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纹。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彩陶图案，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之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或偶尔出现了，不再作为主题图案。它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圜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显露出了史前画工的卓越技艺。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鱼纹彩陶，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最为丰富，该遗址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鱼纹盆达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不仅如此，这些鱼纹数据构成了完整的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叠压的关系，我们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大地湾鱼纹均为鱼的侧视图，惟独胸鳍的画法例外。胸鳍本在身体两侧，从侧面只能观察到一侧的胸鳍，大地湾先民却改为上下对称的一对胸鳍；无论鱼纹如何变化，尾鳍的画法始终不弯。从鱼鳍的画法来分析，表现的鱼类属于淡水鱼。显而易见，地处内陆地区的仰韶先民只能描绘他们日常熟悉的鱼类形象。根据器形和纹饰的不同特点，我们将大地湾鱼纹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具有浓厚写实风格的鱼纹，此时的陶盆形制均为圜底侈口，因口沿部系用泥片重叠加厚，可称之为叠唇盆。鱼纹形象生动，尤其是椭圆形的眼睛以及位于眼眶偏上部的眼珠，将鱼表现得活灵活现。鱼鳍不全，无背、腹鳍。但口、眼、鳃、身、尾俱全，鱼的形象一目了然。TAOci52.coM
第二阶段：器形仍为叠唇盆。鱼头部分开始变长且图案化，复杂多变的画法使得鱼头细部令人费解．大多以直边和弧边构成的近三角纹填充头部，鱼身则变得更为完美，大多数鱼纹的胸、腹、背、尾鳍样样俱全。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鱼头各类线条所体现的具体含义，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抽象化的画法自此开始引入鱼纹之中。
第三阶段：鱼纹仍然仅在叠唇盆上使用，但盆的口径逐渐增大，腹也变浅了。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变化和特点是，鱼头部分变得极为简单而抽象，仅由上下相对的两条弧形纹组成，既扁且长。龟鳍的画法则由斜三角纹变为直三角纹，画法更为规整。
第四阶段：使用鱼纹的器形由叠唇盆改变为卷沿盆，这类盆仍然为圜底，但口沿外卷，因此称为卷沿盆。它们是当时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陶器之一，经常出土于房址和窖穴中。这时的鱼纹整体简化为一种十分稳定的图案。胸、腹、臀鳍三者合一，与拉长的背鳍上下相对，尾鳍前部出现隔断线。鱼的上下两部分完全对称，线条变得流畅柔美。在编号为F1的房址中，出土了两件口径超过50厘米的鱼纹大盆，曾多次作为彩陶精品送到境外展览。
第五阶段：仍使用在卷沿盆上，此时的盆口部由侈口改为直口，卷沿愈甚。该阶段已跨人仰韶文化中期。大地湾虽未发现此段的完整器物，但根据大地湾出土的残器可以推测复原后的器形和纹饰。参考属于同一时期甘肃合水、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我们的推测与复原是符合器形、纹饰发展规律的。鱼纹更为简化，头部以一圆点表示，鱼身简化为四条弧线，上下鱼鳍皆略去不画，仅保留较为夸张、舒展的尾鳍。
自仰韶中期以后，鱼纹逐渐消失。不过，有的学者将马家窑文化中出现的由圆点引出弧线的图案视为鸟纹或鱼纹，这些图案与仰韶鱼纹相比过于抽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实，马家窑文化的圆点弧线鸟纹更像水中游动的蝌蚪。
上述大地湾鱼纹盆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鱼纹的演变序列，从中我们得以掌握其演变规律。首先，要重视的是器形的变化，鱼纹最初是描绘在叠唇盆上的，然后将其弃之不用，又转为卷沿盆；越迟的卷沿盆，口沿越卷，器体愈大，腹部越浅。当我们遇到鱼纹盆口沿残片时，尽管图案残缺不全，但根据以上规律，依据口沿特征，大体可确知鱼纹盆的早晚。在收藏和鉴赏彩陶时，不能仅关注—纹样而忽略了器形，两者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仰韶彩陶因时代早，出土物较少，完整器更是难得，所以某些利欲熏心的造假者为了骗取金钱，也在仿造仰韶鱼纹盆。他们往往使用马家窑文化的素面盆，作为鱼纹或人面鱼纹的载体，有时竟然迷惑了某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收藏者。第二，鱼纹的发展变化总体趋势是不断地简化，自然形态的鱼纹经概括和取舍逐渐凝练为固定化的图案，写意的表现手法逐渐取代了写实的风格。最早的鱼纹颇富个性，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和创意，展现出了自然状态下鱼的万种风情。其后，从头部开始，继而鱼身、鱼鳍，不断地简化，最终成为几乎一成不变的固定图案。搞清纹饰的演变规律，对于目前乃至今后的考古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面对大量残碎的彩陶片时，仅凭借鱼纹残片的局部纹样，便可判断出比较准确的时代，其奥妙就在于掌握了纹饰的特征和变化规律。
