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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瓷款的发展历史

欧洲瓷款的发展历史

全瓷的瓷砖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捷克瓷器的底款鉴别

2020-10-14

全瓷的瓷砖。

欧洲瓷器史上最早的款记,是迈森瓷厂1720年开始使用的花押字母“AR”标记,由迈森厂创建者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瑞克斯(Augustus Rex)(又称奥古斯特大帝,后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姓名首字母组成。1722年,迈森厂开始使用交叉双剑标志,该标记成为欧洲陶瓷史上最著名的瓷器标记。18世纪前半期,迈森厂两种款记并用,但花押“AR”属特殊标记,专用于选帝侯奥古斯特大帝及其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的宫廷用瓷。该款为釉下钴蓝,手工书写。带有“AR”标记的瓷器,为迈森厂早期产品,装饰纹样效仿东方题材,具有鲜明的中国陶瓷风格。现在,这类存世器多藏于博物馆或皇家收藏室,但并不意味市价奇贵或踪影难觅。国际市场时有“AR”款瓷器出售,多为19世纪后半期仿制品,大多是彩绘装饰,与18世纪的早期迈森瓷迥然不同。

欧洲其他建得较早的瓷厂,纷纷效仿迈森开始采用瓷款。早期瓷款图案主要来自工厂所在地区、庇护人或厂主的徽章纹饰。如迈森著名的双剑标志源于萨克森选帝侯徽章,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手绘标志影响着几乎所有欧洲瓷厂,直到19世纪初贴花转印和刻印标记流行起来。但像德比、斯波德、迈森等瓷厂仍采用传统手绘方式制款。

18世纪末开始,欧洲瓷器市场需求极强,虽然价格仍很高,买者却越来越多。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瓷厂无力开发自己的产品,只能仿造名窑瓷器。19世纪下半叶,一些名厂开始设法保护款记的原创性。1875年,德国厂家申请瓷款专利,皇家柏林瓷厂(K.P.M.)第一个获得专利。迈森厂也不甘落后,于19世纪80年代采取法律行动阻止仿造,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款记。

对名厂而言,陶瓷款记具有特殊广告价值,在英国像明顿、韦奇伍德、皇家王冠德比和皇家沃切斯特等著名厂家款记,向顾客表明器物来自历史悠久、声誉良好的瓷厂。对收藏者而言,瓷款具有更重要的含意,不仅可借此探究每件有款瓷器的生产厂家,而且可弄清大致生产年代,有时甚至是比较精确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来自19、20世纪领军企业的器物,因为厂家拥有独特的产品年代体系。随着19世纪瓷款广泛使用,大多英国陶瓷可被准确辨识,并推出年代。

有关专家总结出依款断年代应掌握的几条规则:带有皇家徽章的印款一般始于19、20世纪;带有图案名称的印款始自1810年;所有在公司名称或词首字母后带有“Ltd.”(有限公司)的英文款记必定晚于1855年;带有“商标”一词则表明器物制造日期在1862年商标法颁布之后;在公司名称或商标中含有“Royal”皇家一词,意味着属19世纪后半叶或20世纪产品;1891年美国开始实行麦肯利关税法,要求所有进口陶瓷标明原产国,后为避免混淆又加上了“……制造”字样;带有“Bone China”(骨瓷)和“English Bone China”(英国骨瓷)等字样的瓷器表示为20世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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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文化的发展历史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伊州,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废鲁州之鲁山县来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置武兴县。先天年《公元712年》在令临汝镇置临汝县。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又以梁县西界二乡补充之,并移治于石壕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改汝州为临汝郡,属河南道,领梁县、叶县、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七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汝州。

五代时,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临汝县《变为镇》,划归梁县。

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襄城、叶、鲁山、宝丰《原叫过武兴、龙兴》五县《郏县于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划归颍昌府》。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汝州被金占领。

金废军事建制,州、县仍隶河南路,汝州仍领梁、郏城、鲁山、宝丰四县。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青花瓷的历史与发展


青花瓷又叫青花,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喜爱。风格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器, 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青花瓷器素以其胎釉精细、花色鲜丽明爽、造型古朴多样、精细粗犷并存、豪放工致兼有著称, 器物纹饰优美, 以纯朴、大方蜚声海内外。有人认为, 清青花与明永、宣青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成书于清代的《陶雅》记载: “ 雍乾两朝之青花, 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 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 亦可以独步本朝矣” 。《饮流斋说瓷》谓: “ 硬彩, 青花均以康窑为极轨” 。清《在园杂志》中也说: “ 至国朝御窑一出, 超越前代, 其款式规模, 造作精巧” 。

