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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用具与瓷器笔筒

文房用具与瓷器笔筒

古代文房瓷器 古代瓷器笔筒 真假瓷器笔筒鉴别

2020-03-06

古代文房瓷器。

在中国古代,笔、墨、纸、砚,被喻为“文房四宝”。这四种书写工具,其实未必真正应了稀有、昂贵才成其宝,确切地说,乃是重要,是因为须臾不可或缺。譬如,行文、作诗、绘画需要它们,写一手好字乃至想要学富五车自然更离不开它们。直到六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施行,致“文房四宝”更显重要。尤其宋代,宋太祖开创的殿试制度,让皇帝钦点的状元,直接步入仕途:或治理地方,或参与朝政,甚或官至宰相管理朝政。自此,“学而优则仕”和“状元及第”,才让笔、墨、纸、砚真正满载了“宝”的涵义。

为配合笔、墨、纸、砚的使用,古人于不同时期又先后设计出水盂、砚滴、砚匣、笔架、笔掭、笔床、笔洗、臂搁、墨匣、镇纸,以及印盒、笔船、笔筒等各具功能的辅助件,这些物品,统称为文房用具,质材有铜、石、陶、瓷、竹、木、玉、水晶、玛瑙、象牙等。

中国的文房用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比如研山,产生的年代可追溯到汉代,故宫博物院藏的“汉十二峰陶砚”便是一例。曾创下中国书画天价的书法珍品米芾《研山铭》,卷上那值百万金的39个行书大字,写的就是一块山形石砚。而此“研山为李后主旧物,米老生平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见《研山铭》手卷之跋尾,清代书画家陈浩题)。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对书斋中的文房用具每每很钟爱、很在意。因此,我国越窑青瓷三足砚青瓷水盂等,在三国两晋时就已制作得格外精致,而各类质材的墨匣、笔床、笔格、笔洗、镇纸、水注等,致唐宋时业已多见,且常常被文人记入诗赋。诸如南朝梁吴均作《笔格赋》及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琉璃砚盒,终日随身”与“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句。相比之下,笔筒出现年代却较晚。目前,南京博物院所藏署“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款的竹刻松鹤图笔筒,属我国已知最早的带纪年铭笔筒。由于朱鹤系嘉定竹刻的开山派创人,陆廷燦在《南村随笔》(卷六,清刊本)又称“膠城竹刻,自正、嘉间高人朱松邻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故该笔筒被学术界普遍视作明朝正德六年产物,也即笔筒上纪年“辛未”,当为1511年。而瓷制笔筒,生产年代就更晚,当在明晚期。目前,面世的瓷质笔筒,无一例早于明末崇祯朝。

有关笔筒的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该由笔格、笔床或笔船发展而来。笔者以为,笔筒同笔格、笔床、还有明初时出现的笔船,虽在功用上大同小异,却在形制上并无必然的承传关系。前者是竖着存笔的束笔工具,后者系横卧式的置笔工具,两者的源流与艺术构思殊异。

对于横置笔的器物,或许古人觉得不够方便,样式亦不够大模大样,因此,晚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讲道:“笔床之制,世不多见,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上可卧笔四矢。”但此类笔床“最不美观,即旧式,可废也”。至于一些笔格,文震亨则批评道:“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窑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间。俗子有以老树根枝,盘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此俱最忌,不可用”。这些意见,大抵中肯的。所以,笔筒一经问世,便一统了天下。若要问,现今的文具盒源自何物?毋庸置疑,非笔格、笔床、笔船莫属。然而笔筒,却是造物主的馈赠,它让读书人万般无奈时截取冬竹之一段,便使桌案上的存笔工具不经意间一步到了位。于是,随着竹雕笔筒在我国明中晚期兴起后,瓷质笔筒也就突兀地展现在晚明时期的文人书斋里。而且,模样那么大器,那么坦坦荡荡,以致500年来无须作任何造型上的修炼。

瓷器笔筒,创作上并不比坛坛罐罐复杂,况且,还少个盖。之所以姗姗来迟,乃是因为文人主观上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人们早先觉得圆筒般的模样,在制式上似乎简单了些;是因为注重个人品位的文人,对于案头之物实在太在意太看重,就指望荣华与共的置笔器具,理当比隋唐多足砚、五代笔架、宋元笔洗更见灵巧更具诗意。于是想了又想、琢磨了许多个世纪仍觉意犹未尽,待终于明了筒状、口底大小相若这么个天造地设的竹筒形制,其实是最完美、最实用、亦最壮观时,此时此刻,已到了明代晚期。

清初时参与纂修《明史》的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文学家、诗人此番话,言简意赅,是对笔筒实用性的概括,亦让人看到以前没笔筒时的无奈。

笔筒数康熙朝制作数量多,亦最具气派。雍正至清末,笔筒的装饰技法层出不穷,但造型与制式则不离康熙模式,尤以玉璧底为常见。然而,气度上大相径庭,即:明末清初时器形通常较粗壮,直径大一些的堪称笔海;清代中、晚期时,器形较瘦小,有的器身细至可一把握住。至于胎、釉、纹饰、圈足、工艺等,则各朝有各自的风貌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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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与官场雅贿:官员是瓷器大师们的上帝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瓷博会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景德镇:艺术瓷都的困惑

年前,谢忠良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原计划摆宴20桌,结果来了40多桌。客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还有许多江西省内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贵。

谢忠良是景德镇当地最资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收藏圈中,享有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热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要接待近20拨顾客,“人多的时候,排着队付钱”。

但他现在还是决定尽快卖掉自己手里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对景德镇艺术陶瓷未来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太滥了,再这样下去没法玩”。

异化的市场

景德镇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却很是乐观。在他看来,这个市场仅仅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顶峰。

景东陶瓷集团董事长张晓东也认为,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艺术陶瓷还不是最高点,仍有发展空间。

1996年,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国营瓷厂的工人的范君,在企业改制后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瓷器买卖。“最开始跑广东,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买张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只300件("件"是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几百块钱。”

2000年,景德镇的艺术品陶瓷市场开始有了火热的苗头。缓慢增长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2009年,张松茂的一块《国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万的高价。仅仅两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北京万隆2011秋拍名家绘瓷专场上,张松茂绘制的另外一块《国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万元成交,这也刷新了张松茂作品的拍卖纪录。

范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早期收藏的张松茂的作品,价格连翻了几番。2010年,他用几块张松茂的瓷板,换了一套别墅和一辆奔驰,现在看来,他还觉得自己亏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涨,涨得比房价还快”。

