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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瓷在五大陶瓷中，它是以窑变而著称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的窑变也不以制作者名声大小而优劣，是自然窑变的结果。
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渐加强，因此，对钧瓷的喜爱也越来越强烈。收藏钧瓷已成为一种时尚，这也使钧瓷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随之人们的错误认识也逐渐产生，并且已经形成了势头。本文主要阐述了煜华钧窑烧制的钧瓷《石榴瓶》的作品，借此谈谈有关钧瓷窑变的粗浅认识。
2 《石榴瓶》作品的来源
《石榴瓶》在钧瓷作品中不属于创新作品，是传统作品，它最初来源于我们常见的水果、石榴等。在我国民间，石榴含义丰富。榴开百籽，“籽”和“子”谐音，象征多子和丰产；中秋佳节赠送石榴，也成为迎接吉祥的象征。石榴的“榴”原作“留”，故被赋予“留”之意，“折柳送别”与“赠榴传谊”成为我国的一种民俗。
每一个钧瓷作品都有一定来历，人们根据石榴的这些特点创作出钧瓷作品《石榴瓶》。在中国的五大陶瓷，钧瓷、汝瓷、定瓷、官瓷、哥瓷中，钧瓷与其他陶瓷有着本质的区别。汝瓷和哥瓷造型奇特，没有窑变效果，它们的釉色也较单一。青花瓷追求的是画工，尽管其色彩丰富，但毕竟是人为控制，显得相对生硬。
3 《石榴瓶》的窑变艺术
钧瓷则不同，是靠窑变和釉色取胜的。除了釉色外，窑变是十分重要的。一件钧瓷作品如果釉色不好，又没有窑变效果，将失去了她的本色。煜华钧窑烧出的《石榴瓶》系列，如图1～图4所示，可见钧瓷窑变之一斑。
由图1～图4可知，前三个作品都以葡萄紫和茄皮紫为底色，窑变出片片绿色，如初春的小草，春意盎然；那紫，那绿，窑变出多种层次，深深浅浅，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是钧瓷窑变的神奇效果。我们说钧瓷的窑变是自然窑变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钧瓷能像青花瓷那样把自己理想的图案画上去，那就不成为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才是钧瓷的本质。
4 钧瓷的窑变特色
《观音瓶》也是一件传统的钧瓷作品，属于神瓷系列，千百年来人们不知道烧制过多少，凡是开始制作钧瓷的人都要烧制它。这主要是因为它工艺简单、容易烧制成功。但真正的珍品，精品并不多，都是以釉色取胜，以红釉最多，红色在我国民间具有喜庆，祥和的气氛，容易激发人们的热情。TaOCI52.com
一件钧瓷精品，一件钧瓷珍品是不以一个人名声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成功的。有的人名不见经传，他有可能烧制出钧瓷珍品；有的人名声较高，即使是国家级的大师，也不一定能烧制出一件钧瓷珍品；有的人烧制一辈子钧瓷，不一定烧出一件珍品；有的人初出茅庐，就能烧出钧瓷珍品。由此可以看出，钧瓷是自然窑变的结果。
5 钧瓷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随着钧瓷名声的提高，也出现了以奇特造型取胜的现象。有的在人物、神像、十二生肖上下功夫；有的在耳饰上下功夫。一件钧瓷作品要配上许多装饰品来点缀，笔者认为这是对钧瓷的错误认识，它会导致钧瓷向一个不良的方向发展，偏离钧瓷发展的正确道路。
奇特的造型不仅钧瓷能做到，其他陶瓷也能做到。如：青花瓷、汝瓷、哥瓷等。而窑变的效果，却只有在钧瓷上才能做到。以钧瓷作品《钧桃》为例，它是一件传统的钧瓷作品，没有任何耳饰，造型也不奇特。桃子在我国民间通常用来祝寿，吉祥之意。在钧瓷发展的历史上不知道多少人烧制过钧桃，出现过多少窑变已经无从查证。后来又有人烧制出《钧桃》，这个钧桃是红色的，顶端装饰了一个老寿星的头像，下面飘着一捧胡须，更加增添它的吉庆气氛。任何一种陶瓷都要保持它的专一性和唯一性，只有保持了这些特性，它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保持着永远不败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它才能珍贵。
6 结语
综上所述，钧瓷是以窑变来取胜的，以窑变占据市场，以窑变来确定其在陶瓷业中的地位。她的窑变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丰富多彩和奥妙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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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钧瓷艺术
中国陶瓷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象征物，而钧瓷则是中国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为中国五大名瓷“钧、汝、官、哥、定”之首。中国钧瓷艺术始于唐，兴盛于北宋，得名于禹王故里夏启举行开国大典的古钧台，至今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宋徽宗时期被定为御用珍品，只准皇家所有，不准民间收藏，封为“神钧宝瓷”“精妙绝品”。宋元时期以后，由于战乱，钧瓷烧制工艺失传，但很多钧瓷珍品也因此流传入民间，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黄金有价钧无价”之类的美誉。
