝造办处玻璃制作情况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现有的文献和流传下来的珍贵实物来了解康熙朝玻璃制造的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期已有单色玻璃、珐琅彩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和洒金玻璃等品种。
l.单色玻璃
单色玻璃是指用一种颜色的玻璃吹制或磨制的器物。流传于世的康熙时期玻璃器，过去仅知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透明玻璃水盛（图1）。该水盛高7、口径2.8厘米。有盖，削肩、阔腹、平底。盖上磨成六角形龟背纹，腹部饰下垂似莲瓣纹的尖状花瓣。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水盛乃文房用品之一，此水盛系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烧造，属皇家御用器皿。该水盛玻璃无色透明，质地匀净，其制作工艺为：先将熔融的玻璃料吹成扁圆状，再用琢玉的方法加工而成。它是已知清代早期玻璃器皿的珍贵实物，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玻璃器的孤品。这件玻璃水盛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不甚相同，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也恰恰说明了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时期玻璃制造的协助与影响。康熙时期的单色玻璃除此件珍贵器皿之外，香港李氏收藏家还珍藏一件“西瓜水色”玻璃水盛（图2）。此水盛高6、口径3.8、腹径10、底径6厘米。水盛圆口，往下渐渐凸起，形成鼓腹。水盛的颜色像熟透的西瓜瓤一样，红润明亮，晶莹剔透，故称“西瓜水色”。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此水盛造型别致，色彩鲜艳纯正，手感沉重，其款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透明玻璃水盛的款识相同。这两件玻璃器是康熙时期极为珍贵的传世品。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康熙单色玻璃还有蓝色、黄色、雨过天晴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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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珐琅彩玻璃
玻璃胎珐琅彩是清代首创的玻璃制作工艺之一。玻璃胎珐琅彩器始于何时，未见详细史料记载。有的研究者只是笼统地讲，康熙时已有玻璃胎珐琅彩。但康熙玻璃胎珐琅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并没有作出回答。前面已经讲过，康熙时尚没有档案记录造办处的生产情况。过去已知最早的玻璃胎珐琅彩实物，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绿地珐琅彩竹节式鼻烟壶。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玻璃胎珐琅彩，最早的是乾隆时期的器皿。所以，康熙时期是否有玻璃胎珐琅彩器，尚是未知数。因为谁都没有看到具有准确年款的实物。但根据珐琅彩在其他胎体器物上的运用，在理论上可以推断出，康熙时期应有玻璃胎珐琅彩。众所周知，珐琅是一种绘烧于金属器、瓷器、玻璃器上的原产于欧洲的釉料，大约在康熙年间传入我国。金属胎珐琅器首先在广州烧成，旋即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也烧制成功，署有康熙御制款的铜胎画珐琅器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均有比较多的收藏。画珐琅在铜胎上能烧制成功，可以从侧面证明也能在瓷器和玻璃器上成功烧制。事实上，康熙时已有瓷胎珐琅彩，由此不难判断，康熙时也应在玻璃上进行过试烧，因雍正时已有比较成熟的玻璃胎珐琅彩。当然，推断并不等于事实，最有说服力的应是署有康熙款识的玻璃胎珐琅彩实物的出现。令笔者高兴的是1998年在香港徐氏艺术馆，笔者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一件康熙款玻璃胎珐琅彩小杯（图3、4）。1999年，同一件小杯被香港爱好玻璃收藏的李先生出高价收买，笔者有幸又一次将其捧在手中反复观察，仔细琢磨，爱不释手。此杯或称其为盅，高3.6、口径5.1厘米。圆形，直口，底略内凹。杯身由白色不透明玻璃制成，有四个圆形开光，内绘四季花卉，依次为月季、牡丹、菊花及荷花；开光外深红色珐琅地上绘有团花。口沿处绘有环带菊花纹。杯底署有蓝色“康熙御制”楷书款，款外有内细外粗的双栏框。杯身原破碎，经修复再现原貌。这件小杯大小不过盈握，类似于酒杯，其造型与纹饰均属于典型的宫廷风格，不带有任何外来文化的痕迹，与透明玻璃水盛形成鲜明对照。从其成型工艺和珐琅色彩看，已属于比较成熟的作品了。由此可见，玻璃胎珐琅彩是继铜胎、瓷胎珐琅烧制成功之后，清代珐琅彩的又一创新。这件重要的玻璃胎珐琅彩杯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清代玻璃工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认识，弥补了因文献缺乏而造成的模糊，从而对玻璃胎珐琅彩工艺在清代的制作时间有了大致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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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玻璃