仿古官窑青花瓷花瓶摆件

青花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 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 再罩上一层透明釉, 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现今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 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元青花纹饰的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 层次多而不乱。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 清康雍乾三朝发展到了顶峰。

据历史文献记载, 8 0 年代末西藏出土的宣德斗彩莲池鸳鸯图碗上主要纹饰以青花勾画鸳鸯、莲、水草所需部分, 再以釉上填绘红、黄、绿等色。构图疏朗、色彩搭配雅致。外壁沿以青花绘二方连续龙纹, 内壁口沿一圈梵文装饰。此碗不仅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 还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成化斗彩将宣德斗彩瓷局部纹饰使用青花勾线, 填彩技术进一步发展成整体器物的斗彩装饰、构成了新的陶瓷装饰品种, 它既保持了青花清新素雅的特点, 又增加了浓艳的釉上颜色,改变了传统青花单色单一的局面, 画面充满活力、生气。成化斗彩的艺术格调很高, 在胎质、色釉、装饰、工艺技法等方面都高出宣德窑, 所以成化斗彩成为斗彩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成化斗彩专为宫廷赏玩烧制、产量有限, 所以相当名贵。明《神宗实录》中记载, “ 神宗时尚食, 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 价钱十万” 明时价格已值十万, 所以收藏价值极高, 鸡缸杯取材于生活中平凡一景, 母鸡带领小鸡寻觅食物, 威武雄壮的公鸡引亢而立, 几只小鸡游戏其中, 神态可爱, 绘画之精巧, 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的产品, 特别是雍正时期已很有把握地烧造出仿成化斗彩, 且在质量上超过成化时期, 有“ 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之说。清三代的斗彩有了长足发展, 在釉上绘画有了新的提高, 出现了青花斗彩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开始用珠明料代替以前的釉下青花勾线, 使得成品上的瑕庇减少。青花斗粉彩比传统斗彩更醒目, 而且釉上打玻璃白后更具厚重感, 更为娇艳。清三代以后, 因国势日衰, 斗彩生产开始走下坡路、“ 豆彩始于康熙、盛于雍正, 而式微于乾隆, 嘉道以后殆未之见也” 斗彩产量减少, 制作粗糙, 艺术性降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 青花斗彩装饰艺术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风格迥异, 表现形式多样, 个性张扬的陶瓷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拓性, 使得青花斗彩风格多样, 表现技法不断推陈出新, 表现形式丰富,可谓百花齐放。

现今青花斗彩将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所以它更构成了要素个体的突出。“ 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 没有任何一部分比整体更重要。一件好的斗彩装饰品, 各构成要素应合理、有序地组合到一起, 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整体美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因此在创作一件斗彩作品时, 便应成竹在胸, 不仅要考虑釉下构图, 而且要将釉上的创作考虑到位, 合理地预留出釉上要斗的位置。当然, 不是所有的釉下作品在经高温烧制时都能完美无瑕, 当出现像桔皮釉等, 这种小小的不足之处便应该以釉上彩绘去遮盖, 使整体作品完美。

青花瓷的运用应表现出一种更为“ 接地气” 的特质, 与官窑青花相比突出淳朴活泼的特征。

一、浓淡相宜的色彩

青花瓷以白底蓝花为主要特征, 瓷面洁白晶莹, 青花幽雅苍翠, 色泽清新, 纹饰优美。尽管只有一青一白两种颜色, 却将美发挥到极致。古人曾赞曰: “ 薄如纸, 明如镜,声如磬, 白如玉。” 在现代, 画家吴进良对青花瓷也情有独钟, 他笑言: “ 纵有百媚千红, 我独爱这一种” , 一语道出怎样的痴迷与神醉。在传统中国哲学看来, 青花瓷中的青色体现了春天万物生长时的颜色, 即生命之色。《尔雅》中说: “ 春为青阳, 谓万物生也。” 青花山水题材呈现出流光溢彩表现在青花分水技法更为突出, 中国画讲究墨分五彩,青花绘画高手以特制“ 鸡头笔” , 蘸着青花水料, 素坯上一挥, 墨分五色, 浓淡相宜, 层次分明, 柔和匀称, 清新明快, 流光溢彩。

