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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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瓷器
隋代陶瓷的生产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烧制出的器物品种明显增多，日用瓷器出现了过渡性的变化，胎体一般较为厚重，胎色以灰白色居多；花纹装饰，除沿袭南北朝时盛行的莲花纹外，还采用朵花、草叶、卷叶纹，并在布局上加以穿插、替换；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等多种技巧。青瓷仍是其生产的主流，南北各地均有生产，一般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且有不同程度的流釉现象。白瓷烧制技术日臻完善，其精品胎质洁白，釉面光润，釉中已看不见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
及至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一般概之为“南青北白"。其品种新颖多样，茶具、餐具、文具、玩具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碗等几乎无所不备；造型浑圆饱满，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富变化。越窑青瓷胎质细腻，釉质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邢窑白瓷胎质坚硬，胎釉洁白，具有“自如雪"之美誉。除“南青北白"之外，创烧出丰富多彩的釉下彩、挥洒淋漓的花瓷及绚丽无比的三彩等新品种。
五代十国时期的瓷器生产是在唐代名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造型多是沿袭晚唐风格，但制作较前精巧，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其制作工艺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件器物的烧成，表明了成型技术的提高，满釉器的烧造，是其支烧工艺提高的表现，为宋代瓷业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史前
在泉州新石器遗址，伴随着石器出土的陶器，属于东南沿海印纹陶的文化系统。1956年在永春牛头寨、鳌山，1960年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寨仔山等地遗址，就出土不少印纹“硬陶”。
周
1974年，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遗物中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早期的陶器为粗陶，用陶土以手工捏制，内外不施釉，直接入窑以阳火烧制。质地粗糙，耐火实用。主要产品有饭钵、“茶鼓”（茶壶）、风炉、药罐、火钵等。
另一类为釉陶，质地较细，制作较精，多带花纹图案装饰，装匣钵入窑，以阴火烧成。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大小缸、瓮、钵、罐、瓶、碗、碟、杯、盏等。
由于粗陶和釉陶价廉实用，易于烧制，其技术在泉州沿用至今。
西晋——南朝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在泉州之南的古镇晋江磁灶，出现烧制小型生活用陶技术，南朝、隋、唐以后进一步发展，“故磁灶是以陶瓷而得名”（据清《西山杂志》）。
溪口山古窑址：1956年，在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小山坡发现一座古窑，出土物有盘、盘口壶等，年代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是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该窑址命名为“溪口山窑址”，1961年5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串6
西晋至南朝时期，青瓷器不但用作生活用的器皿，也作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九日山六朝古墓：1956年，厦大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带领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发现六朝古墓，其后又多次发现。其中有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葬，随葬品中有双耳罐、四耳罐、碗、钵、带盘小杯、花插、小瓶、虎子、鐎斗、博山炉、浅圆盘等19件瓷器。内有青瓷小盂1件，平底小碗1件，为浙江传来的青瓷器。
隋
德-化-陶-瓷-总-站
松仔岭隋墓：1950年，厦大考古队在南安丰州前埔头北松仔岭下发现隋墓，墓砖文为开皇十六年（596年），随葬品中有注水式瓷罐、双耳瓷瓮。字串6
五代时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情况
