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对缝。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收藏在菲律宾的中国瓷器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作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作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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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西方古董公司收藏的清朝康熙年间五彩瑞兽纹瓜棱执壶 蔡子谔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著有《视觉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原动力的潜层开掘》《沙飞传》《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中国服饰美学史》等20余部学术专著。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以及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国家和省政府奖；另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
中国艺术能影响世界吗？这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倘说是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或许是更加贴切或允当的说法吧？我们认为，影响世界，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中国艺术曾经或正在影响世界某些国家的某些艺术，是一种狭义的读解。那么，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曰客观世界、主观世界，那便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读解了。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瓷器，在某些国家的某一时代，竟与人的生命等值，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便是一个至今尚存的历史见证。一般说来，那些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中国艺术文化，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比那些较为单纯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往往都要来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易于触及并施加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即精神生活——是名副其实的“影响世界”了。“中国”在英语中之所以被称为“China”即瓷器，无疑是因为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巨大影响，并得到了举世公认的缘故。
一、中国瓷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
17世纪后叶，中国曾向欧美出口大量的纹章瓷。纹章瓷通常指带有欧洲诸国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或曰纹章的，根据欧美市场的特殊需要而大批量特制的中国瓷器。绘制有这种特殊标志的瓷器，在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
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在广东订制了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他还委托法国商人在江西用景德镇瓷制造他们夫妻俩的瓷塑像，表现路易十四和夫人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的情景。此后纹章瓷便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如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中国的故宫(微博)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有些美国商人还要求订制绘有美国船舶、雄鹰等装饰和图案，以适应美国市场的需求。曾经有许多墨西哥人来我国订制绘有自己家族标志徽记或勋章图案的成套餐具或茶具。至今在墨西哥人中间，仍有不少人保存着这些瓷器，作为传世之宝。
对于某些国家皇室贵胄来说，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似为他们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乃至炫示国力的象征。因此，千百年来，收藏、展示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皇室豪门的最大爱好。华盛顿和杰弗逊两位美国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瓷器餐具；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专门有一个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波兰王约翰有一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中国厅；德国的一些宫殿如恩斯巴赫、夏洛腾堡等，以收藏中国瓷器著称；英国女王玛丽二世醉心于中国瓷器，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陈列各种瓷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皇宫里，陈列着许多中国瓷器中的珍品和景泰蓝；瑞典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宫”；在苏丹的宫殿里，自15世纪就一直使用中国瓷器做餐具，并特别建造一座名为“中国哈奈”的建筑以收藏这些珍品；另有约一万多件中国精美瓷器的宏富收藏，其中青花瓷器约三千件，现陈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利奥的大厨房里；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美丽的塔纳湖中，有一座马里岛，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教堂，在这个教堂里，保存着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瓷坛，被视为镇堂之宝，瓷坛内保存着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
10世纪时建立埃及的统治者特别喜爱收藏中国瓷器，特别是埃及国王萨拉丁。他闻名于欧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赫赫战功和辉煌政绩，还由于他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内逐渐形成了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集散地或曰中转站。如此竟使一些欧洲人误认为埃及所转销的中国瓷器，是萨拉丁统治下的埃及特产，一度曾称中国瓷器为“萨拉丁”。
1574年，菲律宾各酋长为了向西班牙国王表示忠诚，赠送了“珍宝、黄金、丝绸、瓷器、大陶瓷及其他贵重的东西”。
欧洲的某些君主对中国青花瓷器迷恋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有关的法令中甚至规定了瓷具制作的用色。如18世纪法国的一项法令规定，制造商只能制作特定的瓷具，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禁止使用任何其他颜色，特别是将瓷器涂上金色。土耳其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了我国宋代的青花瓷盘，每逢有国宾来访，总统接待贵宾时，才将这些瓷盘摆在接待室里，以示对国宾的敬意。
这些由世界各国的国王或总统等皇室贵胄或则根据他们的特殊要求绘制的如国徽之类章纹的中国瓷器，或则收藏等等，无疑具有彰明较著的政治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
二、中国瓷器曾在某些国家具有“货币”职能，可与人的“生命”等值
奥古斯特二世曾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文明，而且对各国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菲律宾社会生活中，拥有中国瓷器的数量往往成为衡量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瓷器还成为金银的等价物，在市面上流通，还可以用来作借贷的抵押品和缴纳法庭罚金的“货币”。
