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陶瓷砖。
在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中，曾经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开发经济，具有自己的陶瓷手工业的强悍民族，就是辽、西夏和金。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的政权。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可汗，他破坏选举制，一直占据可汗宝座。公元916年即皇帝位，建立了契丹国，称为辽太祖。
阿保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把掳去的汉人不作奴隶对待，而是向他们学种田、冶铁和陶瓷生产技术，其陶瓷生产便发展较快。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浑源等地都发现了辽瓷窑址，生产地域很广泛。
辽瓷以白瓷为主，胎质有点像磁州窑的瓷胎，但比磁州窑瓷粗松，白度不高，造型多仿邢窑、定窑、磁州窑瓷器，一些精细瓷也有相当水平。晚期学习磁州窑的白釉黑花瓷、点彩瓷器，数量有明显增加。辽瓷也生产高温缸胎茶叶末色、黑色、赭色或杂色釉瓷器，如缸、盆等。产量也很大。
辽瓷器形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原汉族常用的器物如碗、盘、瓶、罐、盒、碟、暖盘、壶、瓮、枕等;另一类则是富于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如皮囊壶、有系扁提壶等。它们的造型类似皮革缝制的皮囊，甚至把缝线的针痕都制作出来。这类器物显然是适应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的需要而生产的，也是辽瓷民族特征的表现。
此外，还有一种低温釉陶，多为单色的黄釉、绿釉、白釉器皿。二彩釉、三彩釉比较少，这类釉陶称为“辽三彩”。辽三彩是直接受唐三彩工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胎料里羼有细砂，原料很少加工，质地松软，釉面不均匀，质量不如唐三彩。
辽统治者学习宋朝政府设置官窑的作法，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波罗城)就设置了官窑，所产白瓷也仿邢窑、定窑。定瓷上有“官”、“新官”字样，辽瓷上也出现“官”和“新官”字样。
西夏，党项族贵族于11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政权，称大夏。
唐宋之际，党项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幅员千里”。宋朝时，党项人势力进一步增强。特别在宋真宗时，西夏统治者采取与宋辽都友好的政策，进行贸易，把都城移到兴州(银川)。1032年李元昊上台，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州。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进步，西夏陶瓷手工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
西夏窑址在灵武磁窑堡，规模比较大。从窑址调查、发掘得到的资料，墓葬、遗址出土的瓷器来看有黑瓷、白瓷、青瓷、黄褐釉瓷。其中以黑瓷、白瓷数量最多，其他品种数量不多。白瓷有两种，一种比较细腻，釉色白度较高，生产数量少，一种比较粗，釉面不够光润，发涩，釉色白中发灰。有的是同一种釉，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颜色。西夏瓷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胎体比较粗，多少都含有一定的细砂，胎色都不够纯，有的发黄，有的泛褐，有的泛灰，为了增加白度，施釉之前上一层化妆土。由于原料所含的细砂在胎体中起到强煅作用，所以胎体很坚硬结实，形成稳定性较好。许多作品，特别是一些细白瓷胎体比较薄。
