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纹瓷砖。
中国陶瓷有近万年的历史，吉祥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我们不知道最早期的陶器上的纹饰有何含义，但可以肯定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图案吉祥含义非常丰富。花瓣纹代表华夏民族，鸟纹、鹿纹、鱼纹、蛙纹等反映了古代先民们希望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而秦汉瓦当上的“宜子孙”、“千秋万岁”、“大富贵”已是陶器上成熟的吉祥语了。
汉代“千秋万岁”瓦当
陶器吉祥纹饰
众所周知，陶瓷的历史是先有陶器，后有瓷器，陶器是由瓷器发展过来的。因此，研究陶瓷的吉祥艺术也得先从陶器开始。
吉祥纹饰从古陶开始
制陶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最重要的三种手工业之一（另外两种是冶金和纺织），中国人早在8000年前就懂得将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用火烧硬，塑造成经久耐用的日用器皿。在制造陶器时，部分聪明的工匠发现，如果在器物成形时先在胎体上刻画图案，陶器烧成后这些图案也能永久地保留下来。出现在裴李岗、磁山文化陶器上的划纹，乳钉纹、细绳纹、指甲纹、篦点纹、席纹等，就是这一时期工匠们的杰作。古人刻画这些纹饰是单纯为了美观还是另有寓意？由于年代太久远，现代人不得而知。
然而，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纹饰却很明显地具有某种含义，可以将其视为中国陶瓷吉祥艺术的开端。正如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只是“美观”、“装饰”而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
饕餮纹寓意戒贪
夏商两代陶器上的纹饰有别于仰韶文化陶器。夏代陶器盛行在器表加饰数周附加堆纹、划纹和弦纹，主要纹饰有方格纹、回文、绳纹、篮纹、圆圈纹等。商代早期的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等，中后期的陶器纹饰有方格纹、人字纹、饕餮纹、夔纹、涡漩纹、弦纹、花瓣纹、云雷纹、曲折纹、蝌蚪纹、凹线纹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饕餮纹。
花瓣纹彩陶盆
饕餮是什么？有人认为饕餮可能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怪兽，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一种类似于虎的怪兽。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出现在商代陶器、青铜器、玉器上的饕餮纹是由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和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演变而来。饕餮纹的图案很古怪，其形状有眉、有目、有鼻、有上颚而无下唇，并不是完整的兽首形象。
商代陶器上的饕餮纹面目狰狞，看起来有点恐怖。商人刻画这种纹饰有何含义？据陈大年先生考证，饕餮纹之所以自下唇以下全无，是有戒贪的含意，它提醒人们不要像什么都吃的饕餮一样，见到利益都想分一杯羹。
鱼纹鸟纹寓意渔猎丰收
半坡人面鱼纹盆
仰韶文化彩陶动物图案最有名的是鱼纹、鸟纹、蛙纹和鹿纹。鱼纹是半坡类型彩陶的主要纹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有关中华文明史的电视专题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半坡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盆：在陶盆的内壁或腹外，黑色线条勾勒出的鱼形图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还有一种图案更为奇特；在鱼形图案的轮廓里面，还出现了人的面孔，可见古代先民们多么渴望得到水中的鱼。自从鱼纹出现在彩陶上之后，鱼纹便与中国的吉祥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成为自由和财富的象征，几乎在所有传统艺术品当中都有鱼纹出现。其实，不管是鱼纹、鸟纹，还是蛙纹、鹿纹，这些彩陶上的动物图案都有可能表达了当时人们希望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
花瓣纹是彩陶主要纹饰
从吉祥艺术的角度讲，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纹饰从写实演变成非写实的几何纹样，只是形式上产生了变化，其所蕴含的内容和含义是没有变的，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些纹饰的吉祥含义给出“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彩陶上的纹饰寄托了古代先民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由于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仰韶文化可细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等类型，彩陶上的纹饰最常见的是花卉图案、几何形图案以及动物图案，这些图案多装饰在细泥红陶钵、盆、碗和罐的口部、腹部。
花瓣纹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主要纹饰，以黑色为主，兼用红色，形似绽开的花朵。花瓣纹有两类：一类是由彩绘实体纹组成，花瓣如半月形或橄榄形，由中心向周围展开；另一类是由多个弧边三角纹相接而成，空白处形成花瓣图案。这种图案不仅在远古文化中独一无二，还与华夏民族的称谓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华”字即“花”字，是由一朵盛开花朵的象形字演变而来。《说文解字》称：“开花，谓之华”，又说：“五色为之夏。”根据以上释义，可以将“华夏”解释成“五色的花朵”。“华”在古代是汉族的称谓，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一句的“华”就指汉族。而“华夏”既指汉族，又是中原地区的代称，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中的“羽威震华夏”就是说关羽威震中原。发展到后来，“华”和“华夏”不仅是汉族的称谓，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称谓。
印刻在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大量花瓣纹表明，色彩缤纷的花朵在古代先民心目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吉祥含义，它是民族生存繁衍的象征，陶器上的花瓣纹是中原地区民族的标志。只要看到绘有花瓣纹的彩陶，其他民族都知道它们出自哪里。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早在夏商周以前就有其他民族称中原地区的民族为“花族”，随着文字的产生和演变，才变成后来的“华族”和“华夏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纹饰很少而且简单，主要有瓦旋纹、粗绳纹、栉齿纹、S形纹等。秦汉时期陶器艺术成就最大的是陶俑和陶塑，而这一时期的建筑陶器也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时代，难怪后人常用“秦砖汉瓦”来赞美这一时间的建筑陶器。这个时期的砖瓦、瓦当等都刻有美丽的图案和文字。瓦当上的“宜子孙”、“千秋万岁”、“大富贵”等文字无疑是我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吉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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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纹瓷器的发展与特征
