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古代欧洲人，用蕉叶当食具，当中国的瓷器远渡重洋，在各国亮相后，帝王抛了金银珠宝，异色的眸子中闪着惊奇的光芒。于是，意指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大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传及36个国家和地区，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景德镇瓷器由此震撼了世界。但景德镇只供皇族生产的官窑或者御窑场所究竟在哪儿，一直以来成为人们探索之谜。
1982年的春节前夕，也就是中国民俗中的小年那一天，古陶瓷学者刘新园路过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个工地时，不经意一瞥，发现一个不同于其他陶瓷碎片的堆积地层。这无意中的发现，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江西省继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再次获得此殊荣的又一考古新发现。困扰陶瓷研究学者多年的景德镇官窑遗址也就此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动人心魄的发现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千百年火与土的煅烧，成就了令世人瞩目的瓷器，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官窑瓷，更是收藏者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一平告诉记者，景德镇官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灭亡后，清王朝继续拥有官窑烧制皇家用瓷，直至清王朝灭亡，官窑的窑火延续了632年。废弃后的官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在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曾经专供皇家用瓷的官窑和其设施、地面建筑逐渐消失，直至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大楼与民宅。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
直至1982年，在中国古陶瓷和陶瓷史研究上独树一帜，为国人更为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刘新园，凭着他对瓷器研究的执著，终于发现了官窑遗址所在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上天对他执著研究古陶瓷的一种回报，也完全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古陶瓷所养成的敏感，让他领略到御窑的丰富文化内涵。
1962年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刘新园，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讲授文艺理论。陶瓷学院位于湖田古窑遗址附近，几座硕大的古窑包悄然无语，已经难以寻觅那“村村陶、处处窑”的踪影。但千年的陶瓷艺术已深深地将刘新园吸引，他渐渐对景德镇历史生出无可遏制的浓烈兴趣。1964年，他被调到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研究工作。
1982年春节前夕小年那一天，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在珠山区原景德镇市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线，当推土机沉闷地刨过地表时，工人们想着的是尽快做完手中的活好回家与家人团聚。当推土机刨起一层层满是碎瓷片的地表泥土时，他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因为景德镇的瓷片实在太多了。这时的刘新园恰好路过，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刘新园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被刨开的地表层，一条宽约12至30厘米的全是瓷片的地层掠过他的眼帘，那不是垃圾，也不是景德镇处处可见的渣饼堆，而是洁白亮丽的碎瓷片！刘新园不顾一切地跳下了被刨开的地层，他的眼睛发亮了，挥舞着手高叫着：再也不准刨！再也不要推！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就是这样一位对千年古陶瓷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的无意一瞥，使得景德镇官窑遗址撩开了冰山一角。李一平副所长告诉记者，当刘新园发现这块有别于其他瓷片堆积地层后，考古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经过仔细鉴别，大家认为可能是景德镇官窑遗址。于是，当即要求工地停止施工。为了不遗漏小的残片，考古人员用米筛将堆积区内的泥土统统筛选。由于发掘的瓷片较多，当时连存放的地方也没有，陶瓷考古人员只好把它们放到自己家里，并请家人帮助清洗。
为了深入研究明清官窑，全面了解官窑的生产原貌，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2003年10月至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江西景德镇珠山区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刘新园任发掘领队。期间，在珠山区发掘面积788平方米，最深的探方达到5米多，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遗物。
官窑中的绝世孤品
景德镇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的官窑遗址，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江西瓷业公司是景德镇首次出现的官民合办的新型企业。另外，在御窑遗址中还发现了永乐青花釉里红终结瓶、红釉盖盒、黑釉刻花香炉以及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都是未见传世的瓷器，是极为珍贵的孤品。