关于五代时景德镇瓷业的状况，至今尚不见古籍记载。但据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古窑址调查表明，五代的瓷业已初具规模。调查中发现，五代景德镇窑址共有18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罗山、盈田、枫树山、月光山、寿安、湘湖等古窑址；市区有落马桥、十八渡、董家坞、李家坳等古窑址。这些古窑规模都较小，窑址遗物堆积仅有1—2米厚。有关考古专家认为，当时的坯场和窑场是同处一地的，造坯和烧窑尚未分开。从出土实物可以看出，各窑生产的品种主要有碗、盘、碟、执壶等日用陶瓷，大都为青瓷和白瓷。经测试，证明五代时所产白瓷的白度已达70度以上，且吸水率、透明度较好，瓷质在当时居全国之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杨梅亭五代古窑生产的白瓷进行测试后，确认其胎中的AL20316．03％，与景德镇产的瓷石A1203的含量一致，属瓷石单一原料成形。
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细心考察后，认为五代制瓷的工艺流程大致为：淘泥、练泥——辘轳车拉坯成形——坯稍干后，圆器过范整形，葵口碗同时削出葵口和压出瓜棱——施内釉——外壁利坯——挖圈足——沾外釉——取釉——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人窑(均未使用匣钵装烧)一一龙窑式的窑炉烧成(烧成温度约在l150℃——1200℃)。
五代生产的瓷器多种多样，主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青瓷与五代越窑器胎釉相似，几乎可以乱真；白瓷瓷胎致密，透光度好，接近现代瓷的水平，为我国同期瓷器中质地最优秀的产品。瓷器品种主要有壶、碗、盘三类。碗、盘多为大足唇或花口；壶多为长颈喇叭口，壶身较高，腹部多作反棱形。
五代的碗类既有弧壁与斜壁之分，又有大小与高低之别，如果把它同今天常见的口径等大的同类产品比较，其圈足与口径则显得十分奇特：碗的口径与足径之比约为1：0．49(现今的约为1：0．36)，足径仅为口径的l／2；足高约为通高的l／10(现今的约为l／8)；足壁厚约8毫米(约为现今的3倍)。如果以今天的审美与实用要求来衡量，五代碗类显然因足径过大、足身过矮而显得不够匀称，也因足壁厚而叫人感到粗笨。五代人为什么要这样来设计足圈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五代瓷器烧造工艺的考察，发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装烧方法有关。现今的碗类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而五代采取的则是重合迭烧，“碗足如作成现今的式样，坯件在重合堆迭时必因足的直径太小而重心不稳，在焙烧的过程中极易倒塌。而把足径放大一点，底面积就会相应地增大；足身作矮，重心就会降低一些，这样的碗坯在迭烧时就可以减少因倾斜粘釉而造成废品了”。把足壁作厚，则是为了安装支钉，因为重合堆迭的碗坯在焙烧时下层的荷重量大，如不把足壁作厚，其足壁的下端与间隔制品的支钉接触面小，负重的足壁便会在软化成瓷的阶段因压强过大而下陷，出现缺口。所以，当时的陶工在设计碗足时必须服从于迭烧这一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现代人看来似乎有点奇特的那种径大、身矮、壁厚的形式了。字串8
五代碗的碗口通常有着一道又厚又笨的唇口。其时的陶工为何要把碗口设计成这种样子呢?当代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其成因与当时的瓷器原料有关。他说，五代时制胎的原料与今天的不同，今天的原料中AL203的含量为23％，五代的则为17％左右。由于其时胎中的氧化铝含量低，因此制品在焙烧时极易变形。景德镇的制瓷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改变原料配方的情况下，如想减少圆形器物在仰烧时出现变形的缺陷，把其近口沿的部位作得厚一些是有效的，因此就形成了五代碗的那道厚唇口。此外,五代人还常常在碗壁上先压出四至五道外凹内凸的直纹，然后沿压纹把较薄的碗口剜出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当年的碗壁为何要作成这样呢?刘新园认为：从生产角度看，薄口器物在焙烧过程中比唇口碗更易变形。若在碗的外壁压上几道直纹，再在碗口上剜出几个缺口，便可起到掩盖变形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对圆的视觉比较敏感，圆是否周正极易察觉，如果在碗口上剜出四、五个缺口，圆形被分割成几段相联结的弧线，形成花瓣状，人的视觉被搅乱，碗口即使变了形也不易被人觉察。其时的陶工为掩盖瓷碗的变形缺陷，便巧妙地在碗壁上压出了四、五道直纹，在碗口上剂出了四、五个类似花瓣的缺口。
五代时，景德镇焙烧瓷器的窑炉多为“龙窑”这种“龙窑”，通常依山坡或土堆倾斜建造，多与地平线构成7—23°角。前端低，为窑头、火膛；后端高，为窑尾。因窑身婉如一条龙，故名“龙窑”。它的“背或两侧沿窑长度方向每隔l米左右开一排或一对投柴孔”，焙烧时“将燃料投入窑内坯体垛之间的火道中燃烧”，当该处达到预定温度时，投柴位置即向前移动一排，如此自下而上逐排焙烧，形成移动的火焰。龙窑窑头设有预热室，窑尾不设烟囱或只设一不高的烟囱，属平焰式窑；装烧时，制品放置于固定的窑床上，依靠火焰的流动，自下而上逐段将制品烧熟。“前部燃烧所产生的热气体沿窑内坡度向后部流动，将后面的制品预热后经窑尾排出。前段的制品烧好后，火焰后移，下一段的制品即进入烧成阶段，前面的制品则开始冷却，而烧成段后面的制品仍处于预热阶段”。这种龙窑，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生产周期较短；二是窑内温度比较均匀；三是容易控制还原气氛及升降温速度；四是窑的结构简单，造价甚低。缺点是装窑、开窑的劳动强度大；窑的某些部位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较大；因窑底为坡形，故给装烧带来诸多不便。