我国用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大约始于周代。这时的莲纹缺乏写实感，属于较为抽象的莲纹。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上的莲纹开始趋于写实。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是一件装饰写实莲纹的代表作品。壶盖四周外侈的双层透雕莲瓣形象逼真，已经非常接近真实的莲瓣。与其相似的还有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莲瓣方壶。河北易县燕下都十六号墓出土的陶方壶也装饰有类似的莲纹。战国陶器上的莲纹基本上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风格，但莲瓣数量明显减少。
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随着佛教艺术的兴起，莲花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文化象征，在佛教艺术中莲花的图案造型随处可见，无论是石窟寺的柱础、藻井，还是佛像的台座、背光，都普遍与莲花有着不解之缘。
莲花纹饰出现在我国瓷器上面，则首见于六朝青瓷。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中国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互相融合，共同推进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三国、西晋瓷器上出现了佛像、忍冬等与佛教有关的纹饰。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了简单的莲瓣纹。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东晋青瓷一改早期繁缛的装饰，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瓣纹。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瓣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也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多所，北魏末期僧尼多达两百余万人。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纹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帖花等多种技法。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朴素简洁，以罐类为例，北方生产的四系罐以腹部凸起的一道弦纹代替了覆莲纹；南方生产的六系、八系罐体形瘦长，大口丰肩，为适应器形特点，莲瓣纹上移到肩部。瓶类的莲纹也多装饰在肩部。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合肥隋开皇三年墓出土的青釉碗，外壁刻划仰莲一周，瓣尖细长。同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腹部刻一道凹弦纹，弦纹上下分别刻划尖状覆莲和仰莲。这两件刻划尖状莲瓣的器物与凤阳武店灵泉寺东山早期寿州窑遗址出土的瓷片非常相似，当为隋代寿州窑产品。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隔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南方，铜官窑发明的釉下彩绘为瓷器装饰艺术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直作为瓷器主要纹饰的莲花，此时已基本脱离了佛教的影响，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喜爱的装饰题材。莲纹装饰艺术开始进入了成熟阶段。
唐代以前，我国瓷器上的莲纹一直未能突破图案化、规格化的模式。湖南长沙铜官窑首创的釉下彩绘新技法，将绘画艺术引入瓷器装饰领域。完整的莲荷图案、水禽莲池图案开始以国画的形式出现在瓷器上。铜官窑釉下彩绘的纹饰题材十分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其中花卉题材所占比例最大，而花卉纹饰中又以褐绿彩绘的莲荷图案最多。莲瓣饱满圆润，荷叶舒张自如，笔法流畅，形象生动。虽仅寥寥数笔，却尽得写意之妙。这种新的装饰技法突破了以往刻划纹、印纹的局限，突破了多年来图案化模式的框框，使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除了釉下彩绘外，铜官窑的釉下点彩也很有特色。扬州唐代遗址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罐，以褐蓝相间的大小斑点组成联珠，配置成云头和莲花图案。构思新颖，别具风格。此外，铜官窑印花、划花瓷器中也有大量的莲花图案。
宋辽金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名窑辈出，官民窑竟相发展。无论是釉色品种还是装饰题材都空前繁荣。在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莲瓣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荷塘风光、莲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在装饰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丰富精美的装饰是它的突出特点。北宋早期，定窑的装饰技法以刻划花为主。１９６９年定县北宋塔基出土的一百多件定瓷，绝大部分是定窑早期产品。其中高达６５.５厘米的龙首净瓶堪称宋代莲纹层次最多、最精美的作品。净瓶从顶到底部装饰着五组连瓣纹，自上而下分别为单层、双层、三层、四层，上三组采用刻划手法，下两组采用浮雕手法，刀法犀利，立体感很强。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瓣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划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花器皿最常见的是莲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凤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型，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定窑莲纹千姿百态，布局富于变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刻花梅瓶，腹部饰两朵迎风开放的莲花和侧垂的枝叶，上下辅以菊瓣及蕉叶纹，主题鲜明，疏落有致。印花器皿也以花卉图案为多，常见的有牡丹、菊花等。印花在风格上与刻花迥然不同，构图严谨，讲求对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盘类的中心常装饰莲花水禽，四周辅以牡丹、莲花、萱草及飞凤等。层次分明，格调和谐统一。