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瓷器鉴别。
由陵釉下五彩瓷，是世界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刚一问世，就与世界博览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博览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到201O年的上海世博会，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醴陵釉下五彩瓷历经几番风雨，见证几度沧桑，总是以至高品质和开放的姿态面向世人，接受世博会的检阅，为中华陶瓷文化的世博之路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世博情缘
瓷器历来是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重要展品，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许，世界人民认知中国，正是从瓷器开始。它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度的美誉。以至于英文单词里把中国和瓷器都称为“china”。从187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起，中国的陶瓷工艺品就一直深受西方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喜爱。精美的瓷器工艺品在世博会上的争奇斗艳，赢得不同肤色的群体连连喝彩。
扁豆双禽巴拿马瓶
而真正让中国陶瓷大放异彩，是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中国湖南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金奖。该瓶是191 1年由湖南瓷业公司创作，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因而被誉为“醴陵的玫瑰”、 “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其实，此前的1909年到1911年问，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就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以“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至高品质博得广泛的好评。由此可见，醴陵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以高起点、高品质和很高的开放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五彩窑梦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诞生才一百余年。它是如何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业绩呢?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与近代文化名人熊希龄密不可分。清政府官员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后任民国总理。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同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与文俊铎一起对醴陵瓷业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分析了醴陵粗瓷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1905年呈书湖广总督端方，不久获得清政府批示和总督资助，并由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国内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口下五彩瓷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
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技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涤尽尘嚣、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三、辉煌历史
至今，醴陵釉下五彩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也遭受过几起几落。特别是建国前战乱频繁，国力衰弱，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几度陷入低谷。建国以后也因“文革”动乱而遭受种种挫折。但最终还是以其过硬的品质而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其中，尤以“毛瓷”和国宾礼品瓷最负盛名。建国以后，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国宴瓷，常出现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场合，同时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给外国元首的国宾礼品瓷，因而有“国瓷”的美誉。醴陵为毛泽东主席特制的专用瓷器则被称为“毛瓷”。并赢得“红官窑”的美誉。
醴陵制作主席专用瓷始于1958年。从成功试制“蝴蝶蓝”胜利杯开始到1 974年，前后有五、六次生产经历。生产有各种规格、各种画面的餐具、茶具、文具，数量约1500多件(套)。主要的装饰画面有月季、芙蓉、菊花、梅花、山茶花等。由于制作技艺精湛，瓷质典雅清秀，品质卓越，意蕴深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深受主席喜爱。
昔日的主席用瓷，今日成为了收藏珍品。毛主席生前用过的醴陵制主席用瓷连同其他生活遗物都永久珍藏在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有少量流入社会的毛瓷则成为收藏极品，引发了毛瓷收藏热。就连市场上的仿毛瓷价格也不菲，倍受人们青睐。上世纪60年代以后，醴陵还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王震、江泽民、胡锦涛等以及为全国人大、政协、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制作专用瓷或礼品瓷。醴陵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国宴瓷”是由周恩来总理1964年亲自选定。长期以来，醴陵釉下五彩瓷一直是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场所的专用瓷。从1959年开始，醴陵还先后为中央民族文化宫、中国军事博物t宫、首都工人体育场生产了大量的陈设艺术瓷(俗称“三馆瓷”)，总计有釉下彩瓷器5万多件(套)。
几十年来，醴陵为国家特制的各种国宾礼品瓷主要有：周恩来总理出访礼品瓷“釉下五彩玉兰花奶杯、碟”、 “釉下五彩石榴花罗汉茶具”；王震赠外国友人礼品瓷“豆青釉雕刻菠萝纹天球瓶”；邓小平赠日本天皇“釉下五彩松鹤长春文具”，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釉下五彩潭鹅夜月挂盘”；江泽民赠美国总统克林顿“釉下五彩红花茶奖杯茶具”，赠法国总统希拉克“釉下五彩鸳鸯戏莲花乌挂盘”。醴陵金煌特制2004年雅典奥运会赠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现任主席罗格的“釉下五彩扁豆花鸟纹世界和瓶”。此外，醴陵还先后为联合国特制了专用瓷，为亚非国家苏丹、刚果、扎伊尔、也门的总统府、人民宫制作专用瓷。这些国家礼品瓷，由于是特制品，其数量很少，而今都成为了稀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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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下五彩瓷：中国“环保瓷”鼻祖
完全用纯手工制作的釉下五彩瓷器，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由湖南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历史的釉光——醴陵釉下五彩瓷珍品展》日前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这是首博为了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份文化贺礼。
“环保瓷”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湖南醴陵瓷素有“中国陶瓷花炮历史名城”的美誉。清代末年，为了降低日用瓷中的铅毒，醴陵市独创了清雅、素洁的釉下五彩瓷。醴陵的釉下五彩还采用了“三烧”的制瓷办法，其成品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等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这不但是工艺革新的划时代创举，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环保意识的起源。新中国成立后，釉下五彩瓷获得“国瓷”美誉。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手工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专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醴陵釉下瓷”传承人陈扬龙：
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100多道工序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工艺流程及特点?
