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瓷砖。
宋佚名《猿鹭图页》
桃首双猴献桃玉带钩
唐彩色釉陶猴
雕塑《灵猴祈福》 作者：刘远长
丙申猴年邮票面世不久，价格已然翻上“筋斗云”；人们对于美猴王孙悟空的喜爱，从希望六小龄童上春晚的强烈呼声中可见一二。猴，究竟还有怎样的典故？
猴年到，记者走进上海博物馆，寻觅艺术珍品中猴的影踪。上博藏有不少与猴有关的文物，时代历经千年，种类遍及铜、玉、瓷、牙、石章、木刻、砚台及绘画。从这些文物中不难窥见，作为灵敏、如意象征的猴，属于世俗题材，深受民间的青睐。寓意仕途荣华的“马上封侯（猴）”，尤其是老百姓自古喜欢讨的彩头。
猿猴被很多画家视为重要题材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告诉记者，从传世画作来看，自宋代至近现代，猿猴都是画家热衷于表现的一个题材，有些画家尤善画猿猴，如北宋的易元吉、清代的章于。
上博所藏年代最久的猿猴画作是宋代的《猿鹭图页》。尽管作者已无从考证，但画面中栖于树下伸出长臂的猿猴形神兼备、生动逼真、呼之欲出，这样的风格与易元吉笔下的猿猴颇有些类似。凌利中说：“宋代是花鸟走兽画的创作高峰。画家往往以大自然为师，描绘世俗生活，讲究到真山真水中体味、观察风物。这与汉唐表现帝王的绘画传统大相径庭。”
在凌利中看来，明清人画猿猴则带有更多引申的含义，比如注重寓意、口彩。这与明清时期绘画成为一种大众消费有关，它不仅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也走向寻常市民阶层。上博藏画中，明代已有《蜂猴引泉图轴》，作者不详。清代画家沈天骧也画过《蜂猴图》，画面上的猿猴与蜜蜂各具形态，描画身体及姿态纤细准确。猿猴与蜜蜂的组合，在明清时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标配”，有“封侯”的寓意。
近现代以来，很多大师级画家都画过猿猴，如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溥心畬。上博就藏有一张徐悲鸿画的《松猿轴》，只见一只活灵活现的猿猴蹲踞在松柏枝上，颇有气势。画家以这样一幅画为朋友的母亲贺寿，猿猴长寿，意味着延年益寿。
瓷猴玉猴多为民间器物
“陶瓷中猴的形象可以追溯至唐代。这类器物以小件居多，更像是民间把玩的玩具，官方不大有。”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说。且看上博所藏的一件唐三彩猴摆件，小猴侧过脸来望向远方，模样乖巧可人。又如唐代北方窑址出土的一件白釉猴摆件，也极富趣味，一只小猴托腮望天，眼光专注，尽现天真之态。
“玉器中猴的形象商周时就已出现，但直到唐宋以后玉器作为一种商品流行开来才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以灵猴讨彩头迎合了民间需要。古时人们口中的‘马上封侯，有点类似于今天人们口中的‘升官发财’这是一句再寻常不过的祝语。”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员张尉坦言。上博所藏的几件玉猴均出自清代。其中一件是用途相当于皮带扣的玉带钩，植物与动物造型相结合，颇具灵动的美感，钩柄是一片浮雕的叶子，叶子上左侧是立雕的几只寿桃，右侧则是两只猴子抱着一只寿桃向上攀。灵猴常常与仙桃同时出现象征着长寿。也有一件玉猴支神，乃十二生肖玉器之一，只见它有着猴的面庞、人的身躯，甚至还穿着对襟衣衫，有点类似于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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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徽州洪姓人家的“定制瓷器”
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的一条定律。那些“真精稀”的古瓷，往往受到市场的追捧。在收藏中，有一些民间定制的古瓷，虽然质量算不上“精”，但由于纹饰独特、存世量稀少，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从收藏文化的角度来说，不失为有价值的藏品。
丙申五月，屯溪一古玩商贩称，从江西婺源收到一件纹饰十分奇特的古瓷盘，他说自己经营古董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纹饰。笔者如约前往，发现东西很“开门”，纹饰也如其所说。这面青花瓷盘将人们十分常见的青花釉里红鱼盘纹和青花福菊盘纹合二为一，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画在瓷盘圆圈内，福菊纹画在盘内弧壁上。鲤鱼纹由原来常见的一条鱼，增加为三条形状相同的小鱼，且共一个鱼头；瓷盘弧壁上六朵菊花纹内书“显润洪记办用”青花字。笔者知道，这是一面古徽州人家的“定制瓷盘”：瓷盘直径25厘米，残损后用胶水粘接，圈足底部无釉，为清中期嘉道年间生产。瓷盘虽残，但贩子却不肯以市场价出售，他知道盘子纹饰是有文化内涵的，属于“稀”少一类品种，笔者只好以超行情的价格购下。
现在人们收藏的古瓷，主要是以前人们日用和陈设瓷，这些瓷器的来源和生产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普通瓷器，器形和纹饰由厂家根据市场流行式样自主设计生产，产量大、成本低，销售价格也便宜，非常适合广大平民百姓选择和购买。这些瓷器构成了当今民间古瓷收藏的主体；
二是厂家为部分买家生产的特制瓷器。笔者曾在屯溪老街古玩市场上，收藏到明代晚期青花碗瓷片，内书“大房”、“二房”一直到“六房”的青花字瓷片（这样的瓷片在“花山谜窟”洞穴中也出土过），这是厂家为宗族内各房生产的特制瓷器。在收藏的明代晚期瓷器中，也有碗盘内不写“房”字，而直接写上“一、二、三”等数字。这些特制的瓷器，和晚明时期其他民窑瓷一样，制作十分粗糙，碗盘除青花字外，没有其他装饰，这显然是厂家为满足市场需求，为广大普通百姓生产的“特制瓷器”，让买家对号选购；
三是从市场上购买后再加工的瓷器。一些宗祠、堂会和有钱人家，不满足现成的销售产品，从市场上购买一些精致的瓷器（一般是彩瓷），在器身上和圈足内写上专属的名称和堂号，再次入窑烘烤而成。有了这样专属的字号，在宗族举办传统活动和邻里转借中就不会丢失和混淆。笔者收藏数件宗祠和堂会的专用瓷盘，其中有一对清末休宁县霞瀛村古宗祠的再加工瓷盘，彩花间用墨字书写“朱敦叙祠”四字，产品比较精致，上面绘的是当时流行的花卉，由著名的“映莲轩”瓷店写字加工而成。民国时期，文人雅士之间流行赠送文房、茶具和酒具等用品，也是从市场上买来精致的彩瓷，请名家加工题字烘烤，简单易行。这类瓷器，目前已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收藏品。由于再加工瓷器时间短、成本低，非常适合一般有钱人的需求；