字串9
当代陶瓷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景德镇湖田五代窑址的考察，发现堆积层中没有匣钵，仅见高约10厘米的“垫柱”。垫柱上端的台面留有“支钉”，下端粘有窑底上的沙粒。碗、盘类产品的底心与圈足的边沿几乎都粘有用耐火粘土搓捏而成、未被烧结的9一16颗不等的“支钉”。专家们对这些遗物进行分析后，认为五代时碗类、盘类产品的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夹沙粘土作成的垫柱为底座——用耐火粘土搓成小条捏成支钉——沿碗坯圈足边沿粘9一16颗支钉——把碗坯放置在垫拄上——再把圈足边沿粘有同样支钉的碗坯一个一个地重叠起来，组成一柱后入窑焙烧。采用这种支钉叠烧法，有这样一些缺点：(一)由于没有把火焰与制品隔离开来，釉面易被烧窑时产生的尘渣污染，以致废品很多；(二)支钉破坏了碗心的釉面，严重地影响了成品的外观质量；(三)因堆叠过多，致使下面的足边下陷而出现缺口。此外，就遗址上粘结成组的碗、盘来看，一般一组只有十二、三个，其高度连垫柱在内也不到60厘米，可见其时堆叠数量不多，窑室内竖向空间的利用率不高，燃料浪费比较大。
五代秘色瓷器概况
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钱氏政权也烧造了不少秘色瓷。当时吴越王国在杭州地区，正好是秘色瓷生产的区域，所以有大量秘色瓷。当时秘色瓷不停地上贡给北宋皇帝。五代后期，吴越国跟北宋达成协议：吴越要上贡。钱氏政权不愿意去打仗，也觉得自己跟赵匡胤根本打不了这仗，于是就投降了。
历史上记载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故事。当年赵匡胤叫吴越王到北宋首都开封去，他不敢不去，因为前面有南唐李煜的例子。李煜就是不去，最后让宋太祖灭掉了。灭南唐的时候，吴越王帮了很大的忙，换句话说就是出动了军队。南唐灭掉以后，皇上要招待吴越王，叫他去开封，他就不敢不去了。到了开封以后，皇上招待他，送了一份大礼。最后临走的时候，给他一个包，要求他回去之后再看。当时从开封回杭州，要走很长时间。吴越王路上就嘀咕，忍不住把这包打开看了，包里是什么呢？全是大臣上的奏折，要皇帝宰了他，或者把他留在开封，不让他回去。换句话说，就是赵匡胤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时南方睡着七八个这样的人呢，北宋就要一个一个收拾。到了吴越王这儿，赵匡胤胸怀坦荡，让他回去了。所以他特别感恩，他就说："以后我三年就来一趟开封，我绝对不反，我也不睡，我就伺候你。"
赵匡胤去世以后，宋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三年的时候，吴越王再度入开封，太宗就不想放他回去了，吴越王国就彻底投降了。后来南宋迁都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其实就是吴越王的属地。吴越王叫钱（音触），今天杭州还有保塔，当时建塔就是希望能保护他。《宋史》中有记载："（吴越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金扣越器五万事。"一次就进贡10万件秘色瓷器，有全素的，有镶着金边的，都记录在案，可见当时秘色瓷是非常重要的上贡物品。如今有很多秘色瓷被列为收藏品在全国各博物馆收藏。
由于越窑的改进，秘色瓷的出现，导致后来宋代官窑制度的产生，也便有了汝窑瓷器、官窑瓷器、哥窑瓷器、钧窑瓷器、定窑瓷器。
五代柴窑的故乡在铜川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记者喜顺）被中外古陶瓷学界苦苦寻觅数十年之久的柴窑，经部分古陶瓷研究专家论证，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就是柴窑的产品，换句话说，五代柴窑就在铜川。
柴窑，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御窑，据传其天青瓷的特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然而柴窑实物及窑址一直未被发现，因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悬案”。
上世纪80年代，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有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还发现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发掘者提出，其晚期的淡天青釉瓷应是柴窑的淘汰品。本世纪初，在西安市西大街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与耀瓷天青釉相同的精美瓷器，掀起了收藏界对柴窑研究的热潮。
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禚振西先生首次提出了柴窑器当为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的观点。此语既出，引发了学术界和民间鉴藏界的高度关注。