西夏瓷器器形种类及数量最多的是生活用具，如瓶、罐、碗、高足碗、壶、釜等;文房用具如砚台、水盂、砚滴;娱乐用具如围棋子、牛头瓷乐器、西夏游牧人室内用的帐钩等。雕塑艺术品有人物形象，如供养人、人头;动物形象有骆驼等。建筑材料有白瓷板瓦，素瓷(无釉)板瓦、筒瓦、黑瓷瓦、莲花形滴水、兽面纹瓦当。西夏的白瓷瓦洁白细腻，与高级白瓷生活用具一样。
西夏陶瓷主要是为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的需要，因而显示出地区特点，也就是它的民族特色。第一，器物种类除中原、关中地区的常见器物以外，许多器物造型很特殊，如黑釉剔花双耳小扁壶。在扁平腹部的中央有一圈足，灌上液体，如酒浆或水，既可以在坚实的双耳上套上绳索，挂在帐篷里，或在行进中的马背上使用;也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平放在桌上、炕上使用。又如酱釉小双系罐，壶的口沿做成像一朵刚刚冒出地面的蘑菇，颈部也很小，斜肩，腹部结实宽肥，很能装东西，颈肩的双耳又小又结实。这也是游牧民族爱用的器物。
西夏瓷器，以不上化妆土的那一部分黑釉粗瓷最多也最好。这些瓷器常用刻花和剔花手法作装饰。没有剔除的釉层部分很明亮，而露出的胎体却很粗糙，刀锋非常犀利。以简洁有力的线条表现出深邃的意境，把一些自然或社会形象描绘成人们很容易理解、明白通晓、愿意接近的事物，如婀娜多姿的花卉、憨厚温顺的骆驼及带故事性的人物形象等，显示出其民族的生活韵味。有的黑瓷上还刻有西夏文字。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的政权，在松花江流域继辽之后兴起。开始受辽的统治和压迫，公元1114年女真人在其领袖阿骨打的领导下，发动抗辽斗争，很快强大起来。公元1115年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公元1125年灭辽。到金太宗继位，以急风暴雨的方式于公元1126年灭北宋。
金的陶瓷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东北地区继承辽瓷的传统，是辽瓷的延续。金入关以后，占领宋代中原、关中大片领土。这些地方在北宋就有发达的陶瓷手工业，如定窑、磁州窑、钧窑、临汝窑、耀州窑、宿州窑、泗州窑等。墓葬发掘中，金人墓中出土上述各窑瓷器屡见不鲜。当然中原、关中广大地区的瓷窑生产者仍然是汉族工匠。北宋一些技艺熟练的工人，进入金朝后继续生产，其品种和艺术风格当然保持了汉人的艺术风格。例如定窑白瓷，从制作风格上几乎和北宋分不出来。只是随时代演变，装饰艺术、造型艺术有一些变化，如印花工艺更广泛流行。花纹组织上北宋多二方连续布满全器，金代则较多地出现多格，每一格一束折枝花。在山西的霍县窑、安徽的宿州窑、泗州窑出现仿定窑风格的瓷器，造型、胎釉和装饰花纹内容，以及覆烧工艺方面都有定窑风格，质量虽不如定窑产品，但在民间却比较广泛地使用。
在金代还流行一种红绿彩瓷器。它是在高温烧成的白釉瓷上，挂红彩和绿彩。用这些颜色绘成花卉、虫鸟、图案和题写文字等，再入窑低温烧成。以前曾称这类瓷器叫宋加彩，在山西长治的八义窑、临汾的龙祠窑、河北的磁州窑里有生产，据说山东的德州窑也生产。根据墓葬出土的资料证明，宋代极少发现过，而金人的墓葬出土不少。红绿彩是一种釉上彩工艺，系低温烧成。它的发明为瓷器的美化开辟了新的途径，是明清五彩瓷器的前身，明清五彩在景德镇得到突出的发展。
磁州窑系统的黑瓷、白釉黑花瓷、白釉酱花瓷，在金代不但继续生产，生产地域扩大，而且还有创新。如隆化窑，在金代受定窑影响生产白瓷，也生产白釉黑花瓷。还在瓷器上画墨竹，这在其他瓷种中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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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金国和西夏的瓷器特点
金国和西夏的瓷器受到宋代瓷器很大的影响，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瓷器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尤其是实用性和审美都保留着自己民族的特点。
