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外销瓷的边饰断代

全瓷的瓷砖。

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大多凭眼睛看，先确定一个标准件。这个标准件大致可以分为：胎土的颜色和火石红等感觉、彩绘的特点、釉面以及颜色的特征，以及用手摸的触觉感，釉面的气孔，等等。外销瓷因为是在明清时期直接销往西方的，所以外国的学者在断代的问题上不是凭眼学而是靠资料，所以形成了和我们的断代方式截然不同的一套方法。

我们凭眼学标准件来断代，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康熙瓷器瓷质比较坚硬，青花色泽翠丽层次丰富，等等，而康熙朝长达六十年，能否时间定位再准确一点就完全凭经验了。但是外销瓷依靠它生产时的一些相关资料，就可以把它的时间定位的误差前后不过三年。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临近年代的瓷器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在相对集中的一些时间里面，某一些边饰会比较流行。我在美国收藏外销瓷，开始直觉上很快地感觉到边饰和断代有关，具体要研究某一段时期的流行边饰，那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后来，英国的Howard Angela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发现她对边饰断代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她找到一些确定的纹样，而不是像我那样把整个的边饰去笼统地归类。

边饰的断代主要是从纹章瓷开始。由于纹章瓷上面的纹章很多是因为结婚而订做的，从西方的一些城市婚姻记录上可以查到该家族这个人结婚的年代，我们通常的纹章瓷断代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把相同时期的纹章瓷放在一起，发现了边饰的流行问题；通过这一些流行的边饰，再结合我们通常知道的不同时期的瓷器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清代的瓷器进行较为准确的断代。这些时代的流行特征如果与官窑瓷器进行比较，也许能够把我们对官窑瓷的断代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以下的外销瓷边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断代原理去组合的。比如说：迈森风格的边饰，雍正中晚期开始出现白色粉彩画在白瓷胎上的精美边饰；在1740年左右这种边饰又和三个开光结合在一起，这个开光的样式有如意型等不同的形状。到了1745年，这种边饰的开光又变成了四个，所以我们看到四个开光的样式在白色粉彩的纹样边饰上时，一般都是1745到1750年之间的瓷器。

边饰不光是边缘上大的纹饰，还包括一些线状的小的纹样样式。如像一个个箭头一样的花纹，就是流行在康熙晚期1690年到雍正早期1730年之间的。这种小的线状边饰流行的时间一般会长点，而一些大的图案边饰流行的时间相应会短一些，大多在十几年。外销瓷典型边饰数量较大，作为杂志不胜枚举，以下提供少量具有清晰断代的边饰个例，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清雍正 1730年至1735年 张敞画眉粉彩汤盘(三开光)

张敞画眉粉彩汤盘

雍正乾隆时期，有许多的中国历史故事被画在外销瓷中，比如出自《汉书》的“张敞画眉”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敞是西汉人，宣帝时为京兆尹。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后来，人们也用“张敞画眉”来比喻夫妇恩爱之情。该盘边饰为典型的迈森纹样。

清雍正 1735年 山水大盘，迈森风格的边饰(无开光)

锦地四开光边饰

这件盘子图案目前仅有英国鲍威尔·克顿(Powell-Cotton)私人博物馆收藏，全球其他地方还没有资料显示有谁拥有。盘子外沿白、蓝色图案来自德国的瓷区迈森，这是最早的白色粉彩边饰的迈森纹样。到1740年左右，在这种纹样上面就会加上三个开光的图案；1745年以后，在中国绘制的这种迈森边饰又成了四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开光图案。这个盘子前景画的是一座花园在江边上，是雍正时期广州的一座私家花园；远处的两艘船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在后面画的是广州的长洲岛(也叫琵琶岛)上的长洲塔。长洲岛是东印度公司离开的船舶都要停泊的地方。对于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船员们，这个岛有特别的意义。

清康熙 1690年至1722年 锦地四开光边饰，内饰花卉

锦地四开光边饰

画面表现的是1690年8月发生的鹿特丹起义。考斯特曼因拒绝缴纳不合理的货物税，而与蛮横无理的税吏发生肢体冲突，导致税吏死亡，结果考斯特曼被判处斩首。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众，他们发起暴动，推倒了法院大楼，抗议不公正的判决。这个青花的背后有“大明成化年制”的六字款。

扩展阅读

明代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 调温器

外销瓷 调温器

偶然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知南宋道家典籍《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以下简称《丹经》)中介绍了一套成系列的炼丹器，这些炼丹器分别配备不同形态的温度调节器，竟获得了意外的启发。《丹经》中记录的炼丹器无疑在科学史上拥有不可轻估的地位。其中的温度调节器系列就颇为神奇，它们被刻意设计成不同形状、不同容量的盛水器，顶部是个敞口水盂(名为“水海”)，二者之间以密封水管相通。炼丹时，把容水器置于“鼎”即反应室内，在漫长的炭火加热过程中，随时通过水海添加温水，以此控制反应室内部的温度。 李约瑟敏锐地指出，《丹经》中出现的温度调节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炼丹界，而是被引入日常生活，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作用。他所发现的例子是《北山酒经》中造酒母时所用的“追魂”瓶，并指出日本酿酒业也用类似的器皿控制酒曲的发酵过程。 《北山酒经》中的方法颇为简单，把一个一两升容量的瓶子内装满热水，密封之后安置在盛满热糜的大瓮瓮底，等到饭糜开始发酵，便立刻撤走。这一加速发酵的方法称为“追魂”。有意思的是，《丹经》中记有“断魂之法”，是把炼丹材料以不同形式的温度调节器前后热加工两次。酿酒工艺与炼丹术一样，对于以容水器作为调温器促进化学变化的过程，用带有“魂”字的概念来定义，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 《丹经》中的多款调温器形状变化不一，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断魂之法”第二阶段用到的调温器，是三条弧形水管，在顶部和底部均汇合在一起，并于顶部通过一个短管与上面的敞口水盂接通。看到书中的相关插图，我忽然醒悟，景德镇出土的一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白釉三壶连通器”(现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其实正是一件调温器。 这件造型奇特的明代白釉器乃是经考古发掘从景德镇窑址出土，出土时为破碎状态，经修复才得以重现原貌。整器高仅31.2厘米，顶部如杯，杯底有花形筛孔，其下为一段颈管，然后分成三条弧形管，每条弧形管各通向一个球形壶。此器如果盛装饮料则颇不实用，尤其难以清洁内部，所以其用途一直成谜。然而，一旦将其与《丹经》中的三管式调温器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白釉三壶连通器正是一件制作华美的调温器。与《丹经》所介绍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出土瓷器的三条曲管没有在底部收拢到一起，而是分别膨大成壶，壶底带有圈足。显然，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大散热或散冷面积，而且也可以让器体稳立。 此件明代早期白釉调温器制作精美，颈管饰有一圈镂空花纹，器身遍布浅划的“阿拉伯錾金纹样”(《尘封瑰宝》，73页)。由此推测，这件美器应该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其杯式开口的底部有镂孔，适合堆置冰块，任逐渐融化的冰水滴漏而下，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件降温器或说冷镇器，在盛夏时置于饮料盆内。器内灌入冷水，并且有冰块的融水不断滴下，持续降低罐内水的温度，由此为器周围的饮料降温。 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降温器上的阿拉伯錾金式纹饰，显示这件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相关。与它堪为互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中期青花瓷器。这件青花器当初是专为“中东市场”制造(《中国外销瓷》，107页)，造型极为罕见，开口如一只深筒杯，杯身的近底部之处分出六只弧管，这六只弧管向下接入一个密封式圆罐之内，罐底为圈足。关于它的用途，西方学者有各种猜测，意见不一。然而，将之与《丹经》中的设备做对比，便容易猜到，此件六管壶也是一件调温器。 《丹经》“还丹第六转”中的调温器，是两只弧管，上承水海，下插入一个扁环形容水器内。六管青花罐在基本构造上与之完全一致，只是水海缩小为杯，弧管增加到六个，底部容水器膨大为圆腹罐，让散热或冷镇的表面增大。 罗斯·凯尔(Rose Kerr)与路易莎·蒙高尼(Luisa E. Mengoni》所著《中国外销瓷》(Chinese Export Ceramics，维-艾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指出，在伊朗阿尔达比勒圣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都收藏有与该件六管青花罐类似的古瓷珍品(137页)。可见，中国制造的瓷调温器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属于固定的外销器型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景德镇出土、带有阿拉伯风花纹的白釉三管调温器当初也是作为外销瓷而生产，原本准备运向遥远的西亚世界。 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细节，这些幸存下来的瓷调温器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物品的贸易，同时，技术的交流、技术性产品的互相输送也很活跃。中国生产的精美瓷调温器，一旦随贸易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究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是如本文推断，置于大饮料盆中，冷镇饮料，还是有其他功能？恐怕有待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通过对这些地区传统生活的了解，来进一步破解明代出口瓷调温器的具体使用方式。

