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岩区沙埠镇青瓷窑址群，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五代越窑青瓷遗址。是在1956年底省文馆会在秀岭水库考古发掘时发现的。
沙埠窑群是晚唐至北宋时期台州窑系中的佼佼者。窑址以仙姑岭为中心，在不到2公里长的地带中，窑址林立，烧造生活用瓷，艺术瓷和外销瓷，现存窑址有竹家岭，凤凰山，下山头，窑坦，金家岙，高桥的瓦青窑。窑身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一般厚1—2米，最厚处达6米。窑床均设置在山坡上，多属阶梯式龙窑，一般长30米，宽2.5 米。烟囱在山顶，窑炉火堂及制瓷作坊均在山脚平地。窑群周围瓷土矿，水源和燃料十分丰富。器物造型端庄古朴，丰满秀气，精美别致。花纹装饰庄重，简练豪放。制作技法有轮制，手制、模制，透雕和塑瓷。瓷器胎质坚硬，细腻而且轻薄，火候较高。釉色以青绿为主，淡青色和青黄色次之，还有其它的七种颜色，通过施釉，釉彩光亮。
从窑址采集的瓷器标本看器形，以盘，盆，碗为主，杯，粉盒，水汞笔碟次之，壶，瓶等又次之。花纹图案秀丽，鲜明，生动。主要是划文，也有印文。文饰可分为飞禽和花两类。飞禽兽凤凰等；花有茄花，菊花，茶花等。此外还有云文，针点文等。从划文线条来看，其手法非常调和熟练。所有这些都证明当年沙窑址在技术上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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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窑变
很久以来，青瓷材料艺术品中的“窑变”,总是以飘渺而难以捉摸的神秘形象,徊旋在人们的脑海。
一千多年以前，我国宋代的青瓷艺术水准已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其中大部分顶级的东西都出自于窑变的形式。
窑变,从专业学角度来解释,有实质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区别。严格说来,早期只是指釉子的变化反应,而且是以氧化铜、氧化铁还原为其典型代表。
窑变,是指陶瓷在烧成过程中,原料中的某些化学物质,经一定量的CO渗入作用，发生材质学结构上的转换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主权体现在色调和层次两个方面）,烧制出特有的状态与效果的过程。那种把生坯烧熟或几种物质融化流淌的现象并不叫窑变。因此,这个名词不能乱用。
最早的窑变,来自于偶然。由于那时窑炉的结构、装栽方式、烧窑方法、与采用能源等因素的不稳定性所造成。后来,由于认识水平的提高，慢慢总结出了利用这个原理来制取那种奇异陶艺的一系列经验……。至于许多动人的故事，大多只是传说。
其实，窑变并不希罕，希罕的是变出十分好的效果，以及所能够掌握定向窑变的一系列经验和感觉。任何艺术品都应该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物以稀为贵！古代哥瓷在整窑的产品中，往往只能挑出少数几个甚至一两个成功的作品，原因并不是就只有这么几个东西产生了“窑变”，而是只有这几个由于反应的自然性和特殊性，才出现了那种混然天成、诗情画意般的神奇面貌。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窑变必须符合作为珍奇美术品的诸多条件，要具备让人们反复欣赏、产生无限联想、愉悦心灵的丰富美术要素，确实能够使人百看不厌的孤品才是无价之宝
从相对意义来说，青瓷，作为一种艺术品，其材质中富含的氧化铁等，（主要是铁）在烧成过程中遇到CO气体，整个或局部也能产生相对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是因为氧化铁在还原气氛中失去了一定比例的氧原子而变化出浓淡不一的青色状态，并有可能出现良好的层次过渡和不均匀自然状，与本色原料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对比反差，出现千姿百态的层次与面貌。此刻，很可能就会出来几个“极品”！但其中大部分东西是不会太理想的。同时，由于青瓷原料中基质与团粒结构的密度不同、含铁量不同而转化亚铁量的不同，呈现的肌理状态就会非常丰富，十分优美！因此，材质的真假好坏同样是个重要因素。由此看来，这个过程并没有掠去材质之美，反以人工引动了材质之变……
构成陶瓷艺术的三个要素就是形、釉、火,窑变就是火的艺术之核心，取得一个成功的窑变作品,除了人工的因素以外还有“天工”的因素；即需要有必然的经验和偶然的巧，这个偶然是无法人为掌控的自然现象：包括气温、气压、空气湿度、含氧量、风向乃至风力等等的因素。因此,这也是一门遗憾艺术,在需要具备综合专业理性以外,更需要一种“心态”……
磁村古瓷窑址
位于淄川区磁村镇，共包括３处窑址：南北窑洼区，苹果园区和华严寺区。
（１）南北窑洼区，在村东约０．５公里处，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在窑址北部发掘窑炉１２座，采集了大量标本，按器型和釉色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黑釉为主，次为青釉、酱釉、茶叶末釉，釉色较纯正，器物主要有碗、盆、瓶等。中期以白釉为主，有少量青釉，并施护胎釉，白度不高。胎以红胎为主，灰胎次之，很少白胎。以白釉加绿点彩的装饰居多，大都施在碗的内壁近沿处。出土器物以碗最多，次为钵、罐、瓶等；晚期以白釉为主，黑釉少见。出现了划花、剔花等装饰手法，出土的器物有碗、罐、碟、瓶等。从器物造型、釉色、及制造工艺看，南北窑洼区当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时期的窑址。
（２）苹果园区，位于磁村南部，窑址现存面积２万平方米。地表散布有许多瓷片，以黑釉居多，青釉、酱釉次之，釉色不纯正。胎骨厚重，色为缸红、白、灰色等。器类主要有碗、盘、罐等。其年代约为唐代。
（３）华严寺区，在磁村南部，面积１．６万平方米。１９７６年《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烧煤窑２座，料池１个，作坊遗址１处，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釉色以白釉最多，次为黑色、酱色、黄色。白釉的白度很高，釉面光洁。胎亦白色、质薄而匀。制作规整，装饰精巧多样，有划花、剔花、篾纹、白地黑花、加彩、绞胎等。器物有碗、罐、盆、杯、盘，以碗居多。该窑址年代为金代。
１９８４年，磁村古瓷窑址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清窑址--青瓷之源
东晋至南朝初期的窑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现于浙江省德清县城，故定名为“德清窑”。当时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烧造黑瓷的窑。1956年以后，在德清县、余杭县发现多处窑址，说明德清窑的分布范围较广。上虞县帐子山、宁波市郭唐岙、鄞县东钱湖谷童岙等处东汉青瓷和黑瓷合烧窑址的发现，又改变了德清窑首先创烧黑瓷的论点。德清窑的烧瓷历史有100多年,以生产日用瓷器为主。产品注重于实用，而不追求华丽。胎壁薄，造形工整,制作精良的黑瓷别具一格,同时生产青瓷。产品运销浙江、江苏、福建的许多地方，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瓷窑。
该窑址未经考古发掘。从窑址建在山坡上，废品顺山坡堆积等情况判断，窑炉应属龙窑。窑具有直筒形、叭形垫座和盂形锯齿口间隔具等。烧制大小不同规格的碗、盏时，常采用套装，碗与碗之间用几颗泥点间隔，以防粘合。
德清窑生产的青瓷，胎呈灰色，胎面普遍施奶白色的化妆土，因而釉层均匀柔和，釉面光滑，呈淡青、青绿等色。常见的器物有盘、碗、钵、罐、鸡头壶、盘口壶、盏托、唾壶、砚、盒、熏炉和虎子等，不少器物配有器盖，碗大小配套，盏有托盘。装饰只有弦纹和在口肩等部位加几点褐色斑点，俗称“点彩”或“铁锈斑”。也有用褐彩书写文字的，如镇江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盒，外底写有“偶”字。东晋末年以后，在一部分碗、壶和盏托上划饰复线莲瓣纹。德清窑生产的黑瓷，胎壁较薄，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经过测试，胎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为3％，氧化钛为1％左右，因而胎色较深。黑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釉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8％左右。