康熙时期玻璃制作工艺的另一创新，是“套料”的烧制成功。所谓“套玻璃”是指由两种以上玻璃制成的器物，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之后在外层玻璃上雕琢花纹；一是用经加热半熔的色料棒直接在胎上作花纹。它是玻璃成型工艺与雕刻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是玻璃制作工艺史上的重要发明。这两种方法制作出的器物均见凸雕效果，既有玻璃的质色美，又有纹饰凹凸的立体之美。清代著名学者赵之谦在光绪六年(1880年)撰写的《勇庐闲诘》中写到：“时(康乾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成文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璃砗磲珍珠，其后尚明玻璃，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照艳烂若异宝。乾隆以后，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毫发，扪之有棱。”文中详细记载了套玻璃工艺的制作时间、康熙、乾隆时期套玻璃的不同风格以及套玻璃的不同种类。实际上，套玻璃有套一色与套多色之分。“白受彩”分为白地套红、套蓝、套绿、套黄等，这是套色玻璃中之主流产品。此外，还有“兼套”，即在同一色玻璃胎上套二色以上的玻璃器。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康熙时期已有此工艺，但迄今尚未发现康熙套玻璃器实物。流传至今的最早、最多、也是最精美的套玻璃器是乾隆时期的作品。我们期待着像发现康熙玻璃胎珐琅彩一样，有朝一日能够亲眼见到康熙、雍正时期套玻璃器的面世。
4.刻花玻璃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雍正时期《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可以知晓，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刻花玻璃。如：“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初六日，首领太监程国用持来，雨过天晴刻花套杯一套，十二个。雨过天晴素套杯—套，十二个。说太监杜寿传旨，着查问，钦此。随查得雨过天晴刻花套杯系广东匠人程向贵做的，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初八日丁皂宝呈进的。进的雨过天晴素套杯系家里学手匠人周俊做的。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丁皂宝呈进的。海望回过怡亲王谕，做杯匠人今在何处，随问丁皂宝处。丁皂宝来说，广东匠人程向贵、周俊二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交巡抚送去迄。于本日，首领太监程国用将雨过天晴杯二套仍持去，交太监杜寿迄。”
以上这段珍贵的档案史料，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三种信息：第一，康熙时期玻璃厂有来自广东的匠人，并交代了他们离开造办处玻璃厂的时间；第二，雨过天晴套杯有两套，色彩相同，但制作工艺、制作时间、制作人均不同；第三，至少在雍正三年，这两套玻璃杯仍在清宫收藏。遗憾的是，现在仅能看到文字记载。雨过天晴玻璃是仿柴窑雨过天晴色烧造的。雨过天晴色玻璃屡见于雍正时期的档案中，由此不难看出，这种颜色的玻璃深受皇家的青睐。
5.洒金玻璃
洒金玻璃是康熙时期创新的另一个玻璃品种。据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巡幸江南时，至苏州接见巡抚宋荦，并赏赐了玻璃鱼缸一个、洒金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盘一面、黄玻璃小盘十面、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花笔筒一个、蓝玻璃座蓝玻璃水盛一个，共十八件玻璃器。这批玻璃器很可能是皇家玻璃厂遵照玄烨旨意烧造的，专供皇帝御用或赏赐。洒金蓝玻璃是仿照阿富汗所产的青金石烧造的，需要很高的技术。玄烨的颁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玻璃厂在建造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就已掌握了洒金玻璃工艺。
以上向读者介绍了清代康熙玻璃厂的建立与康熙时期制作的玻璃品种与工艺。玻璃质脆，不易保存，故能够留存至今的康熙玻璃器寥若晨星，目前仅知比较准确的只有三件，其珍贵程度不言自明，它们是康熙御制玻璃的缩影。康熙玻璃厂的建立为清代玻璃的制作、发展以及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紫砂壶与茶文化的发展