二、水墨画般的意境

青花瓷如水墨画般拥有兼收并蓄的绘画意境美。水墨画是中国人文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 画风与中国人的信念息息相关, 印证了中国儒家的伦理学, 道家的自然观和佛家的禅语等。笔者认为, 最高的艺术水平是用最简单的色彩或线条表现了最丰富的内涵, 如中国的水墨画, 它只用一种颜色却表现了万物和内心, 不能不认为是最高的境界。青花同样是用一种颜料表现了世界万物和内心世界。青花瓷白底蓝花, 静静伫立, 像美丽的仙子, 让人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激情和律动; 它的白, 也不是单纯的白, 而是白里泛青, 犹如玉脂, 看似简练却有不动声色的奢华; 用色单一却不单调, 浓浓淡淡、疏疏密密、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于一白一蓝间, 幻化出无穷的神奇。可以说每一种青花纹样, 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三、形神合一的整体感

何谓形神合一? 南齐谢赫在《六法论》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 应物象形” 。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更是在他的《神灭论》中将形神做了细解: “ 形者神之质, 神者形之用” 。元代文人画家倪云林通过放飞思绪的反思和累积,较早地提出了: “ 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 以形写神, 形神兼备” 这一论述。实际上, 这些观点都是通过形象的诉说来寓神似的慰藉。所以, 在国画山水创作中要求形愈简, 神愈全。形简如筛糠见米, 去糟存真; 神全, 则神入影迹, 遗貌取神。

国画山水在青花装饰上的运用, 实现了其形神合一的整体感。国画大师李可染以画树林为例阐述山水题材的形神合一: 画树林重要的是要把每棵树看成是一个整体, 每棵树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破坏整体感。画阔叶树时都是用点印, 每一个点印不是代表一片叶子, 而是代表一簇一簇的叶子, 这样表现得含蓄概括, 采用横点笔法和墨的变化表现随山势变化的层林, 这样就有利于整个画面的整体和谐。

优雅青花, 神韵山水, 只有充分理解了国画山水的神韵所在, 才能在陶瓷青花艺术创作中将这种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在百花争艳的艺术创作空间里, 既要有更多的胆识进行艺术创新, 又要从传统技法上吸取其精髓, 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上, 寻求新的突破和提升。

现今在青花瓷上的创作和表现, 普遍都延续着传统的手法, 缺少创新。我们应与时俱进, 结合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及风俗生活进行创新, 力求多变, 体现民俗文化底蕴。色彩不应该局限于搭配上的自然与和谐, 应有独特的个人见解, 才能体现这个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民俗情感表现的是每个时期人们不同的追求。现如今, 对于这类文化遗产, 所追求的应是精神上的延续。传承民间的朴实, 在青花瓷上找寻适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中国古代瓷器影响了欧洲并且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发明了瓷器,比欧洲早两千多年。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出口欧洲,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仿制热潮。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不少人提起英国威基伍德瓷器时,不停地赞美,并以购买、使用之为时尚。但殊不知,英国瓷器的制作比中国晚了两千年,而且英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完全跟随着中国瓷器的脚步。

四百年之前,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了欧洲,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生产。中国瓷器影响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传播到中东,然后,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把中国瓷器带到了欧洲,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中国瓷器的启发,意大利发展了自己的锡釉陶器。随后,意大利的制陶技术影响到法国,法国影响到荷兰与英国。可见,英国受中国瓷器影响较晚。

17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约翰·德威特发明了炻器(介于瓷与陶之间的器物)。但许多资料介绍,中世纪末,德意志莱茵河畔曾烧制炻器,之后,德国与荷兰的陶工到达英国,把技术也带去了,影响了当地的炻器生产。炻器的烧造过程不同于一般的陶瓷:炉温在1200度,把食盐撒在器物上,食盐中的钠分子变成硅酸苏打,再与器物中的氧化铝化合,形成玻璃质的釉覆盖器物表面,多呈棕色、黄褐色或灰蓝色。之后英国发展了锡釉陶生产,这是受荷兰代尔夫特窑的影响,而代尔夫特窑的瓷器生产是模仿中国青花瓷,可见英国的锡釉陶生产源头又来自中国瓷器的影响。