一、德清窑旧识
有关德清窑的记载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支那青瓷史稿》，其中将德清古窑[1]与余姚上林湖等窑一起归入越窑系列。1956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汪济英等人对德清焦山窑址开展了调查和试掘，并同时发现记录了戴家山、城山两处相同类型窑址，在经过将采集的瓷器标本和各式窑具与越窑产品横向比较后，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2]的结论，为“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7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等在余杭县大陆果园、馒头山发现了两处德清窑窑址，打破了德清窑仅在德清地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德清窑在古窑址考古区系类型学中“窑系”的文化概念，因此，一般认为德清窑的范围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余杭、湖州等地的浙北地区。只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里，德清窑相关考古除了余杭两处窑址外，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德清窑定义为“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窑场，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100多年”。
二、考古调查新发现
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次大型文物普查和省内外考古部门进行的多次专题性调查及考古发掘，发现各时期窑址100多处，其中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70余处，东汉至隋唐时期瓷窑址20余处，为德清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德清窑的外延和内涵。其中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列举如下：
1、商代南山窑址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湖州青山乡老鼠山，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6米，地处东苕溪畔。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共揭露窑炉3条，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原始瓷标本以豆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多数器物胎质较为细腻坚致，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施釉痕迹明显，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3](图1，图2)
图1-商代原始青瓷豆残片
图2-商代原始青瓷豆残件
2、商代水洞坞窑址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水洞坞，亭子桥窑址北侧，与亭子桥窑址同属一个山体。窑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山体之上，南北宽约20米，东西长约50米，地面标本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原生堆积厚约0.3-0.5米，采集的标本有盅式碗、瓦楞纹碗残片，器物均施青釉，器形规整、胎质坚致，呈灰白色。该窑址在2009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展开的古窑址调查中首次发现，并进行了局部试掘。表土以下是战国时期窑址的堆积层，以下被叠压的是商代的窑址堆积和一处商代龙窑遗迹。从商代地层出土的遗物来看，这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的商代窑炉遗址。印纹硬陶以罐类为主，外表拍印云雷纹，印纹浅而繁密，少数印纹陶的表面有透明的薄釉。原始瓷有少量的高把豆，外表施淡青釉，釉层很薄。为德清县首次发现的商代原始青瓷窑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3)
图3-商代带釉印纹硬陶残片
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该窑址于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2007年3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原始瓷器产品丰富，以碗为主，包括盘、罐、盂、钵、器盖以及仿青铜器的鼎、卣、簋等。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锥齿纹、绞索状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画、模印、堆贴等。大部分产品釉色佳，器形规整，部分器物装饰纹样复杂。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德清新市皇坟堆[4]、三合塔山[5]和苏南、浙北古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出产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6]
火烧山窑址原始瓷地层堆积
4、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
亭子桥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亭子桥，窑址主要分布于山体东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碗、罐、鼓座、句鑃残件等，器型丰富，产品类型较多，是战国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原始青瓷窑址。该窑址于1986年被发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中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揭露的7条窑炉遗迹均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出土产品标本主要是原始青瓷，兼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的器形除了一般的日用器如：盘、碗、杯、盂、盅、盒等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礼器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簋、罍、罐、三足壶、鉴等，乐器器形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这些器物，形式大小与青铜器相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产品质量已达成熟青瓷的水平。发掘成果证明该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越国地区主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址，它的发掘，为这些年江浙地区战国时期古墓葬，如无锡鸿山贵族墓[7]、德清梁山战国墓等中出土的一大批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和窑口。[8]
