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陶瓷信息网网站!
网站首页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陶瓷信息网 > 古代瓷器 > 明清瓷器款识鉴别诀 > 导航 >

紫砂款识谈

紫砂款识谈

明清瓷器款识鉴别诀 大理石瓷砖 新中源瓷砖

2020-09-24

明清瓷器款识鉴别诀。

紫砂款识是指用钤印盖或用刀镌刻在紫砂陶器的底部、盖内、把下等处制作者或定制者、监制者的印记。

明代正德年间,制壶大师供春所作的“树瘿壶”(宜兴储南强原藏,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有“供春”二字作铁线篆镌于把内壶身,这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款识。

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古印陶的延续。

印陶所指,是古代人们用玺印在陶器未烧成前盖压后留下的印样。借以表明器主姓氏或作器者姓名,也有表达地名、官职以及纪年的。也可以说印陶是玺印的副产品。用于盖压陶器的玺印往往是专门性的,不尽与其它用途的玺印完全相同。印陶大量是东周遗物,秦汉、魏晋、唐宋均有发展。它应该属于篆刻(冶印)艺术的范畴。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有不少相似之处,与古封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紫砂款识先是镌刻,再发展到用钤印钤盖,这个过程的形成是有各种因素的,有以下几点:

1、镌刻麻烦,玺印方便,一钤即可,尤其适用少批量的生产,镌刻者须善书。

2、镌刻字样不能一致,玺印钤盖不易仿冒。

3、玺印钤盖留下的印记也是一种“商标“。

4、用玺印也是紫砂艺术走向完善的一步,是中国古文化与传统艺术的结晶。现在一般都不用直接刻的款了。紫砂款识与古代印陶相比有它独有的特点:第一、刻款多为楷书,具晋唐遗意。用玺印钤压的款识,风貌。汉印、明清流派印很多是近似的。有的款识直接借用名家印作,如顾景舟用一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为清代篆刻家吴熙载作品的仿制。紫砂款识所用文字多为楷书,小篆和缪篆。从书法的角度欣赏紫砂款识,远不及古印陶的丰富、清新。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章法大多显得规正、严饰,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一些印也许是工匠自制的,比较粗劣,用字往往有误。第二、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商标款也出现了,古印陶的内容就单调得多,这与印章的发展(唐代以后才用斋、馆、室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古印陶中有肖形印,这在紫砂款识中尚未见到。第三、紫砂有了款识,这是由实用品转为艺术品的标志之一。这样就有了名人名作,便于鉴赏识别。款识与作品连成一体,一壶千金,不足为奇。紫砂陶的爱好者、收藏者、鉴赏者、研究者日益增多,促进了紫砂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伪作,真伪之鉴别,另当别论。

紫砂陶以造型丰富,古朴敦厚见长。紫砂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别具特色,已成为紫砂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把没有款识的壶,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一把款识不好的壶也使人感到艺术内涵不够。历来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用印钤款也涉及到制作者的艺术素养,壶外工夫于此也可见一斑。用印不当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反之却能”锦上添花。
好的紫砂款识应具备以下几点:

(1)印章大小要适宜

用印钤款,理由视作品的大小而相应配置。倘若几人合作,几人的印章大小亦宜相仿。有人曾说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此说有一定道理,也不尽如此。我曾应吕尧臣之嘱作“尧臣陶艺”一印,拟战国玺意,与其代表作“玉玺壶”底一般大小,钤之于壶即为一巨玺,匠心独运,非常巧妙。因此制作者如能多备一些大小不同的印章,用起来方能得心应手,恰倒好处。

(2)印章形式要善择

印式变化有姿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印章除正方形、朱白文(钤在壶上则相反,一凹一凸)外,还有半通形、瓦当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葫芦形、自然形、肖形等各种印面形式。凡一件作品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择不同的印面形式。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程寿珍喜用一方圆中有方、方中见圆的“冰心道人”印,钤在其作品“掇球壶”上,浑然一体,如见古佛之容。

(3)钤压位置要得当

一般用印在底部,盖内,()下。如用在壶的明处,尤其要审查位置。用得好,可以起装饰作用,活跃振醒,得画龙点睛之妙。有心者不妨一试。

(4)风格要协调

一般来说工细精致的作品,宜用娟巧秀丽的印章;朴实奔放的作品,宜用粗犷老辣的印章;端庄稳重的作品,宜用方正平稳的印章。制壶名家王寅春常用的名印“王寅春”,得汉铸印神韵、残缺自然,通力巧妙,钤在其作品上,印虽小却显得雍容大度。顾景舟先生所用“景舟制陶”一印,线条不粗却刚劲饱满,恣意纵横而错落有致,确是大家风度。现在有不少人喜用一种四平八稳、粗细、深浅一致,工艺化的印章,且不问作品风格是否相宜,看后使人很腻味。

壶的造型与提名也可用风格相应的印章来匹配。“秦权壶”,可用有“田”框的仿秦印、半通印。“汉瓦壶”可用仿瓦当印。“集玉壶”,可用仿切玉印。壶身装饰性强的可选用乌虫篆印。

壶的风格,随人而异。揣摩用印,也要相类而施。用印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要一并构思,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这点往往为创作者所忽视。

用闲章应与作品寓意相合。青年壶艺家吴群祥其居曰“草木居”,寓草木有情。“草木居”一印为篆刻家马士达先生所作,钤之于壶,脉脉传情,耐人寻味。

(5)钤印轻重要适宜

钤印时应注意平整,用力均匀,不可深浅不一。由于印的形式与风格有异,作印者用刀深浅不一,钤印时也应恰倒好处。有的不一定要钤足,有的却非钤足不可。清代篆刻名家陈鸿寿(号曼生)设计的壶式,寓巧与拙,古朴而又幽默。杨彭年制作,底钤“阿曼陀室”一印,钤足后方显得雄健朴茂,运刀犹如雷霆万钧,金石味十足。