陈扬龙：现在，很多手工艺品在现代化、机械化的冲击下，都实行了流水线作业，但是，醴陵釉下五彩瓷始终保持了手工制作的特点。在从选择原料到制成瓷胚烧制的过程中，要经过100多道工序。烧制后其观感不同一般，可以散发出如同玉一样晶莹、润泽的感觉，这也是釉下五彩的特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三烧”的简单流程?
陈扬龙：经过了“三烧”才能有釉下多姿多彩的特性。醴陵釉下瓷采取的是很高的细瓷生产工艺，第一次，用800℃到900℃的温度把泥坯烧成素坯，然后用陶瓷颜料在素色坯上作画。画完以后再上釉，所以它才被称为釉下。然后再放进窑中，用1380℃到1400℃的高温进行第二次烧制，出窑后再对它进行校形、洁面，然后再次入窑用高温炼出。
釉下五彩瓷茶具与饮茶文化
饮茶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发于神农，兴于唐朝。中国茶文化糅合了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瓷器与饮茶文化一样，是历史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当两者碰撞在一起时，交织出的是震撼心神的美。今天小编就和您说说精美的釉下五彩瓷茶具与饮茶文化。
饮茶离不开茶具这个载体，精美的茶具也可以增添饮茶的趣味。那么如何正确选用茶具呢？选择茶具的前提是熟悉茶具的功能和特性。现在常用的各类茶具中以瓷器茶具和陶器茶具最多，其次是玻璃茶具。
瓷器茶具传热不快，保温适中，与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沏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而且造型美观，装饰精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陶器茶具造型雅致，色泽古朴，特别是宜兴紫砂为陶中珍品，用来沏茶，香味醇和，汤色澄清，保温性好。透明的玻璃杯可观赏到茶的优美姿态，能充分展现茶叶的形与色，品味茶香滋味，因而适合芽叶优美的茶叶冲泡。
此外，茶具的选用还须注意到几个需要。顺应茶的需要，因为每种茶叶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特征，所选茶具的色泽、质感要与所泡茶也的特质相互协调。顺应人的需要，在不影响茶的色、香、味、形之美的前提下，茶具的搭配选用要考虑到人的因素。顺应艺的需要，不同类型的差异展示，对茶具组合有不同的要求。如宫廷茶艺要求尽显华贵的茶具，文士茶艺要求典雅的茶具，宗教茶艺要求形式庄严的茶具，民俗茶艺要求本色质朴的茶具。
釉下五彩茶具其选料精细、做工考究、胎质坚细、玲珑剔透、釉面光滑、晶莹润泽。有一种玉石般的感觉，是既有品位又有收藏价值的瓷器。而且，釉下五彩瓷无铅毒，耐酸碱、耐磨损，永不褪色，是健康、精美的茶具的首选。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四）
1949年全国得到解放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随着整个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至1955年，醴陵釉下彩瓷也就像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这一釉下五彩名瓷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和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器解放前整整二十年停止了生产，因此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才在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失业还家务农近二十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吴老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传给了后辈，通过与唐汉初一起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釉下五彩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烧造工艺上讲，进行了种种改革，如柴窑改煤窑，三烧制改为两烧制等，大幅度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还有国光、星火、永胜、新民以及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从题材内容上讲，过去多采用花卉装饰，而现在的彩饰题材却是博采万物，诸如花鸟、山水、虫鱼、人物、走兽和传统题材中的龙凤、历史故事以及书法印章等，无不反映在釉下彩瓷的装饰中。从装饰手法上讲，除了在勾勒的功力上较之过去的最高水平不免还稍有逊色外，其余在纹样的构成，色彩的处理、操作的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历史的水平。彩绘设计人员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艺术，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纹样，使釉下五彩的装饰艺术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其产品既有各式各样的陈设瓷，还有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各种日用器皿。这些产品，有的被选为国家用瓷和国家礼品瓷，有的远销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历年来还有不少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艺术展览。并多次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为促进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中华发展民族增添了光彩。