不过,尽管英国各类陶瓷生产都受益于中国瓷器,但威基伍德、德威特等人力图摆脱中国的影响,研制自己的产品。德威特在1672年4月向国王查尔斯二世提出辞呈,辞呈上说:“英国的陶瓷器,无法与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帕提亚(波斯)陶器,以至一般称为科隆陶器的炻器相比……”此信看上去反映了这个艺术家的失望,其实委婉表达了他的雄心。事实上,他流露的失望,正是欧洲许多国家所担心的,因为中国瓷器等艺术品长时间出口欧洲,欧洲各国因银子大量流失,而十分恐慌,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研究中国瓷器生产的秘密,德威特、威基伍德等人就是这样,最终经过刻苦努力,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那些最初的产品都带有中国青花瓷的特征,即白地蓝花的图案、中国风情的题材等。其中,比较知名的是一种柳叶图案,大量生产,当时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类瓷盆,而且英国人还假想中国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这类背景下的,以致这类图案反复出现在瓷器的装饰中。

中国刻瓷艺术发展历史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这句古话像是为刻瓷量身定做的。何谓刻瓷?顾名思义,就是运用特制刀具在烧制后的瓷面上进行雕刻的技艺,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凡是能着墨于纸上的事物,无不可“绣”于瓷器之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经过一番刀雕斧凿,瓷赖画而显,画依瓷而传,艺术家们称赞其“触有手感、观有笔墨”,既有“金石趣”,又有“笔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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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起源于18世纪,只有200多年历史,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属年轻一族,但是它的萌生与远古的甲骨刻字、青铜铸雕,秦汉的刻剥玉,唐宋元明清的木雕、牙雕、石雕等装饰技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陶瓷馆研究员王一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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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与其载体——瓷器相比,刻瓷确实太过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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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用以寄情抒怀。为使御迹能保留长久,宫庭艺人就想办法将墨宝刻于瓷器上,从而真正产生了刻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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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农工商部工艺局学堂设有镌瓷科,专门培训刻瓷人才,当时的教师是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其后,刻瓷艺人戴玉屏、陈智光、朱友麟等,都是华约三的学生。

上世纪初,刻瓷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尽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很多民间艺人都掌握着这套瓷上雕刻的本领。后来,因为战乱,这门技艺逐渐失传。解放后,刻瓷技艺已经鲜有人掌握。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立说:“上世纪60年代以前,江南民间偶见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工匠,从事在碗内或碗底凿刻姓氏的手艺,也算是一种刻瓷,只是十分简单粗糙,算不得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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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孙兆宝创作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刻瓷作品在淄博完成。作品以黄河、泰山为题材,长2.6米,宽1.2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上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的时期,人们开始释放出沉积已久的热情和能量。”从事刻瓷创作和研究20多年的苏州刻瓷艺人陆震宇说,“一时间,沉寂了多年的刻瓷艺术也和其它的艺术一样,重新出现在诸多媒体上。”

改革开放使刻瓷获得重生。北京、上海、淄博、青岛、南京等地又重现刻瓷的身影。各地陆续涌现出有名的刻瓷艺术家。其中数淄博的刻瓷艺术最为成熟,刻瓷产业最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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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淄博?字串7

“世界刻瓷在中国,中国刻瓷看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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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8000多年陶瓷生产史的淄博,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谋求陶瓷工艺的发展,当初定了两个发展方向:一学江西景德镇的粉彩,二学湖南醴陵的釉下彩。不过,由于淄博本地的陶土、烧成等因素不适合发展这两项工艺,寻找新的陶瓷工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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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淄博瓷厂一位酷爱美术和书法的年轻工人张明文,偶然间受到启发,在一个瓷瓶上刻了一株梅花,并配上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用墨上了色,被前来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后,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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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厂里把当年分来的5位美校学生划给我,成立了刻瓷组,由我传授刚掌握不久的新技术。”如今66岁的张老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刻瓷就这样在淄博传授开来。

作为淄博刻瓷的创始人,张明文不仅改进前人的刻瓷工具,发明了钻石扁形刀,还摸索出多种刻法如大写意刀法、水墨刻法、钻刻冰纹敷色法等。2002年,他61岁时又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2006年12月,他被评为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中国刻瓷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30多年来,淄博已有超过3000名专业从事刻瓷艺术的工作者,还有数千名业余爱好者,加起来近万人热衷于刻瓷艺术。著名刻瓷艺人有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朱一圭、马林、纪荣福、罗晓东、王长永等。其中,李梓源刻制的鲁青瓷5头文具在1982年慕尼黑第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陶瓷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字串9