“异国风情”明清外销瓷

广彩爱尔兰纹章盘(雍正)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事。《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迪福（1660—1731）甚至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第一流的高档住宅。

克拉克：“葡萄牙战舰”

据说马可波罗最早带了一件中国瓷器到了欧洲。达伽马首航印度，带回几件中国瓷器，曾经献了一件给自己的国君，只不过这是从卡利卡特国君那里得到的物品。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也是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欧洲商人。当然，荷兰人作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也是中国外销瓷的积极推动者。最富盛名的“克拉克瓷”，其出典就来自葡萄牙和荷兰。1603年，荷兰人截获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船上装载的是青花瓷器，从此，同样风格的瓷器在欧洲都被称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Kraak）在荷兰语中指“葡萄牙战舰”的意思。

克拉克瓷器从此泛指明末清初（主要是明武宗正德年间之后）中国外销欧洲的定制瓷器。其装饰图案虽然以中华风格的纹饰为主，但是，却为迎合海外的消费者，做了适度的改造。早期销往东南亚和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主要器形有盘、碗、瓶、军持（一种盛水器）等，出现在欧洲的则主要是直径30—50厘米的 大盘。这种青花瓷有特定的纹饰风格，盘心、盘壁两层纹饰布满全器的内里，中心图案以山水、花鸟、人物或动物为主题。边壁是八至十组的开光纹饰（所谓开光，是常见于陶瓷器、景泰蓝等的装饰方法之一，在器皿某处留出莲花形、扇形、梯形空间，并在此绘上各种花纹），开光呈梯形、圆形、椭圆形、菱花形、莲瓣形，开光内的图案有向日葵、郁金香、菊花、灵芝、蕉叶、莲、珊瑚、鱼、螺、卷轴、伞、盖、佛教吉祥物。

晚明外销于欧洲的克拉克瓷，常见梯形开光，且两个梯形之间以一个细长方形小开光间隔，开光所占面积和盘心画所占面积大致相等，并且在视觉效果中开光往往更抢眼。采用的虽是中国传统的绘画事项，但因为构图有几何性的严谨，画面充实而又整齐，看起来充满异国情调，与明代后期流行于国内的青花瓷纹饰截然不同，有很明显的市场指向。

克拉克瓷的几何形开光，或许源自元代。因为元代青花罐或瓶中，由小长方形环绕而成的肩饰和底部纹饰，与以往的莲瓣纹略有相似，疑即其变体。但是，在元代青花中，这种几何纹饰位于不很显眼的次要位置，明代克拉克瓷器则把它变为主体构图，这恐怕就是为了适应伊斯兰世界对几何构图的爱好。

清前期制品的开光形式则有各种变体，且倾向于取消大小开光的错落分布，以便让所有开光均等。同时，开光在整个盘面构图中占据的面积大大缩小，成为烘托盘心画的边饰；或者干脆把开光转化成从盘心辐射至盘边的均匀扇面结构。简而言之，就是日益取消晚明克拉克青花的异国情调，而把它转变成更加中国化的构图。原本为了迎合伊斯兰世界而创造出的中国人眼中的异国情调，在欧洲人眼里成为新奇独特的中国情调，不仅晚明出产的克拉克青花成为欧洲富裕家庭热衷的收藏品，而且荷兰人很快就仿制这种纹饰的陶器（软质瓷），甚至18世纪欧洲人从中国大量进口素胎白瓷而自行添加纹饰时，晚明的克拉克式样仍然是他们所钟爱的 选择。

另外一种著名的外销瓷品种是“伊万里”（Imari）瓷器。伊万里瓷器原是日本产品，以其产地得名。天启年间，景德镇就开始针对日本市场烧制绘有日本式图案的青花瓷。17世纪早期，日本的九州岛发现瓷土后，开始发展本地的瓷器工业。明清易代时的混乱，为日本瓷器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前景，日本瓷厂开始为荷兰商人烧制外销瓷。伊万里是荷兰商船进出九州岛的港口，此地发展出在釉下青花基础上，施以釉上铁红与金彩的纹饰风格，这种反差强烈而鲜艳的色彩风格，颇受欧人喜爱。此外，伊万里瓷器有的图案形式简单，有的式样复杂，由花卉图案和几何徽章组合而成，同样受欧洲人喜爱。

1680年，中国瓷器产业开始恢复，伊万里风格立刻被中国工匠学去，从而出现了“中国伊万里”瓷器。景德镇1683年重建后，伊万里瓷器的制作和销售中心便彻底从日本转移到景德镇。“中国伊万里”的图案设计较少原创性，到18世纪头25年，越发成为普通产品。“中国伊万里”作为一种彩瓷，价格介于便宜的青花瓷和最昂贵的珐琅彩瓷之间，这也是它在欧洲市场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后来许多欧洲工厂也仿制伊万里彩瓷。