五彩瓷特点 五彩瓷历史
在陶瓷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陶瓷衍生出的各类品种瓷器多不胜数，就拿景德镇陶瓷来说，分为如下种类：雕塑、青花、釉里红、斗彩、粉彩、古彩、五彩、新彩、颜色釉、综合装饰以及现代陶艺。就釉来说分为釉上彩、釉中彩和釉下彩。瓷器一直是收藏界的宠儿，不管是高古瓷、青瓷、白瓷、黄瓷、蓝瓷、绿瓷等单一色泽釉色的瓷器，还是官、哥、汝、定、均五大宋窑、明清瓷器等等，都一直是藏家追寻热门。值得注意的是，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
瓷器种类的划分必须是有依据的，不同的依据就会有不同的划分。如以用途来划分、以器型来划分等。通常我们以釉色作为划分瓷器的标准，这是由于瓷器的外表釉层不仅可使瓷器表面光洁，更具有实用性、观赏性，而且纵观中国的陶瓷史，釉色的变化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不同历史时期各地瓷窑生产出的瓷器产品，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釉彩品种。
五彩瓷是我们汉族的艺术珍品，它的出现是在继承和发展汉族传统彩绘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五彩瓷，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其胎釉和青花、斗彩相似，色彩鲜艳多样，主要为红、黄、蓝、绿、紫、黑等，但以红彩为主。其实它的五彩所指的是分布在瓷器釉面上多种颜色的彩，而并不一定指瓷器釉面上只有五种颜色，多于或少于五种彩的陶瓷，在习惯上也同样称之为五彩瓷，但是一定要有红色。
宣德青花五彩云龙鸳鸯莲花藏文碗
很多人认为五彩瓷出现在明代早期，大约是因为收藏于西藏萨迦寺的三件明宣德青花五彩瓷器，两件为宣德青花五彩云龙鸳鸯莲花藏文碗，另一件为宣德青花五彩鸳鸯卧莲纹高足杯，当为珍品。在杯身外口沿上，青花绘一圈龙纹，下腹部五彩绘鸳鸯卧莲图，杯内口沿青花绘一圈藏文，为吉祥之意。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西藏地区烧制的瓷器。早期五彩在元代成型，当时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中国瓷业生产的中心，“枢府窑”的瓷器为五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清朱琰《陶说》记载：“新烧大足素者，久润。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这一评述认为，作为新品种的五彩器不如元代以白为主的枢府瓷、卵白瓷和青花瓷好，反映了元代尚白的审美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元代有五彩瓷这样一个事实，恰是一个有力的注脚。
宣德青花五彩鸳鸯卧莲纹高足杯
明代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明代五彩瓷器装饰以浓重艳丽的红彩为主，显得热烈而鲜明。明代各朝都很爱用红彩器，这就给红彩器的出现和釉上五彩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明代出现以红色为主的彩瓷，可能与洪武皇帝以红色为贵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五彩瓷得到很大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嘉靖时期五彩非常的高端大气，烧造也更加成熟，表现非常丰富。当时五彩器多以红、绿、黄三色为主，以紫、赭色为辅，以釉下青花代替蓝彩，色彩艳丽，图案花纹布满器身，纹饰繁茂，画笔灵活随意，色彩以浓红艳绿取胜。其造型丰富，有瓶、觚、罐、壶、葫芦瓶、壁瓶、鱼缸、钵、酒器、盖盒、插屏、香炉、绣墩、灯台、棋盘、棋罐、花盆、脸盆、碗、盘、碟、杯以及笔架、印盒、砚台、笔管、砚滴、笔洗、笔盒等文具。五彩瓷在明代出现并兴盛绝非偶然，这完全是陶瓷文化经发展积累到其时被催生而出的一种必然现象。
五彩天马纹盖罐
嘉靖、万历五彩瓷器纹饰多样，绘画多是正面花卉，画面无阴阳、反侧、凹凸之分。人物面部多用青花勾画轮廓线，其他轮廓线多用红、黑、赭或青花勾画。用笔老练刚劲，构图饱满，纹饰之间相互呼应，充满动感。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吉美博物馆馆藏的五彩天马纹盖罐，明嘉靖，通高18.0cm，口径8.5cm，足径8.7cm。其罐直口、短颈、圆腹、圈足、附伞形盖，盖顶置宝珠形纽，通体釉上五彩装饰。腹部绘四匹天马在云海间跃奔，颈部绘蕉叶纹，肩部绘缠枝莲纹，近足处绘变形莲瓣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此罐胎坚釉润，构图严谨，突出使用红、绿二彩，并以黄、黑、紫彩作局部的点缀，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嘉靖的彩通常是大绿大红大黄，就是农村最为喜庆又最为世俗的这些颜色，非常抢眼非常跳。红、黄、绿包括配的釉下青花都是如此，红黄蓝绿是非常喜庆的颜色，同时也透着一种古拙，特别是在嘉靖朝虽然用大红大绿，但是却使用得非常好，很舒服，有种古拙之美，并不会让人觉得难看不舒服。嘉靖时期的矿物料特别有特点，也很好分辨，它早期的矿物料是有一定的厚度感，不像现代釉子可以用化工调配，可以用机器球磨机打磨得非常细，打磨的细密程度是古人所打磨的十倍一百倍以上，但是过去的矿物料都打不到那么细，所以说他的矿物料是有一种厚度感。在当时对于陶瓷的利坯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他的坯胎修的不是特别的规整，圈足也不是非常的圆，泥鳅背也不是做得那么滚，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粗犷的感觉。加上整个底足，除了圈足不挂釉的部分，其他挂釉的部分挂的不是很均匀，经常会有漏掉的地方或者是挂的不均匀，整个底胎釉子挂的不是很规整，有时候凹凸不平，边沿不是很整齐很圆。总的来说，当时的不管是釉还是坯还是色彩都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并且欣赏的，感觉那就是代表着那个时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只能那时候做，现在也做不出来。