四是体现“高大上”的“定制瓷器”。定制瓷器需要买家到厂家预付一笔定金，将自己喜爱的纹饰和造型提供厂家进行生产。这种类似“官窑”操作流程、体现个性化的产品，若非有钱的城乡富豪阶层，是很难做到的。在笔者收藏的瓷盘中，就有不少徽州人家的定制瓷器，仅清末“渔樵耕读”纹青花瓷盘，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定制瓷器，买家不惜成本，经过精心设计、显得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产品一般都比较精致、纹饰和造型也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式样，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很好地体现主人的理念和思想，同时也将地域文化和崇尚的风俗得到充分的彰显。由于瓷器质量与朝代国力强盛密切相关，定制瓷器虽然比同时代的民窑瓷器质量有所提高，但不同时期的定制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这件徽州洪姓人家定制的专用瓷盘，独特的纹饰蕴含着十分吉祥的含义。三条具有动感的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和“鲤鱼跳龙门”，它们共一个鱼头，说明一个家庭（族）中，大家要同心（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能心想事成，实现家庭（族）梦。外圈弧壁上的纹饰含义，就更加显而易见：“菊花”象征着长寿和高洁，围绕在菊花周围书写许多草书的“福”字，如缠绵的藤蔓，组合在一起，象征“富贵和长寿”绵长不断。这件定制瓷盘，将两种瓷盘上的吉祥纹饰叠加在一件瓷盘上，使得纹饰和内容更加丰富，它承载着古时候徽州人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有一档节目叫《我有传家宝》。走上台的持宝人所持的宝物许多都是普通的物品，但在这些普通物品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它就成了持宝人的“传家宝”。试想，这件徽州古瓷盘，如果由洪氏后人来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如祖上的经历，为什么定制，又是怎么损坏的，如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传承等等，想必内容一定会十分精彩。
古代瓷器：清中期徽州洪姓人家的“定制瓷器”
物以稀为贵，这是收藏的一条定律。那些真精稀的古瓷，往往受到市场的追捧。在收藏中，有一些民间定制的古瓷，虽然质量算不上精，但由于纹饰独特、存世量稀少，并有着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从收藏文化的角度来说，不失为有价值的藏品。
丙申五月，屯溪一古玩商贩称，从江西婺源收到一件纹饰十分奇特的古瓷盘，他说自己经营古董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纹饰。笔者如约前往，发现东西很开门，纹饰也如其所说。这面青花瓷盘将人们十分常见的青花釉里红鱼盘纹和青花福菊盘纹合二为一，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画在瓷盘圆圈内，福菊纹画在盘内弧壁上。鲤鱼纹由原来常见的一条鱼，增加为三条形状相同的小鱼，且共一个鱼头；瓷盘弧壁上六朵菊花纹内书显润洪记办用青花字。笔者知道，这是一面古徽州人家的定制瓷盘：瓷盘直径25厘米，残损后用胶水粘接，圈足底部无釉，为清中期嘉道年间生产。瓷盘虽残，但贩子却不肯以市场价出售，他知道盘子纹饰是有文化内涵的，属于稀少一类品种，笔者只好以超行情的价格购下。
现在人们收藏的古瓷，主要是以前人们日用和陈设瓷，这些瓷器的来源和生产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的普通瓷器，器形和纹饰由厂家根据市场流行式样自主设计生产，产量大、成本低，销售价格也便宜，非常适合广大平民百姓选择和购买。这些瓷器构成了当今民间古瓷收藏的主体；
二是厂家为部分买家生产的特制瓷器。笔者曾在屯溪老街古玩市场上，收藏到明代晚期青花碗瓷片，内书大房、二房一直到六房的青花字瓷片，这是厂家为宗族内各房生产的特制瓷器。在收藏的明代晚期瓷器中，也有碗盘内不写房字，而直接写上一、二、三等数字。这些特制的瓷器，和晚明时期其他民窑瓷一样，制作十分粗糙，碗盘除青花字外，没有其他装饰，这显然是厂家为满足市场需求，为广大普通百姓生产的特制瓷器，让买家对号选购；
三是从市场上购买后再加工的瓷器。一些宗祠、堂会和有钱人家，不满足现成的销售产品，从市场上购买一些精致的瓷器，在器身上和圈足内写上专属的名称和堂号，再次入窑烘烤而成。有了这样专属的字号，在宗族举办传统活动和邻里转借中就不会丢失和混淆。笔者收藏数件宗祠和堂会的专用瓷盘，其中有一对清末休宁县霞瀛村古宗祠的再加工瓷盘，彩花间用墨字书写朱敦叙祠四字，产品比较精致，上面绘的是当时流行的花卉，由著名的映莲轩瓷店写字加工而成。民国时期，文人雅士之间流行赠送文房、茶具和酒具等用品，也是从市场上买来精致的彩瓷，请名家加工题字烘烤，简单易行。这类瓷器，目前已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收藏品。由于再加工瓷器时间短、成本低，非常适合一般有钱人的需求；
四是体现高大上的定制瓷器。定制瓷器需要买家到厂家预付一笔定金，将自己喜爱的纹饰和造型提供厂家进行生产。这种类似官窑操作流程、体现个性化的产品，若非有钱的城乡富豪阶层，是很难做到的。在笔者收藏的瓷盘中，就有不少徽州人家的定制瓷器，仅清末渔樵耕读纹青花瓷盘，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定制瓷器，买家不惜成本，经过精心设计、显得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产品一般都比较精致、纹饰和造型也有别于市场上常见的式样，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能很好地体现主人的理念和思想，同时也将地域文化和崇尚的风俗得到充分的彰显。由于瓷器质量与朝代国力强盛密切相关，定制瓷器虽然比同时代的民窑瓷器质量有所提高，但不同时期的定制瓷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这件徽州洪姓人家定制的专用瓷盘，独特的纹饰蕴含着十分吉祥的含义。三条具有动感的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和鲤鱼跳龙门，它们共一个鱼头，说明一个家庭中，大家要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能心想事成，实现家庭梦。外圈弧壁上的纹饰含义，就更加显而易见：菊花象征着长寿和高洁，围绕在菊花周围书写许多草书的福字，如缠绵的藤蔓，组合在一起，象征富贵和长寿绵长不断。这件定制瓷盘，将两种瓷盘上的吉祥纹饰叠加在一件瓷盘上，使得纹饰和内容更加丰富，它承载着古时候徽州人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有一档节目叫《我有传家宝》。走上台的持宝人所持的宝物许多都是普通的物品，但在这些普通物品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它就成了持宝人的传家宝。试想，这件徽州古瓷盘，如果由洪氏后人来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如祖上的经历，为什么定制，又是怎么损坏的，如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传承等等，想必内容一定会十分精彩。
