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本报博鳌特派记者王鲁峰朱琨文图
1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河南面孔越来越多，影响“润物无声”。
征战博鳌12年，大宋官窑一场“钧映华夏”展览，让中原文化绽放国际舞台。开展3天来，N国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慕名前来参观；二度出击博鳌，河南一家地产公司200人团队活跃于论坛会场提供礼宾、接待等服务，让“河南服务”叫响博鳌；
“虽然依然很少，但越来越多”，3天来，大河报记者在不同的论坛，偶遇了多位河南企业家，他们在这里吸纳、交流、碰撞，蓄积更多成长能量。
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联系连续5年参会报道的大河报，希望借这个平台把它们推介到河南，寻找更多发展机会。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最亮眼的一道文化风景是“钧映华夏”钧瓷展览。China（中国）的china（瓷器），吸引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等外国政要驻足欣赏，被诸多媒体作为采访取景地，甚至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也将参观大宋官窑展厅列为一项活动。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这些都产自河南吗？很棒！
昨天下午，位于东方演艺厅门口的大宋官窑展厅，星光熠熠，热闹非凡。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论坛的必经入口，参加论坛的中国、老挝、巴基斯坦和东帝汶等国的政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穿行于这个小小展厅，惊叹于钧瓷的精美。
昨天下午3时许，论坛结束。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走出会场，穿过大宋官窑展厅时，被媒体拦下群访，并回答了大河报记者的提问。
“这是China（中国）的china（瓷器）。”当大河报记者向素拉杰这样介绍时，他立刻转身到钧瓷展区，饶有兴趣地踱步观看，在接过一个香炉的礼物时，素拉杰礼貌致谢，邀请大河报记者：“你能帮忙翻译介绍吗？”
当听到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时，他微笑称赞。他问记者：“这些都产自哪里？河南？”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频频点头：“很棒。”
征战博鳌12年，钧瓷“窑变”
以中原独特钧瓷文化为载体的电视剧《大河儿女》，正在央视一套热播。昨天，在博鳌，大宋官窑董事长、《大河儿女》剧组钧瓷监制苗峰伟变身“首席讲解员”。对一拨又一拨观众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耐心解答，卖力推介中原文化。
钧瓷为国之瑰宝，华夏一绝。它肇始于唐、兴盛于北宋，唯在河南禹州神垕镇方能烧制成功。钧瓷之所以蜚声瓷林，是因为其神妙的窑变工艺。本次参展的作品中，就有一款备受关注的“荷口梅瓶”，釉色十分罕见，自然窑变出如画江山，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绝妙景色，因此价格高达218万元，成为展厅的“镇馆之宝”。
作为全球顶级艺术陶瓷品牌、中国当代十大名窑之首，大宋官窑此次甄选参展的108件钧瓷作品，可谓件件经典。
此外，在会议中心的酒店内很多重要位置，都装点和陈列着诸多美轮美奂的钧瓷作品。博鳌亚洲论坛的主会场内，一个高大的“祥瑞瓶”更是从2003年起就静静伫立在那里，见证了博鳌每一年的精彩非凡与万众瞩目。连续多年来，大宋官窑的经典新作都曾被选作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礼品，随着到访的各国政要走向世界。
“这是我们与大宋官窑结缘的第12年。”苗峰伟说，12年，恰好是中国的一个生肖年轮，大宋官窑在博鳌这个平台上实现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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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文化吸引全球眼光
这是一块约有5万平方米的巨大废墟，尽管当地老百姓在上面都种上了玉米，但这里有一种特有的古老文化气息深深地吸引了人们。在这里的斜坡上、道路边、玉米地里，到处都分布着大量的古陶瓷片。
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陈万里先生1951年在观台的旧渡口等候渡河时发现观台镇的这片废墟时，这位老前辈对河边的一大片完好无损的窑址勘察后，发布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消息：这是目前尚存的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磁州窑观台窑址！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有延续。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迄今人们已经发现，在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古窑场多达200多个，在方圆百里之内，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蔚为大观。在两镇的周围，几十座高几十米、长数公里的古代瓷渣堆积如山，瓷渣在地表以下深度竟达6至9米！在这些庞大的瓷渣堆积中，埋藏着历代精美瓷器和瓷片标本。
走进元代馒头窑，可见到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元代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各种民间文字。
磁州窑古品目前已成为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观台镇的海外客人也络绎不绝。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学者和台湾同胞在观台更是对祖国的磁州窑文化一见钟情。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观台镇，聚集到了中国的无数充满先人心血的磁州窑作品上。
“磁州窑的研究是从国外开始的。”河北省磁县文物所所长兼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直到现在也是国外的热度高于国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出现高潮，英国、瑞典和日本的许多陶瓷专家都对磁州窑文化及艺术进行专门研究并有很多著述。1980 年，美国学界举办了一个“磁州窑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日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专家。接下来，土耳其、斯里兰卡也分别举办了中国磁州窑陶瓷展，日本一些地方还成立了专门的磁州窑研究会。
首届国际磁州窑论坛、中国古陶瓷学会2010年会暨磁州窑学术研讨会在邯郸举行，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纷纷派学者和磁州窑窑作品收藏家们与会，台湾、香港及故宫博物院、景德镇方面也有代表来参观研讨，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政府顾问、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收藏家张永珍女士专程来参加这次盛会的开幕。
在这次盛会上，海内外的学者首次交流了磁州窑文化在海外各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学者王建保介绍，在公元795年的唐代，传说有中国陶匠十人，到泰国传授烧瓷技艺。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素可泰国王蓝摩甘亨王为发展泰国陶瓷业，利用到北京进谒元朝皇帝的机会，归途经磁州窑时，又招聘了中国匠师到素可泰开窑传艺，使泰国陶瓷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韩国学者高美京则是介绍宋代新安号在韩国水域沉船中发现磁州窑作品，阐述了宋代和明代磁州窑同朝鲜半岛之间的密切联系。高丽铁画青瓷、镶嵌青瓷以及朝鲜粉青沙瓷与磁州窑产品在纹饰和造型方面的相同点中找到了线索。日本爱知县陶磁资料馆森达也先生介绍，从8世纪开始，伊斯兰陶器的釉上彩在伊朗、埃及、伊拉克等地，就受到磁州窑文化的影响很大。
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1000多年前，西方还不知道陶瓷为何物时，中国的磁州窑制作工艺和技术就在全世界发扬光大了，这是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事。