清代五彩瓷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宫廷对其的宠爱。清初，康熙年间在北京皇城设造办处，归内务府所管。清代粉彩、五彩瓷器等，均是由景德镇造模拉坯做成半成品，而后送入宫廷造办处由宫廷画师专填彩描摹再次烧造。由于皇帝的喜爱，很多造办处所产精美瓷器亦有皇帝参与设计。清代康熙五彩瓷在绘画、画风上面的表现力比较之前就更加的细腻，更加地具有层次，他的材料的过渡和运用也更加地有手法的多变以及他的层次感，包括颜色多样化也都变得更加的娴熟，康熙朝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包括整个画风，细节的处理，细腻的刻画，都更进了一步，整个康熙朝的器型变得多种多样，比明代的器型变得扩充和增加，特别是康熙朝的器型，包括棒槌瓶、凤尾尊、各种的罐、壶、瓶。康熙五彩的最大特点是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由于有了深色调的蓝和黑，使得康熙五彩的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康熙时蓝彩烧成后的色调，其深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黑彩又有黑漆般光泽。康熙五彩瓷，绘画工致精丽，生动传神，改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只重色彩而不讲究造型的粗率画风。其收藏价值亦是很高，简单举个例子，清康熙的五彩“果鸟图”臥足碗以15,220,000HKD拍出。此碗卧足馒头心碗，器型娇小，绘图入微，细笔丝毛，宛如花鸟绘画，精致仅见。上绘画眉，生气盎然。画眉，因目有白圈，如白眉，故名，其声婉转悦耳，乃常见笼鸟。瓶上画眉伫立桃枝，上结饱满硕大的桃实。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鸟谱》，记录各鸟名称、特征、习性及居所等，其中有绘画眉册页，所画之鸟与瓷碗上的十分相似，立于桃枝之上，花繁叶茂。
五彩瓷的图案是以装饰性语言展现出来的，它的构图、画法以及所使用的线条，均追求一种形式美规律。正是这种装饰性的彩绘语言，形成了五彩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釉下五彩的欣赏和收藏
醴陵釉下五彩陶瓷作品因其具有独特的美感和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巨大的保值升值空间，成为深受欢迎的收藏新品种。但是，面对琳琅满目的陶瓷作品，初入者感到无所适从，专家就釉下五彩陶瓷作品的欣赏和收藏谈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专家认为，一件优秀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一般来说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征才具备保值升值的潜力，才值得斥资予以收藏。
第一、优秀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的画面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作为高档艺术品，第一时间带给人强烈而且持久的美感是必备的首要条件。陶瓷艺术作品的美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欣赏。一是陶瓷绘画的题材本身给人美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比如去年是虎年，许多画家喜欢以老虎为题材。但是在画面的布置上就有许多技巧。首先是选择画一只、一对，还是一群老虎；其次画面中老虎的朝向是上山虎还是下山虎；不同的人能够从相同的画面里解读出不同的信息，能否引导观众理解绘画创作的初衷？一般来说，一只老虎代表王者独尊，但是往往也就是孤独和霸道的象征；两只老虎入画一般来说就应当是一公一母，一卧一踞，一正一反，一慈一威，才能给人以和谐的感受。如果选择花卉作为创作题材，花朵的数量同样也有讲究。画的太满则没有灵气，太疏就显得单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六、九”的数量都可以代表多数的意思。“三”还可以给人稳定的感觉，“四”有四季发财的寓意。至于山水绘画的留白更是被视为画面是否具有生气的首要标识。
第二、优秀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是装饰和器型的完美结合；釉下五彩瓷从根本上说是装饰工艺，那么所有的装饰工艺的最终结果首先必须是和作品器型的完美结合。绘画题材也好，绘画技能也无可挑剔，如果和器型不协调，仍然只是一件失败的作品。不同的陶瓷器型有不同的视觉重心，不同的绘画题材也对器型提供的观赏面有不同要求，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谈得上美感。这也是许多宣纸上的绘画高手，到陶瓷上进行创作很难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相比较宣纸的平面构图，陶瓷创作实际是在立体的瓷面上进行构图和布局，在欣赏过程中和对宣纸作品的一览无余相比较，也具有独特的移步换景的功能。一件好的作品会让人觉得绘画是对器型最为合适的装饰，而器型也是表现这一题材的最好形式，二者达到高度统一和协调。