1717年4月19日世界外交史上发生了奇闻：奥古斯特二世与邻国普鲁士国王达成一项交换协议，用自己的600名骁勇的御林军将士换回127件中国瓷器。这批瓷器中有18只选型各异、釉彩纷呈的大型花瓶，世称“近卫花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内。这是中国瓷器具有与人的“生命”等值的一个例证。
苏门答腊的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若男人对妇女有非礼行为，则须用瓷器赔偿损失。部落之间、家庭之间发生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器作为赔偿。一般是一条人命索赔一只瓷瓮。在这里，中国瓷器同样具有了“人的生命”一般的珍贵价值。中国瓷器还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在菲律宾人的婚礼生活中，瓷器也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新郎给新娘的聘金全部或部分是瓷器。在社会交往中，瓷器是一种珍贵礼品。在17、18世纪，拉美一些国家赋予中国瓷器货币的职能，向政府交纳税金时可用中国瓷器。中国瓷器是加里曼丹的土著居民家庭财产的标志，瓷瓮可以用做嫁女的妆奁，也可以充当罚款，还可以用以抵押借贷。总之，在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中国瓷器也多方面地具有了货币的职能。
唯其如此，使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种专门将一些贵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与中国瓷器所具有货币职能及其与贵金属等值的特殊价值属性，而被这些国家的民众格外珍视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国瓷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方式
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瓷器作为一种日用品，特别是作为饮食器皿，在欧亚非美四大洲传播，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日常饮食、宫廷宴会具有了一种文明风范，甚至改变了一些民族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东南亚、西亚，是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中国瓷器对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文化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还没有出口到印度时，印度的一些地区的人们吃饭时十分简单，地上铺上一张芭蕉叶，再将食物放在叶子上，用手抓着吃，基本没有什么餐具。但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特别是中国瓷器不断从海上运来，使印度人改变了生活习俗，他们吃饭时也用起了桌子，在桌子上摆着用以盛食物的陶瓷器具。
从18世纪开始，中国的瓷器开始在欧洲有了极大的市场。有人统计，在18世纪的100年间，从中国输入到欧洲的瓷器达到了6000万件以上，有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青白瓷等。这种大规模的进口，真正改变了欧洲许多家庭的生活，过去的餐具一下子就被中国瓷器代替了。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日用品革命”浪潮，将法国所有贵金属银器熔化充作国用，以中国瓷器代替，对中国瓷器得以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18世纪，欧洲成了中国瓷器外销的主要市场，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拉丁美洲。
中国瓷器成了欧洲千家万户民宅室内喜爱陈设的装饰品。如在荷兰，民居中的壁炉上、器物的托座上，就喜爱安放中国瓷器装饰点缀，舰艇的玻璃橱中，也摆放着中国瓷器。特别是饮茶习惯在英国等国成为时尚后，瓷器成为欧洲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各个阶层的家庭都普遍使用了中国瓷器。中国瓷器融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四、中国瓷器丰富和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
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
中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不仅给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物质文明，而且中国瓷器中所蕴涵的中华文化意蕴，也渗透到了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文化之中，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艺术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中国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一些非基督教地区，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瓮”、“会呻吟哭泣的陶瓮”等传说。中国瓷器在菲律宾人的文化生活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瓷器还被运用到各种宗教和民俗活动中。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往往用中国瓷器装饰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门道的拱腹等。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佛塔附近，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发现了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他认为，“这些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都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
在非洲东部那些淳朴的居民心目中，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精美瓷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逐渐具有某种宗教和精神寄托的内涵。在他们看来，这些瓷器常常象征着幸福、吉祥、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即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节期七天，祭拜活动由女巫主持，前六天杀牛祭瓮，用饭和酒饲瓮，全村人在女巫的率领下舞蹈念咒驱鬼；第七天晚上，狂欢一夜，节日方为告终。有些地方，瓷器还是坟场碑碣不可或缺的饰物。在肯尼亚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沿海一带，有许多风格比较独特的坟墓，每座坟墓前大都有用高达数米的石柱制成的墓碑，墓碑的造型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四角形的，也有六角或八角形的。但是，无论形状差异有多大，每座墓碑上都镶有中国瓷器来作装饰，几乎无一例外，有的墓碑顶端还冠以一只中国的瓷罐。卡拉塔甘居民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身上；沙捞越米莱纳居民用大小瓷盘、瓷罐和器皿陪葬，其作用与中国陪葬的各种器物和俑颇为相类。沙捞越戴燕居民的墓有巨大的木柱，上面嵌有陶瓷碗；肯尼亚沿海各地，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安置着中国瓷瓶。墓碑上瓷器大多是青花瓷，基本上是15至17世纪中国景德镇等地的产品。瓷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有花草、树木、水果、鱼虫、鸟兽麒麟，还有蔓草花和万宝图案等。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成为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因当地人们普遍认为，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对逝者最美好的纪念、慰藉和祝愿。由此可见，中国瓷器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了。
中国瓷器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如菲律宾的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瓷器。在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盛装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在这种场合，谁要是拿不出进口的中国瓷器，便会受到轻视。缅甸和菲律宾人经常把精美的中国瓷器埋在地下，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取出来使用。印尼的一些地方用瓷碗作乐器。坦桑尼亚的阿拉伯苏丹王墓地，由于有四个中国明代青花碗镶嵌于碑上，已被当做坦桑尼亚珍贵文物备加呵护，文化部特派专人看管守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崇隆地位和受到怎样的珍视。