钧瓷是我国陶瓷文化史上灿烂的杰作，她以古朴、端庄、粗犷、雄烈的造型，再现了炎黄子孙的豪爽、大气；以丰富多变、优雅斑斓的釉色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钧瓷的神秘在于它的窑变，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瓷器的一大特征：别的瓷器可以事先描绘好花纹或图案，而钧瓷的釉色全是自然形成，每一件釉色都是唯一的，玉润冰清，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钧万变意境无穷”，“钧瓷无对、窑变无双”，无与伦比。文人墨客誉之为“君子之瓷，瓷中君子，唯我独尊，王者风范”，为之吟咏出“出窑一幅元人画，落叶寒林返暮鸦”的佳句；达官贵人更是有“雅室无钧瓷，不可自夸富”的说法。其精湛的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就与精神风采。
中国钧瓷艺术的发展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唐代崇尚雍容华贵、酣畅淋漓的审美潮流使独具窑变特征的钧瓷应运而生。因为，唐钧黑底白斑的酣畅流动，自然天成，体现了当时的审美时尚。到了宋代，钧瓷这种自然天成的窑变特征正符合了当时崇尚自然之气的“合乎天造，厌于人意”的美学思想，受到达官贵人的肯定和崇尚，并被确定为宫廷用品，反过来促使钧艺家们更加追求一种质朴净润，自然天成，趣味高雅的意境，其轮廓线条流畅、造型端庄、法度严谨、做工精细，以优美的形象体现着宋人典雅朴素的气质和美学境界，从而使宋钧达到了钧瓷发展史上的巅峰，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元代钧瓷胎体粗厚，釉层失透，釉滴下垂，器形也较宋、金时大了许多。在器物的造型装饰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元钧在器物表面所采用的堆雕、镂孔、青釉点斑等装饰技法是宋、金窑器中所没有的，形成了元钧显著的个性特点，与蒙古族粗犷的民风相吻合。直至近代、现代，这种审美的发展仍在不断变化。
中国当代钧瓷的烧制，从规模上看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拟的，艺术大师们将当代的审美思潮融入钧瓷的艺术造型、釉方配制、窑变效果等各个工艺环节中，丰富了钧瓷艺术形式，使钧瓷在造型艺术、釉色窑变效果方面不断丰富和升华，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提高钧瓷的艺术品位和文化内涵。
中国钧瓷艺术的故里河南禹州神垕镇，担负着当代中国钧瓷研究基地的重任，一群秉呈钧瓷艺术土生土长的钧瓷传人，不拘泥先人的模式，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使古老的钧瓷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比如荣昌钧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晋家钧窑由晋氏父子主理。父亲晋佩章先生被世人誉为钧瓷泰斗，是目前钧瓷界唯一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儿子晋晓童是晋家钧窑的首要传人，随父从事钧瓷研究生产多年。晋家钧窑产品造型古朴典雅，釉色艳丽多变，浑厚凝重，被众多钧瓷爱好者作为珍品收藏。徜徉在荣昌钧窑的展室里，你会看到一件件钧瓷青如碧草、红若海棠、白若玉肌、蓝若碧空、紫若茄皮，构成一幅幅精妙绝伦的风景图案。这些天成的画面不是静止的，其意境深邃有如火树银花，有如海底探月，又如古道西风，让人留恋忘返，浮想联篇，更让人思维超越时空把远古和未来联接起来。
我国钧瓷艺术的源流
钧瓷艺术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和瑰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故蜚声瓷林，名扬中外，虽历经坎坷而经久不衰。
钧瓷的艺术美，它不同于人工的绘画雕刻艺术，具有特殊的古典美，使人感到瑰丽、丰富、神奇，给人以诗一般的陶醉和醇美的艺术享受。
《中国陶瓷史》在评价钧瓷艺术成就时说：“宋代钧瓷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的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钧瓷艺术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漫长岁月，期间又受到其他姊妹艺术的影响而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钧瓷属北方青瓷系统。我国青瓷历史悠久，唐以前，青瓷一直是陶瓷生产的主流。历代青瓷均系单色，装饰艺术全靠人工。到唐代陶瓷艺术得到高度发展，除手工装饰外，釉色上打破了单一的青釉而趋向多样化。除三彩、绞胎、绞釉瓷、釉下彩绘外，大量产品是黑釉花瓷。山西交城、陕西耀州、河南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等地都生产过这种品种。禹州市苌庄乡和神垕古钧窑遗址比较集中的下白峪村，发现有多处唐代花瓷窑遗址，还出土大量花瓷残片和少量的完整器物，说明唐代禹州的陶瓷生产相当发达，陶瓷匠师在装饰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创造，为宋代钧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花瓷不仅釉的特点和宋钧有相似之处，而且胎釉的化学组成也有相同之点，实为后来的钧釉窑开创了先河。