茶道的的变迁与紫砂壶有着必然的联系。紫砂壶的兴起、繁盛是与茶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人们的饮茶方法为煮茶、烹茶，茶具以金属制器为多。到了明代，团茶已被散茶完全取代，而饮茶方法则改为冲泡法，茶壶与煮水的壶分开使用，茶具多选择陶瓷茶具。饮茶方法虽然简化了，但因为泡茶法对茶量、水温等十分讲究，故而对沏茶的重要器物一茶壶-有了更高的要求。紫砂壶就这样兴盛开来。
明清时期，因饮茶方式、饮茶趣味、茶叶种类的不同，紫砂壶有着容量大小、器形高矮之分。从器形大小上看，大体说来。明万历以前，多为大壶，万历以后，壶形日渐缩小。被奉为紫砂壶鼻祖的供春所制各式壶均为大壶；万历年间的一代制壶大家时大彬在早期时专仿供春，所做多为大壶，后在他游娄东与着名的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结交之后，"闻陈眉公与琅砑、太原诸公品茶之论"才突破樊篱，改作小壶，这与"茶注宜小不宜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且自斟自酌，愈小愈佳"的文人士大夫的饮茶风气有着重要关系；以后至徐友泉、陈子畦、惠孟臣等皆长于制作小壶。像惠孟臣制作的小圆壶就是华南一带喝"功夫茶"所用的水平壶的前身。就细节而言，紫砂壶得出水眼有独眼、网眼、和半球体滤孔几种形式，这通常因饮茶习惯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明清紫砂壶造型式样的变化也体现了制陶人勇于求变的设计思想。比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间的陈鸣远，他力变明末的筋纹器形，从寻常生活寻找创作思路，以自然形体人壶，开创了紫砂壶的一个重要品类"花货".在清朝的乾隆年间，紫砂壶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筋纹器和花货器形极为丰富，制陶人和参与制陶的文人名士不安于现状，极大的拓展了紫砂壶的形式和内涵。一方面由于需要在较空阔的壶面上刻画题咏，"光货"类壶型就变得渐趋简单明朗，另一方面造型取材也更为广泛，制作了取材于自然现象的"却月"、"饮虹"等壶型。
"素面素心"的紫砂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今天的紫砂壶，一派繁荣景象，但它同样面临着传统全手工技法的失传、原本文化属性的背离等问题。分析明清紫砂壶的设计思想，不仅是让我们回忆那段历史，那些艺师，那些参与制壶的文人墨客，也不仅是让我们品位那些传世名壶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气质神韵，更重要的是让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传承与创新，而不仅仅只是流于"文化"的表面。
陶瓷制作发展
“倾缥瓷以酌酃。”——《笙赋》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的烧制是人类继掌握了用火之后的又一项伟大成就。陶土可以塑造出各种形状，焙烧后就定型为一种坚固的器具，这就是陶瓷的起源，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掌握了制陶技术。当人类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农牧业定居生活时，陶制的烹饪器、饮食器、储存器就成为了生活的必需。中国陶瓷有8000年的历史，几乎在每个时期，中国陶瓷都在不断改进，不断创造，攀登一个又一个陶瓷技术的高峰，创造出精妙绝伦的陶瓷产品。中国陶瓷是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是一种物化的文化。中国陶瓷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制造、探索和欣赏陶瓷艺术所形成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
马家窑文化彩陶瓮，约前3000—前2000年。
陶经过了从灰陶、黑陶、白陶到印纹硬陶、彩陶的发展变化之路，在陶器的造型上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粗放到精细、由平淡到生动的渐进过程。早期陶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是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的兵马俑，也叫秦俑。秦俑位于陕西临潼附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自1974年开始，迄今已发掘了呈品字排列的三个俑坑，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兵马俑6000余个，其中有活马大小的陶马30余匹，战车100余乘，组成了规模宏大的秦俑博物馆。一号坑规模最大，长230米，宽62米，深5米，面积达14260平方米，是主力步兵战阵，排列着一个一个整齐威武的军队方阵，间有雄健高大的战马。陶俑有士兵、驭手、铠甲军士、军官、将军，姿势有立姿、跪射姿。二号坑略小，是骑兵战阵，有战车上千辆。三号坑最小，仅有六七十个军官和将军俑，似为指挥部。这些兵马俑做工极其精良，须发毕现，面部表情生动，姿态自然，衣纹流畅，显示出严肃刚强、器宇轩昂的神态，战马也敦实有力、蓄势待发。这形象地证明了当时中国陶瓷技术达到了何等卓越的水平！这是一支为秦始皇死后护卫的冥军，为了建造它，老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也为我们留下了这举世瞩目的珍宝，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任法国总统、当时的总理希拉克说：“不见金字塔，就不算到过埃及；不见兵马俑，就不算到过中国！”