该所工作人员岳峻对整个官窑遗址的发掘了解颇深。他说，在发掘的遗址中，窑炉遗迹一组6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官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岳峻介绍，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上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小罐等，为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另外，还出土了其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官窑遗物。刘新园曾称，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经过多年来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大批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纷纷出土，残碎的瓷片重量就达10余吨，考古人员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的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这些经修复的官窑瓷器部分已经在景德镇市的龙珠阁内公开展览。
龙珠阁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展出的这些修复瓷器中，有白釉三壶连通器、影青地刻海水青花龙纹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等未见诸传世的孤品，有集素雅与华贵于一身的白釉金彩器。而祭蓝地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刻有“永乐二十一年”纪年的黑釉三足香炉、白釉瓷等均为首次面世的珍品。记者还看到一个永乐青花梵文大勺，长33.5厘米，勺子上写满了梵文吉祥经文。又比如青花龙纹大缸，高75.5厘米，这是迄今出土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在明代，烧制这种瓷器的难度非常大。修复后的这件瓷器，其腹部绘有两条双角五爪赶珠龙，隙地饰有流云，龙腾云飞，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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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景德镇御窑的秘密
古代欧洲人，用蕉叶当食具，当中国的瓷器远渡重洋，在各国亮相后，帝王抛了金银珠宝，异色的眸子中闪着惊奇的光芒。于是，意指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大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传及36个国家和地区，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景德镇瓷器由此震撼了世界。但景德镇只供皇族生产的官窑或者御窑场所究竟在哪儿，一直以来成为人们探索之谜。
1982年的春节前夕，也就是中国民俗中的小年那一天，古陶瓷学者刘新园路过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个工地时，不经意一瞥，发现一个不同于其他陶瓷碎片的堆积地层。这无意中的发现，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江西省继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再次获得此殊荣的又一考古新发现。困扰陶瓷研究学者多年的景德镇官窑遗址也就此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动人心魄的发现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千百年火与土的煅烧，成就了令世人瞩目的瓷器，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官窑瓷，更是收藏者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一平告诉记者，景德镇官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灭亡后，清王朝继续拥有官窑烧制皇家用瓷，直至清王朝灭亡，官窑的窑火延续了632年。废弃后的官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在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曾经专供皇家用瓷的官窑和其设施、地面建筑逐渐消失，直至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大楼与民宅。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
直至1982年，在中国古陶瓷和陶瓷史研究上独树一帜，为国人更为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刘新园，凭着他对瓷器研究的执著，终于发现了官窑遗址所在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上天对他执著研究古陶瓷的一种回报，也完全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古陶瓷所养成的敏感，让他领略到御窑的丰富文化内涵。
1962年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刘新园，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讲授文艺理论。陶瓷学院位于湖田古窑遗址附近，几座硕大的古窑包悄然无语，已经难以寻觅那“村村陶、处处窑”的踪影。但千年的陶瓷艺术已深深地将刘新园吸引，他渐渐对景德镇历史生出无可遏制的浓烈兴趣。1964年，他被调到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研究工作。
1982年春节前夕小年那一天，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在珠山区原景德镇市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线，当推土机沉闷地刨过地表时，工人们想着的是尽快做完手中的活好回家与家人团聚。当推土机刨起一层层满是碎瓷片的地表泥土时，他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因为景德镇的瓷片实在太多了。这时的刘新园恰好路过，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刘新园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被刨开的地表层，一条宽约12至30厘米的全是瓷片的地层掠过他的眼帘，那不是垃圾，也不是景德镇处处可见的渣饼堆，而是洁白亮丽的碎瓷片！刘新园不顾一切地跳下了被刨开的地层，他的眼睛发亮了，挥舞着手高叫着：再也不准刨！再也不要推！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就是这样一位对千年古陶瓷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的无意一瞥，使得景德镇官窑遗址撩开了冰山一角。李一平副所长告诉记者，当刘新园发现这块有别于其他瓷片堆积地层后，考古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经过仔细鉴别，大家认为可能是景德镇官窑遗址。于是，当即要求工地停止施工。为了不遗漏小的残片，考古人员用米筛将堆积区内的泥土统统筛选。由于发掘的瓷片较多，当时连存放的地方也没有，陶瓷考古人员只好把它们放到自己家里，并请家人帮助清洗。