纹章瓷：欧洲时尚中国造

瓷器贸易量的逐年增大，使瓷器在欧洲日益从奢侈品变成欧洲人日常生活用品，这就促使欧洲商人开始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定制瓷器。定制瓷器，有的是按照欧洲进口商提供的图案纹样装饰瓷器，也有的是由欧洲人提供器型模具烧制瓷器。

截至18世纪初，中国外销瓷都是在景德镇完成全部流程，以成品运至广州。随着定制图案的瓷器数量增加，1730年代初期，广州出现了外销瓷的专业画工，此时景德镇开始提供少部分素白瓷或只有部分装饰的瓷器，由广州的画工以釉上彩的方式完成欧洲商人要求的图样。比如纹章瓷盘，离开景德镇时只有盘边饰（通常是青花），作为主体图案的盘心纹章则在广州完成。18世纪中叶以后，广州成为制作釉上纹章和其他定制釉上彩纹样的重要基地，广州画工表现出绘制各种欧洲图样的娴熟技巧。

定制瓷器的模具有木制器皿、银制器皿及合金器皿，还有以德尔费特陶器为原型的。比如雍乾时期，英国公司订购的瓷器常以英国银器为模型。中国传统形式的器皿逐渐也会因为欧洲人的喜好发生变异，比如单把手的茶杯变成无把手杯子，对欧洲人来讲更有异国情调。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喜欢定制成套的釉里红咖啡用具，也很喜欢订购3个一组或5个一组的青花釉里红摆设用花瓶与大口杯，另外还喜欢订购瓷人和瓷动物做摆设。

在定制瓷器中最具欧洲特色的是纹章瓷（盾徽瓷），纹章瓷大致可分为名人徽章、省城徽章、机构或公司徽章、军队徽章。名人徽章在上述欧洲各国定制的瓷器中都常见，省城徽章多见于荷兰、美国的定制瓷器，公司徽章则主要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美国一些机构订烧，军队徽章其实仅见于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的某些部队。此外还有属于澳门耶稣会士的一批有耶稣会会标的瓷器。现存最早的一件纹章瓷是绘有葡萄牙国王堂·曼努埃尔一世的浑天仪徽章的青花玉壶春瓶。稍晚的有16世纪中叶的一只王室纹章碗和一只阿布埃（Abreu）家族纹章碗，属于曾两度担任马六甲总督（1526—1529，1539—1542）的佩罗·德法 利拉（Pero de Faria）。另有一件约1540—1545年间景德镇出产的葡萄牙王室纹章青花大口水罐，图案中的盾徽上下颠倒，看起来更像一只中国的钟或铃，而水罐的形状为伊斯兰式，是多种文化因素杂糅一体的典型作品。纹章瓷的主要市场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等。

欧洲国家，1740—1760年代，纹章瓷的总体定制数量达到顶峰，但在英国的顶峰从1720年持续到1830年。在18世纪，瑞典有约300家贵族曾在中国定制纹章瓷，英国定制了4000多件（套）纹章瓷，荷兰定制纹章瓷的数量多于葡萄牙但远不及英国，不过式样丰富多彩。

纹章瓷在荷兰既是身份的体现，也是一种时尚。17世纪末，少见的纹章瓷是个人和家庭身份的象征物。18世纪，纹章瓷仍具有独特的社交价值，宴会主人在餐桌上展示和使用有自家徽章的成套瓷器餐具，可以提升其人之社会地位。纹章也作为一种形式美观并有个人特征的纹饰而被很多人荷兰人喜爱。在瓷器使用日益普及的18世纪，纹章瓷还具有纪念品功能，特别定制的纹章瓷被用来纪念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时刻。由于纹章瓷在荷兰普遍受欢迎，东印度公司为他人定制此种瓷器可以获得厚利，这自然也促使荷兰公司多多进口此种瓷器。纹章瓷在荷兰市场受欢迎的理由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

纹章瓷的纹彩以釉上珐琅彩为主，单纯釉下青花不多见，也有青花与釉上珐琅彩相结合。后两种主要见于荷兰市场，因为荷兰人始终较偏爱青花瓷，哪怕1730年代以后青花瓷在欧洲已成昨日之星，荷兰人仍爱定购有青花的纹章瓷。出现于荷兰市场的有青花的纹章瓷，单纯青花瓷同青花釉上彩瓷的数量不相上下，青花同以金、红、玫瑰色为主的珐琅彩上下辉映，别有一番绚丽。作为纹章瓷图案的基本元素，除纹章本身，主要包括几何图形、涡卷饰（Scrollwork，即螺旋形或漩涡形装饰纹样，形似一宽松卷起的纸卷横断面）、花朵、风景等。17、18世纪之交，荷兰纹章瓷的图样设计个人特色很强，从1720—1730年代开始，纹章图案趋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可能是定制者大量增加所致。

定制瓷器的其他纹饰，也总是随着欧洲时代风尚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乾隆年间纹章瓷的装饰图案，1735—1753年间以素净的葡萄藤或花蔓装饰最多；1750—1770年间则是显著的罗可可式装饰；1770—1785年间转而为缠绕葡萄藤的黑桃形盾牌；1785年之后黑桃盾牌开始嵌入蓝黑边线和金星；1795—1810年间则变成由深蓝色菱形花纹围成的圈。

外销瓷：几多异国风情

外销瓷图案在最初阶段是纯粹的中国风格，随着定制瓷器成为主流，欧洲风景画、欧洲人日常风情画、宗教内容、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和情节都出现在中国出产的外销瓷器上，同时图样风格逐渐呈现中西合璧特征，后来则以单纯欧洲风格的设计图样为主。18世纪中叶以后，欧式图样常在欧洲加绘，但仍有很多是由中国画工完成的，这些画工由此成为接触和学习欧洲绘画及图样设计的先驱。

中西合璧的图样通常包括中国式花草、风景和卷草，再加上欧式的葡萄纹、涡卷饰、卷轴饰（Cartouche，即一种不规则或想象造型的绘画或雕刻装饰，用曲线或曲带围成椭圆形或菱形，中间部位空白，用来题字或绘小插图）和暗红色花朵。1765—1820年间欧洲市场上有大量中西参半的由菱形、符 号、花朵和蝴蝶构成图案的瓷器。还有一种中西合璧纹饰是中国风物加灰色装饰画（Grisaille）。灰色装饰画又称中国墨线画（encre de Chine），出现于1720年代，特点是用细的灰黑线勾勒图案，适用于起草油画底稿、勾画风景和翻绘版画图样。瓷器中的灰色装饰画又常与金色结合使用，呈现出细腻端庄的效果。