1985年,淄博以刻瓷研究为主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淄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便于刻瓷艺术走向市场,淄博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工艺公司,对刻瓷工艺品进行包装、宣传和出售。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刻瓷产业的发展,对相关企业也采取了免税等政策。字串6

政府推动刻瓷产业发展是件好事,但是在产业化的浪潮中怎么保证刻瓷艺术不流失呢?对于这个难题,作为当代大师,张明文的思考是:“刻瓷艺术工作者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对市场化问题,能引入经纪人机制最好,艺术家只需要埋头搞好刻瓷艺术,经营市场则交给经纪公司去打理,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字串4

艺术决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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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把艺术搞好,公司把经营打理好,这样怎么会不受市场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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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今年春拍和去年秋拍上,中国嘉德、中拍国际、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华辰等几大拍卖行都推出了刻瓷藏品,其中有大量刻瓷精品涌现。一只清刻瓷描金山水人物纹大碗在前不久中拍国际拍卖会上就以9.9万元高价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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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文没想到,自己创作的《敦煌归真》会以50万元的高价被北京的一位收藏家收购。“10年前估计只能卖几千块钱。”张明文表示,当时他觉得收价太高,自己降了5万元,不过对方最后还是给了50万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未来几年,该作品价格很有可能突破百万元。字串5

为什么刻瓷藏品价格逐渐走高?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刻瓷艺术融汇了金石、书法、绘画等艺术,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欣赏与收藏价值。再者,刻瓷工艺难度大,过程复杂,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一个月甚至几年来完成一件作品,而且清代以来刻瓷存量很少,所以升值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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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艺术近年来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其藏品地位也被接受,特别是海外市场更为认可。”王一君表示。

33年前,张明文在瓷器上刻下第一刀时,并没有想到这门名不见经传的“雕虫小技”会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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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刻瓷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淄博政通人和及乡亲们的理解、支持、呵护和鼓励——是这些,推动了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字串9

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在我国明代的陶瓷当中,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中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彩绘瓷之外,产量最大、使用最广的陶瓷用品。青花瓷装饰是一种瓷器上的绘画,这是将中国的传统国画表现在瓷器上,虽然绘画的笔法因为在坯体上不如在宣纸上流畅,也因此装饰表现上略微粗糙,但是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装饰风格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联系,所以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传统的国画相比内容就更为丰富。

明代民窑青花瓷

明代时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逐渐进入衰败的时期。使得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冲击,那时的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在明中期到明末期青花瓷的艺术风格也有了明显的人文风格倾向的转型。明代民窑青花因此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也因商业的流通,文人思想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主要在青花装饰上的表现特点,便是用笔犹如书法中的行书,意达而笔到,将这种大写意中的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青花的装饰中来,具有雅俗共赏、格调奔放、典雅敦厚的艺术特点。“民窑绘画意境之美犹如无声之诗,极其自然灵妙。其山水人物画往往简练几笔就绘出远山近水以及人物的动态,清新淡远,耐人寻味。”

在明代陶瓷业的发展中,主要分为官窑也称为御窑与民窑两种。而这其中明代瓷器的烧造和对外销售当中,民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朝廷因为规定禁止一部分的彩瓷在民间使用,因此民窑中的青花瓷成为了民间的主要产品。一些远销海外市场的陶瓷也主要以民窑青花瓷器为主。青花瓷作为一种将绘画装饰与日用品相结合的日用工艺品,紧密地将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价值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明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与民窑青花瓷两者中,民窑青花的传承性很强,因为民窑青花的表现能力比官窑青花的表现更加淳朴自然。这些特点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更加肯定了民窑青花瓷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因此,青花瓷装饰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创作出的产品符合世俗想法的要求,还要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口味。

