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吉祥纹饰。
八吉祥纹又称“八宝纹”，一种典型的含有宗教意义的瓷器装饰纹样，以八吉祥图案为题材。八吉祥图案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是佛家常用的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简称为“轮、螺、伞、盖、花、缸、鱼、肠”。另外还有仙家八宝，即八仙之护身法宝。为渔鼓、宝剑、花篮、放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共八件宝器。也称为“八宝”。
八吉祥纹由西藏喇嘛教流传而来。法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物；法螺，佛说具菩萨果妙音吉祥物；宝伞，佛说张驰自如曲覆众生之物；白盖，佛说遍覆三干净一切药之物；莲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物；宝瓶(罐)，佛说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物；金鱼，佛说坚固活泼鲜脱禳劫之物；盘长结，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物。
乾隆青花八吉祥纹扁瓶
八吉祥纹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卵白釉瓷上，表现技法为印花，纹样排列尚无一定规则。明、清时期较为流行，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枝莲托起八吉祥的构图，也有以八吉祥捧团寿的图样。多用作主题纹饰，也有作为辅助纹饰饰于器物肩部的。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多以青花、斗彩、五彩、粉彩描绘八吉祥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长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长结。清乾隆以后又见有打乱上述次序的八吉祥纹，并烧制出各自独立的粉彩八吉祥供器，八吉祥皆配以莲花柱形底座，显得庄重肃穆。
八吉祥图，藏语称“扎西达杰”，是藏族绘画里最常见而又赋予深刻内涵的一种组合式绘画精品。大多运用在壁画、金银铜雕、木雕刻和塑造的形式出现，这八咱吉祥物的标志与佛陀或佛法息息相关。八吉祥图分别为：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
宝伞
古印度时，贵族、皇室成员出行时，以伞蔽阳，后演化为仪仗器具，寓意为至上权威。佛教以伞象征遮蔽魔障，守护佛法。藏传佛教亦认为，宝伞象征着佛陀教诲的权威。
金鱼
鱼行水中，畅通无碍。佛教以其喻示超越世间、自由豁达得解脱的修行者。藏传佛教中，常以一对金鱼象征解脱的境地，又象征着复苏、永生、再生等意。
宝瓶
藏传佛教寺院中的瓶内装净水（甘露）和宝石，瓶中插有孔雀翎或如意树。即象征着吉祥、清净和财运，又象征着俱宝无漏、福智圆满、永生不死。
莲花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至清至纯。藏传佛教认为莲花象征着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
白海螺
佛经载，释迦牟尼说法时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故今法会之际常吹鸣海螺。在西藏，以右旋白海螺最受尊崇，被视为名声远扬三千世界之象征，也即象征着达摩回荡（乐曲十分动人）不息的声音。
吉祥结
吉祥结较为原初的意义象征爱情和献身。近佛教的解释，吉祥结还象征着如若跟随佛陀，就有能力从生存的海洋中打捞起智慧珍珠和觉悟珍宝。
胜利幢
为古印度时的一种军旗。佛教用幢寓意烦恼孽根得以解脱，觉悟得正果。藏传佛教更用其比喻十一种烦恼对治力，即戒，定、慧、解脱、大悲、空无相无愿、方便、无我、悟缘起、离偏见、受佛之加持得自心自情清净。
金轮
古印度时，轮是一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后为佛教借用，象征佛法象轮子一样旋转不停，永不停息。
这八个图案可以单独成形，也可堆成一个整体图案，这种整体图案在藏语中称“达杰朋苏”意为吉祥八图宝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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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纹有什么吉祥蕴意？