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地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窑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剔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耀州窑在北宋初期主要烧制越窑风格的青瓷，盘碗外壁多采用浮雕技法装饰双层莲瓣纹。中期以后刻、印花工艺日趋成熟，有时在一件器物上兼用刻花、划花、印花等几种手法，艺术效果十分完美。刻花青瓷以莲纹最为常见，刀法宽阔有力，线条粗放。印花瓷器除了单纯的莲荷图案外，还有水禽莲荷、婴孩戏莲等。耀州窑的把莲纹最有特色。“印花把莲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叶或茨菇叶四五枝为一把；印有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意为一把或一束莲花。”１９７２年甘肃华池县出土的耀州窑荷叶盖碗是一件器形与纹饰巧妙结合的佳作。盖碗口沿做出六个向下卷曲的缺口，俯视如同荷叶一般。碗盖状如荷叶，边沿有六个向上卷曲的缺口。上下缺口互相吻合，造型精巧，新颖别致。
龙泉青瓷是继浙江的越窑、欧窑之后兴起的青瓷体系。装饰技法以刻划为主。早期产品与欧、越两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北宋中期以后，刻划花逐渐由纤细娟秀向繁密发展，器物外壁经常装饰一种带叶脉纹的莲瓣。南宋是龙泉刻花青瓷的全盛时期。此时其它窑系已不甚流行的莲瓣纹在这里仍作为主要纹饰盛行不衰。“外壁单面刻制莲瓣的装饰似乎已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几成一个时期的装饰风格。这种半浮雕式的刻花莲瓣纹，中脊显明而挺拨，瓣面自中脊坡向两侧，大小相间，形成双层仰莲，象一朵盛开着的荷花”。
莲纹自东晋出现在瓷器上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到宋代已完全脱离了宗教影响，成为优美的纯装饰性题材。由于唐宋以来推崇牡丹，莲花已逐渐失掉其传统的优势地位。但深受人们喜爱的莲纹仍是宋代各大窑系中普遍使用的题材。
莲瓣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由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其中以绘制火珠、火轮、银锭、珊瑚、犀角、双钱等图案的杂宝纹最有特色。
莲池鸳鸯和莲池鱼藻是元青花中的写实性主题纹饰。布局繁密，结构严谨，笔法遒劲有力，生动自然。莲花的花瓣状如饱满的麦粒，“荷花、荷叶、莲蓬都不填满色，鸳鸯、水藻都带几笔水纹，仿佛水在流动。”这类画工精湛的作品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图案纹饰，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彩陶与原始初民的性崇拜（一）
对于现代人来说，两性生殖器的相互接触——性交——生殖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把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而对三者都充满了神秘感。他们对生殖、性交存在神秘感，同时由于生殖器和生殖、性交有密切联系，也对生殖器产生神秘感，这样，就出现了生殖崇拜、性交崇拜与生殖器崇拜。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性崇
拜的主要内容。
在这三种崇拜中，首先是对生殖器崇拜。因为无论是生殖崇拜还是性交崇拜，都和生殖器有密切关系。原始初民早就发现，男女两性在外表上的最大差别主要是在生殖器上，其次是在开始发育以后女性的乳房上；通过男女生殖器的接触可以获得极大的愉快；同时婴儿还会从女性生殖器中分娩出来。那时，初民由于还不懂得人体的生殖器的构造和功能，认为长在人身上的阴茎和阴户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东西，是它们决定和控制着人的性行为，天地万物都有灵魂，都有人所无法抗御的魔力，生殖器当然不例外。顺从它就会有性的欢乐，违抗它就会伤害身体，这样，生殖器崇拜就产生了。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中，常用“阴”、“根”泛指男女的生殖器，如男阴、女阴，男根、女根。“阴”有时专指女性生殖器，而“根”则明显地具有崇拜的意味。生殖器崇拜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说来，首先要树立一个生殖器偶像，而且与人体并不相连，以示其独立于人，高于人。男性生殖器偶像往往是按它勃起状态塑造的直立物体，女性生殖器偶像是按它张弛状态塑造的，认为这是它发挥魔力的时候。男、女生殖器偶像有许多象征物。人们虔诚地祭祀生殖器偶像，顶礼膜拜，不但要举行各种朝拜、祈求、谢恩的隆重仪式，还要用最珍贵的东西来供奉，从食物到杀人血祭。
原始初民的这种崇拜，当他们还不能将性交和生殖联系起来时，主要反映为女阴崇拜，因为他们还不能以此与男性生殖力联系在一起，而只是看到婴儿从女阴中出来。那时，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有的主要象征女阴，有的主要象征子宫或肚腹，有的主要象征女性的经血，有的主要象征阴蒂。女阴崇拜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有很大关系，主要存在于母系社会，女性的崇高地位是使女阴崇拜成为初民的一种普遍心理的社会原因。
以后，初民经过多少万年的生活实践、经验积累，逐步发现男性生殖器和女阴的接触，会导致怀孕、生育，于是又逐渐兴起了男根崇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有的主要象征睾丸，有的主要象征阴茎，有的主要象征精液，有的则象征整个男根。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又推动了男根崇拜的发展。当然，男根崇拜并没有取代了女阴崇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两者往往是并存的，不过有主有次而已。
对此，赵国华先生指出：初民的女性生殖器崇拜，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只看重出现新生命的门户，奉祀女阴的模仿物陶环、石环等；第二个阶段，他们选择鱼为女阴的象征物，奉祀鱼，举行特别的吃鱼仪式，即鱼祭；第三个阶段，他们又崇拜蛙。此外，还崇拜花、鹿、羊、女性的经血等。（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
以陶环、石环等为女阴的象征物，这只是一种最肤浅的表面认识，只是简单地以环状圆洞比喻女阴。以鱼作为女阴象征物则进了一步，一方面，鱼形、特别是双鱼与女阴十分相似；另一方面，鱼的繁殖力很强，初民以此寄托人丁兴旺的美好希望。以后，又进了一步，他们认识到婴儿是由女性的肚腹孕育而由阴户娩出，而蛙生殖力强、腹部浑圆，就以此作为肚腹的象征物。所以，这几个阶段也体现出初民性文化的发展。