磁州窑系主要分布在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还有南方的吉安吉州窑，福建泉州，四川广元等，都大量烧造与其风格相近似的瓷器。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绿釉瓷器也很常见。如观复展出的“金代磁州窑绿釉诗文瓷枕”，枕上刻划的是“正丰调”，苏东坡的词《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不知这工匠是想家了，还是一换行大意了，写得挺好的一篇词句，竟丢了一个“又”字，也没看出来，就进炉烧制了。女真族的第三次崛起，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后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入关，定鼎中国。
在金世宗和南宋签定《隆兴和议》之后，两国开始了相对和平的时期。金国的陶瓷业也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北方的各地窑口都开始恢复或扩大生产，烧制瓷器。金承宋窑，北方还是磁州窑、耀州窑、钧窑、定窑四大窑系。虽然烧瓷的水平，各方面都比不上北宋时期的产品，但荒废的窑场和濒临失传的工艺得到了抢救，使后代人能继承北宋的制瓷工艺。八九百年后，让我们今天的人平添遐想。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对北宋的怀念。
北宋是耀州窑的鼎盛时期，金代产品瓷胎呈灰白色，青釉呈色偏黄。金代耀州窑大量使用陶范印花，满布器面的花纹逐渐减少。印花装饰比刻花省事多了，也有刻花的。看观复展出的“金代耀州窑刻花花草纹梅瓶”，“金代耀州窑印花大碗”。耀州窑从金、元时期开始衰落，终于元初。
定窑是金代北方各个窑口复烧质量最好的，看台北故宫藏“金定白釉印花四季花卉碗”，覆烧和印花工艺表现的淋漓尽致。定窑主要还是烧制百姓的生活用器，盘碗类最多，看我馆的“金定窑白釉印花鱼藻纹花口碗”。金代瓷器与宋瓷接近，不像辽瓷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尤其定窑不太容易辨识。
钧窑与北宋有所区别，由于基本了解了铜红釉的成因，金代钧窑器上开始出现有意识的涂抹釉斑，而宋代钧瓷没有这项工艺。所以，凡是有涂抹彩斑痕迹的，大都是金元之后的钧瓷。与南宋、大金形成“后三国”时代的大夏，是1038年，党项族李元昊叛宋在中国西部以兴庆（银川）为中心建立的割据政权，宋人称之为“西夏”。夏国灵武窑烧瓷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等建筑用材。
金立国有120年。到1234年，南宋又与蒙古国结盟联兵灭金，报了一箭之仇。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地轮回中因果相报。南宋也终被元灭，开始了异族统治中国的新纪元，瓷器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第二次高峰。
唐代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具有少数民族瓷器风格
青釉四系划花背壶通高19厘米，口径3.5～4.7厘米，腹径13～15厘米，底径9.4厘米，是唐代越窑瓷器，该壶通体施淡青色釉，青釉莹莹，釉质细润，宛如碧玉，尽现越窑釉色之美。 其造型为仿皮囊式，上扁，下略近圆形，盅形椭圆小口，上置菌状盖，盖顶为椭圆形。壶颈短细，弧肩起凸棱，作皮囊缝合状。与皮囊式造型在功用上最为统一的设计是穿钮，左右两肩下各贴塑有两对穿钮，用以贯穿革带，携带背负。穿钮的两头与器腹粘合，恰到好处，毫无笨拙之感。器腹扁鼓，底部平，微内凹，矮圈足微微外撇。
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侧视图
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分体图
该壶盖顶装饰模制花纹，器腹正背两面饰划花草纹，穿钮下装饰有蕉叶状纹饰，简单的划花，自然流畅，朴素古雅。
西夏陶瓷扁壶
扁壶在我国宁夏、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都有出土或收藏。西夏瓷窑对扁壶的烧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西夏陶瓷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
西夏陶瓷扁壶造型及类型