北宋前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科学、文化、艺术得到高度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所提高，要求陶瓷的产品更加精美，过去雍容厚重的作品逐渐被典雅秀丽的风格所代替。考古工作者在神垕及附近的古窑遗址中发现，北宋早期青釉瓷已相当发达，其造型、釉色和艺术风格较之唐代产品技高一筹。对乳浊釉的应用和还原焰的烧成规律已能掌握。神垕附近生产的钧釉原材料比较丰富，特别是铜矿石和木灰等对釉的乳浊和铜红釉的出现起关键作用。
陶瓷匠师经过长期探索，把铜矿石和木灰等加入釉内，经高温还原烧制，钧瓷的出现就水到渠成了。同时，钧瓷由于受到其他瓷器特别是临近汝窑姊妹艺术的影响，使之更加完美。
由于钧瓷的乳光状态和窑变现象，构成钧瓷的特殊美感和艺术效果，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它一问世，就受到世人的珍视，并进入名窑行列之中。
浅谈具有时代特征的钧瓷大火蓝
五六十年代钧瓷大火蓝作品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钧瓷在国家的政策影响下开始复烧，在禹州神垕成立国营钧瓷厂，进行钧瓷仿烧试烧，由于长时间的技术断层，钧瓷烧制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随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钧瓷艺人在日用瓷的大窑内进行搭烧，经过反复实验，烧制出了与宋代钧瓷的天蓝、月白釉类似的钧瓷，当时被称为仿宋蓝钧，主要是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钴原料，经高温氧化而成。
由于当时的试烧是在大窑内烧制，且色彩以天蓝色为主，所以后人称为“大火蓝”，也有人称为“大窑蓝”。
“大火蓝”的成功是钧瓷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受到各界的重视;在这个时期，由于政府的支持，所进行的研究和成本都是不计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品质基本都是极品，就像宋代宋徽宗时期一样。因此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1958年之后，受“大跃进”的影响，钧瓷生产开始批量化，这种情况下，虽然产量很大，但真正品质高的却很少，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到了60年代初期，钧瓷的技艺已经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有了结构合理、性能优越的倒焰型、直焰型钧瓷窑炉的成功建造，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控，钧瓷步入健康发展时期，“大火蓝”从此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钧瓷大火蓝”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虽然与传统钧瓷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大火蓝”却在钧瓷发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近代钧瓷发展不可磨灭的一个历程。
“窑变”的形成
窑变釉也是一种艺术釉，变化最多，色彩最丰富，形态也最复杂。它的最初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人们按一定的配方，制成某些釉料，施于制品入窑焙烧后，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颜色和形态：有的像夕阳晚霞，有的像秋云春花，有的像大海怒涛，有的像万马奔腾……人们对此现象无法解释，就称之为“窑变”。
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窑变釉。《博物要览》说：官、哥“二窑烧出器皿，有时窑变，……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或紫红，肖形可爱。”后来的“钧红”更是一种闻名中外的窑变釉。
那么什么是窑变呢？
古代对“窑变”一词没有统一的定义，各有各的说法。概括起来说，凡是开窑后得到的产品，在色、彩、形、音、质等方面发生引人注意的特异变化，既说不出原因又不能在生产中重复其结果者都称之为“窑变”。