亭子桥窑址发掘现场
5、东汉时期的青山坞窑址
青山坞窑址位于德清县三合乡宝塔山村青山坞内，村委西侧50米的山坡上。地面标本散落区域东西长60米，南北长50米，总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尚保留龙窑遗迹，堆积中包含大量的残器、窑具和红烧土。2010年期间曾对该窑址进行过试掘，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瓷器和原始瓷器两类。两者造型纹饰基本一致，瓷器质地坚致、胎釉结合严密，胎色呈青灰色、灰白色，釉色有青、青黄、青绿、以及少量的酱褐釉、黑釉。原始瓷胎的烧结程度差、釉层脱落，与瓷器差距较大。两者比例约为瓷器占30%，原始瓷占70%。器形主要有罍、壶、罐、钟、碗等，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网纹、方格填圈纹、菱形纹、窗棂纹、窗帘纹、蝶形纹、指甲纹、梳齿纹等。产品特征与慈禧上林湖、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以及江苏宜兴丁蜀镇等地的汉代窑址所出一致。该窑址是德清境内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东汉窑址，对于研究本地区及相关地区古窑址和德清窑的始建、发展、流变有重要价值。
东汉青瓷瓿残片
6、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小马山窑址
小马山窑址属德清窑东晋南朝时期代表性窑址，位于德清县乾元镇南门小马山上，1959年浙江文管会首次发现了该窑址。1982年德清县人民政府公布小马山窑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德清县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据后期清理简报详细描述，小马山窑址主要烧造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出土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约占80%，黑釉瓷器仅占20%。器型有鸡首壶、盘口壶、碗、罐、三足砚、盘等，胎质一般较粗疏，夹杂有较多细砂，胎色较深，施釉不及底。青釉均施化妆土，釉面光洁，釉色厚重，常见点彩装饰。黑釉不施化妆土，釉层厚，釉厚处呈黑色。[9]
东晋青黑瓷鸡首壶残件
7、隋唐时期的墅元头、前山等窑址
墅元头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三家村，现为省级文保单位。产品有青瓷、黑瓷两种，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盘口壶、鸡首壶、盘口四系瓶、高足碗、砚等。前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章家桥前山东坡，属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规模较大。200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配合正在建设的杭宁高铁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处，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4.7米，是浙江已经发掘的历代古窑址中宽度最大的一处。遗物堆积丰富，器形有碗、盘、灯、罐、注壶、枕等，器物施青、黑两种釉，胎呈灰褐色，窑具有筒形柱、垫饼、垫珠等。[10]
唐代黑瓷注壶残件
三、德清窑的重新认识
1、烧造年代
德清县境内宅前窑址[11]、前山窑址两处唐代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釉、黑釉日用器，晚期还出现了青釉褐彩产品。考古成果表明，德清窑在唐代中晚期仍在烧造大量瓷器，由此可认为德清窑的下限应延长至唐代晚期，而不仅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此外，德清及湖州南部东苕溪流域近几年考古调查新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窑址，分布之密集，产品质量之高，制作工艺之精良，证明了当时德清及周边地区制瓷手工业之发达，极大影响着东汉时期德清窑、乃至浙江东汉青瓷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青瓷产生发展的渊源，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产品构成
传统陶瓷材料将德清窑定义为以烧造黑瓷为主，德清窑也以黑釉产品而闻名，然而通过最新德清小马山窑址、余杭石马斗窑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出土标本数量上青瓷占绝对优势，黑瓷所占比例不足20%。另外青山坞汉代窑址、墅元头隋唐窑址、宅前隋唐窑址等处采集的大量标本也均以青瓷为主，只有少量的黑瓷产品。所以可确定，德清窑自东汉至隋唐时期兼烧青釉和黑釉产品，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数量的20%约为黑瓷产品。
3、地位意义
德清窑从发现命名，到各时期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德清窑起源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掘研究，上下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德清窑的定义得到了扩充和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德清及湖州南部大量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更是证明了德清的古窑业创烧自夏商，历经两周、汉、六朝，直至唐宋。中间虽有零星缺环，但整个德清陶瓷的烧造历史源流还是完整，连绵不断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德清窑系的渊源、发展、演变和德清窑系的区域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正如第一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总结所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12]”高度评价了德清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德清窑是我国又一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瓷窑体系[13]，是我国青瓷之源，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M]。日本东京：东京文中堂，1943.
[2]汪扬。德清窑调查散记[J]。文物，1957(10)。
[3]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朱建明，陈锦文。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N].中国文物报，2011-01-14.
[4]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2(4)。
[5]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J]。东南文化，2000(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N].中国文物报，2008-04-16.
[9]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J]。东方博物，2008(26)。
[10]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91.
[11]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年鉴[J],2000.