磁州窑系发端于唐代北方的工艺传统，在宋代成为盛极一时的名窑。自宋至今，磁州窑的大规模生产贯穿几个世纪。直到清代康雍乾三朝，地方志记载民间仍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誉，民国时期一度还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盛况。
日本陶瓷专家佐藤雅彦在他的论文中写道：“在中国陶瓷中，磁州窑陶瓷也许是日本人最喜爱的。这是由于它充满着一种珍罕的古拙气息。”
来自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中国展览馆的霍杰淑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大英博物馆从1876年开始就有大量的中国陶瓷作品收藏，其中就有磁州窑作品，在数千件中国陶瓷藏品中磁州窑就有200多件，而在英国的一个叫曼彻斯特的地方，中国的磁州窑藏品还有很多。她说，这次他看到磁县建设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古窑遗址等印象太好了。
在彭城遗址我们看到，座座古窑炉静静地矗立，水井和耙池点缀其间，满目是用制瓷模具“匣钵”垒砌的院墙。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馆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刘立忠向我们介绍，上千年来形成的磁州窑工艺分工简直太精细了！从陶土到一件陶器出炉，共有72 道工序，光是工匠名称就有42个之多，仅烧工这一个环节就需要三班倒，没有40多个人完不成制瓷的全过程。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磁州窑遗址就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最近，河北省邯郸市提出为磁州窑陶瓷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投资5000万元的磁州窑博物馆已经在磁县建成，另一项投资4亿元的磁州窑文化创意产业园也在磁县正式动工。另一方面，邯郸市政府已经把磁州窑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名片来保护推广，随着磁州窑文化的知名度越来越提升，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参与到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中来。
茶器，让你读懂china的美
瓷器无论在古在今，都渗入了生活。中国人喜欢喝茶，“客从远方来，多以茶相待”。于茶器，古人有云“一器成名只为茗，悦来客满是茶香。”如果你懂得看透饮茶瓷杯的美学魅力，便足以窥探东方美学的一二。
眼与瓷器对话，将焦点聚于体，周围风吹，树动，人行，亦不减其淡定稳重，仿佛在说“欲当大事，须是笃 实”。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对称平衡。
东方美学中的山水意境强调细节忠实。瓷杯每一次开片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赌约，人的自然无为，让每个杯子开出每一道自由的片痕。一切都是自然的发生，每道痕都讲着自己的故事。
闭上眼，让指尖行走于杯壁，行走于杯沿。每一条行走的痕迹，每一个起伏，若心静便能感觉属于瓷器的韵律。还有那些可见，却不可触的开片。它就像是顽童，用另一种方式，给你演绎物的和谐圆润。
闭上眼，听，听茶水流入杯中，与杯壁碰撞出的声响。听声响，就如同听瀑布之下山谷回响，有些声音通透，有些声音厚重，有些难以言表……但每一个都特别，在火种涅槃之后的特别。
细看杯中茶水，不同茶量、不同茶色、不同杯色。。。。。。交融而出的每一杯茶都有不同。看似平静，其实每一滴都在流动。茶中所显现的厚重感，便如文化的积淀一般厚重。
每个瓷器，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能与其他事物融于一体，这正是美的包容性。每个杯子，如案上莲花，开出静雅，开出端庄。能被看到的不只是杯，而是景，如诗如画，韵味横生。
你可以学着从读懂一个杯子开始，读懂china的美。
中国瓷器的全球化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瓷器都是中国独有的出口商品，但最后仍免不了从商品扩散到技术扩散的结局。当瓷器产业彻底全球化后，中国瓷器失去了曾有的辉煌。
专栏杜君立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因为丝绸之路，中国成为西方眼中的“丝国”。随着海路的开辟，瓷器和茶叶使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特别是瓷器，因为它既是中国所独有的商品，对远洋商船来说又是价值最高的压舱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成为最常见的中国出口商品。瓷器甚至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在英语中，都是“China”。
虽然就商业价值来说，瓷器远不如丝和茶，但瓷器的形制、色彩、纹饰、主题，以及其历久不变又不可复制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从文化交流来说，内涵深厚的中国瓷器令其他任何商品无法与其同日而语。
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发明火之后又一次重大文明进步，那么将瓷器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这其实并不夸张。当整个人类世界都还处于石器时期时，中国就已经进入陶器阶段，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精美陶器，将中国的陶瓷史上推到一万年前。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片距今有两万年，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制品。事实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器物。陶是用黏土制成，瓷用的是瓷土，瓷器的烧制窑温度也高于陶器。瓷器质地细腻致密，坚固耐用，再加上表面涂釉，防漏性和审美方面都远胜于陶器。
中国陶瓷经历了一个从陶到瓷的演化过程。中国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完成了由陶器到瓷器的过渡。最先出现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现白瓷，唐代最著名的是三彩瓷，宋代有“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长期以来，瓷器一直为中国所独有。作为中国瓷器的生产中心，景德镇在元代崛起。在明清两代，青花瓷几乎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
作为一种古老的手工业产品，瓷器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商业生产，几乎没有瓷器是为了自己使用而生产，这就决定了瓷器的贸易特性。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比人走得更远。中国瓷器真正走向世界，始于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中国瓷器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商品”。可以说，中国就是带动这个早期“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
风靡欧洲的中国风
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已经流向海外，但主要局限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最远到印度和埃及。两宋时期，瓷器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陶瓷之路”，瓷器是海船最理想的货物，一艘普通商船就可装载上万件瓷器，运输成本极其低廉。据专家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瓷器中，一年总产量可高达1.3亿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瓷器都没有到达遥远的欧洲。当时瓷器贸易基本都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里。极少量中国瓷器辗转流入一些欧洲国王和贵族手中，属于极其珍稀的奢侈品。直至16世纪初，作为中国普通日用品的瓷器在西方仍很罕见，欧洲人只能用笨拙的木制、铁制或陶制盘子，贵族使用的是银制的餐具。当时欧洲只能生产一些铅釉或锡釉的陶器，这种陶器胎质疏松，釉面灰暗。对他们来说，中国瓷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葡萄牙人终于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那种不可思议的轻巧、光洁、典雅和明亮，令欧洲人无比惊艳，将其视为世界上最美最圣洁的物品，甚至比金、银和水晶都更为高贵。在一幅油画中，三位来自东方的圣贤献给耶稣基督的礼物就是中国青花瓷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油画《群神的盛宴》说明，当时青花瓷被视为一种神器。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瓷器是用一种神秘的材料制成的，即使最普通的中国瓷器，也被欧洲人加上各种金银装饰，赋予它神圣的用途。