为了深入研究明清官窑，全面了解官窑的生产原貌，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2003年10月至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江西景德镇珠山区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刘新园任发掘领队。期间，在珠山区发掘面积788平方米，最深的探方达到5米多，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遗物。
官窑中的绝世孤品
景德镇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的官窑遗址，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江西瓷业公司是景德镇首次出现的官民合办的新型企业。另外，在御窑遗址中还发现了永乐青花釉里红终结瓶、红釉盖盒、黑釉刻花香炉以及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都是未见传世的瓷器，是极为珍贵的孤品。
该所工作人员岳峻对整个官窑遗址的发掘了解颇深。他说，在发掘的遗址中，窑炉遗迹一组6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官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岳峻介绍，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上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小罐等，为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另外，还出土了其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官窑遗物。刘新园曾称，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经过多年来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大批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纷纷出土，残碎的瓷片重量就达10余吨，考古人员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的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这些经修复的官窑瓷器部分已经在景德镇市的龙珠阁内公开展览。
龙珠阁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展出的这些修复瓷器中，有白釉三壶连通器、影青地刻海水青花龙纹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等未见诸传世的孤品，有集素雅与华贵于一身的白釉金彩器。而祭蓝地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刻有“永乐二十一年”纪年的黑釉三足香炉、白釉瓷等均为首次面世的珍品。记者还看到一个永乐青花梵文大勺，长33.5厘米，勺子上写满了梵文吉祥经文。又比如青花龙纹大缸，高75.5厘米，这是迄今出土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在明代，烧制这种瓷器的难度非常大。修复后的这件瓷器，其腹部绘有两条双角五爪赶珠龙，隙地饰有流云，龙腾云飞，气势恢宏。
陶瓷文化：景德镇官窑
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唐宋时期，景德镇瓷器进入宫廷，备受皇帝喜爱。明清时烧造出大量的精美御用瓷器，景德镇也从此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景德镇官窑的烧造工艺是十分高超的，历经千年而经久不衰。
图：龙泉官窑大龙盘高档挂盘
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官窑则指专门为宫廷制造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年间，这里的瓷器得到宋真宗的赏识，于是用他的年号来重新命名。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皇家指定的瓷器烧制厂，而且是这500年间唯一的御用瓷器定点窑址。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正式设立景德镇官窑。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扶植，这里达到空前的繁荣。
景德镇官窑每年运到京师的瓷器成千上万，这么多的瓷器，当然并不是皇帝一个人享用。宫中簿册记载，这些瓷器有的直接搬进御膳房、御茶房，有的分配到紫禁城的各个宫殿陈设摆放，还有大量向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这些皇家宫苑以及太庙、陵寝等分派，更有不少由皇帝拿来赏赐皇子皇孙以及文武百官。清朝皇帝还经常把瓷器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各国，比如康熙帝送给法王路易十四、乾隆帝送给英王乔治、慈禧太后送给美国使臣和日本皇后的礼品中，都有大量珍贵的瓷器。
御用瓷器非常讲究式样，景德镇官窑烧造的大部分瓷器由承办皇宫御用器物的内务府造办处出样。这些瓷样都是根据皇帝的旨意由宫廷画师绘制的，叫画样，有的还做成形象逼真的木样、漆样。官窑接到宫里送来的图样后，严格依照式样烧制。有时内务府直接将清宫旧藏瓷器发往景德镇，叫官窑仿照已有成品式样烧造。另外，景德镇瓷匠有时也会设计出新的花色品种进呈皇帝。
清朝皇帝对官窑瓷器十分重视，常常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画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生活档案中，这样的事经常见到。这里我们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雍正帝对瓷器画样的要求是何等细致乃至苛刻。其一，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二十四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其二，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其三，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初十日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