一如前述，16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的心脏，置于中国明代瓷坛中永存——他给予了中国瓷器至高至尊的宠荣，中国瓷器也给予了辞世后的他最静谧、最舒适的一个“美穴”。
上述一切，都表明中国瓷器已极大地丰富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人民方方面面的精神生活。
五、中国瓷器影响世界的广义读解
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南宋初期，一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的木质船失事沉没于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被命名为“南海一号”。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但因技术及资金问题而延迟研究。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2011年4月，“南海一号”完成第二次试发掘。“南海一号”的发掘与研究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陶瓷史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图为考古队员正在对“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等文物进行分类。
综上所述，作为与技术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文化之一的中国瓷器，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政治文明的材料表明：政治的表现形式往往代表一定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而国徽、军徽和贵族、军团、公司、团体等代表一定阶级执政的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徽章或曰纹章，无疑是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象征。按照国王如俄国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旨意将俄国双鹰国徽和法国军徽等纹章图案绘制在中国瓷器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行为。绘有国徽、军徽等纹章图案的中国瓷器，或则作为装饰瓷器用于陈设，或则作为餐饮瓷器用于国宴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扬国威和制造庄重、威严的政治气氛的作用。此外，国家国王、总统或者其他皇室贵胄对于大量精美中国瓷器的收藏，便有了与庶民百姓对于中国瓷器的喜尚和收藏大为不同的意义。这些闳富丰赡的收藏，表示了国王、总统或其他皇室成员，他们个人具有崇尚文明、追求高雅的修养和兴致。同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对于其国力强盛的一种炫耀，这便具有了政治的意蕴。此外，127件中国瓷器与600名御林军将士的交换，无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殊的外交。在这特殊的外交中，中国瓷器显示了它远较人的“生命”还要昂贵的特殊价值。还有，埃及国王萨拉丁将自己统辖的领地发展成为中国瓷器转销欧洲的巨大市场，极大地改变或曰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使埃及国王萨拉丁获得了即便是赫赫战功和奕奕政绩都无法企及的巨大国际声誉。
至于在欧洲瓷器工业兴起之后，某些君主国家在政府有关法令中，规定了瓷具的形制及“白瓷或上彩釉的陶瓷按中国的方式用蓝色绘画”，是用政府行为强制性地保护和保持中国瓷器如青花独具的艺术特色和审美魅力的举措。
藉中国瓷器与金银财宝的馈赠，菲律宾各酋长向殖民地宗主国表示忠诚，也算是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外交或国事活动。在这样的特殊外交和国事活动中的中国瓷器，虽然未能改变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地位，或许却避免了熊熊烽燧的燃起，它影响当地政治局势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瓷器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这种深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上，这便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可以成为男方娶新娘的聘礼，或女方嫁女儿的妆奁，可以成为借贷的抵押物，可以用以代替法院判处的赔偿金和罚款，可以代替向政府交纳的税金，乃至用以借贷的抵押物。由于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货币”职能，使得有些国家出现了专门将一些贵重金属镶嵌在中国瓷器上的行当，这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瓷器的装饰手工业，同时表明了它与贵重金属同样具有昂贵的价值。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和国度里，中国瓷器的广泛充当货币的职能完全可以与贵重金属相埒，甚而至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超越了货币乃至贵金属诸如金、银的昂贵价值，约定俗成地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的生命的偿还物，从而使械斗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中国瓷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价值，竟然使货币和诸如金、银之类的贵重金属自叹弗如。中国瓷器被当做个人财产、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的重要标志和特殊象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各国制瓷工业的影响可谓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首先从时间上说，9世纪中期，阿拉伯便仿制成功了盛装香料的中国式瓷坛，到1795年——即19世纪的曙光即将照临世界时，西班牙建成的“中国瓷厂”为止，前后经历了十个世纪即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倘以时间论，有中亚的阿拉伯率先制成了中国式瓷坛，其后又有波斯将伊斯兰陶器和中国瓷器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波斯陶器。继阿拉伯之后的10世纪后半叶，高丽也能仿制宋代越州窑、耀州窑的青瓷，其后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也烧制出了与元代磁州窑相类的瓷品。11世纪位于非洲的埃及烧制出可以乱真的中国瓷器。嗣后，16世纪，意大利人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又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出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制瓷业成为产地所在地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1744年，俄国彼得格勒附近的尼瓦地方，创设了俄国第一个挂釉描花瓷器厂。1755年丹麦建立了瓷厂。1768年，英国人在博屋建立了一座全部使用仿造中国广州制瓷设备的“广州瓷厂”。1795年，西班牙国王也建立了一座“中国瓷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瓷器工艺美术或曰瓷器艺术文化，其对世界影响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可谓是罕有其匹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英、法、德、俄诸国对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热衷仿造，兴起了以中国瓷器装饰艺术装修的“瓷屋”、“瓷厅”和“瓷宫”，不仅推波助澜地导致欧洲近代崇尚中国之风的盛行，也为制瓷工业的极大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灿烂前景。物质生产的变革以及存在形态的改变，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以至于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之深刻，莫过于使东南亚、西亚某些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如印度的芭蕉叶铺地、置食物于蕉叶上以手抓食的生活状态，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之际，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海上运来，才使得他们坐在了桌旁，用中国瓷器盛饭菜用餐。中国瓷器结束了他们用植物叶子做饮食工具的近于蒙昧状态的饮食文化。中国瓷器使得印度及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饮食文化受到文明之光照耀的同时，也大大美化或曰提升了欧洲餐饮文化的高雅品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掀起的以中国瓷器代替贵金属银质器皿的“日用品革命”，使中国瓷器进入法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千家万户，并改变着他们多方面应用和使用瓷器的生活方式，使得瓷器文化最大限度地影响着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或者物质文明。