近代磁州窑五彩装饰题材
鸟的图案
牛的图案
戏曲人物图案
磁州窑传承千余年，宋元时期的“白地黑花”装饰和近代青花、五彩装饰，对中国的陶瓷艺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古磁州地区早至北朝时期就已开始烧造青瓷，并具有相当规模。该地区以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湾漳大墓以及北齐高润墓为代表的一些北朝墓葬中均有青瓷出土，这些青瓷与调查发掘的当地北朝瓷窑相一致。此时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漳河和滏阳河沿岸，如贾壁窑、临水窑，以及新发现的曹村窑。
到了宋代，观台窑兴盛起来，具有磁州窑典型特点的“白地黑花”装饰风格出现，图案内容也大都以民间所喜闻乐见的图案为主。这种技术和艺术风格很快遍及整个磁州地区，漳河和滏阳河沿岸的瓷器手工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其他地区——特别是河南、山西、山东、内蒙等地的众多窑场，因受其影响也普遍生产这类瓷器。对其中一些典型品种，如化妆白瓷、剔刻花、白地黑花、红绿彩及孔雀蓝釉等，有学者统称为“磁州窑类型瓷器”。北宋末期，位于滏阳河右岸的彭城窑也逐渐兴起，并延续到现在。金元以后，观台窑开始衰落，而位于滏阳河沿岸的彭城窑开始成为磁州窑的代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
清末民国初期，彭城窑开始烧造五彩瓷器，早期五彩为釉上彩。通常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二次入窑，低温固化彩料而成。因釉上彩的彩料易脱落，所以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彭城窑因受到湖南醴陵窑、河北唐山窑等釉下五彩技法的影响，大量釉下五彩流行起来。
因为不掉色且安全可靠，这种带着光鲜彩色图案的瓷器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欢迎，并迅速流行起来，逐渐取代了清末流行的青花瓷和釉上五彩瓷器。
磁州窑五彩图案颜色并不像景德镇等其他种类五彩瓷器那样色彩多样，近代磁州窑五彩颜色较少，比较常见的绿彩和墨彩充斥图案画面。虽然颜色显得单调，但是匠师们能够灵巧地掌握颜色浓淡的变化，使得颜色单调的图案也显得生动多彩。
近代磁州窑五彩中的图案种类多样，有动物、植物、山水、人物等，图案的绘制多为写意的形式。磁州窑画师延续了古代磁州窑的风格，绘制图案灵活多变而随意不拘束，在这布局有限的瓷器上任意挥洒。常见的画师有麕山百拙氏王志宣(王凌云)、滏西居士吴良斋、小川、小泉、石泉等。下面就这些图案题材做下介绍。
1.动物图案，磁州窑五彩瓷器中一般稍大的器型如瓶、罐、盆、枕等上面有较多的动物图，这些动物题材有鸟、鱼、猫、牛、马、狮子、蝶等，动物图案很少有单独出现的形象，大都与人物或花草搭配，显得生动活泼而不单调。
鸟，多出现于瓶、罐、枕等大件器物上，小件器物如盘等偶有出现。磁州窑五彩中的鸟类形象有很多，有燕子、仙鹤、喜鹊、鹧鸪、白头翁、公鸡、鸭、孔雀等类型，这些鸟类的旁边常常有花草相衬，有的图中鸟作为图的中心呈现，颜色较淡素，但是旁边的花朵颜色鲜艳也很突出；有的整体色调素雅，鸟或伫立枝头，或形单影只立于荒野，显得古朴而又有韵味。
这些鸟的图案既表现了文人的雅趣，又暗含了普通大众对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如画眉与菊花，画眉即白头翁，其与菊花搭配，指“白头偕老”或“富贵白头”；公鸡与牡丹或菊花，公鸡暗指功名，牡丹、菊花代表富贵，意指“功名富贵”；喜鹊与梅花，喜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喜庆的象征，喜鹊到，好事到，而梅花则是春天的使者，二者搭配意指“喜上眉梢”，好事连连。燕子和垂柳，两者都是春天的象征，意指柳燕争春，象征吉祥如意。
鱼，既有观赏性的金鱼也有常见的鲤鱼形象，有的鱼以单独形象出现，有的以孩童抱鱼的形象出现。多出现于盆和盘碟中，绘于器物底部中央。有的绘于茶壶的外侧，笔法简捷，生动有趣。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为年年有余。
猫，多出现于枕、罐上，猫常常为慵懒地蹲卧状，旁边有蝴蝶翩翩飞，四周花朵环绕；也有的仰头张望，俏皮可爱。猫与蝶的组合谐音“耄耋”，古时称七十岁为耄，八十岁为耋，寓意长寿幸福。
牛，多出现于瓶上，牛与牧童相伴，牧童骑在牛背上，或嬉闹，或吹笛牧归，带有浓厚的田园韵味。
狮子，狮子图案中以红狮子居多，双眼圆睁，嘴巴大张，没有猛兽的凶猛，却有小狗般的可爱。多出现于枕、帽筒、笔筒、酒壶、瓷觚和瓶上，常常单独出现在瓷器的表面，嬉戏打闹，诙谐有趣味。
2.植物图案，磁州窑五彩瓷器上的植物图在各种器物上均有出现，在体型稍大点的器物类型上植物图常作为附属图形搭配，而在体型稍小的器物类型如瓷觚、笔筒等上面的植物图则作为主图呈现。常见的绘于器物上的植物有菊花、梅花、牡丹、荷花、竹、兰、松等，其中菊花图出现的很多，既有观赏性的菊花，也有绘法自由的野菊花。枕的侧面常常绘有佛手或兰花。花草多与鸟、蝶等组合一起，比较常见的组合方式有古瓶插花、花与鸟的组合、兰花与蝶等昆虫的组合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把花卉视为美好的事物，有花开富贵、吉祥美满之意。其中牡丹象征富贵、荷花象征高洁、菊花代表长寿、梅花象征清高。近代彭城窑瓷器上的植物图案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植物花草充满富贵吉祥的含义，反映了广大人民祈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
