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的鉴别特点。
隋唐时期，内丘邢瓷就有贡瓷刻款，包括“大盈”、“盈”、“翰林”、“官”、“新官”等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隋唐以后呢？
出土的官、翰林、盈、大盈字款碗底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残足，足底内施釉，内有一圆环，圆环内釉下有“片玉”二字。
某日，从朝阳街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所捡一底足残片，足底内施釉，中间有一“田”字。
某日，从东煤迁建寺上新村工地（此地属河村遗址范围）捡回一青花底足残片，外足无釉，旋纹中间有乳突，内底有“田X杰”字样，字迹前小后大，有晕散，字显潦草，甚不得体。
某日，从南水北调工地（此地属南中冯墓葬遗址区）农田捡回两个残足，其一内外底均施釉，内外各有一青花圆环；另一片足内两圈圆环，圆环中央题款为“片王王”。
某日，从朝阳工地（此地属马庄遗址范围）捡回一残足，足外两圈圆环，足内一圈圆环，环内图形或动物、或花草、或变形文字，因残去1/2致无法解读。
某日，从泰和·翰林府工地（此地属西街遗址范围）捡回一碗底残件，外饰豆绿釉，冰裂开片，圈足外缘被削去一圈，足底及足底内无釉露胎，内施青灰釉，开片较外壁细小，内底有一双环，双环内有一“福”字。
经过比对，有题铭的瓷片比仅有圆环的瓷片，釉面要光亮莹润得多，几无瑕疵；而有圆环的瓷片要比什么表示也没有的瓷片要好得多，而底足施釉的要比未施釉的要好的多。那片底足无釉有乳突，内底题“田X杰”的青花残足，从潦草的字面上看，或许是学徒习作，因为：一、它足底乳突未曾磨去，其它众多底足中或根本无乳突，或很小且大小不及米粒；二、在内底题全名的，目前手头尚无其他资料；三、字迹幼稚，太过潦草。
一般认为，底足有题款的，应是瓷器中比较高档精细的产品，其作用犹如今天的商标使用。据考古资料显示，内丘出土的刻铭字款，计有如下几种：
1、“盈”字款
外贸窑址（1984）、西关北窑址（1984）、老县衙窑址（1984）、中兴街窑址（1985）、集上赛唐墓（1987）、交通局窑址（1998）、北大冯唐墓（2000）、礼堂窑址（2003）、西永安唐墓（2005年）、北大冯唐墓（2005）、服务楼窑址（2012）
2、“翰林”字款
礼堂窑址（2003）、天颐宾馆唐墓（2003）
3、“官”字款
礼堂窑址（2003）
4、“药”字款
西丘砖厂
5、“上”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6、“高”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7、“大”字款
服务楼窑址（2012）
另外，窑址曾出土一枚白瓷印章，印呈长方形薄板状，通体施白釉，胎质细腻，釉色洁白莹润，白中微泛青色，长10.5厘米，寛7.5厘米，厚1.5厘米，印面中央阴刻“堪同”二字，自己秀美刚劲，为典型的唐人楷书，周边阴刻双线置以印框，背面四周阴刻连续长方格形纹，中央置以桥形钮，钮已残断，钮两侧阴刻祥云纹图案，印之左上角残去一角，侧上面残去处阴刻“XX宝”三字，上一字残去不存，中间字残去大部不可识读，仅存下部一“宝”字，繁体楷书，字口均有釉，系先刻划后上釉所致，印章所刻姓名应为此印的主人，应是签订合同时所用的印记，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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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窑址
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与唐陆羽《茶经》记载的邢窑白瓷“类银”、“类雪”相吻合，也与李肇《唐国史补》所记的“内丘白瓷瓯”相一致。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
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碗最多，大多为浅式、敞口，口往往凸起一道边沿，底为玉璧形，足矮浅。壶短流。罐丰肩平底。盏托为五瓣口沿，腹较深，矮圈足。器物均施满釉，釉面光滑，色纯白或白中微微闪青。唐代邢窑白瓷不仅销售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在埃及著名的富斯塔特、印度河上游的婆罗米纳巴德等古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及其周围地区，也出土有邢窑白瓷。
古代瓷器：唐代邢窑白瓷佛教用品
唐代邢窑白瓷盈字款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堆塑龙纹花卉熏炉
晚唐邢窑白瓷兽足熏炉
唐代邢窑白瓷莲花灯台
唐代邢窑白瓷赑屃形灯台
晚唐邢窑白瓷龙首净瓶
晚唐邢窑白瓷莲花执壶
唐代邢窑白瓷司母戊形鼎
有人说：一部佛国史，百座艺术馆。博大精深，光华耀祖的佛教艺术，在艺术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的成就，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笔者所要说的也是佛教文化，只不过是邢窑的佛教文化艺术品白瓷佛像、佛教用品系列。
佛教从东汉时期从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此华夏大地上得到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佛教信徒的膜拜，历代统治集团的信仰，是石窟大肆开凿，寺庙争相构筑，而一尊尊来自印度的佛像、菩萨、罗汉、诸天，在北魏年间就开始与中国的民族艺术相融合，很快形成了中国独立风格和模式的佛像。北魏时期的秀骨清香、隋代时期的朴达拙重、唐代时期的健康丰满慈祥、宋元时期的世俗可亲，明清时期的体态丰腴。
佛造像的材质一般有石雕、木雕、泥塑、铜质、陶质、瓷质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有关邢窑白瓷佛像、佛教用具等方面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能更进一步的认识邢窑白瓷是博大精深的，品种是涉及多方面的。