在明代时期,郑和七次出海下西洋,也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海外市场,也因此商业贸易方面与民间各个手工业方面比前代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后,在当时有一大批的走出思想枷锁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潮流涌现出来,这些美学理论和美学范畴,都有着艺术革新和自由独创的精神。这是一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艺术思想的崛起。因为这种文学思想精神对于人存在这个本体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是对个人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欲望的肯定,于是在民窑青花瓷器绘画装饰的表现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主要以民俗风土为主题,以情爱自由为题材,以及追求人间富贵为内容的装饰绘画开始较多的出现。艺术创作者们在原本单纯简单的花鸟作品中,有的便会加上能够反映这种写意精神的诗词与之相配。

明代的瓷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装饰以及工艺技术都超越了前代的规模。元代的总体艺术风格偏于厚重和繁复,到明代时期便转为轻巧与简练,明代的青花瓷品种更丰富,装饰风格有的清新雅淡,有的淋漓豪放,有的质朴简练。在谢赫《古画品录》“六法”中,首要提及的便是“气韵生动”,其次就是“骨法用笔”,这种强调笔法韵律的审美便在文人画客中流传至今。虽然民窑艺人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六法”,但在青花瓷器装饰上的运笔和形式以及气韵的掌握上都体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

明代的民窑青花瓷器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表现特点。我们一般将明代的青花瓷艺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1、在明代早期,即从明洪武、永乐、宣德到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这是民窑青花瓷发展的孕育时期,从装饰方面上来看构图也较为单调,基本以单线描绘为主。这是一种简淡的风格,但它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善于观察,通过识别抽象或具象的东西,将其概括出来,这是一种简约质朴的绘画风格。虽然没有明中期青花分水技法那样丰富的层次关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明早期民窑青花的装饰则也是极具特点的。一是装饰极为大气,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基本上是一挥而就的,画面概括。二是画法虽然单一,但也正是如此便造成了画法技术的高超水准,在画面中有的笔法加一笔则多余,减一笔则缺少神韵。其三,绘画的画笔造成了整体画面的气势非常连贯。

2、从明中期开始,即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民窑青花得到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是装饰的题材比之前丰富,二是绘制技法有了不断的创新,三是创造出与青花色泽极为和谐的胎质釉面,把青花瓷所特有的陶瓷艺术特征从单纯的绘画中完全分解出来。在这个时期内,尤其具有魅力的要数明成化时期的青花瓷了。成化朝时期青花瓷器的精品所具有的优雅韵味是历代青花瓷无法企及的。中期的青花装饰风格较之前明早期的青花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画面的勾线来看,明中期的勾线渐渐变得圆润含蓄,没有了之前的粗犷和充满张扬的气概。但明中期的民窑青花瓷中却有着一种特有的雅拙的味道,笔法中虽然不甚流畅,却能给人一种如品好茶般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在深沉的东西。郑玄《<周礼>注》“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而“雅”便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准则。而“拙”,在画家看来,生拙、古拙意味着不逞才、不使气。他贵在敛约,在明成化期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对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而民窑中的拙又影响到了青花瓷的装饰中,因为拙是民间美术的最基本的造型风格。外加明成化期间,青花瓷的釉层表面乳浊的感觉更甚,透过那如脂般的釉面观赏青花瓷便有一种神秘的味道。

明代晚期的民窑青花瓷,即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几朝,从这一时期装饰题材上来看,几乎每一类题材都有其极为精彩的代表作品。这一时期便是中国明代民窑青花瓷发展最为全面的时期,题材从反映民间市井生活,农人劳作的情景到文人墨客,神仙题材都有,非常丰富。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需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作为出口最多的产品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陶瓷之都,而外贸的发展则使民窑青花瓷也吸收了许多西洋的文化,创作的作品中既有生活中的鲜活,又有中国传统画的水墨韵味,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更为动人的艺术形象。

民窑青花瓷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保持其淳朴活泼,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文人思想的高雅情趣和深远的意境深刻地影响了民窑青花瓷艺术的发展。民窑青花瓷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充实的物质世界,而且以其清晰的格调、淳朴的风格,为我们营造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我国茶具的发展历史


一、最早的饮茶器具(汉代)

大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最早饮茶器具是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地区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

1990年浙江上虞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碗、杯、壶、盏等器具,在一个青瓷储茶瓮底座上有“荼”字,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具,所以茶具的出现最迟是始于汉代。

二、专用茶具的出现(西晋)

茶学界公认最早的有关茶具的文学记载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的《娇女诗》,其中有“止为荼菽据,吹吁对鼎铄。”这“鼎”当属茶具。