第三、优秀釉下五彩陶瓷作品还要充分体现釉下五彩的工艺特色。釉下施彩、高温发色是釉下五彩的基本工艺特色；晶莹剔透、色彩明快、清新脱俗、淡雅精致是釉下五彩的基本观感；发色稳定、永不褪色、耐酸耐碱、无重金属有毒元素析出是釉下五彩基本的物理性质，也是釉下五彩与同时期釉上彩、粉彩、低温红等其他装饰工艺相区别的标准。只有烧制温度达到1380度以上、发色纯正稳定、釉面完整均匀、釉质通透的陶瓷作品才称得上是一件优秀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比如斗彩就是在某一种或几种颜色无法通过釉下五彩工艺烧造出来的前提下，不得以而采用釉上低温发色原理进行补充，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不完善的釉下五彩工艺。
第四、优秀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还必须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同一绘画作者，能否代表他创作的最高水平？对于釉下五彩发展的某个时期，某一种特别的工艺尝试，这一件作品能否具有代表意义？这些因素往往就决定了一件作品的实际价值和升值空间。例如在醴陵陶瓷生产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使用具有放射性的氧化铀作为黑色的发色剂，称为艳墨，有一段时期组织尝试使用各种稀土颜料作为发色剂，这些尝试的过程本身具有鲜明的时段性，产生的作品数量也非常有限，甚至随着工艺的改进和颜料的替换，在没有可能进行复制，这些作品自然也就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值得收藏界广泛关注。
接下来谈谈陶瓷收藏品的收藏问题，对于一个釉下五彩瓷收藏爱好者而言，得到一件好的作品只表示收藏工作刚刚开始，如果束之高阁，等着作品升值，虽然也无可厚非，但本人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一个釉下五彩瓷的倒爷罢了。
专家认为，针对一件优秀的釉下五彩作品，收藏者至少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给自己的藏品一个精准的名份；自己的藏品究竟诞生在哪个年代，那家瓷厂，是哪位画家在什么心情背景下创作的，在整个釉下五彩瓷的生产历史上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能否用一句简单明了的定义来界定自己的藏品？这就需要藏家花心思下气力弄清楚藏品诞生的相关背景，这个了解的过程也就是增长收藏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明晰产品价值所在的过程。
二是适当予以推介和交流。所谓奇货共赏析，釉下五彩瓷终究是一件不同于金银之类保值的等价交换物，而是可以提高收藏者艺术素养的艺术品。适当进行推介，发挥艺术品怡人悦己、陶冶情操的功能，使一件优秀的釉下五彩瓷作品能够更加充分的发挥其价值，这也应当算是收藏者的义务之一吧。必经现在已经不是倡导财不露白、锦衣夜行的年代了。
百年老照片见证醴陵瓷业史
照片局部，前排左二疑为熊希龄。李春璞 翻拍
本报株洲讯 (记者 李春璞)近日，株洲当地网站上出现了一张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湖南官立瓷业学堂的老照片。昨日，照片发布者、网友“枫叶故事”，向记者介绍了这张珍贵照片的背后故事。
这是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上方写有“湖南瓷业学堂撮影”几个繁体字(“撮影”在日语中有“留影”、“摄影”之意)，照片背面则题有“大清国湖南省醴陵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写之”的字样。“枫叶故事”介绍，从照片正面及背面题字可以判断，这张照片应该是一位日本摄影师所拍。他按照上述文字的提示，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照片中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原来就是中国最早的陶瓷学校。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熊希龄有不解之缘。曾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产生以实业救国的想法。光绪三十年(1904)初，熊希龄赴日考察教育与工商业，目睹日本瓷业发达，技术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考察回国后，熊希龄将考察了解情况与日本瓷业比较，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得到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省府特拨付12万两白银做开办费。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熊希龄亲任校长。第二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了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并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闻名于世的釉下五彩瓷器，同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瓶荣获金牌，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根据照片背面的文字记载，这张瓷业学堂师生的照片摄于1907年12月17日。照片中，绝大多数学员身着日式校服。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学员将发辫扣于帽中。“枫叶故事” 从相貌和年龄判断，坐在第二排正中的男子似为熊希龄(记者上网搜索熊希龄的资料照片，发现确实很像)。他的左侧应为中方教员，而右侧6位短发男子应为聘请的日方教师。
