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大约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中国的青瓷带到荷兰。50年后，制陶业在荷兰蓬勃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代尔夫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这里曾经活跃着32家陶瓷制造厂，并被称为欧洲的“瓷都”。如今，这座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工厂成为了那过往辉煌中仅存的标本，“代尔夫特蓝陶”也已成为荷兰的国宝。
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建立于1653年，荷兰制陶业的巅峰时代。他的第二任主人在蓝陶产品的标志中引入了一个小瓶的符号，所以直到如今它还保留着“陶瓷小瓶”的别称。19世纪初，在与英国的韦奇伍德陶瓷以及欧洲一些其他的陶瓷制造业的竞争中，荷兰制陶业受到重创，1840年前后，“陶瓷小瓶”就已成为了代尔夫特仅存下来的陶瓷厂。1876年，代尔夫特土生土长的一位工程师优斯特(JoostThooft)接管了这座工厂，并决心在这里重整旗鼓。他将自己名字的缩写“J”加入了陶瓷制品的商标中，并存留至今。代尔夫蓝陶一直受到皇室的亲睐，并于1919年被荷兰皇室授予“皇家”称号。
虽然荷兰蓝陶源自对中国青瓷的模仿，但却独具一格，荷兰的蓝陶是陶器，而中国的青瓷是瓷器。代尔夫特蓝陶与中国青瓷相较而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蓝色可以变幻出千万种不同的层次。因此，画师可以在陶器纯白的底色上非常完美的表现出明暗，实现空间与体积的塑造，以再现油画的效果。
同期声：画师西蒙·范奥斯腾
这儿你可以看到我用这种颜料调出的深浅不同的颜色。在中国的青瓷上你或许可以画出3种颜色，或许4种吧，但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是在陶器上作画，我们在陶器上先上上一层釉底料。就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底料，陶器的表面上就可以附着深浅变化万千的蓝色了。
解说：穿过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商店和精美绝伦的博物馆，便是蓝陶的生产车间。除了绘制的过程以外，代尔夫特蓝陶的其他制作工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原料被混合成陶土，模具被制作，各样成品和半成品被烧造。
代尔夫特蓝陶的原料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黏土，制陶工人将这些黏土用水搅拌后注入事先设计和制造好的模具中，待干燥收缩之后，便获得了最初的陶器。而后，工匠们将会对其进行修理，使其表面光滑、均匀。之后上上一层薄薄的釉底料，并将其送入窑中进行初次烧制。这些陶器而后被交到画师手上。
同期：画师安妮克·摩尔
我们在一个全白的盘子上作画。这个盘子已经烧过一次了。我们首先要画上轮廓。我们有一个模板纸，看这张纸上有小洞。我用碳素粉在模板纸的后面擦拭，之后就在盘子上留下了画面的轮廓。然后，我就开始画了。你看颜料是黑色的。这是一种含有氧化钴的特殊颜料，在烧制过程中会变为蓝色。
解说：画师们会在这些或瓶或罐、或盘或碟上描绘出各种图案。这是整个蓝陶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初次烧制后的陶器结构疏松，表面的孔状结构能在瞬间吸附颜料，画笔一旦有错，便会成为废品。之后，这些陶器将由工人再上上一种透明的白釉。这层釉会在烧制温度达到1200度的时候融化为透明的玻璃层，由此手绘的图案露出了它们最后的妆容，最终成为一件件精美的成品。
在所有蓝陶制品的背面或者底面你都会看到一个皇家代尔夫特的标志。这个标志的顶部是一个小瓶子，这是这座工厂的第二任主人留给它的纪念。然后是一个字母“J”，来自于19世纪重振工厂的新主人优斯特(JoostThooft)的名字缩写。之后就是Delft的名称，再接下来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画师的名字缩写，右边是2个字母的制作年代编号。代尔夫特蓝陶的这个皇家标志就好像中国画的落款，它是鉴别蓝陶真伪的重要依据。
1915年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向世人展示了它的第一件蓝陶画盘，之后圣诞画盘成为了代尔夫特蓝陶的一个传统。通常圣诞画盘被做成两种规格，直径为25厘米的大盘，或者18厘米的小盘。每一年画盘上都会被绘上独特的图案。
在博物馆与工厂的中间是一个小而精致的花园。在这里还留存着建筑装饰陶瓷昔日辉煌的剪影。这些建筑装饰陶瓷都产于1895－－1980年间。皇家代尔夫特曾有一批类似的展品去过巴黎参加了1889年的世博会。
虽有千万精美收藏，但如今的皇家代尔夫特蓝陶工厂在参观者眼中似乎更像是一个博物馆了。由于工艺复杂、产品精美等原因，“皇家代尔夫特”工厂出品的蓝陶售价不菲，仅仅一个10厘米大小的物件，就要卖到近百欧元。昂贵的售价使得这样的传统工艺品在近年来也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处境。您或许可以把代尔夫特蓝陶看成是那个制陶业辉煌时代的标本，在岁月里已经失去了它的光泽。您也可以相信它是一粒种子，积蓄着荷兰制陶技术的精华，等待着某个时刻的再度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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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始，欧洲各国纷纷在东方建立商贸公司，以荷兰和英国先后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最有代表性。这些商贸公司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往往以列强在中国代表的身份出现，相对集中地开展远洋商贸活动。在这种经济格局中，中国开始大批量接受西方订货。以此为契机，中国陶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西方市场，涌现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外销瓷品种。