[12]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物，2008(9)。
[13]朱伯谦。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C].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
衡阳境内的陶瓷考古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青瓷、彩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窑址均有发现。其中尤以青瓷所占的比例最大，创烧时代最早。本文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拟对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原因作一探索，并兼论其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
一、早期窑址概况及青瓷产品例证
1、东阳窑
东阳窑位于衡阳市南郊东阳乡境内的湘江东岸。它是衡阳境内较大的青瓷窑场之一。窑场南北长十余公里，大小窑堆五十余座。其中以高山村蒋家祠窑和扬托村瓦钵蔸窑的遗物最为丰富，堆积厚度达五至八米。过去因行政区划的原故，被分称为“蒋家祠窑”和“车江窑”两处，实则该两处窑址的产品造型、胎釉、纹饰、工艺均为一致，加上窑址所在地现在都处于东阳乡辖境内，故以“东阳窑”称之。
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最早的有刻花壶、瓶、尊、坛等。举其尊为例：形制为荷叶边喇叭口，折肩收腹，小圈足，外壁刻有莲花纹。这种花口造型的器物，多见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但北宋早期圈足器的足呈高而直的形态，小圈足不见；北宋后期器物在装饰上则因受北方青瓷耀州瓷产品的影响，普遍采用模印技术，刻花装饰的技法逐渐被取代。既然东阳窑的刻花青瓷尊不具备有北宋青瓷器的诸类典型特征，那么它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在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还出土了一种葵花碗，从形制上看，它的烧制时代亦较早。该器作五出葵口，卷沿，平底微凹，圆饼底，碗的内心作圆块状。圆饼底的器足在初唐器物中很常见，碗内心作圆块状露胎的制法相似，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承续的关系。鉴于葵口器的作法产生于晚唐时期，那么东阳窑的这种碗的时代绝不会跨前于晚唐时期，又因为器底作圆饼状，它比北宋早期碗类器的高圈足和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碗类器的矮宽圈足更显得古拙原始，那么它的时代应在宋代之前，由此推知，东阳窑的青瓷葵口碗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时期。
1981年，衡阳市博物馆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该窑场内的一座龙窑，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大中年”、“至和二年”等纪年铭款的擂棒。除了未见与“太平三年”时代风格相符的典型器物外，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则散布于整个窑场。
2、衡阳窑
衡阳窑位于衡阳市北郊新安乡和茶山镇两地的湘江河沿岸。岸东有茶山镇的浏阳河、梁家河、罗汉寺、江家河等处窑址；岸西有新安乡的泥基台、瓦子堆、窑堆等处窑址，这是衡阳境内发现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场，故以城市地名而命名。
衡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大体能证实的有碗形口印花高足杯，侈口鼓腹圈足壶、喇叭口蛋圆腹圈足壶、敞口扁腹圈足壶。在长沙发掘的一批五代(楚)墓中，“这些实物大部分与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和铅钱共存。极个别也出土晚唐‘会昌开元’钱及南唐‘唐国通宝’”①由于墓葬出土的衡阳窑器物有货币与之共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衡阳窑青瓷产品创烧年代的依据。《旧唐书.武宗纪》和《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并毁佛像、钟磬等令各州铸造铜钱。这就是大量铸行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会昌开元”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铅钱则是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自行铸造流通的地方性货币；至于“唐国通宝”钱的使用期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所载，其开始使用于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衡阳窑青瓷产品的烧制时代应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
3、湘江窑
湘江窑位于衡山县西南贺家乡湘江村的西岸。沿湘江而下，有枫树河、赵家堆、细堆子、成家滩几处窑址。在湘江沿线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宽半公里的窑场范围内，四处散布有窑具和瓷器残片，该窑场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彩瓷，因彩瓷的烧制时代较晚，内容又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故从略。
湘江窑的青瓷产品中，早期器物的造型、胎釉、纹饰、工艺与东阳窑、衡阳窑的早期青瓷产品各种特征同出一辙。所以，关于湘江窑的创烧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与有纪年物和纪年墓葬出土的东阳、衡阳二窑的产品比较研究。东阳窑早期烧制的外壁刻莲花纹的青瓷壶和衡阳窑早期烧制的喇叭口鼓腹圈足壶，在湘江窑中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湘江窑的创烧期应与东阳窑、衡阳窑的创烧期相当，均为唐末五代时期。
在对衡阳境内各青瓷窑址的调查工作中，比上述三窑创烧时代更早的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衡阳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早期形成时期。
二、早期青瓷窑场形成的原因