常见于外销瓷上的欧洲式图样有几大类。第一类是路易式样，指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分别流行于路易十四、摄政王、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的几种式样。路易十四式样的基本要素是在卷轴饰中的对称人物、阿拉伯藤蔓、帷幔、扇形、形状优美的叶子、涡卷饰、爵床叶和小棕榈叶，色彩与构图都显得厚重浓郁，有明显巴洛克特点。摄政王时期，图样开始变得轻巧雅致。到路易十五时代，图样变成地道的罗可可风格，用曲线表现不对称式样，图样要素包括各种形状不规则的事项，如岩石、贝壳、涡卷、水纹、羽毛、兽角、各种自然的叶形。瓷器上的路易十五式样在法国流行于1730—1760年代，在荷兰则持续到1780年代。路易十六式样则与新古典主义风格呼应，首先于1760年代出现于英国，1770年代才延及法国，流行到1800年左右。它也偏好对称形状，但格调是优雅冷静，以柱形、花瓶、花朵和叶子结成的彩带、奖章和蜿蜒的形状为构图要素。

第二类是德国迈森瓷厂的设计图样。迈森瓷厂陆续设计了几种著名的图样，因为在欧洲大受欢迎，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也要求它们出现在中国外销瓷上。一种最著名的迈森式样是1715—1725年间常见于迈森瓷器上的金色卷饰，自174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于中国外销瓷上。另一种常见于中国外销瓷的迈森式样是“德意志花卉”（Deutsch Blumen），由碎花和本地植物组成花束，花朵常用蔷薇。迈森瓷厂于1740年代设计该图样，用以取代以中国花朵为要素的“印度花卉”（Indianische Blumen）图样。

第三类是荷兰人的设计图样，最著名的是梅里安（Merian）依据欧洲植物和动物图册中的图形设计的图样，以及普隆克（Cornelis Pronk）专门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设计的中国人物图样。普隆克的中国人物图样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阳伞仕女”或“仕女水藻”图样，仕女手持阳伞，施青 花、铁红和金彩，原图1734年绘成，颇受欢迎。绘饰此种图案的瓷器分别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加工，由它衍生出的别种图纹和仿制品则持续至19世纪，后来也 出现于欧洲自制瓷器上。第二种是“四博士”图样，1734年完成，翌年开始分别烧制青花和釉上彩瓷器。这种纹饰的受欢迎程度比“阳伞仕女”纹略逊。第三种 是“三博士”图样，在“四博士”图样基础上的改编之作。第四种是“庭院人物”图样，青花和金彩描绘庭园里的人物。此图样是普隆克设计的第四种款式，1737年完成，1739年起送往中国并施于订制瓷器上。普隆克还设计过其他一些中国人物纹饰，以赭墨、铁红、绿、黄、金彩绘饰，常见于六件一套的盘子。另有一种普隆克式边饰，在盘子的八片开光内分饰日本趣味浓厚的人物纹和水禽纹。普隆克设计的中国人物图样是典型的“中国趣味”，亦即欧洲人想象中的带有欧洲人生活情态和生活理想的中国人形象，色彩搭配则又有明显的“伊万里”风格影响。

18世纪后期，欧式图样的种类日益丰富，做盘子边饰的有七彩纹饰、欧式花朵纹饰、矛形纹饰、锁链纹饰、带形纹饰和几何线纹饰，另有灰色装饰画加金彩纹饰，还有无边饰仅有盘心纹章的式样。有一种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较受欢迎的费兹修（Fitzhugh）图样，得名自一个从事中国贸易的英国家庭，其特征是四块嵌板式格子围绕中心一枚圆形奖章，格子里有花朵和中国艺术的常见象征物。此种风格图案可用于边饰，也可用于完整图案。

市场导向：欧洲人的再加工

有些类型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后会被再加工，或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或为了调整图案以迎合人们的态度变化和适应人们对国内瓷器或进口瓷器的需求。这类在欧洲二次加工的珐琅彩瓷集中出现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设计形式多样，质量参差不齐。

二次加工的方式之一是增加金属添加物，通常是金制或银制，并施珐琅彩。附加这些金属底座、喷嘴或把手后，瓷器的功能也可能被改变，可以从装饰物变为实用物，比如一个瓷人可以变为一支烛台，但也可以从实用物变为装饰物。

二次加工的另一种方式是加绘图案。欧洲画师不仅在中国进口瓷器的空白处加绘，还在已有纹饰处重叠绘饰。这样做时，欧洲人喜欢选择当前流行的图案设计。通过这种再加工，原本可能因为图案不讨人喜欢而滞销的瓷器可以被卖出去，或者瓷器上原有的瑕疵可以被掩盖。欧洲人有时在进口中国瓷器和日本瓷器上加绘漆画，漆画的图案则又模仿萨克森选帝侯强者奥古斯都收藏的日本瓷器上之漆饰。

1700年起，荷兰人开始在中国瓷器和荷兰自产的德尔费特陶器上加绘日本柿右卫门（Kakiemon）风格图案。柿右卫门风格对中国瓷器影响甚微，但自问世之日就受到欧洲人欢迎。柿右卫门瓷器得名于日本有田（Arita）一个陶工家庭之名，该作坊1685年前后开始烧制陶瓷，其产品以质量高、形式优雅、纹样不对称著称。该种瓷器的纹饰可谓中日合璧，它采用的许多纹饰如花鸟、风景、动物来自中国，但产生变异以适合日本人的审美口味，如它通常仔细安排纹样布局以留出空白空间，而不是涂满画面。柿右卫门式样的色彩特征是，以釉上彩方式混施铁红、绿、蓝、黄、蓝绿等色珐琅彩，而较少突出某种颜色。柿右卫门瓷器是进口瓷器中较为昂贵的一类，所以是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欧洲画师也在中国青花瓷上加绘釉上红彩、绿彩和金彩以表现伊万里风格，玫瑰彩风格同样被仿制。

几个欧洲国家的瓷器画师在加绘风景画和花卉图样时，都喜欢同时采用西式风格和想象中的“中国趣味”，有时会融合一点中国青花瓷上的原始图样，于是中国的青花图样成为某种新式彩色图样的一部分。白色德化瓷的奶油色泽在增绘金色装饰之后可大大提升效果。阿姆斯特丹是加绘中国瓷器的中心，英格兰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也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有不少家工厂。其中1750—1780年间的詹姆·吉尔斯（James Giles）工厂的现存作品显示其图案风格通常是精美雅致的花卉、蝴蝶与昆虫，并喜用玫瑰彩。

除了绘制，欧洲工匠还可以通过用于玻璃加工的轮雕刻法在中国珐琅彩装饰上进行装饰，制造出白色与珐琅彩的繁复对比效果。在外销瓷生产过程中，中国、日本、欧洲彼此复制对方的风格，往往发生数次风格混合，制造出不少美丽与罕见的制品。但这么做不是出于艺术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原因，如果制造者认为某种式样或某种纹饰在特定市场受欢迎，他们就生产这种类型。