远帆竞至：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1602年，荷兰人为保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利益、支持本国与西班牙争夺东方领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创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更名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横跨远东、印度洋、太平洋直至欧洲的强大商业王国，垄断了几乎整个17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活动。17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权的衰落，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逐渐日薄西山。1799年，荷兰在印度洋贸易的统治时代最终落幕。继之而起称雄全球远洋贸易的，是后来居上的英属东印度公司。1715年，英国商馆在广州正式设立，英属东印度公司亦专门成立了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负责英中贸易与外交事宜。此后100余年，英国以广州为口岸，同大清帝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陶瓷、丝绸及茶叶贸易，逐渐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
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17世纪经由荷属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陶瓷累计共达1600万件；而仅仅在1780年，英国就向中国订购瓷器80万件。17-18世纪全球贸易下中国瓷器洪水般地输往欧洲，这一史实不仅记录在冰冷档案数字中，更通过陶瓷贸易线上的沉船遗迹，无声却生动地诉说着当年远帆竟至的盛况。
迄今为止打捞出水的明末清初远洋沉船，有来自中国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碗礁二号”，也有东南亚海域的历史钩沉，如发现于越南海域的头顿沉船、新加坡海峡的“海尔德马尔森”号和爪哇海的“泰兴号”，更不乏非洲海岸线和大西洋海域的商船遗迹，如南非海岸沉没的“圣康卡罗号”和大荷兰港口失事的“哥德堡号”。这些出水瓷器和沉船遗迹如珍珠点点，串联起明清之际中国与东南亚、欧罗巴地区间漫长而繁荣的陶瓷贸易通路。
这一时期的远洋贸易以瓷器为重要船货，广州是重要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随着 “一口通商”时代的到来，粤海关更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中心。
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崛起
街市上往来着东西方各国商旅，珠江水面上大小货船穿梭不息；瓷器、茶叶与丝绸源源不断地从商行仓库打包装货，运往在黄埔港上等候的远洋商船；珠江江畔幢幢排列整齐的建筑，是中外客商们交易、夜宿、集货之地；气派非凡的商馆广场上，大清帝国“钦命粤海关”的旗帜周围飘扬着大英帝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荷兰的国旗：这就是清代的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的盛景。
清政府在结束了海禁政策之后，出于既要对外通商又要约束外商贸易的考虑，于广州指定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的“牙商”开设行店，进行垄断贸易，“十三行”自此登上历史舞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进行，其“一口通商”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自此，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对外贸易的中心。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制度，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开辟出一片通商贸易的广阔天地，成为清代前期的贸易“特区”；不仅促进了瓷器等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将中西陶瓷贸易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作为在华洋人的集中聚居地，商业交流和文化碰撞统使十三行街区成为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商行工匠通过欧洲绘画、磨花玻璃、珐琅彩等艺术品和工艺品，汲取了广阔的创作灵感，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结合，形成了众多中西合璧的地域性工艺门类；著名的“广彩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广彩之外，17-18世纪间“中西融汇”的外销瓷产品，展示出丰富的文化面貌。
中西合璧：外销瓷器的发展与繁荣
清代一口通商之后，大量欧洲人到中国定购瓷器，他们一方面欣赏中国陶瓷传统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也按照本国的文化风俗和审美好尚对外销产品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带来木样、纸样以及陶器样品作为外销瓷生产的参照样本。这些西方器用所反映的域外风尚，改变了中国外销陶瓷的产品结构、釉彩调色和形纹装饰，不仅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也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独特介质。