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光彩照人的中国瓷器在欧洲都是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高档品，只有富裕的上层人士能买得起。在早期英国，中国瓷器都被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
从一开始，中国瓷器就不单是一种器皿，还是一种艺术。收藏中国瓷器很快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炫富风潮，这种瓷器崇拜有点类似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崇拜。西班牙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时，留下的瓷器达3000件之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专门建了一座收藏瓷器的“中国宫”；玛丽二世把青花瓷器从荷兰带到英国，汉普顿宫收藏着800件瓷器；普鲁士威廉一世和俄国彼得大帝也都有自己专门的瓷器藏馆。
从17世纪开始，中国瓷器成为支撑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纪初，中国瓷器已经从奢侈品变成了时尚品，甚至普及到欧洲普通阶层，其淡雅的色调，柔和的曲线，清新的图案，由此引发了一场风靡整个欧陆的“中国风”热潮。这种中国情调直接影响了新的艺术风格产生，从绘画、建筑、园艺到家具、器物等，自然别致的洛可可风格取代了传统的巴洛克风格。
黄金时代的外销瓷
17世纪初，荷兰人俘获了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船上近1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连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前来购买。这些出自福建漳州窑的中国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这次拍卖使刚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500万盾纯利。从此，克拉克瓷便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1604~1656年，荷兰就从中国买走300多万件瓷器。这些瓷器运到欧洲后，价格之昂贵，被称为“白金”。
入清之后，随着海禁解除，广彩定烧瓷成为中国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特别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他在广东定制了大批纹章瓷。当时欧洲的王室、贵族、军团、公司等团体，往往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志和纹章，因此纹章瓷成为当时需求最多的中国瓷器。一份18世纪中期的统计中，英国定购了299套纹章瓷，瑞典定购了300多套。为了保证定制纹章的准确性，后来多采用直接定购白瓷，然后运到广州再按图样加工绘制。
从出口到定制，中国瓷器在世界贸易中日渐成熟。随着瓷器贸易的扩大，欧洲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经销中国瓷器的商号，仅在伦敦就有52家之多。
在康雍乾时期，西方贸易公司的全面兴起，中国的外销瓷达到顶峰，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大帆船贸易”将中国瓷器贩卖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一只1756年弗里堡号商船定制的瓷盘上，画着一艘商船在湛蓝色的海上扬帆航行，船尾飘扬着蓝白红三色荷兰国旗，船头是荷兰港口米德尔堡的旗帜，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则高高悬挂于桅杆之上。它为人们见证了一段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史。
中国瓷器行销全世界，使中国获得极大的贸易入超，流入白银达6亿两，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数量达3亿件以上。相比生产瓷器的中国窑主和窑工，西方商人从瓷器中所获利润要大得多：以1680年在荷兰出售的1500只小茶罐为例，利润高达801%；1758年，荷兰从瓷器贸易中获利达34519盾，利润率高达233%。
正是依靠中国瓷器，西方人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正如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瑞格所说：“瓷器是最早出现的全球性商品之一，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从单纯输入中国瓷器到定制瓷器，再到欧洲人模仿和自制瓷器，中国外销瓷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专程来到景德镇，他发现这里有3000座窑，“运瓷日夜忙，御器尽出此，官府如云来，商贾无闲暇。”拥挤的街头到处都是挑夫的呐喊，“如同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狂欢节”；工人们昼夜忙碌，整座城镇犹如巨大的火炉，所以被称为“四时雷电镇”。
不久之后，殷弘绪将景德镇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传回欧洲，中国垄断瓷器的历史即将结束。
东风西渐与西风东渐
清人吴宗慈在《江西通志考》中说：“外人初来中国，初则见有佳瓷，不惜重金购去，精美者一瓶一碗贵至数千金，继而自募良工，刻意仿造，虽其式样古雅，终未逮中华。”从见到中国瓷器的那天起，欧洲人就希望自己也能制造昂贵而精美的瓷器。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最早建立窑厂，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从1575年至1587年，他们以沙子、玻璃、水晶沙、黏土为原料，试制出63件瓷器。这些仿制的青花瓷貌似逼真，但其实是软质瓷，根本无法与中国瓷相提并论。在“中国风”热潮中，荷兰小镇代尔夫特窑厂按照流行风格进行大量仿造。这种白釉蓝花的山寨青花瓷开始部分取代昂贵的中国瓷器。对于新兴中产阶层来说，拥有一件仿青花瓷的“代尔夫特”陶器，仍是高雅的荣耀。
在“代尔夫特”的带动下，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尝试仿制中国瓷器。不仅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连奥地利、瑞典、西班牙、瑞士等国也加入了仿制中国瓷器的浪潮中。不管仿制的效果如何，所有仿造品都会注明“中国制造”。但对18世纪的欧洲来说，“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正宗的中国瓷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王室和贵族炫耀其地位的符号。那位疯狂的奥古斯都二世为了烧出自己的中国瓷器，不惜将年轻的炼金术师贝特格囚禁在地牢中，最终贝特格确实制成了欧洲第一件瓷器——梅森瓷诞生了。时间是1708年1月15日。
当梅森瓷和中国青花瓷的生产工艺已经不再是秘密时，工业化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制瓷业的领导者。
1765年，韦奇伍德的出现，宣告中国时代即将全面崩盘。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成功企业家，韦奇伍德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就出自他对景德镇的研究和借鉴。工业化大生产使韦奇伍德陶瓷不仅迅速占据了英国市场，而且不到20年，就将中国瓷器逐渐挤出欧洲，其出口率达到总销量的80%。随着工业时代的全面来临，垄断世界瓷器市场的中国时代就这样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瓷器几乎从世界上完全消失，曾经的荣耀与繁荣一去不复返。在一些海底打捞品的拍卖中，人们依稀还能看见中国瓷器的往日风采。而在一个文化日趋粗鄙的年代，量取代了质。自从100年前，中国用德国设备生产出第一只陶瓷马桶，如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卫生陶瓷生产国，每年生产的马桶数量超过1.2亿只。景德镇每年的瓷器产量达到3亿件，几乎包办了全世界的瓷器生产，但瓷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沦为泥土般的寻常物。