亮丽与酸楚：今日之反思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感受异国情调并形成对该国印象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的方式莫过于接触异国商品。自欧洲人发现了东亚，大量中国商品输入欧洲，不仅改变了欧洲人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第一窗口，还滋长了“中国趣味”，这种流行于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充满异域情调的独特艺术品位。外销陶瓷就是传递这种中国趣味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这个时期，中国对于欧洲的瓷器销售，规模巨大。但是，除却艺术品位之外，瓷器外销中最丰厚的利润却是欧洲商人获取的。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的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中国成为西方厂家的打工仔。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产品。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中比较昂贵的一类，也是西方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原因就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不断改进自己的技艺，比较明清时代的官府控制的制瓷业（御窑不计成本，但徭役制度落后；民窑缺乏资金投入，技艺提升受到限制更有优势。

而在欧洲本土，掌握了陶瓷制造技术之后，逐渐地发展出高档瓷器，完成了从简单进口到模仿，直至走上创新之路。欧洲一开始就走了一个生产高档瓷器的路子。原因在于，只有质量高档的瓷器，才有丰厚的利润；有了丰厚的利润，才能在产品研发、高素质技术工人薪酬和销售服务方面，有更大的投入。反观中国产 品，一味迎合欧洲商人所出的低价，利润很薄，产品质量无法提高，使得中国产品一直保持在低端位置。

比如，广州画工依据欧洲图样制作的定制瓷器，常常有错误或变形之笔，纹章图样的错误之处尤其常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画工技能较低或者不够仔细，因为荷兰商人付的钱太少，使广州画工和技术工都没有动力精益求精。18世纪以后，欧洲进口中国瓷器，不再是为了质量，而是为满足数量。德国迈森18世纪最早在欧洲生产瓷器，此后不断提高工艺，迈森瓷厂的瓷器，号称“瓷中白金”，至今是世界最昂贵的瓷器之一。

1793年9月，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著名的英国韦奇伍德（Wedgwood）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敢于向瓷器的故乡进献瓷器，可见马戛尔尼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

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主要纹饰

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其瓷器外销最为兴盛的时期。随着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东西方各条新航线不断开辟，使中国的陶瓷外销也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明清景德镇外销瓷，在带来经济交流的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审美观念，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瓷器这个载体，在交流与互动中绽放异彩。

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主要纹饰：

克拉克瓷

克拉克(kraak)源自于葡萄牙语(caraack)“大舶”的意思。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截获载一艘满大量中国青花瓷器葡萄牙商船，这些瓷器拍卖后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当时不清楚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生产一直持续到清代康熙时期。其特点是以盘、碗为多，盘、碗的口沿有圆口或花瓣口，绘花瓣形、扇形、椭圆形或圆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花卉、花鸟、果实等图案。此外，克拉克瓷器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图案—俗称“七头蛇”，这种图案的瓷器并不多见，虽然目前还不能明晰地解读其含义，但它明显带有宗教色彩，显然应是定制之物。

中国风：山水纹、戏剧故事、人物纹、大花篮、花鸟纹等

遥远的东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令不少西方人觉得神秘和向往。17—18世纪的欧洲，生活的奢靡之风蔓延，中国瓷器的在欧洲价格不菲，拥有精美的中国瓷器，成为了当时贵族和有钱阶层的炫富资本。传统的中国瓷器纹饰，如山水纹或山水人物纹、戏剧故事纹、人物纹、大花篮、花鸟纹等，是当时外销瓷中的热销品种。人物纹除了戏剧故事的内容外，较受西方人欢迎的还有仕女图、仕女婴戏图、农家乐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充满东方情调的内容。虽然这些纹饰的寓意西方人不一定了解，但这些纹饰的中国瓷器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虚荣心。

中国“伊万里”

明末清初当时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无疑对景德镇瓷业的外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欧洲市场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从1650年起，原先专门外销中国景德镇瓷器到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外销日本九州有田烧的瓷器制品到欧洲地区，以代替中国瓷器外销的不足。这种外销的有田烧瓷器在纯白的质地加上青花、矾红和描金，清丽而豪华，在欧洲各国广受欢迎、风靡一时。因有田烧瓷器多从九州的伊万里港口装船出海，因此人们称之为“伊万里瓷器”或“伊万里烧”。景德镇在清初康熙、雍正时期直至乾隆早期，也根据市场的需要，模仿生产了部分伊万里风格的瓷器以供外销，纹饰包括花鸟、人物等题材。乾隆中期以后这类纹饰逐步消失。

图案式样与烟叶纹

图案式样是指带状或三解形图案内绘花草、花鸟、龙凤等图案的纹饰，通常画面丰满，基本不留白或留白较少。有的是绘类似如意云的图案内再绘花草等纹饰，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图案像项链上的吊坠，称之为吊坠式样。这类纹样一般为青花和五彩制品，多见于瓶、罐、壶等类器物。

烟叶纹式样的命名来自西方的学者。烟叶瓷其实与烟草无关。它的图案主要由翻卷的西蕃莲、圆形的皮球花或牡丹、芍药等其他花卉和大片的叶子构成，有的还加上孔雀、雉鸡等鸟类。因为大叶子像极了烟叶，因此西方学者俗称它为“烟叶瓷”。它有青花加彩和粉彩两个品种，构图较为丰满。烟叶瓷通常色彩丰富明丽、花卉娇艳怒放，给人秀美、艳丽、热闹、生命旺盛的感觉。它流行的时间主要在雍正至乾隆中期。

西洋花卉纹

景德镇青花和广彩在乾隆、嘉庆时开始较多出现画西洋花卉的纹饰，花卉品种与画法均与中国传统的不同。花卉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品种。画法是引用了西洋画中的透视技法和版画的技巧，以细致的线条表现明暗关系。

普朗克(PRONK)设计

考纲利斯-普朗克是荷兰画家和设计师，他于1734-1740年间受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定制瓷器设计纹样。他所设计的纹样据说有4种，但只有“花伞”系列和“博士”(或称“学者)”系列留下了纸本样稿或订单，因此其他系列—“凉亭”和“仿中国花鸟人物”系列已无从考证。(相关资料有部分还收藏在印度尼西来的雅加达和阿姆斯特丹)他设计的纹样被送到中国后，在景德镇绘制成青花和粉彩瓷器，然后运到广州出口外销。

南京式样(柳亭纹与山水人物)

南京式样量大且流行所以单独列出，实际上可归于中国风。青花柳亭纹瓷器可以说是17—18世纪最受西方欢迎的中国风瓷器之一，有盘、瓶、壶、茶具等等。欧洲人不仅大量仿烧这种纹饰的瓷器，还为这种画面编撰了一个非常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

纹章与字母组合

徽章纹瓷器又称纹章瓷，是由欧美国家的皇室、贵族、社团、城市、军队首领等把象征或代表自己权力、地位、身份的徽章图案，烧制于定做的瓷器上面，作为自己独有的标志。在十八世纪末期部分销往美国的外销瓷上写有表示某人专属的大写字母，通常是用金彩等彩料写姓和名开头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这是因为有些美国的新移民没有家族纹章，帮以此代替。