西夏瓷扁壶壶体大小不等，小的体高约有10厘米，小巧玲珑，大的体高达30厘米～40厘米。扁壶扁腹、耳系都是左右对称的，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扁壶给人以稳定之感。扁壶的基本造型为小口，腹扁圆，有的壶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圈足，背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也有小型扁壶没有圈足的。壶体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将壶口用木塞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系，系于马背，征战、狩猎时携带甚为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唯不置圈足，其体态轻盈，随身携带方便实用。扁壶是西夏人从实用出发而创制的，各方面想得很周到，很合理。扁壶釉色多样，有黑釉、褐釉、茶叶末釉等。一般是通体施釉（除圈足外），光亮匀净，即使是单色釉，也显得素雅清纯（茶叶末釉的效果更好）。西夏博物馆馆藏的褐釉双耳扁壶，瓷质。高12.0厘米，口径3.0厘米，足高3.5厘米。斜唇口，束颈，扁圆腹，褐釉，背面无釉凹足，腹侧近口处有对称双耳，壶嘴向正面微侧，器形比例适当，小巧优美，被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西夏陶瓷扁壶制作工艺与纹饰
西夏瓷扁壶制作精美，产量较大。从器形分析，西夏瓷扁壶的制作工艺高超。因为扁壶不像呈圆形的器物那样可以用旋转的机械陶轮制作，而需要用手工制作，其三维掌握的难度，器形对称的精确，都需要特殊的技巧和成熟的经验才能达到。西夏瓷扁壶有素釉和剔刻釉装饰。剔刻釉是在施釉的胎体上用刀剔掉部分釉面，烧制后纹饰与胎色的色差明显，扁壶大多用此法，使黑釉、褐釉与胎色形成对比强烈的色差，突出主题纹饰，装饰效果极佳。扁壶的剔刻技法不仅犀利流畅，而且刀痕尺度自然清晰，线条刚劲洒脱。装饰花纹不一，有的大面积的剔刻花，多以开光构图内的大朵牡丹花为主，线条流畅，加上釉色鲜亮透明，使整个花纹图案显得鲜艳夺目，优美动人。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古朴又不失华丽。灵武窑出土的黑釉剔刻花扁壶，残高29.0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9.8厘米，器形扁圆，见两侧有双耳，腹部正中两侧有圈足，壶面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和叶，施釉与剔刻胎底对比鲜明，颇具艺术匠心。
西夏陶瓷扁壶作用和特点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及境内的吐蕃、回鹘等民族多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流动性强需要经常搬迁的特点，扁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西夏扁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系，便于穿绳携带，这种器物适应游牧民族生产、生活，设计巧妙，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党项民族长期生活在马背之上，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背在人身上或敷在马、骆驼背上，内装奶、酒、水，搬动方便，适应马背民族生活需要。器形偏圆上有系绳之耳，器表剔刻牡丹花纹，造型别致的扁壶，是骑马民族驰骋于草原沙海装水、装酒的最佳用具。
西夏扁壶的造型设计与党项族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散发着浓郁草原泥土的芳香。且扁壶种类丰富、图案精美，产量之大，制作之精，由此可见，西夏人对自己创造的这种瓷器情有独钟。西夏瓷扁壶既是党项民族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西夏瓷雕中的艺术佳品。
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釉色宋金绿釉瓷器
宋金绿釉瓷器很少有杯子、碗多是瓷枕和水壶类的瓷器，这个跟宋金时期北方以游牧为主有关，红绿彩艳而不俗，体现了北方审美特点，看到釉色就知道是北方地区的瓷器，而且宋金时期的绿釉瓷器开创了釉上彩绘的先河，红绿彩能够在金代迅速发展，正是当少数民族无拘无束的性格所决定的审美特点。