秦俑博物馆内1号坑，这是一个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
陶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主要由黄、绿、白釉彩涂胎，故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常见的唐三彩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三彩马威风凛凛、健壮雄武，是最常见的品种。最出色的作品是三彩骆驼，背上载着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牵驼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生动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忆起当年骆驼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唐三彩的生产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的特点，采用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涂在陶胚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唐三彩是中国制陶工业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陶的第三个高峰是紫砂陶器。紫砂陶器是一种紫色泥料制成的无釉陶器，由含铁量高的紫泥以1200度的高温烧成，外观精致细腻，亮泽柔和。紫泥因含铁量不同而呈现猪肝、冻梨、淡赭、铁色等色调。紫砂陶器成型多以打片拼贴或揿模手法，高品质制品多以手工成型，注浆成型用于大批量生产的大路货。宋代文献中已提及紫砂器，到了明清两代，紫砂陶器进入鼎盛期，以江苏宜兴紫砂最为著名，极品往往价值连城。紫砂壶泡茶有保持茶香、不失原味、耐热性好、隔宿不变等优点。
紫砂壶中的名品常以“素面朝天”为贵。图为明朝紫砂提梁壶。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瓷的故乡，瓷甚至是中国的同义语。陶瓷是陶和瓷的总称，其主要区别是，陶由陶土烧制，瓷由瓷土烧制，瓷是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烧制瓷的瓷土中含有高岭土、石英石、长石和莫来石，含铁量低，烧制温度为1200—1300度，涂在表面的釉必须和瓷一起经过高温烧制，烧制成的瓷色白，坚硬度提高，不吸水或吸水率在1%以下，扣之有金属声。
在经历了铅釉的出现和青瓷、白瓷技术的竞相发展之后，成熟的青瓷成为瓷器的主要代表，中国瓷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峰。那时有六大窑系：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龙泉青瓷窑系和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些都是民窑，产品供整个社会需求。官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用瓷，最著名的是五大名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官窑。元代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分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而不拘谨，大气天成。还有一些器型较小的元青花瓷器，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行一时。大型、高档元青花瓷器存世极少，总计不过几百件，因为当时就是用于商品交易，大部分已经流失在国外，因而弥足珍贵。20世纪50年代，得知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卡普陀比宫珍藏有元青花瓷器上百件，中国陶瓷专家思得一见，但是土耳其方面极其审慎，此事迁延再三，直至21世纪之初，经过多次磋商甚至外交周旋，土耳其总理特批，此盛事方得实现。一连三天，中国的七名陶瓷专家在土耳其方面荷枪实弹的军警严密监督下，见到了、鉴赏了这批稀世珍宝。这批元青花瓷器共40件，器型硕大，通体满绘，色彩浓艳，青翠亮泽。中国专家激动不已，一位老先生说：“初看咽声细，一抚再抚赞不停。”还有一位老先生说：“有生之年得睹此珍宝，了却平生心愿，死当瞑目矣！”可见青花瓷器在专家心目中的位置之崇高了。
宋代酒具，景德镇青白瓷注子注碗。
青花梅瓶