1、历史环境湖南地区古代制瓷业，在唐末五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岳阳湘阴、长沙铜官一带。东晋时期，岳阳的湘阴窑就生产出了大量成熟的青瓷产品，入唐之后，其质地更臻完善，故被唐朝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冠以“岳州窑”之名，列位全国青瓷器第四，中唐兴盛的长沙窑承袭了岳州窑的工艺技术，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设计出种类繁多、题材丰富的装饰纹样，获得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喜爱。近年来，各名城巨港大量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和残片，充分表明了长沙窑青瓷产品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帝位数易，断致使战争连年不断，湖南也不例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当时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曾先后与吴王杨行密、荆南高季昌、朗州雷彦恭在浏阳口、沙头、平江一带兴兵交战;其子马希范即王位后，又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在龙山、澧县两地兵戎相见。五代后期，马希广、马希萼为争王位，在益阳、湘阴、武陵、汉寿、岳阳、长沙等地大起干戈。所以，整个唐末五代时期内，湘北、湘中、湘西等地都处于战争的扰乱之中。长之沙、岳州二窑的生产因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尽管战争给当时的湖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和手工业生产的衰落状况，然而作为统治政权的马楚割据势力，为了支付其军队、政权的开支和统治者的个人靡费，不可一日无经济收入，从当时湖南的经济状况来看，以经营茶叶所获利润最大，于是马殷“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②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的畅销，人们对各类青瓷茶具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日趋衰落的岳州、长沙二窑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户求，于是另辟窑场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
窑场的选址，除了考虑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等二因素外，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各地的社会局势来看，湘北、湘中的战争经年频发，湘西也曾受到战争的骚乱，唯有湘南地区自光化二年(公元899)马殷克连、即、郴、衡、道、永诸州以后，南部地区一直未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马殷又夺取了桂管的广、桂、容、邑等州和安南郡，其子马希范在位时，云南、贵州的各部落酋长纷纷率众归附，③使得湘南以南的地区及南部边邻省份的一大片土地处于一种和宁的气氛之中，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制瓷工匠选择湘南的重镇衡州作为新的瓷业生产基地，在其境内辟造了新的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瓷生产。
2、地理条件
衡阳之所以被辟为新的窑场，是因为该地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发达的销售途径。
从东阳、衡阳、湘江三窑的地理位置来看，东阳、衡阳二窑距当时的衡州治所(今衡阳市)不逾十五公里，湘江窑与衡山县治相距也仅十余公里，三窑都处在湘江流域中段的丘陵地带上，窑址地面有茂密的森林，地底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附近有湘江和沟恤渠道，为制瓷业的生产提供了燃料、原料和水源的供给。从销售途径来看，湘江是当时中国水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地区与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的各著名的贸易港城。这为衡阳青瓷器销售于湖南以外其它省份，提供了可能。因现在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故不敢揣度，但在长沙等地墓葬出土的衡阳青瓷产品，④已证明衡阳古代青瓷器在整个湖南已获得畅销的情况，衡阳青瓷窑场的早期产品还通过与湘江勾连的耒水、米水、蒸水、春陵水而运往湘南的各个州县和沿岸商埠，并顺江北下运至湘中、湘北地区，从而占据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瓷器销售的绝大部分市场。
正因为衡阳青瓷窑场在全国政局动荡的形势下，仍然依仗本地区相对安宁的条件发展生产，并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其生产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奠定了它在湖南古代制瓷业的重要地位。
三、早期青瓷窑场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五代时期衡阳创烧的这批青瓷窑场，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为满足人们物资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承担了过去岳州窑和长沙窑所担负的生产职能，完成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制瓷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对岳州窑、长沙窑及衡阳早期青瓷窑场的调查发掘工作中，至今尚能看出这种迹象。
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所有瓷器和残片中，绝大多数属于晚唐以前的器物，而唐末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极少。这充分说明岳州、长沙二窑在唐末五代时期已开始衰落。⑤与之相反的是，在衡阳境内，却发现了规模颇大的东阳、衡阳、湘江几处唐末五代时期创烧的青瓷窑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除了本身具有的时代特征外，墓葬或窑址中还有纪年物与衡阳早期烧制的青瓷器共存，为其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在东阳窑场的蒋家祠，我们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纪年铭款的擂棒，然而，在衡阳早期青瓷产品中，却未发现同时期的的器物。所以，笔者认为这件擂棒是外迁至衡阳制瓷工匠携来之物。这亦说明瓷业工匠从事生产活动地点的转移。
另外，我们还从截至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有关湖南陶瓷考古资料中知道，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瓷窑有岳州、长沙、东阳、衡阳、湘江及岳阳鹿角窑等处。⑥岳州、长沙二窑的情况如前所述，它们已进入了衰落阶段，岳阳鹿角落窑尽管窑场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但其规模仍大大地小于衡阳古代的青瓷窑场，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生产的青瓷产品，绝大多数成之于衡阳诸窑场。换言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衡阳青瓷窑场，已成为湖南当时的制瓷中心。