西方风格瓷器的批量定烧，使中国外销贸易瓷从17世纪开始进入一个“融汇中西”的新阶段。这些远洋贸易瓷既涵括了丰富的中国元素，激发出西方世界对神秘东方的无尽想象，又体现出欧洲社会的审美意趣和社会好尚，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合璧之作，堪称一柄折射东西文化的双面镜。瓷器装饰主题在中国传统的花鸟、瑞兽及人物图案外，还常见徽章、外国文字、罗盘、园林水法及西洋风景画；瓷器造形也引入了西方生活中习见的花浇、水罐和杯壶。
在广阔海外市场的催育下，一批中西荟萃、风格独特的外销瓷器品种应运而生，广彩瓷、克拉克瓷和纹章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广彩瓷借助广州“帝国商行”的地利之便，充分迎合西方华丽明艳的审美传统，以“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的艺术风格在外销瓷中独树一帜，有“白色的黄金”之誉；盛销欧亚的克拉克青花瓷则呈现出层次丰富而又主次分明的装饰风格，在钴蓝彩绘的妙笔下，绽放出蓝与白独具魅力的视觉艺术；而装饰着家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纹章瓷，则成为西方社会彰显身份和纪念荣耀的精美艺术品。(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十七世纪的瓷器“战争”
（原标题：300年前的瓷器“战争”）
17—18世纪是东西方瓷器贸易的繁荣时代。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是当时东西方瓷器贸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而这一时期，日本随着瓷业的崛起，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伊万里”与“中国伊万里”之争。
日本的瓷器制作始于1610年，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在归顺于日本的朝鲜陶工的帮助下，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日本的制瓷业吸收了许多中国技术，进步很快，至1650年后便已步入成熟阶段，规模上达到了量产，质量上已接近中国。而此时中国正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其后续影响直至1680年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而结束，这些战乱给中国瓷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面对中国瓷业的萧条，其时作为东西方瓷器贸易纽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触角转向了日本，希望用日本瓷器代替中国瓷器以满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需求。
日本瓷业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遇。一方面日本制瓷技术在1650年后有了飞跃，实现了量产化，有能力承接荷方需求；另一方面，荷方的大规模订购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瓷业的繁荣和制瓷水平的提高，能更好地满足荷方需求。日本瓷器于1650年后开始了大规模外销，尤其是1659年，与此前的年均数千件的出口量相比，一下子跃升至56700件，成为日本外销瓷器起始的标志性年份。日本瓷器进入世界市场后发展很快，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日本瓷器在欧洲创出了声誉，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其代表性品种就是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和“金襕手”风格瓷器。由于日本出口到欧洲的精品瓷器均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故被欧洲通称为“伊万里瓷”。
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出自柿右卫门窑，由酒井田柿右卫门家族创烧。其典型风格流行于1670~1690年左右，特征是在略带乳白色的白胎上施红、绿、青、黄、紫等色，笔锋纤细，也称为“浊手”，又称“乳白手”。柿右卫门瓷器既继承了之前日本瓷器受中国瓷器风格影响的传统，又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审美文化的特色。它的纹样来源于中国，但构图形式却具有日本风味。如往往将构图重心置于一旁而非中心，形成“偏”的风格，这恰是受了日本当时歌舞伎文化的影响。
进入1690年以后，日本瓷器逐渐形成了以“金襕手”风格为代表的“古伊万里”风格，日本古代瓷器也发展到了高峰阶段。“金襕手”风格瓷器的特征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装饰，再施绘金彩，以大盖罐等器形为主。由于大量使用红彩和金彩，故颜色鲜艳，整体风格显得绚烂夺目、雍容华贵，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趣味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逐渐受到欢迎，中国瓷器为了争夺市场，也开始对这批日本瓷器进行仿制，于是被称为“中国伊万里”。“中国伊万里”不仅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水平和瓷质上甚至还优于日本瓷器，并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伊万里”和日本“伊万里”瓷对比，两者造型相似，装饰上均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也都使用了18世纪“伊万里”外销瓷中常见的开光装饰。不过，中国的开光内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这在此时期的日本“伊万里”外销瓷中很少见到；日本瓷器则一般常绘日本人物。这说明中国瓷工在仿日本“金襕手”风格时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并非一味照搬。