宋金绿釉瓷器发展的时代背景
宋金绿釉瓷器是继承东汉的低温釉烧制方法，吸取了唐代长沙窑自釉绿斑纹的装饰方法，磁州窑也在北宋时烧出了低温孔雀绿釉瓷器。宋金绿釉瓷器在金代发展至鼎盛，在元代红绿彩依旧存在，但随着五彩、古彩、斗彩在明代的兴起，绿釉瓷器逐渐衰落。
绿釉瓷器符合北方人的审美，而且瓷胎也比较粗犷，介于陶和瓷器之间，没有宋代瓷器的细腻，绿釉瓷器由于它从色彩上、造型上、风格上都更加大众化，所以才能更真实地表现出当时风土人情，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的民俗文化。
绿彩虽然创烧于北宋时期的定窑，但磁州窑率先借鉴了这种烧制技术。这样，磁州窑就创造性的将红彩与绿彩完美地结合起来进行装饰，再经过低温二次烧成，首创出了红绿彩。
到金代女真人进入中原后，实行民族融合政策，促进了金代文化、艺术、陶瓷和科技的进步。女真人豪放、崇真和以“俗”为美的审美态度，给中原也带来质朴纯真的文化气息，在制瓷方面，金代风格色彩对比强烈、风格粗犷豪放，磁州窑白地黑花、钧窑豪放红斑等，正是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独特风格。也正是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绿釉瓷器才能够脱颖而出。
绿釉瓷器纹饰吸取了民间年画的成分，用民间喜庆的色彩进行装饰，有着鲜明的特色。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与宋代崇尚的官窑所追捧的陶瓷大相径庭，产生鲜明对比。然而在北宋时期，磁州窑产量之大，加之红绿彩的出现，不仅在陶瓷生产上，也是自唐宋以来皇权贵族主导逐渐向大众世俗化转变的体现。
绿釉对南方瓷器的影响
绿釉瓷器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到景德镇等南方窑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吸收了北方的工艺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从磁州窑开始，河南禹县扒村窑、山西长治东村八义窑、临汾窑、山东淄博窑等也开始陆续烧制。所烧成的瓷器，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地方特色。金代统治者根据北方的地理优势，以及本民族的文化在融合了当地民族文化习俗的形势下，将大红大绿的绿釉瓷器继续融入钧窑、定窑、磁州窑进行生产，集中地体现了金代的审美风格。从金代地图上，我们还可以发现，烧制绿釉瓷器的窑场，都分布在金朝版图上，每个窑场所烧制的绿釉瓷器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画风严谨简洁，体现出金人豪迈的性格，这种风格成为了金代的新画风。
老窑瓷：西夏陶瓷的工艺特色
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瓷窑系的影响，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宁夏是西夏王国的主要活动地，因此，发现了大批有价值的西夏瓷器和陶器。
1、宁夏灵武出土西夏瓷器
宁夏灵武瓷窑堡窑址，是迄今已发现的西夏窑址中规模最大的地方。1984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回族学者马文宽，率内蒙古工作队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实地发掘；出土瓷器共计二千余件，涉及西夏人的生活、生产、建筑、文化、娱乐、宗教等各方面。
灵武窑藏西夏瓷器，仅数量完整无损的就达上百件之多。类型分为人物、动物、娱乐用品及宗教用品等，造型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瓷器十分相似。
2、质朴的黑白釉器
出土的一盏黑釉瓷豆形灯，非常新颖。通体施黑色釉，直壁折腹，高圈足，造型端庄别致。还有一个素面瓷牛头埙，形似牛首，其正面有两孔，顶部有一孔，对其吹可发出美妙的音律，妙不可言。
其中的器具，有高足碗、折沿碗、六棱碗、曲腹碗、斜壁碗等。盘有折沿盘、六棱盘和高足盘等，都很有地域特色，在西夏瓷器中具有代表性。这些瓷器大都内外壁施白釉，釉面光洁，胎薄高足，圈足露胎，也有施褐釉和绿釉的。盆有素面盆和鱼纹盆，而以鱼纹盆最具特色。