以往有一种说法，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都砸碎销毁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明代中期以前确实如此，官窑稍差些的瓷器，皇帝不想用，别人也不能用，都砸碎销毁了，所以后来在景德镇的窑址附近能发现埋有成堆的明代官窑瓷片。但从明朝中期之后，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就不砸了，而是进行变卖。
揭开天青釉瓷器天价的面纱
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瓷器釉色名，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
天青釉茶器(2张)
天青釉瓷器(20张)
有钧窑天青，始于宋，呈淡蓝色，釉层厚而不透明，以铁的化合物为着色剂。另有宋汝窑天青，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色调较稳定，多数釉面无光泽。还有景德镇窑天青，始于清康熙，呈淡灰蓝色，釉薄而坚，莹润光洁，以钴的化合物为着色剂。
天青釉在宋代的名窑中就开始出现，嗣后各代都有仿制，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优美的传统色釉大放异彩，除装饰陈设瓷以外，还广泛地用它装饰茶具，餐具，酒具，糖缸等日用瓷，受到广大工农兵的一致称赞。天青釉是以钴为着色，以釉果，长石作釉料，并以钙，镁质原料作溶剂，釉料应球磨至细。生坯施釉,一般多采用喷釉或浸釉与喷釉相结各的施釉方法,在1280～1300℃窑温下烧成,气氛以还原焰为主。
天青釉景德镇的天青釉直接仿自汝窑。明代御厂由宫内发真汝器作样，作出来的叫做雨过天青，这是官窑，同时民窑也仿作。《景德镇陶录》说：“镇陶官在大器等户，多仿放汝窑釉色，其色佳，并以雨过天青呼之。”《景德镇陶录》曾对景德镇的天青特点做了说明：“汝窑瓷色，镇厂所仿者色青而带蓝光，非青碧之影青也。《肆考》谓汝窑瓷色如哥而深，则误认青为碧解矣。不知汝瓷所谓淡青色，实今之好月蓝色。”天青釉又名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蓝色釉,有“青如天,明如镜”釉色特点。天青系以钴为着色剂,其色调是一种很淡的蓝灰色，实际上应该列入蓝釉系统。天青釉的制作简单，烧成稳定，仅在基础白釉中加放少量含钴原料。
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根据周世宗的要求是要把瓷器烧成雨后青天的颜色，因而天青釉本是柴窑的釉色。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柴窑窑址。
从传世作品看，宋代汝窑制品即是天青釉，钧窑产品中也有一类天青釉，天青釉的基本色调是淡蓝而带灰色，宋代主要是铁的呈色。
清代景德镇仿汝窑烧制天青釉，制品以康、雍、乾三朝为佳，它采用钴作着色剂，因而釉色更偏蓝色。
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
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其瓷器早在魏晋时期已很走俏，远销各地。唐宋时期，景德镇瓷器进入宫廷，备受皇帝喜爱。明清两朝是当地瓷业的黄金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立官窑，汇集优秀瓷匠，垄断优质的制瓷原料，烧造出巨量至精至美的御用瓷器，景德镇从此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清宫瓷器档案，透过这些皇宫秘档，可从几个侧面了解到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背后的隐秘。
异彩纷呈的清宫瓷
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民窑是为平民百姓烧制日常生活用瓷的窑厂，官窑则指专门为宫廷制造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北宋景德年间，这里的瓷器得到宋真宗的赏识，于是用他的年号来重新命名。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皇家指定的瓷器烧制厂，而且是这500年间唯一的御用瓷器定点窑址。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正式设立景德镇官窑。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扶植，这里达到空前的繁荣。
康熙帝十分注意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他和后妃们放下满族传统的粗瓷大碗，爱上了细腻考究的官窑瓷器。康熙时的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展现的画面极富层次。康熙五彩瓷色彩瑰丽丰富，画工考究精妙。此时外国传教士不断进入宫廷供职，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珐琅画深深吸引了康熙帝。他决定将珐琅技术用到瓷器上，康熙五十年（1711年）， 珐琅瓷烧造成功。此后，景德镇官窑又将珐琅技术逐渐运用到五彩瓷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
雍正时景德镇官窑烧制珐琅瓷、粉彩瓷的技艺日臻成熟，色泽粉润、装饰秀逸，显得柔丽高雅。这一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再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瓷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
乾隆帝好大喜功、爱摆阔，景德镇官窑在乾隆朝为满足宫廷的特殊需要，烧瓷技术进一步提升，留下了珍贵的瓷器精品。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细腻，色彩至为华艳。各式各样的镂雕瓷是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外，更有双层透雕的转心瓶、转颈瓶等，其构造之严密、构思之奇妙，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时期还流行仿生瓷，仿照动植物、特别是瓜果形态的瓷器，无不惟妙惟肖，到了几乎可以乱真的地步。之后的清代六朝，景德镇官窑水平逐渐下滑，比较起来光绪时的瓷器在清后期算是较为精良的。