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许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关于仰韶鱼纹盆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鱼纹有惊人的一致：甘肃境内最西端的发现是陇西二十里铺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变体鱼纹，最南端的发现是白龙江流域的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鱼纹，西汉水流域西和宁家庄遗址出土的第二阶段鱼纹，礼县石嘴村出土的第一阶段的鱼纹。渭河一带是中心区域，出土鱼纹的遗址更为集中，不再一一列举。这个地理范围最东可达关中平原武功、岐山一带，甚至在陕南南郑龙岗寺、内蒙古南部凉城王墓山下遗址都出土了颇为相似的鱼纹盆。上述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公里之大，涉及今日的3个省区。这种令人惊奇的一致现象至少告诉我们：第一，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陇南和陕南属于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地区；第二，在这个地理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传播非常活跃，人们的居住地虽被千山万水所阻隔，但绝非想像中的闭塞；第三，鱼纹不是一般的彩陶纹饰，而是作为同一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出现这种标志性符号的原因，以及所代表的什么内在的含义还应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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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先民用瓮棺埋葬夭折的儿童，这件彩陶盆是儿童瓮棺的棺盖。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陶器。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
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是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典范。这件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此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为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纹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像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此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人头上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 古代瓷器知识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先民用瓮棺埋葬夭折的儿童，这件彩陶盆是儿童瓮棺的棺盖。
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陶器。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
仰韶文化的彩陶工艺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是中国原始彩陶工艺的典范。这件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此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为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纹面习俗。人物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像力。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此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人头上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历代陶瓷“鱼藻纹”的装饰工艺和艺术风格
“鱼”与我国传统绘画和工艺品的艺术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为了形象的记录大自然，便把它装饰在自己制作的器皿上。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从商朝的青铜器到春秋时代的佩玉，从秦汉的砖刻、瓦当到唐宋的丝绸染织和私人印章，鱼纹更是广泛地装饰在各类工艺品上。在绘画领域，宋代的卷轴、扇面上的“鱼藻图”，到白石老人的水墨画《鱼》，“鱼”的艺术都深受人们的喜爱。
陶瓷装饰上的“鱼藻纹”，从仰韶彩陶的原始形象符号到宋代以后的审美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文化内涵不同的两个阶段。本文重点分析宋代以来部分历史时期陶瓷上“鱼藻纹”的装饰工艺和艺术风格。
宋代南北各大名窑的装饰艺术呈现群芳争艳的局面。“鱼藻纹”装饰则以景德镇青白釉刻、印花、磁州窑白地黑花（绘划花），耀州窑刻、印花和吉州窑铁绣花彩绘为代表，各自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景德镇南宋青白釉印花莲池双鱼纹盘（江西省博物馆藏），器内壁有莲花、水草，盘心双鱼、莲花浮于水波之上。布局繁密，印花纹样对称规整，纹样上凸部位釉层薄，釉色莹润如玉；下凹部位积釉，釉层厚，釉色如湖水般碧绿。在厚薄青白釉的衬托下，纹样更富有韵律美。
图1.白地黑花鱼藻纹枕