Fitzhugh(菲次休)式样

以四组或六组、八组中国传统花卉(牡丹、芍药等)，下面绘丝带结八宝，这种纹饰在中国俗称八宝花。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常驻广州管理会主任Fitzhugh(菲次休)经常定做这种纹饰的瓷器，帮这种瓷器又被西方人称为菲次休(Fizhugh)瓷。

西方人物：宗教题材和神话传说故事、闲适生活

景德镇瓷器上出现西方人的形象，始于雍正、清乾隆时期，延续至嘉庆、道光。道光以后逐步少见。品种以青花、粉彩为主，题材涉及宗教福话、休闲生活场景等。

历史与政治图案

在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外销瓷中，有部分瓷器纹饰的内容描绘的是欧洲当时的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政治人物。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现在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纹饰多绘于餐饮用具上，如啤酒杯、盘子等等。

港口与帆船

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全球贸易便以海港贸易为主，并且发展迅速。因此，外销瓷器中绘港口、海船等纹饰的也逐渐增多。有些西方的船长或船员，往往喜欢定制港口或海船为纹饰的瓷器作为航行纪念。

锦上添花：欧洲装饰

18世纪时，欧洲人喜欢把买回去的中国瓷器进行二次加工，有加彩、加金、加金属配件等方式，其目的有的是为了让器物更华丽、美观，有的是为了能让器物卖出更高的价钱。

古代瓷器：明代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调温器

外销瓷调温器

偶然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知南宋道家典籍《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以下简称《丹经》)中介绍了一套成系列的炼丹器，这些炼丹器分别配备不同形态的温度调节器，竟获得了意外的启发。《丹经》中记录的炼丹器无疑在科学史上拥有不可轻估的地位。其中的温度调节器系列就颇为神奇，它们被刻意设计成不同形状、不同容量的盛水器，顶部是个敞口水盂(名为水海)，二者之间以密封水管相通。炼丹时，把容水器置于鼎即反应室内，在漫长的炭火加热过程中，随时通过水海添加温水，以此控制反应室内部的温度。李约瑟敏锐地指出，《丹经》中出现的温度调节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炼丹界，而是被引入日常生活，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作用。他所发现的例子是《北山酒经》中造酒母时所用的追魂瓶，并指出日本酿酒业也用类似的器皿控制酒曲的发酵过程。《北山酒经》中的方法颇为简单，把一个一两升容量的瓶子内装满热水，密封之后安置在盛满热糜的大瓮瓮底，等到饭糜开始发酵，便立刻撤走。这一加速发酵的方法称为追魂。有意思的是，《丹经》中记有断魂之法，是把炼丹材料以不同形式的温度调节器前后热加工两次。酿酒工艺与炼丹术一样，对于以容水器作为调温器促进化学变化的过程，用带有魂字的概念来定义，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丹经》中的多款调温器形状变化不一，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断魂之法第二阶段用到的调温器，是三条弧形水管，在顶部和底部均汇合在一起，并于顶部通过一个短管与上面的敞口水盂接通。看到书中的相关插2厘米，顶部如杯，杯底有花形筛孔，其下为一段颈管，然后分成三条弧形管，每条弧形管各通向一个球形壶。此器如果盛装饮料则颇不实用，尤其难以清洁内部，所以其用途一直成谜。然而，一旦将其与《丹经》中的三管式调温器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白釉三壶连通器正是一件制作华美的调温器。与《丹经》所介绍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出土瓷器的三条曲管没有在底部收拢到一起，而是分别膨大成壶，壶底带有圈足。显然，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大散热或散冷面积，而且也可以让器体稳立。此件明代早期白釉调温器制作精美，颈管饰有一圈镂空花纹，器身遍布浅划的阿拉伯錾金纹样(《尘封瑰宝》，73页)。由此推测，这件美器应该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其杯式开口的底部有镂孔，适合堆置冰块，任逐渐融化的冰水滴漏而下，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件降温器或说冷镇器，在盛夏时置于饮料盆内。器内灌入冷水，并且有冰块的融水不断滴下，持续降低罐内水的温度，由此为器周围的饮料降温。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降温器上的阿拉伯錾金式纹饰，显示这件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相关。与它堪为互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中期青花瓷器。这件青花器当初是专为中东市场制造(《中国外销瓷》，107页)，造型极为罕见，开口如一只深筒杯，杯身的近底部之处分出六只弧管，这六只弧管向下接入一个密封式圆罐之内，罐底为圈足。关于它的用途，西方学者有各种猜测，意见不一。然而，将之与《丹经》中的设备做对比，便容易猜到，此件六管壶也是一件调温器。《丹经》还丹第六转中的调温器，是两只弧管，上承水海，下插入一个扁环形容水器内。六管青花罐在基本构造上与之完全一致，只是水海缩小为杯，弧管增加到六个，底部容水器膨大为圆腹罐，让散热或冷镇的表面增大。罗斯凯尔(RoseKerr)与路易莎蒙高尼(LuisaE.Mengoni》所著《中国外销瓷》(ChineseExportCeramics，维-艾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指出，在伊朗阿尔达比勒圣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都收藏有与该件六管青花罐类似的古瓷珍品(137页)。可见，中国制造的瓷调温器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属于固定的外销器型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景德镇出土、带有阿拉伯风花纹的白釉三管调温器当初也是作为外销瓷而生产，原本准备运向遥远的西亚世界。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细节，这些幸存下来的瓷调温器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物品的贸易，同时，技术的交流、技术性产品的互相输送也很活跃。中国生产的精美瓷调温器，一旦随贸易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究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是如本文推断，置于大饮料盆中，冷镇饮料，还是有其他功能？恐怕有待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通过对这些地区传统生活的了解，来进一步破解明代出口瓷调温器的具体使用方式。

新安海底沉船中的元代外销瓷掠影

清雍正青花矾红描金竹石牡丹纹盘 高4.1厘米 口径37.8厘米 足径21.8厘米清乾隆镂空青花吉庆如意纹盘 高2.7厘米 口径23.7厘米 足径4.2厘米清乾隆模印开光青花楼阁山水纹瓶 高28.8厘米 口径5.9厘米

清康熙青花仕女春水照影图盘 高5.3厘米 口径33.7厘米 足径19.1厘米

外销瓷回流进入收藏市场，已经成为近来颇受关注的一个现象。2010年2月4日至5月9日，首都博物馆与北京福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曾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中国清代外销瓷展，共展出192件(套)精品，为观众提供了一次集中感悟清代外销瓷的难得机会。

16世纪起，由于东方航线的开辟，中国外销瓷器大量输入欧洲，仅在18世纪的100年中，中国瓷器输入欧洲的数量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000万件以上。从中国瓷器大规模远销欧洲开始，代表东方美学的中国瓷器艺术就以其特有的风格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欧洲艺术。它在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基础上，融合欧洲的文化艺术，创造出那个时期独具特色的瓷器制品。