“枫叶故事”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搜集老照片，目前已经拥有数百张民国时期老照片。这张老照片作为醴陵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一页的见证者，具有重要价值。
追忆邵大亨百年经典茶壶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大亨紫砂钟德壶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那时笔者自日本回国，在家乡宜兴长住。虽北上京城已经势在必行，但阔别已久的故乡及亲友的确让人难舍难分，尤其是与亦师亦公(乡语爷爷之意)的顾景舟，我们整日天南地北地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先生和我谈起了历代紫砂制壶的名家高手，他将珍藏的大亨钟德取了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先生取壶时凝重的神态，后来我才知道，邵大亨无论在制陶的态度上、技艺上还是人品上都是他最崇拜的一位。此壶的壶盖已经破裂，由几个搭钉很好地扣合着，壶高100毫米,口径99毫米,盖印大亨二字。此前我多次在书中见过，不想这邵大亨的光素代表之作竟是顾老自己所藏。他将壶轻轻地放在桌上，一语不发，只是微微地看着我笑，我仔细反复地拿在手中抚摩端详，生怕漏掉任何细节，过了良久，他才眯着眼笑盈盈地不无神秘地说“你看呢？”我将自己的观察心得一五一十地倒将出来。他频频点头……这情景一晃十三年了,顾老也仙逝十年,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邵大亨，清嘉庆道光年人,出生于宜兴上袁村，与顾老的启蒙老师(他的祖母)同村同姓，说起来或许还有些亲脉。大亨出生于清代动荡时期，是继时大彬、陈鸣远之后紫砂艺术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用毕智穷工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据《邵氏宗谱》记载，邵大亨性格孤傲，平日里“每游览竟日或卧逾时，意有所得便欣然成一器，否则终日无所作，或强为之不能也”。又有“雅善效古，每博览前人名作，辙心揣手摩，摩得者尊如供碧。其佳处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大亨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手工艺人，他的紫砂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其一，他性情朴直，不为权贵所动，根据记载他曾不应县令的索取，被锁在工作的泥凳上强迫做壶，他也毫不屈服。其二，他博览名作，用心揣摩，善于对前人的作品进行学习和总结。就像书画之临摹。通过临摹总结最终创出自己的真正佳作。其三，是他创作的状态，他“竟日无事”或“卧逾时”并非真的无所事事，而是思考和酝酿的过程。之后他有了灵感才会“意有所得，欣然成一器”。由此不难看出，大亨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是当之无愧的紫砂巅峰。
后人多以大亨作品为楷模临摹仿制，甚至伪作的大有人在，而邵大亨的真品，几经流落到现在已经为数不多，大多已经毁于瓦砾，现在市场混乱，假冒伪劣的紫砂也打有“邵大亨作”字样。望收藏者慎重，切忌贪欲。收藏和鉴赏者们应该对大亨的作品认真地观察体会，进行深刻的研究才能领悟其中的韵致，以辨别真伪。
再让我们来欣赏这件钟德壶，这是大亨的光素器造型的又一件代表作，首先是它的材质，经长年使用火气尽消，其表面已经紫中透红，泛出冷冷的玫瑰紫色，转折处发出幽然雅光；不仅色如紫檀，质地也细而不腻，均匀的紫砂颗粒，使得手感触摸时比紫檀更为滑爽。
做工上更是无可挑剔，行内常以“刀刮水洗”来形容工艺的到位和干净，也就是鬼斧神工，不似人力所能为之。口盖直而且紧，无落帽之忧。壶嘴壶把舒曲自然，宛若从壶体中天然生出一般。壶身直而且不瘪不鼓，恰如其分，紫砂工艺中直壶身之形，难就难在直中微鼓，以达到视觉上最佳的效果。翻开壶底，如玉碧天成，形之准，令在其上无法作加减。再看细部之壶嘴如一节玉笋，挺而润，壶嘴内堂如枪膛一般干净利落，其实用性可以想见。壶口之上下圆线，像双唇轻抿，平和端庄、神态自若，而盖上的一条细线作为装饰，真正神来之笔，其厚薄、宽窄、位置已经达到不可做任何改动的程度。对于整个壶来说如描眉一样，功能不大，之于美观则至关重要，若处理不好就会毁坏全局，前功尽弃。
这件大亨钟德壶可谓紫砂造型历史上的又一件佳器，总体来说，它端庄稳重、比例协调，技艺手法已经达到紫砂传统基础技艺的巅峰，壶身手感极佳，温润如玉，造型洗练朴实，不受世俗所染，一洗清代宫廷繁缛的风格。
话题回到顾老，他自幼视我如自己孙儿，同吃同睡、关爱眷顾。当我留学回来时，正值顾老暮年，他对我的垂爱一如既往，而期盼却增加许多。回想起来，他与我整日海阔天空地聊，正是他试探我是否已被西化，是否对紫砂、对传统文化有足够坚定的认识和热情。用他毕生最珍爱、最崇拜的邵大亨的作品给我上课，其中之意让我终生难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日本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硕士，当代陶艺家，认为“器皿因为有‘用’而活着，‘用’是器皿的灵魂”，著有《器皿之心——高振宇徐徐陶瓷艺术》。
南通博物苑百年藏瓷录
南通博物苑虽是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却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她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公共博物馆，由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办的，开创了中国人创办博物馆的先河，正是这样的创举，引导着现在的南通打造出南通的“环濠河博物馆群”，进而南通被冠以“博物馆之城”的美名。