历史传说瓷器有因窑烧而变形者，如《文房肆考》卷三•古窑器考说：“明诏景德征烧屏风，变其二为床、船”又有传说瓷器因窑烧而变质者，如《格古要论》说：“相传宋文丞相过此（指吉州窑），窑变为玉，遂不烧。”此上二例都不可信。但瓷器因窑烧而变色者则甚为多见，如《清波杂志》说：“饶州景德镇，大观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当时的陶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现象，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从迷信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它是“妖”。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所谓“色红如朱砂”，其实就是由于釉中含铜，在合适的工艺条件下还原成铜红而已。古代而窑烧而变色的著名窑变釉有宋代的钧窑窑变、景德镇康熙年间的苹果绿和绿郎窑、雍正和乾隆年间的窑变花釉等。古代有些黑釉也会出现窑变现象。
窑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那时浙江地区烧造的原始瓷青釉器上就已出现乳光斑，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前烧造的青釉器或黑釉器上，特别在器物的出筋或转折处的积釉部位经常可以见到。瓷器在烧成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如果釉的组成不均匀或两种不同性质的釉施于同一器上，其变化就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料。
浅谈陶瓷雕刻的空间艺术美
陶瓷雕刻是一种立体的造型艺术， 是在陶土上进行雕、刻、塑、堆等多种创制方法的总称。陶瓷雕刻是可感、可视、可触， 具有一定空间的形象艺术， 是一门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理想的艺术，有着很高的历史人文价值。陶瓷雕刻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陶瓷雕刻的可塑性和模糊性语言
陶瓷雕刻是运用陶土为材料，运用其材料的特殊性而衍生出独特的成型技法和陶艺语言。因陶艺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可塑性和模糊性。泥的可塑性是指泥与水相糅合在外力作用下形体发生改变，当外力解除后其形状保持不变，在干燥和水分排出的过程中整体收缩而外观不变。泥的可塑性是创作客体的特点，是泥本身所内含的物质的性能所决定的。模糊性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对创作对象类属边界与形态不确定的思维。有着不确定性、偶发性。模糊性贯穿于作品的构思，在经过雕刻、圆雕、堆雕、镂雕、浮雕、捏雕、雕镶等种类的制作、烧成的整个过程。可塑性使成型成为可能，模糊性使陶艺创作充满灵性。陶瓷雕刻具体的表现形式总体分为圆雕和浮雕两种，都是占有空间的形态艺术。是陶瓷雕刻艺术创作的灵魂与乐趣所在。
二、陶瓷圆雕空间的占有形态
陶瓷圆雕是雕塑家的感情思想及意识形态借助于陶瓷雕刻的语言形态来具体表达。是陶瓷雕刻的主要空间占有形式，是一种完全立体的陶瓷雕刻艺术品。它主要是借助雕刻内部的实体连接和自身的重心，摆放在具体的空间让人们四面八方多角度环绕式的欣赏，我的《十八罗汉》就是个典型的陶瓷圆雕艺术作品。每个罗汉的形象都独具特点，或庄严，或诙谐；或凝重，或灵动；或喜，或怒；或金刚怒目，或善目低眉。表情都自然生动，眼神亦富有神采，毫无矫揉造作之气。每个罗汉形象，它们的空间占有形态各有不同，但在任何角度都能打动欣赏者。作品构思严谨，寓情于理，章法洗练。圆雕另一较大的优势是它既能以一个独立的立体形式出现，也能够与其他艺术品相互结合运用，还能为装饰建筑的附属物件而出现。圆雕制作过程较为旋动，设计较为游动。在对圆雕进行造型设计时，既有单独式的，也有组合型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变的摆放形式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艺术享受。
三、陶瓷浮雕的视觉形象
陶瓷浮雕是所谓陶艺语言的转换，是指创作者充分利用陶瓷材料的可塑性和相应的成型手法、釉色变化，把创作草图中的平面视觉形象或心中的造型意象转化成具有凸凹起伏效果的浮雕形象。形成或明或暗的错觉感来体现的，其感光面和转向面有所不同。在特定的角度上进行欣赏，具有较为独特的艺术价值。陶瓷浮雕作为以陶瓷材料为媒介制作的介于雕刻与绘画之间平面关系，它相对于圆雕而言，具有本质的不同。浮雕表现的是“在真实性的可视空间上的一种假象”。当浮雕借助于特定的灯光照射时，其营造出来的气氛效果更好。尤其是堆雕，它的明暗度和立体空间更强。堆雕是浮雕的同一个种类，因堆雕是在陶瓷表面进行的一些堆砌，它的表面的凸起相对要高于浅浮雕，因而又被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但是在具体制作的过程中也有两者工艺相结合的情况。堆釉原用毛笔蘸取白釉浆在施好色釉的坯体上堆填纹样，堆釉因釉料在高温烧炼中会流动，故画面形象必须概括简练，不能太细。但釉质透明，可充分利用其特点来表现物体轻重、厚薄等不同质感，让直立的瓷面有景深凸起的效果。我的堆雕《松亭会友图》就是采用了以上工艺制作而成。瓷雕在具体的空间艺术美方面，不管是浮雕还是圆雕都能够以一种极其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圆雕和浮雕往往是搭配使用的，其空间占有形式上往往是以浮雕作为装饰背景，以圆雕来进行有力的塑造。只有圆雕与浮雕在空间占有形式上的有效结合才能使雕刻空间艺术表现得更加完美。