为搞清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于2010年初步组织国内著名古陶瓷专家进行考察和研讨，提出了“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的观点。今年5月4日至13日再次组织国内知名的古陶瓷专家，进行了为期10天的第二次考察。跨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4省（区），对相关的古渡口、古城址、古墓葬出土的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进行了考察研究。
日前在铜川举行的研讨会上，根据专家们此次考察获得的资料，专家们认为，五代时期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器最为接近。
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研究员，耀州窑研究会会长薛东星，对“耀州窑柴窑掌门人”禚振西先生的观点持赞同意见。他认为，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发，耀州窑地处关中北部，北有金锁雄关作屏障，东、南有黄河、渭水为天堑，很少受到战事波及。黄堡周围蕴藏极为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进入五代后，耀州窑制瓷技艺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当时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重要窑场。
此次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研讨引起了铜川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为柴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确认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隋唐五代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隋唐五代宋时期——茶具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1）茶具文化习俗的形成
陆羽《茶经·六之饮》也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的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以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把茶当作家常饮料，形成“比屋之饮。”陆羽《茶经》初稿约成于代宗永泰元年，定稿于德宗建中元年。《茶经》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形成。中国人饮茶习俗形成于中唐。
（2）茶具文化名茶初兴
唐代名茶，首推蒙顶茶，其次为湖、常二州的紫笋茶，其它则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碧涧明月、方山露芽、邕湖含膏、西山白露、霍山黄芽、祁门方茶、渠江薄片、蕲门团黄、丫山横纹、天柱茶、小江团、鸠坑茶、骑火茶、婺州东白、茱萸寮等。
（3）茶具文化饮茶的普及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鳌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宋代始，茶就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之五代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青瓷六系罐
五代十国时期
1954年广东省番禹县南汉墓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8.1厘米
此罐带盖，肩部有六耳。据研究，番禺县的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墓早年被盗，现残存近200件陶瓷器、石刻等遗物。出土的青瓷造型优美别致，施釉均匀，釉色晶莹，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应为南汉官窑烧制。
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这时期，我国东北的契丹人建立了辽朝。辽兴起于五代而与北宋先后亡于金，而金先于南宋亡于蒙古。
五代陶瓷的主要特征为：前期造型较多地沿袭晚唐风格，从五代墓葬出土的器物造型来看，绝大多数沿袭晚唐的风格，保留了唐代的形制。但制作均较前唐更精巧优美，丰富多样。唇口碗因口沿凸出如唇而得名，晚唐时开始出现，其主要器型为：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呈斜直，宽矮圈足，瓷胎较薄，制作规整，器表光滑，给人以轻巧之感。其造型特征与各地五代墓出土碗式颇多共同之处，是五代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典型碗式，但以白釉器为多见，酱黄釉器较为少见，因而珍稀。
闽北私人收藏的一只五代酱黄釉唇口大碗见图，高5.8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0厘米，造型显得宽矮、规整、轻巧，厚唇，口沿外翻，碗壁略显斜直，胎壁较薄，宽矮圈足，见坚致的灰白色胎，碗内壁底见圆形涩圈无釉，而涩圈内中心有釉；圈足及足端无釉，而圈足内又满釉，并见弦刷釉痕。内外壁均施满酱黄色釉，开细小冰裂纹。碗外壁见施釉不匀之缩釉点，釉薄处可见壁上的轮制弦削痕以及近底足处的竹片刮削痕。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窑地