景德镇官窑每年运到京师的瓷器成千上万，这么多的瓷器，当然并不是皇帝一个人享用。宫中簿册记载，这些瓷器有的直接搬进御膳房、御茶房，有的分配到紫禁城的各个宫殿陈设摆放，还有大量向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这些皇家宫苑以及太庙、陵寝等分派，更有不少由皇帝拿来赏赐皇子皇孙以及文武百官。清朝皇帝还经常把瓷器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各国，比如康熙帝送给法王路易十四、乾隆帝送给英王乔治、慈禧太后送给美国使臣和日本皇后的礼品中，都有大量珍贵的瓷器。
皇帝亲自改画样
御用瓷器非常讲究式样，景德镇官窑烧造的大部分瓷器由承办皇宫御用器物的内务府造办处出样。这些瓷样都是根据皇帝的旨意由宫廷画师绘制的，叫画样，有的还做成形象逼真的木样、漆样。官窑接到宫里送来的图样后，严格依照式样烧制。有时内务府直接将清宫旧藏瓷器发往景德镇，叫官窑仿照已有成品式样烧造。另外，景德镇瓷匠有时也会设计出新的花色品种进呈皇帝。
清朝皇帝对官窑瓷器十分重视，常常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画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生活档案中，这样的事经常见到。这里我们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雍正帝对瓷器画样的要求是何等细致乃至苛刻。其一，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二十四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其二，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其三，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初十日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
一年烧造多少，花银多少
景德镇官窑每年要为皇帝烧造多少瓷器？督窑官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奏报，每年秋冬两季向皇宫上交瓷器总共600余桶，其中盘、碗、碟等圆形瓷器1.7万件左右，瓶、坛、尊等雕琢瓷器2000余件。乾隆六年（174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年共烧过瓷器胚胎4万多件。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一年只烧造几百件。同治七年（1868年），景德镇官窑为同治帝大婚烧制瓷器120桶，计7294件。
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的开销账目是十分清晰的。从现存档案看，自乾隆年间到宣统二年（1910年），基本上每年都有各种清册进呈内务府，银两数目极为详细，大到本年烧造瓷器所用的银数，小到捆扎瓷器稻草的花费，每笔开销都记载详尽。奏销账目中若差分毫，都要由督窑官赔补。
那么，景德镇官窑一年要花多少银子？清宫档案记载，康乾时期每年烧瓷用银的限额是1万两。晚清虽是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但慈禧太后为了个人的享受和挥霍，却是大把大把地向窑坑里扔银子。她五十大寿时烧制瓷器用银1.5万两；七十大寿时，烧瓷又耗银3.85万两。
官窑瓷器的 损坏赔补和次品处理
瓷器在烧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坏。乾隆十二年（1747年），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在奏折里说，按以往定例，烧造瓷器损坏三成以上，要由督窑官赔补，三成以下的不追究责任。他认为这个规定太宽，经他奏请，从这一年开始，改为瓷器烧造损坏两成以上就要赔补。
以往有一种说法，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都砸碎销毁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明代中期以前确实如此，官窑稍差些的瓷器，皇帝不想用，别人也不能用，都砸碎销毁了，所以后来在景德镇的窑址附近能发现埋有成堆的明代官窑瓷片。但从明朝中期之后，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就不砸了，而是进行变卖。
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督窑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万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庄亲王允禄在奏折里说，次色瓷器虽有瑕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因此按惯例变价处理。乾隆六年以前，景德镇官窑的次等瓷器都要送到京师，或是皇帝用来赏赐，或由内务府的瓷库变卖处理。由于把几百桶的瓷器运到京师还要花一大笔包装费、运输费，乾隆六年以后，次等瓷器就在景德镇当地直接处理了。但不管在哪里变卖，这笔钱都要落入皇帝的腰包，交到内务府的银库里去。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总编辑，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帝王与佛教》、《清朝十大科场案》等。
景德镇陶瓷的发展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 “新平”即景德镇，在千年窑火中铸就了“汇各地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提起景德镇，就不得不提起瓷都。很早就享有“瓷都”美誉的景德镇有着近两千年陶瓷历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陶瓷精英，不断创造出精美陶瓷，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一、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特征
景德镇发展至今，与它的陶瓷历史文化不可分割。传承和弘扬其优秀文化，对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景德镇陶瓷历史的独特文化，都有着哪些特征呢？
1、创新不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更是一个行业代代发展的源泉。景德镇的每一次飞跃，无不伴随着创新与突破。在作品上，宋代的“影青瓷”，白里泛青、莹润素雅。使“景德镇” “不胫而走、天下皆闻”。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结束了我国素烧的历史。还有明清先后创烧的斗彩、五彩、粉彩、郎窑红、祭红等一系列名瓷。在技术上，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催生了我国最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官搭名窑”的制度，促进了名窑较快的发展。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景德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成为中国陶瓷生产与艺术中心。