欧洲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为，中国瓷器是一种含有贝壳原料的制品。它以其纤细淡雅的情调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甚至于催生了一个艺术时代。此外，瓷器上绘制的山川屋舍、人物服饰乃至于神话传说，都间接将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正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所说：“瓷器作为一种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欧洲人最先倾倒于瓷器的物质因素后，也逐渐被它的精神内容所折服。瓷器的细腻、精巧、温润慢慢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美学风格，再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形成了欧洲盛极一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

以追求柔媚细腻为情调的洛可可艺术，喜欢用贝壳、旋涡、山石、卷涡、水草及其他植物等花纹作为装饰题材，其追求视觉华丽和舒适实用的风格在中国瓷器艺术中得到印证——晶莹光润、精致秀美、接近大自然的色彩。

本次展览再现了清代，尤其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瓷器艺术在18世纪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清代外销瓷研究的现状。此展无论是对普通观众，还是对瓷器爱好者、瓷器收藏家以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

中国外销瓷价值待挖掘

“执壶”

中国瓷器是古代对外贸易的货物之一，早在唐代就已输出到国外。它们给世界带去了中国文明的实物标本，传播着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精神内涵。2006年,在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对18世纪的粉彩描金鱼形汤盆以62.4万英镑的高价成交（人民币约810万元），创造了当时外销瓷的拍卖纪录。

由于外销瓷器长期以出口为主，在国内市场则处于较边缘化的地位。可随着近几年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和人们对瓷器认识的逐步提高，外销瓷的价值潜力正在日益被发掘出来。

征服世界的外销瓷

演绎千载文明史

16世纪中国和欧洲贸易往来的航线开辟之后，中国工艺风格在欧洲引起了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纤美淡雅的中国瓷器成为法国洛可可艺术的源泉，同时中国也吸收了欧洲的素描和铜版画的技法。珐琅彩瓷的烧成与绘瓷技术的发展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大例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胡雁溪曾介绍，当欧洲人最先倾倒于中国外销瓷的物质品质后，更逐渐被它的精神内涵所折服。明末清初开始，随着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也逐渐对欧洲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外销瓷是17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

历史上，中国瓷器早在唐朝经丝绸之路流传到非洲、阿拉伯国家。唐代初期我国的瓷器对外关系开始转变为“商品”的性质。在瓷器大量外销之前主要是以唐代最著名的邢窑和越窑为内容。唐五代时期开辟了海上运输航线后，我国的瓷器进入了大量外销时期。

宋、元时期青白釉瓷主要行销东南亚，龙泉窑销往日本、朝鲜、菲律宾、土耳其等国家。明末，外销瓷则通过葡萄牙人大量销往欧洲及日本、东南亚。1498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开通了东西海路，此后，中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

外销瓷历史被挖掘

有望迎来价值回归

近几年瓷器价值认识受市场影响，以明清瓷为主明清官窑为重。而高古瓷和部分地方窑口瓷器市场还未真正兴起。我国长达千年的外销瓷中包含了我国南北方大量窑口出产的瓷器。其中不乏人们熟知的各大民窑瓷，也有至今鲜为人知的外销瓷品种。如广东最早期外销瓷梅县窑、中国青花瓷之乡大埔出产的大埔窑等。这些瓷器不仅创造了外销瓷史上的神话，更是一段段辉煌历史的有力见证。例如有观点认为广东梅县华侨史应是随着梅县窑外销的诞生而开始的。商人借经营外销瓷之机，出外谋求发展。这些出国经销瓷器并留在当地的梅县人，可能成为了我国第一代华侨。

故宫博物院瓷器专家冯小琦介绍， 当时的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十分畅销，处在社会上层的贵族已把上等的中国瓷器作为财富的象征。因而外销欧洲瓷器的数量惊人，据国外资料统计，大约有数千万件。主要见于各国博物馆、古董店、私人收藏、沉船打捞等。入宋以后，我国外销产地逐渐从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内地的长沙窑、定窑等退出了外销历史的舞台，大量的外销瓷生产，由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瓷窑承担了，品种主要有青瓷、彩瓷，包括青花、粉彩、广彩等，其器型和纹饰都极为丰富。这些外销瓷包含大量的信息，传达出的历史学术资料远比当时的官窑多。

在2010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中国清代外销瓷展览和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对外销瓷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曾在会上提出，如何正确界定外销瓷的概念；外销瓷产生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有哪些；外销瓷有几个出口地和几种外销途径等问题以及外销瓷的时限等问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会上专家均表示外销瓷具有广阔的收藏投资前景，这一定会随着对外销瓷研究、宣传工作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凸显出来。

冯小琦表示，外销瓷是研究中国瓷器历史和中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但目前国内对其认识和研究还不够深入，这也致使其在收藏投资领域未能真正兴起。外销瓷历史悠久，品种丰富，相信随着外销瓷学术地位的提升，其一定会迎来收藏投资价值的回归。

古代瓷器：“异国风情”明清外销瓷

广彩爱尔兰纹章盘(雍正)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

瓷器、丝绸、茶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中国外销商品。与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西亚北非不同，明清时代海上丝路，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也是很没有面子的事。《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迪福甚至说，住宅里若没有中国花瓶，不能算第一流的高档住宅。

克拉克：葡萄牙战舰

据说马可波罗最早带了一件中国瓷器到了欧洲。达伽马首航印度，带回几件中国瓷器，曾经献了一件给自己的国君，只不过这是从卡利卡特国君那里得到的物品。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早进入中国，也是最早贩运中国瓷器的欧洲商人。当然，荷兰人作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也是中国外销瓷的积极推动者。最富盛名的克拉克瓷，其出典就来自葡萄牙和荷兰。1603年，荷兰人截获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船上装载的是青花瓷器，从此，同样风格的瓷器在欧洲都被称为克拉克瓷器。克拉克在荷兰语中指葡萄牙战舰的意思。

克拉克瓷器从此泛指明末清初中国外销欧洲的定制瓷器。其装饰欧洲时尚中国造

瓷器贸易量的逐年增大，使瓷器在欧洲日益从奢侈品变成欧洲人日常生活用品，这就促使欧洲商人开始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定制瓷器。定制瓷器，有的是按照欧洲进口商提供的几多异国风情

外销瓷欧洲人的再加工

有些类型的中国纹饰或日本纹饰，在抵达欧洲后会被再加工，或出于风格考虑，或出于经济考虑，或为了易于保存，或为了调整今日之反思

大航海开辟了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双方及其商贸方式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瓷器贸易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感受异国情调并形成对该国印象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的方式莫过于接触异国商品。自欧洲人发现了东亚，大量中国商品输入欧洲，不仅改变了欧洲人一些生活习惯，也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第一窗口，还滋长了中国趣味，这种流行于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充满异域情调的独特艺术品位。外销陶瓷就是传递这种中国趣味的代表性商品之一。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的大量外销，是传统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抹晚霞。这个时期，中国对于欧洲的瓷器销售，规模巨大。但是，除却艺术品位之外，瓷器外销中最丰厚的利润却是欧洲商人获取的。欧洲商人从接订单、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赚的钱，远远超过中国厂家仅仅在生产环节所赚的钱。中国成为西方厂家的打工仔。