四、陶瓷雕刻的主要空间艺术特征
随着陶瓷雕刻艺术的更新，其主导功用及实用性功能逐渐增强，审美性逐渐弱化。审美性的弱化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们对自由及简单生活的追求。陶瓷雕刻在现代社会中较为常见，也较为接近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不论是大型宗教仪式还是日常生活中储蓄的生活用品，都可以见到雕刻作品在空间上的自由性、灵动性和表现性。传统陶瓷艺术与现代的陶瓷雕刻有所不同。相对而言，现代雕刻更加强调气势与神韵的追求，而对细节方面的刻画则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陶瓷雕刻家往往在雕刻的过程中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艺术感，并赐予艺术品以灵魂，根据自身的真实体验以及对真实物象的理解感悟，通过添加艺术效果，最终以艺术雕刻的方式自由体现。因此，这种陶瓷雕刻特殊的表现性就体现在现代陶瓷雕刻家以明快而又夸张的手法，将事物的具象和神韵凸显出来，使观赏者在欣赏过后回味无穷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随着陶瓷雕刻艺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陶瓷雕刻作品也表现出了更多的动态美和平实美。在进行陶瓷艺术品的雕刻时，艺术家往往以雕刻的空间静态之美呈现给观赏者，以获得动态的感觉，使每个观赏者在作品中品出不同感受，随心而变，这样带给的是以丰富的想象空间换取欣赏者的情趣，以致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五、陶瓷雕刻的空间艺术美
陶瓷雕刻以空间为载体来表现美感，陶瓷艺术的空间感是无形的也是无限的。陶瓷雕刻依托空间，以空间为其存在的主要因素，通过不同形式的形体限制来表现出无限的空间形态。致使空间与形态之间的相互结合来体现出陶瓷雕刻的空间艺术美。我很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育贤独创的特技超写实捏雕《荷塘佳音》，该作一只青蛙蹲在绿油油波澜起伏的荷叶旁边，抬起头唱着歌，似乎在唤起人们美好记忆，该作空间艺术美的运用让人拍案叫绝。《济公和尚》作品题材丰富、手法多样、技艺精湛，且写真写意兼而有之，又不失夸张，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空间艺术美达到了极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努力打造生活空间，并且在艺术品中得以活化和拓展，通过瓷刻这一艺术门类，使人们对空间美的认识更加充分。陶瓷雕刻借助于其独特的优势，使空间美更加独立、无形。当然陶瓷艺术品空间美的产生，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陶瓷雕刻艺术品本身的材质特性，使得作品所用的黏土在烧制前后具有不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给予陶瓷艺术品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其空间美来自于艺术品本身给人思维和环境氛围的遐想空间，是其主题的重要体现，是外在的空间要与周围的物质环境相适应，是其内在的空间与雕刻本身的内涵相吻合。正是由于陶瓷雕刻巧妙地对空间艺术的运用，加上艺术品本身形体的结合，使得陶瓷雕刻在整体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陶瓷雕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这门艺术别于他类艺术而具独特性。它的艺术空间美是一种感受、一种内心的体验，是人们借以缓解紧张生活的良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风貌，不同的民族精神影响下，陶瓷雕刻这门艺术将能得到越来越完美的体现。这种体现是陶瓷雕刻家们通过不同的构成形式，营造出种种神秘的空间氛围，达到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使陶瓷雕刻艺术进入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浅谈中国画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中国画艺术与中国的陶瓷艺术可谓是艺海中并驾齐驱的两姊妹艺术，因为她们的存在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增加了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更促进了中国对外的文化交流。
