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瓷器真伪。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与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画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taoCi52.cOM
精选阅读
历代陶瓷款识的时代特征
陶瓷器上的款识，是指在器物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产地、堂名、人名、用途及吉祥语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在器底或器身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陶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款识的类别
陶瓷器上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六大类：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款。
纪年款：纪年款是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纪年款可分为两类：一种用当时帝王年号，称年号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另一种用天干与地支组合的，称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乾隆丙午"等等。纪年款以官窑瓷器为多，但部分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较草率，远不及官窑规整。瓷器上用干支纪年款的以明清时期较多。
大清丁未年制
康熙年款
堂名款：指私人定烧瓷器的所刻、印、书写的自家堂号。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府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堂名款明嘉靖时已见有，如"滋树堂"、"东书堂"等堂号，明代后期流行。入清以岳 各朝皆有，尤以康熙时盛行，如"中和堂"、"慎德堂"、"拙存斋"、"复香轩"等等。
人名款：指工匠或私人定烧陶瓷上所刻、印、书写的名字或别名。如三国时越窑青瓷上的"师袁宜作"，唐代长沙窑"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磁州窑"张家造"瓷枕等等。明清时期多见，如"陈守贵造"、"天启元年米石隐造"、"春育主人珍藏"等等。
吉语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写的吉祥语，表示赞颂、祝福。晚明至清代最为流行，如"万福修同"、"富贵佳器"、"天下太平"、"福寿康宁"等等。也有只题一个字的，如"福"、"寿"等。
图案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画的纹祥图案记号，亦称"记号款"。图案款多数为民窑所用。明清两代最为流行，如八卦、太极图、八宝、海、兔、双鱼、灵芝等等。
其它特殊类款：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以为类别的，如"茶"、"酒"、"琅"等字，统称为其它特殊类款。
紫砂壶历代款识辨识
紫砂壶在烧制过程中，制壶人在壶上镌刻或钤印的文字、符号、图案，我们称之为紫砂壶的印鉴款识，它便于鉴赏识别名人名作。
紫砂壶的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而独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识的壶，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价值不高；虽具款识，但款识不美，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历代制壶高手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把它称为“壶外功夫”，是壶艺的组成部分。
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大体经历了由毛笔题写、竹刀刻划到用印章钤印的工艺演变过程。
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见诸于实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供春壶”是没有款识的，钤有“供春”二字的壶，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目前皆无实物资证。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意思是说，时大彬请人用毛笔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其后熟练，竟自行以刀代笔，不再请人落墨，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以致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壶”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沈子澈、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划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只得请人落墨镌款，于是就有“工镌壶款”的专门人才，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因此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
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多为竹刀所刻。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易于鉴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
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的《六角水仙花壶》壶底有“许晋候制”篆文圆印，乃是我们所见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过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还是并用的，如惠孟臣、陈鸣远制的壶，“孟臣壶”一般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惠孟臣”三字。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他的印款浑朴苍劲，笔法绝类褚遂良，行书款识“鸣远”二字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鸣壶”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且大多是放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钤印过渡时期的特点。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曼生壶”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仅少数作品用“桑连理馆”印。像“阿曼陀室”已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