更值得反思的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瓷器、最贵的瓷器，也不全是中国产品。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日本生产的柿右卫门瓷器，就是欧洲进口瓷器中比较昂贵的一类，也是西方富裕人士热衷收集之物。原因就在于日本厂家是家族企业，世代制瓷，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不断改进自己的技艺，比较明清时代的官府控制的制瓷业工厂生产的碧玉瓷。这家公司成立于1759年，所制瓷器，号称世界精品，一直得到英国王室和上流社会的喜爱。敢于向瓷器的故乡进献瓷器，可见马戛尔尼对于英国制造的自信。中国瓷器的外销史，不仅是亮丽的，也是酸楚的！

古代瓷器：新安海底沉船中的元代外销瓷掠影

清雍正青花矾红描金竹石牡丹纹盘高4.1厘米口径37.8厘米足径21.8厘米清乾隆镂空青花吉庆如意纹盘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足径4.2厘米清乾隆模印开光青花楼阁山水纹瓶高28.8厘米口径5.9厘米

清康熙青花仕女春水照影“瓷器作为一种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欧洲人最先倾倒于瓷器的物质因素后，也逐渐被它的精神内容所折服。瓷器的细腻、精巧、温润慢慢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美学风格，再加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形成了欧洲盛极一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

以追求柔媚细腻为情调的洛可可艺术，喜欢用贝壳、旋涡、山石、卷涡、水草及其他植物等花纹作为装饰题材，其追求视觉华丽和舒适实用的风格在中国瓷器艺术中得到印证——晶莹光润、精致秀美、接近大自然的色彩。

本次展览再现了清代，尤其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瓷器艺术在18世纪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上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清代外销瓷研究的现状。此展无论是对普通观众，还是对瓷器爱好者、瓷器收藏家以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

东西方文化的使者：明清外销瓷简析

在历史上，中国瓷器在西方国家一度价抵黄金，被其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正式开始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唯一的官方批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公司。我们所说的明清外销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贸易瓷，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结束。　外销瓷分为私人贸易瓷和公司贸易瓷两种

法国路易十五纹章汤盘

私人贸易瓷以家族纹章瓷为主，还有少数私人特别定制的其余纹样瓷器。家族纹章瓷有各国不同的家庭（含皇室、贵族）订购，东印度公司代为定制和运输。这一部分瓷器的品质都很高，如法国路易十五纹章瓷汤盘（图一）等。中国纹章瓷总共有6000多个西方家族订单，每个家族定制200到300件。在当时的欧洲，纹章瓷的数量应该颇为可观的。公司贸易瓷除了一般订购中国内地样式的纹饰瓷之外，大多会根据欧洲室内装饰和餐饮的习惯需要改变原来中国器形。许多的陈设瓷被加以金属装饰，更加适合欧洲贵族豪宅的氛围。

普龙克设计庭院仕女纹饰盘

欧洲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其国内销售中国瓷器，将许多的西方油画和版画送到中国来，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按照画中的样式临摹到瓷器上，或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请大师专门设计定制瓷器纹样，使中国外销瓷具有全球文化的内涵。克里斯·普龙克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之一，其设计的庭院仕女纹饰盘（图二）是典型的公司贸易瓷。由于文化差异和外销瓷涵盖的丰富内容，外销瓷的纹样非常复杂多变，不仅要画出西方立体光影的画面，还要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画得色彩富丽斑斓。由此可见，外销瓷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成为中国陶瓷史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中国官窑瓷在纹饰图案上远不如外销瓷丰富。康熙十九年宫廷画家刘源和雍正时期的戴临、邹文玉等设计的一批官窑图案，一直沿用到19世纪。而外销瓷有非常丰富的图案画面和题材类型，涵盖了中西文化的许多范围，它既有官窑瓷器中各种典型的包括比较稀有的图案，还有数量极为稀少的西方艺术家的设计，有反映西方 历史文化事件的画面等。每种设计的定制量最多不过数十到数千件，而官窑瓷的数量很大。乾隆二年正月宫廷造办处交给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样式共59件，要求照样 烧制47120件，后来每年的仿制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官窑瓷不仅设计图案不如外销瓷丰富，因量大也不如外销瓷珍贵。从明代嘉靖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间，中国外销瓷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承载着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与历史的见证。中国千百年来陶瓷文化辉煌的历史，外销瓷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瓷器：东西方文化的使者：明清外销瓷简析

在历史上，中国瓷器在西方国家一度价抵黄金，被其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1557年明嘉靖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定居澳门，正式开始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唯一的官方批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公司。我们所说的明清外销瓷，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贸易瓷，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结束。外销瓷分为私人贸易瓷和公司贸易瓷两种

法国路易十五纹章汤盘

私人贸易瓷以家族纹章瓷为主，还有少数私人特别定制的其余纹样瓷器。家族纹章瓷有各国不同的家庭订购，东印度公司代为定制和运输。这一部分瓷器的品质都很高，如法国路易十五纹章瓷汤盘等。中国纹章瓷总共有6000多个西方家族订单，每个家族定制200到300件。在当时的欧洲，纹章瓷的数量应该颇为可观的。公司贸易瓷除了一般订购中国内地样式的纹饰瓷之外，大多会根据欧洲室内装饰和餐饮的习惯需要改变原来中国器形。许多的陈设瓷被加以金属装饰，更加适合欧洲贵族豪宅的氛围。

普龙克设计庭院仕女纹饰盘

欧洲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其国内销售中国瓷器，将许多的西方油画和版画送到中国来，要求景德镇的陶瓷艺人按照画中的样式临摹到瓷器上，或由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请大师专门设计定制瓷器纹样，使中国外销瓷具有全球文化的内涵。克里斯普龙克是当时著名的设计师之一，其设计的庭院仕女纹饰盘是典型的公司贸易瓷。由于文化差异和外销瓷涵盖的丰富内容，外销瓷的纹样非常复杂多变，不仅要画出西方立体光影的画面，还要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画得色彩富丽斑斓。由此可见，外销瓷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成为中国陶瓷史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中国官窑瓷在纹饰邹文玉等设计的一批官窑图案，一直沿用到19世纪。而外销瓷有非常丰富的图案画面和题材类型，涵盖了中西文化的许多范围，它既有官窑瓷器中各种典型的包括比较稀有的图案，还有数量极为稀少的西方艺术家的设计，有反映西方历史文化事件的画面等。每种设计的定制量最多不过数十到数千件，而官窑瓷的数量很大。乾隆二年正月宫廷造办处交给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样式共59件，要求照样烧制47120件，后来每年的仿制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官窑瓷不仅设计图案不如外销瓷丰富，因量大也不如外销瓷珍贵。从明代嘉靖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间，中国外销瓷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当时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承载着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同时又是中西文化与历史的见证。中国千百年来陶瓷文化辉煌的历史，外销瓷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