2、兼容开放
景德镇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门户开放、兼收并蓄。南宋时期，北方连年战乱，大批陶工纷纷南迁躲避战祸，景德镇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帮助他们融入陶瓷生产，有效地将“流民”灾难化弊为利成为人力资源。元代时引进波斯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引进珐琅彩料，并借鉴西方油画技巧。同时，取他人之长，把龙窑、葫芦窑的特点与北方的馒头窑的优点结合起来，创建了镇窑。在贸易方面，明清时期就在全国各地开拓了市场，并使景德镇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3、和美圆融
朱熹曾说“凡有形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景德镇的陶瓷从器型和内容上看，大多寄托了人们的思想和愿望，反映了人民追求和谐、崇尚和美的人生价值取向。福、禄、寿“三星”为题材，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龙、风、鹤为题材，生动体现了人们对友善、祥瑞的追求；以松、竹、兰、梅、菊为题材，委婉传递了人们对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出淤泥而不染品格的肯定和赞美。宗教一直是人类最丰富的价值观源泉。景德镇陶瓷通过观音、菩萨、耶稣、张飞、关羽等一系列人物画画和动作，巧妙弘扬了宗教和儒家思想，把因果轮回、普度众生、博爱平等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直观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
景德镇周惠胜手绘青花瓷家居花瓶
二、消除景德镇陶瓷产业弊端，积极发展景德镇陶瓷的又一次飞跃
景德镇曾经的辉煌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昭示未来。除了景德镇在不断发展外，国内其他陶瓷产区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广东佛山、山东淄博、福建德化、河南禹州等地。陶瓷产业搞的红红火火。陶瓷行业的竞争也日渐升温，现如今景德镇陶瓷产业所存在的弊端也将影响景德镇陶瓷未来的发展。
1、创新概念差，抄袭理念强
创作一幅好的作品除了需要扎实的功底之外，还要有突发的灵感。在古代，我们伟大的前辈们，想要创作一幅作品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画得出来的。首先心中就要有一幅好的蓝图，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资料，只有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所画之物也是画师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生活的写照、心情的抒发。而在科技发达的现在，书法资料一大堆，就形成景德镇瓷艺人作画很少去写生，都从书中稍微改动，有的甚至直接复制，形成了一股抄袭画风。就第一届陶瓷博览会以来，不乏有不少好的作品展示出来，可一旦出来了，很多相类似的作品，就如同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冒出来。
2、门户观念重，学艺不正式
“陶瓷世家”标志着一个家族一代又一代对陶瓷的沿袭，也代表着一个个画风的创新和传承。但也有一些师傅对待自己的作品制作过程都有所保留，都惧怕自己的手艺传了出去，砸了自己的饭碗。 “有了徒弟，没了师傅”的观念严重，留一手不教全面的普遍存在。景德镇学艺大多都是要拜师，没有学校的正式化、系统化、全面化。有的甚至自己都学艺未精，用错误的方式引导着自己的学生，使想学艺的人走了许多弯路。
3、文化渐退化，利益放首位
景德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瓷业习俗上，拜窑火仙师，拜瓷土神，中秋烧“太平窑”，元宵节扎“瓷龙”等，都反映了景德镇人民对师长的推崇、对和平的向往、对自然的敬畏。现在，景德镇的建设已规模化，烧“太平窑”的现象已看不见了，拜窑火仙师，拜瓷土神，也不见有过。依稀只记得一群小伙伴在母親河旁自己搭着小小的“太平窑”，在旁边欢快的跳着的情景。这些习俗感觉在慢慢淡化着。
改革开放20世界90年代初，全国经济回升。景德镇陶瓷的声誉响彻国内外，吸引了不少收藏陶瓷的爱好者，这也引起了不少商家的注意。于是，带动了一批批跑陶瓷展会的热潮。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许多不懂陶瓷的也加入进来。凭着三寸巧舌，以次充好，胡吹乱嘘。冲着景德镇对外的名声，都营销得很好。但，这也给如今的市场发展埋下了不利的影响。
景德镇陶瓷粉彩花鸟瓷板画玉堂富贵
三、积极推动陶瓷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宣传
要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景德镇宝贵的陶瓷历史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挖掘它、利用它、宣传它。
1、进一步细化陶瓷文化理论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不仅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美丽和谐，还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哲学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改革发展的今天，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目标导向和构建功能。要组织动员文化届、学术届、企业届、政府和社会团体中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细化对陶瓷历史文化的挖掘、解析、提炼和归纳。要为陶瓷文化研究工作者提供发布信息、相互交流和推广研究成果的媒介，使之成为当代瓷都和谐精神的重要方式。
2、进一步强化陶瓷遗址的开发与保护
珠山御窑、湖田民窑、丽阳陶瓷山、高岭土瓷矿等遗址是体现景德镇悠久陶瓷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遗址中既有物质形态的“有行”遗产，如文物、古迹，又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礼仪、节庆、传说、制瓷工艺技能等。要以创建全省、全国文明城市为主抓手，进一步规划好陶瓷文化保护区，启动陶瓷文化保护工程，守望住景德镇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要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蕴藏在民间的鲜活故事、瓷业习俗、制瓷理念和工艺，积极打造陶瓷文化新景点、新亮点，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高陶瓷历史文化对当代瓷都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把景德镇的城市魅力彰显得更加鲜明。