以上情况，被我国的许多出土文物所证明，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大量陶器的鱼状花纹，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葬出土的两枚绿松石鱼形坠，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葬出土的白玉鱼，都含有象征女阴的意义。在其它各个时代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器、门饰以及其它许多装饰图案中都有鱼形图案或花纹，这种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到了后世，鱼的象征意义又扩大为象征爱情和女性，闻一多在《说鱼》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证。如唐代女道士李冶《结尺素贻友人》诗：“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元稹《鱼中素》诗：“重叠鱼中索，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以鱼形象征女阴，并不是中国古文化的特有物。在印度的许多圣所中，有不少有关男根、女阴和半男半女的象征和图形，其中最流行的是插在女阴中的男根，这被称为“阿尔巴”，同时也有象征女阴的鱼形图案。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还有其它许多相隔遥远的地区会不约而同地有这种现象，这当然不能用文化传播来解释，显然是与全世界的原始初民都经历过漫长的渔猎时期有密切关系。
当然，女阴崇拜并不仅仅见于象征物，也出现十分具体的形象。如1974年在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人像彩陶壶，上面绘塑了一个女像，全身袒露，乳房丰满，用黑彩绘成乳头；捏塑成夸张的女阴，又用黑彩勾勒成轮廓。
云南大理州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的剑川石窟(系从南沼到大理国时期数百年问逐步开凿而成的，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第8窟有个女阴雕刻，当地的白族群众叫它“阿央白”，又称“白乃”，意思是婴儿的出生处，即女阴。
在福建漳州以商100多里的东山岛的大海边，至今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女阴，刻有阴阜、阴毛、阴唇、阴道，十分写实，维妙维肖。时至今天，有些岛民仍然恭拜，常有人攀上去抚摸。在阴道穴内还有一些小石子，这是求子者故意投掷进去的，根据当地的传统民俗，人们认为这具有一种巫术和预验的效用，求子者须将石子投进小穴，才有可能生子。
关于女阴崇拜，在我国古代史籍上也多有记载，例如《太平寰宇记》卷76云：石乳水在州(四川简州)东北二十一里玉女泉山。东北有泉，各有悬崖，腹有石乳房一十七眼，状如人乳流下，土人呼为玉华池。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子，瓦即是女，自古有验。张君房《云笈七籤》云：金堂县昌利化圆元观南院有九井焉，盖醴泉之属。每岁三月三日蚕市之辰，远近之人析乞嗣儿于井中，探得石者男，瓦砾为女。
四川省盐源县前所有一个打儿窝，该洞位于悬崖上，人们在打儿窝前点香上供，然后向洞内投石块，如果投进去就能生儿育女，投不进就不能怀孕。据说此洞有一个地下河流，直通四川木里县屋脚巴丁拉木女神的住处，而打儿窝就是女神的阴部。在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泸沽观音岩上，还有一个摸儿洞，里面有石块和沙粒。妇女求育时除照例烧香磕头外，要把手伸进摸儿洞里，摸到石块能生男孩，摸到沙粒则生女孩。以上所谓玉华池、九井、打儿窝、摸儿洞等都属于女阴崇拜的范畴。
至于男根崇拜，准确地说，它并不是在父系社会才出现的，实际上它在母系社会的晚期、甚至中期已有萌芽。魏勒指出：那时人们便注意到，如果男子不同女子交配，女子就不会生孩子。于是人们断定，男子对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享有完全的荣誉。这种观点来自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450年)的理论。阿那克萨哥拉认为，胎儿完全是由父亲的种子形成的，母亲只为它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就象一个植物的种子植入大地可以生长一样。这种认为男人“给妻子以孩子”的理论至今仍为某些人所主张，习惯用语“他使她有了孩子”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十章中的拉结就是有这种观念的人：“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去。”（魏勒《性祟拜》，第20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1月版）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十分重视男根，并且达到了崇拜的程度。对于男根，有许多模拟物、象征物、象征的花纹和突出男根的图画符号。例如，马厂类型的人体装饰符号对男根就作了夸张的描绘。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鸟纹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纹样，分布很广泛，首见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此外，在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彩陶、陕西宝鸡北首岭彩陶壶、河南陕县庙底沟彩陶残片、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骨匕柄和象牙器、甘肃榆中县马家彩罐上都绘有鸟纹。这类例证不胜枚举。
赵国华认为，以鸟纹象征男根，这是因为鸟头与阴茎头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蛋白与精液相似等等。初民把鸟与生殖联系起来，是认为生儿育女乃是男卵之精进入女腹孕育孵化的结果，从而认识到了男根的生殖机能，也就是领悟到“种的作用”，这样就开始把生殖与男根、女阴相结合的性交结合起来了，这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带有飞跃性的一次深化。
郭沫若在论说“玄鸟生商”的神话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l卷第32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许多出土文物上都有鸟衔鱼的图案，把二者结合起来了。如宝鸡北首岭出土的细颈彩陶壶上的鸟啄鱼纹样，临汝阎村出土的彩陶缸上的乌衔鱼图，西周青铜器上的鸟鱼纹，秦汉瓦当上的鸟衔鱼纹，汉代画像石上的鸟啄鱼纹，晋代金饰品上的鸟衔鱼纹样，明代织锦上的乌衔鱼纹样，明代砖刻上的鸟衔鱼纹样等，都表现了这一点。这说明，初民把男根与女阴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对性交和生殖相互关系进一步的理解。
在原始社会，这一类以生殖崇拜为中心的性崇拜的象征物还有很多，如因瓜瓢、葫芦形圆多子，就以此象征女性的子宫；以蚌、海贝和船象征女阴，因其状中空而似；还用羊、鹿象征女性，因为它们繁殖力强；同时，还以花朵喻女阴，以花心喻阴蒂，这种象征直到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还有反映，时至今天还有人喻阴茎深入为“直捣花心”。这些象征物的出现，往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它们往往反映了当时采摘、渔猎或畜牧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不少有生殖器崇拜意义的男根，主要是陶制的，故称陶祖，也有少数石祖和木祖，甚至还有玉祖和铜祖。发现上述遗物的主要地区有：陕西西安三店村遗址；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陕西铜川李家沟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河北满城遗址；河南浙川—厂王岗遗址；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河南渑池遗址；河南安阳侯家庄遗址；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甘肃甘谷灰地儿遗址；甘肃临夏张家嘴遗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湖南安乡度家岗遗址、山东潍坊鲁家口遗址；山西万荣荆村遗址；云南大理金圭村遗址；广西坛楼、石产遗址；广西钦州独料遗址；新疆罗布淖尔遗址等等。