范君建议,现在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买点好东西,赌一赌时间,隔两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资一个青年画师的瓷器,起步阶段可能是8000元,过了5年以后,肯定会涨,但到底是变1万还是2万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将增加你的财富。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画师会被投资人“承包”起来,之后炒作成大师,投资人因此会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许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实,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炒作出来的。一家公司签约几个画家,包下他们所有的作品,再把影响力炒作起来。”昌南官窑的陈新远说,炒作的推手不仅有景德镇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

范君说,要捧一个人很容易,要毁一个人也很简单,将你手中拥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网上去,再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而,“景德镇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镇才有市场,离开了景德镇便不值钱。”这是许多景德镇艺术陶瓷圈内人的总结。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上半年,赣州的一个老板,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想在赣州出手一块著名大师的瓷板,他买的时候350万,结果降到150万,赣州当地也无人肯接。无奈之下,运到景德镇来卖,结果卖了600多万。

于是,许多景德镇人到外地低价买入当初卖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镇高价卖出。

式微的艺术

“像现在这种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担心景德镇的瓷器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谢忠良很无奈。

谢忠良玩艺术陶瓷的商业模式已相对更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事艺术陶瓷生意的谢忠良有自己藏馆、经纪公司及生产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签下了一批画师,合同期内,作品归谢忠良所有,但对画师的创作数量不做要求,以保证质量。最顶峰时,他公司里有30多位画师。

“市场已经太浮躁了。”谢忠良感慨,好东西太少。再继续这样下去,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将沦为一般的工艺品,再无收藏价值。

在孔发龙看来,“真正好的原创,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现在很少人愿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应酬之作"。”

大师对画作的原创性也不重视,很多大师都靠临摹那些卖得好的作品。张松茂的《国色天香》是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几乎每一位大师都画过《国色天香》。

而且,很明显地,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越来越简化。“通常哪种材质成功率高就用哪种材质,而成功率高的材质烧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一般。”但陈新远认为,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最负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现在都只是买来白胎在上面画画,瓷器本身的好坏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作品的价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烧制工艺,质量、成本相差极大。”

谢忠良认为,工艺的简化让景德镇的瓷器丢掉了传统,也削弱了它的艺术价值。

“画画也简化,什么快画什么,大师们感觉画复杂的作品时间都浪费掉了,赚钱的时间都没有了。”玩家孟庆庆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艺术家创作最好的时期,大师们经过艰苦的人生磨砺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为了人民币而人民币。”

张晓东出生于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母亲徐亚凤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现在主要转到艺术陶瓷的经营上来,担任他父母经纪人的角色。“转经营以后画画就没灵感了,因为你一天到晚想着钱,画什么看起来都像是人民币的样子。干脆不画,专门干企业去。”

“这个行业的专业分工仍然很不够。”张晓东认为,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运作到今天这么烂的地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经纪人运作机制。大量的创作之外的事情由经纪人来解决,画家应该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但目前,景德镇多数的画家还是家庭小作坊的运作模式,又搞创作又搞经营。结果创作搞不好,经营也搞不好。

鉴于对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悲观预测,谢忠良已经开始着手出让自己手里的瓷器,转而收藏砚台。就在两年前,他开始用出售艺术陶瓷的钱收藏砚台。

陈新远早期从事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陈新远从浙江老家来到景德镇,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景德镇的高端礼品瓷品牌。

陈新远试图走加盟经销商模式,先拿订单,再组织合适的艺人团队制作。春节前,两三千块钱一套的商务礼品订制供不应求。他笃定,这是他未来的主打市场。

不过,他跟谢忠良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时期,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标杆,大师署名的作品就能卖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陶瓷的发展,但市场终归会逐渐恢复理性,那时候,大师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年,大师的号召力明显下降。大师越评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他认为,再过个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师。而这正是他的机会。

粉彩瓷器的传统与时代感


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陶瓷艺术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粉彩瓷器作为陶瓷装饰的一个画种自然也包含其中。那么怎样面临粉彩瓷器的时代感,让我国传统的陶瓷装饰艺术既立足于当代陶艺的氛围中,又保持它的传统性不被当代更多的装饰手法所掩盖,己被越来越多的陶艺家们所重视。

一、粉彩瓷器的传统性

粉彩瓷器的工序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胎瓷上用墨线起稿,然后在图案内填上一层可作熔剂又可作白彩的玻璃白,将彩料施于玻璃白之上低温烧成。粉彩瓷器瓷器充分吸收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运用各种丰富的彩料,使画面风格近于写实。瓷面光泽透亮,每一种颜色都有丰富的层次,粉润柔和,秀丽雅致。粉彩瓷器所用的颜色种类多达数十种,每种彩料根据不同的画面需要又可派生出多种色调。

“粉彩瓷器”装饰从清代开始在原“古彩”的基础上逐步演变形成。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可说是到了兴旺阶段,装饰手法上绝大部分都是用中国画来装饰的,从大量资料和实物样品中可以看出清代这段时期,粉彩瓷器已不是原有“古彩”的那种用线不分浓淡,用色单调,只靠几种颜色的表现形式,而是在造型上吸取了中国画工笔重彩用线有浓淡变化,用色自然写实的表现手法。由原来古彩用线单调,无浓淡用色、无明暗层次,演变成具有中国画用色丰富,明暗层次强,用线有浓淡粗细之分。花叶用广翠加以打底色,分出明暗层次,花头也巧妙地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用洋红、净苦绿、紫色等加以洗染,这种工艺操作方法完全是工笔国画中的操作方法,其效果简直是中国画在陶瓷上的再现,不同的只是所用材质不同。采用中国画装饰的粉彩瓷器瓷,其工艺性更加和中国画表现技法融为一体了,粉彩瓷器在这段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有些精品在皇宫中才可享用。直到现在仿古瓷中的粉彩瓷器精品都要落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的底款,以示是代表当时粉彩瓷器顶峰时期的象征,而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国工笔画为特征的粉彩瓷器装饰纹样,其价值连城。

到了民国和解放初期,随着粉彩瓷器瓷的不断发展,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粉彩瓷器绘画大师把中国画移植在粉彩瓷器瓷中应用,使粉彩瓷器画更加向前迈进了一步,把粉彩瓷器瓷画推向了更新的高潮,此阶段以王琦、王大凡、刘雨岑为主要代表的人物和花鸟画更加明显地把中国画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运用在粉彩瓷器瓷创作的作品中,以奔放、流畅、刚劲、粗犷、写意的用线,以及没骨的着色技巧的运用,巧妙地利用玻璃白代替国画中的工粉,再加以洗染的方法,更使粉彩瓷器和中国画融为一体了。