磁州窑宋金时的白地黑花鱼藻纹枕，先用笔拓抹涂绘双鱼水藻，再用刀划出眼睛和鳍尾的纹理。涂绘的笔法简洁洗练，抓住纹样的典型特征，刀法也干净利落，这种描绘与刻花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使得纹样生动，色彩明快，对比鲜明，体现了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装饰风格。吉州窑铁绣花彩绘装饰形式感强，纹样造型简练生动，多以夸张笔法整体把握纹样的基本特征。布局对称平衡，笔法洒脱灵活，运笔酣畅，一挥而就，线条含有抑扬顿挫的笔意。
图2.青花鱼藻图盘
元代景德镇创烧青花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丰碑。许多元青花纹样成为陶瓷装饰艺术的经典，其中就有“鱼藻纹”。元青花“鱼藻纹”都是作为主体纹样装饰在大盘、大罐等器物上，以气势恢宏而著称。大盘类的装饰构思是：盘心绘鱼、水藻、浮萍等，盘内壁则配合一周缠枝莲纹，如青花鱼藻图盘(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相同的纹样还有香港天民楼的藏品。盘中心绘鳊鳜双鱼、莲花、莲叶、浮萍等“莲池鱼藻纹”，盘内壁则配合缠枝牡丹纹，有湖南博物馆藏品青花莲池鱼藻纹盘。
青花料(钴土矿)描绘在有吸水性的瓷器坯胎上，覆盖透明釉后经高温烧成，青花色彩有浓淡烟散的变化，形成很多与中国水墨画相同的审美特征。因而元青花鱼藻纹从宋元绘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元青花鳜鱼、鲭鱼，与宋画的鳜鱼、鲭鱼的造型和笔墨(料)手法都十分相似。如莲叶边缘用碎点表现枯叶的自然状态，取法于元画家张中《枯荷鸳鸯图》。元青花的彩绘工艺是依坯体上的粉本，用浓青料细线钩勒纹样轮廓，再用浓青料平匀地拓抹在纹样内。图画式的纹样则以色调的明暗变化表现景物的立体效果。如用浓青料拓抹在鱼背部，再轻抹淡青料逐渐向鱼腹淡化，然后用浓青料画斜网细格，并微调网格线之间距离以表现鱼的游动姿态。
图3.元青花鲭鱼
图4.宋画的鲭鱼
元青花“鱼藻纹”的平面构图布局均衡，虚实匀称。如青花莲池鱼藻图罐(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先把鳜、鲫、鲭、鲌五尾鱼匀称地分布在罐腹的四周，再画莲花、莲叶、水藻、浮萍穿插在画面的空间，这样从每个角度都可见莲花鱼藻主题，整体装饰性强。每一局部有绘画性特色：鱼、花、叶、草的形象自然写实，准确生动，并以精致的画法突出鱼、花的体态。用笔细腻，填色工谨，纹样的轮廓清晰，与瓷胎白釉地的青白色对比鲜明。青花浓淡洗染柔和，以表现景物的立体感和空间关系。如鱼体的翻跃和尾部的摆动，以及莲花瓣、莲叶的包含与转折都表现了绘画写实性。另一方面浓淡关系分割了青色的大色块，化解了闷塞，如莲叶的叶脉和转折部分。元青花鱼藻纹整体上形态均衡、纹样匀称、配景穿插，形成萦纡的色块和空间，局部形象生动，用笔精致，线条流畅，色调明快，构成了严谨、工细又生动活拨，装饰性强又有写意性笔墨韵味的陶瓷纹样。
图5.青花莲池鱼藻图罐（局部）
明代早期鱼藻纹不多见，以宣德青花为代表。宣德官窑青花的彩绘工艺是，在坯体粉本上用浓青料钩勒纹样轮廓，蘸浓青料拓抹在纹样的暗部，再用稍含清水的笔将青料洗染过渡到亮部，最后作局部的修饰。纹样的局部有小笔触带动青料产生的色调变化，但也有浑浊杂乱的感觉。
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前期青花“鱼藻纹”延续了宣德风格。
弘治青花工艺特征是用小笔触染青料水，局部料色洇晕平匀。
图6.正德矾红鱼纹碗
正德矾红鱼纹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矾红洗染柔和，红色过渡自然，细针划出的鳞、鳍和尾的纹理都极精致。但整体上装饰单调。
图7.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
嘉靖时的“鱼藻纹”有在器形高大雄博的盖罐上装饰青花红彩和五彩两个典型品种。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北京故官博物院藏)，先画青花部分的莲花、水藻、茨菇等，留出游鱼的空间，烧成青花瓷后，再在瓷胎上画红鲤鱼。画鱼的工序是先用黄色料平涂鱼体，经炉中烘烤，再用矾红料描绘鱼体的细部特征，最后还经炉中烘烤。鱼体从背到腹洗染红料浓淡的自然渐变，以表现鱼体肥润的立体感。此罐上描绘十二尾游鱼，造型准确，姿态生动，扬鳍摆尾，穿藻翻腾。线条细腻，运笔流畅，画法精工。青花描绘得也十分精细，有双线钩勒的莲花、莲叶、茨菇，再用青料水混水；也有一笔笔的线条描绘的水草在水中摇曳，画意生动。整个纹样以散点式布陈开来，青花花草烘托艳红鲜黄的游鱼，十分协调且妍丽。
图8.粉彩鱼藻图碗（局部）
乾隆时期粉彩描绘的“鱼藻图”颇有新意，一般均采用中国画式的构图，吸收了工笔两的笔墨形式，这些器物上的“鱼藻图”装饰充满着画意，已不适宜称为“鱼藻纹”。如粉彩鱼藻图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绘数尾金鱼，形态活泼多姿，画法精美，风格典雅，体现了宫廷绘画的气派。
图9.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盘
民国时期，景德镇民间艺人创作的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盘（景德镇陶瓷馆藏），采用青花混水法画鱼体，釉里红画鱼鳞。鱼鳍、尾的变形夸张，鱼周围水花四溅产生的韵律感，极精练地概括了鱼从水中跃起的活泼姿态。粗犷、泼辣的装饰风格与粗质瓷盘十分协调。此时的釉上彩绘业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彩绘艺人，把国画艺术与粉彩彩绘工艺结合起来，形成瓷画艺术新风貌。
历代陶瓷装饰上的“鱼藻纹”因材质、品种不同而形式多样，因时代风格变化而丰富多彩。
陶瓷纹饰——鱼纹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