3.山水图案，磁州窑五彩中的山水图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在各种器物上均有出现。金元时期的古代磁州窑瓷器上就有大量山水图案，如一些瓷枕上面的山水图，用白地黑绘的方法绘制，章法简洁，潇散秀逸，境界高旷。近代磁州窑的山水图可以看作是以前的延续，但通过五彩的技法，画面复杂多样。瓷器上的山水图内容以潇湘八景居多。金元时期，潇湘八景的题材内容被用于磁州窑白地黑绘的技法中，多绘于瓷枕的枕面。近代磁州窑引进五彩技术后仍继续大量使用这种题材。另外，除了潇湘八景外，近代磁州窑五彩山水图还常常采用太行山景色等本地题材，具有地方特色。
4.人物图案，多绘于瓶、罐上。磁州窑五彩人物图主要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戏剧人物等题材内容，其中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些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大都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比较常见的有“羲之爱鹅”、“渊明爱菊”、“文王访贤”、“二乔观书”、“西厢待月”、“携琴访友”、“红楼梦”、“李白斗酒”、“麻姑献寿”、“牛郎织女”、“太师”图等。工匠把这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定格在一个画面场景，如“携琴访友”图，讲述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所弹高山流水曲被好友钟子期悟出，世称知音，图中山道上俞伯牙带琴登山造访钟子期，一童子正观琴。“二乔观书”图，讲述三国时期乔公两个女儿的故事。画面中，大小乔在花园中，一坐一立，正聚精会神看手中之书。“秦雯撕扇”图，讲述《红楼梦》中的故事，画面中秦雯坐在榻上正撕手中之扇，旁边的宝玉为讨好她，似正训斥一旁的小丫鬟。可见，在民国时期《红楼梦》已在民间家喻户晓了。
戏剧人物图在五彩中表现的很突出，这些戏剧内容除了选材宋词元曲外，冀南地区的民间戏剧题材也比较多，常见的有《黄鹤楼》戏剧人物图、《甘露寺》戏剧人物图、《芦花荡》戏剧人物图、《彭公案》戏剧人物图、《落马湖》戏剧人物图、《群英会》戏剧人物图《许状元拜塔》戏剧人物图等。这些戏剧人物图多为民间流行的传统戏剧中的重要人物，对世人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5.吉祥图案，多绘于瓶、罐、枕上。有多种形象，如龙、鹿、麒麟等。该种类型的图案表现了浓厚的地方民俗特色，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如意等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五彩中比较常见的吉祥图题材内容还有“福禄寿”图、“金玉满堂”图、“麒麟送子”图、“龙凤呈祥”图、“天官赐福”图、“松鹤延年”图等。“福禄寿”图由南极仙翁、苍鹿和蝙蝠组成，南极仙翁为寿星，苍鹿也为神话中的长寿神兽，这样的图案寓意为富贵长命。“麒麟送子”图中，一童子骑在麒麟上，身旁有仙女和神人护送，这样的图案不仅有早生贵子之意，也有贵人相助之意。
近代彭城窑器物在装饰图案题材和内容的选取上既有反映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典故传说，也有人们戏传的清官遗事，又有地方传统戏剧的名段画面，还有当地民间所信奉的庙宇土神以及所喜闻乐见的博闻趣事等内容。其核心内涵是弃恶扬善、喜庆吉祥。它不仅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多的还是取材于冀南地区的民俗风情。这些内容不仅为磁州窑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同时也是研究冀南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总之，磁州窑五彩图案中涵盖了各种图案，这些图案中既有繁杂的山水花鸟，也有神仙戏曲传说和花朵虫鱼鸟兽。这些图案不仅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欣赏，也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民俗民风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砚台收藏铭文很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米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清代高凤翰、朱彝尊、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史》、《砚谱》、《研评》、《说砚》、《砚录》、《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美术、雕刻、文学、文化、书法、民俗、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明代红丝砚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瓜样、卵样、人面、合欢四直、斧样、荷叶、仙桃、琴样、双鱼样、团样、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歙州砚谱》、《砚笺》、《歙砚说》、《辨歙石说》、《文房四谱》、《砚史》、《端溪砚谱》、《砚谱》、《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
中国古代文物中的“运动”题材
4月18日为国际古迹遗址日。近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运动遗产”。在公布之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引用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曾说过的一句话：“体育运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它的缺失不能填补。”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人类创造并留下了不少蕴涵丰富文化价值的遗产，让我们瞻仰、铭记和传承。
提高其价值和作用认识
今年8月，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为配合这届奥运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定为“运动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从人类起源开始，运动就与文明相伴，并留下了体现其发展的丰富多样的运动场所、设施，其中许多具有杰出的建筑、艺术和科技价值。