从以上情况看来，这些遗址几乎遍及我国各地，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的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至中期，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铜川李家沟、计谷灰地儿、浙川下王岗等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晚期；其它遗址大部相当于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个别延续到汉代。
这些出土文物十分形象而生动。例如1988年在陕西宝鸡西郊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祖”、“陶祖”各一件，“石祖”长约13厘米，男子阴茎状，系用青石稍加工而成；“陶祖”长5厘米多，前端有小孔，形如尿道口，系捏塑而成，根部和两个辜九粘接在红色陶钵的内侧。
四川木里县大坝村有一个鸡儿洞，里面供了一个30厘米高的石祖。当地普米族妇女为了乞求生育，经常到该洞里烧香叩头，向石祖膜拜，最后拉起裙边，在石祖上坐一下或蹲一下，认为这样和石祖接触后才能生儿育女。云南宁范县水宁达坡村的摩梭人认为，他们村后的山岗就是男神的阴茎。如果妇女不育就要向这个山岗叩头，烧香，乞求子孙善衍。西藏有些门巴族人以木头制成木祖，悬挂在房上，以免祛女魔作祟，保证当地平安无事，人畜两旺。云南西双版纳的曼贺山上，也有一个石柱，被当地的傣族视为祖，认为它与妇女交媾后才孕育了人类。新疆古龟兹昭估厘佛寺遗址还留有原始性崇拜的石刻，上面雕刻的男根形状十分突出。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墓葬出上一件陶壶，腹部有一浅浮雕人像，坐式，高鼻梁，大耳朵，小眼睛，全身裸体，男根十分显露，带有明显的生殖器崇拜的痕迹。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出土一件两侧曲刃青铜短剑，在剑柄上铸有裸体立像，一面为男，双手抚腹，一面为女，双手上抬交叉胸前，两性器都很突出。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至于以塔、石柱、华表等象征男根，这更是常见的了。例如，在福建漳州东门外本来立有一圆形石柱，高约1.6米，直径有0.5米，上小下大，直立地面，当地百姓历来有恭拜它的习俗，尤其是不生育的妇女都要去膜摸拜供奉。在泉州市的新门外，有一个耸立地面的石笋，原始初民以此作为石祖图腾来供奉。在漳浦县赵家堡附近，有一状如阴茎的石柱，现已断成两截，但仍有人前去烧香磕头，求生子或小孩生病求保佑的。
这种生殖器崇拜的现象，对后世的文字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在今天还通用的文字“且”，就是男根的象形。在甲骨文中、金文中，“且”的写法完全是一幅幅的男根图。关于“且”的各种写法及含义，杨家骆在《释且》一文中论之甚详。以后，又出现了“祖”字。“祖”字左边的“示”在古代指神抵，《周礼·春官·大宗伯》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且”象征男根，所以“祖”实际上是以男根祭神之意，充分体现了男根崇拜。古人祭祖多用牌位，牌位就是木主，它的形状就是一个典型的“且”字。据考证，牌位的运用要早于用塑像，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云：“天下文庙之制，上自太学，下及直省州卫郡邑，莫不易以木主，而阙里尚用塑像。或曰：塑像非古也，古者庙则有主以依神，祭则有尸以像神，无所谓设像也，有尸事废而像事兴。盖自佛氏入中国，始以异端之教，而上施于圣人，不经莫甚焉！”这些论述，都指出了孔庙中用牌位早于用塑像。牌位的运用，正好和传统中的生殖器崇拜若合符节。
与“且”字象征男根相对应，古人以“也”字象征女阴。汉朝许慎《说文》说：“也，女阴也。”这个字是象形字，也是形声字。在古文字中有多种写法，从《古籀汇编》中可选出三种，象形尤其明显，包含了女性生殖器的大小阴唇和阴蒂，一看就清楚。段玉裁注《说文》认为：“本无可疑者，而浅人妄疑之。许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
彩陶
装饰着彩绘图案的陶器，是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一种精美的陶器。主要特征是在陶胎上描画红、黑、赭、白等色的彩绘，经过压磨，然后用火烧结，作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日常用具。中国北方生产彩陶最早的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磁山文化，南方最早的是浙江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彩陶生产遍布各地，比较着名的，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上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大汶口文化等等。常见的彩陶器物有饮食器、盛储器、汲水器等，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一些文化遗存中有少数炊器如夹砂陶罐也有简单的彩绘纹饰。彩陶不仅是实用品，而且是有很高欣赏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彩陶上的彩绘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图案和写实绘画两大类。图案主要包括植物花纹和几何形线条。人们在长期的采集与农业劳动中熟悉了许多植物，创造了变化多端的植物花纹，不但枝叶、花瓣、籽实等配置得体，匀称相宜，而且以各种形状表现出来，构成种种图案。几何线条的形状也很多，如水波纹、垂幛纹、平行条纹、弧线三角纹、圆圈纹、方格纹、葫芦形纹、锯齿纹、人字形纹等。图案结构优美，富有韵律感。许多纹样如水波纹、绳纹、网格纹，是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的片断，反映出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彩绘中的写实形象虽少，但艺术价值很高，已经发现的有奔驰的野鹿，独立的云鹤,飞翔的野鸟，同窝对嘴相戏的雏鸟，长嘴啄鱼的猛禽，张口露齿吞噬食物的大鱼等；还有人面与成群鱼纹的组合，有伸肢爬伏的蛙类，屈肢爬伏的大龟，游划行进的小虫，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和种植经济的情景。只有在长期生产实践的活动中，仔细入微地观察生活，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美而写实的作品。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彩陶器上的人像，滚圆的头形，戴尖顶饰物，细长的弯眉，双眼眯成一条线，倒丁字形鼻子，嘴作上下对顶的三角形，紧连耳部还各有一条小鱼，生活趣味浓郁而有神秘感。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彩陶上也有人物、动物形象。彩陶显示出中华民族祖先无穷的创造力，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和美术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彩陶与原始初民的性崇拜（二）