(6)印章制作要考究

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制作者有印人,也有不少民间陶工,优劣悬殊。现在紫砂陶有了很大发展提高,款识的艺术水平往往还不及古代的。“王南林制”、“杨彭年造”、“阿曼陀室”这样精彩的款识现在见不到。究其原因,作印者是篆刻名家,也懂得紫砂一二,制壶者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也懂篆刻一而。因此我们现在的紫砂作者也应该懂点篆刻,有条件的应请印人作印。

因为紫砂款识的用印往往是专门性的,深浅与用力也应尤其注意。作印者应着眼于钤压在紫砂上的艺术效果。

总之,紫砂款识是古印陶的延续,属于篆刻艺术的范畴,也是紫砂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作品,款识不好,不是好作品;一把壶,款识不好,不是好壶。造型、泥料、制作、款识、烧成具佳,方为上品。

延伸阅读

张顺法 鲁瑛:浅谈紫砂款识


紫砂款识是指用鉨印或者刀镌在紫砂陶器的底部、盖内、錾下等处制作者或定制者、监制者的印记。

明代正德年间,制壶大师供春所作的“树瘿壶”(宜兴储南强原藏,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有“供春”二字作铁线篆镌于錾内壶身,这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款识。

紫砂款识于古印陶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古印陶的延续。

印陶是古代人们用鉨印在陶器未烧制前盖压后留下的印样,借以表明器主姓氏或作器者工名,也有表达地名、官职以及纪年的。也可以说印陶是鉨印的副产品。用于盖压陶器的鉨往往是专门性的,并不与其它用途的鉨完全相同。印陶大量是东周遗物,秦汉、魏晋、唐宋均有发展,它应该属于篆刻(治印)艺术的范畴。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有不少相似之处,与古封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紫砂款识先是镌刻,再发展到用镓印钤盖,现在一般都不用直接刻款了。紫砂款识与古代印陶相比有它独具的特点:第一、刻款多为楷书,具晋唐遗意。用锦钤压的款识,风貌与汉印、明清流派印很多是近似的。有的款识直接借用名家印作,如顾景舟用一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为清代篆刻家吴熙载作品的仿制。紫砂款识所用文字多为楷书、小篆和缪篆。从书法的角度欣赏紫砂款识,远不及古印陶的丰富、清新。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章法大多显得归正、严饰,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第二、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古印陶的内容就单调得多,这与印章的发展(唐代以后才有斋、馆、室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古印陶中有肖形印,这在紫砂款识尚未见到。第三、紫砂有了款识,这是由实用品转为艺术品的标志之一,这样就有了名人名作,便于鉴赏识别。款识与作品连成一体,一壶千金,不足为奇。紫砂陶的爱好者、收藏者、鉴赏者、研究者日益增多,促进了紫砂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伪作,真伪之鉴别。另当别论。

紫砂陶的造型丰富,古朴敦厚见长。紫砂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别具特色,已成为紫砂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把没有款识的壶,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而一把款识不好的壶也使人感到艺术内涵不够。历来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用印钤款也涉及到制作者的艺术素养,壶外功夫于此也可见一斑。用印不当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反之却能“锦上添花”。

好的紫砂款识应具备以下几点:

(1)印章大小要适宜

用印钤款,理当视作品大小而相应配置。倘若几人合作,几人的印章大小亦宜相仿。有人曾说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此说有一定道理,也不尽如此。我曾因吕尧臣之嘱作“尧臣陶艺”一印,拟战国鉨意,与其代表作“玉鉨壶”底一般大小,钤之于壶即为一巨鉨,匠心独运,非常巧妙。因此制作者如能多备一些大小不同的印章,用起来方能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2)印章形式要善择

印式变化有姿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印章除正方形、朱白文(钤在壶上则相反,一凹一凸)外,还有半通形、瓦当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葫芦形、自然形、肖形等各种印面形式。凡一件作品同时钤用一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择不同的印面形式。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程寿珍喜用一方圆中有方、方中见圆的“冰心逆人”印,钤在其作品“掇球壶”上,浑然一体,如见古佛之容。

(3)钤压位置要得当

一般用印在底部、盖内、鋬下,如用在壶的明处,尤其要审察位置。用得好,可以起装饰作用,活跃振醒,得画龙点睛之妙,有心者不妨一试。

(4)风格要协调

一般来说工细精微的作品。宜用娟巧秀丽的印章:朴实奔放的作品,宜用粗犷老辣的印章;端庄稳重的作品,宜用方正平稳的印章。制壶名家王寅春常用的名印“王寅春”,得汉铸印神韵,残缺自然,通边巧妙,钤在其作品上,印虽小却显得雍容大度。顾景舟先生所用“景舟制陶”一印,线条不粗却刚劲饱满,恣意纵横而错落有致,确是大家风度。

壶的造型与题名也是可用风格相应的印章来匹配。“秦权壶”可用“田”框的仿秦印、半通印;“汉瓦壶”可用仿瓦当印;“集玉壶”可用仿切玉印;壶身装饰性强的可选用鸟虫篆印。

壶的风格随人而异,揣摩用印,也要相类而施。用印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要一并构思、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这点往往为创作者所忽视。

用闲章应与作者寓意相合。青年壶艺家吴群祥其居曰“草木居”,寓草木有情。“草木居”一印为篆刻家马士达先生所作,钤之于盖,脉传情,耐人回味。

(5)钤印轻重要适宜

钤印时应注意平整,用力均匀,不可深浅不一。由于印的形式与风格有异,作印者用刀深浅不一,钤印时也应恰到好处。有的不一定要钤足,有的却非钤足不可。清代篆刻名家陈鸿寿(号曼生)设计的壶式。寓巧于拙,古朴而又幽默,杨彭年制作,底钤“阿曼陀室”一印。钤足后方显得雄健朴茂,运刀犹如雷霆万钧,金石味十足。