由于中国瓷器的仿制品物美价廉，一段时间下来，日本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瓷器，最终在1757年退出了国际市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瓷器仅在1750~1755年的5年间便向瑞典出口了1100万件瓷器。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如日本瓷器供应量不稳定，易碎、交货慢、交货中常有缺斤少两的欺骗行为、日本翻译人员的加价等，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价格比中国瓷器贵——即使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价格优势，总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关于日本瓷器价格昂贵这个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如1686年的记录显示，日本瓷器“如此贵以至于我们不敢也不能同意这个价格，以免将来担责，因为荷兰售价只有这个的一半”。又如1750年的记录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向日本发样订购瓷器，但却被开出了“离谱的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交易未达成。
福建德化瓷器与荷兰
17、18世纪，中国除了江西景德镇瓷外，福建德化瓷以它洁白的瓷胎和釉色、适应西方用途的品种和具有东方艺术风格的观音瓷塑像而著称于欧洲。欧洲人称德化瓷器所特有的洁白如玉的釉色为“中国白”，直到现在，荷兰等欧洲国家还是这样称呼它。
荷兰早就与福建进行陶瓷贸易，1932年冯和法在《中国瓷业之现状及其状况》一文中提到：“宋末，荷兰人从福建(主要应指泉州)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17世纪，葡萄牙占据了澳门，荷兰就以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作为它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大批的福建商舶来到爪哇，带去德化瓷器、丝绸等。荷兰入侵厦门后，以厦门作为贸易的据点，德化瓷器也就成为荷兰商人们经营的主要商品。不但如此，德化也有人前往荷兰进行贸易活动。据该县《蕉溪吴氏族谱》记载：清末，该族吴大光与吴德标有“五湖托迹陶公业，四海交游晏子风”之志，远涉荷兰呵老坡经商，获利满载，慷慨乐施，造路桥捐资不吝，后分别于光绪卅一年(1905年)和卅二年卒葬荷兰。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等地，至今仍珍藏着一些古代的德化瓷器。
德化瓷器为销往西欧，在适应西方人生活习俗和保持传统民族风格的同时，也在造型和装饰上进行了革新。据朱培初先生的介绍和分析，17、18世纪，德化生产销往欧洲的啤酒杯是荷兰商人提供本国或德国的金属或陶质的啤酒杯式样并来德化定制的。德化的特品瓷塑也很多表现了荷兰人的生活题材，如“打猎”生动地塑造了荷兰人在打猎时的场面；题为“前进”的瓷塑，表现了欧洲商人在中国旅行的情景。至于表现荷兰和欧洲商人骑马、骑狮、骑龙、骑麒麟甚至骑在荷兰北海中的海象身上的作品，就更多了。这类荷兰商人定购的德化瓷塑在欧洲流行了很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德化陶瓷企业家纷纷走出国门，到荷兰等欧美国家了解市场信息，利用古瓷都的工艺技术，成功地开发出适销对路的西洋小工艺瓷，如圣诞、釉盘、花瓶、动物、公园等系列产品，为中荷经贸往来再谱新章，如今的德化县已为中国最大的西洋小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
见识国宝：中国的原始瓷器
大约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中国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经验，通过对原材料的选择改进，提高烧成温度，并在器表施釉，终于烧制出了原始的瓷器。瓷器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以至于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单词“china”。
在数千年中，中国的瓷器大致经历了原始青瓷、青瓷、白瓷和彩瓷等发展阶段。在唐五代之交，瓷器开始由民间生活日用之器，升级为贵族和皇室的消费品。先是地方官吏将一些上好的瓷器作为土特产呈进宫禁，随后又有了“奉御督烧”的贡品。五代时期，吴越国钱镠、后周柴荣先后以帝王之尊下令其地瓷窑专门为皇室烧造“御用之器”，此应是所谓“官窑”的滥觞。
由于官窑烧造不计工本，惟求以上乘质量和精美工艺赢得帝王的欢欣，因而历代官窑精品都普遍高于同时代生产的水平。其中宋汝、官、哥瓷，元、明官窑青花瓷，明成化斗彩瓷、正德和嘉靖五彩瓷与清珐琅彩等稀有品种，历来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一般说来，瓷器须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是：(1)含铁量2%左右的瓷土为原料；(2)1200℃以上的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分；(3)器表施釉，胎釉结合牢固，厚薄均匀。从中国各地出土的商、周瓷器看，已基本具备了以上条件，应属于瓷器的范畴。但因为它们还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又称原始瓷。从出土物看，原始瓷器多为豆、罐等容器，表面粗糙欠规整，釉色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由于瓷器较陶器有着更高的隔水性能，因此首先被人们用作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