至于邢窑白瓷何时开始制作生产出佛像、佛教用品，我想佛像、佛教用品，有原始青瓷时期就有佛像、佛教用品了。因为邢窑白瓷是由青瓷转换而来，如果说邢窑白瓷是在南北朝时期创烧的话，那么，邢窑白瓷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就开始制作生产制造佛像、佛教用品了。
邢窑白瓷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两周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高17厘米、口直径14厘米、口宽9.5厘米。胎质较白，釉色泛黄，施釉较薄。这件用白瓷制作的司母戊鼎应该是佛寺中的专用焚香器具香炉。该鼎应该是皇家寺院专用的法务，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邢窑白瓷。
邢窑烧制瓷器历史追溯至北朝时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日前发布消息称，近日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追溯至北朝时期，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关于邢窑“盈”字款的研究
邢窑为北方白瓷名窑，始烧于北朝，衰于五代，终于元代，烧造时间大约九百余年。其技术水平在隋代已登峰造极，烧制出具有高透影性能的细白瓷。邢窑白瓷分为粗白瓷、普通白瓷和细白瓷，粗白瓷胎质粗松，胎色泛黄，胎面一般要施化妆土；普通白瓷胎色较白，少用化妆土；细白瓷胎釉的洁白度较高，胎质细腻，釉面光润，不用化妆土。从有关邢窑白瓷的考古发掘来看，邢窑细白瓷多发现于唐长安城的宫殿或寺庙遗址，如大明宫、青龙寺、西明寺等，其中一些白瓷的底部刻有“盈”字款或“翰林”款。近年来，在西安地区的一些唐墓中也出土了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细白瓷。与细白瓷相比，邢窑的粗白瓷和普通白瓷的出土数量更多。由此可见，邢窑白瓷在唐代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邢窑白瓷体现了唐代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当时曾作为地方特产向朝廷进贡。其署“盈”字款者，一般认为与皇宫内的“大盈库”有关。大盈库在《新唐书》《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玄宗、肃宗时称之为“百宝大盈库”。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的储存金银财宝的库房，此库内的财物只能由皇帝支配、使用。目前已发现的“盈”字款邢窑白瓷以碗最为多见，另有执壶、盒、罐等。
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刻有“盈”字款的白瓷器物在唐代遗址和墓葬中时有出土。“盈”字款白瓷的发现，为研究唐代贡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故引起了考古文物和古陶瓷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盈”字款白瓷出土的时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前；二是上世纪80至90年代邢窑遗址发现之后；三是本世纪初。 上世纪50至70年代出土的数量不多，见于报道者只有195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残片和1975年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执壶，此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盒。 上世纪80至90年代出土的数量渐多，见于报道者有1980年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州，1984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85年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1992年西安唐青龙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白瓷执壶，1994年内蒙古赤峰市早期辽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大碗，1997年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一件“翰林”、“盈”字双款白瓷罐。尚未报道者有1990年河北宁晋县北河庄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盈”字款白瓷罐，1991年河北隆尧旧城镇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
本世纪初出土数量大增，见于报道者有2002年西安唐新昌坊遗址出土的五件“盈”字款白瓷执壶和四件白瓷盘，2003年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碗和一件门瓷盏托。尚未报道者有2000年河北内丘北大丰唐墓出土的一件“盈”字款白瓷罐和2001年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白瓷罐与一件白瓷碗。 1957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盈”字款白瓷片后，首先引起争议的是其产地在何处，当时曾出现过两种有影响的意见：第一种认为这种白瓷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理由是唐文献中有“河南府”(洛阳)进贡白瓷的记载，而在已发现的唐时属于“河南府”的巩县窑窑址中已发现了白瓷；第二种认为可能是河北定窑的产品，理由是在已发现的晚唐定窑遗址中也发现了白瓷，再加上定窑在五代、北宋之时又有刻款的习惯。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去西安考察，对这两种意见不大同意。他认为唐文献中虽有河南府贡瓷的记载，但巩县窑白瓷的胎釉发土黄，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的胎釉洁白不合，因此这种白瓷不像是巩县窑产品。