(6)印章制作要考究

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制作者有印人,也有不少民间陶工,优劣悬殊。紫砂陶有了很大的发展提高,然而款识的艺术水平往往还不及古代的。“王南林制”、“杨彭年造”、“阿曼陀室”这样精彩的款识现在见不到,究其原因。作印者是篆刻名家,也懂紫砂一二,制壶者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也懂篆刻一二。因此我们现在的紫砂作者也应该懂得篆刻,有条件的应请人作印。

因为紫砂款识的用印往往是专门性的,深浅与用刀应尤其注意.作印者应着眼于钤压在紫砂上的艺术效果。

总之紫砂款识是古印陶的延续,属于篆刻艺术的范畴,也是紫砂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作品款识不好,不是好作品;一把壶款识不好,不是好壶。造型、泥料、制作、款识、烧成俱佳,方为上品。

如何辨别紫砂壶的款识


紫砂壶的款识,是鉴定其年代及制作者姓名的重要佐证,也是文博古玩和拍卖界对壶估价的惟一依据,因此也是作伪者最容易作假的地方。

紫砂壶款识作伪有三个方面。其一:真壶假款。就是说,紫砂壶经考证后确认为某个年代某某人制作,但制作者因某种原因,忘了刻铭印,后拥有者为了提高或便于显示壶的身份,而特意刻款,但往往因后加的款识与原壶的风格难以达到一致,因此也往往适得其反,弄巧成拙,现已不采用。其二:真款假壶。也就是说,制壶者的印章因过世后被旁人继续采用,但继续采用者因制作水平有限,往往达不到原作者的风格标准,破绽毕露。其三:假款假壶。这是制伪者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历代的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的款识不仅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在印章的布局、形式等方面也相当苛求,这是鉴定款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地讲,名家的款识一般具备以下六个特点:

印章制作十分考究。名家的印章,或本人所制,或请篆刻名家专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而伪印章则难以达到这种水平,多呆滞无神。

印章形式使用合理。有的作者在同一壶上使用两方或两方以上不同形式的印章,钤印位置十分讲究,整体上显得和谐统一。

刻写、钤印位置适当。紫砂壶的款识一般位于壶的盖内、底、把梢、腹四个部位。用于壶盖,则处于盖内孔的一侧;用于壶底,一般处于中间位置;用于把梢,一般位于梢下壶腹上;用于壶腹,则用于诗句、画的结尾处。使用部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壶起到了装饰作用。相反,如果壶上无铭刻诗句和画,仅在壶腹正中部位署一姓名款识,必然不是名家所为。

款识大小适宜。刻款、印章的大小与壶本身具有一定的协调性。款识的大小与壶的大小相协调,即壶大款识大,壶小款识也相应小;款识大小与款识所处的部位相协调;底部的款识比盖款、把梢款相应大一些,反之则很有可能是伪品。

款识刻画、钤印轻重适度。名家壶的款识刻画整体和谐统一,钤印用力均匀,深浅一致。

风格协调和谐。名家壶的款识风格往往与其制壶的风格相协调,这与作者的审美观和情趣往往是统一的。一般来说,工艺精致的作品,款识娟巧秀丽;朴实奔放的作品,款识粗犷老辣;端庄稳重的作品,印章方正平稳。

在熟悉掌握了名家款识之特点后,我们鉴定紫砂壶的款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鉴定壶的真伪,不仅仅从壶的款识,还得从壶的造型风格、制作标准、泥料的时代特征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辨。

宣德炉之款识


“玉堂清玩”相传为严嵩之子严东楼字号,“玉堂清玩”铜器是严氏之炉。民国赵汝珍言,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己有,非其所制。“玉堂清玩”的铜器较为珍贵,后防较多。

“石叟”款的铜炉。对这类铜器的考证专家有不同意见:英铜器专家RoseKerr在她的《中国晚期铜器》书中提出“石叟”是始于明代后期的一个江南作坊的“商标”(RoseKerr,LaterChineseBronzes[Victoria&AlbertMuseum,London,1990):另一专家PaulMoss不同意,他在《第二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明后期的专铸“石叟”款铜炉的作坊不存在,“石叟”是传说中擅长作银镶嵌铜器的一僧侣的别号。他认为带“石叟”款的铜器是19世纪的作品。

吴邦佐,宣德时铸铜工艺名匠。生卒不详。邦佐为高手巧匠,是冶炼、铸造宣德炉的督造官,也是炉式、款式、色种的设计者。邦佐为宫廷的宗庙社堂铸造了大批铜器,同时还“私铸”铜炉出售,皆精妙绝伦,为世人十分珍贵。但后世仿品亦多。

琴书侣,即吴邦佐,是宣德铸炉时的工部吏臣。后来自行开铸仿宣,落款有八字款、十六字款,亦有题为“琴书侣”三字款。

“宣炉”铭款的位置,大多是铸在炉底的下中央,也有在炉前的口下居中处,或在几炉的一侧,阴印阳文,有小篆铭款,有欧阳询体的楷书。字数有“宣”、“宣德”、“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而其中的“德”字中“心”上一横笔大都被省略,这可能是因尊宣宗之故而特予讳省的,六字楷书款的“製”字中,其下的“衣”字一点与上半部的“制”连为一体,即此字中的“衣”字都缺少上面一点。更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大内”、“内府”等款,字体笔划自然流畅,字迹清秀。

“琴书侣”款识

阳文楷书一字“宣”款识

四字阳文款“内坛郊社”并饰双龙

减地阳文刻“宣德年制”四字篆书款

阳文楷书款“宣德年制”

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这批铜香炉的底款除了“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内用”等以外,还有“吴邦佐款”“琴书侣”“玉堂清玩”“诸葛亮铸亮铸”“石叟”“允中家藏”“聚星堂主人制”等款,书体也各异。