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一为底印，盖在壶底，多为四方形姓名章；一为盖印，用于盖内，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有些茗壶，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称为“脚印”。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如“大清乾隆年制”一类印，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如“吉德昌制”、“陈鼎和”等，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盖内、壶底，成为当时流行趋势，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极少有精品佳作。
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果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这样也常给紫砂壶印鉴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困惑。
历代陶瓷茶具概况
现在人们直接用来饮茶的用具，主要是茶盏(饮杯)和茶壶。而在唐、宋时流行的煎茶、斗茶饮法中，只有盏没有壶，有之，则是用来煎水的煎水壶，不能叫做茶壶。到了明代，流行沦茶饮法，茶壶才跻身饮茶用具之中。
唐以前的饮茶用具和食器还没有完全分化开来，如我们现在进食时的碗，古代叫做盂，饮茶时有用盂。晋卢琳的《四五起事》记载晋代惠帝遇难逃亡，后又从许昌返回洛阳，当时有待以“持正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的为佳。”这种瓦盂，是陶或瓷的。两晋南北朝时，食器、酒器等，一般都是陶或表面施淡青色的瓷器。从唐代开始，饮茶用器从酒、食器中逐渐分离出来，自成一个系统。
陆羽《茶经)中还沿袭过去的旧称把茶盏叫做“盞”，但在当时人的诗文中，更多的称“瓯”。陆羽列出当时制作茶盏的地方，有浙江的越州、婺州、湖南的岳州、鼎州，安徽的寿州，江西的洪州，河北的邢州等。这些地方瓷窑所出的茶盏，由于各地质地、烧造技术、工艺流程以及传统风俗的不同，包括白、黄、淡青、褐等色。陆羽认为，能够与茶色相焕发的以越州窑所出茶盏釉色似玉而又微泛淡青色的为最好，其次是岳州所出也呈淡青色。
陆羽译越州窑“类玉”、 “类冰”，绿色的茶汤注入其中， “半瓯青泛绿”，与本身的淡青色互相辉映，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使人衔盏爱玩不忍释手。在外观造型设计上，越瓷茶盏也特别适宜于饮茶用。陆羽记越州所产， “口唇不卷，底卷而浅”， “口唇不卷”，即盏沿不外翻，稍有内敛，这样能约来茶汤，不致外溢， “底卷而浅”，是底稍外翻，这样容易端持，而“浅”则指盏的深度。唐时饮末茶，连茶盏中的茶末、茶汤一块喝掉，底浅的茶盏就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茶圣(神)陆羽对茶盏提出了以实用角度和以欣赏角度译论的两个标准，以后历代人的对茶具的设计制作的要求，基本上不出这两个标准。
唐人不仅逐渐普及了饮茶末用的盏，而且发明了盏托，并一直沿袭下来，明代以后，又在盏上加盖，由此成为我们今天还常常使用的一盏、一盖、一碟式的三合一茶盏——盖碗。这和当时广泛流行的沦饮法分不开，加盖作用，一是增加茶盏的保温性能，更好地浸泡出茶叶的茶汁；二是增加茶盏的保洁性能，防止尘埃侵入。人们在品饮时，一手托盏、一手持盖，并用茶盖来拂动漂在茶汤面上的茶叶，更添情趣。 “技”高一筹者，则托盏、持盖只用一只手操作，颇有风度。
宋代的茶盏，以“斗茶”时所用的通体施黑釉的“建盏”最具特色。
我国传统瓷器，主要有两个瓷系，一为青花瓷系，一为黑釉瓷系。后者在日本叫做“天目”瓷，“天目”是指我国浙江省的天目山，宋代的黑釉瓷最早由在天目山佛学寺留学的日本僧人带进日本。
建盏的造型，底经和盏面口径的比例相差较大，盏壁外撇的角度大，有人把它比喻为翻转过来的斗笠形。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斗茶”时出现的汤花，而盏壁斜直，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这一点，吸收了唐代越窑盏的优点。同时盏壁四周的离沿口1．5—2公分外，稍向内折，称为“倒钩型圈痕”，这和陆羽所说越窑盏“口唇不卷”的优点也有相似之处。盏沿下内折的折线，还能起到“斗茶”注汤时的标准线的作用，因为“斗茶”注汤，只注到盏容量的十分之六，实测证明这一折线，正好是盏容易四比六时的临界线。
宋代“斗茶”的黑釉建盏为主，但也还有其他釉色的茶具，如杭州龙泉哥窑所制的茶盏，外观造型和建盏相似，也呈翻转斗笠形，但通体却施淡青色釉，色泽鲜明、幽雅洁净、亭亭玉立，同样是上等的茶具。其他各地名窑，如官、定、汝、钧等地烧造的大量青花、白瓷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均体现出饮茶艺术对陶瓷茶具的设计制作穷极工巧的要求。
元代的茶具和宋朝基本相同，只是茶壶的外观有了些许变化，釉色以景德镇青花瓷而著称，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明代出现了茶壶，从此茶盏和茶壶成为最基本的茶具，饮茶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具被淘汰了，一些茶具则异军突起，更加丰富了人们品茶艺术的内容。
明、清的茶盏，主要仍是瓷质。由于人们不再“斗茶”，黑釉茶盏已很少使用，所用茶盏多为白瓷或青花釉。明代的白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胎白而致密，釉色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馨、明如镜”等特色，这种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均匀，当时又称“坛盏”。
明、清茶具，最为后人称道的是江苏宜兴紫砂陶制茶壶的设计和普及。从品茶艺术的角度出发，明代及后人评价这种紫砂陶制茶壶，历来赞不绝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 “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清人记载，做工精细的紫砂壶，壶盖盖上之后，手提壶盖上的蒂， “能吸起全壶者，则尤佳矣。”瓷盏，紫砂壶的高度艺术化设计，使人们品茶时的趣味性、审美感更加浓厚了，人们在口啜清茗、细咂慢咽的同时，又可以把壶或盏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玩味，从而得到更高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