我们知道，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如同西方有油画，我们有中国画，尽管现在中国艺术家同样从事油画创作，而世界许多国家的艺术家也画中国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中国画的发源地，中国画的鼻祖在中国。正因为此，中国画从其产生、发展到今日的繁荣，从其内容到形式，以至于它的绘画表现材料，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我们中国的地域特点、文化特点、审美特点、思维特点，甚至于历史特点。中国画亦从头至尾地带上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性。首先从地域性来讲，中国画所用的画笔须用竹子为最初原料，而竹是在中国盛产的，中国画所需用的墨与纸也是中国的特产，如安徽的徽墨，各种生宣、熟宣、砚台的制作更见中国匠人匠心的独具，其历史更为悠久，而且笔、墨、纸、砚材料在中国市场上非常普及，这为中国画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因素和条件。
中国画艺术是民族性的。而陶瓷艺术也同样以其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而被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烙印，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陶瓷艺术也必然拥有其深厚的民族区域性、审美性、历史性特点。因为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有其民族区域性、审美性、历史性的，而在这些方面，它与中国画艺术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的创作取材、审美倾向、思维表现方面，二者是相通的。
能运用于中国画的表现题材和技法往往也能运用陶瓷艺术创作，诸如陶瓷艺术中的青花、粉彩、新彩等形式均与中国画的艺术形式类似，甚至在表现技法上均有类似。
比如北宋青绿山水画家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卷》是一幅山水巨制，山势绵亘，色彩灿烂，章法严密，用笔纤细。山村房舍、丛林竹林、人物飞鸟、水车桥梁，无不精心描绘，灵活采用郭熙总结的“山形步步移”的办法。又如清朝山水画家吴历晚年的《陶圃松菊图》，画面山峦层叠，心思独远。而清山水画家弘仁作为清初“新安画派”的奠基人，弘仁所作《梅屋松泉图》用笔悠扬，以不同皴法相结合，构成统一画面，反映出了他对大自然的深刻观察，表现出清新、冷逸的风格和空灵的意境。又如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所表现的残破江山，眼珠部分的白多黑少，眼珠上翻的水鸟，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统治者的不屑傲气和孤独悲凉的心境。同样还有许多优秀花鸟、人物类的作品，皆可采用釉下青花及釉上新彩去表现，尤其是陶瓷艺术中的青花瓷的创作，青花瓷作为景德镇传统名瓷中影响最大的品种，它在中国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上都闪烁着夺目的光辉。由于水性的青花料，还有具有吸水性的干坯胎，青花料笔，都与中国绘画的笔墨工具在性能上有极大类似之处，青花料借助于水生发开来，继而可调出不同浓度的青花料，在釉下经高温烧成后所呈现出的是不同明度的青花兰色，所营造的画面效果犹如一幅单色的水彩画，其水墨韵味也是非常丰富而神妙的，加之这显得深沉而智慧的青花兰色，配之以料色上嫩白的淡绿色的灰釉，使得青花既具备中国画的墨色韵味，又有天然的材质美、工艺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沉着、素雅的谦和美，从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其丰富性绝不亚于中国画艺术。如残留古瓷片《江月何年初照人 江岸初放一树花》，以明月、江外远山、清形独立、若干杂树，简约而空灵的意境夺目而出，凉亭、小树、远山、清江，一人抱琴独游，闲云野鹤之风，淡泊宁静之情呼之欲出，它们既是残存青花瓷片，又何尝不是两幅精致的山水小品，若将此绘制优秀古典文学作品《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更是意象深远。中国的国画艺术家们在大量地以它们为创作题材，创作出了无数的优秀陶瓷工艺美术作品。或以工笔的形式，或以写意的形式，或以兼工带写的形式，或釉上，或釉下，等等。在此就不再多举。
然而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又有其不同，国画是属于纯艺术、纯绘画，陶瓷艺术却是一门工艺美术，它从设计到制作以至于成型，要经过一系列的工艺过程。自然，它的产生和创作形成都要受到一定的工艺条件的限制，它不只单纯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强调画的个性，它还要考虑制作的可能。在原料的采集，坯料、釉料的调配，甚至烧成温度及气氛控制上出一个环节的差错，都将导致陶艺创作活动的前功尽弃。因此，人们对陶瓷作品欣赏角度与中国画艺术作品的欣赏角度也有所不同，人们对陶瓷艺术作品的欣赏层面是多层面的，角度是多角度的，如总是集中在“造型美”、“装饰美”、“釉色美”、“画面意境美”等方面。因此，陶瓷艺术作品的美学意味似乎比国画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