历代陶瓷款识大全


一、纪年款

(一)宋代纪年款

1、宋“景德年制”款

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官窑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间。但以“景德年制”为款识的景德镇宋官窑实物,至今未能发现。

2,宋“至道元年”款

“至道元年”(995)款为宋定窑器署款,而且刻饰在瓷器外壁上,具有题铭记事性质。

3、宋“明道元年”款

“明道元年”(1032)款为宋代虎纹瓷画的署款。由于受绘画载体材质理化性质的影响,宋代纸绢画遗存甚微,因而此器显得十分珍贵。

(二)元代纪年款

1、“至正十一年”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磁州窑菊纹罐上的“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二十九门河东陈家翔造”款铭,为元磁州窑民窑器款。

2、“至正年制”款

近年,黑龙江省扶余县古代墓葬出土的釉上彩缠枝番莲纹碗碗底“至正年制”款为明代嘉靖??万历间的仿款。

(三)明洪武款

明洪武年间,皇廷御器,按照需要临时下达国内几个重要产瓷区烧造。如果需用量大,则调工匠赴京(今南京)置窑烧制。对此,明万历版《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作了具 体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九十年代,南京明故宫故址出土了洪武官窑残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洪武”纪年款的官窑器。

(四)明永乐款

1、永乐官窑款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烧造的御器,书写“永乐年制”四字款识。

永乐官窑款,大多为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1)青花书写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款

笔道浑厚圆润,起落笔处呈尖状,折角处为圆角,结构严谨整饰,气象雄浑豁达.款外围双圆圈,或围图案,或围花纹(例如鸳鸯、狮子滚绣球、团花)。

(2)刻或印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暗款

篆体“永乐年制”暗款,刻或印饰在器内底心或内壁,字体风格与青花书写篆体款相近,款识外围单,有的单圈外 围花饰几何纹。

(3)楷体永乐四字官窑款

明景德镇御器厂故址出土的永乐釉里红残器口沿,用釉里红书横式“永乐元年”或“永乐四年”。 2、历代寄托永乐款后世仿款,笔道生硬折角。

(1)明万历寄托永乐款

半行书半篆书,朴质稚拙,有的仿款“年”字犹似“季”字,款铭外围一圈练条般的装饰带,款字大多安置在器内底。

(2)明天启??崇祯寄托款

字体犹如万历寄托款,款铭外围的装饰带,或由延绵的涡纹组成,或由双排练条般的花式构成,装饰带比万历寄托款的装饰带更为宽阔。

(3)清康熙寄托款

康熙寄托款的字体,具有明万历??天启的遗风,但比万历?天启时流畅自然,款铭外不加圈栏,也无花饰。

(五)明宣德款

1、官窑楷书款

宣德官窑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浑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一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旁的两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宣德官窑款,以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宣德年制”楷书款。

2、官窑篆书款

篆书款极为少见,但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故址出土了两件双圈篆书“宣德年制”四字青花款残器。

4),款识料色浓淡不匀,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体款的遗韵。

3、官窑款的色相

宣德宫窑器载款的器底釉面,白中闪青,晶莹滋润,并有橘皮纹。

宣德官窑款,一般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或在进口料中适当掺入一些国产青料写就。呈色多为浓重的纯蓝,深邃处有铁的结晶斑,但款铭色泽浓淡不一,并同覆盖款铭的透明白釉紧密结合,使得笔划的四周,好像蒙上了一层白雾。用八倍以上的放大镜在强光下审视,款色多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内、足内釉薄处,闪

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淡青色。

4、宣德官窑款的布局

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

(1)宣德官窑楷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

(2)宣德官窑楷书“宣德年制”款

有的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有的单行横排,无圈栏。

5、历代仿宣德款

自明嘉靖至民国,历代都有仿宣德款的窑器,但仿款的字体风格与宣德款,特别是宣德官窑款有明显的差异,笔法走势不是过硬,就是太软,或者过于工整,或者草率行事。仿款色泽,涣散、浅淡又浮于上面。

(1)明嘉靖仿宣德官窑款

嘉靖仿宣德官窑款为楷书,敦重而缺乏宣德官窑款那种刚劲浑厚的神韵。“年”字写法又与宣德款截然不同,而与“正德”款中的“年”字相近。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正德”仿宣德款的作品,但从仿款的呈色上分析,青中泛灰蓝,属嘉靖时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的色相。另外,载负款字的器底釉面,白中略泛灰黄,釉 薄而平滑,无橘皮纹,也富于嘉靖器物的特征,加之瓷画的构图、色相无不闪烁嘉靖瓷器的风采。

(2)明万历仿宣德款

万历仿宣德款识的器件较多,仿款一般为楷书,但属信手写来,与宣德本款相去甚远。

(3)清康熙仿宣德款

多为楷书,字体结构有的富有宣德款的遗韵,但款字书写偏瘦。有的康熙仿款,“德”字与宣德款迥异,其右半边“心”上有一横。有的康熙仿款,采用行书而与宣德款迥然有别。

(4)清雍正仿宣德款

楷书,多采用竖排三行构图方式,有的径直写“大明宣德”,规矩有余,活泼不足;敦重有余,浑厚不足。

(5)清乾隆仿宣德款

格调不一,有的过于浑厚而显得臃肿,有的单薄,缺少阳刚之气,与宣德官窑款相去甚远。

(六)明天顺款

英国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卵白釉印花凤纹盘”的盘心间印饰的“天顺年造”款,乃属目前所知的天顺朝惟一带纪年款瓷。对于它的年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元代“天顺” 年(1328年)枢密院在景德镇御土窑定烧的器物。因为此盘壁的印花凤纹间,印有“枢府”二字;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它是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器。其理由:①元代创烧的卵白釉瓷,一直延烧到明代天顺年间;②其型制和底足与元瓷不合,而与明瓷接近;③款识的布局与排列也不具备元瓷特征。由于笔者未看到实物,对于他们的是与非,无法下结论。只好向读者客观介绍这两种观点。