二、粉彩瓷器的时代感

创造一件粉彩瓷器艺术作品,今天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以艺术思维及其创作规范达到目的。陶瓷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要求,必须把某些局限变成智能创作,使艺术和工艺技能相结合探索出若干的文化精神价值,表现出粉彩瓷器艺术的精美,赏玩的特点,充分挖掘粉彩瓷器艺术的丰富审美内涵,达到伴随生活审美持续性的要求,所以粉彩瓷器技能是靠经验的积累才能自由地创作,尤其强调师传的技术经验。另外,在材料加工和绘制过程中,把控绘制油性的经验,加上填色的技术,这些基本靠经验的传授,因此粉彩瓷器艺术在创作思维及其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价值上,创作者都必须根据材料的经验积累,以最终的理想效果思考艺术形式及艺术题材。并且配合制作材料,使技法达到表现艺术情感的目的。粉彩瓷器艺术在这里说明艺术思想必须同瓷胎泥性、加工材料、思考创作目的和通过“火”的烧成,才能形成一整套有机的联系,才能恰到好处地创作出理想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粉彩瓷器艺术强调粉彩瓷器的韵味,也就是线与面,墨与色相互渗透,使线与墨色,色相混合的整体效果显示出来,强调白的空间表现内容的价值,为主体充分显现形象及环境整体视觉效应的过程,注重视觉规律,所谓“计白当黑”“知其白,守其黑”正是使艺术视觉效果给人欣赏的直接性与内在心理相适应的过程,这充分说明审视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增加感性的愉快和理性分析双重的满足,这是内在的艺术哲学价值。

现代环境生存逐渐处在以直线和抽象几何空间建筑里,间隔了自然环境,回归自然就形成了现代精神的表现主体。粉彩瓷器艺术注重品味的价值,然而品味反映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时空感,因而伴随着生活活动中通过感官反映感觉性质,它的客观社会性通过感官特征极为突出和重要的是文化特征,在综合的感官基础上显示其文化的价值。品味致使审美视觉整体同局部构成互补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和工艺材料构成依据,使审美感觉存在价值及思想的特点。因此粉彩瓷器材料的美感同技巧密切相关。所以色釉高雅、韵味、厚重在粉彩瓷器艺术中显示性格化的重要因素。因此粉彩瓷器艺术语言区别于其他艺术而显示自己的内在审美魅力。

从粉彩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来看,粉彩瓷器装饰总是不断充实和变化的,不断淘汰和创新的。现代日用陶瓷不适宜以传统釉上粉彩瓷器作装饰,但已有釉中、釉下贴花纸粉彩瓷器的问世,同样给日用陶瓷耳目一新的美感。况且,日用陶瓷之外,还有大量的艺术陶瓷提供了粉彩瓷器装饰的用武之地。粉彩瓷器艺术瓷的装饰语言,包括表现技法、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是任何其他装饰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传统粉彩瓷器在现代存在一定的发展困境,但又存在机遇,粉彩瓷器在现代陶瓷装饰中的魅力仍势不可挡,陶艺家在运用粉彩瓷器技艺时必须进行观念的变革。从审美角度来看,陶艺家们不单注重工艺技巧,而且注重器皿造型,把造型与工艺完美结合,使景德镇的粉彩瓷器表现艺术得以充分展现。

三、寻找传统性与现代感之间的平衡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是开放的,它不只是教会我们模仿,它也教会我们创造。传统是活的,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其热情和忠诚不断修改,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生命力的不朽之物。我们要切记,在开创现代陶艺新篇章的同时,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尺度,不断在传统中吸收营养,推陈出新,现代陶艺只有跟随时代才能顺利推向前进。为改善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作出新的贡献。

博采众长,形式多样。新时期艺术家对传统粉彩瓷器艺术的发展经过反思与探讨,普遍认为融诗书画印于一炉的艺术形式并不是唯一的粉彩瓷器式样。粉彩瓷器既可认为是陶瓷器物上的装饰画,也可作为纯绘画性艺术,与中国画、油画相比,只不过是艺术媒质不同而已。认识的变化促进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粉彩瓷器艺术的主要特征是艺术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同时,又不断挖掘,使用新材质,改进工具,变换手法和工艺程序等,创造出新的艺术天地。

现代粉彩瓷器艺术弘扬传统技艺精华,继承而不失时代精神,借鉴而不失民族风格,出现了一派缤纷华丽、竞芳斗妍的蓬勃生机。从工艺手段方面来看,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变,粉彩瓷器装饰艺术以线为主的传统未见衰退,而且愈来愈被陶艺家所重视,并在创作中结合粉彩瓷器装饰的特点不断丰富和提高线的表现力,并结合粉彩瓷器装饰色料的工艺,形成了柔和、粉润、淡雅而协调的时代特色。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手法,如水点桃花、粉彩瓷器雪景、粉彩瓷器织金、粉彩瓷器综合装饰等多种新形式。

从装饰形式来看,有国画式的,有图案式的,也有图案与绘画相结合形式的。当代粉彩瓷器名家作品大多习惯运用国画形式,他们将“珠山八友”以来的瓷上绘画艺术发扬光大,并进一步与现代艺术诸形式结合,形成了既有文人气息又有时代特征的新面貌。以图案装饰为主的粉彩瓷器作品是将图案纹样依据器物的造型部位作相应的组合装饰,具有构图严谨、条理性强的特点,一般来说有缠枝式、团花式、散点式、开光式、锦地式等。图案与绘画相结合的形式是指图案装饰占了大量或主要的位置,但局部又有接近国画的装饰,此装饰方式通常表现为器物通体绘穿枝或其他图案装饰,但主要部位又有若干开光,开光内的画面以国画形式表现,于严谨中求变化。

从审美特征来看,不仅要注重整体装饰与器皿的协调、和谐,即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要追求瓷画艺术和工艺技术上的完美,当代景德镇粉彩瓷器瓷不仅要处处都表现出艺术境界与精湛技艺的高度统一,同时更要追求丰富的人文内涵,把五千年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都融入粉彩瓷器艺术之中,体现“文以载道”的文化品格。

“破解源代码”,浅议瓷器的诞生与演进


许多外国友人说起对中国的印象一定会提起瓷器,确实中国瓷器的盛名早已在世界传扬,连中国的英文名“China”还有一层瓷器的意思。但是大家对瓷器的缘起和历史了解多少呢?估计很多朋友们都对这一块知识比较感兴趣,那今天就为大家梳理一下中华瓷器诞生与演进的发展轴线。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瓷器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演进历史,伴随着每个朝代工艺的进步与革新瓷器的相关产业体系也变得愈加完善。在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瓷器的光芒依旧闪亮不灭,“一带一路”这一伟大项目的推进会让更多国家的人民领略中华瓷器的美好与实用,也让更多人进一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瓷器与官场"雅贿":官员是瓷器大师们的上帝