3、进一步优化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播形式
传承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精髓，加快当代和谐瓷都建设，文化、新闻、出版、文联、社联等部门都要承担起责任。要创造条件整合现有各类陶瓷博物馆的资源，丰富其藏品和展品，推动国内外巡展；要通过小说、诗词、歌曲、影视、戏剧等文学艺术形成，以及现代传媒体系，展示陶瓷历史文化个性和积极意义，提升陶瓷文化的时代精神；要致力于推动陶瓷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提高陶瓷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效益。
4、进一步深化青少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教育
景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是伴随着它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逐步扩大和提高的。教育和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对于增强其自豪感，培育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全国青少年陶艺基地，经常组织青少年开展陶艺实践活动；精心编写通俗易懂的景德镇陶艺文化乡土教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意识，从而更好地担当起创造景德镇美好明天的历史重任。
事物总是与时俱进，陶瓷发展日新月异。经过千年窑火的提炼，景德镇迎来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但与历史的辉煌相比，与发达地区的发展步伐相比相对迟缓。所以，我们要用景德镇先人“碎石成泥，泥做火烧；欲成大器，执着千年”的精神，加快步伐，重振雄风，展现魅力“瓷都”。
元代景德镇官窑制作历史资料
《正文》
“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元史》）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壶、碟、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元孔齐《至正直记.饶州御土》）
“尝议旧定器官窑皆不足为珍玩，盖予真有所见也。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辩。”据此可知，元代御土窑既烧贡御器皿，又仿烧定窑大盘。（元孔齐《至正直记.窑器不足珍》）
至元（1264 — 1294年）31年:
至元15年（1278 年 )，“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元史》明 宋濂 百官志四 卷九十八）
（宋濂 (1310 — 1381 年 ) ，字景濂，谥文宪，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世居金华傅村镇潜溪，妊七月而生，幼聪慧先从闻人，梦吉学春秋，继从泖贯、黄溍、吴莱学占文辞，年二十五，讲授经学于浦江义门郑氏，名满朝野。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辞不就。朱元漳攻取蝥州，聘濂为五经师，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师，召命总修《元史》，纂修《人明日历》，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嘉义大夫。知制浩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洪武十年，致仕还家。洪武十三年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案被株连。洪武十四年举家迁徙茂州，途中，病卒于夔门。著作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萝山集》等一百四十余卷，后人汇编成《宋学士全集》。 ）
至元27年（1290年），浮梁人口增至192148人。
元贞（1295 — 1296年）2年:
元贞元年（1295年）浮梁县升为州。
大德（1297 — 1307年）11年:
泰定（1324 — 1328年）4年:
泰定中（1324 — 1328 年 ) ，由本路总管监陶，有命则供，无命则止。
泰定2年（1328年），“余（屠济亨）出守是州之二月，郡刺史段公（段廷*）蒙旨董陶至州。”《浮梁州志序》
至顺（1330 — 1332年）3年:
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堵闰）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元人俞希鲁编《至顺镇江志·人材·仕进·土著》条记：堵闰，字济川，金坛人。初辟浙西、浙东宪司书史，历昌化尉，信州路总管府知事，选为江浙行省椽，除从仕郎，建州路录事。再调承务郎、饶州路总管府推官。赴召入觐，以母老俾便传养，特改授镇江等处稻田提举，且赐金帑以宠行。至顺二年（1331年）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
俞希鲁(生卒年不详)，字用中。祖籍温州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后迁镇江。俞希鲁幼承家学，以秀才授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教授，教学中善于启发学生，学生称他“俞公如洪钟，叩无不响”。任满擢为归安县丞，筑海盐塘，费省而民不劳。升江山县令，又改为永康县令。所在任上都注意兴办学校，聘请名儒讲学，均平民众徭役。最后迁儒林郎、松江府同知。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明兵取镇江时，俞希鲁尚健在，卒年九十。《乾隆镇江府志》称俞希鲁“学业浩博，淹贯群集”，“境内碑籍多所撰述"。他编纂的至顺《镇江志》为元代名志。常与青阳翼、顾观、谢震文字交游，时人称之为“京口四杰''。著有《竹素钩玄》20卷，《听雨轩集》20卷。 ）
至元（1335 — 1340年）6年:
至正（1324 — 1368年）28年:
至正12年 (公元 1352 年 ) ，浮梁瓷局结束。
至正28年（公元1368年），元惠宗（顺帝）退出大都。