明清两代的瓷器生产继承了历代之长，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又不断攀登新高峰。有人以这样的话称赞瓷器的品质：“薄如纸，明如镜，色如雪，声如磬。”可见明清瓷器已经进入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仿古瓷制作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说：“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说：“宣德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神宗实录》更有“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样，明中后期出现争仿写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为常见。此外，这一时期仿宋代官、哥、龙泉窑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郎窑是指康熙时由郎廷极兼任陶务官时的景德镇官窑。清人刘廷玑著《在园杂志》称赞“近複郎窑为贵，紫桓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综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唐窑一般指乾隆时的景德镇窑，实则贯穿雍正、乾隆两朝。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艺，并能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经过刻苦钻研，居然成为“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制瓷专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导下，景德镇窑成就惊人。仅雍正后期，短短几年间，便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玉壶春瓶水底沉睡四百年
穿越时空的隧道，细细品味那沉睡在海底400多年的青花瓷，我们看到的，不是几件冷冰冰的器物，而是一幅幅鲜活的中国古代生活、贸易场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昨日在古船打捞现场“解密”了部分出水瓷器。经过初步判断，船上瓷器出产于晚明时期，即万历晚期到崇祯一段，以盘子为主，还有玉壶春瓶、双龙罐等器皿，其上的画纹有人物、麒麟、菊花等。
玉壶春瓶
此次出水的瓷器中有几个酒壶颇为精致，清洗去累积在它们身上400多年的海底尘埃，釉面异常光滑滋润，仿如现代工艺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玉壶春瓶，”陈华莎介绍，唐代大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中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宋代文豪苏轼也有“玉壶先春，冰心可鉴”的诗句，说的都是这种器皿。
她表示，玉壶春瓶作为中国传统器皿，宋代时已有固定造型，但各时代都有不同特色，宋代的比较修长，明代的丰满。“这批出水的玉壶春瓶从瓶子的形状看应是明代的。”她说，以前玉壶春酒是一种名酒，后来这个形状的瓶子就叫“玉壶春”，“我们在《水浒传》里就看到了玉壶春酒，这可是上等好酒。”
小罐
这批瓷器中还有一种小罐，看起来很像今天没有柄的茶杯，罐上画面风格奔放、随意。陈华莎介绍，这种小罐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用法。“关键要看这条船是开往哪里的，如果是往东南亚开，可能用来放槟榔，但也有可能是国外的船只来到这里，进口了一些瓷器运出去。”
小酒杯
“这种小酒杯是景德镇产的。”陈华莎拿起一只小小的酒杯介绍说，这种酒杯胎体非常轻薄。她边说边用手电筒往杯壁上一照，手电的光居然可以穿过胎体从一面射到另一面。“虽然经过了海水的冲刷和沉积，但冲冼之后仍可见到当年造瓷工艺的完美。”
小酒杯外侧画的是喜鹊登梅，杯中间画着是一个桃，代表福，杯底则写着一个“福”字，与桃对应。“代表幸福来了，喜鹊叫喳喳。”
双龙罐
此次打捞上来瓷器中有一种较大的罐，表面画着两龙巨龙。罐的顶部有四个柄，可以用绳穿起来。“这叫双龙罐，”陈华莎介绍，很多小的瓷器都可以放在双龙罐中保存，旅行的时候不会坏，里面也可以放一些茶叶或其它东西。
据了解，这类罐在东南亚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谁家这种罐多就说明谁家富有。
紫砂文化：明清紫砂的发展
宋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就此认定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质粗糙，泥色紫红，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12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12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制法、质地，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赵梁、董翰、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