六、七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生产的仰韶文化彩陶器上，鱼纹成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所绘鱼的图形拙朴可爱。其数量之大，线条之美，形象之逼真，令后人叹为观止。鱼，成了远古人类的图腾。这些古朴优美的绘画艺术，完全来源于劳动的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了当时人们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表达了捕获更多的鱼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美好心愿。在古代，鱼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而且还因此把鱼看成了祥瑞之物。孔丘生子，友人送鲤鱼一对为贺。孔子十分高兴地收下，以为吉祥，便给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
宋 耀州窑白地黑花开光鱼纹梅瓶
明 五彩鱼藻纹罐
在汉代，多将鱼纹刻划在陶或瓷的盆子等大型器物上。到唐宋时期，以鱼纹装饰陶瓷更为盛行。不仅有鱼的瓷塑，还有双鱼连体瓶。划、刻、贴、印等各种风格和形式的鱼纹装饰大量出现。在定窑白瓷上，划花、印花鱼纹最为形象生动。碗、盘内壁有荷叶莲花，器心水波荡漾，双鱼戏水相逐，生趣盎然。至于元、明、清的青花瓷器上，以鱼为纹饰那就更为多姿多彩，而且寓意丰富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鱼文化”。元青花鱼藻纹多画鳜鱼，大有“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见元人对鱼文化同样喜爱。明以后则多画鲤鱼，表达了人们企盼“鲤里跳龙门”的吉祥。鲤鱼跃于波涛之上，口中吐出水气，水气中隐约一条小龙飞上天空。大约这就是所谓“鱼化龙”了。传说鲤鱼跳过龙门便可成龙，比喻幸运和高升，实乃文人对飞黄腾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说的：“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故“鲤鱼跳龙门”是古代常画的题材。
清咸丰 红彩金鱼纹长方形花盆
在民间，有许多以鱼表达吉祥的用语，多采用谐音。如：鲤与“利”，鱼与“余”、“玉”等即是。由此便创造出许许多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又由词汇经过形象思维，绘制出活泼生动的鱼的绘画来。各类鱼的图像一旦装饰到瓷器上，就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畅销的商品，也有了收藏和研究价值。比如常见的瓷画还有“渔翁得利”，一个渔翁捕得大鲤鱼时的欢快表情跃然瓷上;“金玉满堂”，几条金鱼水波中相互追逐嬉戏，寓意儿孙多且活泼可爱;鲢鱼游于莲塘之中，自然是“连年有鱼”，童子抱只大鲤鱼，背后绘以牡丹，叫做“富贵有余”;一条鲶鱼游于水藻中，可谓“年年有余”。
粉彩鱼跃生趣瓷板
总之，从瓷绘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鱼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类与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装饰着鱼文化的瓷器，其上多姿多彩的画面，吉祥谐趣的寓意，很值得陶瓷收藏爱好者细细地玩味。
彩陶装饰纹样及演变过程
在原始艺术神秘而又极具魅力的领域中，彩陶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其简洁流畅的造型、多姿多彩的纹样，向人们传递着原始陶艺工匠们赞美生命、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
在造型上彩陶罐各部分有一定的比例，如高度和宽度，腹径和底径的比例，使之有助于柔和优美的外轮廓线的形成，在中国工艺史上为最成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造型之一。装饰因部位的不同而不同。
正是由于器表绘有精美的纹饰，考古学家把这些陶器叫作彩陶。这些彩陶制作的年代在大约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彩陶大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豆一类盛器，原始艺术家用一种刷笔，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红色画在器表上。彩陶纹有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图案，一类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一类的形象。图案类的纹饰数量很大，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匀衡、变化，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在甘肃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被称之为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图案。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真有行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切。面对这些五千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或采集。没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谐的社会景象。稍晚于此的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彩陶的纹饰则发生了变化，那些锯齿纹、四大圈纹以及蛙纹等显得大起大落，粗犷狞厉，甚至怪诞神秘。当时原始社会行将解体，社会发生变革，战乱、动荡等不安的情绪也在图案中流露出来。由彩陶纹图案所引发的联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在历代图案和图画中，都或隐或显地折射出当时社会风貌的基调和时代的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