总结以上所言，生殖崇拜是世界各地原始初民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黑格尔认为重视生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他说：“东方所强调和崇拜的往往是自然界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40页）中国的情况也正是如比。
生殖崇拜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观念表现。人和动物一样，不管自己意识到与否，都在不断地生殖，繁衍后代。可是，对于人类来说，生殖不只是一种纯自然的、动物性的行为，而是性的社会属性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因为在原始社会不存在固定的婚姻与家庭形式的条件下，社会团体的整个生活运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这样一来，对生殖的崇拜不仅是个人的自发行为，而是整个氏族延续发展的整体社会利益的表现。
初民崇拜生殖，以后又把女性的生育和大地长出草木相联系，认为田野、河流、大地都是女性和女阴的象征，并希望人口蕃衍如同大地生长草木那样郁郁葱葱，永不断竭。延至后世，这种将女性崇拜与大地崇拜相联系的思想，仍以古朴的风俗予以保留。如祭祀土地时要放置女性使用过的器物和经血，女性分娩要去田野，认为这可使分娩顺利、五谷丰登；收割谷物要生育过孩子的妇女进行，认为这会使土地生产更加繁盛。以田地象征女阴，以种子象征男精，将男女性交称作“播种”、“耕褥”，则是见诸于民间长期流行的说法。
初民把性交、生殖和土地等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思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世把这种关系扩大为天和地、阴和阳、男和女的关系。儒家就认为，天和地、阴和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易·系辞下》曰：“天地姻媪，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象·归妹》：“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大地不交而万物不兴。”所谓“妇妹”即嫁女，认为如果男不婚，女不嫁，人间阴阳不调，就会影响大自然的茂繁兴盛。汉王充也认为：“儒家说夫妇之道，取法于天地。”道家、阴阳家等学派亦是以这种理念贯穿其思想体系，至于以男女双修为要素的古代房中术，更是将全部的理法建筑在阴阳相需、和化天地的思想上。
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学的有关资料也不胜枚举。例如贵州布依族常在石棺石碑上刻双鱼形图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双鱼圆月图，即在圆月里有两条对称交尾鱼；另一种是中央为凹腰葫芦，两侧为对称的两尾鱼。据该族解释，对鱼表示交尾、交瞒，而葫芦象征多产。苗族有一种蜡染床单，是供新婚夫妇用的，中央为一面铜鼓，周围有四组对鸟，在各组对鸟之间又各有一对蛇抱一个葫芦，在对和蛇之间又各飞翔一只蝴蝶。据该族老人解释，蝴蝶是祖先，葫芦代表多产，而对鸟、对蛇则象征交媾。
总之，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文化实体，任何社会现象都是由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文化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可以把初民的性崇拜现象归结为一种原始文化方式的产物。初民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作生存斗争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持生命和繁衍生命的需要来得更直接和更迫切了。为了维持生命，他们要从自然界觅取食物；为了蓄衍生命，就要性交。因此，他们的性崇拜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创造生命快乐的讴歌。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初民的思维能力极不发达，致使当时的文化还处于蒙昧状态。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的变化，也无法理解人类本身生命的诞生和男女性交而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他们既依赖于自然，同时又对自然力量充满了恐惧，而依赖和恐惧都是产生宗教的前提。于是，人类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就在初民中逐渐产生，而性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一部分也同时出现了。“如果我们考虑到最初创造宗教的人具有很低的道德标准，是迷信、残忍、不文明和粗野的，我们就会懂得他们不可能产生比他们自身具有的更高的道德水平的宗教。起初，性崇拜在意图上是纯洁的，完全不具有我们的宗教所具有的不纯洁或诲淫的观念。原始人实行的这些礼仪在我们现在看来无异于下流，但他们实行时却没有任何不纯洁和不虔诚的念头。”（魏勒《性崇拜》第204页）
性、性交及性崇拜，作为原始初民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也必然反映到艺术与娱乐活动中去，最突出地表现在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方面。这里，就原始人的舞蹈中的性崇拜再做一些分析。普列哈诺夫说过，舞蹈是“人的生产活动在娱乐、在原始艺术中的再现，艺术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形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754页，三联书店1961年第1版）初民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他们举行的一些祭祀活动，如“蛙祭”、“鱼祭”、“高媒祭”等，都往往有男女性交的内容，有时甚至成为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参加祭祀活动的男女初民，先是模仿性交动作热烈地甚至疯狂地跳舞，祭仪结束后则以群众性的男女野合来表示对神的尊敬，对人口和谷物繁盛的愿望。
据宋兆鳞先生对民族学的调查考证，至今在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中，都还残存性舞蹈的孑遗。例如：麻江苗族在吃满月酒时，有一种迎外婆骑马仪式，“作木棒、扫把、萝卜之类夹于腿问象征男性生殖器，互相拥抱作房事状，狂欢跳舞，不避生人，若有生人路过，舞者即迎上作手语：左手拇指和食指握成圆圈，右手食指反复插入，象征性交，意在以此庆贺添人进口，家兴室旺，民族昌盛。”（宋兆鳞《生育巫术对艺术的点染》，《文博》1990年第4期）
广西融水苗族跳芒篙舞时，表演者脸戴木雕怪样假面具，身上用稻草灰涂得乌黑，使人看了狰狞可怕，一般在春节期间演出。演芒篙舞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消灾免难，举家平安；另一方面是祈求多子多孙，人类繁衍，故而有芒篙去追逐妇女作性交的象征动作。（杨蜴国《论原始宗教村民俗的影响》，《贵州民族关系研究》1988年第1期）
贵州彝族也有一种交媾舞。“撮泰老人每到一家，主人都要备下酒肉，表示欢迎。在同辈的人家，撮泰老人还要唱彝族古情歌。在多婚多年未能生育的夫妇家，阿布母与阿达母还要作一些交媾示意状，以引来隔年生子”。（庹修明《贵州民族民间傩戏与民俗》，《苗岭风谣》1988年第4期）
