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中国古代越州名窑(今浙江一带）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简称“秘瓷”。"秘色"一词最早出自晚唐诗人陆龟蒙诗篇《秘色越器》。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鏐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其说近是。据本百科“色”字条解释，“色”除了“颜色”一解外，尚可解为“配方”。“秘色”的“秘”意思是“机密”、“保密”，“色”的意思是“药粉配方”、“釉料配方”。故所谓“秘色”即“保密的釉料配方”之意。所以，“秘色瓷”就是釉料配方保密的瓷器。
秘色瓷烧造决定于瓷土、釉色和温度。秘色瓷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呈现为较纯净的青色；反之，还原气氛弱，釉中相当部分的铁仍保持氧化状态，釉色就表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
秘色瓷是越窑中的最优质的瓷器，其烧造工艺有三个步骤：
1.瓷土：采用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工艺流程，从而达到较高的“玻璃化程度”；
2.釉色：釉料提纯，除去釉料中的杂质，并改良施釉方法，通体施釉，施釉后采取支钉架器的方法；
3.匣钵：秘色瓷烧造不是把瓷器接触炉火的，而是将秘色瓷瓷胎装入瓷质匣钵装烧，一器一匣，并以釉水来密封匣与盖之间的缝隙。
4.通过对炉温的控制，才会出现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
秘色瓷烧制的年代
五代说
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展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钱元灌墓、施家山钱元灌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
晚唐之说
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陈地。该观点虽不乏飘渺，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后记
现在确已发现与古人所述完全一样的秘色瓷，历史也将证明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是假的，理由是：
釉里若无千峰翠色，理应叫一片翠色。而“轻旋薄冰盛绿云”说得更明白，云是独立有边缘的，才称朵朵或片片云彩。但法门寺的秘色瓷釉里却无这关键特征，颜色也不对。
宋《老学庵笔记》说：“越有秘瓷，然粗朴不佳”，这与越窑精瓷既秘色瓷的说法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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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越窑瓷
在运河里抓鱼的苗老伯。胡龙召摄
行走到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我们见到了运河通济渠还在流淌的河段，虽然只剩下47公里长，昔日漕运的主干线也已萎缩成一条窄窄的小河，可是她仍然在造福于民，灌溉着沿线的一方土地。
《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体行动采访团第16站来到安徽宿州，在这条“活运河”的沿岸，曾经因运河而生的10里长庄依然如故。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水上陶瓷之路，浙江的越窑瓷当年就是通过这里进行外销，开始流动的。
记者程鑫
“活运河”依然在造福于民
一路穿村越镇，我们来到宿州泗县泗城东段曹苗村。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穿村而过。小河两岸是金黄的麦穗，微风吹过，掀起层层麦浪。
“这就是隋唐运河通济渠段唯一活着的运河。”大运河泗县段保护申遗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张伟的介绍让我们甚感意外。史书记载，通济渠“渠广四十步，河畔筑御道，道旁栽柳树”，而眼前的这条小河窄了很多，水面几乎被浮萍覆盖。
“可别小瞧了她。她虽不是什么风景，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指着小河沿岸长长的一排老屋，张伟说，这就是宿州有名的10里长庄。运河开通后，人们傍河而居，渐渐聚集，形成了延绵10里的村庄。数百年来，这些村民靠着这条运河生生不息。
中午时分，76岁的苗老伯在河里抓鱼。老人家住在河边不到10米远的老房子里。同村里所有村民一样，苗老伯祖祖辈辈都以种植小麦为业，灌溉用水就是取自这条还在流淌的运河。
运河沿岸，随处可见白色的小羊懒散地啃着青草，时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河里则放养着大白鹅，悠闲地觅食。放眼望去，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穗。
浙江越窑瓷外销的水上通道
活着的这段运河是隋唐大运河的末端。据介绍，宿州段运河自安徽濉溪入境，全长112公里，而泗县境内的运河则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城内的运河如今已被填平，只剩下了这段大约47公里长的活运河，向东流入淮河。
正是隋唐大运河连接了中国内地的五大水系，从而为瓷器的运输创造了条件。
古时候，瓷器的陆路长途运输风险极大，有个传说可以了解陆路运输瓷器的艰难。当时，瓷器商贩把采购来的瓷器先放在潮湿的地上，在每件瓷器里灌满沙土，再在沙土里撒上草种或麦种，再把瓷器一件件叠起来，用绳子扎紧。接着在这些土柱上不断地洒水……慢慢地，撒播在沙土里的种子生根发芽了，根根芽芽，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这时候，就可以装车起运了。
隋唐运河开通后，内地各窑口的瓷器开始流动，浙江的越窑瓷当时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开始销往外地，宿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中转站。1999年后，宿州和淮北在大运河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瓷器，成为隋唐大运河是当时水上陶瓷之路的实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开始升温，不断有淮北一带的农民拿着唐宋瓷器到城区兜售，引起了收藏界的关注。
考古部门开始集中发掘，在宿州大运河遗址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绝大部分都是瓷器，出土瓷片数以吨计，窑口达到20多个，涉及朝代有隋、唐、五代、宋、辽、金等。瓷器数量之大、窑口之多、年代跨度之大、分布地域之广，以前从未碰到过。
这些瓷器虽然在水中和地下经过上千年的岁月，但色泽仍然光鲜如初，有些甚至完好无损。其制造的窑口多为官窑，包括安徽的寿州窑、陕西的耀州窑系和浙江的越窑系等10个窑系。这一切，都向人们诉说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绚丽多彩和大运河的辉煌历史。
古运河承载的文明源远流长
行至今日，我们走完了隋唐大运河，虽然因为黄河泛滥，淤积的黄沙将大运河掩埋于地下，遁入地下的大运河，携带着大量的文物，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但这些文物记载了运河往日的信息，并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
隋唐大运河是一条血泪之河。隋炀帝即位后，征夫数百万，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隋炀帝因此成了人们眼中的暴君，民间戏说他修建运河，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乘龙舟、看琼花、赏美女的私欲，但历史是公正的，隋唐大运河不仅是国家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盛，它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展现着古人的聪明才智。用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来评价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地位，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条被埋藏在地下的古运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将像泗水运河仍在流淌的活水一样，源远流长。
瓷母——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是中国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青瓷成为皇室贡品，人们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青瓷的典雅秀美。
而法国人则用雪拉同的名字来称呼越窑青瓷，表明他们对青瓷这一艺术品的喜爱。
浙江绍兴实业家孙海芳先生二十多年来，钟情于越窑青瓷的收藏，并且颇有研究，曾先后被聘为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陶瓷部顾问、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对越窑青瓷的历史发展详为考证，颇有见地。孙海芳将其所藏珍贵中国古代文物创建了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并将越窑青瓷珍品裒集成册，名曰《中国越窑青瓷》，以宣传故乡的青瓷文化、越国风情。
据介绍，《中国越窑青瓷》共收录青瓷珍品305件，许多藏品系首次发表，其所收越窑青瓷的数量和质量，是至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越窑青瓷图录前所未有的。而藏品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一组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其中有将军王、文臣武官、内侍太监、歌伎舞女、门卫厨子，最奇特的是一穿西服、腰悬匕首香囊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堪称俑类之珍。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