文化遗产日景德镇古窑复烧展示指尖上的“china”
中新网景德镇6月14日电(记者应妮)在景德镇最后一个把桩师傅胡家旺的指导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等人在清代镇窑门前投入松枝火把，熊熊火光从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所在的炉膛中升起……在中国第9个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景德镇的清代镇窑点火复烧仪式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71岁的胡家旺，从13岁学徒开始，已经在烧窑这件事上打滚了50余年。对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的镇窑，他十分熟稔，“这个窑有260立方米，每次能烧2到3万件瓷器，要用大约7到8万斤松木。每窑要烧24小时，冷却一天一夜以后才能开窑。”
镇窑系明末清初景德镇首创，全称景德镇窑。因历史上景德镇烧窑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
“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博士，十年却未必培养得出一个把桩师傅”，这是在景德镇流传的一句话，由此可见“把桩”技艺难度之高，全凭个人经验，靠的就是在不断实践中练就。而现在柴窑的日渐废退，气窑占据主导，无论是从环保还是烧制成功率上，后者远胜前者，让“把桩”这门技艺面临难以为继之势，胡家旺对此亦感无奈。
与“把桩”技艺日渐式微截然相反的，是拉坯、上釉、彩绘等工艺传承得完整成熟，这些近千年的技艺几乎全靠手上的一把绝活。景德镇有不少精品仿古瓷器，几可乱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云鹏以拍价达2.3亿元人民币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为蓝本，限量仿造了20件，售价2.8万元早已供不应求。他强调，仿古瓷不等同于造假，“仿古陶瓷采用的是传统技艺，一方面满足民众审美赏古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达到传承创新的目的，我们只有在完全了解传统基础上，才能融古创新。”
励小捷亦表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文化遗产不能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应融入社会、惠及民生，努力展示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物部门和广大文博工作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同日，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江西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大遗址、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建设、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加强合作。(完)
中国瓷器的起源
摘要：中国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多年来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的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索，有的用现代科学对古陶瓷及烧造工艺进行研究，都存在不够全面之弊，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全国古窑址的深入调查和多片古陶瓷片的化验证实，综合研究了陶瓷考古、陶瓷工艺、陶瓷科学，得到了以下结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又是从釉陶发展过来的；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成功的青瓷产地是浙江省的上虞市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源于陶器，而精于陶，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制造和使用陶器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实现了从陶器到瓷器的进化。但是，关于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瓷器起源地区而言，有人认为源于北方，依据是郑州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釉的灰白色尊;一种意见认为源于南方，依据是南方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认为这种硬陶是瓷器的祖先。在南方起源地上又有两说，一说是江西景德镇;一说是浙江绍兴或温州。就瓷器起源年代而言，一说是诞生在1600年前的晋代，依据是晋代出现“瓷”字，并出现有关瓷器颜色的描写和瓷器产地的记载；一说是在1300年前的唐代，认为唐代越窑青瓷是瓷器，悠悠历史，千古之谜，因此揭开中国瓷器起源之谜，是本研究的宗旨和主要内容。
1、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考诸史籍，陶字可包括瓷或用以称呼瓷。如元、明、清三代叙述景德镇瓷业的著作——《陶记》、《陶说》、《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和《陶冶图编次》等，均以“陶”称呼景德镇真正的瓷器。本文从现代角度探讨陶与瓷的区别及真正的瓷器出现的年代。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原料制成的是陶器”，并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而将其定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高岭土仅是粘土矿物中的一个大类品种。高岭土可制陶，也可制瓷，因此以是否采用高岭土判别陶或瓷，失之片面。又如，以胎骨中是否含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认为“陶器的胎骨中没有莫来石，瓷器中有莫来石”，并根据殷商釉陶的胎骨内含有莫来石晶体，而将釉陶定为“瓷器”。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一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以及宜兴紫砂陶的胎骨均可清楚见到许多发育良好的莫来石晶体，只是其含量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少。研究表明，当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1000至1l00℃时，莫来石晶体生成很快，一般陶器或瓷器的烧成温度均在1100℃以上，故坯体内是否含莫来石不能作为区别陶或瓷的标志。
根据笔者实践体会及对陶和瓷的认识，归纳起来，大体可按表1所列加以鉴别。表l表明，陶与瓷的区别主要有4点：烧成温度，吸水率，表面施釉，釉与胎的结合。
2、陶器向青瓷的演变
我国陶瓷的发展，经历了泥质或夹砂陶器、白陶器、印纹陶、釉陶(或称原始青瓷)、瓷器几个过程。
一般瓷器形成应具备：原料选用高岭土或瓷石，其主要表现是胎内Al2O3含量提高和Fe2O3含量降低，胎质呈白色或灰白色；经1250℃以上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击之发清脆的金石声；器表施釉，并经高温烧成，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均匀。三者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外因，三者缺一不可。
出土文物考证，中国最早的瓷器是青瓷，且青瓷发展的历史也长，因此对青瓷起源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瓷器起源的研究。
2.1原料选用
原始社会，先民用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为原料，这种表面泥土含杂质多，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出土的该时期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偏光显微镜观察其刻纹陶和彩陶的岩相，结合化学分析，可知胎泥所用原料取自沉积的地表易熔粘土并渗入较多的谷壳、稻杆或植物种子，说明陶器是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发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部分彩陶也采用田泥等表面易熔粘土，含铁量高达8%~9%。至龙山文化时期，则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红土、黑土和河谷沉积土等粘土为原料，更适于制陶，铁的含量也降到6%左右，并淘洗掉泥土中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或掺和适量的砂，以增加制品的热稳定性，提高耐火性能。4000年前，先民已开始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制造出精美的白陶。