(七)明成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有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道圆润。

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得好:“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千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孙先生说的第一句是指“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

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

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

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2)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见图典第17页)。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3)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形式来构图,一般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 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

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2、民窑款

成化民窑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种署款方式。民窑款识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3、历代仿成化款

成化官窑器,胎骨细润晶莹,造型玲珑秀奇,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早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成化窑器就身价显赫。对此,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野获编》有所记载:“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历代仿成化款的窑器很多。

(1)明嘉靖仿成化款

半楷书半行书的字体,其中“成”和“化”,颇得成化款的遗韵,但“年”字书写独特,中间一横特别长,与嘉靖某些本款较为接近。仿款外围双圆圈或不加圈栏。

(2)明万历?崇祯仿成化款

万历?崇祯仿成化款,书写草率,“成”字中的一点,大多点在腰际,少数点在肩上。

仿款的写法也多,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制”; 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造”;有的写成“成化年制”;有的写成“成化年造”。“年”字中间,往往写成三横。

(3)清康熙?乾隆仿成化款

清代仿款,多为楷书,规矩端方,缺乏成化官窑款那种柔中见刚的神韵。

(八)明弘治纪年款

1,官窑款

弘治官窑款多为楷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篆书官窑款。

(1)楷书官窑款字特征

弘治官窑楷书款,字体工整灵秀,笔划纤细柔和,一改成化瘦硬劲挺之风采。从款字的结构来看,大”字的横划较短,结体瘦长, “弘”字左边的“弓”大,右边的“厶”小;“治”字的水傍三点,绝大多数低于“台”傍。“台”傍的“口”部底下? 横常突出,形如“口” 。“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划

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2)官窑篆书款的字体特征

弘治官窑篆书款,存世已不多见。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高足杯上的篆书“弘治年制”官窑款来看其字体,特别是“年”、“制”二字,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体款的遗风,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

(3)官窑款识布局

从存世的弘治官窑器来看,其款识绝大多数为“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双圈款,款字书写比宣德、成化官窑款要小,但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因而整个款识所占器底的面积要比宣德、成化官窑款大。 款识外面双圈的笔线比成化款细微工整,接笔痕也不像宣德、成化官窑款那样粗犷泼辣。

2、民窑款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治年造”两类。字体稚拙,“年”字多作“ ”与“ ”,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九)明正德纪年款

1、官窑款

明正德官窑款,以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和“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为主,其中又四字款为多。

(1)款字特征

正德官窑六字款的“大”字, ?横笔划稍短,开脚均匀。“明”字的“日”旁和“月”旁不齐头,“日”比“月”稍微低些。“正”字上面的横划较短,底横最长,而且上中下三横都平整。“德”字同宣德官窑一样,“心”上缺少一划成“德”字。

“年”有两种写法,一为“ ”,一为“ ”。

(2)布局

正德官窑款,以四字或六字楷书款为主,其中以四字居多。有的用青料书写,有的用红彩描成,有的用刻款来表现。

正德官窑款大多安置在器底,其字体比弘治款略大,布局也比弘治官窑款更为疏朗宽松;其款识所占的底足面积比弘治款还要大些。 安置在底足上的“大明正德年制” 六字官窑款的排列有两种方式: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方框。民窑款也为双行竖排,一般外围双圈。 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横列于器口沿下的官窑款,则以横列一行,外围双方框的形式展现。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3)款字色泽

正德官窑青花书写款,色泽分深浅两种。浅淡者色呈灰暗,与青花器纹饰的色调一致。正德官窑红彩款,深者黑红,浅者艳丽。

2、民窑款

正德民窑纪年款,有三种表现方式:一为“正德年制”四字款,外围双圈; 一为“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 外无圈栏;一为“正德年造”四字款,外无圈栏。

(十) 明嘉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嘉靖官窑款,多为楷书,未见篆书。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

从款字结构来看, “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字中部的“吉”字,下面的“口”部较为宽扁。“靖”字左边的“立”旁位置较高,常与右边“青”旁的上半部看齐。 由于嘉靖皇帝掌国长达45年之久,明代后期,景德镇御器厂掌写款识的陶艺家另换他人,尽管其署款沿用前辈字 体,但字体风格毕竟有所变化,例如“靖”字左边的“立”下 移,“嘉”字中间一横加长。

(2)布局

嘉靖官窑款大多以“大明嘉靖年造”六字款为常见,很难见到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的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2、民窑款

嘉靖民窑款,虽为楷书,但与官窑款的字体有别,笔力欠苍劲。嘉靖民窑,除了“大明嘉靖年制”外,还有“大明嘉靖年造”,但不见“嘉靖年制”四字款。嘉靖民窑款中的“年” 字往往写成“ ”或 “ ”或“ ”。

3、清康熙仿嘉靖款

康熙早年,一度禁止民窑在瓷器上署本朝年号,不少窑产权且寄托前朝款识。他们的仿款,不去临摹原款,而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功力信手写来,圆润有余,刚气不足,因而与嘉靖官窑原款相差甚远。

(十一)明隆庆款

1、官窑款

(1)署款方式发生变化

明隆庆在历史上只存在六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制瓷工艺与艺术风格,相去嘉靖朝无几,但署款方式却发生重大变化。 嘉靖官窑款,绝大部分都是“大明嘉靖年制”,而“造”字款(即“大明嘉靖年造”)仅见几例。 隆庆官窑款,则一律改署“造”字款,即“大明隆庆年造”。

(2)字体特征

隆庆官窑款字,笔划挺拔劲利,顿挫有力。款字中的“隆”字,书写独特,其右旁下部,有下述三种变化:“正”(隆),或“ ”( ),或“ ”(隆)。

(3)布局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也偶尔可见一行竖排。围饰款识的双圈或双方框,往往线条粗细不一,转折也不太规整。