古代寓意装饰。麒麟，亦作“骐辚”，亦简称“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一般作鹿状、独角，全身有鳞甲，尾象牛。随时代而变化，较早似鹿体，后像马体，兽体近似龙。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祥瑞神兽，想象略似鹿。独角、牛尾、全身批鳞甲，被视为吉祥象征，是古代“四灵”（麟风龟龙）之一。麒麟纹作为瓷上装饰题材在元代景德镇窑兴起，常作为主题纹饰配以山石瑞果，也见有与飞凤相伴，组成麟凤纹。典型作品有元青花麒麟花果纹菱口大盘、元青花麟凤四系偏壶等。明代中期较少见，但不乏精美之作。明代晚期，民窑青花瓷器仿袭明代前期纹饰，麒麟纹又大量出现，但是绘制潦草。清代吉祥观念更盛强，麒麟纹屡见不鲜，如麟吐王书纹、麒麟送子纹等，寓“望子成龙”、“早生贵子”、“福增贵子”、之意。麒麟纹多在盘、瓶、罐类器物造型上运用。
麒麟，虽说是中国古人创造出的虚幻动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是那样括灵活现，历历在目，深入人心，无论作为观念形态的，还是作为物化形态的，都以其为吉祥形象进行长期的表现，这既反映了麒麟在中国人民心理上的地位，又体现了深厚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对超自然物的信奉，是脱离物神祟拜的一种发展。麒麟，将是中国民众生活中永远的吉祥物。
景德镇瓷器纹饰上的吉祥寓意
景德镇瓷器美名享誉海内外，它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罄”的特点深受历代帝王的喜爱。景德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明清官窑的所在地。景德镇瓷器的美不仅体现在瓷质上，更体现在其丰富的陶瓷纹饰上。中国人都是追求人生、热爱生活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不是纵欲主义者，也不是寡欲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健康的、吉祥的、顺心如意的、和谐的美好人生，我们可以从对陶瓷艺术的解析中看到这一点。艺术大师们在艺术创作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赋予了画面美好的寓意，表现出了许多祥瑞题材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经常表现在景德镇瓷器的几种吉祥寓意。寓意婚姻幸福的纹饰如“鸾凤和鸣”绘雌雄两只凤凰，寓意夫妻和谐，幸福美满。再如“和和美美”，绘荷花、梅花，以“荷”偕和，以梅偕美。如果画白头鸟和牡丹，则寓意富贵到白头。此外常见的还有和合二仙、鸳鸯戏水等等。象征长寿的纹饰“南极仙翁”画中绘寿星手捧寿桃，拄龙头拐杖，鹤发童颜。“麻姑献寿”绘容貌秀美麻姑手捧仙桃，为祝寿之意。“富贵耄耋”绘玩耍的小猫和蝴蝶、牡丹，以牡丹寓富贵，猫、蝶寓“耄耋”。常见的还有“代代寿仙”，绘绶带鸟和水仙。“贵寿无极”，绘桂花和桃花。此外还有“瑶池集庆”、“东方朔捧桃”、“松鹤常春”、“群仙贺寿”等等。表示祈福辟邪的纹饰“刘海戏金蝉”绘一道士手拿铜钱和一三足金蝉嬉戏，寓发福生财。“文武财神”绘中国传说中的财神像，如比干、赵公明、范蠡、关羽以求财运。“钟馗”关于钟馗的传说很多，一直作为人们辟邪祈福的神灵，是正义的化身。“福、禄、寿”画中绘福星、禄星、寿星，寓幸福、官运、长寿。“三多九如”以寿桃、佛手、石榴和如意来寓多幅、多寿、多子，事事如意。此外还有“兰桂齐芳”、“九世同居”等等……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向往的。透过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我们看到了人们寄予生活的各种美好愿望及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八仙纹和八宝纹
八仙纹
一种典型的宗教纹样，以八仙为题材。“八仙”即汉锺离、吕洞宾、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韩湘子、何仙姑，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各有一套本领，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习称八仙纹或八仙图。民间祝寿多以八仙为题，称“八仙祝寿”。
采用八仙手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的，称为暗八仙纹。古时绣球花也称“八仙花”，采用海棠花和绣球花图案组合，也为八仙过海纹。
明嘉靖后，八仙成为瓷器的常见装饰题材之一，这与当时帝王和上层社会倡行道教有关，图样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八仙捧寿”等内容。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中常见的纹饰。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腹部以立粉技法描绘八仙过海，栩栩如生，神采奕奕。清康熙朝八仙纹仍旧盛行，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直到民国还很流行八仙纹。
八宝纹