商、周时代，我国已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分工和发展促进了制陶技术的提高，原料的选用、淘洗以及精炼都较龙山文化时期认真，并出现了釉陶及瓷器的某些特征。这部分釉陶胎的含铁量已降到3%左右，杂质含量也较少，但氧化铝含量提高，这标志先民对陶瓷原料认识的深化，氧化铝含量增加，坯体能在较高温度下烧成，这对陶向原始青瓷的演进极为重要，它可使坯体中生成较多的莫来石针状晶体，从而提高釉陶的机械强度和在烧成中制品不易变形，从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以及安徽屯溪西周釉陶的显微结构看，已有较多量、发育较大的莫来石晶体存在，这种釉陶实际上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现今浙江地方已大量生产釉陶，其中一部分制作精美，胎质较坚实，胎呈灰白色，以含铁量3%左右的瓷土为原料，且施一层薄薄的青中泛黄的釉，只是烧成温度较低，胎质气孔率较大，泥料淘洗还不够精细。此即原始青瓷，烧造的窑址在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区都有发现，窑址也较密集，这表明早在2600多年前，浙江已有相当集中的生产釉陶或原始青瓷的窑场。至东汉，浙江上虞上浦镇石浦地区的小仙坛窑场选用含铁量2.5%以下的原生高岭土或瓷石。用水碓粉碎，提高了颗粒细度，经淘洗、精炼，去掉砂子、粗粒、可溶性杂质，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增加了可塑性，氧化铝含量也相应提高，为制品在较高温度下烧成创造了条件，这是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的内在因素。
对浙江瓷土的分析表明，瓷上多为原生高岭土或瓷石。含铝量14%~24%，含铁量0.5%~3%，含硅量65%~80%，上虞、余姚、绍兴、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和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瓷石是云母和石英等的集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和石英三者的混合矿物，含有机物质较少，粘性和吸附性较小，并多杂有水云母系矿物。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我国北方的次生高岭土和耐火粘土高。适宜于用还原焰烧成，因为在还原气氛下，高价铁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降低瓷坯的烧成温度，有助于瓷坯在较低的温度下浇结。可见，浙江青瓷虽烧成温度较低，但其化学物理性能均较我国北方的同期青瓷为优。
现代精细白瓷的原料要求含铁量0.4%以下，含铝量20%以上，含硅量70%以下。浙江瓷石由于含铝量低，含铁和含硅量高，制造白瓷很困难。精泥的铁含量和钾、钠含量较高，是由于瓷土中含有云母矿物成分的缘故。采用这类瓷石作原料，在还原焰中烧成时釉呈青绿色，在氧化焰中烧成时釉呈黄色。这就说明了我国最早烧制成功的瓷器以青瓷形态出现的原因。
东汉、三国、两晋及南朝以一类或二类瓷土为原料，瓷胎内氧化铝、氧化硅及有机物质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青瓷制品成形和干燥性质以及成瓷性能.氧化铝含量低时，易发生变形；有机物质少时，粘性和吸附性较差，成形和上釉就较困难；氧化铁含量决定胎和釉的着色及青瓷质量的优劣，如瓷胎氧化铁含量超过3%时，工艺上若不采取措施，想获得翠青色调是很难的。浙江几个名窑，除了造型和装饰风格不同外，胎和釉的呈色也有区别，这是由于所用瓷土不同，东汉越窑胎内含铁量仅1.5%~1.9%，釉呈较纯的青色；晋代越窑一部分产品胎内含铁量2.5%~3%，釉多呈青中带灰；晋代瓯窑瓷胎含铁量较越窑和婺州窑少(2%左右)，呈色较白，釉多呈淡青色。晋代婺州窑创用化妆土美化制品，先在坯体上挂化妆土再挂釉，化妆土系用精选后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上，经认真淘洗而成，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朝，化妆土的作用为：使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滑；坯体烧成后呈现的猪肝色得到覆盖；制品釉面较饱满；制品釉色较美观。
德清窑由于原料含铁量较高，制瓷工艺上也和上虞的汉代窑一样选择了另一途径，即在烧制青釉时兼烧黑釉。从晋代起，含铁量低于3%的原料制青瓷，3%以上的原料则用来制黑釉，所以德清窑灰白色胎制品多为青瓷，猪肝色制品多为黑釉，这是在同一窑内烧制不同颜色高温釉的宝贵经验。
隋时，胎釉原料无多大变化，如湖北博物馆的隋代8件青瓷，胎内含铁量3%左右，釉呈较暗的青灰色，唐越窑和五代的秘色窑，胎、釉原料淘洗、练泥较好，气孔率较少，胎骨薄而致密，瓷音较前更为清脆，由于胎内含铁量在2.5%~3%，胎呈灰白色，釉呈灰青色，青的色调较隋代多，俗称艾色。
南宋龙泉弟窑胎的含铁量较唐、五代越窑少，为2%~2.5%，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胎用紫金土配成，含铁量3.5%~7%，含铝量22%~29%，胎呈猪肝色或黑色，釉呈灰青色，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呈现开片。龙泉窑胎的化学成分也发生明显变化，东汉上虞越窑氧化硅为77.42%，氧化铝为16.28%，氧化钾2.67%;南宋龙泉弟窑氧化硅69.76%一73.95%，氧化铝18.36%一21.54%，氧化钾3.16%~4.54%。由于氧化铝含量的增加，莫来石晶体与机械强度均提高，同时龙泉窑胎料通过认真粉碎，淘洗精制，胎内石英颗粒和莫来石晶体分布比较均匀，石英颗粒大部分在20μm以下，所以南宋龙泉青瓷胎质比汉越窑青瓷大为提高。元、明龙泉青瓷胎和釉的原料淘洗也很精细，胎内氧化铝含量20%~21%；三氧化二铁含量1.6%一1.8%，比南宋时减少，而氧化钾5.5%一6.5%，比南宋时增加。所以，胎色灰白，胎质也比南宋时细腻致密。
2.2成型工艺
原始社会，古人在平地上将粘土搓成泥条，圈叠或盘叠成形状简单的陶器粗坯，然后修饰整形，小件器物则直接捏塑而成。仰韶文化前期，始将粘土放在木板上搓成泥条，然后不断转动木板，用盘塑法成形，较大的陶罐大体用8层泥条盘塑，是陶轮的雏形。这种成形方法，在云南勐海县曼贺地区现在还可见到。整个过程采用光拍、斜纹拍和直纹拍3种木拍。以制陶罐为例，先在木板上用光拍拍打泥片成陶罐底部；再用泥条盘塑成粗坯，经阴干、拍打整形，然后用带花纹的拍板拍印出兰纹、方格纹或水浪纹，这种方法不方便，在木板下加一个倒截的圆锥木墩，成形时能在地上转动，这是陶轮的前身。后来在木墩中心开洞，地面上再安插一根木头支杆，木墩装置在支杆上转动，即成陶轮。在云南景洪曼斗寨还可见到这种慢轮成形的工艺，这种慢轮，成形一只陶罐粗坯，要30min左右，整形加工和拍打花纹图案，要15min左右。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采用快轮拉坯成形，上虞横塘王家村古窑出土的战国几何印纹硬陶，就是用泥条盘塑成形，用花纹拍拍印出方格纹、米筛纹。
汉代沿用这种成形方法，上虞汉代窑址遗物中，印纹陶罂、双系泡菜罐、盘口壶、五管瓶等较大的器物，大多用泥条盘塑法成形，经整形后拍印波浪纹、斜方格网纹等纹饰，有的在肩部划双线弦纹、耳面布杉叶纹。碗、盏等小件器物系用快轮拉坯成形和修坯。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快轮拉坯成形已广泛应用，拍坯成形大为减少。成形方法的改进，能在堆贴、压印各种人物、动物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同时还采用模印成形以提高工效和统一规格。如上虞皂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的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陶模，是采用陶土素烧而成，鸡首陶模表明，胎泥是压印成鸡首形状后再安装在壶上的，鸡首壶的鸡首是实心的，仅起装饰作用。1973年衢县上圩街路村出土的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的长方形九格隔是拍片成形的。绍兴出土的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高达47cm的青瓷谷仓，主体是用快轮拉坯成形的，谷仓上堆贴的乐伎人物、鱼龙水龟、守卫门犬、飞禽走兽和佛象亭阙，部分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用陶模压印成形，也有拍片成形的，各种小件还需经刻划修饰后再安装在坯体上，工艺十分复杂，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成形技术水平。除成形工艺较为繁复的鸡首壶、谷仓、灯、鬲、蛙形水注、香熏和兽圈之外，还有品种较为特殊的具有双领的泡菜罐、盖钮成铁锚状的盖罐、盘口斜肩的直腹罐，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造型新颖的西晋青瓷神兽尊(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林口梁代大墓出土的造型宏伟、装饰复杂、高达85cm的南朝青瓷莲花尊(现藏南京博物馆)等，充分反映出瓷器成形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匠师们的创作成果。南京赵士冈出土的上刻“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青瓷虎子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铭文的青瓷扁壶，是十分难得的有当时制瓷名匠袁宜和范休可姓名的珍贵作品。