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用言语。南通博物苑创建之初，张謇先生就特别重视文物的征集，“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是他征集文物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一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人，为博物苑手书的匾额“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表明了张謇收集金石的主张，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文物征集的方针。在征集途径上，张謇最推崇社会捐赠，为倡导这一举措，张謇率先垂范，正如张謇据说：“謇家所有，具已纳入”。此举也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此的捐赠，使得博物苑的藏品渐渐丰富起来。宣统二年(1910)年末，博物苑建设初显规模，张謇掩不住内心的欣喜，写了一首被后人取名为《营博物苑》的七律，在此首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流露出征集文物的辛苦与奔波，体现了张謇先生为收集物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正反映着他创办博物苑的初衷。
时至今日，博物苑人传承着张謇征搜文物的理念，广开征集渠道，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通过接受社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考古出土、民间收购等方式，现有各类收藏品近五万件之多，且品种繁多，包罗万象。就陶瓷收藏品而言，虽不及书画藏品之重，但从不缺乏精品，其中的许多藏品成为历次重要展示的首选，博物苑的“镇馆之宝”也罗列其间。
在苑藏的陶瓷品类藏品中，有着久经辗转，幸存之今的博物苑的早期旧藏，这批陶瓷藏品为数不多，其中一部分现陈列于博物苑南馆的《南通博物苑苑史展》之中，这些陶瓷器大都有残损，并经旧法修补。所谓旧法修补，旧称为“焗碗”。就是用特制的手动钻孔器，在残破的瓷器裂缝边，等距离的成对的钻半孔，然后安装上自制的铁质或铜质的扒钉，最后在拼接的缝隙与扒钉周边反复擦抹上防渗漏的粉沫。“焗碗”是旧社会的一种生计行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活，俗话就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下，“焗碗”业早已成为过去，想若寻一只完好的“焗碗”收藏也绝非易事了。
西夏磁州窑系黑釉剔花缠枝牡丹纹罐南通博物苑藏
在展品的说明牌中，特别注明展品的来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博物苑的早期藏品许多来源于社会的捐赠。在南馆二楼的旧藏瓷器中，有一件口沿残损的宋龙泉窑鬲式炉，其颈沿刻有“光绪癸卯因建学校濬城濠得之泥淖中三百年前殉葬物”铭纹，特别引人注目。通过铭纹可以清晰知道此件宋龙泉窑鬲式炉来历，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疏浚濠河时在河泥中发现，并转至张謇收藏。宋代龙泉窑青瓷，是极副盛名的宋代名瓷，此器虽残，然张謇却给予足够的珍视，专门在此上题写，还特别在底部镌刻“张氏啬庵永用”。建博物苑时，张謇将它捐出，此后其历经变迁、辗转，最终再度回归博物苑珍藏。在南馆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此件瓷器外，其它个别瓷器上也有张謇手书字迹的铭刻，这些有损瓷器的做法现在看来实属不妥，但它体现着张謇征集藏品的参与度，这批藏品虽然残损，但其拥有的双重文物特性，备受南通博物苑的重视。
宋龙泉窑鬲式炉南通博物苑藏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经，南通博物苑也不例外从中受益。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没能让博物苑获得太多的收藏。然而，偶尔的几次出土，却让博物苑获得至尊之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2月20日在南通电影院前防空工程工地出土的越窑青釉皮囊式壶，后经专家论证，确认为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瓷”。
越窑是我国瓷业史上著名的瓷窑，它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浙江余姚、上虞、绍兴、宁波等地。这些地方在唐代属于越州，越窑瓷的得名就是因此而来的。它的前身，还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青瓷。唐代时，越窑烧制的青瓷器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秘色”瓷，更是青瓷的极品。“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南通出土的皮囊壶，釉质晶透，色泽纯正，正与“千峰翠色”相符，在越窑青瓷器中尤觉精致。是否即是秘色瓷，因苦无传世器物比照，只能存疑。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成批出土，秘色瓷的面貌才被认识，而皮囊壶为秘色瓷的猜测才得以确认。
皮囊壶的出土，引起瓷业史专学的高度重视。根据它自身的精美和举世无双，它被确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并被认为是一级藏品中少有的国宝。因而，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南通博物苑的“镇馆之宝”。