中国瓷器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首先表现在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方面。其一，是中国瓷器大量运用于伊斯兰教的教会建筑方面：如清真寺的祭坛、天花板和门道的拱腹等处，均镶嵌有中国烧制的精美瓷质饰物。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礼拜寺。祭坛乃供奉“至清至真”、“原有独尊”的真主和供品，并受穆斯林顶礼膜拜的圣坛，中国瓷器摆放或镶嵌于祭坛等处，表明了中国瓷品在穆斯林心目中圣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二，中国瓷器如越窑、龙泉窑青瓷、青白瓷、黄釉瓷，在古代佛教国家斯里兰卡的德地卡玛的古塔附近被发现，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向佛塔奉献的供品。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屠。初建塔用于供奉佛舍利。佛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击之不坏，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验，佛教徒奉为至宝，故建塔供奉。后亦泛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烬。此处还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等。供品为祭祀时列置佛陀之前的花果时馐等物品的统称。由此可知供奉于佛塔或曰浮屠前的供品，与供奉佛陀无异。中国瓷器在这里不是作为盛放花果时馐的容器，而是作为供品本身来供奉于佛前，其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圣洁、最珍贵的礼佛之物，其崇隆地位，较之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瓷器对于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盛行一种“圣瓮节”，即于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皆要举行拜瓮祭奠，以驱邪祟。在“圣瓮节”中，将“瓮”当做“神”或“圣”来礼拜，基本属于拜物教范畴。拜物教是原始社会中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其特征为将某些东西当做神灵来崇拜。拜物教在古代就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直至现在，它在某些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居民群落中仍然存在。将“瓮”当做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相信通过对它们的祈祷、礼拜和祭献，即可获得“瓮”溢仓满即五谷丰登的嘉惠和庇佑。“圣瓮节”中的“圣瓮”，已被加里曼丹的土著民供奉为“神圣”了，较之伊斯兰教和佛教信徒对于中国瓷器的崇尚，可谓更胜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祛灾禳邪、祈福降瑞的“拜物教”多已嬗变、演绎为民俗了。
此外，肯尼亚和东非及其他沿海地区，在墓碑上镶嵌中国瓷器以为装饰，几乎无一例外。另用中国瓷器放在死者的遗体之上，或用于陪葬，这都可算作当地民俗文化中的丧葬习俗，表现了对死者灵魂的祷祝：将美好的祝愿寄予他们，让他们在另一个冥冥世界，也能享用精美而华贵的中国瓷器。享用中国瓷器以及中国瓷器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和吉祥，大抵是肯尼亚、卡拉塔甘、沙捞越以及东非一些土著居民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甚而是他们的一个理想或曰审美理想。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寄予了多么纯洁而美好的情愫啊！
菲律宾南部，跳宗教舞蹈时，男女舞蹈者必须头顶米饭和其他供物的瓷碗，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中国瓷器——而且是进口的真正中国瓷器。这既属民俗文化活动，也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坦桑尼亚文化部派专人看管守护墓碑上镶嵌的中国明代青花碗，表明其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受到了该国文化部的极大重视。
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或曰蒙昧状态地区的土著居民，将中国瓷器当做“神灵”来崇拜，如“圣瓮节”等这样的民俗风习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导致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如在菲律宾的民间故事中，中国瓷器被人格化、动物化了，成了这些民间文学中的主角；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流传着“会说话的陶瓷”、“会呻吟哭泣的陶瓷”——这是在“人格化”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以曲折地表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在一些欧洲国家掀起广泛仿造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时，中国瓷器和丝绸上的纹饰，曾经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筑师藉以发挥自己想象和联想进行创作的“蓝图”。总之，美轮美奂、流光溢彩的中国瓷器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成了他们驰骋想象的理想翅膀和抒发情感的钟爱载体。中国瓷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诸如与技术文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的中国瓷器，是怎么以不争的事实，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文化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或曰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这个除却艺术文化以外的技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便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世界”。
清代官窑瓷器对世界的影响
对于“中国陶瓷影响了世界”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任何人提出疑问。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评价极高。在西方，中国瓷器一度价抵黄金(1108.20,2.50,0.23%)，被欧洲皇室贵族视若拱璧、竞相收藏。
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这些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究竟是官窑瓷还是外销瓷，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了。
官窑瓷器不会大量出口
中国古陶瓷专家胡雁溪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认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的崇高评价仅是针对官窑的，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中国古陶瓷收藏领域的一个严重的误解”。
事实上，1860年之前，欧洲皇室、上流社会收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包括明代)的外销瓷。那些被他们所大量仿制的中国瓷器也是明清外销瓷。