2、民窑款

隆庆民窑款有“大明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制”和“隆庆年造”三种署款方式。

民窑六字款,无论是“大明隆庆年制”还是“大明隆庆年造”,均无圈栏。民窑“隆庆年造”四字款,一般外围单圈或单方框。 隆庆民窑字体自成一格,与隆庆官窑截然区分开来,有的“年”字成“ ”,有的则写成“ ”。

(十二)明万历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万历官窑款,端庄中寓瘦劲,但写款时往往横划轻,竖划重,显得拘谨刻板。万历官窑款中的“大”字,撇捺顿挫有力;“?”字的草写法,有“ ””和“艹”两种;“?”字上部的“林”部,有的写成“ ”,有的写成“ ”。

(2)布局

万历官窑款多用“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万历官窑款的布局,继承嘉靖官窑的遗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宽松。万历官窑款落款的位置变化较多,有的写在足边,有的写在口边,有的写在肩部,有的写在器底。

万历官窑款布局颇具特色,有的上以覆莲映衬,下以折枝莲托护,好像一块招牌;有的则用花形来表现:正中署四字篆书“德化长春”,围以方框,框外再以钱纹形式,环以“万历年造”四字。

(3)色泽

万历官窑款,大多用青料书写。前期青花官窑款的色泽与隆庆相似,色调浓艳;中期除部分浓重外,大都出现浅淡或灰暗的色调。

2、民窑款

万历民窑有“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万历年造”两种,字体写法受官窑影响,大多行书带草,与官窑相去很远。 (十三)天启??崇祯纪年款

天启?崇祯时期,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因而后世很少见到署官窑款的瓷器。 天启民窑款有二种格式,一为“天启年制”,竖排双行款;另一类为“大明天启年造”,竖排双行款。均用半行半楷的字体在器底或内底正中书写,或用双圈围饰,或用简笔花卉组成的装饰带围饰,字体风格闪烁着嘉靖、万历民窑款识的遗风。 崇祯民窑署款多为“大明崇祯年制”,六字竖排双行,外以双圈或单圈围饰,款识字体,特别是“年”字书写,沿用明代中期的格式。

(十四)清顺治纪年款

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载:“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磷,疏请停止”。因此,传世的顺治官窑器较为少见。 顺治款,一般以青花钴料书写,笔势有明代遗风,字体工整,柔中见刚。其格式有两类,一为“大清顺治年”,一为“顺治年制”。前者,双行竖排,外围以双圈;后者,也为双行竖排,但无圈栏。

(十五)清康熙纪年款

1、官窑款…

(1)类型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清廷才正式于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宫窑款,以青花钴料书写为多,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和刻款较少。青花书写款,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2)字体与布局

康熙官窑款,楷体占95%,篆体只占5%。康熙前期,官窑楷书款,笔划粗重,苍劲挺拔,古拙浑

厚,布局宽大;后期字体渐趋清秀。楷体“康熙御制”官窑款,多用进口珐琅彩料写就,字体遒劲敦厚,外围双方框,方框的外边线较宽。蓝色珐琅彩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深重。

六字楷书官窑款中的“清”字,有两种写法:一为“清”,一为“ ”。“康”字下部的“水”多断开为“ ” 或“水”。“熙”字上部多由一撇和目字状的“臣”与“已”或“巳”组合而成。 康熙篆体宫窑款,则为细硬的铁线描。

(3)应用

康熙珐琅彩瓷,一般书“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康熙色釉瓷、青花釉里红和彩瓷,大多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小型精致的康熙豇豆红瓷、天蓝釉瓷等宫廷文房用具,往往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2、民窑款

康熙早期,民窑器多书本朝年号,但是款字草率,缺乏艺术性。

3、历代仿款

晚清和民国时期,有些作坊产品仿写康熙年号,但徒有形似,缺乏康熙真款的神韵。

(十六)清雍正纪年款

雍正官窑款,由专人负责书写,字体基本一致。青花楷书款与篆书款同时并用。 楷书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体式官窑款“大清雍正年制”,为早期流行的款式,字体柔弱、略草。 雍正晚期官窑款,多为宋椠体的正宗小楷,工整秀丽。青花色调大多纯正。也有少数深浅不一的。篆书款书体变化较多,有的方正规矩,有的草率不恭,有的笔路圆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圆圈官窑款,主要用在青花和粉彩瓷器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官窑款,多用于颜色釉瓷器上。“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官窑款,多用于仿钧釉、炉均釉, 或茶叶末釉瓷器上。“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官窑款与“雍正年制”四字楷书堆料,只用于珐琅彩瓷。雍正堆料款的蓝料色彩较康熙时为淡,字体也小。

(十七)清乾隆纪年款

乾隆朝历时达60年之久,烧造量又大,写款者几经易手,所以,乾隆官窑器的款式变化较多。 从总体来看,乾隆官窑器与雍正朝一样,楷书与篆书同时并用。但是,乾隆官窑款却以篆书款为主 乾隆官窑楷书款,有的作六字三行横排,布局与雍正官窑相同;有的作六字双行竖写,字体介于楷书与隶书之间。

乾隆早期篆书款,多作四字两行或六字三行排列,往往围有单圈。中晚期流行的格式,大都作六字三行排列,无圈栏。

乾隆官窑篆书款的字体,变化万千,风格柔丽而工整。乾隆官窑款的色调,以青花为主,也有抹红或珐琅料。青花料款色调深沉,蓝料款呈色则清新悦目。 (十八)清嘉庆纪年款

嘉庆官窑款以“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为主,结体方正平稳,外无圈栏。楷书款较少。 嘉庆官窑白釉器多书篆体刻款。施豆绿釉的粉彩器,常见篆体抹红款。霁蓝描金器,则书金彩款。 嘉庆民窑,篆体与楷书款兼有,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也有“嘉庆年制”四字篆书款,有的带方框。