瓷器是景德镇的名片,是这个古城乃至古老中国一个充满了文化想象力的符号。

历史上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给地,出类拔萃地传承和发扬了艺术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声名远扬,始终主宰着瓷艺的审美标准。传统的手工技艺则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景德镇陶瓷因体制弊端及经营不善而日渐式微。就在景德镇陶瓷整体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老工艺人和老匠人经营的家庭作坊,以艺术陶瓷和高仿市场支撑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艺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识的匮乏,加上市场的急功近利,恰恰成为了制约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壮大的瓶颈。

近年来,关于瓷器的想象与官场的灰色经济紧密相连。缘起于请托、招投标等名利之事,催生出来的巨大的礼品需求,支撑了景德镇历史上空前繁荣、兴旺的艺术陶瓷市场。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时期,这个看似已然勃兴的市场正在被异化并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个疯狂增长的艺术陶瓷时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赝品、劣品,批量生产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大师及伪大师们。这一切正在导致千年瓷都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产业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师经济”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临千年瓷艺术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衰退——而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竞争力。

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因为严厉的反腐倡廉新政影响,冯骏的生意显得有些萧条,“风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冯骏是景德镇从事艺术陶瓷收藏的资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户是官员和富商。往年,春节前后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到 10月份以后,市场一个月比一个月热,热到过完元宵为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传统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的礼品市场明显回落。冯骏原以为因传统高档烟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会转移到艺术陶瓷市场上来,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些乐观了。

虽然整个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像李纯林这样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响还是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他们亲历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疯狂增长。而支撑起这个兴旺市场的是转型期中国庞大的官场经济。

冯骏和李纯林们希望风头赶紧过去,他们几乎很难相信,会因为新政的影响这个市场就此萧条。

官场“雅贿”与瓷器市场

这样一个市场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儿子要当兵,送一个瓷器给首长很顺理成章;一家企业的项目卡在某个领导的手里,这时候,老板也许就需要送个百八十万的瓶子过去。

冯骏说,工作升迁、求人办事,都有需求。“你总得送一个体现价值的礼物以示尊重。送现金领导不一定敢要,但送个100万甚至1000万的瓷器,领导收了也不容易犯错误。它只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卖到了100万或1000万,但按正常的生产成本或价格则远低于此。”

瓷器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大师的市场行情,那位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那位大师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师作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大师’到大‘大师’,升值空间很大。”瓷器价值的不确定性在权钱交易的灰色空间中被充分利用了。

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礼尚往来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也使得瓷器成为了“雅贿”媒介。它价格模糊、隐蔽安全,同时又附庸风雅,因而广受灰色礼品市场的欢迎。

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就这样慢慢壮大。根据景德镇的官方统计,2010年景德镇市艺术陶瓷年产值达到50.9亿元,2011年达63.75亿元。

赵树新在景德镇经营一家官窑。

一位来自西北的客户向他定制了几套茶具:9个小杯、1个茶壶。“画都没有,就是白胎,一套50万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艺和用料在市场上已经很罕见,纯手工制作,已经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历代官窑本来就很贵,从生意角度没法规模化经营。赵树新说,他做官窑主要是为了交朋友,交那种“跟钱过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来找他做官窑,他都会劝说,你跟钱过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钱过不去。送领导的,买官窑的居多。”

这是中国式的消费,与其他高端艺术品类似,正常渠道根本无法消化景德镇庞大的高端艺术陶瓷产量,虽然私人收藏这些年渐渐兴起,但官场里的生意仍然是这部分市场消费的主流。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对应着一个与之官衔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礼价位。

高端艺术陶瓷的送礼人多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商人,他们的业务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房地产商、承包工程和争取项目的老板们。这些人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居多。

当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曾有一个开发商一次性买了一个亿的瓷器。来找李纯林的买家有很多也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需要银行的贷款,也需要与政府打交道,他们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产商或类似的大富豪转型做瓷器收藏,当然,这多带有玩票性质。他们会以瓷器为媒介,建立一个官商密切互动的高级社交平台,转而又为主业建立更加牢固和广泛的官商关系。

冯骏将来找他的人总结分类为这么两种:手里有权的和口袋里有钱的,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官员带着买单的人一起来,而买单的人一般是企业老板。” 领导带着随从,若看上某个瓷器便会询问价格。“我经历了这么多,学都学会了,赶紧报个价给他,如果他说,这个不错。也不现场买,第二天,那个买单的会回来找我想办法搞定。”

外省的官员则会通过本地的官员朋友介绍给当地的大师和藏家们。

接受采访的大师和藏家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常常接待数百公里以外的某干部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转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现在了景德镇藏家们的藏馆里或大师们的工作室中。

冯骏说,那些从他手里买了东西的官员都很感谢他,因为那些东西后来可不只是涨了一点点而已。“8年前,广东省一位官员从我手里买了一块瓷板,当时的价格是13万,现在238万都不止。买对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签一样,一直往上飙,涨得比房价还要快得多。”

不少官员会拿一些别人送来的瓷器,请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帮忙鉴定。行家们发现,不少真正的好东西在官员手中,“尤其是热门领导手中。”

而帮忙转手兑现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冯骏说:“一般会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给我,这些东西放在他们手里也没用,还不如变现。”

但急于出手卖掉的毕竟是少数。李纯林分析:“一方面,知道卖不了预期的高价;另一方面,事情总会败露出去的,怕传出去人家说这个人全卖掉了。”

官员是大师们的上帝

经常会有官员找冯骏、李纯林这样的藏家,打听某位大师作品的价格。官员也喜欢借藏家的眼光帮他们推荐一些好东西。

李纯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送给领导的东西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讲名气,大师名气越大越好;第二,讲价格,价格越高越好。“因为领导们之间也爱比较,自己拥有哪位大师的作品。”

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鉴赏水准,一般人很难判断一件瓷器的价值,因此,大师效应成为简单迅速的衡量标准,大师的名气而非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成为了市场的定价标准。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职称成为了瓷器价格的放大器。这也使得景德镇的艺术家对评职称趋之若鹜。

大师们很乐意与官员们交往。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吸引官员到来,因为这些人会带来买单的人。

景德镇瓷器的兴旺与庞大的官场需求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微妙。“没有官场生意,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大师?某种程度上,盛世的大师们就是由整个官场里的生意滋养起来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级大师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么,官员群体便是大师们的上帝。大师们很喜欢说,哪位大领导或大领导的老婆喜欢他们的作品。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高级别官员,尤其是处于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员的兴趣喜好,对该区域的官场兴趣喜好风潮,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官衔从低往高,纷纷效仿跟随,以求跟上级领导产生共同的话题,甚至“情感上的亲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获得某位高级别领导的中意,那么这位大师的其他作品很快也会水涨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师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镇的某位局长看中之后才开始走俏的。“刚开始来景德镇那几年确实很难,局长来了之后好多了。”