唐代，由于拉坯成形的技巧不断提高，并已采用匣钵装烧，所以日用青瓷规格基本一致，胎骨显著减薄，品种增加，器形更为规则端正，坯体均匀光洁。五代吴越钱氏，在余姚上林湖(现属慈溪市)建立“御窑厂”，烧造秘色瓷，造形技巧又有发展。如五代越窑青瓷鸽盒，有在盖上浮雕的狮与凤、镂空的花与草以及画着人物的一个局部，反映了我国瓷器最早的雕刻、镂空和开光等技法。
南宋龙泉青瓷在造形上又有新的成就，对器物的形态极为讲究，器形简练，结构谨严，线条流畅，曲直有致。如双鱼耳瓶和双鱼洗的双鱼是用精细陶模压印成形。龙虎瓶瓶身是拉坯成形，龙虎雕塑成形后粘接在瓶身上，鬲炉的3只炉足用手捏成形，在器身边缘及足部的转折处，凸有棱角线，使釉呈色较淡，成为一条白线，产生“出筋”现象，由于成形技巧熟练，器形多幽雅庄重，规格一致，特别在器物口缘部分坯体较薄，给人以端巧工整、秀丽挺拔的感觉，器物的底足不施釉部分呈血红色，形成“朱砂足”，与青釉相衬托，使器物更为美观。
元明龙泉青瓷在成形上又有进展，最突出的是高1m以上的大花瓶和直径60cm以上的大盘等大型器物制造成功。大花瓶系分段拉坯成形，各段坯体厚度比例掌握极为恰当。瓶身下部较厚，中部次之，上部较薄，各段的粘接工整，修坯极为认真，瓶体表面光滑。青瓷大盘用拍坯成形，各部厚度也颇合理，靠近口缘部分较薄，接近盘底部分较厚，以承载荷重，减少变形。此外还在盘心堆雕大枝的花果，使青瓷的造塑别开生面。
2.3釉的创制和施釉方法
原始社会陶器无釉，表面粗糙，易吸水，又易污染。到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用各种工具修括、磨光，仍不能解决防水去污问题，到商代才创制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为从陶向瓷演进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由于标本收集不易以及釉层较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仅分析了少数商周及汉晋时期的青釉，氧化钙含量介于16%~20%间，而战国山西侯马二个釉陶的釉含氧化钙分别为15.71%和20.59%。釉料中大量氧化钙是加入石灰石的缘故，氧化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
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适于作青瓷的釉料，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图案和浮雕的人物，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我国历代烧造青釉陶瓷器物的窑，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官窑和龙泉窑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越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约57%~61%，三氧化二铝仅11%~15%，氧化钙含量16%~20%，二氧化钛0.52%~1.14%。
从东汉到北宋，青瓷一直沿用石灰釉，氧化钙含量是愈早愈高，釉层厚度却愈早愈薄，早期仅0.10mm左右。南宋时，随着技术的改进，釉中氧化钙含量不断减少，从汉晋16%~20%，减少到9%~12%;氧化钾含量，汉晋在4%以下，南宋提高到5%左右。因此南宋龙泉窑除用瓷上和石灰石外，又加入草木灰配制青釉，成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特征是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好，釉面光泽很强，石灰-碱釉的高温粘度则显著提高，在适当温度下烧成时，釉面光泽柔和，没有强烈的浮光感，南宋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厚而不流，釉内气泡不致太大，从而获得晶莹丰满、翠青如玉的色釉。南宋用含铁量4%以上的紫金土原料，创制成官窑和哥窑的碎纹艺术釉，是中外陶瓷史上杰出的创举。
石灰釉用还原焰烧成，釉内铁含量1%~3%时，釉呈青绿色；铁达到4%~5%时，釉呈暗灰青、茶叶末或墨绿色；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釉厚lmm以上或釉内铁含量10%左右时，釉就变成黑色了。
石灰釉以铁作着色剂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剂，上虞越窑远在汉代就开始利用石灰石和紫金土等原料配釉，烧成酱色釉。晋代德清窑用含铁量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和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在制瓷工艺上是巨大的进步。
釉陶为陶向瓷演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初期釉料配制工艺尚未成熟，刷釉法上釉施釉简单，釉层极薄，釉面不匀，有裂纹或失透现象，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胎釉结合不好，由商周到春秋战国，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萧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具富盛区出土的战国釉陶及原始青瓷，釉层虽薄，只有10~50μm左右，釉色浅黄，但胎釉结合比前稍好了。汉代开始浸釉法施釉，浸釉法上釉难度比刷釉法高，制品的釉面较均匀，釉层也较厚，釉色大有提高。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全体施釉，釉呈较纯的淡青色，釉面色调和釉层均匀一致无裂纹，釉厚0.2mm以上，玻化良好，胎釉结合牢固。1972年湖北当阳出土四系罐，釉呈淡青色略泛黄，色调上下基本一致，厚度0.lmm以上;二件四系坛，釉呈虾青色，厚度0.5mm左右，光泽中等；钵，釉面略有不匀，青中稍带黄色。这些器物烧结良好，已是成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已较普遍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西晋青瓷的釉层厚度一般已在0.lmm以上。但莲花尊是刷釉法上釉，釉层较薄。1958年在南京电力学校发掘的甘露元年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青瓷谷仓釉色呈现较深的绿色，釉层也厚，离开了原始青瓷釉薄和釉色淡绿带黄的阶段。南朝有一部分制品胎泥以含铝量较高和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做原料，氧化焰烧成，这样胎质的烧结温度提高了，但没有相应调整釉的化学组成，结果烧成后，釉已完全玻化，胎尚未烧结，造成胎、釉结合极为不良，产生龟裂和严重剥釉现象。
隋唐时期，我国的瓷器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浙江青瓷生产，尤其是越窑青瓷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釉层厚度达0.2~0.5mm，釉面比晋越窑均匀滋润，青的色调增多，釉色也较稳定，有“千峰翠色”之誉，对国内外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龙泉窑在施釉工艺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用对器物里面荡釉和外面浸釉的方法，通过素烧，经过儿次上釉来提高釉层厚度，厚度普遍达到lmm。偏光显微镜观察，胎和釉间，可清楚看到有一层约0.lmm的中间层，中间层处有石英晶体和莫来石的微细晶体，它们是高温时坯和釉相互扩散和熔融产生的。中间层可使坯釉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得到补偿而结合牢固，消除裂釉和剥釉现象。同时，釉内含有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大小在0.01~0.05mm之间，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还能较好掌握釉料配比，一般能控制三氧化二铁在1%~2.5%，三氧二化铝在14%~16%，二氧化硅在65%~69%，氧化钙在9%~12%之间。釉面均匀，釉层增厚，呈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但釉层丰满，而且晶莹润澈，出现“似冰”、“类玉”的粉青、梅子青等翠青色釉，为世所称颂，被誉为“青瓷之花”，驰名中外。