宋、元古窑址
据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当时泉州所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县，发现宋、元古窑址达137处。其中南安境内50处、安溪36处。
安溪古窑址：
1985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安溪发现宋代古窑址近20处，可见安溪当时制瓷业相当发达。其中桂瑶窑釉色属影青和青瓷。产品大量行销日本。
宋至清代，安溪瓷窑址分布在安溪县南部、中部、北部等12个乡镇的46个村庄，以魁斗、龙门、龙涓、长坑、尚卿等处最为密集。共发现155处，其中宋元36处、明清119处，以生产青白瓷、青花瓷为主，还有白瓷、黑釉瓷、黄釉瓷等。尤其是龙门桂窑烧制的青瓷碗，在日本称为“珠光青瓷”。
安溪窑规模仅次于德化，居全省第二，为古代泉州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晋江磁灶古窑址：
磁灶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发现宋、元古窑址12处，分布在梅溪两岸。
磁灶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周围产瓷土。梅溪源于南安市，宽阔曲折，汇于晋江而后入海，是古代磁灶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充足的燃料，便利的航运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为磁灶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乾隆《晋江县志》：“瓷器出晋江瓷（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在磁灶的蜘蛛山、金交椅山（参见下文《金交椅山古窑址》）、溪墘山、童子山等古窑址，都发现青瓷窑。产品主要是碗、碟、执壶、盆、盏、杯、注子、军持等。碗有的印有弦纹、蔓草纹、莲蓬纹，多数为素面。有的盆在釉下彩绘花卉、鱼藻、钱纹或题诗，开泉州釉下彩绘之先河。釉色青绿，有的青中泛黄，亦有黑色和酱色的。胎骨若瓦胎，用匣钵装烧，托座垫烧。
磁灶生产的瓷器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均有发现：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罐、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不少磁灶窑烧制的龙瓮。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产的绿釉盘、黑釉龙纹的军持。印度尼西亚出土有土尾庵、蜘蛛山窑的军持、执壶，金交椅山、童子山等窑的执壶等。雅加达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烧制的军持。
晋江磁灶金交椅山古窑址
位于晋江市磁灶镇沟边村村北的金交椅山上，南邻沟边村，北邻南安，西为农田，东隔梅溪，与南安珍珠山相望。该窑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4座古龙窑址。2003年发现的第4座龙窑位于窑址西北坡，南侧约10米处为一深沟。窑炉遭受严重破坏，不见窑头。窑炉呈长条形，方向284°，残长44.5米，宽1.6—2.20米，高差11.9米，尾部则架于山脊之上。出土器物有执壶、罐、盒、灯盏等，釉色主要施酱、青釉。窑具以垫座为主，还有垫饼、垫柱、垫圈等。
4座龙窑的共性有：窑墙外都有石头护墙，石头排列有序；烧制器物的窑具都用垫座、垫饼、垫圈、垫柱等，在各窑炉内未见匣钵，仅在废品堆中采集过一两个；各窑炉烧执壶、罐等多种器形，釉色有青釉、酱（黑）釉两种；4座窑都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窑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曾有改建过，同时也说明金交椅山烧窑时间较长。
2003年的挖掘还发现了作坊遗迹，有利于全面认识宋元时期晋江烧窑及制瓷工艺。作坊遗迹位于坡地上，东部与南部破坏严重。作坊区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在发掘范围内发现有贮泥池、沉淀池、磉墩3处遗迹，其中贮泥池中还残存50厘米厚的青灰泥。令人最为惊叹的是：东侧坡下几乎是一线排列着10口大缸，其中3口缸套放在一起，最大的缸腹直径95厘米，最小的底直径15厘米。
在一个遗址中揭露四座龙窑（若该遗址完整，应不止四座窑），在田野考古中并不多见，且每座窑至少使用过两期，说明宋元时期晋江制瓷业已相当发达。窑炉及其两侧废品堆中清理出来的瓷器标本，发现少量的五代物品，主流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可见金交椅山烧窑有可能始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元时期。
泉州碗窑古窑址：
在泉州东门外碗窑乡，有南、北窑。北窑烧影青瓷，南窑烧青瓷。产品有碗、洗、执壶、瓶等。多素面，釉色灰青，烧制用垫圈，露胎处有硃砂红瘢，胎质灰白，且厚重，俗称“土龙泉”。在南洋群岛多有发现。
德化盖德古窑址：
北宋初，盖德窑以产青瓷闻名，色呈青灰，釉层透明，胎釉密贴。胎质坚结致密，吸水率低，近于青白瓷。器物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除影青为主外，也有部分白瓷、黑釉瓷。产品行销东南亚、菲律宾等地。