官员们因此往往能以低于市场价位很多的价格拿到大师的作品,半卖半送已经是常态。

稍上档次的藏家或大师的宴客厅,墙壁上悬挂满了与高级别领导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纯林的宴客厅也不例外,挂满了从江西省内的高级别官员到国家部委的高级别官员的留影,或与他的合影。他乐于逐一向客人介绍来访过的贵客。

李纯林手里有一个本子,详细记录了哪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因此很清楚领导们的喜好,领导们也喜欢找他。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所谓大师到了一个地方就想办法将他的瓷器送到什么地方去,送过去了以后,就说某个领导喜欢他的东西,或哪个部门放了他的东西。”李纯林承认,那确实会有很好的广告效应。

李纯林也曾经因此获利。某部委的新办公大楼落成,地方各省厅都赠送礼物以示祝贺。江西省厅从李纯林这里订了一个瓶子送去北京,摆在新大楼里。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与该部委有项目往来的商人便找过来向他订了20件瓷器送给领导,总价100万。

景德镇的官员不只是热衷于瓷器收藏,许多官员还热衷于瓷器的创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2010年,时任景德镇主要领导的他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业内人士公开质疑其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这位官员。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当地圈子里的人透露:该官员喜欢搞一些陶瓷艺术交流活动,“他常用自己的作品与那些著名大师的作品进行互换”。

业内大多数人对他业务能力的评价是:能画一点东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实。他虽被评上了国家级大师,藏家们却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过,这并不影响当地商人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

在上海举办的一次上,这位官员的作品成了景德镇大师里面卖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卖不动,就他的被一抢而空”。

事实上,景德镇对瓷器热衷的官员还有很多。

在景德镇一位国家级著名大师开办的艺术培训班上,经常能见到当地官员的身影。陈翔也是培训班的学员,每周六都会去参加培训,他的同学中,不乏政府等各级别的官员。“大多数是为退休做准备。”

李纯林说:“人们其实并不反对官员有情操、有爱好,更不是反对官员发展职务之外的才华,人们反对的只是可能发生的权钱交易,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你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李纯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说完,李纯林特别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真事”。(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畸形的“大师时代”

若干生产“大师”的评选机制的背后,是一大批等待成为“大师”的参评人、帮买“大师”的中介人、大师背后的枪手群,还有等待“大师”出炉后炒作、送礼的买家和卖家们。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下称“省工信委”)寄来通知的时候,沈浮正在家里生着闷气。初选第二名,结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86人名单之外。

在这份通知里,省工信委对沈浮未被评上大师表示了歉意,并指出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正在筹备中,沈浮还有机会。

沈浮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来,评选已经“全乱套了”。竞争已经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为了评选,不是倾家荡产、孤注一掷,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价高昂。

他没打算像他们那么干。

大师潮

画家纪长岭与沈浮一样,在此次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落选。年前的一次朋友聚会中,纪长岭与沈浮一见面便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颇有英雄相惜的悲壮感。

据沈浮和纪长岭各自得到的内部消息:在景德镇市的初选考试中,他们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里,选出来的86人中,二人都没在其列。

相比沈浮,纪长岭心里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评上了一个“江西省技能大师”的称号,该评选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沈浮没有参加,即使是像沈浮这样做了大半辈子陶艺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称号”。

在景德镇,碰见一个大师并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墙倒下来,砸到十个人,七个是大师”的说法。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根据景德镇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统计,景德镇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3人(约占全国的1/3),中国陶艺大师27人,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4人,省工艺美术大师74人,省高级工艺美术师1原文转载于华夏陶瓷网800多人,还有一大批深怀绝技的民间陶瓷艺人和陶瓷艺术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1979年,王锡良成为第一个景德镇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则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评选,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轻工行办等部门组织,迄今已经举行6届。2001年以后,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据景德镇艺术陶瓷业内人士的非官方统计,加上在其他省份评上的大师,如今的景德镇,省级以上大师就有300多个。

“太泛滥了!谁都可以成为大师。”当地一位藏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的同事,一位专门负责买菜的采购员如今也成为了大师。

景德镇大师潮的兴起是在本世纪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大锅饭”机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镇的陶瓷企业再也无法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量订单被浙江、山东等省份拿走,发展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本世纪初,国企改制风潮席卷瓷都,“十万陶瓷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全部下岗”。这些人后来在自家的后院开起了小作坊谋生计,前面是门店,后面是生产作坊,条件好一些的,则有自己的画室。

再后来,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西省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大师评选,评选的大师一届比一届多,这些以小作坊谋生的陶瓷艺人相当部分成为了大师。

大师的称号赋予这些陶瓷技艺者一种职业肯定和荣耀,但真正令他们对大师的称号趋之若鹜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多年形成的以大师称号、职称为定价核心要素的畸形价格评定体系,使得“大师”称号成为作品价格的放大器。

“大多数情况下,大师的作品容易卖出高价钱来,不同级别的大师价格差异巨大。从省高工评上省级大师,价格马上翻一番,再从省级大师评到国家级大师,价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个价。”上述那位藏家说,当然,同一级别的大师作品也会良莠不齐。例如,同是国家级大师,有的人作品可能只卖10万,出类拔萃者之作品也许就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无论如何,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这是市场的规则,虽然不规范的市场很可能会失灵,但更多的人仍然愿意跟随着市场的规则走。

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2012年底,藏家熊晋生突然听说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师又上了一个台阶,被评选为国家级大师了。他很诧异,“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样的水平也能评上国家级大师”?