北宋建立后，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瓷业的生产比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两宋时期湖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以衡阳青瓷窑场的扩大最为突出.在此期间，衡阳境内先后创立了衡山糖铺窑、衡东大源窑、衡南茶市窑、黄狮窑、青冲窑、祁东归阳窑、衡阳演破窑、市郊白沙窑等一大批古窑址。它们与早期青瓷窑场共同形成了衡阳古代青瓷窑群。尽管同时于湖南其它地方还兴起了零陵黄阳司窑、汩罗营田窑、益阳窑、长沙窑头冲窑等处，但若与衡阳境内的古代青瓷窑群比较，则犹恐不及了。
衡阳古代青瓷窑场自唐大中年创烧，唐末五代时期即为湖南的制瓷中心，北宋时期青瓷生产更是发展到了极盛阶段，以后渐趋衰落，南宋末至元代停烧，其间历时四百余年。四百年间，衡阳青瓷窑场烧制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物质生活，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至今残存于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一百余处遗物堆积，仍能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
浙江安吉发现清代青花瓷窑址
该青花瓷窑址位于浙江省安吉县报福镇洪家村，洪家大桥东南约20米的山坡上。窑址地因开荒种植遭到严重破坏，窑炉前段家农建屋挖毁，后段也因种作两刨平，现仅存有被火烧过所形成的两道纵向砖红色窑墙残基和宽约2米的窑炉后壁。其附近尚有与窑床走向一致的瓷片及窑具堆积，坡斜15度，因此推断该窑原为沿山势而筑的长条形龙窑。窑床左侧有约150平方米的遗物堆积，右侧有约300平方米的平地，平地上侧有因采泥而成长约80米、宽约40米的岙地，从岙口开始有一条小水沟流经平地边沿至山脚。对该窑址，因未作清理，只能根据调查情况作一粗浅的简报。
遗物堆积中以碗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杯、盘、窑具，仅发现鼓腹型瓷片和或颈或把残件各一件，所以遗物均为残片。现就采集的瓷片和尚能复原的器物，分别造型、胎釉、钴料；纹饰、工艺等方面予以叙述：
1、造型
碗分二式：
Ⅰ式：侈口，腹壁斜直向下微收，圈足，足跟内外斜削，高7、口径15.5、底径7.5厘米。
Ⅱ式：撇口折沿，腹壁斜直，下壁呈圆弧状内收，圈足，足跟斜削，高6.8、口径14.5底径、6.2厘米。
盘：
敞口浅腹，圈足较矮，足跟斜削，高3、口径13.7、底径7.2厘米。
杯：
撇口折沿，腹壁斜直下收，圈足，足跟斜削，高5.7、口径7.8、底径3.7厘米。
2、胎釉、钴料
该窑址烧制的器物，其胎泥为就地开采的高岭土。从标本断面观察，胎质粗糙，但瓷化程度较好。由于施釉不同及生烧原因，胎的呈色也不尽相同，青灰釉器，胎的呈色具有灰色青味，青绿釉器，胎色灰中泛黄，青黄釉器有为生烧器，其胎的呈色则黄中泛红，露胎处均呈砖红色。
釉色以青灰为主，少量青纯洁和青黄色调，其中青绿色釉近似茶沫色，可能有意仿烧。施釉均匀，为浸釉法，胎釉结合较好。因不注重修胎，胎表不光滑，加之釉欠洁净，造成釉面不平整而显得釉面较粗糙。绝大多数釉面呈现波浪状，也有少量的呈桔皮状，甚至出现大小不一坑坑洼洼疙瘩状。无论那一种釉色，施釉较薄的均呈现出青中泛黄的色调，极少数施稍厚青黄色釉的器物内底，因釉的流聚，釉层略有肥厚感，其釉呈冬青色，并在釉下出现冰裂纹。
该窑烧制的产品，极大多数为青花器，少量单色釉器。从已采集的瓷片看，单色釉器主要是小碗和杯一类的小器，为青黄色釉居多，少数青绿色釉。
青灰色釉器物均为釉下青花，青黄色、青绿色釉器青花较少见。青花用料为土料，青花呈色也因釉色和烧造温度不同而呈现效果不同，施青灰色釉青花呈灰褐色，釉层稍厚的呈色更灰，釉层稍薄或釉面稍白的呈色蓝中泛绿，施青黄色或青绿色釉的青花呈色则为酱褐色，生烧器呈酱黄色，起笔落笔处青花呈黑褐色。
3、纹饰、工艺
所见青花器的绘画图案有兰花、草叶、鱼藻，还有无法辨认植物种类的缠枝莲，用文字作文样的仅发现“福”字一种，饰在盘的内心。少部分碗的内壁与底交接处围以两道弦纹和外壁口沿下饰一道纹弦。绘画技法均为一笔点划，所有装饰纹样均较疏朗，画技熟炼、线条流畅、画风粗犷自然，文字刚劲有力。（见下图）
从采集的标本分析，该窑的装烧方法都是以垫底置于窑床再加垫饼，器物放在垫饼之上，均为仰烧，碗盘以大者置于底层，往上逐层减小，多则六、七件一叠，少则四、五件一叠。器物间无窑具间隔，为使器物装烧时不粘连，所有碗盘都有浸釉后内底刮釉一圈，足跟里外斜削一刀，上层稍小器的足跟迭压在下层稍大器的内底无釉处，这样逐层迭压，最上层置杯或碟，其内底便不刮釉。为了保持器物在焰烧过程中与窑具收缩一致，因而紧贴器物的窑具——垫饼的制作要求相应较高，所有垫饼同器物坯件一样用淘洗过的瓷泥制作，并一次性使用，而垫饼之下的垫座则用一般泥土制作，且多次使用。垫底或垫饼的大小，随器物圈足变化而变化。（见下图）
器物的制作工艺为旋坯成型，然后加于轮修，大部分碗盘的外壁口处一道凸沿，器壁上薄下厚器底特厚。挖足较规整，圈足外高内低，外底内心都有乳钉和同心圆，足跟切削外侧较少，内侧较多。
从复原后的器物看，该窑产品造型规整，器身与圈足大小比例基本相称，从仅有的一件鼓腹型瓷片看，其曲线也较适中，但大的碗盘（该窑产品相比较而言）较笨重，由于不注重修胎，致使釉面不够光洁而显得所有器物外表都较粗糙。
由于该窑址的窑床和遗物堆积层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得无法进一步清理，只能以采集的瓷片标本，根据其造型手法及制作工艺略作分析。（见下图）
从该窑的主要产品碗盘看，其造型虽然比较规整，但有拙重感，釉面也较粗糙，其装饰手法简单疏朗，绘画内容也是人们平常所见的当地花草之类植物为多，特别是缠枝中的花叶纹样与当地清代木制家具中常见的油漆图案有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些纹样都具有浓重的地方乡土色彩和风格。其烧制方法，尤其是圈足的挖足及足跟的切削都与清初景德镇窑的工艺手法极近似。该窑产品在本县境内的清代墓葬中也常有出土。
通过对该窑址的调查，对照本地常见出土的该窑产品及上述情况分析，初步推断该窑的烧造时代为清中期或略早些，属民间土用的碗盘为主。青花瓷窑址，在浙江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对青花瓷的烧造范围，特别是对浙北地区瓷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古老的陶文化 我国古代著名瓷窑窑址及特征介绍
中国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制瓷产区分布广泛，由于各窑分布的区域不同，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各有差异。不同的制瓷原料制约着各窑的生产手段、工艺技术、装饰技法，使各窑产品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为准确鉴别古瓷产地及其真伪提供了重要依据。
邢窑——唐代胎质细洁、釉色白润。今河北省临城县（当时属邢州）。邛窑——隋代至宋代，唐尤为著名以烧制青釉、褐釉、绿釉、彩绘等器物为主，除烧制盘、碗之外，还有各种瓷塑玩具。今四川省邛崃县代方堂（古属邛州）。