瓶有颈瓶、花口瓶、双耳瓶、葫芦瓶等。以剔刻花为多。现藏宁夏盐池博物馆的一件褐釉剔刻牡丹花经瓶，通体施褐釉，瓶斜唇小口，束颈斜肩，圆腹平底。肩部有一涩圈。腹部以剔底露胎的技法剔刻两层纹饰，上层开光处剔刻翘枝牡丹花纹，两层剔刻旋纹作装饰底纹，下层线刻卷叶纹。此瓶器型圆浑，特别是右下向上内敛的蘑菇形式小口，是西夏瓷器制品中非常精美的瓷器。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另一件白釉剔刻牡丹花经瓶，平折小口，束颈折肩，深腹平底。通体施白釉，釉色均匀，光润明亮，以剔底露胎的技法，剔刻两层纹饰，上层开光剔刻折枝牡丹花并衬以花叶，开光两侧刻画花叶和弧线纹作底纹，做局部装饰。下层剔刻花草纹，整体纹饰布局合理，造型古朴，极为美观。虽然出土时已有残破，但从修复后的形制可看出当时高超的剔刻花工艺水平。
罐则分单耳罐、双耳罐和无耳罐。在宁夏固原市出土的一件黑釉双耳剔刻海棠花瓷罐。直口平唇折沿，短颈，溜肩，对称双耳，鼓腹下收，圈足。口唇和腹部以下露胎，腹部以剔地露胎技法剔刻出海棠花枝叶纹图案，花纹上下各有两道旋纹。这是当时西夏人盛物的器皿，双耳正是系绳的地方。
黑釉剔刻花瓷扁壶壶有执壶和扁壶，灵武瓷窑堡遗址出土的黑釉剔刻花瓷扁壶。斜唇小口，束颈，扁圆腹。肩部两侧有系，下腹部有带状耳，正面施釉，中间有圈足，两侧对称开光，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衬以花叶。黑色釉与白色胎地形成鲜明对比，整体画面疏密有致，极具西夏民族艺术特色。与宋朝磁州窑的一只白釉剔花扁壶造型风格极其相似，竟有异曲同工之处。
3、其他类西夏瓷器
西夏陶瓷还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就是陶瓷雕塑。西夏八号陵（现改为6号陵）出土的琉璃兽面纹瓦当，表面施绿色琉璃釉，釉面光润，兽面纹，面部狰狞凶猛，眉弓粗壮，双目圆睁，两腮极度夸张，鼻孔硕大，颧骨突起，龇牙咧嘴，造型独特，可见是当时西夏王侯的建筑材料。琉璃鸱吻，表层施绿色釉，釉面光润，呈龙头鱼尾形，龙头张口露牙，鱼尾前曲分为双叉，头部有鳍，双眼怒睁，身有鳞纹，形象威猛生动。
这些釉色分明、别具一格的瓷器，反映了西夏手工业和制瓷工艺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灿烂辉煌的西夏瓷器成为中国瓷器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扁壶——西夏特色的瓷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是在中原北方诸窑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所生产的瓷器与中原瓷器有所不同。与宋、辽相比，无论在釉色、胎质，还是在烧制水平、技法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制瓷业是中原地区传统的行业，西夏制瓷业则是在西夏王朝建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其主要生产地在宁夏灵武磁窑堡附近，另在贺兰山东麓、甘肃武威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也有生产。西夏瓷器的种类较多，每一类型器物又形式多样，既有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壶、钵和罐等器皿，又有一些娱乐用品和宗教用品等。
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产量较大，制作精美。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有的壶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圈足，背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有的只有一侧有圈足；也有小型扁壶没有圈足。扁壶一般外表为褐釉剔花装饰，也有黑褐釉素面无纹的。
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是西夏人所喜爱的用于装水、盛奶、灌酒的生活器皿。
陶瓷币—— 一币抵万金