(十九)清道光纪年款

道光官窑款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为 主,行笔圆润流畅。道光官窑窑变釉、茶叶末釉和炉均釉瓷,常用篆书刻款。官窑白釉器,篆书刻款与青花款兼用。个别官窑粉彩器,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底描金款。

道光民窑器,则“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与“道光年制”四字款间用,书体一般不太规整。

(二十)清咸丰?宣统纪年款

咸丰官窑改变了过去官窑款以六字篆书款占主导的局,而转以六字楷书“大清咸丰年制”青花款为主。少数官窑器也用六字篆书款。另外还有少量抹红款、刻款和描金款。 同治青花与白底红彩官窑器,多用两行六字“大清同治年制”或四字“同治年制”青花楷书款。官窑粉彩器,大多为四字楷书款。茶叶末釉和窑变釉,多见刻款。光绪官窑器,往往“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与六字青花楷书款同时并用,但楷书款见多。其字体修长,工整清秀。部分色釉瓷,特别是茶叶末釉,则用刻款。光绪民窑器,多见“光绪年制”款。

宣统官窑器,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也有抹红和墨彩款。

二、干支款

干支为古人用以记年月日的十干与十二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顺次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纪年,六十年重复一次,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俗称“六十花甲子”。以干支年号,作为瓷器的底款,虽然在明弘治时就已启用,但主要流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其中又以康熙瓷数量为多。晚清和民国的干支款识,多用于瓷画的题跋。

三、大明年造与大明年制款

从笔者收藏和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的古瓷残片的胎骨、画面和底足特征来看,以“大明年造”为底款的器物,虽然早在天顺末年就已出现,但以嘉靖朝最为风行。明代前期器物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紧密而拘谨,般聚集于器底中央,外围双方框。 嘉靖年间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松散而活泼,所占器底面积较大,多以单圈或双圈围饰。 明代“大明年制”款识出现稍晚而且数量较少。

四、大清年制款

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浮梁县知县张齐仲下令禁止景德镇各个窑场在瓷器上书写康熙纪年作为款识。由于这种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瓷器署款方式才会“百花齐放”,“大清年制”款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同治、光绪年间,肃顺独揽宫廷大权时,瓷器底款也一度署“大清年制”字样。

康熙年间的“大清年制”款,雄浑刚劲。 同治、光绪年间的“大清年制”款,则飘滑无力。

五、堂名款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清代康熙朝瓷器以堂名款为识,广为风行,表明康熙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瓷器艺术特别钟,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审美趣味。

康熙堂名款的命名,一般有三重含义。一为道德修养,如:慎德堂、怡德堂、应德堂、心逸堂等;二为祝愿经济繁荣和官爵的永保,如:恒丰堂、兆余堂、兆裕堂、世锦堂等:三为赞颂,如:美玉堂、金玉堂、佩玉堂、碧玉堂、正玉堂、美旭堂等。 雍正、乾隆堂名款瓷器与康熙朝相比,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命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康熙朝的堂名款,闪烁一种对道德修养和事业追求的蓬勃向上的开拓性。雍正朝的堂名款,却转而为固守自律,如“淡宁堂”、“天宝堂”等。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的谨慎心态。 在字体风格上,康熙与雍正、乾隆的堂名款,也变化鲜明。康熙朝的堂名款,书体刚劲挺拔,富于阳刚之美。雍正朝的堂名款,书写清新秀丽,具有一种柔美之态。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拘谨端方。

六、斋名款

斋,意指书房。以斋名作为款式的瓷器,多为文人学士定烧的器物。主要风行于明末和清代中前期。

崇祯的斋名款有白玉斋、博古斋、雨香斋等。康熙的斋名款有集雅斋、芝兰斋、寿古斋、金兰斋等。

明末的斋名款,一般书于器内底。康熙的斋名则置于器 物的底部。

七、宫名款

以皇宫名作瓷器的款式,主要见于宋瓷和清光绪窑器。“奉华”、“慈福”、“聚秀”为北宋宫殿名。“禁宛”似为“禁苑”之误。按照冯先铭先生的意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实物,底刻“奉华”、“慈福”、“聚秀”铭文是瓷器到宫廷后刻的,字体比较秀丽。 4),引自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瓷器图说》,现为台北故宫的藏品。原名为“宋汝窑粉青奉华尊”,底径9.4厘米,底部款字,走刀圆润,刻痕内用料彩填饰,似出自清乾隆宫廷艺术家之手。本书收入的“储秀宫”和“体和殿”款,均出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八、府名款

本书收入的“使司帅府公用”款“元青釉大盘”,出自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此器表明,元代皇室用瓷除了选用景德镇御土窑的枢府釉瓷外,还定烧浙江龙泉青釉器。这与元代典籍的记载合拍。按照《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

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如果说,“使司帅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末“内府”款,则为皇家用瓷。因为在古代,“内府”乃指皇室仓库。

元代“内府”款和明永乐“内府”款,两者距离时间不远,款字风格比较接近。元代和清代,以府名作为款识的瓷器,较为稀少。明代府名款瓷器,有一定数量,署款、布局也富于变化,但字体大多为楷书。

九、官字款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 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十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

十、吉言款

吉言款主要流行于明代。自洪武立国,直至崇祯消亡,历时276年,吉言款瓷器一直绵延不断。

纵观明代吉言款瓷器,以嘉靖、万历两朝的数量最巨,命名也伙。这与当时皇室提倡有关。 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求长生不老,二十多年深居宫中,不见朝臣,炼丹求仙,终以服方士丹药而送命。 万历皇帝迷信道教方式,与其父不同,他知道人死是不可避免,但相信死后灵魂永存,于是探纳申时行的建议,一