邛窑——隋代至宋代，唐尤为著名以烧制青釉、褐釉、绿釉、彩绘等器物为主，除烧制盘、碗之外，还有各种瓷塑玩具。今四川省邛崃县代方堂（古属邛州）。
越窑——唐、五代至宋釉色原以青中微黄，后改进为清水般的湖绿色，刻划有花鸟、人物或几何图案。今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一带（古属越州）。
柴窑——传为周世宗（柴荣）时所烧造据文献记载，器物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相传在现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窑址和器物。
定窑——唐代烧白瓷至宋而著名宋代定窑瓷器除乳白色外，兼有黑、酱、绿釉瓷器。器物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北宋后期曾一度烧制宫廷用瓷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燕山村（古属定州）。
钧窑——北宋、金、元均烧造此窑利用氧化铜和氧化铁呈色不同这一特点，烧成蓝中带红或带紫的色釉。红、紫的色泽如玫瑰、海棠，非常艳丽。胎骨灰白色，釉细而润，其中佳器底部刻有数目字。今河南省禹县（古属钧州）。此外，与禹县邻近的临汝、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磁县等地瓷窑均仿烧钧窑瓷器。
汝窑——宋代名窑，元祐初年曾为官窑胎骨香灰色，釉色近于卵青。此类器物烧制的时间短，质高物精，目前尚未发现窑址。在临汝南乡等地发现另一种青瓷，釉色较龙泉窑深而带葱绿，胎骨淡灰色，有印花、刻花两种，图案有花卉、水波、鱼及禽鸟。现称“临当窑”。今河南省临汝县（宋代属汝州)。
磁州窑——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器形以盘、碗、罐、瓶为主，兼有瓷枕和玩具。胎质坚细，呈灰白色。釉色白中微带黄，上有黑、褐花纹，器里多不挂釉。绘制花纹的方法有绘花、绘划花、剔花和珍珠地划花等，花纹复杂，以卷叶、缠枝牡丹、水波纹、花卉禽鱼等图案为多，线条流畅，构图洒脱，是北方民间瓷器的代表作。今河北省邯郸漳河两岸的观台镇、东艾村、冶子村附近。
龙泉窑——宋代著名瓷窑。始于五代，至南宋而鼎盛。明代仍继续烧造，清代中期以后衰落停产。此窑继承越窑传统，烧造青瓷。南宋龙泉窑瓷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胎质细密洁白，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代表，花纹装饰上出现了堆塑和贴花。此种类型即习称的“弟窑”，一般称龙泉窑皆指此。另一种类型即习称的“哥窑”。龙泉窑器形复杂，除一般日用器皿外，还烧制各种文具及仿古的瓶、鼎、觚、炉等。今浙江省龙泉大窑、金村等处。
哥窑——宋代名窑龙泉窑的一种类型。相传南宋有章氏二兄弟在龙泉烧瓷器，兄名生一，所烧者称哥窑、弟名生二，所烧者称弟窑。传世的“宋哥窑”，胎薄，色黑铁，通称“铁骨”。釉面多有疏密不同的纹片，称为“百圾碎”，口沿施釉淡薄，显出胎色。圈足底亦露胎，矿有“紫口铁足之称”。今浙江省，龙泉大窑、金村等处。
鹤壁窑——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唐末开始烧造，北宋中期以后为兴盛时期，元代仍在烧造。唐代鹤壁窑瓷器多白釉和黄釉，唐宋的器形有盘、碗、壶、罐等，并能烧造大件器皿，也有玩具和瓷枕。以白釉为主，有白地黑花的，也有加绿彩的。用绘花、刻花、剔花的技法，制出简洁的花卉禽鱼等图案。器里往往写有赵、杨、张、刘等姓氏铭记。元代除烧制传统的品种之外，还仿制钧窑的瓷器。今河南省鹤壁市。
耀州窑——宋代名窑，自唐代开始烧造，北宋末为兴盛时期，金元时期仍在烧造。唐代烧造的是白釉或黑釉瓷器。北宋后开始烧造青瓷。器形以碗、盘、碟、罐盒、炉等为主。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花纹多刻花、印花，装饰花纹丰富多样，有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纺鱼、鸭、龙、凤等。金元时期烧造的器皿胎釉粗厚，花纹图案较前简单。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附近（宋代属耀州）。
建窑——宋代名窑所烧黑釉瓷器，以小碗最多，胎骨乌泥色，釉面多条状结晶，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称为“兔毫盏”。有的器底刻有“供御”，“进琖”等字样。福建省阳县池墩村。
德化窑——明代著名瓷窑。始于宋代。此窑以烧制白瓷而著称。宋元时期烧制青、白釉瓷。德化白瓷胎釉浑然一体，如同白玉一般。除乳白色以外，还有象牙黄和粉黄色的。更有贴花、印花和堆花。所制佛像最杰出。今福建省德化县。
石湾窑——明代著名瓷窑，清代以后继续烧制至今釉有灰黑、青绿、淡黄、灰蓝等色，常带有蓝、红等色的斑纹。此窑仿制的钧窑瓷器另有创造。今广东省佛山市石湾。
吉州窑（又称永和窑）——宋代著名南方民窑。起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有青釉、绿釉、白釉、黑釉、彩绘瓷等。黑釉花样较多，有像滴珠、鹧鸪斑、玳瑁斑的，也有绘双凤、龙凤、木叶纹的。纹饰运用洒釉、剔花、印花、贴花等手法，而剪纸贴印手法更是吉州窑的独特创造。今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隋至宋吉安称吉州）。
景德镇窑——我国著名制瓷窑场。始于南朝陈时，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唐代已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以产影青瓷器著称。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一道釉和釉绘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器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珐琅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成的最精美，并各有其特色。今江西景德镇市。
崔公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之一。因为明隆庆、万历年间崔国懋在此烧制而得名崔国懋在此窑烧制的仿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颇为精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周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之一，因明隆庆、万历年间苏州人周丹泉（名时臣，字时)主要烧制仿古瓷器，所仿定窑很逼真。又能制陶印、文具、连环等。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壶公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因烧制人吴为（吴一作昊，别号十九），自称壶隐道人而得名。善于仿造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瓷器，都很逼真。今江西景德镇市。