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世界上最遥远的文明，它讲述着人类社会活动和掌握特殊技能的历程：一些地区的史前洞穴壁画展示了短跑、摔跤和游泳等运动场景；古埃及文明的古迹也证实球类运动、摔跤、划船等在那时已经出现；古希腊则第一个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把体育运动制度化——在希腊城市奥林匹亚举行的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一直持续到公元393年。而在中国，据考古发现，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出土，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蹴鞠已经出现，并逐步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和比赛规则。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村庄之间也开始出现简单的球类竞技，与此同时，古典足球已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当中流传。格斗项目例如剑术已经得到了贵族的支持。随着工业时代到来，体育运动变得更加大众化，1896年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奥运会和1930年诞生的足球世界杯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与体育运动伴随产生的特殊设施不仅见证了体育运动自身的发展，也是建筑设计、技术运用和审美表现的见证物。这些建筑物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有些建筑物已经被保护起来，或者被划进保护区内，然而，也有很多没有被看作遗产的一部分，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以“运动遗产”作为主题目的何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表示，旨在通过重视特定类型运动遗址，纪念传统体育运动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的作用，提高这些遗产在社区、地区、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认识。
蹴鞠图瓷枕
青铜器、陶俑、画像砖
中国古代运动文物多
在中国古代，蹴鞠、马球和捶丸是风靡一时的三大球类运动。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宋、元、明等朝代，在南宋，还有不少民间蹴鞠社团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齐云社”。马球则主要流行在唐代，而捶丸也从马球演变而来。其他运动也深受古代人喜欢，比如钓鱼、射箭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射箭同时也是一种军事手段，“百戏”则是今天技巧体育的雏形，棋类、陀螺、空竹更是老少皆宜。
在我国，目前还未发现像古罗马斗兽场一样的大型运动遗址，然而，在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画像砖、陶俑等文物中，古人丰富多彩的运动得到生动体现。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件西周柞伯簋。它是西周青铜重器，其铭文记录了周昭王（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982年）在周都举行射礼的过程。在这次比赛中，一位名叫柞伯的大臣十次举弓，没有一箭脱靶，周王于是把十块金饼给了柞伯。柞伯因此铸器，以为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胡人打马球俑中的俑头梳中分辫髻，身着交领绿色紧袖衫，腰系红袍，足蹬黑靴。右手高举，俯身做击球状。该俑依其装扮可能为胡人女性球手。而让记者最为“折服”的是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这块画像砖展现的是“百戏”，画面是把七个盘和鼓置于地上，舞人在盘、鼓之上或者围绕盘、鼓进行表演。该画面上左为12案重叠，一梳双髻女子于案上表演“反弓”。右边一人表演“跳丸”，丸数三枚。中间一双髻女子手持长巾，踏鼓起舞，舞者足下倒覆七盘。画像石上的女子体态轻盈，其长袖及裙带飘拂，有如游龙之美，其精致可见一斑。
另外，福建博物院收藏的宋代木象棋子、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白釉黑彩蹴鞠图瓷枕、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等均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古人的运动史。
胡人打马球俑
举办多种活动传承运动遗产
正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要求的各理事成员要举办相关活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六朝博物馆、北海公园等地举办了以“运动遗产”为主题的活动，以期让古代运动得到传承和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通过复原中国古代的传统运动“蹴鞠”“投壶”“木射”“空竹”等，开展面向全体师生乃至全社会的古代运动，同时还举办了与古代运动和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的讲座，使人们在亲身参与古代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运动之美，深化对古代体育文化的理解。
三月三为上巳节，历来是中国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结合这个与运动相关的节日，湖南绥宁上堡侗寨举办了“三月三登山对歌活动”。南京六朝博物馆举办了“兰亭修禊：如水之美——农历三月三风俗展”系列活动。该活动通过“兰亭修禊”的有关文字记载，结合《兰亭序》的故事，追溯农历三月三春日风俗。“汉舞表演《礼仪之邦》、茶艺等吸引了观众驻足观看和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京六朝博物馆负责人宋燕表示。
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