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摆手舞也有交媾的动作。《永顺府志·岁时》：每岁正月初至十七日，男女齐集，鸣锣击鼓，跳舞唱歌，名曰“摆手”。该舞有许多场面，其中头一场为“毛古斯”，有唱、舞和其它动作。先出场的是老“毛古斯”和若干小“毛古斯”，每人都穿衣、树叶，头戴草帽，下垂五根辫子，腰上捆一根草扎的“粗鲁棒”，长115厘米，象征男性生殖器，头下用红布包着，据说这是象征交媾、繁衍。跳舞时双手捧着男根，或左右摇摆，或前后跳跃，内容有敬祖先，敬梅山，悦神等。（向渊泉《摇手舞探源》《北大民俗通讯》1986年第14期）
湘西通道侗族每逢天灾人亡，都要设庙求子，由“金郎”两人扮侗族始祖——姜郎、姜妹，他们戴上赤红突眼的面具，手拿一根米长的木根。赶庙会的人也手拿一根棍子，认为该棍即是决定孕育的男根，然后将一头披红挂绿的母猪牵出来，众人团团围住，姜郎用木棍戳母猪的后臀，使母猪乱跳，它跑到哪里，哪里的人就用棍戳猪屁股，这实际是一种古老的交媾舞，只是以母猪伴舞，必须击鼓，敲木鱼，唱求子歌。湘西江水县的瑶族举行还盘王愿时，后一天是求子活动。师公必跳“狗绊臀舞”。由两个师公扮一男一女，并用一根红布带从胯下穿过，每人系一端，背相对，手撑地，以腿勾结，边跳边淫逗。（巫端书等《巫、我与神话》第21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云南红河哈尼族的“若独独色色舞”，也是一种交媾舞，人以树叶、棕片遮身，展示男女戏嬉、追逐、交媾的过程。黄昏后，夜幕渐渐降临，青年男女便公开搂抱在—起，三三两两地进入山林。在这里，交媾舞是野合的前奏，而野合是交媾舞的归宿。
汉族地区也有类似的舞蹈。广东番禺居民在喜庆时，有—种鳖鱼舞，几十人举着鳖鱼(龙头鱼身，以竹蔑扎成)，上下跳跃，左右摇摆，作鱼戏水、噙茜、交配、散卵等动作。目的是去灾、求子。广西合蒲县张黄、归州、白石水、小江等地，春天插秧完毕后，人们都到野外搭棚厂，厂中悬神像，先杀牛羊祭神，“同时打扮一男一女，穿起奇怪的道服，带着假面具在棚上互相歌舞，做出种种丑态，以取笑于观众为能事。说村话、干野察，曰“跳峪头”。其目的是“驱除妖魔，使年有成”。据近年调查，在跳峪头时，舞者还手拿一个扁担式的男根，作交媾状。
在淮阳祭人祖时，还跳一种巫舞，名曰“担花篮”。据说这是敬“老毋娘娘”(女娲)的，以舞悦神。舞者穿黑衣服，以黑纱包头，后垂于地，肩上担着龙凤小花篮。由四人组成一组，其小一个打经板，三人边歌边舞。有意思的是，这种舞蹈只能由妇女跳，在妇女内部传授，男子被排斥在外。在跳舞过程中，人们必须以黑纱式脚勾挂，作交媾状态。这也是交媾舞的遗风。类似舞蹈在其他汉族地区也不少。
性舞蹈的存在是世界性的现象。世界各地土人的舞蹈，差不多都含有性的意味，如被有些现代人斥为俚俗的土风舞，即是指其中有明显的性内容。印度的舞蹈这方面内容也较突出，尤以萨蒂和悉法的信徒选以婿神的跳神舞为最甚。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种“水牛舞”，其中有个人腰间带有一个雄伟的阳具，经过一番做作后，在场的女人就一涌而上，把它扯下来，扛着游行。阿拉伯及中美洲墨西哥各部所流行的“太阳舞”也有类似的情形。巴西的印第安人，通常裸体，只是在舞蹈时穿衣服，但那时也还要把人造的性器模型挂在衣服上。（朱云影《人类性生活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魏勒在他的《性崇拜》一书中还指出，美国的霍比人在新火典礼时，要有九天活动，由四个团体参加，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取出圣火，并拿着生殖器模型，进行交媾性舞蹈。古代叙利亚人在过子宫节时，女人裸体，男人尾随以木棍触她们的腿，吻她们的腿甚至阴部，男女混杂，狂舞不已。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对原始人来说，舞蹈中有大量的性内容，这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在许多原始民族的舞蹈里，男子性器官的卖弄，有时候是一个很鲜明的节目，原始的舞蹈又往往富有性的含义，这一点的卖弄自属有所不禁。”（霭理士《性心理学》第88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这种情况即使在现代文明国家也有存在，在舞蹈中有一些性挑逗的动作，只是不如原始初民或土人舞蹈那样赤裸裸罢了。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对性的崇拜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而中华的先民在这方面遗留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在生活的实践中将男女和合的美好感受，升华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高度，将人的所作所为与大自然的生息紧密相连，从而为中国古老的文明奠定了一个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这正是构建、推动房中术的源泉和动力。
这种底蕴深厚的思想理念，在汉墓画像石上伏羲、女娲像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这些伏羲、女娲像，多作互拥交尾状。一般的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伏羲、女娲分别手捧太阳与月亮，意为伏羲是太阳神，是阳精；女娲是月亮神，是阴精；两者交合，取义阴阳和合，滋养万物生长。笫二种是伏羲、女娲分别手持规矩，意为伏羲执规画圆以象征天，女娲执矩画方以象地，取旨于伏羲、女娲是天地宇宙之主。还有一种是在伏羲与女娲之间，夹了一位笫三者，两只胳膊紧紧地搂抱着伏羲、女娲，这是一位特殊的神灵。《庄子·大宗师》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故可称他为“气母”。依中国古史的传说，女娲是创造人物的伟大母亲，伏羲是中华人文的始祖。可见气母也即宇宙开辟之神，他搂抱着天神伏羲与地神女祸，构成了完整的天地宇宙。上述的这些伏羲、女娲图，都突出了“交和”之意，男女交和，日月交和，天地交和，阴阳交和，万物交和，交和则元气贯通，万物滋长，天地长存。而这种追求男女性生活的和合与和谐的思想，正是后来的房中术的核心理念。
总结以上所言，从史前时代、夏商至晚周时期的原始巫教中，我们可以见到，后世道教养生学中的导引、气法、房中、服饵等功法，已于原始巫教中肇始、萌芽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思想方面虽尚处于蒙昧的阶段，但已透露出重视元气、强调和谐的观念，从而为后来的阴阳学说、天人合一观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本文作者李远国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气道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陶器-彩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２０５万年至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万多年的灰陶、有８０００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白陶、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彩陶
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元明清菊花纹瓷器
菊花，作为古代最为推许气节的花草之一，自古就被以为能轻身益气，令人长命有征。菊花还被看作花群之中的“隐逸者”，并赞它风劲斋逾远，霜寒色更鲜，故常喻为君子。菊花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汗青，从宋朝起民间就有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会，菊花又被赋予了祥瑞，长命的寄义，中国历代墨客，画家以菊花为题材吟诗作画浩繁，因而历代也留下了以菊花装饰陶瓷的名品佳作。
清乾隆 重阳菊艳款内青花外蓝地洋彩开光菊斑纹大碗
清嘉庆 蓝地轧道粉彩开光菊斑纹碗