1、传统吉祥纹饰。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为和合，二为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者，如珠、球、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记教八宝的符号，参见“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
2、也称“八吉祥纹”。瓷器佛教纹样，为藏传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纹饰。始见于元，流行于明、清。八宝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八宝纹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绕莲托起八宝的构图，也有以八宝捧团寿的图样。元代主要见于龙泉青瓷和景德镇卵白釉瓷，以印花技法加以表现，纹样排列尚未规范化。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多以青花、斗彩、粉彩描绘八宝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结。清乾隆以后又有见打乱上述次序。明宣德矾红彩八宝纹双耳炉、清乾隆粉彩八宝扁壶，具有代表性。
陶瓷绘画装饰纹 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瓷器纹饰——婴戏纹饰
婴戏纹饰指描写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图或耍娃娃，是瓷器装饰中人物类的传统题材。始见于晚唐长沙窑所绘“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经宋元时期磁州窑、耀州窑、定窑、介休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发展。明清两代婴戏纹饰在瓷器纹饰中达到顶峰，不仅数量多，题材上也层出不穷，形成以画为主的装饰方法。儿童生动活泼，稚趣可爱，画法上或率意潇洒或精工细描，可谓我国古代儿童画的杰作。这些表现在陶瓷上的婴戏图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儿童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迄今面世的最早的陶瓷婴戏纹饰是唐代湖南长沙窑出土的童子持莲纹执壶,又名“青釉褐彩孩儿采莲图壶”。壶体上绘孩童手持莲子荷花、腰围肚兜、彩带在臂间飘举的虎步生风的姿态。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法，由此可见婴戏绘画在唐代就颇为盛行。此婴戏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的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的婴戏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以苏汉臣、李嵩为代表的民俗画家对宋代瓷器婴戏图的繁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婴戏题材更加广泛，手法或刻，或划，或印，构图上或疏或密，题材上或婴戏莲，或婴戏梅竹，或婴戏鸟，或婴荡秋千，或婴骑竹马……人物形象自然活泼，丰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如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童子垂钓枕”，童子额前一缕刘海，身着紧身长衣，手持钓竿立于岸边垂钓，其身子前倾、屏气静息的神情惟肖惟妙。周围景色也清旷宜人，简单的两三根线条将岸坡与水面等环境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金代婴戏受宋代影响，虽然婴戏纹饰日趋简单，但形象之生动，仍代表了当时瓷器人物纹饰的时代水平。这些婴戏图观察细致、深入写实，从而“趣”从中生。画面内容的世俗性、通俗性、民俗性是对当时社会风俗情景的反映。
元代瓷器最大成就是青花和釉里红的问世。青花瓷中婴戏纹饰也较多。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青花瓷中就有“庭院蝴蝶”“双童蹴鞠”等图案。元代婴戏图的时代特征明显，重在表现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明清婴戏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婴戏纹饰根据其特征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洪武—天顺时期。这一时期婴戏纹特点主要有：（1）婴戏纹饰风格从元青花的粗犷风格转向温和，装饰手法较为写实、工整，以一笔点画和勾勒塌染为主，五官较清楚。儿童形象矮胖、圆脸、头大，额上有几根刘海，衣着描绘清晰；（2）多表现为庭院婴戏，婴孩数量最多到十六子，十六子婴戏图是永乐朝之首创。