收藏是种文化，是种喜欢，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喜欢就有收藏价值。收藏对于我们主要的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文物和欣赏价值，潜在的投资价值，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同样也是一件小型艺术品。收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艺术与价值的结晶。
硬币一般为金属币，从贵金属到普通金属铜、铁、铝以至较为廉价的锡、锌、锑，都可以铸成硬币。但在特殊条件下，却产生了非金属币——陶瓷币。小小一枚货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潜在着人文、历史、地理、民族、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收集钱币，也是对知识的吸取与学习。
世界各地的珍奇货币，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至今还在各国流行和珍藏着。陶币是一种制作工艺简单、流通寿命短的钱币。当时资源缺乏，曾短暂发行过陶瓷货币。因其易碎性质，流传至今的为数极少，颜色有褐、白、绿等。陶币背面有近似于圆的八边形图案，图案上下饰有云纹，陶币的原料由高岭石等多种成分组成，具有吸水、可塑、耐火等可烧结成型等特性。此瓷币一组20枚，流传至今实属难得，有很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瓷币最早见于汉代有过瓷币的纪录，在1959年上海嘉定县战国墓中出土的陶瓷中，就有战国时流通的古代陶瓷币——郢爱。《据旧五代史》记载：五代时，北方缺乏铜料，幽州军阀刘仁恭便用陶泥制作钱币，在内部使用。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瓷器的发明是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在古代，由于市场上小额通货的不足，官方许可在发行者保证兑付的前提下也可在市场上作为小额通货的补充流通。
随着中国引进近代机制钱币，陶瓷代币逐渐开始流通。陶瓷代币色彩鲜艳、形状各异、品种繁多。除了陶瓷之外，也有部分金属、玻璃等材质的相同性质物品，前人讨论时多并列讨论。大小不同的面值是按照当时的货币体系而设定，大部分的陶瓷笔带有汉字的币文，在文字与形制上也充分体现了与中国钱币文化的联系，可算是东南亚华人相关钱币中独具特色的一朵奇葩。
日军侵占东北时，大量掠夺中国金属矿藏，伪满洲傀儡政权财政困难，到处搜刮金属物制造枪弹武器。伪满洲政权一方面将大量金属矿奉献给日军，另一方面将社会上流通的铜币收回，并到处搜刮民间铜器，就连箱柜上的“铜活”也不放过。伪满当局财政枯竭、经济困窘，只好从日本引进技术，用陶土冲压成货币，投放市场，充当“满洲中央银行”大面值纸币的辅币。
小小一枚钱币展现出宽阔而深远、精美而活泼的时代气息，将时代生活、历史进程浓缩其中，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状况，集史料性、艺术性、观赏性、知识性融为一体，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观赏这一枚枚货币，让人们对流逝的岁月勾起沉沉的追忆。唤起人们强烈的收藏欲望。
陶瓷鉴藏知识：宋加洛瓷器的磁州窑风格
宋加洛与素可泰、西萨查那莱地理位置图
北京王建保
提及磁州窑，总会联想到泰国的宋加洛瓷器；看见宋加洛瓷器，一定会和中国瓷器联系在一起，包括著名的磁州窑。这就是磁州窑、宋加洛对古陶瓷热爱者的心结牵动。怀着这个心结，笔者近期三次造访泰国，在泰国国家博物馆、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
宋加洛博物馆、清迈博物馆以及山林、河畔的古瓷窑遗址上寻觅中泰两国间陶瓷文化相互牵系的蛛丝马迹。
并由此撰写了《磁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历史公案”初解》和《潮州窑与泰国古陶瓷的关联性探讨》。
现笔者不揣冒昧，就宋加洛瓷器之磁州窑风格的观察与欣赏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宋加洛博物馆藏品
宋加洛博物馆藏品
宋加洛瓷器的基本情况
宋加洛位于泰国中部地区，是素可泰府(泰族最初建国的素可泰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下辖的行政区划，南偏东方向距曼谷约400公里，西北距西萨查那莱约37公里，南偏西距素可泰约30公里(图1)。