同时，举办文物展览也成为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的重要内容。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北海冰嬉”主题展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了“保护运动遗产、传承体育文化”系列活动，包括“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片展”“金沙遗址文物图片展”等；西安碑林博物馆结合“运动遗产”这一主题，围绕孔庙、碑林的两块内容，向公众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呼吁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青瓷胡人骑狮：研究晋代文化的重要器物
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狮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越窑青瓷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因其器物胎骨坚致、施釉均匀、色彩青翠莹润而著称，是我国古代文艺、工艺领域的一朵奇葩。在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被誉为“国宝”的西晋越窑青瓷胡人骑狮。
青瓷胡人骑狮出土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是2003年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时所发现。洗砚池晋墓2号墓为双层券顶夫妻合葬单室墓；1号墓为单层券顶双室墓，葬三个未成年人。东墓室是两个不足两岁的婴儿，西墓室是一个六七岁的儿童。有专家推断，这可能是一座罕见的古代儿童“冥婚”合葬墓。
作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洗砚池晋墓墓体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经专家鉴定，属国家一级文物7件，其中又以青瓷胡人骑狮最为引人瞩目。
青瓷胡人骑狮制作精美，胡人浓眉大眼，高鼻大耳，络腮胡须，鬓须上翘。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帽中间饰有凹弦纹，帽后两带交叉下垂。身着圆圈、十字形纹衫裤，足穿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左手揪狮耳，右手执便面于胸前，目视前方，呈驾驭雄狮的威严气派。卧狮怒目，张口，獠牙外露，颌下有须，长尾呈树叶状下垂，尾尖上卷，狮身印有圈形斑纹，蓖划鬃毛，通体施青釉。人狮通高27.1厘米，狮身长20.5厘米、宽10.1厘米。
青瓷胡人骑狮造型独特，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亮，色泽清雅，柔和悦目，全国罕见，被专家誉为极品国宝。整个人物刻画栩栩如生，青瓷釉面光滑，玻璃质感强。无论是烧制工艺，还是人物刻画方面，都是一件难得一见的青瓷艺术精品。最吸引人的，是那顶近似夸张的高帽，如果工匠是按比例雕塑的话，那么，帽子的高度至少达1尺！
据了解，“青瓷胡人骑狮”在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共出现4处。文献记载中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神人狮子”，藏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青釉骑兽器，陈国桢个人收藏的胡人骑狮。该类器物中，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青瓷胡人骑狮为精品。
对于青瓷胡人骑狮的用途，一直存在着水注与烛台之争。一说为“水注”，认为将水由顶部胡人帽子处灌入，以供文人墨客研磨之用。连研磨之物都如此精巧设计，足可见临沂书法风行盛况，亦无怪于书圣王羲之、亚圣颜真卿都诞生于临沂。一说为“烛台”，即胡人帽子为插蜡烛照明之用，认为该器物有管状口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也与砚、笔筒等文具不相匹配，故从实用、形态和体重来看，都应以用于插烛照明为宜。但无论该器物的实际用途是水注还是烛台，都具有辟邪的功用。
青瓷胡人骑狮制作精美，给我们展示了狮文化、胡人文化和墓葬文化等多种文化，是我们研究和探寻晋代文化的重要器物。
狮子的产地不在中国，在非洲、南欧、南美和印度的西北部，中国最初认识狮子及西方的狮文化，称之为殊方异兽。魏晋南北朝时期，狮子并与佛教在乱世之中得以传播。狮子也是佛教中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走向了民间。由此，狮子这一外来动物被添加上本民族特有的精神观念，作为民间辟邪纳吉的日用器物，成为桌面上的器物和墓室中的镇墓兽。
胡人手中所执便面，也就是扇子，为魏晋常用物品，主要有三项不同功用：实用、礼仪和辟邪。便面作为辟邪之物，可以除邪驱鬼，保卫墓主的安宁，同时也是辟邪升仙的道具。同样的器物也出现在陈高华《中国服饰通史》中的两晋持便面风帽瓷俑。汉晋便面所持的方式有扇面向里、向外和平持，向外多为侍者或舞者，向里多为自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竹扇，其形制与该墓胡人所持相同。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人们把胡人戴的毡帽叫“浑脱帽”，中原地区就出土过头戴毡帽的胡人俑，它们戴的帽子，有的尖顶，有的方顶，这么高的帽子非常罕见。洗砚池晋墓的青瓷胡人形象因与北方胡人的服饰和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来源应属不同的地域，应是通过南海海域到达中土的西域胡人。
青瓷胡人骑狮器物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广东、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也是越窑产品的辐射区。该类器物自南向北传播发展，并在晋代越窑兴盛时得以大量生产和传播。
(作者系王羲之故居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
陶瓷纹饰——“百花不落地”
“百花不落地”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景德镇流行的一种粉彩瓷器品类，以各类花卉为装饰题材，又称“万花锦”、“万花堆”、“万花献瑞图”等。清代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荟萃了一代名师巧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百花不露地”的装饰风格就在这个盛世间应运而生，专供皇室使用。这种纹饰多在器物主体中心部位绘制牡丹等大朵花卉，在其周围加绘菊花、茶花、月季、荷花、桃花等各种小花朵，且在空余部位佐以精细辅纹，使画面满密，器不露地，寓意“百花呈瑞，盛世升平”。