至于定窑晚唐白瓷的胎釉倒是洁白的，与大明宫出土的白瓷很接近，但唐文献中并没有定瓷进贡的记载，因此也不可能是定窑产品。冯先生认为唯一有可能的是邢窑，理由是根据文献记载邢窑白瓷进贡，且其色类雪，此与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完全相合。但由于当时邢窑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感到“苦无窑证”。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发现后，1980年12月13日，冯先铭、欧志培两位先生在河北师大杨文山先生等的陪同下，对临城的岗头、祁村、西双井窑址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冯先铭先生一再提醒杨文山先生在窑址中留心“盈”字款标本。其后在1981年4月15日～17日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期间，冯先铭先生又提到了“盈”字款问题。
据冯先铭先生的提醒，杨文山先生与临城县参加窑址调查的调查者虽然在临城窑址中找到了一些“王”、“弘”字款的标本，但“盈”字款标本始终未见。直到1984～1985年，内丘县文物组在内丘境内进行普查时，才在城关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盈”字款白瓷片，从而使冯先铭先生认为大明宫“盈”字款白瓷产地可能是邢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按内丘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标本，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最早是1984年贾水禄先生在外贸局院内土坑中发现了一片；其后是1985年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十多片；到2003年，又在原县委礼堂一带窑址中发现了20多片。 内丘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物标本的大量出土，按理说“盈”字款贡瓷的产地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有些研究者因受定窑产地说的影响太深，所以对邢窑出土大量“盈”字款标本的事实不加理睬，在事过10年之后，仍然坚持其产地是定窑的看法，如199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报道赤峰墓葬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大碗时，明确认定其产地是“定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盈”字款白瓷的产地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开始将“盈”字的含义转为主要话题。关于“盈”字含义的解释，研究者的分歧很大，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认为“盈”字形近“盌”字，“盌”即“碗”，因此碗刻“盈”字是“以字标物”。这种解释最早是1957年大明宫出土“盈”字款白瓷碗残片以后，由西安文物考古工作者提出的。1984年河北省邢窑研究组成员毕南海先生访问西安，在谈到“盈”字款的含义时，西安有些文博人员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第二种认为“盈”字可能是内丘窑址某一窑主的“字号”。这种解释最早是由河北省邢窑研究组的某些成员提出的。认为“盈”字作为“字号”，可能是“姓氏”用字，或“名”中用字，也可能是“吉祥”字，根据是临城窑址中发现了多种类似“字号”的字款，比如“王”、“楚”、“季”、“弘”等。这种解释出现后，曾受到内丘文物工作者的批驳。 第三种认为“盈”字款是内丘邢窑“专为宫廷烧造贡瓷”的一种标志。这种解释最早是由内丘县某些文物工作者提出的。由于当时临城窑址发现了姓氏款标本，而内丘窑址中尚未发现，故他们认为“临城窑是民窑，不烧贡品，不受官府控制，所以窑主可以刻上姓氏作为商标”；而内丘窑因“专为宫廷”烧造贡瓷，“受官府控制”，不能刻姓氏。正是因为如此，故在内丘窑址中只发现了作为“贡品”标志的“盈”字款，而“没有发现姓氏刻铭”。 第四种认为“盈”字是唐宫内“百宝大盈库”的一种标记。这种解释最早是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唐中期或者中晚期内府设有皇帝私库，名为“大盈库”或“百宝大盈库”，进贡白瓷上刻的“盈”字，应是“以百宝大盈库之‘盈’字作为标记、专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
以上四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但以哪种为是，笔者愿作如下认识： 第一种认为“盈”即“盌”的解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理由是“盈”、“盌”二字虽然形似，但“盈”绝对不是“盘”，含义更不是“以字标物”，如果说“盘”上刻“盈”字是“盌”即碗，那么刻在执壶、盒、罐的“盈”字又该如何解释?我想是无法回答的。 第二种将“盈”字解释为“字号”是一种推论，是根据临城窑址发现多种类似“字号”字款标本后的推论。按这种推论，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据来，因此这种带有推论性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以“盈”字为贡瓷“标志”的解释太笼统，以内丘窑址只有作为贡品“标志”的“盈”籽而无“姓氏刻铭”的说法太冒险。理南足一旦内丘发现了“姓氏刻铭”怎么办?果然，后来内丘出土了“和”字埙，无疑使这种解释不攻自破。 第四种将“盈”字解释为“大盈库”标记，从文献记载上是有根据的，因此比较具有说服力，故研究者多从其说。2001年邢台市清风楼东侧南长街施工时，在土坑中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残片，无疑为“盈”字为“大盈库”标记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物证，从而使这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