宋加洛地处泰国素可泰王朝的都城素可泰和副都西萨查那莱之间。13世纪前期取代凋敝的高棉王朝，以泰国中部之素可泰(Sukhothai)为中心，出现了泰族最初的国家——素可泰王朝。这个政治变动在陶瓷领域也带来了重大变革。素可泰的首都Sukhothai与副都SiSatchanalai周边各自出现古窑址群，持续进行活泼的生产活动。Sukhothai窑除了一般的盘、大碗之外，也生产神兽类造型的建筑装饰。由于胎质粗糙，因此有施釉前以白土做化妆土的特征，并用铁绘以粗放的笔触绘制鱼、花草纹等图案(即磁州窑风格的白釉黑彩器物)。另一方面，SiSatchanalai地区中，古都(即副都)北侧有两个主要窑场，南侧的PaYan窑主要制作建筑装饰用的神兽像与装饰物，而北侧的KoNoi窑生产的是盘、大碗、瓶、壶、盒子、水注等日用陶瓷器。釉药则用绿色釉或青瓷釉、白浊釉、褐釉，胎土与Sukhothai窑相比较为致密，不施化妆土就直接烧造。铁釉制品(即磁州窑风格的白釉黑彩器物)多施鱼纹、花草纹，白浊釉褐彩(即笔者后文提及的线刻填彩)制品则以刻花、线刻、表现卷草纹为多。而当地生产青瓷(龙泉窑风格)这点也相当重要，许多作品都施加巧妙的刻花技法，于器表上装饰卷草纹、莲瓣纹。此地是生产泰国最高品质陶瓷制品的窑。由于素可泰与西萨查那莱的窑业产品时代相同、面貌接近、地缘相连，以笔者拙见，将宋加洛南北周边的窑址群统称为宋加洛窑，既符合约定俗成的概念，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宋加洛瓷器线刻填彩及堆附纹饰
宋加洛瓷器柔和、内敛的造型
泰国(意为“自由之地”)，人口6740万，94%以上的居民信仰佛教，形成了宽容、温和、谦恭的民族性格。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特别是器物造型上显得柔和、内敛。典型宋加洛瓷器的盘、碗、瓶等日常用器的造型多见圆弧面，饱满、丰腴而不肥硕，口沿、边线的处理恰到好处，自然、含蓄而少见锐角。即便如神兽的造型，也使人感觉线条柔和、饱满，其张力迫人心魂，令人产生本能的敬畏而又不失亲和的感觉(图2)。它们与磁州窑粗犷、奔放的风格有一定的差异。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也难以确认最初的磁州窑风格作品，并探讨其造型的演化过程。
宋加洛瓷器同心圆和带纹装饰的妙用
在宋加洛瓷器上，同心圆和带纹的装饰最为常见(图3)。如碗、盘的内外壁，以底部为圆心，常见数道线纹从口沿到底部，从内壁到外壁，反复勾勒使用，却不显烦琐，运用得恰到好处。不论是简单的构图，还是繁复的图案，同心圆都存在其间。在繁复的图案中，同心圆的线纹之间构成了带纹，而带纹又由二方、四方连续的图案构成，繁而不乱。同心圆及其延伸装饰妙趣连连。温和、内敛的造型与同心圆线纹的妙用，不仅是宋加洛陶瓷匠师高超技艺的体现，也是与佛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其中比较简略的同心圆装饰风格以及二方、四方连续的图案构成与磁州窑的元代作品颇有几分近似。
宋加洛瓷器对磁州窑风格的继承和发展
据上所引，一般认为宋加洛开始生产磁州窑风格瓷器的时间不会早于14世纪，首先出现的应该是白釉黑彩器物，而后在此基础上于15～16世纪出现了线刻填彩及堆附纹饰的工艺。如图4所见，马小青先生就认为线刻填彩及堆附纹饰的工艺是“仿宋代磁州窑的剔花器物”。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持泰国从中国招募陶瓷匠师到宋加洛开窑授艺的观点，此亦可在宋加洛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瓷器上得以印证。但线刻填彩与剔花工艺还是有区别的，似可认为宋加洛的陶瓷工匠在白釉黑彩的基础上发展和延伸了磁州窑风格的装饰工艺。堆附纹饰工艺也是同理。这种在白釉黑彩工艺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应该说是泰国工匠的智慧结晶。
综上所述，泰国宋加洛瓷器深受中国窑业技术的影响，在融合其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将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表现在物质文化的载体上，并在继承中国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