博物苑藏瓷的另一起重要地下出土文物为：1966年南通市如皋县丁埝出土的元代卵白釉“五供”，它包含四足熏炉一件、暗花双耳扁瓶一对及梅瓶一对。“卵白釉”于元代创烧，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好似鹅卵色泽，故名。又因是元中央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在印花花卉间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款，故又称之为“枢府釉”瓷。卵白釉瓷延烧到明初。
元代“枢府”瓷制作规整，品质优良，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常见。“枢府”瓷是至今所知元代官用之器的名品。长期以来，因“枢府”瓷传世品极少，此“五供”的器形完美，不仅填补了我苑陶瓷收藏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元“枢府”瓷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深受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
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南通博物苑藏
苑藏陶瓷中有一批神秘的皇室之器，这就是几经周转，现存博物苑的“热河行宫”之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帝王宫苑，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这批瓷器中包含清康熙米黄釉碗、清乾隆黄地绿彩团龙纹盘、清乾隆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清乾隆仿木纹釉金里碗、清乾隆青花双耳绶带葫芦式扁瓶等，这批瓷器在收藏界有一专业用语称之谓“库出”。所谓“库出”，专指古代做的一些瓷器，做好之后即包装封存起来，经历许久之后，被人们挖掘或通过别的渠道发现了，再度面世，这个就叫它是“库出”了。清朝皇室用瓷相当巨大，习惯于用当朝之瓷，前朝多余之器就被积存下来，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些令收藏界向往的神秘之器。这些瓷器有着共同特点，由于长期封存，未经空气氧化，器身光洁“火气”犹存，又未经使用，器表极为纯净明亮，无一丝丝划痕，因此，在历次的展示过程中，常被藏家误认为是“新货”。
清陈鸣远款黄砂碗南通博物苑藏
在博物苑的陶瓷收藏结构中，收购是最重要的来源，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原南通市文物商店向博物苑转让的一批瓷器，且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得益于国家相关的文物政策，也是当时各地文物商店的首要任务。这批文物包含：明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盘、明宣德青花一束莲纹大盘、明代德化白釉观音坐像、明万历青花人物花鸟纹果盘、明末清初陈鸣远碗(一套五件)、清康熙雪花蓝地描金花卉提梁壶、清雍正白地粉彩云蝠纹碗、清乾隆青花折枝花纹六方尊等等。在多次专题展览中这些瓷器深受观众的喜欢，也多次发表于各类专业书刊和专著之中。这些陶瓷入藏博物苑，丰富和提升了博物苑陶瓷收藏水准，可以讲原南通文物商店功不可没。
博物苑的每一件陶瓷藏品，其背后都蕰藏一个诱人的故事，社会收购也好，考古出土也罢，最令博物苑感谢的是铭镌着你我他的捐赠品，博物苑将珍惜每一件收藏品，让这些记忆代代相传。（作者：沈倩）
唐代高温釉下彩瓷器
长沙窑:
中国的陶瓷技术和工艺到了唐朝已经达到第一个高度。以后各朝所创造的陶瓷新品种，在唐朝都可以寻找出渊源和雏形。过去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炻器有唐三彩瓷器，北方有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南方有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秘色瓷。地方窑口有四川的邛窑，湖南的岳州窑，浙江的越州窑，安徽的寿州窑等等。
从唐代的历史发展看，其早期和中期，政治统一，经济繁荣，陶瓷业出现发展兴隆的局面，正所谓，南有青瓷，北有白瓷。陆羽《茶经·皿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一作次，寿州，洪州次。”就说明当时各地瓷业兴旺。到了唐代晚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止，特别是天宝间，“安史之乱”给中国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活下来的人大批南迁，形成“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又“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大批北方工匠的南迁也给长沙窑提供大量的人才。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周围，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沙窑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北方唐三彩工艺技术，随着人口、经济、文化的南移而带到长沙窑区，而唐三彩常见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到了长沙窑就以新的形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