胡雁溪说，中国的官窑瓷器过去根本不会大量出口。除了极少量赠给外国皇室或使节的礼品瓷，即使在中国国内，普通臣民也是见不到的。
中国官窑真正流传到西方去，包括日本人见到中国官窑，要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烧毁圆明园以后。中国官窑瓷器大量流失到西方则更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中国皇家文物。民国以后，清室岁入不足，将很多瓷器抵押给银行，最后由银行进行拍卖。此外，内务府也曾进行过古董拍卖。加之内廷种种盗窃行为的发生，才造成了官窑瓷的大量外流。
可以说，20世纪初期之前，西方人甚至没见过多少中国官窑瓷。包括日本在内，西方社会对中国陶瓷的所有美誉其实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中国外销瓷。
直到1710年之前，欧洲还制造不出真正的瓷器，只能从中国进口。在几个世纪中，包括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大量仿制过中国瓷器。他们仿制的样本也是中国外销瓷。
据胡雁溪介绍，各国仿中国外销瓷都有自己的特点，质量也不错。荷兰代尔夫特是其中仿制水平和名气都比较高的。仿制品种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
这些西方仿品和真正的清代外销瓷在鉴别方面难度不大。因为烧造方式不同，仿制瓷器和中国外销瓷区分明显。前者的瓷胎、釉面颜色，尤其是纹饰方面也与后者有所差别。可以想象，国外的画师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的时候，和从小就有深厚毛笔功力的中国画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高档外销瓷画工堪比官窑
“看瓷器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文化。研究瓷器要研究它的文化内涵、文化背景。”胡雁溪特别提到，如果从瓷器上所反映的题材宽泛度、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反映的丰富信息来讲，官窑瓷是无法与外销瓷相比的。
虽然官窑瓷的精湛工艺众口皆碑，但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却很狭窄。官窑仅供皇家御用的特性，造成了它的局限性。养在深宫、基本上并不外传又使得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极其有限。
清代外销瓷的影响力则是世界性的。这些外销瓷包含巨大的信息量，传达出的历史学术资料远比官窑多。通过它们，甚至能了解到当时人们的一些生活细节。
此外，“官窑除极少数像珐琅彩瓷和一些陈设瓷外，因有固定模式，往往不但某一纹饰在一朝是成批生产，而且同一种纹饰可能延续本朝十几代皇帝，几百年不变。而外销瓷是商品，必须不断更新求异，追随变换不休的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不同时尚、不同客户的需求，因此早有所谓‘岁无定样’的记载。即使保守地估计，清代外销瓷纹饰的多样性也会高于同期的官窑百倍之上。”
从工艺上看，清代外销瓷中有一些非常精美的高档瓷器。目前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清代外销瓷展》中的《清雍正粉彩仕女采桑图盘》即是其中一件。胡雁溪认为，该盘绘图极其精美，众多仕女神形兼备，配景中的房舍器具、树石围栏无不精细入微，“画工的水平比官窑不差，完全就是一个很高明的画家的一幅画。”
中国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影响深远
19世纪阿拉伯地区六角型青花瓷砖大凡熟悉古代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当地对白地蓝花陶瓷中需求最迫切、最大量的，既非陶瓷日用品(当地主要使用金属器具)，也非陈设用瓷(当地主要是游牧民族)，而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用陶瓷。将白底蓝花的壁砖用作建筑物的墙面镶嵌，从古到今，一直都覆盖着所有伊斯兰地区的皇宫、清真寺、经学院、市政建筑，直至宅舍陵墓的外墙、内殿、天花穹顶和廊柱，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单是土耳其一座伊斯坦布尔城，就有超过一千座清真寺，可以想见，伊斯兰地区对这类白地蓝花的陶瓷砖有着多么巨大的需求了。据曾到过土耳其考察元青花的蒋奇栖女士提供的资料说明：中东蕴藏丰富的钴矿，早在公元758年的阿巴西时代，该地区就有用钴料进行釉下彩绘的青花陶，到公元9世纪，萨马拉和巴士拉成为制陶业中心，并为清真寺烧制青花陶砖作墙面装饰。以后，青花陶便在伊朗、北非、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出现。元代在纺织品方面，也引进来自波斯的织金锦缎“纳石失”和来自中亚的丝织品“撒答刺欺”进行仿制。自此，那种将“波斯蓝”和“中国瓷”相结合的青花瓷砖以及中国产的波斯风格锦缎丝织品，就成了伊斯兰地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由于它们深深地融入到伊斯兰地区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生活当中，因而并未因中国后来的改朝换代嘎然而止，反而因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及1405年永乐帝重启对外贸易而一直延续到宣德朝。因而，我们今天对“至正型”青花的定义，实可以跨越元代到明初这一时限。在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有宣德朝烧制的青花瓷砖残件；而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金钱锦纹瓷砖，就是采用进口“苏青”绘制，具有铁锈斑、橘皮纹、绘制精美、发色蓝艳这些“至正型”青花的特征。中国元代及明初的青花瓷对伊斯兰地区日后的青花绘制影响深远。中国社科院马文宽先生在《中国瓷器与土耳其陶器的相互影响》一文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仿制中国瓷器最主要表现在纹饰上……这种仿制对象有些是同时代的，但更多是仿元和早明青花的纹饰，最早出现在壁砖上。”无独有偶，作者也见过19世纪阿拉伯地区一些六角型青花瓷砖纹饰有我国元代及早明特有的螺丝状叶子。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 “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口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 700多年。
在18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他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
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佩雷，佛郎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与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
在8至9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种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人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禅宗思想对南宋吉州窑瓷器装饰的影响
禅宗对吉州窑存在影响的观点，最早是蒋玄怡先生提出来的。欧阳希君也指出吉州窑木叶盏与禅茶一道有关。在向刘新园先生的多次讨教中，他也反复强调禅宗与吉州窑的关系。禅宗对唐宋以来的文学、书画以及哲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早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那么，禅宗是否对中国古陶瓷产生过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
桑叶盏 口径15.3厘米 杨永德伉俪藏
桑叶盏 口径10.5厘米 1996年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
桑叶盏 观叶楼藏
桑叶盏 观叶楼藏
众所周知，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禅宗文化已成为江西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因。宋代江西文学的空前繁荣，就与士大夫普遍流行的禅悦之风密切相关。不仅如此，禅宗的影响还渗透到了手工业领域，众多禅宗寺庙包围之中的江西吉州窑便是典型一例。宋代的江西，吉州境内禅宗寺庙最多，其中庐陵29座、泰和25座。
蕴涵禅理的桑叶
吉州窑瓷器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产品，恐怕非木叶盏莫属。木叶盏内外壁均施黑釉，按造型可分斗笠盏、束口弧壁盏和深腹盏三种。斗笠盏腹壁斜直、口径略大，观叶楼和杨永德伉俪有此类收藏；束口弧壁盏腹壁较深、口径略小，观叶楼藏木叶盏和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氏墓出土木叶盏，即属此类；深腹盏是吉州窑最为流行的器型，观叶楼即有此类收藏。