陶瓷文化鉴赏-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代景德镇陶瓷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朝廷减轻了割据政权时期所定的若干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雇佣关系得到普遍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及商品经济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时，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兴旺的集镇。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烧瓷名窑迭出，景德镇瓷业也积极参与竞争。到北宋末，北方战争频繁，使北方各地的瓷业遭到严重破坏，从此日渐萧条。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战争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加之南宋政权为苟安图存，不得不注重发展经济。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瓷器精美，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把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带了过来，从而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力量得以充实，陶瓷工业得以迅速发展。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北宋早、中期，湖田窑所产的碗类以鼓腹高足碗居多。这类碗，一是碗底比较厚，以这一时期常见的口径17一19厘米的碗为例，其碗底厚1．1厘米左右，为五代碗类的2—3倍，为清代碗类的3—6倍；二是足径比较小，比五代碗类的足径约小20％左右；三是碗足比较高，比五代碗类的碗足高出2—3倍；四是足壁比较薄，比五代碗类的足壁要薄一半以上；五是碗口微微外撇。当代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所产的鼓腹高足碗的碗底之所以要作得那么厚，既不是为了适应使用者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观赏的要求，而是与当时的装烧方法与所使用的窑具有关。宋初，陶工为了使窑室内的高空能多装烧一些制品，淘汰了五代的支钉迭烧，而采用了把碗足套在一种径小而高的垫饼上装匣仰烧的方法。这样，被垫饼顶住的碗底在高温下使要负荷碗身的重量，若不把碗底加厚，碗的底心便会在软化成瓷的过程中因强度低而凸起，导致器物变形。有关专家认为，北宋早、中期所产的鼓腹高足碗的圈足之所以要设计得那么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与当时的工艺有关。由于这时已使用匣钵单件装烧，制品不再会相互重叠了，因此陶工们就可以把碗足作得小些。二是与审美要求有关。碗足缩小后，碗身的弧度就相应地延伸了许多，这在视觉上就比五代的碗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秀丽。陶瓷考古工作者认为，北宋早，中期生产的股腹高足碗的碗足之所以要设计得那么高、那么薄，主要是为使用者着想。我们知道，作为饮食器皿的碗类，所装盛的多是较热的食物，碗足高，足壁薄，端拿时就不怎么烫手，人们使用起来就比使用五代的矮足碗要舒适得多。有关人士还认为，北宋早、中期的鼓腹高足碗的碗口之所以要作成微微外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成撇口后，可以有效地减少器物变形。现代考古结果表明，早在北宋中期景德镇便已开始生产芒口碗〔一种内外满釉，唯有口沿露出一线胎骨的碗〕。这类芒口碗，大致有两种∶一为直口孤壁碗，一为斜壁与侈口孤壁碗。这两种造型的玩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器必由原来下厚上薄的“笋桩式”改成了中下部较薄、口沿较厚的“倒桩式”。二是圈足较矮，比北宋早期的高足碗约矮五分之一。这一时期的芒口碗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样式呢？现代考古工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因为覆烧碗在焙烧时负重的部位已由器底移到了口沿，若不将碗的中、下部作薄，在高温下便会因底部过重而下塌变形。(二)为了扩大窑室容量，节省焙烧费用。因为碗的圈足矮，焙烧窑具的垫阶就可降低，窑室中的装坯密度就会相应增大。
近年来的考古结果还表明，北宋后期生产的一种斜壁小底碗，为这一时期烧造得最多的一个产品。由于这种碗酷似一个覆转过来的斗签，故人们称其为“斗笠碗”，其特征主要是：口径、底径的比例，比五代斜壁碗的口径、底径的比例均有所增大(五代的约为1：0．49，北宋后期的约为1：0．25)，造型比五代的斜壁碗更为秀气，更为挺拔，更为轻盈，更为潇洒。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却存在这样几个缺点：一是碗的口大、底小、身高、壁斜，占据的空间较多，致碗的容量相应减少。二是碗的圈足过小，重心不够稳。三是口与底之间的距离过大，端拿不方便。这一时期的斜壁小底碗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造型呢？有人认为，原因是为适应当时人们饮茶的需要。北宋时，茶叶的加工方式、饮茶习惯都和现代不同。今天人们多把茶叶制成丝状或片状，饮前用沸水将茶叶泡开，饮时只饮其汁而弃其叶。而北宋时人们在饮茶前喜将龙脑、膏或将枸杞泥、绿豆、炒米、芝麻、川椒、山药加进茶叶中，混合碾碎，或烹或煮，饮时将茶汁、茶末(包括加进茶叶中的配料)一道吃掉。为适应当年这种饮茶习惯，陶工们才设计出了那种撇口、斜壁、小底式样的瓷碗。用这种式样的瓷碗饮“碾茶”，能够收到“易干不留渣”之效。假如北宋人使用今天流行的那种底径较大、器壁较直的茶杯饮“碾茶”，那么茶末就会粘在内壁而不易倾倒干净，就不可能收到“易干不留渣”之效了。北宋时期出现的这种瓷器，一直延至南宋仍在生产。
宋时，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进一步拓展。从上海、广东、河北、福建、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等16个省、市、自治区出土的景德镇宋时所产的青白瓷来看，说明宋代景德镇瓷器的销售市场几乎已扩展至全国各地。但在靖康以后，由于北方战争频繁，故景瓷在中原和北方的销售市场逐渐失去，其时销售的重点已转到了南方各省。
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奖励外贸，不遗余力，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通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五十余国。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贩运瓷器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