其绘制过程是：先用生料在素瓷面上勾勒名花异卉，然后绘画少量枝蔓串连起来。给花卉填色之前，先用锅灰打底，再填色，再洗染大花头明暗，小花头则用粉彩平涂之。最后，在空白处填地色，常填黑、黄、红、蓝、绿等色地，以衬托花卉纹样，并以黑白两色最常见，白为艳，黑为贵。据《乾隆内务府纪事》中记载，这种图案的器物为寻常赏花时所用，有“万花献瑞”之吉意。当时曾明文规定：“年节用‘三阳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午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祝寿用‘万寿无疆’……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烧造。”不同纹饰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可见当时人们心中对于纹饰的态度并不仅仅存在于美的关照，还有寓意。纵观整个陶瓷发展史，可以看到自清以来，陶瓷的装饰风格由简入繁，开始极尽能工巧事，陶瓷工匠都以技艺展露为尚，一件瓷器上往往可见多种装饰工艺并存，《中国陶瓷史》在给予其工艺以肯定之余并不认为其有更多的艺术价值，认为清代陶瓷是艺术审美的式微。而皇室显贵在清代康、乾、雍时期为显示国力富强，极尽奢华之事，烧制瓷器也是百件中拣其一二，其余砸碎埋入土中，制一件瓷器往往需耗费百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百花不落地”的出现是历史必然，其工艺之精细、画面之细腻、色泽之艳丽，可一窥制作中所耗费的人力与财力。这种纹饰除用作传统瓷瓶上的装饰之外，还出现在瓷板画上、九子拼盘、瓷如意上等等，繁缛华美。有些还结合镂雕工艺，制成“百花不落地”转心瓶，层次丰富。如这一件清代粉彩万花转心瓶，不仅以镂雕与彩绘结合，还以青花与粉彩釉上釉下相互逗趣，最后加饰描金，工艺极尽复杂，稍有一丝不慎，就会毁坏整体画面。在整个中国陶瓷史的转折时期，作为陶瓷历史中的再一次巅峰，清代乾隆时期以其工艺的强大在世界上宣示了其陶瓷界的霸主地位，然后一蹶不振，带着日渐低俗的品位逐渐跌落神坛。嘉庆时期陶瓷艺术基本已无可圈可点之物，唯“百花不落地”瓷在此时反而以趋于舒朗简约的形式更胜于乾隆时期的堆砌繁缛。至民国，仍有仿古之物，但好比一个是天上仙姝，一个是粗鄙侍女，除形式上继承之外，其笔法、色泽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常见在万花之上作开光，再在开光内以粉彩绘制花鸟、山水等小景的装饰现象。随着20世纪50、60年代景德镇各大瓷厂的繁盛，景德镇陶瓷艺术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百花不落地”瓷也重新大量烧造，这一时期的瓷器可见乾隆时之风采，甚至更加华丽，常见以金地做底色，碧丽堂皇。 南京市博物馆的龙蟠虎踞厅，常年展出一套精致的粉彩万花瓷器，包含了盘、碗、盖碗、勺、茶壶、茶杯等等，瓷器上的团以赤金点缀，整体色彩明艳又不失雅致。这套瓷器的身世显赫，它们来自民国时期南京总统府，是蒋介石的御用瓷器。1946年，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欲从景德镇烧制一批瓷器，作为国礼送给盟国元首。于是找到当时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院校长汪璠，提出国礼的设想，并嘱咐要仿造清代乾隆时期风格，瓷质力求细薄，色调务必高雅。待王璠赶回景德镇后，立即召集陶瓷名家商议，经反复讨论和商榷，制定出了设计图样。在这批国府定制瓷中，负责餐具设计的是有“现代国瓷创始人”之称的彭友贤先生，他在当时是著名的瓷器设计大师，抗战胜利后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瓷厂，一心致力于瓷器业的改良。在接到这个重大任务之后，彭友贤在造型上除保留传统盘、盖碗、茶壶等之外，考虑到是赠送与友好国家，要符合当地的饮食习惯，还融入了西式的咖啡壶和咖啡杯，一应俱全，可谓是“中西合璧”。在装饰上继承了传统的万花风格，但在色调处理上力求雅致清丽，使其虽华丽鲜艳，却不失格高雅调。一经送往民国政府审核，便得到好评，就一直保留在总统府内，作为总统府宴客时的主要餐具。
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陶艺”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的陶瓷制造观念受到冲击，当代陶瓷艺术家们挣脱了束缚的枷锁，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陶瓷艺术的自由王国。一时间，传统的陶瓷工艺、技术受到了质疑和鄙夷，认为其“俗”而“劣”，创作理念要远超于工艺的价值。从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陶瓷艺术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创作空间，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艺术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赋予了中国陶瓷艺术更广阔的道路，陶瓷艺术的范畴更为宽广，陶瓷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更受肯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于“重道轻技”会使得一些优秀的传统陶瓷工艺失去继承的动力，从而濒临消失，这是一大哀婉之事。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类似于“百花不落地”、“扎道粉彩”等等重工陶瓷品类逐渐沦为边缘艺术，陶瓷艺术家不屑于以其作为创作手段，唯有一些做仿古瓷的商家会有所保留。因而，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太多的万花瓷，即使有，也是或粗劣或精致的仿古样式。 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说“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原因是离开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工艺之存我们才能生活……文化首先必须是生活文化。”