青白瓷用石灰釉配制，釉色白中泛青、青中带白，莹润明亮。因釉中含铁量少，经充分还原焰烧成，加之瓷胎纯白，故釉色白胜于青。自北宋至今，青白瓷的延烧历史最长，采用最广泛，尤盛行于德化。
德化屈斗宫古窑址：
位于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为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与屈斗官窑出土的相同器物），1976年由“福建省德化县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发掘，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坡长57．１米，宽1．4至2．95米，鸡笼式窑基，共有17间窑室，14个窑门，结构较为完整。
出土800多件烧制工具和6793件完、残瓷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以墩仔式碗、折腹弦纹碗、铜罗盘、高足杯和直道弦纹洗为主，还有印花粉盒、洗、盖盒、壶、军持、莲瓣碗。这些瓷器应用了印花、划花、贴花、浮雕等多种工艺，纹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牡丹、莲花、梅花、菊花等四季花卉以及鱼、雁、人物等，不少器物上带有模印阳文（如“长寿新船”等）或毛笔书写的文字款识，有二件直道纹洗的底部，分别印有蒙古人特征的头像和阴刻元代花押，有些匣钵还刻有“郑”、“张”、“颜”姓字款，或“丁未年”年款。
这一窑址对研究宋元时代德化窑瓷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和瓷器外销，都有重要的价值，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市东田镇南坑村一带，于1977年发现，大多为宋元窑址，少数延续至明，其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土或出水。1991年3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坑四周群山起伏，南坑宋元时期的窑址共33处，占南安古窑址一半以上，分布在南坑村抢仔岭、长埔、大坝、牛路沟、顶南埔、大官后等地山山岭岭之间。在古窑址的山坡上，遗有大量陶瓷片，面积20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1至5米，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坑窑址依山而建，出产青瓷、白瓷、青白瓷，且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主要产品有碗、碟、盏、洗、壶、瓶、杯、罐、盆、炉、器盖和动物玩具等。胎骨里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装饰技法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斜直线、篾纹和弦纹等，风格活泼奔放，线条刚劲流畅。釉色繁多是南坑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称为“珠光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体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等方法。
2003年省考古队发掘整理出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南坑坪圹古窑址三处。
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前半部分（约10多米）因建有一个砖瓦场而被切断，后半部发掘出了46米，窑底及遗迹保存较好。该古窑址都是烧青白瓷，主要品种有碗、盘、杯、炉、水注之类，器型、花纹规则，连窑具都很规则；尤其是水注制作工艺比较高，此次出土的就有一种很精美的水注——凤首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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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共发掘了3段，长度约30多米，窑尾虽被破坏，窑头却保存相当完好。该窑址主要烧青白瓷，产品以盒为主，其它也有碗、盘、炉等。该窑址出土的盒类实物尤其精致，据称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盒子几乎一模一样。
南坑坪圹古窑址窑炉遗迹保存较好，下层烧青白瓷，上层烧青瓷（又称珠光青瓷）。印证了青白瓷比珠光青瓷出现得更早，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议的“哪一个出现得更早”的问题。
近年，在澎湖出土大量陶瓷，有许多篾点划花青瓷，与南安南坑窑出产的产品有关。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也陆续出土泉州宋元陶瓷产品，而其中多数是南坑产品。
正当南安南坑窑群进入鼎盛时期，元末一场战争阻碍了陶瓷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特大的地震，黑蜂成灾，把这一带的古窑址推向灭绝，明清时，这里只剩下3个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