心寻找归天后的乐园,大肆营造定陵,以求死后依然享受皇生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器的型和装饰,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而且广大民窑产品及其款式的命名,也闪烁着道教文化的深深印痕。 嘉靖瓷器吉言款,大多安置于器底,多用行书写就,字体较大,外围双圈,或无圈栏,或排列成“钱纹”状。有的“?”字写成“万”,与今天的简化“万”字相同。有的“命”字,写成“ ”。

十一、供器款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 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 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 十一年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 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王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 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 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 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1)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十二、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1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创,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二)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逢时向清廷上疏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 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款。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特璋。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款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缀。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

邢窑的款识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青花款识:记录时代的印记


青花阿拉伯文烛台·明正德

青花龙纹瓶·清康熙

收藏学堂

“一般喜欢瓷器的人,首先都要看瓷器的款识(zhì) ,就是把瓷器翻过来看看底下写的是什么。电视剧里演的买假瓷器,一翻底,下面写着俩字:西汉。都成笑话了!没东汉时,西汉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西汉。”这是《马未都说收藏》里面的段子。

青花瓷是中国瓷器里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青花瓷的款识,也有其独特的讲究内涵。中国古代青花瓷瓷器底部的文字、图案款识种类繁多,各个时期的款识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瓷器的烧造分官窑与民窑,款识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官窑青花,通常会用纪年款来标注,民窑青花的款识样式相对要丰富得多了。

从“永宣不分”到官民同享

纪年款,顾名思义是在青花瓷上,标注瓷器烧造的年代。因为中国古代的年代记录方法有两种,即帝王年号和以天干地支表明的年号,所以,青花瓷上的纪年款也分此两种。明代永乐年间,在青花瓷上开始出现纪年款,虽是极少数,但也开启了明清两代官窑器物书写朝代年款的先河。最负盛名的是官窑的压手杯,杯里面写着“永乐年制”四字篆字款。带有确切“永乐年制”款的永乐青花压手杯,全世界只有3件,均被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

一般说“永宣不分”,也就是,永乐瓷器和宣德瓷器非常接近,尤其是不带年款的,不是专家分不清楚。由此可见,年款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性。而通过款识,又如何区分两个时期的青花瓷呢?首先,宣德青花瓷器款识多,有“宣德青花款识满器身”的说法。瓷盘无一例外全部有款,其他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流、腹部均有书写。其次,以六字“大明宣德年制”的双行楷书居多,“宣德年制”四字款较少。

到了明代中期,又出现“成弘不分”的特点。即成化、弘治的瓷器极为相似。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曾将成化六字款概括成六句歌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也有人曾经归纳明代纪年款特征为“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或许,仔细揣摩,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

正德青花的款识特点,没有那么突出。反而是青花瓷本身独具特色。正德皇帝迷恋伊斯兰教,因此,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上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阿拉伯文字。2005年纽约佳士得(微博)拍卖会上,有个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方瓶,被拍出169.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374万元。这类方形造型,也是正德皇帝的偏爱。

明晚期的青花瓷,是官民同享。一时间,瓷器成为全民的一个释放。这或许是瓷器发展的一个开放阶段,又或者是因为嘉靖皇帝崇尚“无为而治”,因此,嘉靖时期的青花瓷款识风格庞杂,就连青花瓷的造型也不那么庄重了,葫芦形道教题材的青花瓷比比皆是。与嘉靖不同,其子隆庆并不崇尚道教。而此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款识被改为了“大明隆庆年造”,这是独一无二的。万历时期兴起了中国的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

清中期,明清官窑最规范的时代

因为明代末期的最后两个皇帝,天启、崇祯在位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朝、崇祯朝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朝,统称为“过渡期”。虽然天启、崇祯两朝的时间转瞬即逝,却仍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青花瓷,且多为民窑出土。这多多少少与政治经济有关。马未都说:“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天启、崇祯统治时期,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致使民窑的青花瓷蓬勃发展。

顺治年间,因汉族人对明朝的恋恋不舍,使得这时的瓷器大都保留了明代的特征。康熙早期的青花是官民不分的,主要原因是很少写款。因为康熙帝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会不吉利,所以不让写。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会在瓷器上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的最多。有人说,这是当时政府对汉人知识分子的“网开一面”。后期的官窑形式开始受到限制,康熙中期的青花开始大量书写帝王年号款,均为楷书,主要是6字款“大清康熙年制”。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

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不过,在嘉庆时期有一个特点,即同一时间里,一模一样的瓷器,会出现“大清嘉庆年制”和“大清乾隆年制”两种款识,因为嘉庆刚即位时,乾隆爷还活着。所以,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景德镇两边都得讨好,所以两个款都有。

道光之后的中国进入战乱年代,政府对瓷器的技术与艺术要求都很低,只要仿照前人即可。同时,督陶官也变为了地方政府代管,可见中央政府的不重视。此时期的艺术瓷与日用瓷,都已混淆不分。反而是到了近代,瓷器重新被重视,款识也因此发生变化。但已几乎没有纪年款,直接以“江西瓷业公司”或“CHINA”为款识出现。

民窑款识,寄托百姓民生

民间青花瓷上,常出现“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等语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款识,被民间大众赋予了祈福的功能。中国人经常将精神需求,寄托在实物上,仿佛这物是可以向上天传达期望的一个载体。

堂名款,更像是被盖在青花瓷上的印章,象征中国古人的“版权意识”。这类代表某个人或某座堂屋的款识,往往具有较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因为要树立品牌形象,而精工细作。堂名款,在官窑里很少见到。直到慈禧年间,慈禧太后要求自己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储秀宫制”“长春宫款”等。

除了文字内容上的多样化,以简练的图案装饰器底,也是民间青花瓷的特色款识。篆刻中的“肖形印”与纹饰款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图画的方式做标记,好比现在的“LOGO”。纹饰款中的“豆干款”为菱形框架结构,犹如现代建筑中的高楼大厦,是民间作坊的记号,又叫“花押”。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