桑叶盏 口径14.4厘米 日本《特别展中の陶瓷》收录 日本私人藏品
木叶盏按装饰可分三叶盏和单叶盏两类。日本私人藏吉州窑瓷器中有一件特殊的三叶盏，其盏心木叶旁，竟装饰一条栩栩如生的蚕。盏中木叶边缘有锯齿，木叶一侧有明显裂痕，具典型幼树桑叶特征。类似的盏，瑞士Baur艺术馆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也有收藏。
吉州窑单叶盏，木叶的形态或舒展、或卷曲、或折叠，极尽变化之能事。关于木叶之种类，学界主要有桑叶和菩提叶两种观点。菩提树与桑树虽同属桑科，两者叶片形状亦较为接近，但菩提叶细长似尾的叶端及光滑的叶边缘与桑叶显著不同。菩提树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等地，江西并不适宜其生长。而吉州窑所在地江西，南宋时为盛产蚕桑之地。另据仿烧吉州窑瓷器经验丰富的廖光荣先生相告，经过他的多次试烧证实，只有桑叶才能烧出南宋吉州窑木叶特有的米黄色和清晰叶脉，这应与桑叶中富含锌、铁、铜、锰、钙等微量元素有关。由上可知，吉州窑木叶盏之木叶，应属桑叶无疑。
至于为何吉州窑制作木叶盏采用桑叶，南宋诗人陈与义“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的诗句提供了找出最终答案的线索。众所周知，吉州窑盏的主要功能是饮茶。从唐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始，饮茶遂被纳入佛门清规，并逐渐形成一套庄重的寺院茶礼。唐末五代，“饭后三碗茶”已成为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二载僧人问吉州资福如宝禅师：“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与禅的关系已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至南宋时，禅茶在整个社会的渗透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禅茶文化的美学境界，茶器美学品格的提升也不例外，吉州窑桑叶盏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能通禅”的桑叶盏的设计，或有可能就是禅僧或参禅的士人所为。永和镇吉州窑即处于诸多禅寺包围之中，本觉寺更与窑场完全融为一体。此外，窑址中还发现“本觉”“慧”“太平”“弟子蒋子通”等寺院定烧的标本。由此可知，吉州窑工与禅寺交往甚密，其瓷业生产极易受到禅僧需求和审美的影响。当然，充满禅趣的桑叶盏的烧制，最终离不开窑工的反复实践才能成功。
不过，从吉州窑三叶盏与晚唐五代漏花木叶纹枕风格相似的情况，也不排除其同时受了唐代木叶装饰的启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吉州窑单叶盏装饰的多为枯死、残破的桑叶。这种装饰于静穆漆黑釉面上的残叶，不仅其装饰意境极富禅趣，而且与著名的禅宗公案——“体露金风”所蕴涵的禅理也颇为相合。公案载，有僧问云门禅师：“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曰：“体露金风”(《五灯会元》卷十五)。本则公案借“树凋叶落”，暗喻妄念、烦恼已断的清纯心境。而“体露金风”，则好比历经苦行的禅者，在脱却身心的一切烦恼妄想之后，进入真空无我的“身心脱落”之境。由此看来，吉州窑盏上看似残破的桑叶，其中却蕴涵着深刻的禅理。宋白杨法顺禅师“金风体露复何言？大道从来绝变迁。一叶飘空天似水，临川人唤渡头船”一诗，给了本则公案一个绝佳的注解。其中“一叶飘空天似水”一句，颇能契合吉州窑桑叶盏盛满茶水后倒映天空给人的视觉感受。
桑叶盏 口径15.1厘米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花中禅友——薝葡
吉州窑瓷器中，有一类人们习称的剪纸漏花梅花纹盏。此类盏外壁多施黑釉，造型分斗笠盏和弧壁盏两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杨永德伉俪均有此类收藏。刘新园先生认为，此类盏中所谓“梅花”，实为花中禅友——薝葡(卜)。薝葡，原产印度，释迦牟尼成道时，其背后即有此花。宋人所称之薝葡，已非印度所产，而是中国化的薝葡，又称栀子花，花瓣六出，与五瓣梅花明显不同。吉州窑薝葡装饰尚有海外所见梅瓶、罐等器类。
类似吉州窑盏的薝葡装饰，最早见于唐代缬染印花绢上。新疆阿斯塔纳墓葬中至少见有两种类型的缬染薝葡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人物衣饰上也有薝葡图案。
唐宋以来薝葡纹的流行，均与禅宗的影响有关。从唐王维《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林是旃檀，更无杂树。花惟薝卜，不嗅余香”可知，薝葡在禅林中的地位之高。南宋王十朋(1112～1171年)《薝蔔》“禅友何时到，远从毗舍园，妙香通鼻观，应悟佛根源”一诗，更将其直呼为“禅友”。南宋诗人董嗣杲《栀子花》中又有“芳林园里谁曾赏，薝卜坊中自可禅。明艳倚娇攒六出，净香乘烈袅孤妍”之句，诗中不仅点明栀子花即“明艳倚娇攒六出”的薝葡，而且同样可看出薝葡与禅的密切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与吉州窑隔江相望的净居寺及“禅林清规”发祥地百丈寺，均出土了薝葡盏残片。据刘新园先生相告，净居寺出土的薝葡纹盏由寺中严首和尚提供。百丈寺与薝葡纹盏残片伴出的瓷片中有墨书“众寮”，可知出土瓷片之地为“众僧依止之寮舍也”。这些都是禅宗文化影响吉州窑瓷器生产的重要证据。
釉绘与禅宗墨戏
观叶楼藏品中，有两件釉绘梅梢月纹黑釉盏。两盏之梅月，虽逸笔草草，却颇具朴拙传神之妙，呈现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意境，与禅宗墨戏的代表——南宋参禅画家梁楷的减笔画有着共通的笔墨神韵。其中一盏的梅月之上，复施一层薄薄的淡褐色釉，呈现出一番夜色朦胧的梅月景致。这一技法，竟与梁楷《疏柳寒鸦图》以晕染的淡墨来烘托萧瑟冬季中雾霭的手法惊人相似。禅宗墨戏遵循“以意为主”的创作理念，“简淡”便成为禅僧乃至参禅士人所追寻的最高艺术境界。吉州窑这一绘画风格的形成，当与南宋禅宗墨戏的影响密切相关。
此外，梅月题材本身，最初也是禅宗影响下的产物，如“墨梅”便起于禅宗内部的墨戏。在禅宗绘画中，墨梅甚为流行，以此参禅的僧人甚多。
吉州窑瓷器中，还有一类以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或以手指随意弹洒形成的釉斑为装饰的黑釉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以及观叶楼、两庆书屋等均有此类收藏，造型有盏、花口瓶、罐、三足炉等。此类装饰手法在唐代花瓷上已有应用，其在吉州窑茶盏上的再度流行，应与当地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有关。禅宗以“无所矫饰，浑然天成”为至高境界，这一观念已广泛融入唐宋以来的寺庙建筑、园林、诗词、书画艺术之中，与禅僧生活关系至为密切的茶盏，更易受其影响。吉州窑随性挥洒的釉彩线条，与梁楷简笔人物画中的线条有着共通的禅趣；而率性十足的釉斑，也与禅宗审美生动活泼的气韵颇为相投。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草堂收藏一件吉州窑黑釉描金山水诗文碗残器，以描金绘山水、明月，内壁书唐船子和尚德诚禅师(820～858年)《归棹歌》“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之句，这是禅宗影响吉州窑装饰的又一重要证据。
禅茶之盏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吉州窑茶盏的大量生产，是顺应宋代斗茶风习的产物，或与当时流行的点茶法有关。但细加考虑，却并非如此。吉州窑茶盏中，除桑叶盏等少数为黑釉外，多数盏的内壁黑釉之上还施加了一层棕褐色的窑变面釉，并辅以漏花、釉绘等为饰。这类盏的色泽或装饰，显然都不符合斗茶“茶色白，宜黑盏”的要求。而且，吉州窑茶盏内多有形色各异的装饰，用其盛用斗茶和点茶之乳浊状茶汤，茶盏中的图案便显得有些多余。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吉州窑盏心带有图案茶盏的流行，应与草茶在江南禅寺和民间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关。
草茶早在北宋时期的江浙、江西就已盛行。欧阳修(1007～1073年)《归田录》云：“蜡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1034～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据滕军女士对北宋沈括《本朝茶法》嘉祐六年(1061年)榷茶统计的考察发现，几乎当年所有产茶区都有草茶生产。随着草茶的普及，饮茶方式也有所改变，北宋已有将草茶直接煎饮的方式。而且，近年陕西蓝田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家族墓地出土的铜渣斗与钵上有完整茶叶的残留，为北方地区煎饮草茶提供了直接证据。
宋室南迁后，草茶更是盛行一时。从南宋大量歌咏煎煮草茶的诗词中可明显感受到这一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1127～1206年)诗中有“茶瓯影里见山光”(《寄题肖邦怀步芳园》)和“古松将影入茶瓯”(《颜几圣招游裴园》)之句。因点饮和斗茶的茶汤均为乳状，不可能有自然景物的倒影，故知杨万里所吟咏的茶，一定是煎煮的透明茶汤。盛以这样的茶汤，图案形色各异的吉州窑茶盏才能展现其独特的风韵。