到了元、明，龙泉窑的大件产品增多。大件产品有的用浇釉法上釉，中、小件产品仍沿用浸釉和荡釉法。釉料组成仍然采用石灰-碱釉，釉层厚度减薄，为0.5~0.8mm，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均比南宋时提高，釉色以豆青色为主，粉青和梅子青少了。总的来说，釉色不及南宋。
2.4窑炉型式
最初烧陶是没有窑的，仅是用柴草把陶器围盖起来，点火焙烧，烧成温度700℃左右。后来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烧陶器时于平地建一个临时性窑，烧成温度800℃左右，这种窑，由于在烧成过程中窑体开裂，冷空气进入窑内，烧成温度较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竖穴式窑和横穴式窑，烧成温度950~1050℃。竖穴式窑，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窑室和火膛之间有数条火道。横穴式窑，窑室圆形或方形，窑底有箅，上开有火孔。火膛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
横穴式窑，到龙山文化时，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眼增多，这样，既加强了火力，又使窑室受热较为均匀。
殷代有直焰式的圆窑和方窑，烧成温度1200℃以下，能烧成硬陶和釉陶。窑炉分前后两部分，前火膛，后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箅长宽各约lm，上面约有9个火眼，火焰通过火通进入窑室。西周晚期张家坡及洛阳王湾两座陶窑又进一步改进，窑床呈平台形，火膛从窑床下面移到前面，使火焰直接进入窑床，可提高烧成温度，但窑仍建在地下。战国中期以后，窑炉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发掘的洛阳陶窑，窑床面积从西周的2m2左右增加到l0m2，土坯砌成，已有用草拌泥制的窑顶，烟囱位置移到窑腔后面，有利于减少窑内上下温差和提高窑内温度，烧成温度可超过1200℃。春秋战国湖北江陵毛家山陶窑是目前发现最早把窑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
浙江萧山进化区也有战国时代的窑，窑的平面呈马蹄形，窑室为半圆形，前面设火门和火膛，窑室后面设置烟囱，窑体较大，壁高lm，上口横宽4m。
横穴式窑的结构不断改进，除发展成马蹄形外，还向龙窑方向发展。浙江在商周时期已有龙窑和马蹄形窑，上虞和余姚、永嘉东汉时已较普遍使用龙窑。
古仁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在上虞境内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00余处，其中汉代40余处，三国34处，西晋63处，东晋29处，南朝10处，唐宋118处，窑型基本上都是龙窑。
龙窑需一定的倾斜度，一般都建在山坡上。窑址选择在燃料和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和水源都比较方便的地区。龙窑的优点有：(l)利用山坡建造龙窑，形成一定的高度差，有自然抽力，可不设烟囱，且不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2)当时青瓷系采用明火叠烧，生坯的机械强度低，不宜叠高，龙窑较矮，适合要求；(3)龙窑的窑床面积较大，火焰流通比直焰窑均匀，产量较高，质量较好；(4)龙窑具有一定的长度，可利用部分余热，热效率较高，单位燃料耗用省，产品成本低；(5)龙窑结构简单，建筑材料要求不高，造价低，适合当时手工业窑场的发展；(6)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火焰长，便于快速烧成。浙江还因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应以还原焰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减轻铁的二次氧化，龙窑适应这种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的工艺要求。
由于龙窑的这些优点，故在浙江发展迅速，炉窑结构也逐步完善和合理。
明代开始采用阶级窑，在龙窑中间用墙把窑床分成若干室，每间前面近隔墙处有燃烧室，每间隔墙下有通气孔，使火焰成为半倒焰式，阶级窑比龙窑较易控制还原气氛与正压。
2.5烧成技术
选好制瓷原料，掌握原料化学组成，对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施釉，是成瓷的内在因素。但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时，也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的精陶就是这样。制造青瓷还要恰当地掌握还原气氛，才能烧成翠青色釉。到了东汉，上虞窑场已解决了原料选用，龙窑的出现又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了条件。所以，部分原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有成熟青瓷。如上虞联江大湖岙的窑址中，有原始青瓷和青瓷残片堆积在一起，是原始瓷与青瓷同窑合烧的。在大湖岙附近的石浦小仙坛瓷窑遗址，作者选取了3个瓷片进行吸水率测定。其釉层厚度均在0.2mm以上，釉呈淡青色，釉面无裂纹；胎以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250℃以上，瓷化良好，胎质较白，细腻致密，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牢。吸水率分别为0.5%、0.26%和0.16%，基本上已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
东汉以来，一些窑址除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外，对烧成气氛也能较好地控制，进入三国后，烧成技术更为熟练，上虞县帐子山的西晋青瓷片，烧成温度1280℃，上虞县鞍山的西晋青瓷片高达1300℃，烧成气氛也控制得更好。
烧成气氛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增加或减少入窑的空气量。青瓷在烧成时的火焰性质，取决于产品胎釉的还原比值。还原比值越大，气氛的还原能力越强；反之，还原能力越弱，釉内还原比值低于0.3时，气氛性质逐渐由还原转向氧化，0.2以下时即成强氧化性质。
据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分析，殷代晚期安阳釉陶胎内FeO含量0.35%，Fe2O3含量1.28%，它的还原比值为0.27，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东汉上虞越窑瓷胎内FeO含量1.26，Fe2O3含量0.30%，它的还原比值为4.2，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还原比值大于殷代釉陶15倍，证明已能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气氛。
3 结语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可知，浙江在由陶向瓷演变和在陶瓷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最早有关瓷器的文字记载，是晋人泮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以授甘，倾漂瓷以酌”，晋人杜毓在“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阪即今之浙江温州、永加、瓯海一带。东瓯窑被誉为“东瓯漂瓷”，可见当时浙江青瓷具有相当的影响，浙江远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青釉器的生产。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在浙江萧山的进化区、绍兴的富盛区已大批生产黄绿色釉和青釉的碗、杯、盘、盂、鼎等青釉器。分析当时浙江和全国等地的青釉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达到瓷器的标准，而只能算作原始青瓷，因为当时的青釉器经测定，胎泥所用原料有两种：一类含铁量在3%以上，多属陶土，淘洗也不够精细，只能算釉陶；另一类是高岭土或瓷石，含铁量低于1.5%，淘洗也较精细，在提高烧成温度后，可以成为瓷器，但高岭上耐火度高达1730一1770℃，烧结温度在1400℃左右，而当时受窑炉结构的局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不能烧成瓷器。