近年来，受日本民艺思想的影响，中国开始逐渐重视起传统的、民族的文脉，对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忽视的“工艺”产生了保护的欲望。时代的审美有所差异，如何适应当下，是传统工艺进入时下生活中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创新不可避免，而创新归根结底要归入传统，创新的更高意义，应该是使传统有新生的活力，得以推进和延续。在一片“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呼声之中，中国当代的设计思想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百花不落地”这种陶瓷工艺也有了新生的方向。现代艺术是古代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它的隔绝。继承的选择性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基础之上的。也许设计师们应该认识到，人们渴望有民族自信力并且崇尚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住在古董店里。
古代瓷器：青瓷胡人骑狮：研究晋代文化的重要器物
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狮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越窑青瓷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因其器物胎骨坚致、施釉均匀、色彩青翠莹润而著称，是我国古代文艺、工艺领域的一朵奇葩。在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被誉为国宝的西晋越窑青瓷胡人骑狮。
青瓷胡人骑狮出土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是2003年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时所发现。洗砚池晋墓2号墓为双层券顶夫妻合葬单室墓；1号墓为单层券顶双室墓，葬三个未成年人。东墓室是两个不足两岁的婴儿，西墓室是一个六七岁的儿童。有专家推断，这可能是一座罕见的古代儿童冥婚合葬墓。
作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洗砚池晋墓墓体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经专家鉴定，属国家一级文物7件，其中又以青瓷胡人骑狮最为引人瞩目。
青瓷胡人骑狮制作精美，胡人浓眉大眼，高鼻大耳，络腮胡须，鬓须上翘。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帽中间饰有凹弦纹，帽后两带交叉下垂。身着圆圈、十字形纹衫裤，足穿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左手揪狮耳，右手执便面于胸前，目视前方，呈驾驭雄狮的威严气派。卧狮怒目，张口，獠牙外露，颌下有须，长尾呈树叶状下垂，尾尖上卷，狮身印有圈形斑纹，蓖划鬃毛，通体施青釉。人狮通高27.1厘米，狮身长20.5厘米、宽10.1厘米。
青瓷胡人骑狮造型独特，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亮，色泽清雅，柔和悦目，全国罕见，被专家誉为极品国宝。整个人物刻画栩栩如生，青瓷釉面光滑，玻璃质感强。无论是烧制工艺，还是人物刻画方面，都是一件难得一见的青瓷艺术精品。最吸引人的，是那顶近似夸张的高帽，如果工匠是按比例雕塑的话，那么，帽子的高度至少达1尺！
据了解，青瓷胡人骑狮在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共出现4处。文献记载中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神人狮子，藏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青釉骑兽器，陈国桢个人收藏的胡人骑狮。该类器物中，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青瓷胡人骑狮为精品。
对于青瓷胡人骑狮的用途，一直存在着水注与烛台之争。一说为水注，认为将水由顶部胡人帽子处灌入，以供文人墨客研磨之用。连研磨之物都如此精巧设计，足可见临沂书法风行盛况，亦无怪于书圣王羲之、亚圣颜真卿都诞生于临沂。一说为烛台，即胡人帽子为插蜡烛照明之用，认为该器物有管状口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也与砚、笔筒等文具不相匹配，故从实用、形态和体重来看，都应以用于插烛照明为宜。但无论该器物的实际用途是水注还是烛台，都具有辟邪的功用。
青瓷胡人骑狮制作精美，给我们展示了狮文化、胡人文化和墓葬文化等多种文化，是我们研究和探寻晋代文化的重要器物。
狮子的产地不在中国，在非洲、南欧、南美和印度的西北部，中国最初认识狮子及西方的狮文化，称之为殊方异兽。魏晋南北朝时期，狮子并与佛教在乱世之中得以传播。狮子也是佛教中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走向了民间。由此，狮子这一外来动物被添加上本民族特有的精神观念，作为民间辟邪纳吉的日用器物，成为桌面上的器物和墓室中的镇墓兽。
胡人手中所执便面，也就是扇子，为魏晋常用物品，主要有三项不同功用：实用、礼仪和辟邪。便面作为辟邪之物，可以除邪驱鬼，保卫墓主的安宁，同时也是辟邪升仙的道具。同样的器物也出现在陈高华《中国服饰通史》中的两晋持便面风帽瓷俑。汉晋便面所持的方式有扇面向里、向外和平持，向外多为侍者或舞者，向里多为自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竹扇，其形制与该墓胡人所持相同。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人们把胡人戴的毡帽叫浑脱帽，中原地区就出土过头戴毡帽的胡人俑，它们戴的帽子，有的尖顶，有的方顶，这么高的帽子非常罕见。洗砚池晋墓的青瓷胡人形象因与北方胡人的服饰和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来源应属不同的地域，应是通过南海海域到达中土的西域胡人。
青瓷胡人骑狮器物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广东、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也是越窑产品的辐射区。该类器物自南向北传播发展，并在晋代越窑兴盛时得以大量生产和传播。
(作者系王羲之故居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