中期：成化—万历时期。这两百多年间是明代婴戏图的流行期。（1）这一时期婴戏纹饰风格从豪放粗犷走向了恬静、细腻和柔美，造型轻巧俊秀，绘画手法出现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成化至正德时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实笔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成化时婴孩头型基本为正圆形，正德始后脑略大，开始呈现夸张写意的趋势。成化时婴孩衣服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衬底，故有“成化一件衣”之说。嘉、隆、万时期以写意为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婴孩头型自嘉靖开始向后凸出，并且时间越后凸出的程度越大，甚至成平卧冬瓜状，显得头重脚轻。（2）这一时期婴戏纹饰相对而言比较具象，线条的勾勒还较为工整，童子的五官趋简，衣饰清楚，身体结构基本符合比例关系，嬉戏的对象和场景也交代得比较具体，画面形象而生动。
晚期：万历后期—崇祯时期。万历后期至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处于明代末期，时间不长，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景德镇御窑近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特别是民窑青花婴戏纹饰，在沿袭万历时期风格的基础之上，处于不断简化、抽象过程中。衬景树石花草等逐渐变得稀少，甚至只绘婴孩不画景物。绘画风格更为写意，草草几笔，不见眼鼻，只求神似。到了天启年间，婴戏图像已经由简化向抽象化发展。
清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人物图案的大发展时期，而婴戏图在整个人物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乾隆之后，婴戏图不仅人数众多，场面开阔，而且所表现的婴戏内容也超过前朝。显示着清代婴戏人物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表现手法有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此时明代那种民间色彩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子弟的游戏场面，如点彩灯、骑马、舞龙等。即使是民窑器物上的纹饰也多寓意着升官发财等内容，生动活泼不足，刻板呆滞有余。特别是清三代婴戏图最具代表性。康熙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童子多为头顶束发，眉目清晰，层次分明。民窑婴戏纹饰单线平涂，布局较满，童子头较长，后脑凸起。雍正官窑婴戏纹饰有工笔画风格，面目清秀，头部浑圆。民窑婴戏纹饰偏重于图案化，头部较长，后脑突起不明显。乾隆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姿态多端，肌肉丰满，虽然头部略大，但比例基本合理。民窑婴戏纹饰造型生硬，绘工粗糙。
同治时期将官窑纹饰带到了民间，婴戏图出现了官民不分的现象。其民窑婴戏纹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物众多，或十六子，或二十子，场面热闹红火。但与明清早中期的婴戏相比较，虽然场面大而热闹，但画面过于满乱繁多，缺少婴戏应有的清新活泼。
民国期的瓷器，从内容到题材多半是沿袭清代，要不就是仿制雍正、乾隆时期作品的瓷器收藏品。总的来说，民国的瓷器造型因循守旧，工艺制作粗率简陋。但这一时期有一现象值得一提，就是民国早期景德镇出产了一批时装人物画瓷器。其中的儿童戴着一种圆形帽子叫贝雷帽，又称法国帽（这种帽子原是法国和西班牙农民常戴的一种帽子，民国时风行于中国），显得俊俏可爱，洋味十足。
现代的陶艺家们在继承传统的技艺精华中大胆创新，注入新的理念和新的表现技法，赋予婴戏图新的含义，使得古老的婴戏纹样显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现代陶瓷婴戏图更加注重对童子本身的刻画，或稚趣可爱，或拙态可掬，或超然脱俗，或追求中西艺术的结合，或是对色釉表现的拓展。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陆军教授的婴戏题材陶瓷艺术作品就体现出了传统线描的深厚功力和东方艺术的审美情趣，风格古朴典雅，清新含蓄。由于其个性化、风格化的典型特征被社会称誉为“陆氏童”。从他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精神风貌。
当代陶瓷绘画不再仅仅是陶瓷的一种装饰，而逐渐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时代也必然赋予婴戏图更宽更广的艺术空间。
陶瓷装饰中的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艺术瓷盘、笔筒等物件。作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由此可见，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