煎饮草茶方式的流行与普及，寺院禅茶的推动功不可没。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十八载：“品官蜡茶草茶各，玖品三斤，捌品以上陆斤，僧道草茶壹斤。”可知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已出现“僧道草茶”的专用称谓，说明草茶已成为僧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记载也可看出，蜡茶主要还是各级官员的专享，而草茶伴随着新的煎饮方式的流行也为各级官员所接受。
综上所考可知，南宋时，以煎饮方式为特色的草茶，已成为寺院禅茶之主流，并逐渐被士人阶层和大众所接纳。如果说建窑黑釉盏是因适宜团茶之斗茶、点饮方式而流行的话，那么吉州窑各式带有图案茶盏的风行，则是为适应新兴禅茶要求茶汤透明的煎饮方式而设计。
东方陶瓷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读得较多的书，乃是海外华人学者，20年过去，如今中国。比较文学已是遍地开花。文学之外，在绘画、建筑、戏剧等艺术领域．中外比较研究也方兴未艾。中外比较研究还进入理论领域．比较诗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在比较的方法中，自由灵活的平行比较受到青睐，它便于把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外文化现象放在一起，经过比较而显示出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因而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也弊端常现．或落入琐碎，或陷于空疏。
比较文艺学要继续发展，就要在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结合上多下工夫，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要重视。以具体的实例和理论的点评相结合，生动展示中国审美文化对西方产生的影响。
在影响的比较中，也更显示了中国审美文化的特色。研究西方文化艺术如何影响中国的著作，我们已见得不少；但研究中国文化影响西方的著作，却寥寥无几。中国文化中，最早被西方人所接纳的，应是属物质文化之列的丝绸和陶瓷。中国的丝绸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传到西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绸赞叹不已，干脆把中国称作“赛里斯”（由“丝”字的译音而来).随着丝绸更多地被西方所接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丝绸之国”，唐代诗人张籍曾在《凉州词》中，生动地描绘过中国丝绸通过凉州边关的情景：”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中国的陶瓷在西方的比较晚，到宋代，西方才接受中国陶瓷，但很快引起了西方人的另一番惊奇，又把中国称作“瓷器之国。”
洛阳唐三彩工艺品礼品精品母子象
但是，那时的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神秘古国，无从直接了解。西方还只能从丝绸、陶瓷这工艺品来想像中国。到13世纪中国的元代，才有意大利人用文字向西方人介绍中国。
1271年，南宋未，意大利一个犹太商人雅各邀游泉州。这位学者型的商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回去后就写下了40万字，记下了他在泉州这个“光明之城”的见闻，表达他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惊异。可惜，这个要比马可•波罗还早几年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未能很快出版他的书就过世了。数年之后，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受雇于元代皇帝17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l298年写下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很快译成数种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他在这本游记中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比威尼斯要富强4倍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辉煌，这就激发了更多意大利人纷纷来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后来，在中国明代生活了27年的利玛窦所写的《中国文化史》问世，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意大利在当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渐由意大利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l570年，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葡萄牙人克鲁兹写了洋洋大书《中华博物志》。西班牙人门多萨在l585年写了《大中华帝国史》。随后，法国也出版了《中华帝国志》、《中国现状新志》等书，使著作在西方广为传播，导致欧洲在17、18世纪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当时，辉煌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特别是法、英、德诸国发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描绘，无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在西方面前呈现了一个新天地，也激发了法国帝王的东方猎奇趣万味，追求起“中国风尚”来。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专辟了了一个瓷器馆，收藏了他千方百计收集来的中国瓷器精品。使法国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的影响
1、前言
茶的发源始于中国，被我国古代人民发现利用有了万余年的历史。不管是最早发现茶的用途，还是最早饮茶、种茶，都是从中国开始。所以中国对茶再也熟悉不过了。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农夫庶士，平民百姓，无一不以茶所喜爱。茶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既是物质文明的物品，又是社会精神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人"喝茶"与"品茶"是有很大的区别。喝茶者，消食解渴，重视茶的物质功能，保健作用。品茶者，则不仅含品评，鉴赏功大，还包括精细的操作艺术手段和品茗的美好意境。且不说唐代的茶圣，茶仙和宋代贡茶使君，以及明清艺术茶专家与"茶痴"，即便现代的茶道中人，品茶亦非同凡响。以老北京人来说，喝茶先要择器，讲究壶与杯的古朴还是雅致。壶形特异，还要有美韵。杯要小巧，不只为解渴，主要为品味。品茶还要讲究人品，环境协调，尝茶的滋味，同时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连家居小酌，也要包含仪礼、情趣。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
2、中国历代饮茶方式的演变与陶瓷饮茶器皿的发展
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晋杜毓《苑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品定茶器东瓯瓷为最好，"东瓯"指的就是浙江温州一带。东瓯瓷，碗沿不向外卷，而碗底又慢慢向上舒卷，盛水约半升左右，大小适合。越州窑和湖南岳州窑色泽都是青的，有助于显出茶的本色。在陆羽看来，盛入茶汤之后呈红、褐黑色的茶具，就不能算好的茶具了，当时南方烧瓷技术超过北方，岳州窑的彩瓷，四川大邑窑的白瓷茶碗都很有名。
陆羽《茶经》越窑青瓷饮茶器"瓯"的器皿，其造型及容量适宜喝茶。这是因为唐代喝茶同今天饮茶方式不一样。是先把茶时加工烹熟，然后像喝汤一样，连同茶末，茶汤一起喝掉。对此中唐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讲得很清楚："称茗饮者，必浑而烹之，与瀹蔬而啜者无异。"唐代越窑青瓷茶瓯的造型及容量，正好适应了这种茗饮方式。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建盏受到斗茶者欢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造型及容量，有利于观察斗试的胜负。建盏的造型底径和口径比例相差较大，为斗竖形，盏壁斜直斗茶时出现的汤花容易吸尽茶汤和茶末。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福建建窑的兔毫盏直径一握，釉黑青色，盏底有向上放射状的毫毛状条，闪出奇幻的银光，异常美丽多变。用此盏来点茶，以茶面泡沫纯白，着盏无水痕，久热难冷者胜，兔毫盏以黑色相映，对比强烈而名重一时。苏轼的"来试点茶三味乎，勿惊午盏兔毛斑"和黄庭坚"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都对宋代这一极富有特色的茶具都作了生动的描写。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明清废团茶，散茶大兴。烹煮过程简单化，甚至直接用冲泡法，因而烹茶器皿亦随之简化。