基于对这位女大师社会人脉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东西。但他仍难以相信她能这么快就晋升到国家级大师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刚评了省级大师。”

等到与她见面时,他惊觉:“她老得一塌糊涂,一个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着觉。”

他说,评选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身心疲惫。

第六届江西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景德镇选送到省里面的名单中,初选的前10名中,有7人没有进入最后的86人名单。

按照沈浮的说法,景德镇初选的时候有190多人报名,通过现场考试,最后选定了前65名报江西省参与评选。但最终出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很多连景德镇的初选都没通过的人,经其他地市报名到省里,最后反而评上了大师。

而评选的名额从最初宣布的要评56人,之后加到80人,再到最终名单的86人,也让沈浮觉得很不严肃。

“真正的不公是官员参与到评选中来。”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选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在《第六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细则》中,对于评委有这样一条规定,“评审专家组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和聘请的专家组成,聘请的专家要求达到60%以上。”但事实上,此次评选领导小组组长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省工信委领导为小组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省文化厅、省国资委等部门领导共11人。

“官员怎么能做评委呢?评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来当,最好异地的,他们对参评者不熟悉,这样才能保证公正。但现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评委,这些人大多存在世袭或裙带关系,最后评比的名额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难保证公平和公正。”熊晋生认为,官员的参与最终让评选本身沦为了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圈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百万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熊晋生抱怨,“现在就像市场招投标一样,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底,大师的帽子就能戴上了。这样一来,一些不会画瓷器的,也能评上大师。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却不一定会去参评。”

但为了争抢几年一届的大师名额,仍有人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甚至借高利贷。“也有花了1000多万没评上,一夜白头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圈内人说。

残酷的竞争现实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会告诉参评人,他认识某某领导,有什么样过硬的关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没有被评上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告知沈浮,给他50万,他可以帮忙找关系。

“他说认识评审小组一个领导的侄子,可以帮忙操作。”但没想到,到凌晨1点(那位领导)家里还坐满了人,都是没有评上的。”

不少落选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评选结果表示抗议,最终才有了1月14日这份来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笔”

“许多大师要拼命应酬拉关系,不然,谁来买他的作品?听说哪里来了一个客户,哪里来了一个老板,哪里来了一个领导,那得赶紧过去接触。如果他那里正好来了买家,那他就得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这样哪里还有时间画画?”熊晋生的讲述很是激动。

于是,代笔这一职业产生了。

不仅是熊晋生,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藏家和玩家们都说,“现在景德镇稍微有点名气的,90%以上都有"枪手",从国家级大师到省级大师甚至高工,绝大多数都有代笔。”

熊晋生说,工笔画对眼睛要求很高,年龄大的那些大师根本就没法画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真才实学、职称完全靠买来的,那更需要代笔了。”熊晋生举例那位刚刚评上国家级大师的女大师,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摇头,“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会画画”。

90%是业内的一个普遍估算。根据熊晋生的总结,那些不会画的大师、画不动的大师、没时间画的大师、着急挣钱还债的大师,都是“枪手”在代笔。

替大师代笔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过程很简单,一张瓷画的大多数由弟子完成,师傅只要点两笔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笔的弟子除了跟着大师学习调色等,每个月能拿到2万~3万元不等,出师后还能挂上某某大师弟子的名号,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记者采访某位大师时,这位大师的画作还被一个内行玩家当场指出是代笔之作。场面颇为尴尬。

但这也只有真正内行的人才能分辨出来,大多数人仍然无法辨别。“若干年后,当市场归于理性,很多玩家会猛然发现,自己手里一堆赝品。”(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

景德镇:艺术瓷都的困惑

年前,谢忠良刚刚过完六十大寿。他原计划摆宴20桌,结果来了40多桌。客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还有许多江西省内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贵。

谢忠良是景德镇当地最资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景德镇陶瓷收藏圈中,享有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热的那段时间,他一天要接待近20拨顾客,“人多的时候,排着队付钱”。

但他现在还是决定尽快卖掉自己手里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对景德镇艺术陶瓷未来的市场前景并不看好,“太滥了,再这样下去没法玩”。

异化的市场

景德镇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却很是乐观。在他看来,这个市场仅仅是一个起点,还远未达到顶峰。

景东陶瓷集团董事长张晓东也认为,与其他艺术品相比,艺术陶瓷还不是最高点,仍有发展空间。

1996年,原来是景德镇一家国营瓷厂的工人的范君,在企业改制后被迫开始了自己的瓷器买卖。“最开始跑广东,那时候的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买张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一只300件("件"是景德镇陶瓷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几百块钱。”

2000年,景德镇的艺术品陶瓷市场开始有了火热的苗头。缓慢增长了8年之后,2008年,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品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2009年,张松茂的一块《国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万的高价。仅仅两年后,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北京万隆2011秋拍名家绘瓷专场上,张松茂绘制的另外一块《国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万元成交,这也刷新了张松茂作品的拍卖纪录。

范君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早期收藏的张松茂的作品,价格连翻了几番。2010年,他用几块张松茂的瓷板,换了一套别墅和一辆奔驰,现在看来,他还觉得自己亏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涨,涨得比房价还快”。

范君建议,现在如果经济实力雄厚,可以买点好东西,赌一赌时间,隔两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资一个青年画师的瓷器,起步阶段可能是8000元,过了5年以后,肯定会涨,但到底是变1万还是2万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将增加你的财富。

但其实,相当一部分有潜力的画师会被投资人“承包”起来,之后炒作成大师,投资人因此会更快地获取更多的回报。许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实,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炒作出来的。一家公司签约几个画家,包下他们所有的作品,再把影响力炒作起来。”昌南官窑的陈新远说,炒作的推手不仅有景德镇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人。

范君说,要捧一个人很容易,要毁一个人也很简单,将你手中拥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网上去,再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而,“景德镇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镇才有市场,离开了景德镇便不值钱。”这是许多景德镇艺术陶瓷圈内人的总结。

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上半年,赣州的一个老板,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想在赣州出手一块著名大师的瓷板,他买的时候350万,结果降到150万,赣州当地也无人肯接。无奈之下,运到景德镇来卖,结果卖了600多万。

于是,许多景德镇人到外地低价买入当初卖出的瓷器,然后再回到景德镇高价卖出。

式微的艺术

“像现在这种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担心景德镇的瓷器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谢忠良很无奈。

谢忠良玩艺术陶瓷的商业模式已相对更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开始从事艺术陶瓷生意的谢忠良有自己藏馆、经纪公司及生产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签下了一批画师,合同期内,作品归谢忠良所有,但对画师的创作数量不做要求,以保证质量。最顶峰时,他公司里有30多位画师。

“市场已经太浮躁了。”谢忠良感慨,好东西太少。再继续这样下去,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将沦为一般的工艺品,再无收藏价值。

在孔发龙看来,“真正好的原创,需要时间去思考和酝酿,现在很少人愿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应酬之作"。”

大师对画作的原创性也不重视,很多大师都靠临摹那些卖得好的作品。张松茂的《国色天香》是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几乎每一位大师都画过《国色天香》。

而且,很明显地,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越来越简化。“通常哪种材质成功率高就用哪种材质,而成功率高的材质烧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一般。”但陈新远认为,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最负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现在都只是买来白胎在上面画画,瓷器本身的好坏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质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作品的价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烧制工艺,质量、成本相差极大。”

谢忠良认为,工艺的简化让景德镇的瓷器丢掉了传统,也削弱了它的艺术价值。

“画画也简化,什么快画什么,大师们感觉画复杂的作品时间都浪费掉了,赚钱的时间都没有了。”玩家孟庆庆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艺术家创作最好的时期,大师们经过艰苦的人生磨砺创作出来最好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现在是为了人民币而人民币。”