宋代：纹样奇丽 宋代陶瓷精致绝伦，其特有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使其到达了汗青新的高度。宋瓷的装饰题材，喜用花草纹饰，纹样奇丽，线条流通，表现了清新、典雅的艺术特色。此中菊斑纹成为花草纹样中具有代表性的纹样之一，菊斑纹被大量广泛应用在陶瓷装饰中，所涉及到的窑包罗定窑、耀州窑等浩繁名窑，装饰技法种类繁多。今后，陶瓷菊斑纹装饰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宋代 湖田窑六方菊斑纹带盖梅瓶一对
耀州窑青釉模印缠枝菊斑纹碗（北宋）
宋代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纹注碗
元代：技法为主 元朝的创建，竣事了恒久战役和分裂的局面。但战役也对经济和文化的粉碎很大。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必要，对于陶瓷业的发展是比力器重的，元青花受蒙古族文化、汉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三种文化的结晶。其装饰性的构图方式，慎重的色彩，灵动的釉下绘画体现力，使得陶瓷菊斑纹装饰进入了以绘画体现技法为主的期间。别的，由于元代工艺美术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菊斑纹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饰以菊斑纹饰的陶瓷造型、装饰和体现内容也随着期间的发展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元 青花菊纹鼎式带座炉
元 青花花草纹小罐
元代菊斑纹以青花瓷上为典范，其装饰风格是花瓣多不填满留白边。花蕊多画成网络状葵花形，或成由里向外旋的螺旋纹。菊花在元青花上做主题纹饰及辅助纹饰均有，为了强化陶瓷菊斑纹的祥瑞寓意，陶瓷菊斑纹每每与其他象征性的纹饰组合，共同表达优美的愿望，菊斑纹以及菊斑纹与别的纹样的组合所体现的祥瑞内容重要有福、寿宁静安等几个内容。比方菊花和牡丹、莲花组合寓意“富贵连寿”，秋葵、芙蓉、菊花、鸡冠花、石竹、桂花、海棠、南天竹、兰草九种秋草的纹样图寓意九秋同庆。
元代 青花折枝菊斑纹梨壶
元 青花菊纹鸟食罐
元代 白釉黑彩折枝菊纹四系瓶
明代为我国陶瓷史上的成熟与繁盛时期。明初由于统治者接纳了一系列的步伐和政策，促进了其时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加之社会相对安定，都会的繁荣，也增长了手工业的需求。因此手工业在明代有较大的发展，这此中天然包罗陶瓷行业的生产。此时菊斑纹在瓷器上的绘制较前面几个朝代相比也更加广泛。明代有菊斑纹的瓷器仍旧以青花为主，同时期品种也更加多种多样，釉上彩、斗彩竞相成为新的时好。但是由于期间的差别、君主的喜欢、技能的进步、质料选用等缘故原由，明代陶瓷上的菊斑纹也具有差别的情势体现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菊纹大碗
明 龙泉窑青釉暗刻菊斑纹花盆
明代前期菊斑纹多承袭元代青花瓷器纹饰，且这一时期菊斑纹最为多见。在此期间的官民窑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青花菊斑纹饰也是丰富多彩。此期间菊斑纹饰花形饱满，纹饰简约浮夸，线条生动流通。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菊斑纹墩式碗
明洪武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菊纹碗
明中期的正统至天顺年间由于皇室争取权位，内忧外祸非常严峻，在这期间官窑菊斑纹所见甚少，多为民窑瓷器。成化至正德年间政治趋于稳固，经济开始繁荣，以是瓷业生产形势好转。成化菊纹以平静淡雅为重要特色，特殊是斗彩菊纹，典雅风雅，固然构图上有图案化倾向，但花朵较为写实。
明中期 龙泉窑菊斑纹花盆
明中期 折枝菊斑纹青花大盘
明代后期是政治、经济开始渐渐走向衰落阶段，制瓷业也受到了影响，质量显着降落，除少数宫廷所需器物精致外，大部门产物制作较为粗糙，工艺不精。这一时期菊斑纹瓷器，构图虽较为疏朗，但绘制粗糙，不精致，艺术成绩感不高。
明后期 龙泉窑菊瓣纹盘
清代：色彩美丽 清代是中国传统瓷器在封建王朝的千年瓷器长河中的最后绝响，它的艺术成绩在本日依然光彩夺目，尤其是康乾盛世创造的光辉，更是本日难以逾越的。由于官窑的制作每每是不吝工本的，如许就创造出了像琅彩、粉彩、素三彩及一系列的单色釉新品种，使彩瓷更加丰富多彩，缤纷辉煌光耀，蔚为大观。由此，陶瓷菊斑纹装饰进入了彩绘的期间。清康熙 五彩菊斑纹杯（一对）
清雍正 粉彩富贵长命图折腰碗
清嘉庆矾红描金菊斑纹长颈瓶
清代陶瓷菊斑纹装饰技法尤为丰富，另有不少创新。装饰伎俩综合了前朝的多种工艺，各种高温色釉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包罗万象。又创造了粉彩、珐琅彩、等新品种，此中以珐琅彩、粉彩装饰菊斑纹为主。工细写实是清朝时期陶瓷菊斑纹形态的典范特性，色彩和造型均酷似大天然中的菊花。与明代相比，清代的写实菊斑纹画工更为精致，色彩美丽，尤以粉彩、珐琅彩菊斑纹称绝于世
清雍正 粉彩锦地菊斑纹盘口瓶
清乾隆 青花粉彩菊斑纹天球瓶
清道光 蓝地轧道粉彩开光菊斑纹碗
菊斑纹饰象征长命，又用以体现人不屈不挠的气节，此显着地从菊花有耐霜雪的特性引申发展而来。人们赋予了菊花品德化的精力，成为陶瓷上的常见文人画题材。她又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花色有黄、白、红、紫等，五彩缤纷，引发各人对优美生存的无穷向往。
清光绪 永清庆长春款 黄地墨彩菊斑纹长方形花盆
清道光 黄地轧道粉彩花草开光菊斑纹碗
民国初 洪宪款 粉彩菊斑纹赏瓶
什么是菊花纹？怎么辨识不同时期的菊花纹？
菊花，古代又名节华、更生、朱赢、金蕊、周盈、延年、阴成等别名。菊花是我国的传统花卉之一。《山海经·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其草多鹅”。菊花是“长寿”之花，据传在G县以北河岸上芳菊丛生，其水颇秀，有个叫胡广的人得了病，常饮此水，后大病痊愈，竟长命百岁。还传说朱孺子常饮用甘菊花和梧桐子泡的茶，后成了神仙。古人认为菊花能轻身益气，令人长寿有征。菊花还被看作花群之中的“隐逸者”，并赞它风劲斋逾远，霜寒色更鲜。故常喻为君子。菊和兰都是文人极喜爱的花，将菊花纹样赋予多种多样的含意。
菊花纹是瓷器装饰纹样之一。菊也作“鞠”，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为极佳的观赏花卉，并可入药，农历九月开花，花色繁多，千姿百态。菊花在百花凋零之际盛开，被文人视为不畏强暴、坚毅的象征，多在瓷器画面上有所反映。
宋代菊花纹：宋代形式上刻、画均有，刻花以耀州窑为代表，画花以磁州窑系为代表。宋代的菊花比较写实。
元代菊花纹：元代菊花纹以青花瓷上为典型，特点是花瓣多不填满色，留白边。花蕊多，多画成网络状葵花形，或成由内而外旋的螺旋纹。大多菊花画成缠枝画花。
明代菊花纹：明初菊花还用得多，花单独用。明后期多同有关人物画在一起，如陶渊明爱菊图之类。明代菊花的特点是：花瓣变得比较小，花蕊变大作旋涡状。
清代菊花纹：清代菊花纹亦有画者，但无多少特征。雍正粉彩盖碗上所画菊花生动形象，色泽娇艳。（
船形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壶身形似菱角，顶部有杯状壶口，两个圆环形器耳分列于两侧肩部。在壶口下方、器耳之间的壶体侧面以黑彩绘制网格纹，网格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等。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转化而来，基本是将纵向的瓶身横置并稍加变形，将瓶口移到壶身的中央，再将本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肩部而成。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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