三、完备的茶具(唐代)

1、茶具的形成期:汉代→隋唐以前。

从汉代到唐代,人们饮茶通常加葱、姜、橘子等物一起煮与煮汤(蔬菜)无差别,或用来解渴,或用于菜食,可能与食具共用。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huo)煮水。

2、专用茶具的确立(陆羽)

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阶段,于是茶具的艺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陆羽的24件茶器在王公之门正式的茶宴中不可缺少。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所列,连同附件统计、煮茶、饮茶、炙茶和贮茶用且共有29件,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风炉(为生火煮茶之用),以中国道家五行思想与儒家为国励志精神而设计,以锻铁铸之,或烧制泥炉代用。

风炉:铜或铁铸成,也有泥烧成的。形状像古鼎,下有三脚。炉壁厚3分,上口有9分厚的边,边的6分宽的部分在炉壁内方,以便用泥墁于膛壁。炉下方的三只脚,共有21个古字:一脚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另一脚是“体均五行去百疾”。第三脚是“圣唐灭胡明年铸”。在3只脚间各开—窗洞、底下的一个洞用以通风漏灰。3个窗口上并排有6个古字,一是“伊公”,一是‘羹陆”,一是“氏茶”,意为“伊公羹,陆氏茶”。内设“带(原字左有“土”旁)埠(原字右下为“木”)”,有3格,一格有长尾野鸣的图形,这是火禽,画有离卦,一格有彪,是风兽,画巽卦;另一格有鱼,是水虫,画坎卦。巽表示风,离表示火,坎表示水。风能助火,火能把水烧沸,所以要有这三卦。另有花木、山水等图案作为装饰。据说此炉由陆羽设计。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具——宫廷用的。

月白短嘴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

四、兴盛的茶具(宋代)

饮茶之风“兴于唐,而盛于宋”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宰相蔡襄《茶录》可以想到饮茶之风的兴盛。

宋代以后,我国饮茶方法随着茶叶加工方法的逐渐改变,已开始不加调味饮茶了。茶具主要有茶碾、茶罗、茶盏、茶杓和茶瓶等。

宋代初期煎茶或建茶,器具与唐代差不多,炙茶针对于陈茶,新茶不炙拷。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

南宋时,点茶法流行,南宋审安老人(真实姓名不祥)《茶具图赞》画了12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名称,赐其以名、字、号。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对茶具的钟爱。它们是:韦鸿胪(烘茶炉,鸿胪司掌朝廷礼仪),木待制(木茶桶),金法曹(碾茶槽),石转运(石磨),胡员外(茶葫芦),罗枢密(茶罗),宗从事(棕帚).漆雕秘阁(茶碗),陶宝文(陶杯),汤提点(茶壶),竺副师(竹筅),司职方(茶巾)。

宋代全套茶具是12件以卢仝号命名为“大玉川先生”,由此可见对茶、水、具更讲究。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

宋代民间饮茶多用茶盏,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

盏是一种小型茶碗,口敞小底,有黑釉、酱袖、青白釉及白釉等多种。宋朝烧制茶具著名的产地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各产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在杭州,哥窑在浙江龙泉;汝窑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古属汝州);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古属定州,故有定窑之名;钩窑在河南禹县神后镇。禹县古名钧州而得名。

饮茶器具:唐人喜越窑青瓷茶盏,宋人喜建安黑盏。

煮水器具:唐为敞口的(釜)宋为汤瓶。“有足曰鼎,无足曰镬”

器具:唐代和宋代用的是呈古鼎形的炉,只是宋代质地更为广泛。

宋代茶具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推动了世界茶具的发展。

五、过度时期的茶具(元代)

景德镇因烧制青花瓷而闻名于世。元代茶壶的变化主要在于壶的流子(嘴),宋代流子多在肩部,元代则移至腹部。

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

六、明代时期的茶具

明朝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

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 紫砂茶具创造于明代正德年间,根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的“创始”篇记载,紫砂壶首创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一个不知名的寺僧。而有史记载的是供春。《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

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

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

七、清代时期的茶具

清代:则自有独特的高雅茶具。老北京大家贵族、宫室皇廷,乃至以后许多高档茶馆,皆重盖碗茶。此种茶杯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便寄寓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包含古代哲人“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讨人喜欢。

如今,茶具更是异彩纷呈,达到因茶制宜,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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