张晓东出生于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母亲徐亚凤均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现在主要转到艺术陶瓷的经营上来,担任他父母经纪人的角色。“转经营以后画画就没灵感了,因为你一天到晚想着钱,画什么看起来都像是人民币的样子。干脆不画,专门干企业去。”

“这个行业的专业分工仍然很不够。” 张晓东认为,景德镇的艺术陶瓷运作到今天这么烂的地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经纪人运作机制。大量的创作之外的事情由经纪人来解决,画家应该集中精力在创作上。但目前,景德镇多数的画家还是家庭小作坊的运作模式,又搞创作又搞经营。结果创作搞不好,经营也搞不好。

鉴于对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的悲观预测,谢忠良已经开始着手出让自己手里的瓷器,转而收藏砚台。就在两年前,他开始用出售艺术陶瓷的钱收藏砚台。

陈新远早期从事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陈新远从浙江老家来到景德镇,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景德镇的高端礼品瓷品牌。

陈新远试图走加盟经销商模式,先拿订单,再组织合适的艺人团队制作。春节前,两三千块钱一套的商务礼品订制供不应求。他笃定,这是他未来的主打市场。

不过,他跟谢忠良的判断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时期,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标杆,大师署名的作品就能卖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艺术陶瓷的发展,但市场终归会逐渐恢复理性,那时候,大师又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年,大师的号召力明显下降。大师越评越多,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他认为,再过个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师。而这正是他的机会。

瓷器收藏要考虑工艺性与艺术性


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变幻莫测,其投资前景不容乐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投资艺术品的行列。瓷器无疑是中国艺术品的精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瓷器收藏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瓷器收藏需要一定的鉴赏力。收藏瓷器如果一味盲目地追求制作者的名气,而忽略了瓷器本身,就很难买到真正物有所值、做工精美的艺术品。

不一定大师的作品就一定是好的,瓷器的工艺性和艺术性是选择瓷器的两个重要标准。所谓的工艺性是指在选择瓷器时要考虑陶瓷的烧成工艺。而评价烧成工艺的标准主要是看瓷器的釉色是否均匀,发色是否纯正,器型是否规整。因此在选择瓷器时,要对瓷器的釉色、器型和光泽等进行仔细地观察,这是选择瓷器中去粗取精的第一步。工艺是艺术的基础,艺术是瓷器的灵魂。艺术性主要是考虑瓷器的器型和画面是否能有效结合,画面体裁是否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的瓷器市场并没有形成合理的价格评价体系,因此更不能惟名是购。同样大小的一件普通花瓶,名气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普通作品往往高达二三十万元,而名气不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精品却只有几万元。所以市场追捧的某些大师的作品是价超所值,不值得收藏。因此,只要充分考虑到瓷器的工艺性与艺术性,不盲目追求制作者的名气,逐渐提高鉴赏能力,就一定能选到物有所值的好的收藏品。

情感与形式于陶瓷艺术的构思与创作


情感是陶瓷艺术创作的源泉,作者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创作之中。让观众更好地看见作者所想表达的意图。一个优秀的陶瓷创作者,必定有着丰富的情感,独特的形式,巧妙的构思,最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一、陶瓷艺术的情感影响其艺术的构思和创作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情感,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没有情感的作品不能称之为艺术品,情感是艺术家之于其艺术品的羁绊,也是艺术家与观众通过艺术达到交流目的的一个关联。并且,情感同样是艺术家创作与构思的冲动和源泉。在陶瓷创作中,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创作者的情感。从陶瓷的构思到它的创作,不仅仅通过形体的塑造来感染人们的视觉,而主要是通过造型中蕴涵的思想,从而影响艺术观众的心里世界。

“国魂”是解晓明博士于1999年创作国魂系列中的第一件陶瓷艺术作品。从情感上说,艺术家当时所处的环境,很多人认为中国陶瓷不行,陶艺不行,陶瓷科技也不行,对于一个中国陶瓷艺术家而言,这样的舆论触动了艺术家的情感,从而促使艺术家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冲动,继而创作出了这件作品,完成了艺术家由情感到艺术构思的过程。从形式与创作上说,这件作品是用泥条盘筑的手法盘筑而成,除了颜色釉的丰富多彩,更融入黄沙、食盐,以及一些陶瓷碎片的等等细节,而作品里面的是唐代最鼎盛时期的佛教造像。唐代陶瓷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出去的,而敦煌是陶瓷外传的必经之点。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不仅仅丰富了艺术作品,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陶瓷外传留在历史中的遗迹,也寄托了艺术家希望中国现代陶艺也能像唐代一样辉煌,引领全世界的情感。所以说这样一个作品,完成了情感和形式,构思与创造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二、情感影响陶瓷创作的高度

情感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促使陶艺家进行陶瓷创作的动力,是促使陶艺家在脑中进行构思,继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创作出陶瓷作品的基础。没有情感的作品不是艺术品。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情感于陶艺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陶艺家与陶瓷匠人的区别。所谓陶艺家,就是以陶瓷为媒介进行陶艺创作与设计的艺术家。日本陶艺家藤原毛井曾经说:“正是优雅和个性使一个真正的陶艺家与一个仅仅只是制作陶器的人相区别。一个真正的陶艺家必须能体验和分辨音乐、绘画、文字和哲学中优秀的东西。他只有吸收了这些优秀的东西,方能够将力和个性贯通于他用黏土所制之物。”正如前面所举例的作品——“国魂”,情感通过一定构思与一定的艺术技巧,从而创作出了格调较高的作品。

在陶瓷艺术的构思与创作中,情感是他们的基础,也是决定了作品具有的艺术价值,陶艺家在进行陶艺创作时,主要表现为以陶瓷为媒介进行艺术的探求与情感的表达。所强调的是创新能力的突出和个性的张扬。

三、陶瓷艺术的形式与创作

“从本质来讲独特性是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艺术创作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陶瓷作品形式的多种多样,就是为了符合艺术独特性的本质,所以每种形式的陶瓷作品又有很多不同的装饰效果,从而使得同一形式的陶瓷又出现了不同的美感。

造型之美是形式美中的一种,通过不同的造型创作出不同的形式美,紫砂陶瓷艺术大师顾景舟先生说:“茶壶是喝茶的,是实用的东西,但也要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人家工作一天和劳累,捧起茶壶也是一种享受。一把壶,人家今天用明天厌不行,要越用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才行。”所以说,在陶瓷作品的构思当中,应该融入这样的思想,从而用更多、更新颖、更美丽的方式创作出最终的作品。