同时当时不仅烧成温度低，而且烧窑的操作技巧也不成熟，还不能按照陶工主观愿望，控制烧成气氛，采用还原焰来烧成制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烧成温度，就成了当时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演变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浙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龙窑是在浙江首创的，用龙窑来烧制高温釉陶(1200℃)是古陶瓷技术的一次飞跃。1984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严村，发现了两座约6m长的商代龙窑，这是我国古窑址中最早的龙窑。龙窑既可烧陶器又可烧瓷器，特别适宜于浙江地下水位较高这一特点，同时又为以后烧窑技术发展为用还原焰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创造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尤其是东汉时期，龙窑在浙江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越国，注重经济发展，绍兴地区原始青瓷的生产已相当发达，这种青釉器，后来统称为“越器”，这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我国越窑青瓷——越瓷的始祖。
在考古工作的配合下，自70年代开始，作者调查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古窑址或省级博物馆。调查中，古窑址数量多且密集，首推浙江上虞。上虞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以东，秦时为会嵇郡辖县，它北靠钱塘江的入海口杭州湾，东邻余姚、慈溪，南接奉化、嵊县，西邻绍兴，境内山岭起伏，水网纵横，8大水系，条条相连。曹娥江贯穿南北，上接嵊县剡溪，下通杭州湾，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瓷土矿藏和燃料资源丰富，且瓷石的含铁量在2%左右，“水土宜陶”、“人皆冶陶”，具备了发展瓷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在上虞已陆续发现古窑址278处，其中汉代古窑遗址有40余处，且普遍使用龙窑。小仙坛、帐子山等地的东汉龙窑，长度已在l0m以上，有的达到13m以上，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00℃，烧制真正瓷器的所有基本条件，浙江上虞在东汉时期已经都具备了。
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宋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尤其是浙江境内古窑址标本——古陶瓷片，共一千多片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唐、宋等时代的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建材研究所、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进行理化性能等测定，证实浙江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贝壳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没有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lmm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器残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mm的薄片有微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胎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上虞青瓷胎内含氧化硅75%~76%，氧化铝16%~18%，氧化铁仅1.5%~1.8%，碱金属氧化4.8%，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含氧化钙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釉面抗磨损的能力，所以以松柴作燃料时，石灰釉作青瓷的釉料比较合适。
东汉时，采用龙窑，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此外，对东汉越窑瓷胎化验，是在较强的还原焰中烧成的，说明用还原焰烧制青瓷的操作技巧在东汉已趋成熟。另外，对抗弯强度测定也可看出，其指标高达710kg/cm2，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ookg/cm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kg/cm2，要增强3倍多，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了瓷器的要求。
对小仙坛古瓷片进行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梭角均已圆钝，说明烧结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尔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的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还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是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形成一个反应层，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一带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比西方创制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浙江省上虞市。东汉青瓷实物有湖北当阳出土的两件东汉青瓷坛，一件青瓷四系罐和一件青瓷钵，它们均是随葬品，从造型和装饰分析系浙江越窑器物。上虞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四系罐，青润如玉，作为一件成熟的早期青瓷正是在东汉古窑址中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关于我国瓷器起源可有如下结论：
(1)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是从釉陶发展来的。
(2)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
(3)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青瓷成功的地点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一带。
中国瓷器的鼻祖-青瓷
欧洲人把中国青釉瓷器称为“雪拉同”。这个名词来源于是6世纪晚期，法国作家杜尔夫的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被子搬上舞台。剧中男主角雪拉同穿的一件青色衣服极惹人喜爱，这种颜色一下就成为法国流行的颜色了。正巧中国的青瓷第一次传入法国，那青翠欲滴的釉色使法国人为之倾倒。以至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名称呼它，只有雪拉同那件衣服的颜色可以与之匹敌，于是人们就称这种青瓷为“雪拉同”。直到今天，欧洲许多人还常常这样称呼中国的釉瓷器。
青釉瓷器是以铁质为着色剂的高温颜色釉品种。考古学家们说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古人写出了“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脏赞咏青瓷。青瓷不但包括蓝、绿，而其质方面也有深浅不同。是因为釉层厚度和差别，烧成后呈现不同色调的缘故。
景德镇烧制青釉瓷器远在唐代即已开始。《中国青瓷史略》介绍，“离镇二十里，在湘湖田间，地名白虎湾的公路上，发现糖代烧造的青釉碎片极多，公路上，发现一般较厚，薄的较小，盘子底有釉，色泽极似长沙出不士的东西，青釉带黄。青的程度已接近越窑的艾色（即橄榄色）。施釉薄，有极细纹片，外面有凹痕，个一切制作显然是唐代的风格，后于湖田镇南入山约两三里，地名胜梅（俗称杨岭）的山坡，又发现当年烧造时成叠的窟底货之长，证实了当年景德镇也是烧造青器的“。
宋代，景德镇取各地名窑之长，在虾青、秘色以及白定的基础上创制了影青瓷，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面白而青，暗雕塑花纹，内外都可映光，故有人以叫隐青、或罩青。《竹陶说》载“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蝶，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白，微带青色也。