臧窑——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器，因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臧应选驻厂督造而得名器物款识多写刘伴阮（名源）监制。釉色以红为最著。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郎窑——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瓷器釉色以红宝石为最著。今江西景德镇市。
年窑——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烧造的官窑瓷器，由于年希尧掌管窑务而得名釉色发明很我色胭脂水釉为最著。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唐窑——清乾隆前期景德镇所烧造的官窑瓷器，因唐英掌管窑务而名所造各色釉彩，仿造各种古瓷，以工细著称。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瓷窑－艺术和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陶艺是一种文化，一种既年轻又古老的艺术，年轻是因为现代陶艺的独立与发展，古老是因为她伴随着人类文明史，透着原始的魅力。陶是土的艺术，火的艺术，其实更是人生的艺术。而中国的陶艺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
越窑——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
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五代越窑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直到宋时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着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碗，越州上┅┅”。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陆羽评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唐代的越窑青瓷，深得当时的诗人喜爱，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越窑青瓷的美，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咏秘色瓷器》）徐夤的“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贡余秘色茶盏》），就连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也曾作诗赞颂余姚上林湖的越窑瓷器“：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馀姚沈君藏一瓶，釉色莹澈凝貌青。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贻我何厚情┅┅”。
乐平唐代南窑古瓷窑址：瓷业遗存见证历史
提起景德镇最早的瓷业遗存，人们总忘不了晚唐五代生产青瓷的湖田窑、黄泥头窑和兰田窑。但经考古研究表明，荣获“全国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乐平唐代南窑古瓷窑址历史最为久远。南窑始烧于中唐，兴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它的出现将景德镇制瓷史向前推进了200年。
南窑遗址位于乐平市接渡镇南窑村东北的一个小山丘上，窑址东面丘陵连绵，山上柴薪丰富，小山坡上可以看到一处处隆起的脊状堆积物，这其中便有古代窑业废弃的瓷片。该遗址早在1964年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1983年乐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当时技术、经济条件的限制，该处遗址始终“藏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11年10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窑遗址再次进行了重点调查。2013年，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3月至11月，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出2座龙窑遗迹、10个灰坑、1条灰沟和1条道路遗迹。其中一条龙窑遗迹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唐代龙窑遗迹。
“1号龙窑遗址长78.8米，出土了数十吨瓷片及一批宝贵的标本。窑室内多处部位保留排列整齐的原始状态的装烧坯件支座，对于了解当时龙窑的装窑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研究南窑的生产流程、窑炉砌造技术、探索南窑的烧造工艺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史提供了依据。尤为独特的是，叠压在1号龙窑下面的另外一条龙窑，在窑床中段使用了方形减火坑的技术手法，这是以往龙窑遗迹中所不见的。”乐平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窑所烧瓷器釉色种类较多，有青釉瓷、酱黑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色彩绘瓷以及素胎器，以青釉瓷器为主。值得关注的是青釉、酱黑釉腰鼓和器型硕大的大碗器，彰显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的史实。窑具有支座、匣钵、匣钵盖、间隔具、火照、利头、印模等。产品的烧造采用龙窑进行，器物的装烧多数采用瓷泥衬块间隔明火叠烧、衬块间隔明火套烧，少量高档产品诸如内、外壁满釉的青釉玉璧底碗、盘采用匣钵单件或者匣钵多件叠烧。这些对研究唐代青瓷窑场的窑位区分和器物装烧工艺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不仅如此，南窑遗址的遗存丰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运输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码头、陈腐池以及烧造产品的窑炉等反映制瓷工艺流程的作坊遗迹，这些遗迹保存较好，连成一片，布局井然有序，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制瓷工艺流程等方面能够再现和复原南窑唐代制瓷的真实面貌，这在以往景德镇古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中是不多见的，在南方地区也是罕见的，为研究唐代南窑的制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乐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南窑遗址不仅填补了景德镇地区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而且对探讨景德镇早期的陶瓷历史、探索景德镇的窑业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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