陶瓷艺术历经千年,经过历代陶瓷工匠和艺术家的努力,陶瓷的造型和装饰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同一个造型有不同的装饰,同一个装饰风格又配之以不同的造型,极大丰富了陶瓷艺术作品的形式。

装饰之美也是形式美的一种,装饰的技法丰富多样,也就决定了陶瓷形式的多种多样,进而使陶艺家在陶瓷创作时有更多的创新。如,刻划花装饰——元代的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印花装饰一一隋代的褐釉印花瓷洗、贴花装饰——唐代的模印凤鸟团花纹壶、剔花装饰——西夏的白釉剔花牡丹纹罐、釉下彩装饰——元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罐、青花装饰——元代的青花莲花纹盘等等。多种多样的陶瓷艺术形式也为陶瓷创作提供了千变万化的艺术风格。让创作者的情感通过不同的形式更好地表达出来。

“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型的概念。”也就是说,通过外部世界对陶瓷创作者的刺激,激起他们的灵感和创作的情感,再经过陶瓷创作者的构思,通过一定的陶瓷表现形式,最终创作出作品。我们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看出,形式之美对于陶瓷艺术的创作是多么重要。

所以在陶瓷艺术当中,情感是一个陶瓷艺术作品的生命,是陶瓷艺术作品的灵魂,是陶瓷艺术家创作时内心构思的灵感源泉,决定了陶瓷艺术作品的格调和内涵。而形式是陶瓷艺术作品的“外套”,它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而服务于作品的,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陶瓷作品的艺术魅力。在陶瓷的创作过程中,把丰富的情感和极具魅力的形式感融合于陶艺家的构思之中,才能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情感与形式是创作构思的方向,也是决定创作最终格调的两个重要方面。

官窑与官窑瓷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本人且从第三种说法。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浅析陶瓷与书法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书法是笔含墨的艺术。艺术都是相通的,陶瓷与书法原本属于独立艺术,然而艺术间不乏契合。陶瓷同书法艺术的契合给欣赏者感觉无疑是锦上添花。对两者成功的驾驭,在于对两门艺术的解读和深掘,而后达到综合艺术的完美和统一。

一、陶瓷与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传“神农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汉字起源同样是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面常见有作为记事的符号,似可视为汉字的滥觞。可见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面多带有篆书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为后人研究战国文字和制陶业的宝贵资料。秦兵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阳午”等,字体有的是篆书,有的则近似草隶。三国、两晋时期是青瓷器普及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陶瓷书法艺术进一步提高与形成典范的过程。唐代楷书、章草、大草、行书等书写体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由于饮茶之风盛行。书法装饰便出现在茶壶、酒坛上,有楷、有草,均有大书法家张旭、怀素、颜、柳之风韵。多写名人诗句或“酒”、“茶”文字,酣畅淋漓,圆润遒劲,纯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极具古朴、简约之美感。宋代书法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书法艺术方面趋于完善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韵。陶瓷上的书法装饰在这一时期自然也就成为其明显的特征,且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窑用书法装饰的酒具、茶具,其书法亦颇有“苏、黄、米、蔡”之韵。以至元、明、清各代书法装饰陶瓷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装饰形式和艺术美感,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谐。

二、陶瓷与书法的艺术特征

陶瓷与书法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从其实质来讲,有相通之处,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内涵,有着和谐的审美情趣。

首先,两者都是造型艺术。书法是以线条的流动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心绪和品格修养。陶瓷造型通过各种线型和体面结合变化,空间的虚实、体量大小关系、轮廓的起伏等,构成陶瓷的造型美。其次,从审美特征来看,两者都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状物与抒情相统一的艺术。书法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来自自然形象而又远离了自然形象。书写者将自己的精神意蕴、生命情丝、审美趣味化为或纵或收、或枯或润、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线条,并通过这些笔墨线条的枯润、浓淡的个性因素,反映出人的审美经验。汉代的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唐代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即“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刘熙载更是一语道明:“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中国作陶的祖先似乎一开始就赋予了陶瓷以艺术和精神文化的涵义。“陶者,淘也,依山取土,以水滤土,和水成型”,一个“陶”字竟是思想的象征,于是有了“陶冶”、“陶铸”等由“陶”字而生的人文意味,也有了陶瓷作品作为精神与文化象征的本质。在窑炉面前,每一个陶瓷艺术家都充满了希冀和期待。他们在用泥加火的特殊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灵魂。陶瓷艺术家在陶瓷创造过程中把精神与语言统一起来,从精神层面出发,寻求语言的自然表现,创造富有文化内涵和个性特征的作品。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表面的形式趣味,而是与自己心灵、情感相对应的语言形态;他们关注的不再是空洞的作品主题,而是自己的思想寄托。再次,从表现特征来看,陶瓷与书法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都不适宜于表现持续性、情节性的事件,而长于表现一动作瞬间,并在动作瞬间内创造出颇富生命力和表现力以及想象力的艺术形象。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两者都讲究和强调变化。清人陈介祺在其《习字诀》中主张“练字不如练气”,正是受到陶文与金文布局结构的启发。因为有些陶文、铭刻的书法多是随同器型装饰上的需要而自然变化,并不拘泥于行列的整齐;字体大小也不规矩一致,如此反而使人感到跌宕多姿、妙趣横生。我们知道“秦砖汉瓦”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其所表达的含义,不仅表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臻上乘,更主要的是说明了“秦砖汉瓦”的创造性和富于变化性。陶上的图案、文字既表现了淳朴的时代风格,又富有天然的艺术情趣。刻的无论篆书或隶书,多在一圆形或方形、云形轮廓内变化其形体,介乎文字与图案之间,别有一种圆浑典雅的神韵,令人百观不厌。

三、书法装饰陶瓷的文化内涵

尽管自古以来不少陶瓷作品中都不乏有书法题诗铭款,但书法的布局位置往往放在主体画面的背面或留白的地方,显然是处于一种从属的辅助地位上。这一方面是受社会审美标准的影响,一味强调工艺而忽略艺术性,另一方面,受陶瓷工艺和材质局限,所以书法的附属性就表现得很突出。

此外,陶瓷器皿上书法所写的内容,大多结合器物的使用功能,借用诗词佳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酒具上题写“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茶具题写“一片冰心在玉壶”;或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和普遍的审美情趣,题写“福寿康宁”、“福如东海”、“延年益寿”等勉励的词句;或为提高陶瓷的高雅格调在陶瓷上书写历代文人才子的佳作名篇,如《赤壁赋》、《出师表》等。

总之,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其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书法的形、神、意更好地融合到现代陶瓷艺术当中去,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定会形成更为鲜明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味的优秀陶瓷艺术作品,值得从事陶瓷艺术的人们更加关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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