明清罢团茶，在中国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减轻了广大茶农劳役之苦，而且使饮茶的方式，饮茶器皿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人们对茶、饮茶器皿的爱好与审美情趣，也随着社会饮茶风俗，烹饮方法及陶瓷饮茶器皿不断演变而发展。如宋代，人们崇尚较大的黑釉兔毫茶盏。可是到了明代，人们却又喜爱纯白小巧的定瓷茶碗。明万历年间钱塘人许次纾在《茶疏》一书对《瓯注》评论说："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文学巨豪苏轼，也是一位精通茶道，鉴赏名器大师，他颇欣赏定窑生产的白瓷茶具。在其《煎茶歌》有曰："又不见今时潞公煎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定瓷质地洁白如玉，胎薄细腻，釉彩莹润，造型典雅。自古有"定州花瓷瓯，颜色白天下"之誉。另外，由于饮茶者饮用各类散茶，各类精美陶瓷茶壶就应运而生。制作出现一个色彩纷呈，数量空前的时期，紫砂与瓷器相互竞争，发展迅速。以制壶妙手供春，时大彬等所创造的宜兴紫砂壶，在明代中期蓬勃兴起，价胜金玉、为人所珍、久盛不衰。除宜兴紫砂壶以外，瓷都景德镇的陶瓷茶具日益向精美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永乐至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甜白茶具最为精美。质地坚而细密，体胎轻薄，造型精巧，驰名中外。壶的造型也千姿百态，有提梁壶，把手式，长身、扁身等各种造型，壶身绘于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装饰方法也出现了丰富多彩。有：青花、斗彩、釉里红、颜色釉等；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陶瓷已达鼎盛时期，其胎质坚细、釉光莹润、色彩绚丽、镂雕精工特色。特别是景德镇御窑生产的宫廷用茶壶，极其精工，华美绝伦。至明清以来，茶之种类日益增多，茶汤色泽不一，壶重便利，典雅或朴拙、奇巧，杯则争妍斗彩，百花齐放。
3、各地饮茶习俗与陶瓷饮茶器皿
古往今来，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与时代的饮茶方式，而且同地域饮茶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对于陶瓷饮茶器皿的使用方式，也反映了各地域人们以茶学、茶性、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我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根据各地域，各民族饮茶风俗习惯，饮用茶类和饮茶仪式不同而有区别。所以，选择陶瓷饮茶器皿也就不同。
北京、西南一带喜用瓷制的盖碗茶具，即所谓"三件套"。由一个口大底小的茶碗，一个小茶托，和一个碗盖组成。它有四大好处，一是盅小于碗，上大下小，注水方便，还能让茶叶沉于底，添水时茶叶翻滚，易于泡出茶汁；二是上有隆起的茶盖，盖沿小于盅口，不易滑跌，易凝聚茶香，还可以来遮挡茶沫，饮茶时不使茶沫沾唇；三是有了茶托，不会烫手，也防止溢水打湿衣服；四是保温性能好。北京气候寒冷，茶具以保温为佳，所以盖碗茶具一时风行。此风一起，影响各地。尤其是四川等地。大街小巷，处处茶馆皆备盖碗茶，至今特色不减。另外回族，东乡族的"三炮台盖碗茶"也是用盖碗泡沏的。品茶时，先揭开碗盖给客人看，表示茶碗是干净的，以示对客人的尊重，然后在碗里放上泡茶或散装春尖茶，配以适量的冰糖和桂元，注入开水冲泡。即为三香茶。若再配以葡萄干、杏干、就是五香茶。饮时边用盖子挡去汤面的泡沫边喝茶水，并适时添水。盖碗茶又称"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称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一副茶具里包含着"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古代哲人的道理。
浙江和江苏一带习惯用紫砂壶冲泡或直接用瓷杯泡茶。紫砂是江苏宜兴窑场烧造的紫砂炻器，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珍视，除了色泽古朴凝重，造型千姿百态，具有更高艺术鉴赏价值之外，主要在于它内蕴的趋于臻境的实用价值。壶体致密坚硬，不上釉，取天然泥色，泥粒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结晶，晶体间有一定空隙，盛茶既不渗漏，又有一定透气性，用其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味，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色、香、味。冷热适应性好，冬天注入沸水或置文火炖烧，均无胀裂。壶体大小适合，一壶握在手中，手感好，既觉温暖，又不烫手。紫砂壶主要以器型取胜，或仿自然界瓜果花木，虫鱼鸟兽，或以几何形体造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器型干变万化。有仿古，光素货（无花无字）、花货（拟松、竹、梅的自然形象）盘囊（几何图案）等。色泽古朴，使用年代愈久，壶身经不断摩挲，愈显光润古雅。除用作沏茶外，高级名壶还是艺术精品和古玩。所以，一把好的紫砂壶，往往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韵律，书画艺术一身。紫砂的自然色泽加上艺术家的创造，自然比金玉其外，珠光宝气的物品价值高的多。
广东潮州，汕头和闽南一带的人有饮工夫茶的嗜好。关于功夫茶名称由来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泡功夫茶的茶叶制作特别费功夫；有的说是因为喝这种茶味极浓，杯又特别小，需花上好长时间一口口品尝，品茶要磨功夫。还有的说，是因为这种品茶方式极为讲究，操作技艺需要有学问，有功夫等。功夫茶饮茶器皿非常讲究，大多为朱砂壶、卵壳杯。茶具包括茶壶、茶杯和茶池。茶壶极小，只有红柿般大小；杯薄如纸，小巧玲珑，茶池是用陶做成圆形或方形的池形，上面有盖。盖上有些小眼，一则"开茶洗盏"时的头遍茶从这些小眼漏下；二来泡上茶之后还要从壶盖上继续以开水冲来冲去，以加热保温。水也从小眼中流下，茶池是为承接剩水、剩茶、剩渣而设。潮汕式功夫茶茶壶，用一般紫砂陶还不行，需要用潮州泥制壶。此地土质松软，所制陶壶更易吸香。功夫茶极浓，茶叶可占容积七分，以浸泡后茶叶涨发，叶至壶顶，方为恰当分量。第一泡的茶，并非饮用，而是直接以茶水冲杯洗盏，称为"开茶"或"洗茶。一开始就造成茶的精神气韵的气氛。冲二道水，这时不仅茶叶已开涨，而且性味具发，便开始行茶。泡到五、六次，茶便香发将尽，最后一巡过后，主人会用竹夹将壶中茶叶夹出，放在一个小盅内，请客观赏，称为"赏茶"。潮汕功夫茶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既有中国古老儒家精神；又有优美的茶器及茶艺方式，不愧为高明的茶艺，有精神与物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小中见大，巧中见拙的哲理。单说这功夫茶，便包含了很多内容。
另外，景德镇饮茶器皿的青花玲珑六头茶具，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深受乌龙茶友的赞赏。东北和华北一带，多用较大的瓷壶泡茶，其中青白瓷具有"假白玉"的美称，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青瓷以龙泉哥窑最珍贵，胎薄质坚，釉层饱满，色泽静穆，有粉青、翠青、灰青、蟹青等，又以粉青最名贵。釉面显现出纹片多样，大小相间的"文武片"，细眼似的"鱼子纹"、冰裂似的"白极碎"以及"蟹爪纹"、"鳝血纹"、"牛毛纹"等。黑瓷质地厚重，古朴典雅，保温性能好，为茗饮者所珍爱。等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说从事一般劳动工作。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器具则更重讲究，不仅要好用，而且要有一定的形式美感。饮茶器皿作为功能效用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两个方面：物质功能是指饮茶器皿必须是生活实用品，是为人们使用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良好的饮茶功能是构成饮茶器皿形式完美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功能合理的器皿就能成为美的器皿。功能效用不能取代形式美，但是完美的造型必需具有良好的功能。精神功能是饮茶器皿不仅在使用能看到并要接触，不用时还能作为艺术陈设品，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所以饮茶器皿必须造型美观，以满足人们的审美爱好，陶瓷饮茶器皿是功能、物质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表现，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具有一定艺术效果的欣赏品，是使用功能与形式美感的统一，科学技术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需求的陶瓷饮茶器皿要更多、更好、更新。时代赋予现代陶瓷美术设计师的历史使命，就是去研究中国传统饮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探讨各地域、各民族的饮茶习俗习惯；掌握陶瓷饮茶器皿生产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创造更多、更好、更新的陶瓷饮茶器皿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